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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骨肉相戕只为钱，官闱恃宠因争权
《明史演义》上说，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皆因五种五大弊端循环所至。即“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五大弊循环不息，已足斫丧元气，倾覆国祚”。
其实不然也。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并形成规律性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古代土地制度和官僚与宫闱之争。
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的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没有真实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度和坚固的私权制度！民众没有独立意志！并且在政治制度上太幼稚，过于私利，以家天下定制朝纲，以至前庭朝官与后宫王妃们长期为了掌握权利斗争不断，再一点就是过度的左倾性封建形式主义集权制度。
咱家先不讲王朝怎样倾覆，咱先说一段历史故事，说元未有一邦人，这领头的叫李二，伙同彭大、赵均用，包武德、常厉坚、范二毛等八人，这一干草莽英雄是为啥要起义，并进攻徐州的。
人说乱世出英豪，和平见能臣。这元未可是英雄倍出的时代。
自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起义军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起事，并推韩山童为明王，之后，元朝算是被捅破蚂蚁窝了，全国各地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般进行中。
农民起义本身就是专制朝廷与民众社会之间矛盾斗争的反映，无所谓进步还是退步，只是中国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中的一环而已。
纵观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再到我们熟悉的“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农民起义，都与政治内耗和土地制度有关，他们都想建立一个理想的、心意民众的政治正确的社会，但终因无法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完善的政治制度而屡试屡败。
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想建立一个完美的大同社会，终因他们想要建立的这个大同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无法摆脱孔子的二元假父系真母系文化，并在政策领域又无法摆脱道家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思想，而至屡试屡败，又屡败屡起。
究其原因几乎所有更迭成功的王朝在初建之始，王朝都推行道家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政治思想，政策上实施轻徭薄赋、平均地权的利益均分政策；待到国家发展起来了又都推行儒家的二元母系仁政思想，政策上转为实施“三纲五常”的柔性母系仁政策略；只要国家体系进入这一模式，王朝也就进入了国祚倾覆，推倒重来的怪圈。
事实上这是造成中国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的根本原因。
因为无为而治、与民生息的政治思想，和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利益均分政策，是造成财富向王朝新生贵族阶层快速聚集，土地快速兼并，劳役逐步繁重，利益摩擦加大，新生勋贵和新生官僚快速占领社会权益的根源，并且新生贵族会迅速覆盖下层精英向上层攀登的通道。
这些都是产生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
而儒家的二元假父系真母系的仁政政治思想，又是一种直观对怼的二元单一母系氏族文化，本身二元文化就是直观对怼的文化，即甲点到乙点，不左就右的对怼文化，这更加深了社会矛盾地激化。
儒家的假父系真母系氏族文化讲怀柔、讲中庸、讲和谐、讲秩序，讲公平。这些思想主张看似很正大光明，很高大上，其实很虚伪，很阴性，导致人们在思想领域单一追求臣服君纲，子服父纲，妻服夫纲，上下有序，不得越礼的封建规制。
而政治手段上主张上下对怼，左右相极，决不折中，变相导致国家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单一化、母权化、柔中化、屈节化、死板化、僵硬化，以至权利斗争也向女性化发展，口斗文武，吐沫满天，彻底丢掉一个正常国家本应该有的阳性阳刚气魂。
这是政治和精神领域的问题，还有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王朝至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固的私有产权制度，更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固的私有土地制度！
事实上千百年来，中国至始至终也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土地私有制度，土地的真正权益始终都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才是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所以古代中国的历次农民起义都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农民起义军的敌人是地主，而领导农民起义的核心往往又是地主或新生富裕农户阶层，最终建立新政权者还是地主和新兴有产阶级。
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建立起坚固的私有产权制度，民众也就无法形成独立意志和自我意识！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私有产权可以随意更主，非坚固的私有土地可以随意易主，这样的社会民众精神和意志当然也就随波逐流了。
同时古代政治王权又没有建立起一个客观的官僚政治体系，官府与皇族、勋贵、权贵和有产阶级是一家，官僚站在这些人中间替他们追债，替他们向下层弱势民众逼债，无形中加大了有产与无产、强权与弱势之间的矛盾。
正是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建立起坚固的私权制度，自然就无法形成全国范围内资源分析和调控重整，最终导致债权和债务横向纵流，超常并过度集中。
由于政治制度的缘故，古代中国财富往往横向集中，超常规向某一端过度集聚，于是形成恶瘤，形成恶性利权，导致利益链条贫富脱节，贫富过度分化，债权、债务过度倾斜的恶性循环。
这样的社会关系利益摩擦剧烈，以至于发展到造成少数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阶层也无路可走的地步，最终这些人也加入农民起义，成为敌人领导敌人，敌人又斗争敌人的奇怪现象。
少数知识分子和部分贵族阶层加入起义军，自然导致敌我不分，并与起义农民产生和达成一切治宪都要推倒重来的共识，最终导致朝代不断更换，不断推倒又重新再建的怪圈。
而每次朝代更迭的后果又都是广大黎民百姓招殃，以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为代价，换取一次又一次一切颠覆了又重头再来的后果。
这一切最终的原因就是民众私权过于脆弱，土地太易易主，王权倾向错误，新生贵族堵塞下层精英向上层攀登通道，公权过度泛滥，小众无力对抗公权和自然灾害等等因素叠加造成的后果。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真正完善的政治制度莫过于民主、法治和妥协！这是进步于二元封建制度的三元资本制度的基石。“民主、法治和妥协”是三元资本制度的根基。“民主、法治和妥协”三大要素奠定了社会制度稳定不被颠覆的基石。
纵观历史只要你走上二元封建制度，你就是政治手段上下对怼，左右相极，决不折中的政府，政治手段单一，两极化发展，不左就右，内斗频繁等。如明朝，明朝是历史上堪称最强硬的政府，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在应对李自成义军和清军上，两线作战决不妥协，最终也难逃王朝倾覆，国祚定数的铁律。
而真正进步的完善的政治体系必须是“民主、法治和妥协”的政治体系！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话说元末邳州，即今江苏邳州市西南萧县境内有一人，名叫李二。时因一年逢大灾，粮食欠收，恰逢这李二家中有芝麻一仓，这李二也是慷慨之士，善良之人，看民众饥饿不过，于是尽散其一仓芝麻赈济灾民，所以在乡俚落得个外号叫芝麻李。
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年）秋，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耿思、包武德、常厉坚、范二毛、单刘胥八人，烧香聚众，收罗教徒，在萧县起义，响应刘福通，并聚众攻克徐州，起义军迅速扩大至十余万人。随即于当日更鼓时分，分兵四出，占据附近州县，成为既刘福通之后的又一支红巾军队伍。
李二、彭大、赵均用本是同乡，又是长期在一起厮混的好友，平日就干有打家劫富的勾当，当然就有一腔劫富济贫的胸怀，他们本是新兴农村中产富裕户，他们起事的原因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部坚固的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强权的蹂躏，不受公权力倾斜性地使用公权对这些新生中产阶级肆意践踏。
这些人虽然通过勤奋挣得了一些财富，手中拥有了一定量的土地，但他们很难抗拒公权力倾斜性地肆意践踏，或轻微的自然灾害的蹂躏。土地虽然在他们手中，但易主也很容易，可能因为一个官僚或一个无赖盯上他们这点财产，只要他找茬儿诬告他们一个罪名，一场官司就可以把他们打回原形，甚至是要了他们这条小命。
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他们针对的敌人是地主，而领导农民起义的核心往往又是地主或新生富裕农户阶层。就是李二、彭大、赵均用这类心怀侠义，且拥有财富，但又提心吊胆、慌慌不可终日的新生富裕农户阶层。
这些人即是农民的债权人，又是官府的吸血盘，榨税户，又是以债权人身份勾结官府强行逼债农民的坏人。可是就是他们，他们也终日慌慌、忐忑不安，因为他们也是公权力的受压户，时刻都在担心公权力倾斜性地肆意践踏。
因此上说，人类文明的正确方向永远是越来越强化民众私权，而非限制私权！真正正确的方向永远是限制公权肆意扩张，限制公权泛滥！不断压缩公权，强化私权，平衡公权私权力量！并且公权力应当站在客观位置越来越抑制强权，扶助弱者，平衡中产，并对中产阶级加强保护，而非是肆意蹂躏。因为中产才是一个国家、社会的中流砥柱。
所以《明史演义》上说，古代王朝倾覆，国祚定数，“第一弊是骨肉相戕；第二弊是权阉迭起；第三弊是奸贼横行；第四弊是宫闱恃宠；第五弊是流寇殃民。”这些并非全部原因，其实真正的原因是私权脆弱、中产憔悴，公权泛滥、强权肆无忌惮，上层贵族堵塞下层精英向上攀爬的通道，以及朝廷与后宫争权所至。
正是：
骨肉相戕只为钱，官闱恃宠因争权。
公权泛滥是病根，私权脆弱民难全。
三十年来一小回，六十年后流寇乱。
天下苍生仰天叹，何年何月能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