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总统先生》是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盖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的主要作品，因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被誉为当代世界文学中的一部杰作。阿斯图里亚斯于1965年获列宁和平奖，196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现代拉丁美洲作家中最早步入国际文坛的杰出代表之一。
阿斯图里亚斯的一生与他本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他不仅是一位进步的作家和诗人，而且也是一位献身于祖国独立和自由的坚强战士。他出生于首都危地马拉城，父亲是法官，母亲是小学教师。他出生的前一年，正值危地马拉近代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通过阴谋篡权上台执政（1898—1920）。他的父母均因不满独裁统治而遭到迫害，全家被迫迁居到内地的一个小镇。阿斯图里亚斯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常随外祖父深入印第安人居住的山区，有机会接触人民，听到了许多玛雅－基切印第安民族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熟悉了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为阿斯图里亚斯一生的创作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在回首都上大学和毕业后当律师期间，亲眼目睹了独裁统治者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他本人也因参加反政府的活动而受到迫害，先后两次流亡和侨居国外达20多年之久。旅居法国期间潜心研究古印第安文化，并开始文学创作。阿斯图里亚斯虽然多次被迫长期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但他始终与祖国人民息息相通，以笔作武器，积极参加本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争取自由民主的斗争。他在阿本斯总统的民主政府中担任过职务。1954年本国反动军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阿本斯进步政府，阿斯图里亚斯被剥夺了国籍，在阿根廷侨居了八年。他先后多次担任驻外使节。1956年他应邀前来我国参加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
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在小说方面，除了《总统先生》这部成名之作外，著有以玛雅族印第安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危地马拉传说》（1930），描写本国内地印第安农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玉米人》（1949），揭露美国垄断资本联合果品公司对危地马拉人民的掠夺、剥削和反映人民斗争的三部曲《疾风》（1950）、《绿色教皇》（1954）和《死不瞑目》（1960），控诉1954年美国勾结危地马拉叛国分子进行武装干涉的《危地马拉的周末》（1956），以及后期的几部小说《混血姑娘》（1963），《利达·萨尔的镜子》（1968），《马拉德龙》（1969）和《多洛雷斯的星期五》（1972）。他的诗集有《云雀的鬓角》（1949），《荷拉斯诗体习作》（1951）和《玻利瓦尔》（1955）等。他还写过几个剧本，收集在1964年出版的《戏剧全集》里。
《总统先生》一书，阿斯图里亚斯早在1922年就开始创作。最初只计划以独裁统治者埃斯特拉达·卡布雷拉总统为原型，写一个短篇小说，取名为《政治乞丐》。在流亡巴黎期间，他常与秘鲁作家塞萨尔·巴列霍和委内瑞拉小说家阿图罗·乌斯拉尔等相聚，相互讲述各自耳闻目睹的拉美各国独裁者的暴行，探讨拉丁美洲的独裁政治问题。阿斯图里亚斯决定进一步充实情节，深化主题，把以危地马拉一国为背景的《政治乞丐》扩大成为具有拉美各国普遍特点的《总统先生》。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先后修改了十九遍，全书于1933年脱稿，但拖延到1946年才得以在墨西哥出版，原因是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另一个独裁者豪尔赫·乌维科将军的反动统治时期（1931—1944），而且当时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横行猖獗，出版《总统先生》这样的书无疑会使作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据说此书早在公开出版之前，就已被危地马拉进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秘密传抄和热烈讨论。小说问世后，立即在拉美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欧洲翻译出版后，又很快使阿斯图里亚斯在世界文坛上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总统先生》这部小说创作于半个多世纪前，至今仍吸引着读者，这是因为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气息，提出了发人深思的问题。阿斯图里亚斯以漫画式的夸张笔法和独特的抒情诗般的描述，对万恶的独裁统治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小说家以“总统先生”等几个典型人物在一桩政治陷害事件中的活动为脉络，描写了上自总统、法官、将军、少校，下至密探、狱卒、老鸨、妓女，乃至地方官、恶霸等形形色色的人物的精神状态，通过这些人物的卑鄙行为和罪恶勾当，形象地勾画出了一个阴森可怖的鬼蜮世界。这样的鬼蜮世界反映了历史上拉丁美洲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即所谓“考迪罗主义”。考迪罗主义（caudillismo）一词，源出西班牙语“考迪罗”（caudillo），意思是“领袖”。它是一种反动独裁者的统治制度，长期以来一直像毒瘤似的祸害着拉美社会，是拉丁美洲独有的现象。“考迪罗主义”的产生是因为拉美一些新生的共和国从封建落后的西班牙殖民帝国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时候，长期缺乏民主和自由。领导独立战争的革命领袖——“考迪罗”们，胜利以后大多数成了本国的独裁者。另一重要原因是，在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诸国，教会和军队具有庞大的势力，这两个宣扬和实行极权主义的组织，构成了维护独裁统治的两大支柱。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拉丁美洲的近代独裁者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使他们区别于早期的独裁者：一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成为国际垄断资本顺从的走狗；二是对内代表大庄园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这种新的法西斯“考迪罗主义”，在《总统先生》中得到了生动而形象的反映。
西班牙作家巴列·因克兰的《暴君班德拉斯》曾给阿斯图里亚斯写作这部小说以启示。但阿斯图里亚斯把独裁统治下的社会面貌写得如此细致、深刻，使他的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继《总统先生》之后，以反对寡头政治为题材的小说、电影和戏剧，在拉美各国都很流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而《总统先生》至今仍在这类作品中保持着突出地位，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且多次再版。
在《总统先生》中，阿斯图里亚斯不仅刻画了独夫民贼本人暴戾、冷酷、狡黠、虚伪的魔鬼般的性格，还描述了独裁者周围一批帮凶、走狗、支持者的残忍、奸诈、卑鄙、毒辣的丑恶嘴脸。作者笔下这幅群魔乱舞的百丑图，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作家在义愤填膺地揭发骇人听闻的虐政、统治阶级的腐败、贪官污吏的横行和教会的伪善的同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人民的贫困和无权以及他们反抗的呼声。作者还针砭时弊，讥讽了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明哲保身和逆来顺受的市侩思想。作者也花了一定的笔墨，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心地善良、刚直不阿的人物，当然，这样一些代表人类良知和民间道德的星火，远不能驱散笼罩在独裁统治下的国土上的阴霾。值得指出的是，阿斯图里亚斯并不想停留在只限于揭露和批判现实的水平上，而是明确尖锐地提出了受压迫、受欺凌的人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作者通过一个作为自己化身的人物作了响亮的回答：“我们要设法冲破牢门，出去干革命！”但可惜他在当时的现实中还看不到能够真正领导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力量所在，小说中描写的“革命”夭折了，“干革命”的信念没有能够得到完美的艺术体现。这既是时代的局限性，也是这位民主主义作家世界观局限性的反映。然而，阿斯图里亚斯用他独具匠心的艺术构思把拉丁美洲现实生活中一件司空见惯的政治陷害事件写成了人民对压迫者的严正控诉，并以别出心裁的笔法揭示了独裁者的法西斯思想本质和寡头政治的国内外阶级基础，从而起到了激发人们的革命意志，奋起推翻反动统治的作用，这是《总统先生》作者对人民进步事业的一个贡献。
在艺术方面，阿斯图里亚斯借鉴了超现实主义和印第安神话中某些表现手法，力求揭示拉美人的心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最早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肯定了梦幻与非理性意识描写的价值，认为梦幻是拉美人感知和理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中关于那个在劫难逃的卡拉·德·安赫尔在总统官邸观看惊心动魄的《托依尔舞》的一段描写，就是作家这种艺术手法的体现，后来这种手法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玉米人》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本部小说中，作者还运用了一些电影蒙太奇技巧，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大胆的创新。
阿斯图里亚斯是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先驱者之一，他在文学创作、文艺思想、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在拉美文坛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为上世纪60年代“文学爆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译者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在翻译《总统先生》这部寓意深刻、风格独特的小说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尤其是作者大量运用的口语、俚语、同音词、拟声词、双关语、绕口令等语言技巧以及诸多古怪的比喻和奇诡的联想，在中译文中极难恰当表达。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虽然自知水平有限，但出于想早日将这部拉丁美洲的文学名著介绍给我国读者的愿望，勉为其难地做了大胆尝试，译文不免有一些理解不深和谬误之处，常以为憾。30余年后的今天传来喜讯，上海译文出版社受权将在我国出版发行阿斯图里亚斯的主要著作，并拟在我们原译本的基础上重新修改出版《总统先生》一书。为不辜负出版社与广大读者的厚望，我们依据危地马拉F&G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最新版原著，对原译文做了必要的增删和认真修改，并就疑难之处再次请教了多位拉美专家，力争新版译文能更上一层楼。但毕竟囿于译者中、西文水平，误解和不妥之处恐仍难免，诚期读者和同行批评斧正。
译者
2012年1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