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1953——）当代作家，祖籍山东，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现在国外访问，著有《北京人》等。
别人的儿子
让座，在挤得苦不堪言的公共汽车里，总是需要一个信仰支持的悲壮的行为。何况，是给一个抱小孩的男人让座。不情愿却又在必须之中，很有一点巾帼英雄婆婆妈妈的抱怨在心头磨擦……人已这么多，何必还生，还要抱出来叫人看！当那婴儿的眼睛一旦瞧见（！）你，立刻还回一个鬼脸，同时获一片人间天上的无比快乐。于是，握着小孩子的手和那爸爸聊起天来，问人家去哪儿玩？
“去找保姆！”
会心一笑。只管和小孩子逗乐，耳朵里灌着大人的叨唠：……这孩子才三个月，保姆已经换了十多个！现在的保姆都不愿意带小孩儿，好不容易有个肯带，还不一定能带这孩子。这个，我们不喜欢；那个，我们觉得还可以，孩子不喜欢……
“怎么知道孩子不喜欢？还不会说话呢，一个牙也没有呢……”
“能表达，老哭……昨天，这个保姆又辞职了，嫌我们孩子闹。其实他非常乖！现在，只好赶快再去找保姆介绍所，还在那个有名的大桥底下，哎呀！孩子倒是非常喜欢你！”
“是呀，我是一个不错的保姆。”
该下车了。
没有孩子，没有家，却自信可以为小孩子当一个不错的保姆，只希望那小孩子也要可爱！不过，天下的小孩子似乎都很可爱。无论怎么赖，赖得很没有样子，很混帐，也很好对付。孩子的欲望，最直接了当，连狡猾，都一览无余。只有在孩子的面前，我敢和所有的小心思从容周旋。
然而不想要孩子，从来不想要。爱任何人，爱得死去活来到傻，也没有像故事里常常写的那样一个傻傻的念头升起，傻傻地吐出：“我为你生一个孩子。”从来没有。在这个天然的念头升起之前，就有过一层层分析，然后是一个结论：一个女人在当今的这部分世界里带不起一个孩子。爱孩子，无非是爱转移了对象的自己！用这个道理，对想爱男友爱不成，于是便想和他生一个孩子的女友，训斥着，铿锵有声！听的人很信服地点着头。听自己铿锵的声音，知自己的冷酷和不称职。
我有一个干儿子。干儿子的照片就摆在写字台上。当清早写作时点一支清新的香，简直就是为他上供！干儿子真是漂亮，漂亮到连他妈妈自己来信都这样说：“我又要生孩子了，可有这么好的维克多·牛牛，真不该再要孩子了！请原谅妈妈这样夸自己的儿子，但他实在是太好了……”看巴黎寄来的信，滑过中国的话：“老婆是别人的好，儿子是自己的好。”心的深处，回忆着干儿子的“好”。回忆着那一片阳光下的小花园中，他在小摇篮里侧着头熟睡的那种美丽的安祥。俯身看他睡相的那个瞬间，直觉世上没有别的更安全的去处了……然而自己很不称职，从来没有给干儿子什么礼物。只记住之所以任命我做干妈妈的意义：有朝一日，他的妈妈不在了，或者有什么意外，我要为干儿子负责任。什么的责任，并不具体知道，只知道，为了我的干儿子，我要支撑整个天！
还是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只要有小孩子在眼前，心里叫你乐着！
在纽约的时候，住一朋友家，朋友的儿子十三岁了，比我高，在我的眼里，还是一副浑然不开窍的模样。一双内八字脚，慢慢地说中文，不由得不柔声柔气，以至听起来奶声奶气，越发他是个小孩子。地方不够，我挤在他屋里睡，他的床拉开，下面又有一个小床，我们彼此谦让。他用主人的口气做了决定：“当然是我小孩子睡狭床！”
晚上，我在客厅写作，回到“我们的卧室”看书。每回，他已经睡着。小孩子的睡眠。我没起，没醒，他已经去上学。有时候也会因为睡过了头误了校车。那时候，就苦了做爸爸的，开车送他上学，再坐火车去上自己的班！我可没有责任对他，他却有责任带我玩。我们俩玩小孩子的游戏：电脑里的李小龙打坏人，或是纸面上的“百万富翁”——兼着操练我的英语。我们轮流摸那“牌”，他比我还急，帮我看我“牌”上的英文，帮我按照“牌”的指示拿小小的粉子、蓝子、黄子、插在一辆小小的车上，不断地，奶声奶气地替我数着我的财富……现在，你可以买一个房子……现在，你结婚了……现在，你有了一个孩子……现在，你又有了一个孩子……有一天晚上，我的“车”上竟然有四个孩子！那一轮，我赢了二十八万美元，他负债累累，很是难过。他想再来，我就是不肯，赖着大叫：“你也叫我快乐一回嘛！连他爸爸、妈妈也说：“让着阿姨一点儿吧！”
这么赖的阿姨，大概天下少有。
偏偏，很喜爱人家的儿子，要认他干儿子，他不肯！
“你要什么？”我问。
“我要很多、很多的钱。”他分明在嫉忌我赢了他二十八万！
“我的存款有二千八，是真的！”
“不干！”
“等我有五千块的时候呢？”
“不干！”
心里好不服气！想想自己漂亮的干儿子，想想，也有不是干女儿，却总在关心的，大大、小小，有几个呢！哪一点儿不配？！不服气着也有几日，他的几位表弟来，写着东西，听几个小孩子玩得热闹的声音，听他说：“……阿姨说等她有五千块的时候，要我当她干儿子。”
“只要有五百，我就愿意当干儿子。”
个子最小的孩子在说。
那孩子极是聪明，据说数学好到不像话的程度，每次考试给一百分都打不住的架势。我在心里拍板：“这个价可以！现在我的钱正好够把你们一块儿收买！”
偷听人家小孩子的闲话，如同白捡了一大把美元。
美国孩子打电话太多，他的父母对他教育得不错，他的电话不那么多，甚至可以说，很不多——比我少得多。那时，我每天在等一个人的电话，电话来了，我就在人家儿子的卧室里，和不很遥远的对方说些可有可无的话，只是绝对需要着那个声音。卧室也是我的密室，放下电话出来，人家儿子在看电视片。
终于有这样一天，他要去参加同班犹太同学的成人仪式后的聚会。聚会要穿西装，自然也要将运动鞋换成皮鞋，还要由爸爸开车送到那个聚会的地方。对于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每一个家长每一日暗自里胆战心惊！我坐在一个角落里看书，突然抬了一下头，看见那爸爸微仰着头，认真地替儿子打领带。爸爸的脸上，一副莫奈何，自认送儿子出去“花”的神情。心里，突然酸酸甜甜地一动。
晚间，我的电话接完，从“我们的”密室里出来，人家儿子已回来了。我坐在客厅写作，他坐在客厅和卧室之间的餐室电话机旁。脸上有重重的心思。也许是新皮鞋夹了内八字脚？
我进了卧室，他还坐在那儿。我躺下来看书，他仍然在外边坐着。于是，走出来，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热。
我想摸摸他的脑袋，不是摸脑门儿，是顺顺他的头发。但突然不敢，怕揭或触到他心里或许的秘密。走来走去，躺下起来的我，正怀着一丝决绝的悲凉。明天晚上，我将再也没有这个人的电话了，他将离开美国，到我还不能去的地方。纵然到了能去的时候，我知道，我也不会去找他的，去找的，也不是此时此刻的他……突然之间和人家儿子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想和他默默地坐在一块儿，可惜，那里只有一张单人小椅子，那里也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小椅子。于是，我们也就不能像两个男子汉或一对孩子一样地、沉默地并肩坐在任意的角落，尊重各自的秘密，埋头想那份得不到的情。我又坐到桌前，开始写，他站起来，进卧室去了。
我终于又躺下来，将照着我也照到他的床头灯的亮度拧到最小，继续看书。听着他均匀的呼吸。他突然翻身，掀了被子。我爬起来，给他盖好。仍然看书，听那呼吸的均匀。
清晨，在窗前，突然有一阵清晰的念头：
真想有一个自己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他来了电话，仍说可有可无的最后一天的话。说着，便说了那念头。
“那值得我飞来一次！”
“不。”
不是不敢，是过去了。
感激那个清晨！抓住那个清晨！那是唯一有如此一个愿望真实生起的时刻。谁也不为，只是想有一个儿子。那个时刻过去了，走来，走去，还是一人。
在从湖北采访归来的火车上，又遇上一个随着爸爸出门的儿子，七岁。美丽，会哭，两项加起来，叫作“好一个水汪汪的儿子！”能吃，吃得多到叫人羡慕！以为那肚子是无底洞，等到突然一口也不肯吃，方知人家在家的妈妈不让多吃确有道理。不仅不吃了，又发起烧了。火车坐席挤，硬卧车厢也挤，和人家儿子并排挤在一个宽不过五十公分的床上，头挨头，竟也都能单躺。烧着的儿子还能滔滔不绝地讲话，讲些童话故事。他讲，我也讲，以童话代药。讲新故事讲到穷尽，翻出老的，讲安徒生的“七色花”。他说知道，追问一下，又不知小姑娘怎样得到了奇异的花，于是，倒补被狗吃掉面包圈儿，又倒补提着面包圈儿的细节，再倒补，东张西望……他才恍然大悟，哭的小孩子会遇上仙人！他已经忘记头痛、肚子痛，童话的作用，也可抵阿斯匹林？故意再考考他那“七色花”，一一派了什么用场，他不记得了。我也记不得！庆幸着，便倒回去想，自己小时候，常为这个故事深深遗憾。“假如我有几个奇异的花瓣，一定宝贝着，一个也不用！”……不知人家七岁的儿子怎么想？会不会小气地守住？
索性放出采访手段：
“假如你有七个花瓣，你要什么？”
“我要一个医院。”
“医——院？！”
“我想去医院看病。”
“好吧，一个医院，然后呢？”
“要军队，还要真的枪。”
“军队、枪（已经是第二、第三了）然后呢？要好吃的？”
“不要，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吃。要睡觉的床，自己的床（四个），要十万个妈妈（五个！），再要十万个爸爸（六个），再一个张阿姨（七个！），再要电视，再要冰激凌，再要……”
已经九个了。
七个花瓣原来就是这样撕完的！？
“你要什么呢？”
那儿子问我。
“我？”我很节省、很精心地想，立刻想定。
“我要一个自己的房子。大房子！”
“还有呢？”
“我要一个儿子，一个好儿子。”
“什么样的儿子？”
“像你一样好。”
“还要什么呢？”
“什么也不要了，其余的都留着……”
我们都睡着了。
夜色中，出了火车站，儿子发着烧，仍然坚持背着自己的小书包，手握着爸爸的手，不声不响地走路，然后，不见了。
回老家
或许，是回乡。
细细地思量起来，老家真是个奇怪的概念。父亲的家，打底和你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非得给自己后补上一个根儿，而且非把父亲的出生地系在自己的腰眼上？
够得上老家的老家，必定是农村。不论衣锦还乡还是落魄归里，全是回到那老不改样的村子去。若有谁说自己祖籍北京、上海或者纽约、连我也觉着不踏实，便一定追溯到这人的爷爷、或者爷爷的爷爷也是从土圪垃里爬出来的才心满意足。
说是老家，剩了一个叔，自然还有一个婶儿，扯着一群接接连连随意撒下的种，竟有七八个该我称兄道弟，呼姐唤妹的乡下孩子。早些年，叔有时来一趟，背一口袋红枣和煎饼来，扛一包我们穿不下的旧衣裳走。每年秋天，寄来一个大小总一样的包裹，装二斤花生米。再后来，来人，来信，次次为钱，并且那款数也越来越大。人小，私下里帮父亲算计，想起父亲讲的笑话。他小时候农民都说：皇上日子好哟，天天喝香油！老家人怕是想，你们在京城吃皇粮，那日子跟喝香油也差不多。小心眼儿里便不由嘀咕：连你们孩子娶媳妇、盖房子也该我们管？这老家呀！给了钱，还添生分，一个觉得不少，一个嫌不多。再往后，房盖上了，信渐稀了。听说老家在变样儿，自个儿能顾自个儿了，自个儿就顾自个儿了。到城里也能随便买到鲜花生，能存上一口袋花生米时，忽然发现，咦，花生米也不见寄来了。
就这远远、淡淡，又叫人有点怕沾的老家，人生使命似的，早晚必定得回一趟，于是十几年前我从北大荒挪到湘南，从屯垦戊边的兵团战士变成正规军的小当兵的时候，回过一趟老家。照风俗，提盒点心，拎两瓶酒，除了叔和婶子，啥人也不想拜见，啥地方也不想参观，有什么可看的呢！穷，还是穷。蹲了半个月，忍一忍厕所、用水的艰难，干一干农活儿——参加劳动，那时是自然，是必须，还必须是自愿，心里可真干得烦！天天，顿顿，啃一啃白薯面的煎饼。走人。
只有父亲才打心眼儿里认定那是他的根儿。总不能回去看，于是总说，用嘴勾出一幅幅乡间图景，拿着对，对不上我也见着过一回的模样。他说的，是再往前几十年的事！
今年夏初，他总算回了老家。
半夜下车，依稀摸门前，拍门半晌，一个小伙子在里面睡朦朦地叫：“谁呀？谁？”估计是侄儿，父亲更不解谜：“开门！开门！”里面迟迟捱捱、疑疑惑惑，又半晌，那侄儿突然大叫：“俺大爷！俺大爷回来了！”满院子喊，忘了开门。拉开门拴，点上灯，比父亲还见老的叔摸着父亲的手哇哇哭。婶子忙拉风箱，烧水，惦着做点啥吃的，却还没想出该做啥。发现小女儿凤鸾迟迟不起来，叔叫：“鸾，大爷来了！”里屋不吱声，再叫，还不应，光听吃吃笑。于是大家一齐叫：“出来，出来见见大爷。”连我父亲也说：“出来，让我看看你呀。”“不，俺丑。”第二天，父亲到村里转，看沟，沟变小了，看井，水也不深了。年轻人笑嘻嘻地打量：“首长，打哪儿来的呀？”四五十岁的人只管瞪眼瞧，一说姓名，个个叫，啊，是张家老二呀！不是在外边做了大官儿吗。赶集路上，遇上一个赶头驴、扛把杈子的老汉儿，唯一的熟人！是跟他一块从家跑出去当八路，又嫌苦跑回家的旧相识。去赶集，只为找一碗酸辣汤。旧时，老农民在家生儿女的气，一跺脚：“不过了，到集上吃肉去，吃光了这个家！”上了集，转半天，一咬牙，再跺脚，喝一碗三个大子儿、洗面筋的酸辣汤。父亲小时候，向往酸辣汤。酸辣汤仍然在，七分钱一碗，转半天，不能下决心尝尝。看四周尘土飞扬，看摊下边的刷碗水是那么一盆总不换的黄酱汤儿，又怕喝不下去人家说浪费影响不好。带了个侄孙子，坐在长板凳上，左看右看碗口，想出个喝汤的法子。把嘴伸到碗中央，埋下头，吸一口。“怎么样？是不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听故事的我紧追问。
“还跟从前一个样，好喝！”
于是，我想回老家，去捉新生活。像赶集？心里说自己。赶集十里八里，一趟集也赶不上一样的货。况且，父亲比的是几十年，我比十几年。只有一个愿望最实在：也去喝一碗酸辣汤。
老家捡了个有点名气的地方傍着——山东临城车站往东不远的一个村子。听者每每赶紧捧场：嗬，梁山泊，一百单八将！嗬，铁道游击队，刘洪飞车搞机枪！
梁山泊还离着百八十里。
村东四十里，有座“抱犊岗”，六十年前，土匪就从那山上下来，劫持了中外旅客百余人上山当“肉票”，一时震动中外。那拘犊岗很有些险，传说牲口上不去，上山开地的农民，需把小牛犊抱上山，养大了再来耕地，山头由此得名。而那伙劫车的土匪，不是传说，的确来历更妙。匪首本是当地富户，土匪时称借粮软取，官家常以剿匪强夺。合家商议，左右为难，不如举家落草，反倒痛快，议而未决，自家后院突然起火，是少年气盛的小儿破釜沉舟，断了家人犹豫回头的后路。于是，合家上山。是谓“官逼富人反”。我从书本里挖出这段，做了一部小说的底，因为这劫车案竟惹出跟闹匪完全无关的一段新奇案，自然是编的。不过，单拿出这段真的来问人，竟是偏题，一问一个准儿，个个不知道，听得犯傻，出神儿。
说匪，不愧，看我们山东人的胆儿！
村北十里，又有一座山，叫“孤儿”。替老家人勾出另一种风情、另一种愿望、另一种性格。孤山上有白、红、绿之色的岩石，歌谣和传说皆由此出。歌谣四句：
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督；
念歌谣的老人说到这儿，必定要停下来，补上一段传说：话说来了个南蛮子，眼气这里能出大官儿，出皇后，要破掉俺们的好风水。他走到一块倭瓜地，指着一个瓜，跟种瓜老汉说：让它长够一百天，你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到了日子，南蛮子来取瓜，抱到孤山前，朝山上一扔，一时间电闪雷鸣，山崩地裂，破了风水，可又没有破尽。原来，算错了日子，瓜只长了九十九天就摘下来了。”于是，紧接着的后两句歌谣是：
娘娘都督都没出，出了一窝箍漏锅。
听了，糊里糊涂地，人就咯咯笑，笑那合辙押韵咕噜咕噜的尾音。笑着问：什么叫“箍漏锅？”
原来那“箍，是锔的意思，锔盆、锔碗、锔大缸。挑着挑子的手艺人挨村转，喊：“箍漏锅，箍漏锅。”喊着喊着，就成了个“咕噜咕，咕噜咕”的调儿。最早确是锔破铁锅，锔好了，抹点石灰接着使。乡下人喜爱铜锔子那金颜色。白磁碗加几个铜锔子，金晃晃，破了一回，反倒添了财气。手艺巧的，能将个破碗锔得比新的还好看。到后来，竟成了风气，专有村里的富人买了值钱的花瓶、大碗，敲碎了，再锔一溜溜金灿灿的小锔子，供着显摆。干这行能来俩钱儿，于是，出了许多，比作一窝、一窝。也许，农民打心眼里根本没敢想象家乡能出戴凤冠霞披的女子或者省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什么的。不过非把点子并不指望的指望记恨在山东人特别不喜欢的南方人身上，落一个心理平衡？也许，能当一个箍漏锅那样串四乡，不种地，吃“商品粮”，不断见现钱的手艺人，才是老家祖辈农民最高的、最现实的理想境界。有女儿，争着嫁“箍漏锅”呢！
确实埋葬过一位娘娘。权妃，陪伴着大明永乐皇帝游江南，水土不适，病死在这里了。是高丽人。从孤山往东南望，守着座宝顶那村，就是娘娘坟；偏西，还有个城台，那是当年的一个国，薛国皇帝的宫禁所在。现在，也是个小村子，不惭大名：薛国台。
在山上放羊，我们村的孩子常和孤山的孩子对骂。
我们村的孩子就不住气地喊：箍漏锅，箍漏锅，箍——漏——锅！
孤山的孩子呢，朝山下这边望望，便喊；秃子，秃子，不长毛！
猜，准是我们村的地种得赖，不长什么庄稼，好像个不长头发的人。
对骂是父亲小时候的事。没准儿父亲的父亲小时候也这么玩。
到了十几年前我回老家，离临城车站八里地的村子，还没使上电！天入黑，人们看不见地就收锄回家，摸黑吃口干煎饼，喝口凉水，早早躺在床上犯呆。有一晚，我听见使干电池的有线广播讲，就在山东，一个农民科学种花生，每亩地打千斤以上。我爬起来喊：
“叔，你听，花生能长千斤！”
“信那！”叔在黑处淡淡地应。
“科学呀！”
“啥也不行。”
我又倒下睡。
村子里静静的，像没有人气。那年月，似乎小伙子们夜晚不喝酒，也不打牌，姑娘媳妇也不串门儿，不纳鞋底。仿佛连黑暗中才更火热的放纵也没有。黑天是一片暗灰色。村子里是黑黑的影子。也许黑暗中有人？但留给我的，的确是这样一个记忆。
虽然有个抱犊岗，虽然有座孤山，老家地不险。站在平地上看，四处是几座心平气和的小山。山是黄色的，是青灰色的，是砂和石。有片片点点的深绿，那是封山育林的成果，显着说不出的艰难。天是蓝的，高的，悠悠远远，没有什么能挡住视线。也许，因为我两次回老家都是秋天。
缓缓的山与山之间有一棵孤零零的树。依然。
站在坡上看，一丛丛密集的灰色屋顶和一块块红、黄、绿的田，那是一处处村落跟分到各家种的五花八门的地，上次来，全都种白薯。
我最要命的问题是不记路，不辨东南西北，可又素来不为这个短处所困扰，相信路在鼻子底下——问呗。走完令人惊喜的新马路和新楼们，就碰上分成三股的土路，老天爷恰好准备着一个矮墩墩的半大孩子站在那儿，推着辆加重车，车上驮着沉甸甸的口袋。一问，还正是我们那村的，要回去呢！跟上走，聊着闲话。
“这么沉，驮的是什么东西呀？”
“豆子。”
“这么多豆子做什么用？”
“磨豆腐。”
“这么说，你家是在村里做豆腐，卖豆腐的啦？”
“是咧。”
我看重他言语和个头儿相般配的老成。不过他却不知我叔这个我。赶紧拿出叔的几个儿子来问，一问摇头，再问，还摇头。远远，见了村，客客气气，我请他先头骑上走，好再问别人。他疑疑惑惑看看我，跨上车去，够不上座子，腿骑在车大梁上，尽心竭力的驮着那百十斤的豆子，往前去。迎面来了几个半大孩子，冲他喊：“嘿，你弟跟人打架，哭着咧。”
“在哪儿？”他从车上掉下来。
“地里。”人家指。
我站下，看他会打架不会。他往那地里看了看，突然，扯开嗓子大吼：“蛋儿——你候着！”远远地有个孩儿，地老鼠似地顺着水渠逃窜。于是，这男孩又把腿跨在车大梁上，尽心竭力驮着豆子。
孩子们都伸着脖儿站在那儿，还等着看阵呢。我打听叔的孩子，问谁，谁都不知道！突然想起来：“这村中间有一条大沟吗？”
“那是后村！”
怪我自个儿，我早忘了这本是同名的前后两村！我不指望能认得老家。何况，远远看，后边的村子也扯了电线！添了那么多新房。
村边有条河，深深浅浅，沿河寻桥，却没有。脱鞋过河，穿鞋仍是问路。不问孩子，专问老人。不远那家门口有个老汉，在摆弄秫结。大声问路，他紧忙着慢慢起身，弓着腰，手搭在耳背上，凑过来听。好容易，许是听明白了，伸出个干姜似的手指，点点这儿，指指那儿。你必须很有礼貌地赶紧点头，道谢，不管心里有多么糊涂，乖乖照着走。一拐弯儿，学精了，改问两个晒粮食的中年妇女。
人家扭过身，仰着脸，不答话，先问：
“大闺女，打哪儿来呀？”
“北京。”
“吔！打北京那老远的到这儿来！”
看个稀罕。
再问，两人两手争着指一处：“那不！”
沟对面阴阴凉凉的大树底下，有群花花绿绿的小媳妇儿，扯着、抱着一堆更花花绿绿的小孩子。越走近，越叫人发。
花绿丛中有人叫：“是我姐来了吧？”
挨个寻着看，认出我们张家的人来。五丫头凤巧，还是小时候眉目清秀的样儿，身子变宽子，怀里抱着个胖孩子。见过世面地从人群里抽出身，“走，家去。”想起来，她嫁人了，丈夫在海岛上当排长，如今她也算个闲闲在在的小官太太呢。
一错眼，进一条短短的小巷。巷头是一座新房，圈在院里，比墙高好多，看得出那平顶的新式样。巷中又是一座新房，还没垒完院墙。二步便差不多抵到尽头，尽头是一面土墙，中间有两扇紧闭的旧木门，往左边一扭脸，是个门。撞到鼻子上，不认得也认得了。
婶子在门洞里的灶前拉风箱。
“娘，看谁来了？”
婶子扭过脸，背着院子里的光。
我站在门口，背着巷子里的光。
婶子站起来，拉拉我的手，端详一会儿，便说：
“我儿，咋长得这么赖啦！”
赖是方言，就是瘦。
“老了，婶儿。”
“吔！”
一个细溜溜儿的小青年正推着车往外走，俩人都发怔，是小弟延伟，可谁也不敢认谁。我上次来，他还小得说不出个整话呢。
“干什么去？”
“姐，我去厂里上班。”他怕生，红着脸笑。
“不是说你们厂停产大半年了吗？”我听爸说过。
“又开工了，姐。”
“那半年你干什么来着？呆着？”我成心逗他。爸来家时，他正在干公路上查机动车执照的差事。一帮人，一大早就等着罚司机的钱。
“断路去啦。”婶子实心，替他说，“咱家不让他干那行子，那成个啥？不是把左右的乡亲都得罪下啦！”
他光笑。
从院里另一灶屋里钻出一个年轻女子，膝下拥着一对小儿女，脆生生地叫：“是我姐来了吧？刚到家呀？”二弟延平的媳妇。
“延平呢？”
“上集上去卖鲜花生儿去了。姐，屋里坐，怎么事先也不写个信来，好去车站接你呀！壮壮，叫大姑。”
那个一点儿也不壮的小儿子，脸口顿时皱起点怕见人的苦纹纹儿，直缩到他娘的腿缝缝里。
“静静，叫大姑。”
五六岁的女儿立刻仰起脸大声叫，“大姑！”
我们张家女孩子都比男孩子能说会道，连我们叔家娶来的媳妇和儿媳妇的女儿也不例外。奇不奇！
婶子忙不迭进正屋去洗杯子，又从里屋什么地方，翻出个纸包包，打开来，哗哗地往杯子里倒，白生生的，是糖。冲上水，端到眼前。糖水立刻招来苍蝇，大胆点儿的蝇子钻到杯子里边去舔舔尝尝。我赶快把糖水一口喝下去，不让苍蝇沾便宜。婶子紧的又拿起白糖包往杯子里下。不好直说，只说我不爱吃糖。差不多情恳辞切地央告了，婶子审视我的脸，不知是怕我在替她节省，还是盼我这瘦兮兮地赖样儿快快补起来。“少搁点儿，啊？”说着，又下了小半杯白生生的糖。或许，在婶子眼里，不论眼下糖已经怎样地遍地都是，不论它会落到什么价儿，不论别的东西怎么新奇，怎么可口，怎么贵重，怎么大张旗鼓地做些个益寿延年的广告，糖，永远是靠得住，老牌子的好东西。
张罗完喝水，就张罗叫你洗脸，这是待城里客添的项目。第三件事儿，必定该是吃饭，不论是个啥时候，上午还是半夜。
菜谱呢：土豆炒肉丝，肉丝炒韭菜，青椒炒肉丝。
自家院里添了一口井。用块磨石盖住井口，竖着红色的小铁筒，是个压水机。添上几瓢水，压一压，嘴儿里就源源不断地吐水，清清亮亮。这也是新鲜。
“什么时候添了井？”
“二年了。”
“井深吗？”
“不深，五六尺吧。”
“嘿，原先怎么就没想起挖个井呢？”
“人也是，越能，越能呗。”
“家家有吗？”
“差不离儿。”
也不知是谁最先想起在院子里挖一挖？
脚下五六尺是清水。
一直是到大沟对面去挑水。天下雨的时候小脚女人们穿着木头刻的小鞋，顶多从屋走到院儿，抱一捆湿柴，再从院儿走到灶房，守着。木头小鞋跟小脚都走不到沟对面。要等下地的男人回来去挑水才能做饭。女孩儿家不缠足了，穿上橡胶雨鞋了，要挑水，还是要走到大沟对面！
“这井原先是那个地瓜窖，你那年来家咱挖的，你手上不是还打了两个泡！”
一只燕子飞进屋里。在正对门口的梁上，有一个燕窝。小燕子从空中突然扎下来，一低头，过了门楣，立刻向上滑翔，带出条优美，急速的弧线；那燕刚要进窝，另一只燕又从梁上滑下来，交错着，掠过门楣。燕儿飞过西边柴屋顶，射入空中，不见了。
仰着脸，瞧一会儿，渐渐觉得心中有一丝惊奇。印象中那个挤巴巴，闹哄哄，嘈杂杂的老家院子，怎么这样清静了？
一聊，一算，虽是二弟娶媳妇进家，大哥却自己盖了房，阖家五口搬出去了，叔的三个女儿出嫁了，两个嫁在外村，叔和老六凤鸾天天去石灰窑上干活，小儿子延伟早当了工人师傅，住厂里。
那挤、那闹、那嘈杂，不过就是一大群孩子！高高矮矮个儿挨个儿，加上个蹭着人腿的小小子儿。
叔所有的孩子，我最喜欢凤姐。脆脆的言语，咯咯地笑。她是老二，前些年，大哥征兵走了，弟妹都小，全靠她和叔在地里干活，什么都能干。说起来，她真是这家里的功臣，可是真倒霉，全家孩子个个上到初中，就她没念过几天书。但不管累成什么样儿，总是那么一幅圆鼻子、圆眼、圆圆脸，胖乎乎，红乎乎的快活样儿！
想着了，便追着正忙活做饭的婶子问凤姐。
“咱凤姐更胖了。”凤巧抢着说。
“胖得要命？”
“要命！”凤巧搂着儿子笑。
“她丈夫景全对她好吗？”
“可是好！部队下来，当个果园场长呢。”
“什么都好，就是生了俩闺女，没个儿！”婶子说。
“那不也够了吗？”
“哪行。咱农村风俗不好，没儿不行。”
“敢再生一个？”
“生不了啦，叫结扎了。”
“那么厉害的嘴，她就乖乖儿去了？”
“人家上房扒房顶了。你姐夫是党员，那还不乖乖的。”
“这可太彻底了。”
“可不，管得严咧，咱们四丫头凤英第三胎生了男孩，叫人罚了一千块钱去。还是咱延平的壮壮便宜，才罚七八十块。”
“一千块！拿得出来吗？”
“拿不出来也得拿呀，咱们家也帮着凑点。那帮‘计划生育’，跑到家里来，你要是交不出钱，就把桌子、条案、门什么行子都扛跑了，去折价。政府也不是知道不知道老百姓这些事儿呀？”
婶子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拿个小铲往灶里送煤末。我蹲在一边，看那火。
“有扔女孩的吗？”
“可不有呗。”
我好喜欢婶说话的这股劲儿。大概凡是触到这边沾着国策之类，那边沾着人情的事儿，她就爱用轻声轻气，小心翼翼，慢慢出口的腔调，尾音还带着试探。
也不知道我那胖乎乎、笑嘻嘻、没有儿的凤姐，如今还笑不笑？
叔来了。
边支车边说：“咋长得这么赖啊，穿的也怪寒碜，你那半长的裤子，叫咱乡里人看着，以为是布不够呢。”
说着，又推起车走。
“忙啥？”
“赶集去。”
我想起我的秘密——酸辣汤。
村边有人盖房，村中间也有人盖房。村边起了一溜溜老式样的新农舍，村中间藏着十几座竖起不久的平顶房。外路来的明白人一看就明白，盖平顶房的更富有本事，用钢筋、水泥，全是议价货，议价比平价贵着十倍，有钱还得有大门路。老式样的新农舍也不含糊，青砖到顶，顶铺全瓦。这地方石头不如砖价儿，砖又不如瓦价儿。只有这地方的人才明白，全砖全瓦是白薯煎饼换了白面煎饼，是这二年的事。只有这地方的人才明白，整天吃白面做的煎饼，那，二年前，敢想？！
只有这地方的人才着煎饼那东西好吃。
垫三块小瓦片，在地上支一个大大、扁扁的鏊子，鏊子下边是一堆黄澄澄的烧火的麦秸，鏊子上边薄薄、匀匀地摊一层白白的面糊糊，剩了一圈黑黑的鏊子边。做煎饼的妇女蹲在鏊子前，在轻烟中，眯着眼，两手忙活，一会儿，手边的秫秸盖帘上就摞起高高一摞煎饼。做一回，吃上三五天。吃的时候，拿一张，叠了又叠，用筷子一顺，一折，夹上菜，厚厚的，一口得咬十几层！刚做的煎饼脆，放上半天回了软，搁上一两天，吃着就拉嗓儿！然而这地方的人只是认煎饼。夸媳妇的能干，那准是说煎饼摊得薄又匀；伤了和气，结上伙去砸人家，进门先奔鏊子去，那就是要人命呢！吃上麦子煎饼，就代表着富裕。活到七老八十，耳聋眼花，指指仅剩的两颗牙，说：行，还能吃煎饼呢。
爸小时候，见教书先生吃饭，顿顿炒个鸡蛋辣椒卷在煎饼里，便立了大志；我长大也要当教书先生！
还是没有电！
去年就架了杆子，扯了线，家家户户花二十多块钱装个电表，房梁上悬着个电灯泡。总共亮过一个月。村里的磨面机，轰轰转了几天，停了，成了摆设，家家户户，一月半月的，扛上粮食去外村磨面。
什么原因，问家里人，各有各说法。问叔，叔说：电费太贵，七八毛钱一度，不使了。问婶，婶子说：谁知道呢，说是收的电费都叫电工贪污了，人家电业局就不给电啦。问二弟，二弟说：不知咋回事儿，管它呢。问小弟，小弟说：村里有两个电工，一个公社的，一个大队的，大队上的坏，管着事儿，公社的告他状，但不管事儿。父亲来家时，专门到公社问过电的事。公社书记请吃饭的时候，在席间爽快地说：这个问题很快就可以得到解决。吃饱了，回到家，传递公社书记的话。家里老小个个撇嘴笑：那是怕您，糊弄您。父亲又听谁说，可能是包产到户时，集体财产的责任不明确。各人的说法似乎相去不远。
他走了。我来了。家家户户，照样扛上粮食去外村磨面。有一天那磨面机也叫人当废铁卖了，卖了二十来块钱。
村里也有那么几家，晚上亮着电灯，那几户人家，自己从前村扯了一股线。
心里掂量掂量咱家的份儿，问准离我叔家最近的有电灯的是哪一家，便有了个不惹大事，只管解决自家亮的主意。去跟婶子说。
“咱们跟那家关系怎么样？”
“挺好。”
“咱们去跟那家商量商量，接根线过来吧。”
“那能管？”
“管，我会弄。”
“会呀？！”
“会。拉上十几米线就有电了。”
婶子把我佩服得不得了，晕晕乎乎：“那跟你叔说说。”
叔下了工，忙不迭跟他说。
“不管。”不管就是不行，可是比普通话不行有份量似的。
“这事不难。”
“咱农村的事复杂。”
“您担心那家计较？咱家不是有电表吗？每月算下来，把钱交给他家就是了。我这就上临城买线去。”
“不管。”
叔脸上刻着他肚里恪守的法。
我觉得，有些不一定那么复杂的事，被人们自个儿看得复杂，于是也说弄得复杂了。
心里又有了一个惹事却惹不大的主意。去公社，找书记，问清楚这电的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许他糊弄我爸，我也就有可能糊弄、糊弄他。
打听好，二弟不出门，跟他借了自行车。瞧他给我推车时一手扶着车座上下打量车子的样儿，好像借给我一头毛色多么纯正的驴使。
从来没骑过这么难对付的车！座子硌人生疼，蹬得吃力不说，还是倒轮闸，稍不留神，脚一停、一倒，轮子拐到沟里，立刻摔下来，应该对这土路感恩戴德！只有几段路面上有拖拉机、大车压的辙，只要能始终保持沿着沟脊背骑，把不闪，不犹豫，掉下来的可能性就不大。
真弄不明白，那会儿的铁道游击队是骑这种新式的平车，还是临城小铺焊的、几根铁棍和管子的力车；也许，骑日本鬼子的富士车？
据说，这地方最早备有自行车的，是德国神父。那时，这里是德国人的地盘，差不多村村全有天主教堂，洋神父下来办公，做礼拜啦、收租啦，不知哪一天，便引出这么个两个轮子愣不倒的洋玩艺。
乡里人见着稀罕得了不得，那心里指不定怎么惊叹又怎么看不惯。于是，都由孩子们嘴里唱出个顺口溜：
“小洋驴子不吃草，驮着王八到处跑！”
神父矢志守贞，不娶，于是也当不了王八，可能根本就没听懂，光见孩子们铃儿似地唱呀唱，等到车多了，孩子们也唱成了习惯，远远见了车来，便凑成一堆，迎着车唱。大人跳下车，扬起手：“去！小兔嵬子！”孩子们飞快逃散。等人上了车，远远地，又朝人家后影唱：“小洋驴子不吃草，驮着王八到处跑！”
自行车和电，是农村现代文明的最初样本。
据说，村里人见着电，是更晚的事，头一个带来电的，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小差的兵。他带回来个手电棒。满村的孩子追着看，都伸出手摸一摸，大概也曾摸过手电棒里射出的光柱。那兵还把“电”给倒出来，请大家参观。当时的小孩儿，现在的老人，都还清楚地记得，那电池是大无畏牌的。后来，村里也开始有了手电棒，手电棒不亮时，就找那兵，那兵把电珠取出来，在自己个儿鞋底上磨磨，按上去，亮了。再不亮的时候，还去找那兵，他再把电珠取出来，用指头弹弹，按上去，十有八九，手电棒又亮了。
好长一段时间，那开小差回来的兵，被村里人当成了了不起的人物。
公社大院里清清静静。一问，书记不在。说是去检查小煤窑的工作；乡长也不在，说是去搞山林承包。留着一个秘书，年轻人，十分聪明的样儿。一问村里电的事儿，他也知道，说出来的，和叔、婶子他们，又是一个相去不远但角度不同的调儿：“这个电工正考虑撤换，主要问题是，你们那个大队党的组织有点涣散。”
如果我上来就见他，一定对这简洁有力的答覆深信不疑，老老实实回家等来电。这时，我突然变得无比聪明，想政社分家了，如果大队不管事，乡党委想越过大队去撤一个小小的电工，怕还够不着呢。
“吔！你穿这个就上公社啦？！”
“啊！”
试了凤鸾的裤子，肥，又试凤巧的。
叔家的女孩儿们把所有的新衣裳都搭在屋里的铁丝上。家里没大柜，有柜也不成，闹耗子。耗子精，可还没学会走钢丝。
穿了凤巧的裤子，也肥，腰里用根小绳儿系住，走出屋。叔很满意：“这才好，穿那半长裤露截腿，像讨饭的。”
我笑。我那裤子的式样去年在京城还罕见，今年已兴得败了势。怕还是觉得肉不中露吧？
果然，婶子说：“前儿，远道来了个记者，穿个短裤头在村里跑，叫咱农村人笑话，跟光着屁股似的，都说他是个傻子。”
“你们这儿现在时兴什么裤？”
“喇叭裤。”凤鸾好得意，“我有一条，姐，你还试试不？”
“那，有没有穿牛仔裤的？”
“啥！”
“瘦瘦，厚布，跟工厂里发的那种……”
“紧包屁股的那种不是？屁股上还一边扎一个花道儿兜。见过，那谁家有个在城里念书的学生，回来穿了一条，叫他娘拿着擀面杖撵得满院子跑！”
幸亏！
那年来，我洗了条裤子晾在当院，不经意，见大嫂和凤姐正扯着半干的裤子细细研究：“怪不得好看，人家那裆是这样裁的……”那是一条城里哪儿都有卖的，人人都穿的蓝的确良裤。
“唉，说正派呀，还是过去那教书先生穿的派立司大褂儿正派。”婶子咂嘴。
“那么，西服呢？”我诡诡地笑，“更气派吧？可这儿见过西服吗？”
“吔，西服！日本人的时候就兴过，翻译官儿穿，跑炮楼的汉奸穿，警察下了班穿。斜纹布的。还的挺烧包的，白西服，黑领带儿……”
我把那半长的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留意了一个，凤鸾、凤巧谁也不来琢磨琢磨那更短的裆和裤腿边带铁环的带子。小孩钻来钻去……
天黑了，自然还是没有电。点上煤油灯，和叔婶一家聊天。煤油灯早搞了玻璃罩，说是省油，又已下了灯瓦儿——那个满是窟窿眼，充氧助烯的小盖儿，自然火就小，更省油。这晚，点起两盏摘了罩，下了瓦儿，却升了捻儿的煤油灯。
叔理所当然地占据堂屋方桌边一张旧太师椅，心满意足地吸着很不够劲的过滤嘴香烟。侄女孝敬的，吸的是“意义”。婶子和弟、妹、嫂、侄们都坐小凳，呼啦啦在地上挤一片。我不知不觉就被让在方桌这边太师椅上，两手放在扶手上，比起把一支脚收在椅子上的叔来，更像那么回事，聊的呢，也是发家致富一类的大事。
“你看咱家现在怎么样了？”叔问。这是句打头的话。只要一静下来，叔便不紧不慢、不显山不露水地问一遍。
“好多啦。”我便大大咧咧、着着实实地应一回。
我简直说不出这里有多么大的变化！
上次回老家，最别扭的是，叔他们一会儿跟我算，石头得多少钱一方，砖得多少一块，一会儿，当着我的面说，房后那片墙上早起又掉了一块……那话音儿是说给我：叫你爸多寄钱，没他，我们一点辙没有。顶怕和叔婶坐下来，谈物、谈钱、谈过日子，抠抠缩缩，将自留地一把葱，院子里那两棵永远不成材的枣树和刚喂了一个月的猪，统统算成钱。叫人听着愁得心紧，又一点点也听不出个活路来。不说这个，又说啥？这回，叔的话变了味儿，慢悠悠，很有种暗藏的自得和心气儿。
“咱家在村里算怎么样呢？”
“中溜儿吧。”
“前边那家有四头驴，搞运输的，还有人家承包拖拉机的，万元户呢……”这个算，那个数，数出好些我不知道的人家。“就瞧人家那房盖的！”
“真是，我看咱们这石头垒的五间房，早几年，还是很叫眼红吧，现在，很赶不上人家了。
“你还看的是外边，人家能折腾的，家里的东西也比咱们称！”
“都称什么？”
争着数。叫城里人听来，不过还是大橱、小橱、写字台、电风扇、电视机。
“最称的，人家赵广玉家，称三台电视机！”
“没电，他称一百台也白搭呀。”
“他可有电，那人！”
“他是干什么的？跑买卖的？”
“比跑买卖的可强。”二弟说，“人家不用跑，坐着都来钱儿。人家那路子广哟，你这地方说要煤，他就给你拉来煤；那地方说要啥，他又给整来啥。人家还不白送他电视！前儿，我听人说他们联合整个什么行子，和他弟没动窝儿就分一两千！”
“！”
“他凭什么呢？”我追着问。
“五八年的兵，原先一直是咱们大队的支书，见识广，认得人也多，可是能！文化大革命那阵子咱省闹‘大联合’、‘反倒底’，他是咱这一片的勤务员儿。”大嫂个奇高，声不高。高中毕业生呢，现在只管带孩子种地。
“赵广玉那人才精！这二年一分地，不当支书了，人家干工业了，是你小弟那个染料厂的厂长。”婶咂咂嘴。
“啥厂长？”二弟不耐烦地纠正他妈，“叫啥企业公司经理。”
“嘿，什么时候我上他家看看去！”
“干啥？”
“看看他那三台电视机。”
“不去。”叔淡淡地说。许是怕我登人家的门，掉自家的价。
我不死心。
“那，他，叫什么来着？”
“赵广玉。”
“赵广玉长个什么样儿？”没准儿什么时候能在路上见着他，可以聊一聊。
“胖的眼都眯缝了，像个官儿样儿。”二弟说。
“大小是个官儿，有权就有办法。农村的事，复杂……”自然是叔说。
“说起来，我记得叔您还当过官儿呢，您不是当过高级社社长吗？”
“那时候哪像现在当这队干部的！咱当啥也不会多吃多占。”
“咱还往外积极拿呢！社里缺什么，你叔就让上咱家来拿，咱就赶紧给贡献，可不敢拖后腿。”
“后来怎么不干了呢？”
“五八年不是大炼钢铁吗？抽村干部去支援重工业，咱带队去。后来闹灾荒年，家里捎信来，一家大小饿得快死了，咱就回家了。那钢还真炼了不少，树砍了多了去啦，说起炼钢，咱那时还算个主要技术呢。”
细听，叔和婶都有些个半文不白的新词儿。
“那钢呢？”
“嘿！那钢……”
“嗳，叔，我发觉您还很是个巧人呢。我记得后边那山上的树，不都是你后来领着几个人封山育林才裁起来，那秃石头山，栽了也活，您干啥会啥呀！”
“□，你叔还在地里栽了好些桑树呢，前些年不是发动社员养蚕吗？这一分地，人家把桑树都锯了拉回家去啦。”
“那山上的树呢？”
“叫人偷去了不少。”叔说得极淡，没一点儿心疼的意思。
“我说叔，您干吗不也去承包个拖拉机什么的，跑运输才来钱儿呢！”
“你说的！运啥？那也得有门路，费劲着呢！”二弟讪笑。
“农村的事儿，复杂。”
“……那，仍旧穷的人家有没有？”
“有，不多。比二年前都好多了。”
“我看现在最穷的，就属咱们后边这家了。”
“就这巷子到头，土墙，木门一天到晚紧闭的那家。”
“你说这家是怎么整的？我嫁过来的时候，这家还旺着呢，一大家子人。不像现在这样剩了爷俩光棍儿。”婶子说，“他们奶奶在的时候会下神儿，一会儿，说什么神附体，爷爷，儿子都忙着下跪磕头。有回，咱家正吃饭呢，他们家跑过来说，咱公公，你爷爷托话来了。你奶奶赶紧领着我们一家去给那奶奶磕头，说是你爷爷在那边缺钱花，赶紧去坟上烧些纸钱儿。”
“闷得慌，瞎折腾呗。”我乐起来。
“别说，还有点灵泥！原先前边那家姑娘，这人现在已不在了，有二年，疯疯颠颠满村跑，搁现在，你们年轻人儿还不说是啥‘神经病’。那会儿后边奶奶说是狐狸精沾上她啦，有一晚儿就做法来了，我亲眼见的，叫姑娘坐一边，弄个大盆儿扣个小盆儿，烧着张黄裱纸扣在小盆儿里，那盆儿咕噜咕噜地叫，后边奶奶用个桃树条子打那个小盆儿，一边打，一边念叨……”
“后来呢？”
“后来，前边的那姑娘病就好了。”
嗬！小辈们都在油灯下愕然，惊叹了一会儿。叔不为所动。
“那家人不成。不会干点有出息的正经事儿。他们爷爷，一辈子就帮人办红白喜事，红喜事上去做个饭，白喜事上去扶孝子，那是顶下贱的事啦。儿子也不行。生两个儿，一个是瞎子；一个呢，成天扛个锄，去村边上蹲着，谁要工，就跟着去打短儿。后边奶奶借神借鬼，连自个儿家也没整发了，那家姑娘也不成，嫁出去，不会生……”
我记起来，爸讲过这家的姑娘。出嫁以后，总也不生，婆家人不喜欢她，总打她。有时候，回家来，坐在我家门坎上，瞧着院子里跑来跑去的一窝孩子，羡慕呢，说：我哪怕能生个刷锅炊帚那么大点儿的孩儿也好啊。婆家、娘家合着给她灌偏方，年轻轻的一口牙全掉了……
“后来，瞎儿子还娶了个傻媳妇B”婶子又说，“傻媳妇啥都不会做，成天呆着，瞎子就打她，有一天给打跑了。娘家来了一大帮子人，说是给姑娘出气，把这家给砸了。满世界嚷嚷，多么好一个闺女，叫瞎子打了。吔，那憨样儿！娘家人嫁她的时候，就没跟人家说明是傻……”
“现在呢？”
“剩了一个八十岁的老爷爷，一个六十岁的瞎儿。亏得制度啦，五保户呢。”
“吔！这还真有个命吧？”家里的孩子们也叹。
“是人不强。”叔摇头，“你爷爷那辈是逃荒到这村，租人家地种，住窑，临到解放不是也置了三十来亩地、一头牛、一头驴吗？”
“……咱是投奔头一个奶奶的娘家，汪家来的，是吧？”“咱爷爷在这村里算数得着的吧？”“咱爷爷死得早，都说咱奶奶是大功臣呢？”“说咱家买这个房基地的时候，原本有三棵枣树，有一棵结枣特多，俩石榴树，一棵甜，一棵酸；买下的时候，看着院里还带树，一家大小都欢喜的了不得。过了些日子，那棵甜石榴树和那结枣多的树，慢慢都枯死了。是原先那家女人见败了家卖了房心里难过，烧锅开水，把那好树都浇死啦，是吧？……”
叔的孩子争着对“家史”，我只能瞪眼儿听。
“我爹，我娘，那是本份！”叔来了神儿，“不像赵广玉家。从上辈，他家就怪精、怪能，赵广玉的爹啥没干过！贩私盐，贩粮食，倒腾牲口……”
“怎么个弄法呢？”我大有兴趣。
“比方说贩盐，这边盐贵，去远地方驮来卖，一斤能赚一毛来钱。那时道上有土匪，贩盐的人都拿着棍子，腰里别着菜刀。你爷爷也贩过，遇上回土匪，再不干了。贩粮食那又有学问。讲究掺砂子。玉米要掺北边青山头的黄砂，高粱掺粉红石头，西边地里有，磨碎了掺，绿豆掺孤山的绿石头。掺到两只手伸到粮食里，一掏，拿出来，看进指甲盖里的小砂粒不全满，就合适了，太多了能看出来，少了不赚。小时候，我见家里大人掺过。”
我乐了：“这么说咱家也是什么都干呀！”
“那，也不是都干。日本人来的时候，咱们游击队封锁城里的鬼子，不让老百姓进城卖粮。有那个别的奸商哇，想赚钱，就钻高粱地，偷着去，游击队呢，就拿枪打。打死了，拖到大道上，把粮食往死人身上倒；后边来的老百姓一看，吔，都不敢了。赵广玉的爹也贩过这粮，差点叫游击队一枪崩了，他精，枪一响，扔下粮食回头就跑了！”
“枪毙”了赵家一回，大家都挺乐。
“那倒腾牲口又是怎么回事呢？”
“快耕地的时候，你爷爷到牲口市上一下子买三头牛回来，赶紧把地耕完，再牵到牲口市去卖。正用牲口呢，牲口就要长价啦。事先呢，那三头牲口也不用都交齐钱，一个交上几十块定钱压在那儿，卖了钱再给齐人家，就这么，地也耕了，钱也赚了！”
“我爷爷行呀！”“真够棒的，我爷爷！”
“我爷爷……”“我爷爷……”小小孩儿也跟着学。
“那是你老爷爷！”
“我爹行，到牲口市上看见个驴，手一指：这是个孤驴。”
“什么叫孤驴？”
“不会下驹儿的驴呗。人家承认了：是个孤驴，贱卖。你爷爷就敢买回来，灌完药，拉着它到处去配，愣就怀上了，从此变个草驴，能来钱儿了。”“咱家，我特别记着，还有过一头驴，”婶子也说，“买来的时候，有一只蹄子特别大，怪样子，人家看着不喜，价儿贱也没人买。你爷爷买回来，每天给驴蹄子切下一小块，每天切一块，后来，就跟正常的驴一个样儿了……”
爷爷！我真喜欢上那遥远的老头儿了。
“……可人家赵广玉的爹，会造假牙口。你知道咋看驴牙口？”
“知道！看牙面磨的程度。”
“吔，我儿还真懂局呢！”婶子夸。
懂？我还不一定敢凑到驴子跟前掰它那嘴呢！“那赵广玉的爹呢？”急不可待想听。
“咱家顶多会给驴牙口上造纹纹儿，人家赵广玉的爹会给驴牙口上做出小眼眼儿！那才真像那回事儿呢。”
哎呀呀，赵广玉。非得想法子瞧瞧他！
灯，添了回油。
我突然想起一个人名：“那个李小文怎么样啦？”
大家本来有点困了，这时都微笑起来。
“你怎么知道李小文儿呢？”
“我听我爸爸说过这名儿。对啦，他是咱村唯一的那个地主的儿子吧？”
“就是他，你爸在家时跟他可要好呢。”叔微微笑。
“我上次来，听说李小文到处偷鸡摸狗，偷鸡都偷到一百里以外去了，抓回来挨批判呢。是他吧？”
“是他，那挨批判多了去了。”二弟笑。
“要说李小文的爹，那地主可有意思。”婶子抿嘴笑，“穿个老白布的裤，染都舍不得染，穿脏了，就算个色儿；穿个光板儿棉袄，腰里系个苘麻绳，一天到晚背个粪筐。见前后没人，摸出俩铜板，买个馒头揣在怀里，走一会儿，偷偷咬一口。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置下二百亩地，雇上工，成个大地主。就养了李小文儿这么个儿，是个孽瘴儿。穿派立司的大褂儿，戴一手捏的礼帽，戴着金丝镜儿，拄着文明棍儿……”
“说李小文儿家给他娶了个媳妇，他不乐意要，净上咱家睡，所以和咱大爷特好。是这么回事儿？”大嫂问。
“那时候，俺哥在村里教书，李小文儿是校长。”叔还说笑。
“是啦，我爸参加革命时，李小文还‘指点’过呢。他读的是德国教会学堂，听过，见过些世面。爸临走，跟家里一字没讲，倒跟他说了，要出去当八路。他说：“兄弟，你知道什么是八路？那是共产党的队伍，信马克思，马克思是外国人，那不是外国的党？……”我也笑。
“李小文儿还抗日呢，帮助过咱铁道游击队。游击队来村里，吃他家，住他家，他还派长工去临城附近放哨……李小文儿见着我，没人的时候，还偷偷问问你爸，身体好不好，有信没有。有回跟我说，那会儿还不如跟你爸去投八路呢。”
“李小文什么样？”
“怪地，怎么斗他，总是白胖胖，官儿样。”
“在家吗？”
“不在。媳妇早死了，女儿也嫁人了……”
吹了灯。一个人躺在西厢房的帐子里。
叔和婶子在东厢房里也躺下了。这三间隔着二层秫秸墙。
黑暗里，婶子突然说了话：
“儿，你自个儿的事咋样啦？”
“还那个样儿。”
婚姻的事，在乡下是大事，隔那么远，他们竟也知道。是，一天里没拿你打趣，没人问你有没有个儿，那就是有意避开了。
“……那时候凤儿去北京揣回个照片儿，你在个比那云南还南的啥苦地方，小脸儿还圆鼓鼓的。没敢问你，瞧你身体这么赖的是不是……”
“没事儿，挺好。”
“也不想再找个人儿？”
“不想。”
“吔，那不是一辈子流浪？”
黑暗里，再回回味，婶子确实说的是“流浪”这个文词儿。
“没事儿，婶儿；一个人过，好着呢。”
我知道自己嘴里说的尽是假话。然而，心里有一种很稀有的平静感。常常，在黑暗中，回忆逼得人无处躲藏。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一幕，一幕，看久了，觉着自己那些真挚、愚蠢的行为，也很没有意思。
旧日里，老太太要给外边混事的儿子传个话儿，就拐着小脚去找私塾先生打信。
先生洗净手，铺好原书纸的“八行书”，问：
“他大婶子，写啥？”
老太太把一条腿搬到另一腿上：“你告诉他，我骂他！不孝顺的东西，混出人样儿，忘了娘老子！你写，咱家那驴下了，可打春时候喂下的羊蛋子，闹疫症，死啦。你一句句都给我写上啦？我怕他衣裳扯啦，没人补，怕他叫火车碰啦，怕他饿了不知道吃，盼得眼巴巴的，他就不知道打信回来！还有，告他甭惹事！你都给我写得真着的……”
老先生低着头，一笔一划：
“吾儿见字如面，此书非为别事，惟因家中平安无事，思儿心切。衣食诸般，诚信修睦……；今获一驹……”
写完信封，反过来，在信封背面写上“平安家信，”用红笔圈了圈。
老太太接过信，溜溜地揣走了，求在临城火车站有差事的亲戚邮走，掏钱买印花的时候，嘱咐：
“贴结实喽！”
耗子在帐子对面的碗橱下边打架。也许嗅出那儿有鱼？
叔赶集给我买的鱼。
不能想象，几十年前，这里的人，除了过年那一天，晚上从来不点灯！不能想象……
孩子们，从每家大人手里讨一个鸡蛋，凑在一块儿换油，够得上点起一盏锡制的小灯，傍在地窨子里，守着灯听说书人讲《呼延庆打擂》、《水浒》和《西厢记》……
我一个人四处去转。
院儿里清静，村里清静，地里头也清静。一块地一个人，这儿，那儿，只有学校才热闹，好些孩子！
村东边有个小学，村西边有个中学，中学有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
几十年不曾归的父亲，才能从这些哪里都会有的东西上，看出没有的东西。
“村南沟边菜园儿那块地方，……”爸说。
我看见了，是菜园儿，分给各家一畦种菜，一畦种小辣椒，一畦种黄瓜。还是一片菜园。
——村南沟边菜园儿那块地方，原先有一棵大松树，树下有一座寺庙，庙里有个看家和尚带着个小徒弟。和尚有一个媳妇，是把兄弟道士遗下的媳妇，道士死了，媳妇来帮和尚做饭，做成了一家。和尚确实是和徜，脑袋顶上有受戒时的香火疤，两排，六个，一目了然。大家认那疤也看那媳妇，叫他“歪和尚”。歪和尚教七八个学生，学生里有我爸。念“上论”、“下论”，村里人都不识字，都知道，那整部《论语》是孔子说的梦话。接下去，念：“孟子见——梁惠王——叟！”歪和尚睁开眼，吐出一口痰，“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干巴瘦老头儿。”于是，又摇头晃脑地唱、“适粱——梁惠王——不果——所言……”然后，就把书一扣，大喝一声：“念！”于是学生就照样摇头晃脑不知所云地唱：“孟子见——粱惠王——叟！适梁——梁惠……“歪和尚自个儿呢，捧着水烟袋去后边找媳妇做伴儿。遇上歪和尚生气的时候，学生都知道，那准是他媳妇回娘家了，就得小心着挨手心板啦。
“紧挨咱家前边，盖新房，有个老婆婆的那家……”爸说。
我看见那老婆婆了。从她院前一过，她就朗朗地叫一声：“大侄女！”
老婆婆做媳妇那天，小孩子们照例去闹洞房。我爸抓了个癞哈蟆，把大盐粒儿放在它嘴里，缝住，拴在床腿上，那癞哈蟆老咳嗽，咳一声儿，就吓新媳妇一跳，至今，见着我爸家来，仍用手一指，笑：“好呀，大兄弟！”
——紧挨前边，盖新房，有个老婆婆的那家，原先是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像个收藏室，平时锁着，神父下会时才开，后来天主教会也办学。
在庙里念私塾的孩子和天主教堂念“公学”的孩子，下了课见面就打架，把先生的媳妇和“驮着王八到处跑”的小洋驴全搭进去。
打架归打架，天主教会的学校，确实有它吸引人的地方，念算术、上体育课，不收学费，管一顿饭。只有一个条件：必须入教。
于是小孩子都和家里吵着要入教。
奶奶信观音菩萨，当然不答应。
“入那行子要下油锅，阎王小鬼会来捉！”
爷爷啥都不信，也不答应。
“信那有啥好处呢？”
“好，就是好！一想吃鹅的时候，鹅就自动打墙上跳下来、做熟的，抹着油，背上还插一把刀。”爸是在临城教堂的壁画上见过背上插把刀的烤鹅。
吵不过呢，就跳着脚哭。
哭的大人烦了呢，就遂了小孩子的愿。去白吃一顿饭，去念算术，去上体育课——踢毽子，围着场院跑。
“现在有篮球架哩，”爸从老家回来说，“早起出去转，转到村东头中学，那房盖的，嚯，漂亮！遇上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穿得干干净净，制服，胸前别两管钢笔。我猜是老师，一问，正是。人家客客气气，问我哪儿来的，一说，赶紧叫大爷，请家里坐。那家里头摆得挺好，收音机、座钟。我也问，你是谁家的孩子呀？说了，谁谁家的。这孩子还是上济南念的师范，是个副校长哩。教语文，代数，跟我汇报汇报课程安排，那家里头还贴着课程表呢，一节课一节课指给我看。我问：有什么问题没有？说，正有，教员分公派和民办的，民办教员一个月二十三块钱，如今村里都分地了，都出去干营生，跑买卖，民办教员拴着跑不了，不愿教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呀！’我跟他说。‘就是解决不了呀。’他也急。上公社的时候，我还把这个问题专门跟公社书记谈过。”
我们直乐：“那管什么用！您瞎认真！”
爸呢，只管顺他那条道走。
“那时候，村里只有一个中学生，还是个女的，那家只有一个寡妇娘，供着这么一个女儿。上城里去念洋学堂，起个洋名，叫娅娜，系着一条围脖儿。”
“以前没见过围脖，瞧着，斯斯文文、气气派派，羡慕得不得了，啥时候的也能有一条围脖？庄稼人买条围脖，那还敢想！看我成天那样儿，你奶奶就想了个办法。咱家里有一只绵羊，一年剃一回毛，攒了几年，你奶奶搓成线，满村只有那个女学生会织毛线，专请那女学生织。自家搓的线，粗粗细细，织成的那条围脖，两头粗，中间细，也没有个色儿。你奶奶呢，就用高梁壳子染，男孩子戴，染成个紫红色，晾在那还没干，我就戴上满村跑。我有个好朋友，眼巴巴的，看着怪难受，于是我俩合伙儿围着这条围脖去上学……”
正月十五闹完灯，十六就接闺女回家，哥哥弟弟专程去叫。平素里，闲了，想起来了，抬腿就回趟娘家，这会儿呢，摆出谱来等着叫，不叫就不归，挣个脸呗。嫁出去几十年儿孙一大把的老媳妇也得去叫，就这是说娘家没忘了你呢。回不回不管，也不见哪个老婆婆回娘家。到那一天，来来往往，道上都是驴车、自行车。兄弟驮着姐妹……
可惜，眼下分了地，又不是正月十六，二弟没功夫去传信儿，凤姐也腾不出手回趟娘家。
一个院子，两个风箱两个灶，呼啦，呼啦，婶子和二弟家各做各的饭。
我坐在堂屋门里边往外看。
三个小小孩儿在院子里跑着玩。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女孩儿跌倒了也不哭，拍拍土，嘿嘿笑着跑，男孩儿跟不上趟，站下了，苦起脸，吭吭吃吃，俩女孩儿跑得老远，拍着手笑，男孩儿坐在地上咧开嘴大声哭。当妈的便在灶屋里吼：死丫头，让弟弟！女孩儿一块跑回来，乐呵呵地拉起男孩，拍拍身上的土，男孩儿不哭了，屁颠颠跟着女孩儿后边跑。
二弟延平进了院，小孩子立刻重新分了组，大壮和静静贴着他们爸的腿进了那边看不见的门。
剩了个大嫂的小女儿圆圆站在院里，往那边瞧了一会儿，便跑开了。
这五间房，叔、婶跟没出去的儿女回娘家又带儿女的姑娘守三间，不管多少人的时候，都挤得下。那两间，专留给娶了媳妇的男孩。大哥出去了，二弟搬进来。
不知什么时候，二弟的女儿静静站在门外，冲我轻轻招手，怪怪的样儿。我看着她，不明白是做什么。她跑进门来，上前拽我：“大姑，我爸叫你去。”
“去干吗？”
“去，去呀！”
二弟一家都在他们暗乎乎的堂屋里吃苹果，大壮坐在小桌后边，抱着一个大个儿的啃。我也得到一个削好的苹果。
拿着苹果，走到门洞里，蹲在烧火的婶子身边请她尝。
“你自个儿吃。”
我把苹果塞到她嘴边上。
“吔，儿！”
吃了一小口，忙着说：“自个吃，儿，来家不习惯咱的饭吧？给你蒸点馒头？”
“千万别！好着呢。”
“是啊……”
婶子坐在灶前拉风箱，呼啦，呼啦……
婶子是个十全十美的婶子。
一天到晚，手脚不寔闲地干活，又叫人觉不出她忙。没个脾气，嘴也不碎：不说话就不说，说起话呢，顺溜溜的，那心里明明白白。
这季节，穿个大襟短袖的白布褂儿，黑裤，干干净净；梳个纂儿，头发掉了好些了，纂儿扁扁的，大早起上来第一件事，还是认认真真地梳纂儿。
煎饼摊得又匀、又薄，女儿都说：“这村就数俺娘摊得好！”婶子听了抿着嘴笑：“那会儿出门子，摊不好煎饼，那媳妇不叫人说死！”这会儿呢，几个妹妹都不会摊煎饼，却差不多都抱上孩子啦。另立锅灶了，带上自个儿摊的煎饼回娘家给娘尝，婶子咬一口：“，咬不动。”放在那儿，谁也不愿沾。
婶子曾经是个好媳妇。
嫁到我们家来，有一点缘由。日本鬼子来，姑娘媳妇就四处避，婶子的干娘在我们村，把她领到我家躲了一天，走了，干娘就把她说给我们家，许给谁可没定，反正这家出出进进有着几个儿。姑娘答应了，第二次躲鬼子，就干脆嫁过来了。没人问问她心里看上的是谁，也没人想起问问她。
据说我奶奶挺喜欢她。能生儿，会做活，嘴不倔又不馋，脸儿生得富富态态，除了是半大脚，叫婆婆总算能有个挑捡，这样的媳妇呀，别说婆婆，我都觉着好！”那时候做媳妇，一天到晚，心不敢松的。”婶子累过来了，想着还有点儿自满呢。
我突然想起问问婶子：“婶儿，你叫个啥名儿呀？”婶子歪歪头：“娘家姓曹，念识字班的时候，他们给我起个号，叫曹秀英，整天守着灶转，也使不上。”
婶子这媳妇熬不成婆。
我跟婶子聊天：“都非要个儿！养儿有什么好？孝顺您，疼您，我看还赶不上女儿呢！”
“那是，还是闺女跟娘亲。我的小鸡儿都瘟死了，这院子里跑的几只，还是你凤姐送来的呢，我这些儿，分了家，都是干他们自个儿地里的活儿，什么时候帮过我们！你叔叔这个年纪了，天天早起来，窑上干活，晚上回家来拾缀地里的活儿，有时累得生气，不想干了，又想想，没个抽烟的零花钱儿。”
“那，您说养儿能防老吗？”
“唉，干不动了，还得给我们一口吃吧？……别说，咱这边有点什么吃，你二弟就把两个小孩儿赶过来，吃奶奶的。别说。”
到晚上，坐在院儿里婶子白天晒粮食的大床上，守着月光，我跟叔请教盖房的事，说深了，叔跟我商量，什么地方能搞到一点点钢筋，哪怕是高价的。
说着话，我瞧见黑影儿里，二弟的媳妇慢慢地凑过来；一会儿，二弟也过来了，说：盖平顶房才省事，不用木头，不用一溜口上瓦……
第二天，婶子突然小声跟我说：“你瞧，他们从来也不跟我们说盖房的事儿，结果，心里还是有个想法，要盖平顶的。这不露出来啦。你小弟眼看着要找对象，要结婚，人家女方，都得看有房才答应呢。咱跟你二弟商量，是怎么凑钱，怎么弄，村边空地不多了，赶紧申请，盖个房，这旧房再给小伟留着，你二弟怪不高兴。咱也不敢说了，说了惹气生。”
“怎么办呢？”
“黑里给你叔说，不行啦，我们老俩口去外边盖个小房，搬出去，老了，也不要院子了……”
“要是……不分家呢？”
“不分家也不成，那么多口吃饭，累不起了。现在儿媳妇不做饭。咱三丫头到人家家里，不也就是抱个孩儿？”
叔下工回来的时候，又上集上转了一圈儿，并且给我买了一串紫葡萄。刚洗了，那两个孩子就张着手要。给完他们，剩了一半，婶子为我藏柜子里。我也儿童，看见那两个孩子出大门玩去了，赶紧把葡萄摸出来，一分三，和叔、婶一块儿吃。一转眼，二弟那儿子又回来了，我立刻把最后几粒葡萄填进嘴里，偏不给这个长大了怕也不孝顺的小赖包！婶子呢，抬手叫：“壮，来吃葡萄。”
吃了晚饭，叔带我上地里去拔花生。一路走，一路问。
“这叫啥？”
“芝麻。”
“那个呢？”
“白薯。”
叔永远认为城里学生是憨子。总想看乐子。
“这是啥呀？”
“谷子呀！”
“还行，不是草啊？”叔在前头闷闷儿笑。
“这长得跟草也差不多，比咱家种的差远了！”
“你看见咱家的了？没看错？”叔没回头，没变调儿。
“晌午看见的，是小弟指给我的。那两块地挨着，一个倒伏了，一个还竖着，那种的不是一个品种吧？穗好长，好粗呀！是咱的没错吧？斜对面的地，人家也种的是谷，长得像狗尾巴草！”
“咱家种得可以？”叔淡淡地问。
我摸得准他心里有多么自得、又偏要这样、这样地“谦虚”，这，就是叔呗。
“咱家算是村里最会种地的吧？”
“不算，周家那两兄弟玉米种得好。”
“为什么呢？”我有点嫉妒不认得的周家，不愿听见有人比我叔好。
“人家两弟兄都是民办教师，懂科学呗！知道使什么肥，什么时候使。有一家姓赵的，化肥使早了，谷子长得一人多高。跟高粱似的，顶上结几个小粒儿，谁见了谁笑……”
这就是我那在土地上滚爬了几十年，不信花生能高产，对土地没有神奇感的叔！
对面路上，过来一辆装得满满的驴车，随后有几个人，赶车的是个中年汉子。
“上地啦？”叔打个招呼。
然后，叔笑着，怪大声地对我说：“这是咱们大队宋支书。”
姓宋的支书瞧我一眼。
“我侄女。打北京来了。”
宋支书冲我笑。挺有干巴劲儿的样儿。
驴车过去，我问：“这支书怎么样？”
“不怎么样，还不是往自己家搂！”
“比赵广玉呢？”
“不赶赵广玉。赵广玉人家还能呢。”
地里的花生长得好。土硬，没带锄，叔拿脚跺花生棵子四周的土，拔起来一看，还是落下不少。他又用铁耙子似的短粗指头扒土，扒了，还有落下的。“走，到上边的地去。”
坡上是砂地。一拔一整棵，棵棵长得满。一会儿，背筐满了。叔背起来，我甩着手，又跟在后面往回去。
在坡地上看得好远。暮色中，几处村落，几缕炊烟，几家认不出是制什么的工厂。晚霞，还有山。我突然想起来：
“叔，那天去公社，听说要承包山呢，咱家还不包？”
“咱不包。”
“不包白不包，又不少你的地，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嘛，包这种石头砂地的秃山费劲儿，谁要包前些年封山育林的山，才占大便宜呢。”
“不包。”
“你领着人干了那些年，又懂行，你不包可太亏啦！”
“包不到。你不吃这花生？”
“我不吃，生。”
“吔，鲜。”
我看着叔的后背。深蓝色的确良的衬衣，领子还是新的，不知是为我来穿的，还是就这样？背筐的一只肩陷下去。筐打着他的后腰，一步，一步。边走，边勾回手，从筐下边揪花生吃。时不时，用手指指：“这一块是我的地。”“那小片也是。”一会儿，离开路，用脚去踩地老鼠洞。
我有一种感觉，叔勤劳，手也巧，但难得发大财。
进了村，路过一个院门，门口站着几个笑嘻嘻的女子。叔又怪大声地说：“这是我们宋支书的家！”
我往门里探了一眼，不由叫起来：“好大的院子！”弄得那几个女子顿时都有点怔似的。
正屋门远远地缩在里边，门边，有个网拦着的鸡圈；还有什么，门小，眼拐不了弯，看不见，没见过村里谁家有这么大的院。
过了那门，叔在前头说：
“这，原先是队里的牲口棚。”
“怪不得！怎么落到他手里了呢？”
承包嘛，有人包牲口，人家支书赶紧就把牲口棚作价卖给自个儿啦。”
“多少钱？”
“他说几就是几呗。农村的事，复杂。”
“那么，赵广玉家呢？”
“院子也不小。”
“我真想去赵家看看！”
“不去。”
停了会儿，拐了个弯儿，我没事儿似地问：
“叔，咱们跟赵广玉家沾一点点亲吗？”
“不沾，你不知道咱家是逃荒过来的？这村大姓是赵、宋两家，他们有矛盾，又都欺负咱。这是老事儿。”
唉，沾亲带故去登门的理由也没有了。可我不甘心。
“俺大兄弟那年跑八跑。跑到俺娘家村。八路在村里演戏，俺大兄弟扮个小闺女。扮得那个俊呐，俺在走娘家，在戏台子下边瞧半天，夸半天，就没认出他来。那是个啥戏来着，《打渔杀家》。下了装，老乡全围着瞧那小闺女，我一瞧，□，那不是俺大兄弟嘛！赶紧叫人给你奶奶传个信儿。俺大兄弟跑个没影儿，你奶奶整天价饭也不吃，茶也不想，一听见，拐着小脚，由人扶着就奔俺娘家村来了。晚上又演着戏呢，你奶奶冲着台上就给俺大兄弟跪下了，哭哇，叫儿回家哟。俺大兄弟也哭，彩脸儿都花花啦，就不肯家去。戏都乱了，连那被杀了的‘恶霸’，也爬起来跑到台前来劝。俺们大伙儿把你奶奶劝回去了。要不你爹做大官儿嘛！”
门礅旁边的墙根底下，一个老奶奶歪那儿晒太阳。皱巴巴的脸儿缩得像个小核桃，剩下几根灰不灰、白不白的头发，盖不住亮亮的脑瓜顶。我们俩聊闲天。论起来，她是我爸的表姐，我该叫她表姑。当年据说是个美人呢，从铁道那边嫁过来的时候，多少人看。三年前中了风，走道不便。儿子都分了家，自个儿顾自个儿。挪到灶上烧口水，挪到墙根儿底下晒晒太阳，太阳挪了呢，就跟着挪挪窝，太阳下山了，就挪回屋里床上去。
“……俺嫁过来那年的时候，正赶上国民党跟日本人在北边山头开仗，堵日本鬼子。咱老百姓怕日本鬼子打过来，杀人，抢，要咱妇女，又想等着捡洋落儿，一个个全趴在沟口里看，那日本人厉害，吔，一下子，国民党兵就倒下一片，跟砍庄稼似的。吔，又倒下一片，清清楚楚，那看着就是给打败了，往后撤跑了。先有那大胆儿的，当过兵、匪的百姓就上去了，捞回俩盒子炮，别在腰里。再上去的呢，去扒国民党死尸的衣裳，那伤兵还哼哼地叫。最后连小孩子也都上去啦，早什么都扒完，就连带血的裤头儿也扒了。要说，人家也是抗日呢……”
“您说的那是台儿庄战役吧？”
“不是，在那前儿。”
“您知道台儿庄！”
“咋不知道，离着没几十里地，不是台儿庄吗？”
“噢，那您说的是从南边调过来的戴斗恒的部队，先堵了下日本人那回，是吧？”
“哪知道谁是谁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嘛。那时候，七路、八路、日本人，一拨拨地过。七路军来村里，呼拉拉一大片，蝗虫似的，半夜，翻墙头就进家了，立逼着叫擀面条儿，咱说没白面，拿枪唬着，老子抗战！吔，吔。吃面条，糟踏妇女，打没打过日本人，咱没见着。可日本人听说谁家里住过七路，就烧谁家的房。八路来，悄悄地，就住咱村地主家。到了早上，村里人见着，都伸出指头比划，七路来了？八路来了？八路好！不伤百姓，可逮住汉奸八路就不饶。日本人来了，姑娘媳妇赶紧藏，赶紧的，叫小孩摸两个鸡蛋，端到日本人眼前，‘大大地好，大大地好。’咱憨，还问过俺大兄弟，你当那八路，八路是啥意思！是不是拿个小铁耙子扒路呀？呵呵儿，人家八路呀，还真是扒铁道呢！还是八路得人心，这不，八路坐了天下啦！……”
墙根儿底下，眯着眼，晒着太阳的老奶奶，说着闲话儿。
想出一个计。趁叔不在，拉上二弟，叫他带着我满村转转，说是看看全村的规模之类。不很经心地，也问问这家是谁，那家叫啥，捎带，问一句赵广玉住哪儿。想的是，走到他家，抬腿就往里进！走到村东边；隔着园子地，老远，有两口子从个院门口出来，送什么人。二弟说：“那个穿汗衫的，就是赵广玉。
我慢慢地走，慢慢地走，他们送人到路边，正好他和脸对脸。真是二弟说的，胖胖的，圆头，大脸，剃着小平头，原先挺大的眼，胖得都眯缝了，果然一副精明样！他当然要客套：“走走呀，哪儿来的客呀！”
“我大爷的女儿。”二弟很爱拿我显摆。
“打北京来呀？”赵广玉更客气些。
我便趁机说：“我是出去采访的，路过，回来看看。”这是实话。
“记者呀？”
我就只好打哈哈了。
谁想他立刻挠挠头说：“哎呀，你看，有个事儿，我正想反映、反映呢。”
“什么事？”
“这个事说起来挺严重，挺该写一写。”
还是二弟说的对，真“像个官儿样”，说话都是干部词儿。
太好了，可我真怕他站在路边就急不可耐地“反映问题”，于是，把该他说的话也抢过来了：“走，那就到你家去坐坐吧，详细说吧。”
我还惦记着他那三台电视机呢！
赵广玉家开个小旁门，里面果然是个大院。后一排老式全砖、全瓦房是他的，前一排平顶房是他弟的。院子里种着梨树，还砌了个养蝎子的小窝。“卖这东西挺来钱。国家收购。”他说。他叫老婆摘梨，洗梨请我。我不客气，梨不大，可挺脆，挺甜。吃着梨，把人家的电视机也看到眼里。就一台，彩色的，十六寸，东芝牌。
二弟两眼也紧着四下看，看了张嘴就问那两台电视机哪儿去了。
“哪儿有那么多！”
原来，另一台是他弟的，他自己原先那台黑白的卖了。换了这台。全给他加一块儿了。
我倒正儿八经地要听他反映问题呢，借此，好好品品赵广玉这个人究竟有几分成色。
“咱说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大队今年春天闹分地的事儿。这事儿你听你叔说了吧？”
“就听我叔说过一句，今年又重新分了地，分的不如去年。”
“群众意见大了，不敢说！我跟公社书记谈这个问题，一号文件明明讲的是：十五年不变，必要时，适当地部分调整土地。你怎么理解？部分调整。这样大规模重新分地，很影响农民的积极性，刚把地分到农民手里，刚稳定，又变，人家就不敢往地里上底肥。这样下去，地不就完了吗？”
“真闹得很大吗？”
“大！闹僵了，眼看地分不下去，种不上，要过节气了，公社把法院、公安局都请来了。拿着枪，看着，管着，硬分了。光这个招待费，公社对外说是一千多，内部，我听说：二千打不住！”
“为什么一定要完全重新分地呢？”
“种了一年，看着人家地好，大队干部就想给他们自个儿和亲信弄好地呗。”
“敢吗？”
“公开！”
“还敢多分呢。”二弟插一句，“有人晚上偷偷把他们的地一块块都量过了，多不少呢。”
“人家说，三五年之内，还要再重新打乱调整呢！”
“公社为什么就支持他们这种做法呢？”
“糊涂！越怕乱，越支持大队，不敢真听群众的，怕群众闹起来收不了摊儿。我当时是不在家，在家我不能叫他们这样。非讲清楚不可！中央一号文件，农村新六十条，执行不执行？三中全会的精神是政策呢？还是策略？他们敢回答吗？！”
听着赵广玉满口“新六十条”、“一号文件”的，很有点想乐。农村干部久经锻炼，个个都练得满嘴词儿！瞧瞧他那张圆圆胖胖的大脸，精明的眼，心想：他自个儿是不是个无缝的蛋呢？便问：
“听说你去干工业了，你家还分地吗？”
“咋不分，我家在这儿，老婆孩子都在。”
“那你们家的地也分得不好啦？”
“也不好。”
想起家里人议论他时给的感觉，他简直精明到家了，是预见到承包后大队干部的油水有限，才及时跳出去搞社队企业；于是就直截了当地盯着问：
“那你不当支书，去干工业，不是亏了吗？”
“我是被迫，是被撵到社队企业上去的呀！”他反倒大着嗓子叫起屈来。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是八二年，我提出来农民个人承包土地。”
“你这不算早呀。”
“不算早！在全公社却是头一份。说分就分啦。公社书记吓坏了，紧着找我谈话，说我这党员没有原则性，怎么自作主张分地呢？我说：什么叫原则性？党员就是要对中央负责，中央文件在那儿摆着呢。这就么，把我调公社管工业去了。没实权，省得我惹事。”
“你可真够能说的。”我笑了。
“那可不，别说公社书记，区里好些干部都怕跟我说话。可没少整我。我这院子里种梨树种得早，原先种的还多，还有苹果树，满院子跑的都是鸡。我这院儿起的早，刚解放时我爹围起的。我爹就爱种个树弄个啥。现在我是万元户——我当然是，好割资本主义尾巴时，上边下人来，说‘赵广玉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带头人’，把我的苹果树都给砍了去啦。整了我一回。等到搞基本路线教育的时候，更好，打区里下来十几个人，组成工作组，在村子里蹲了三十二天，摸情况，根本不跟我照面。蹲够了之后，组长把我找去：赵广玉，你知道我们是干啥来的？我们是揣着检举信来，就是来处理你的，你表个态吧。表个态，行，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夜，写完了，一遍遍看，越看我越是没有问题，又给撕了。”
“人家检举你什么问题？”
“损公肥私，占有集体财产。”
“你有这个问题吗？”我毫不含糊。
“有？！第二天，开全体社员大会，整个工作组到场，叫我表态。我当场说，第一，我相信党；第二，我相信群众，不，”他立刻修正，“我说的是相信百分之九十五的贫下中农；第三，我相信自己。全村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我赵广玉要是贪污一分钱，退赔十块！当天晚上，我上临城，买一块手表，上海的，一百二十块。不是说有经济问题吗？我偏露露富，叫大家瞧瞧，我称钱，心不虚！”
我真欣赏他说话时的绝对自信和潜藏着滴水不漏、术语成套的精明！同时，留着一个心眼儿。真和他所表现的这种刀搁脖子上也不眨眼的神气一致，的确没有多吃多占？还是他已在农村小型、频繁的政治斗争中练出来了，懂得了谁硬谁胜的道理？而我叔家的人对他的说法，是农民对自家小院以外的传闻习惯于夸大，特别又加上种对自己身边能人又羡慕、又嫉妒叠加而成的一种扭曲的判断？或者，应该相信乡下人那没有根据但往往正确的、朴素的直觉？……
不过，赵广玉的确比我家人在小院里七嘴八舌描绘的形象“上路”得多。他把公社用上百万元贷款建起来，光赔不赚的染料厂承包下来，把五十来个科室干部裁个一干二净，剩两个厂长，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连采购员也不要了，谁能推销货就奖谁，工人成，农民也成。工人干不好，开除，回家种地；干得好，有奖。这半年就交了八万利润。
这不能是假吧？
顺便，抓住这个掌过村里实权的明白人请教请教电的问题。
“唉，这事！当初咱们想，这么多年了，离着临城这么近，咱们村儿就没个电！拉下老脸去人家单位求的料，村里人齐心，栽下杆子，拉上线，临着通电了，宋支书觉得他现任支书没弄来电，丢脸；趴在变压器上，不让合闸，说：你们接电，我立时死在这儿。”
笑，笑着愁，支书趴在变压器上，竟没辙！
愁着，想：赵、宋两姓有矛盾，唉，农村这事……
黑了，大嫂带着三个孩儿一条狗来串门儿。坐在门口小凳上，大闺女躲在背后，小闺女搂在怀里，大约是来看看我的，倒断续、小声地跟婶子尽说些地里的事。又扯，下午谁死了怎么怎么的。
“谁呀？谁死了？”我赶紧问。
“前头丢驴的张家他爹。”
这家我还知道，算起来，还是我们的本家。走到村里，见着，我得喊他们一声叔呀、婶的。原先不是一个张。各自续家谱的时候，发现排字辈有些地方一样，这亲就拉上了。不过恰到我这辈，那“字儿”又分叉了。
我有点来精神了。我从来没有眼福看回正儿八经的出殡，等我能到处走，什么都想看一看的时候，旧玩艺儿什么都没有了。这几年，听说是又兴了，我却钻在学院里啃书呢。为了说明个什么事，父亲讲起过“丧棍子”。乡下死了人，赶紧得请个人报丧，一般人家也不写帖子：这报丧的人就还准知道你们家这些个大面上过得去的亲戚姓甚名谁住在何处。但是至亲好友，就得孝子拿着“丧棍子”亲自去报信了。发丧的时候，人人拿根“丧棍子”，孝子的最粗，至到嫁出去的姑娘之类，那丧棍子只有小手指头粗细了。乡里亲多，出一回殡，也得砍完一棵柳树的枝子呢。还有什么扎烧活，搭祭棚，送幛子，开饭，发丧，各地大致差不多，我在书里瞧见过。姑娘进村就开始哭，姑爷进门开始哭，因而有个差事，劝哭。凡听见哭声，坐在祭棚里喝茶的鼓乐手，就抹抹嘴，拿起唢呐、管子吹一通，人声带着乐声，煞有气氛吧？发丧那天，在村里还得磕一通，哭一通再走；也是把那些亲戚和烧活搁一块儿叫叫阵吧？烧活扎得好。死男人陪马、陪车，死女人陪丫环。叔说过，我们后边那剩了光棍老父子的五保户，原先老太太死时家还兴旺，扎十个、八个纸丫环，小脸是泥做的，涂着粉，绘着彩，画着眉目，穿着金闪闪的纸衣服，漂漂亮亮呢！把烧活分给看热闹的穷孩子；一个举一个，举到坟上就发个铜板。有个“打路鬼”，不能举，请它走在最前边，它脚下有个轮，人在后面推着，它手上有个小绳，拴个小纸球，推起来走，那鬼就会一左一右地转动身子，把手上那根小绳扫到左边。扫到右边。嘿，那鬼的模样儿该有多少可爱？！临起灵，还得把这办丧事开门、三天、七天烧的纸钱灰，连着纸灰盆一齐摔碎，叫作“摔老盆”，这是孝子的专差。所以，跟没儿的妇女聊天，才有这凄凄哀哀的话：唉，死了都没个人摔老盆呢。算来，一个村红喜事、白喜事接接连连，一年到头，该有多么热闹！可惜我一回没见着。
“嘿，那张家什么时候出殡呢？”
“哪敢呢，如今，死了人连说也不敢说呢。”大嫂说。
遇到这种正经事，婶子便特别记起我这个识文断字的人和她们观念的区别，便带着种自我批判、自我合理的微笑，不紧不慢地说：
“我儿，咱们老农民，老了，不兴烧，要睡个棺材，入个土；怕政府不让，怕有人告，悄悄地，趁黑夜埋了去。”
“要叫人告了呢？”
“吔！那扒出来，浇上汽油烧。”
“埋哪儿呢？”
“不是分了地吗？”
“噢。”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突然忍不住大着嗓门儿笑起来：“城里的一些个老人，这会儿真要羡慕死农民啦，只有农民有入土的特权！”
笑着，想起父亲讲过的一个老人和棺材的事。
三奶奶。
她原先就住我家门外，一间小小房。从二十多岁起就守寡。一个人，一双小小脚，一辈子没见过火车。夜里，总听见火车叫，就问在巷子里玩的孩子：“儿呀，这是啥声音？”“火车！”“火车啥样儿？”“老大、老大，呼呼满地跑。”“跑到咱这儿可咋整？”“跑不到！”“是啊……”
从二十多岁守寡的时候起，她就一个心愿，攒一口棺材，老家人叫“木头”。有三亩薄地，不雇工。拐着小脚自己种。小房里有张木床，有个蒜臼子，每天到地头摘两个青椒，搁在蒜臼子里捣捣，卷在煎饼里吃；冬天，就换咸菜。每天。到了四十多岁，攒上了口“木头”，放在当院里。
正赶上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国民党和日本人打仗，打完了，就上老百姓家搜棺材，运他们的官儿。她整天担惊受怕，便跟我奶奶商量。
“俺不如现在就拿上小绳吊死呢，你们家有孩子，帮把手，把俺放‘木头’里。”
“吔！妹子，那咋行呢？人有个寿限呀！”
“是那！可俺的‘木头’要是叫人家睡去，俺这一辈子还不是光着腚走啦？”
后来，她就把棺材搬到小房里，搁在自己睡觉的床上，盖上秫秸、破苇席。自己呢，缩在床沿边，头靠着棺材，一夜、一夜坐着睡。
再以后的事，我父亲和叔就不详知了。有人说，她的棺材叫兵给抬跑了，她上吊死了；有人说，她吊死了，睡进了自己的“木头”。
现在，那曾有间小小房的地方，是一棵榆树，树下拴着我那叔和他二儿子合伙买的牛。夜里，牛牵进院子，那儿，就剩一棵榆树。
第二天，我跟叔在村里走，见着我们那本家叔从村外回来，露出有礼数的笑。
“挖了？”
我叔小声问。
“夜埋？”
“夜”。他又拍拍土，冲我笑，“大侄女，家来玩。”
我才想起是个什么事。
“＊，净为了入土，死个人，还不赶死个小鸡儿呢。”婶子撇嘴笑。
二弟不论是快活，是心里装着事，或者什么心事也没有，脸上始终有一种不舒展的神气，眼光总是迟迟惑惑的。不是忧郁，不是胆小，而是一种总在不断地小算计着，想占便宜，又怕吃亏，想要发达，又摸不着门着，总在小算计，总又什么也没算计出来，久而久之在脸上烙下的印迹。
人有多少怪，生活的路和内心世界的轨迹稍稍发生一点转向，脸相上就会反映出来。
叔的这几个孩子，我跟二弟延平算熟的，那年回来，他已初中毕业，在村子里当赤脚医生，很平常地说些个“红霉素”“转氨酶”一类的词，爱打听外边的新鲜事儿，一会儿“姐……”，一会儿，“姐……”修地下铁道是不是像挖煤井一样掏的洞？什么人造卫星溅落在大海里边为什么人能找到？……很跟我有话说。前几年学个“旅行结婚”，事先也没写个信，猛地，拉着个眉眼乖巧的女子进了我家，叫我那循规蹈矩的爸很有些疑惑，怕他们是家里不同意，私奔呢！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双明亮的眼，方方的脸，憨憨实实，跟我那当过兵，又下了煤窑的大哥一模一样！他们兄弟俩也长得确实像。
这回，一见面我就怔住了。说不出他哪儿有大变化，变得又实在厉害。眼小了些，下巴尖了点，脸上是不舒展的神气，就这些。
我说要去乡里找书记，他比我还热心，好像不是为电，就为那是个书记；
也去赶集，提回个大篮子，半天，托着一小块豆腐皮：“娘，给姐吃。”
叔说，延平，到我地里刨点鲜花生给大爷带回去。于是，他就收拾自己的地一直到黑才回来。不用拿自己的花生了，还不舍得搭自己的工？
我简直说不出他那点小算计！
但，眼前这张总算计，总也没算计出什么的脸，真叫人说不出为什么会心里难受。
人难免被环境塑造。他也是两个孩子的爹，也分着一份地，不管怎么算计，总得想着盖房的事；那一砖、一瓦都是实实在在要算计的……要是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出生，生活，然后，一个小而全的担子落在我的肩上呢？
我又何曾未深深地体会过这种没什么用而极耗神的小算计呢！大至人际关系，中到命运，小至一分菜钱……如今闯荡久了，挫跌多了，对命运呀，菜钱呀，连同人际关系？都懒得算计了。去他的，算又怎么样，走，便是了。然而，有时仍要受无用的小算计的折磨。
也许，正因为我们都会小算计，彼此才这样地相通和亲近？
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有大有小，全都四四方方。土坯垒的，砖砌的，石头垛的。墙都不算高。不过，站在院子里绝看不到外边，外边也看不到里边，除非从半敞的小门口往里瞧瞧。
我家这院，前边借人家的后墙山堵起，后边靠自己的五间房封住，那一边是大小石块的墙，这一边凭草顶、土坯的柴禾房的外墙跟门联成一体。有个小小的门楼，自然也是草顶。黄黄的土墙，深褐的门檐，木本色的双扇门，门外一棵榆树，洒下半点绿荫，这，就是我家的门口。
在村中走，一扇扇不大的门，一堵堵默默的墙，都引人猜。舍得用砖、用瓦和白粉、黑漆的门楼，那是新发家的主儿？还是才立户的小两口儿？土墙在下陷，草在墙头晃，那里面是住着一个笨汉和一个懒婆娘加上一堆小小孩儿？还是位老人早已离乡土，去什么地方的儿女家享清福？那一块块打得大大方方的石头垒的墙，准是为再盖房，再分家备下的料。这种墙不抹泥，不沟缝，只靠石料自身的重量和方正垒起来。青青的石料，块块耐人琢磨，似乎块块有自己的心思，永远封在里面……
村落，散在土地上的片片村落，远远看，每一处尽是些屋顶、墙、门和墙、屋顶。合起来，似乎一处只说一件事情。
有一小块地方，原先是个教堂，教堂之前据说是个干了的水塘，教堂之后，是座炮楼，住过日本鬼子。在这一带活动的八路打过住这儿的鬼子，路过这儿的新四军又把这炮楼给炸了。现在，是那利嘴老婆婆的小院子。
远远近近的村落，温和而又拥挤，藏着多少故事！让人突然涌起一阵惊奇，然后，又随着视线消失在那拥挤而温和的远近村落中。
鼻子底下长着嘴也不灵了。凤姐住在辛庄，这一带竟有三个辛庄，相隔三五里，太阳到了正顶的时候，还没摸着她家的门，烦起来了，张口大骂，死凤姐！活见鬼！正骂得起劲儿，见一个胖墩墩的妇女打对面走过来，停下。
她不吱声。
我也不吱声。
就这么见着了。
凤姐日子过得好。独门小院，全砖全瓦、小泥抹的房，还要盖门楼加厨房，院里堆着砖。地上呢，晒满麦子和棉花。种棉花，卖猪，卖余粮，不靠丈夫那国家干部，自个儿一年就收个一千多块呢。
景全没下班，俩侄女没放学，进了门，凤姐就手脚不闲，从院这头走到那头去喂猪，又从那头走到这头来赶鸡，收拾粮食，一簸箕，一簸箕端进屋去，倒进盛粮食的大箱里。一下在屋里，一下在院里，嘴也不闲，我得跟在她后边转着接话。
“咱胖成这样儿，你都不敢认了吧？”
“敢！人家凤巧预先介绍过，说你胖得要命，我有思想准备，结果，还行。”
“这可咋整，咱要是能歇上两天，准会瘦下来，瘦成你这样儿才好。你怎么越来越显着年轻，真是城里人儿呀，咱家里人没说你像十七八呀？”
“说啦，像七八呢。”
“差不离儿，”她咯咯笑，“我都成老妇女啦。唉，越累它越胖，就是这回事儿！”
“你累糊涂了，话都说反啦。”
“可不是咋的，越累越能吃嘛。咱老农民日子好了，可累坏了，从早到黑，一个人在地里，累死我的娘啦。别瞧她凤巧现在轻松，过二年，丈夫回来，自个儿立个门，看不累得她哭！”
一个劲儿喊累，还是咯咯笑！怪，一说笑，墩乎乎的人完全又是旧日那水灵灵的样儿。
她一溜小跑去打水。和叔家一样的井，一样的压水机。多着一个水泥砌的蓄水小槽，显着年轻人过日子的心气儿。添两瓢水，她压着水说：
“记得吗，咱家那井，原先是窑，上回你来家时挖的，吔，大知识分子，手上还打俩泡。”说了，又笑。
我站在一边瞧那往外流的水。一点点事，人家记得那么牢，不知是把你来家的，你自己完全淡忘的那几天，反复地念叨温习了多少回？还是，谁也没对谁说过，就那么记着了……
“哎呀！搁那晒一中午，回头还不烫你个猴屁股呀！”凤姐登登跑到门外，把我骑来的车往院子里的阴凉地搬。
“吃啦？”路过的谁说。
“没呢，还等着你给做呢。”她笑嘻嘻地说……
我们俩原本是一个性情，天生要叽叽呱呱地说，咯咯地笑，不让说笑活不了。不过命不同。如今，她依旧笑得那样，叫人羡慕得要命。
“……还是你过得，凤姐。”话从嘴边溜出来。
“好啥好，这辈子再也没个儿！”
“瞎想不开！你有俩闺女，我可什么都没有。”
“送你一个吧，这就带着走。”
“舍得呀？”
“舍得！赶明沾闺女的光，上北京去看看你，可别装不认识，哪儿来的老农民哟。”
“哼！只怕闺女刚刚上火车，你就哇哇哭开了……”
“妹子，咱们别笑了，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有没有办法给我弄一个儿子来，大医院里人家私生不要的。人家要多少钱都成。真的，咱们正经商量商量。要是能帮成我这个忙，我这个姐姐一辈子记你的大恩。”
我真想让我这爱笑的凤姐遂愿！
又想，私生的现在实在不多。懂科学了，管得严了。再说，也没有那么多值得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感情吧？
只能还说那老话：“儿子女儿还不都一样，你别想不开啊。”
“真想不开呢。”
“可当初不去结扎不是也不成吗？”
“也成，把你和孩子的户口起出来，拿你自个儿手里，不分你地。当时叫我们两个妇女去做手术，人家那个就没去。”
“就把她跟孩子的户口起了？”
“起了，没地，也不着家了，带着孩子四处走。还是人家好！那还有个生儿子的指望。”簸着粮食，守着房子，竟羡慕那四处走的！
“干脆，我给你偷一个儿子去吧。”
“哪儿去偷？”她吓了一跳。
“大街上，看准了，抱起一个就跑。你敢养吗？”
“敢！你敢偷我就敢养！”
“你敢养我这就敢偷！”
说了，俩人又咯咯笑。
她忙里忙外，我睡我必睡的午觉。一觉醒来，饭菜摆了一桌子，地下、院里也收拾得干干净净。吃了饭，抹抹嘴，太阳就偏西了。该走了。在农村，走亲戚就是吃顿饭。凤姐送我，不忘提着去摘棉花的口袋。
她婆婆、她嫂子都从自家的院赶出来送，拉着手，叫一声“妹”，再叫一程“儿”。糊里糊涂，照着凤姐掰着嘴教的，叫她婆婆“姨”。悄悄问，她算我什么姨？
“俺婆婆和你婶子的娘家妈是一个人儿。”
还没绕过来。
“大妹子，再来……”，“儿，慢走……”
在城里也没个亲戚，也没个哥和姐，一个人独来独往；有什么些个没整明白的亲戚，叫着，应着，心里还怪热乎乎的。
走到村口那儿，凤姐叫我看看她那块比谁家都长得好的棉花地。景全骑着车追上来，见了，又非要给我指道，把我送到大路上。
路是小的，弯的，没三个辛庄也够我乱的。
“景全，现在转业回来能混上个果园场长也不易呀。”
“啥！人家工人把树都承包了，咱一个月挣那六七十块钱的国家干部，成了‘贫下中农’啦。”
“咦，你不是坦克兵吗？会开车吧？”
“当然会！”
“那，你还不如也承包个拖拉机，汽车什么的。再不如，也跟咱四妹凤英他丈夫似的，去开人家承包的车，那也来钱着呢……”
“咱可不干那。咱不敢。”
不知怎的，我觉着我叔的姑爷景全，真是我们家的人，跟我有种一致的秉性……
“妹子——”路是弯的，凤姐远在棉花地里招手：“明儿，我回娘家送你。”
“别！”我骑在车上大声喊，“就是知道你忙得四脚朝天才跑来看你呢！”
“吔，忙死，你一辈子来几回呀？”
“那行，穿得漂亮点儿！我要给你们照相呢。”
“哟，咱这么胖，还不照到相外边去啦……”
叔家的人平日里也难得吃上这样的“大锅饭”呢。
分了家的，嫁出去的，能来的全来了。小桌坐不下，小凳也不够使，挤着，蹲着、站着。“哼，都沾我妹的光呢！”凤姐脆声叫。还真的呢，老家还是老例，来客，女的不上桌，这回，叔家的女的，不管婶还是嫂、姐、妹，全都和男的一块儿上桌吃饭，造一回反！会喝不会喝，一人一碗酒，甜的；自然，大人、孩子，一人手里攥一个煎饼。
大嫂的儿子偷偷把鱼丢给桌子底下的狗吃，二弟的儿子大壮呢，把不爱吃的肥肉片举着叫：“燕儿！燕儿！……”
“别惊那燕儿，别惊那燕儿。”婶子一边说积善的人家燕才肯建窝，一边呢，就把鱼呀，鸡呀，往我碗里堆，“唉，明儿早起吃饭，又剩我一个人了……”
“哎呀！”我大叫起来。我突然想起来，要走了，还没喝上那碗酸辣汤呢！竟给忘了！
“今儿有集吗？”
“有，天天有。”
“集上有酸辣汤吗？”
“有，到处有，干啥？”
“想去喝一碗酸辣汤呢。”
“不早说，这都什么时候，走到集上，集都散了。要不给你现做一碗？”
“会做？！”
“会，简单，谁都会。”
“嗯，算了，算了，我瞎说呢，肚子都吃撑了，什么也喝不下了。”
真不好意思再叫家人忙，可又惦着舍不下。
“……嗯，那酸辣汤是什么味呀？”
“酸辣汤味儿呗。”
“你跟俺大爷都挺怪，如今啥好吃的东西没有，要吃那酸辣汤！”
“那东西，还真是好吃呢……”大家纷纷说。
心里又惦着酸辣汤，肚子又确实撑得没地方，于是就想，反正就是酸辣汤味儿，假装已经喝了吧。比方，刚下火车，坐在车站外边的小摊上吃了点啥，抹抹嘴去了，到最后一问，原来那就是酸辣汤呀！编一个喝酸辣汤比喝嘴里不更有想象的乐子吗？可不管怎么说，瞎编一段也好，真喝上一回也好，反正喝不出爸嘴里那味儿……
小伟从厂子里赶回来，站着，吃着煎饼，含含糊糊说谁把村里的电承包了。
“真的吗？！”我问。
“可不是真的咋的！我进村的时候，瞧见人家把那个坏变压器拆了，正往拖拉机上装呢，说是送临城修，修好了就送电。瞧人家这致富路子，想得还挺聪明的。包电！”
“真是，咋又叫他给想着了！”二弟眼巴巴地赞叹。
“嗳，听说，李小文儿前两天回来了。”大嫂突然说。
“是吗？”这么巧！”我等会儿看看他去。”
“你看他做啥？”大家都笑。
“就是想看看嘛。”
真的，我真不知干嘛想去看看这个人。
“李小文儿走了。”二弟说，“他从来不在家久呆。那是他女儿的家了。听说人家李小文儿现在在外边混得可好呢。在好几个地方都开了小铺……”二弟又是一副眼巴巴的样儿。
叔不议论，守着他的太师椅喝酒。哪怕够不着地桌上的菜也不离那窝儿。我带来的汾酒，一瓶已经见了底，他又伸手去摸第二瓶，开了盖，倒在从来也不兴洗涮一下的小酒蛊里，喝水似地喝。土褐色的脸透出红来，脑门子上有汗。
我叔就是我叔。
一辈子干活，一天不歇，什么活儿都干。不论什么潮流，叫干什么，就能学会干什么，他不偷、不抢，公家便宜不占，他就是本份的农民。连他的女儿也不出他的大辙。解放时是个中农，现在呢，是个中溜儿，难道，中农真有个中农的性格？
本份是我叔的美德，也是他今后的难得大发家的障碍吧？我想，可像他这样的农民，要比那赵广玉，李小文多得多……也许，是我这城里人，把致富的事听得太易了……
景全说：“那汾酒是名酒呢”。叔听了，忙把酒瓶盖盖上，用手砸死：“留着，留着，等来了客再喝，就说是我侄女带来的。”
我有点儿心疼，我就愿让我我叔自个儿喝！
……
吃了饭，照相。妇女们都紧忙着换衣服，婶又梳一回她那扁扁的、光溜溜的纂儿。打扮齐了，站出来一看，我连声嚷嚷：“不行！不行！我这是彩色卷儿呢，这样子都浪费啦！”平日里穿得花花绿绿，挺时兴的，到要照相的时候，个个全是蓝制服！
谁也不肯去换衣服，都希望别人穿花的，自己穿得板板正正、严严肃肃。照相，总是个正事。于是，我说：“我这个相机呀，不一般的呢，照完了，立刻就出人，穿得越漂亮，笑得越自然，越好看，不信，你们马上看！”
说着，把小孩子们拉到一堆儿。孩子们穿得花，站一块儿，我手里一按，“哗”，从相机后面出来一张胶片。
“你这是什么行子？”“这上边什么都没有呀？”……
“别急，别急。”一次成相的胶片出相也需要一分钟的时间；不过，我故意把胶片在身上擦了擦，然后，拿出来：“看，注意看，看见一点儿影儿没有，怎么样？怎么样？”……人影儿渐渐清晰起来，五个五彩的小孩儿！
全家人立刻热闹起来，你争我抢地看。
“快换衣服，太阳就要下山啦！”
姐、嫂都跟妹妹借花衣服，婶呢，又换了一件衣服，还是蓝的。小弟穿他染料厂的劳动布工作服，领口是敞着呢，还是扣上，老人和年轻人意见不一致。凤鸾穿得花，还背上个塑料小书包，穿上双高跟鞋，我不敢打击她，不告诉她那鞋后跟照不上。景全死活不肯往一块儿站：“我笑不好，憋了镜头……”“那好，你来按！”“快快，站好，笑！”
有影儿了，出色了，清晰了。
一张全家福。
我坐在小板凳上。有点累。想，要赶夜车呢。可能没有座位，可能连站脚的地方也没有……一只白鸡“泼拉拉”飞到枣树上，在房顶那么高的树枝上站着。二弟推出他那辆车，在打量，转身，又进屋，拿出块小孩毯子捆在后架上。
“姐，你咋啦，想家了吧？”小传问。
“没有，歇会儿。”
“就是想吧？”小伟说，“那么好的家咋会不想，像咱这样儿的破家，才不用想呢。”
“小伟，那是谁呀？！凤鸾大叫，“是谁去上海学技术，没去一个月就想娘，想煎饼，想得直哭，直哭。那是谁呀？”
一家人送我出门。
“给你爸捎好儿。”
“儿，再来呀。”
“妹，慢走。”
“姐……”
一些临分手的老话。
我回头应着，看见黄昏中的门口。夕阳从门洞那边透过来，洒亮了半个门洞，抹金了一溜草门檐，点透玲玲珑珑的榆树尖；这半边全在长长的影子里，门板，地面，榆树干和老黄牛……
心突然受不住了，赶紧走到最前头，把所有的话收在耳中，只管脸朝前一个劲儿走，一个劲儿点头。习惯了的，冷静的那半个心问自己：怎么了？究竟为什么？出了什么事？难道，从这里上路，真是去流浪？难道前边那么远，不知有什么在等你？
不知为什么。
只是管不住流泪，哭得好伤心，想站下，把所有的泪都流个干净，真想！还是只管往前走。
走到巷头，擦着眼回下头，一家人默默地跟着我走。拐过弯，走到村口，再回头，全家都站在那儿。天暗了，能从蓝的、白的、花的衣服上辨出人，看不清脸。
走到村外，再回头，看不见脸，看不清人，蓝的、白、花的，隐隐约约，一动不动。
这里不是我的家。
这里在变着，连那个门口，那头老牛，那棵榆树也要消失，终要变成另外的样子，然而，我确确实实地知道，那黄昏时分的老家门口将永远在什么地方牵系着我。
坐在二弟的车后边，抱着东西，颠着，走过初夜的庄稼地、灯光闪烁的工厂和缓缓起伏的山。
孤山孤山三道箍，不出娘娘出都督；
娘娘都督都没出，出了一窝箍漏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