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炾对于这个时代最大的认识就是清谈成风。先秦的百家争鸣是始于政治，而清谈则是不涉及政治，只是纯粹文风思辨①。无论对谈也好，群辩也罢，亦或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的辩论，士人都是根据自己的才学，直到将对方辩倒为止。清谈本质上是门阀士族因为自身温饱不愁，产生了独特的思想，想要脱离传统儒礼束缚而产生的东西。思想分歧自然导致了士族思想与皇权思想的对立，而所谓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便是文化冲突衍生的政治动荡。礼法能否起到规范社会、调整人际关系的作用，还是镇压异己的工具？而唐宋以来奔放的文风及更为不羁的思想诞生，正是是继承了魏晋清谈的风骨。
魏晋时期内忧外患，外有异族，内有权贵。高压的政治和动荡的时局造就了华夏最为混乱、最为痛苦的时代②。但精神上却是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也是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而恰恰最能体现出这种精神、智慧和热情的，便是那些灵光闪烁、益人心智的文人士族的清谈。清谈或也误国，但也无绝对。清议名士的激进言论逐渐遭到执政者的迫害。晋代，更是达到一种顶峰，由于司马氏得国不正，名士们对朝政的建言献策便成了指手划脚。于是，谈论政治的风气逐渐演变为专谈玄理的清谈。所谓遗落世务，旷放闲适。
“玄理思想”即是老庄哲学的道家思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自然无为等思想，只不过到了魏晋时期，这些思想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又增加了自己的东西，这时清谈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本末有无”之辨、“自然名教”之辩、“言意”之辩与“才性”之辩等。这些正好与这些文人士族的心态一般无二。名士大多尊崇儒学，但精神世界确实老庄更为重要，甚至用老庄思想来改造儒学。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外儒内法便可窥见，圣人思想或许真的只是他们的工具③。老庄虚无之论为核心的清谈盛行天下，在那些士族日常生活到宾朋相聚，都以清谈为事，清谈已成为他们的癖好，生活中已经不可或缺，他们沉溺此中，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到了两晋时代，士族文人的精神世界从汉魏士人的天下、国家退向家族，从外部世界走向自我的内在世界。士族阶层奢华的生活和看重社会声誉促使他们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将最精粹道家思想，用最精粹的语言和文字表达出来。士族文人追求自身才华和价值的展现。它既是一种审美的快感，也是一种生命的境界。
清谈可谓是魏晋风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人的风雅只有文人才懂，文人的气度只有文人才有。清谈蔚然成风，也造就了一些不务实的哗众取宠者，这些人甚至混入朝堂成了史官清谈误国中浓重的一笔。或许正因为无关政治，而要恰恰用成为政治工具，不存在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化，任何文化都要为政治服务，不能服务于政治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清谈误国”最后就成了司马氏掩饰自己政治无能的挡箭牌了。魏晋名士中，除了“竹林七贤”外，还有阮籍、王导和谢安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贤人志士、也是当时崇尚清谈的名士。我们找到的“清谈误国”多是基于《三国志》④这样的史料，而《三国志》官方史书，三国归晋，想必不用细说便知其中真味。像嵇康一样的名士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骨。
注1：百家争鸣各学派争的是政治主张和理念，清谈是谈对文化都儒家思想的自身见解，更多是从文化角度出发引入道家思想来解释典籍，不涉政治，所以文化上达到一种新的高度。
注2：三国是杀戮时代，所以社会上阴谋、权术、奸诈成为主流，传统的道德被扭曲，即使是世家大族，都会主动或被动的卷入残酷的政局，死于非命。正始十年，司马氏夺权，将曹爽一党尽数害，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被夷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司马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军事上铲除敌对势力，政治上残害名士，嵇康、潘岳、张华、陆机、陆云、郭璞等名士先后遭到杀害，所以名士都不知道能不能活到明天，所以寻求精神解脱。
注3：符合统治者需求的才会成为政治主导思想，就是文化必须服务于政治。
注4：《三国志》西晋陈寿所著，记载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晋承魏，尊魏为正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