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丹（1954——）生于湖南，曾插队，后毕业于湖南大学中文系，现在海南省工作，著有散文集《女人自语》。
终结
这个人的事一直困扰我，随着他的去世困扰变得更加强烈。作为父亲一生亲密无间而在晚年心存芥蒂的朋友，关于他的文字让我写得艰难。父辈的交往我并不甚了了，个中过节亦非可任我评说，况且死亡已经分离了他们也契合了他们，使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无足重轻。于是我以为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我的使命便完成了。
他出任湖南大学校长时，在学生们的毕业证书上盖的大印是：朱凡。可是五十多年前，还在上海当一名电车工人的他，去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书店买书，有幸被鲁迅先生赠予两本著作时，他的名字是：朱凡榕，而后来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半署名朱乙苇。小学四年级，我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课文讲的正是鲁迅先生赠书的故事。待我得知那个电车工人就是每逢周末必来我家的朱凡叔叔时，惊喜得好半天合不拢嘴巴。亲眼看看那两本应该成为文物的小册子，几乎成了我的第一大心愿。然而朱凡叔叔对此物并不如我想象的那般恭敬，他慢慢说：一本丢了。我等着另一本的下落。他喝一口茶，又喝一口茶，才慢慢说，另一本也丢了。后来，我看到鲁迅的文章里有“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子，便觉得他原来是得了鲁迅先生真传的。
他总是慢慢的。慢慢说话，慢慢走路，慢慢做一切事情，却让你从慢条斯理之中觉出亲切、自然、智慧和幽默。总是同心急火燎的父亲搭档，他俩真可谓浓妆淡抹相得益彰。据说他也有急眼的时候。母亲十六岁嫁与父亲，随之客居南京。我的伯父，一个缺少见识的农民去到弟弟家里，想摆出大伯子的架势在母亲跟前作威作福，被朋友朱乙苇看不过意，揪住他的领子说，你要是再不知趣，我就把你扔下楼去。说这件事的时候，他笑，晃动着一颗耄耋之人皓发稀疏的头，还捋起袖子做了一个揪人的动作。我不得不凭空做一番想象，才相信他当年强壮过人。后来我的伯父发了火，卷起铺盖卷走人。一路上扯着嗓门高喊：朱乙苇，是共产党，土匪。兴许南京人压根儿听不懂湘乡土话，要不就是听懂了以为他是疯子。反正这次公开的告发没有成功。说到这儿，朱凡叔叔发出哧哧的笑声——我注意过，他大笑的声音是哧哧的。其实伯父的告发百分之百准确，他千真万确是共产党，并且刚刚从牢里出来，父亲颇担着些风险留他住下。这是他们友情的写照，也是他们后来分袂的根由。
在我印象里，朱凡叔叔是个乐观慈祥而且极其随和的好老头儿。跟他对话，你总是觉得愉快。生活中有一种人，他们永远像海上的冰山，把十分之七藏在水里，只露出十分之三在水面。朱凡叔叔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博学、阅历、以及丰富情感，全都淹没在平和的海水里，如冰山一般深沉，你能看到的只剩下随和。即便在我们小孩子跟前，他也既无高级干部的威风又无长辈的威严，只是个富于喜剧性格的好老头儿。而懂得一个人被上天赐与这等性格是一种怎样的幸运，却是在我长大成人初谙世事之后了。
应该说朱凡叔叔是幸运的。他的一只眼睛天生有些乜斜，放在旁人身上说不定要成为终生的耻事，可对于他这似乎毫无妨害。闲聊之时，他曾对我这个毛孩子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嫌他眼睛不好，跟了别人。他乐呵呵评论说：我看她比我眼力还差，看不出我今后要当官，她能享福。其实像我这样的眼睛一点儿也不妨碍当官儿。有个县官也是个斜眼儿，他对跪下的三个犯人把惊堂木一敲，盯住第一个犯人吼：你为何行窃？第二个犯人吓得大呼冤枉。县官嫌他乱打岔，又冲他吼道：我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第三个犯人马上申辩：我什么也没说呀！你看，坏眼睛不是比好眼睛更有趣吗？记得我当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也就更加喜欢这位诙谐的老人。那时还是“文革”高潮，他顶着叛徒的罪名，正接受严酷的斗争和审查。我觉得他和同样受着审查的父亲心态很不一样。不实之辞将父亲弄得烦闷不堪，谈笑无心，他却总在找乐儿。有一天他散步，拾回一颗漂亮的花石子，用水洗干净对着太阳细看，然后自嘲说：我顽固不化，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改。我马上回想起他“文革”前住的小楼里，许许多多聚宝盆似的玻璃柜，里边装着各种中外文图书，歌剧和京剧唱片，贵重的古玩以及随处拾来的石子和自制的昆虫标本。这些丰富收藏后来自然成了他资产阶级化的丰富罪证。那时他爱讲过去的事情，而我是他忠实的听众。听他说当年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怎么被高年级学生欺侮又怎么欺侮低年级同学，也听他说抗战时期他怎么逃去南洋，后来又怎么回到祖国。他的遭遇很富传奇色彩，让人听了入迷。
1986年母亲七十寿辰，我们举行了一次略具规模的家宴，朱凡叔叔偕夫人蒋燕也来参加。他对这次宴会颇为赞同，几次对我说，你母亲操劳一世，不容易不容易。说这些话，他似乎很动了感情。其实，他已身患肺癌，正在术后恢复时期。席间，他破了医生的禁忌，向母亲敬了一杯酒——也许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杯酒。我听见杯子“当”的一声碰撞，道尽了两位老人连同已于十二年前殁世的父亲之间所有的未尽之言。几个月之后，朱凡叔叔的癌症再度复发。诀别之期，母亲去到病房，对这位老朋友说了一句话：你要保重，我们还要唱《渔光曲》的。他也只答了一句话：老太太，唱《渔光曲》……最快活的日子。从牢里出来，失业并失所，而且时时有再被捕的危险——五十多年前在南京——这样的处境并不妨碍他教母亲唱《渔光曲》。父亲的工资勉强维持母亲、姐姐以及朱凡夫妇五口人的生活。他们非常贫穷，但是非常快活。母亲总是说：乙苇是个快活鬼。
命运像要把人们捉弄个够似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两家又被赶到一个单元里居住。两家之长都是戴黑帽子的角色：一个是反共老手假党员，一个是罪不容诛的叛徒。在那个怀疑一切的年代，政治就像法力无穷的巫题，可以颠倒黑白，可以混淆视听，可以模糊记忆，让人们对亲人对朋友乃至对自己都产生疑意和错觉。他们都在一遍遍为自己写交待，为朋友写证明，然后向周围世界投去惶惑的目光。两个老朋友或相对无语或笑容尴尬，像有一双无情的手离间了他们，让他们身在咫尺，心距天涯。那时我尚年幼，成年之后才听母亲说起，父亲一直力图使自己相信他的朋友当年出狱纯属机会所致，但没人可以向他证实这些，相反只有三人成虎的传说，说他的朋友曾经变节。一场焚琴煮鹤的灾难，冷淡了旧时肝胆相照的友情，只留给后人长久的思考。对那个特殊年代发生的特殊事情，我姑且不加评论。我不想也不能批评九泉之下的父亲，只能为他在那样一种情形下疏远了他的朋友替他说声抱歉。他一生老实近乎古板，忠诚有失圆通，最后为一种莫须有的政治信念牺牲了人世间最珍贵的感情。今天回想起来，这是怎样荒诞而又令人痛心的一幕，而这一幕又仅仅是当年无数悲剧中最寻常的一出罢了。也许父亲在有生之年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只是生命不允许他完成他的思索了。
后来，朱家搬走了。最后一层纸虽然没捅破，但他们想必已心照不宣地做了彻底的告别。后来父亲去世了。朱凡叔叔才又一次到家里来，以最普通的朋友身份和最普通的方法表示了他的悼念。
父亲死后，家里生活非常拮据，除去每月45元抚恤费，父亲的朋友张天翼的支援成了另一项主要收入。不知内情的好心人对此有感而发，认为凭着朱凡叔叔与父亲的交情，他也该慷慨解囊才是。这些话让年纪尚小不知深浅的孩子们一度困感，不明白情同亚父的朱叔叔何以袖手旁观。当时，母亲对此未作任何说明，只说，这件事怪不得人家。其中细节许多年后她才如实以告。这时候，我已经成年，不算坎坷也不算平坦的经历，使我对世事对人心对历史对现状尤其对友情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解释和体验。友情越深厚，也就越脆弱。朋友的一个冷眼会具有比敌人一万支响箭更大的杀伤力。我们就像靠蛇衣食却难免被蛇害命的玩蛇艺人，依赖友情生存但又时时处在被友情伤害的危险中，待我们被友情伤害过，也就读尽了人性的辞典，真正认识了人。我并不怀疑，正是两位老人之间昔日真实深厚的友情放大了他们特殊时期的感情间隙。对朱凡叔叔，我除暗自抱了一种歉意之外，无法做出任何表示。我怕万一有失适度亵渎了从来尊敬和热爱的父亲。他一生有着许许多多的作为令人钦佩，我不会因为他的一念之差从情感上疏远他。他是个难得的老实人，好人。父亲死去多年以后，朱凡叔叔仍对我这样说。我为他的话感动。
住在同一个城市里，我们两家保持着不怎么密切的往来。逢节过年，我都代表母亲到岳麓山下的红叶村一幢新盖的小楼里看望朱凡夫妇。流年似水，每次拜望都让我轻易觉察到衰老正在他们身上留下新的印痕。终于有一天，我得知了朱凡叔叔身患癌症的消息。这消息给我的哀痛并不亚于十四年前父亲病危时我所承受过的——我知道又面临新的诀别。我曾经想在大限到来之先向朱凡叔叔表示我的理解和歉疚，但每次见到他，又将嘴边的话咽回去。我不知道旧话重提是否会更深地伤害这个将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也觉得到了这样一个时刻无论再说什么都已为时晚矣。于是一直等到他静卧在冬青树中，接受我们最后的注视和敬意时，这些话仍然积攒在心里，以致成为永远的遗憾。
一段可歌可泣可惜可念的友情，随着两位当事人的过世打上了终止符号。生命的死灭，即是一切的终结。一抔黄土掩没了所有的恩所有的怨所有的崇高与庄严所有的卑琐与难堪。面对这个无古无今无是无非的结局，活着的人除了将终止符号描得更醒目之外，还能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