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人希望被爱，若没有，那么被崇拜，没有被崇拜，那么被畏惧，没有被畏惧，那么被仇恨和蔑视。人想给他人注入某种感情。灵魂害怕真空，不顾一切代价，它向往接触。”
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格拉斯医生》，1905[1]
这是一个晴朗寒冷的冬日，奥斯陆光芒闪耀的日子。人们几乎已经遗忘的太阳，把积雪映照得熠熠生辉。滑雪爱好者们从办公室的窗口投下长长的一瞥，仰望着洁白的山顶、雪道和蓝天。
喜欢待在家里的人咒骂着零下十二度的气温，如果被迫冒险出门，便会带着一阵哆嗦，穿上厚实的皮毛大衣和带衬里的靴子。小孩子夹棉的雪衣底下，被好几层羊毛裹得严严实实。幼儿园操场的平底雪橇道上传来阵阵尖叫，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全职工作，到处都开起了幼儿园。
医院周围的栅栏旁边拢起了高高的雪堆，雪是从马路和人行道上清理出来的。严寒让雪地在经过城北医院旧楼的人们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今天是十三号星期二，一年之中的第二个月。
汽车开到大门跟前，停下来等候，车门打开，即将生产的母亲小心翼翼地下车，靠在马上就要成为父亲的男人身上。所有人都聚精会神地投身这场属于自己的大戏，一个新的生命正在降临的路上。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公立医院就允许父亲陪产了。曾经被赶到走廊上，听着尖叫声从产房里传出来的父亲们，现在可以置身分娩的现场，看着胎头推出身体，嗅到鲜血流淌的气味，听见婴儿发出第一声啼哭。有些父亲从助产士的手里接过一把剪刀，以便剪断脐带。
“性别平等”和“新家庭政策”是贯穿这十年的关键口号。孩子和家庭不再纯粹是女性的领地。父亲们从出生开始就加入到对孩子的照顾中来。他们也要推婴儿车，准备婴儿食品，全面参与育儿工作。
一个女人正躺在一间房里忍受剧痛。宫缩非常猛烈，胎儿却一直不动。预产期已经过了九天。
“抓住我的手！”
她呻吟着对床头的男人说出这句话来。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这是他第一次陪产。他的上一段婚姻有三个孩子，可那时候他会等在走廊里，直到婴儿被漂漂亮亮地包好，两个被裹在浅蓝色的毯子里，一个裹着浅红色的。
女人开始喘气。男人没有松手。
他们一年之前刚刚认识，在市里弗朗纳区一栋公寓楼的地下洗衣房里。她在一楼租了一间斗室，而他在楼上拥有一套更大的单元。他——刚刚离婚的挪威外交部外交官，在伦敦和德黑兰分别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被派回国内任职。她——一个助理护士兼单亲妈妈，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四十三岁，消瘦憔悴，发丝渐稀，她比他小十一岁，苗条，漂亮，一头金发。
他们在洗衣房里认识之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他们在波恩的挪威大使馆里结了婚，他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待了一个星期，而她只待了两天，一个朋友在奥斯陆照看她的女儿。
起初怀孕让她很是欣喜，然而不出一两个月，她就满心疑虑，不想再要这个孩子。生活似乎难以预测，充满险恶。每次他上一段婚姻的三个孩子来看他，他都显得既冷漠又疏远。和一个看起来那么不喜欢孩子的人再生一个孩子，感觉就像是疯了。
她怀孕的那个月，允许经本人要求实施人工流产的立法在挪威议会上提出，以一票的优势获得通过。这条法律直到第二年才生效。它在妊娠的第十二周之前，赋予女性没有限制的堕胎权，无须接受医疗委员会的质询。十二周之后，只有出于特殊的理由才能实施人工流产。她花了太长时间才拿定主意，无论如何也已经来不及把胎儿掏出来了。它已经在她的子宫里生了根。
她很快就开始觉得恶心，对那个吸收了营养、不断生长、每周都在获得新感觉和新技能的小生命非常厌恶。它的心跳稳定而有力，它的头颅、大脑和神经都在以正常的速度发育。没有查出反常的地方，没有畸形足，没有多余染色体的迹象，没有脑水肿。相反，据医生所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孩子，身体健康。真可气，母亲觉得。“他几乎就像是故意在踢我似的，为了折磨我。”她说。
孩子出生的时候有点发青。
不正常，他的母亲心想。
一个漂亮的男孩，他的父亲说道。
时间是两点差十分，一天当中的正午时分。
男孩立刻开始锻炼自己的肺叶。
按照医院的说法，这是一次正常的分娩。
《晚邮报》[2]上有一则启事：
阿克尔医院。男孩。
二月十三日。温彻和延斯·布雷维克。
后来，他们会各自讲起自己关于这趟分娩的回忆。她会说那次真是糟透了，而且她完全不能接受让丈夫在场。他则会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孩子显然是被她用的那么多止痛药给影响了，他的母亲说。小男孩俊俏又健康，他的父亲说。
再后来，他们对大多数事情都说法不一。
挪威外交部已经对年轻父母采取了弹性工作制，允许新爸爸们在孩子刚刚出生的那段时间与妻儿一起待在家里。
然而当温彻从医院回家，回到弗朗纳那栋贵族气派的公寓大楼里时，却发现少了点什么。
一个在新生儿回家的时候，没有想方设法保证尿布台已经就位的父亲，是一个不欢迎孩子的父亲，温彻是这么听说的，她一边在浴室的地上给孩子换尿布，一边闷闷不乐地想着。时代或许已经变了，可延斯却是个老派的人，因而给孩子喂奶、唱歌，哄孩子睡觉的都是她。她忍过母乳喂养的艰辛，乳房胀痛，一碰就疼。一片阴影已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一种将她之前的人生统统裹挟其中的忧郁。
终于，她对着丈夫大喊大叫，叫他去买一张尿布台。延斯照做了。但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道裂痕。
他们给男孩起名安德斯。
男孩六个月大的时候，延斯·布雷维克被派到伦敦任挪威大使馆参事。他先行一步，温彻和孩子们在圣诞节前跟了过去。
她在他们位于普林斯盖特的公寓里非常孤独。那房子大得惊人，大多数房间都闲置着。女儿开始在英国学校上学之后，温彻就跟安德斯和互惠生[3]一起待在家里。繁华的大都市让她紧张焦虑，心神不宁。在普林斯盖特，她日益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就像她小时候学到的那样。
不久之前，他们还很相爱。在奥斯陆的家里，她有一箱他写的短信和情书。
此刻她在这座宏伟的公寓里四处走着，满心悔恨。她责备自己嫁给了延斯，还让这个孩子把自己和他绑得更紧。她早就在丈夫身上察觉到了她不喜欢的特质。他总是板着脸，一切都要顺他的意，也不会体谅别人的感受；类似这样的事情都压在她的心里。我一定不能把自己和他拴在一起，她早就这样告诉过自己。然而她恰恰这么做了。
他们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好几个月了。她闭着眼睛跨进了婚姻，希望等她再次睁眼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美满。毕竟丈夫也有好的一面；他可以表现得既体贴又大方，而且是个非常整洁的人。他的工作似乎做得很出色；经常在外出席招待会和正式的晚宴。她希望等他们变成一个真正的家庭的时候，两个人的生活就会好起来。
在伦敦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在她看来，他似乎只是想要一个打扮得完美无瑕的妻子和一个一尘不染的家。这些才是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她。不是他们的儿子。
她觉得他是在强迫自己跟他同房。他则觉得她非常冷淡，没有在身边支持他。他说她是在利用他，嫁给他的时候只想着自己的私利。
到了春天，温彻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不过她是不会承认的，她觉得是周围的环境让自己郁郁寡欢。她无法忍受丈夫，也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她的脑袋一片混乱，她的人生毫无意义。
一天，她开始整理行装。
装箱打包三天之后，她告诉丈夫自己想带孩子们回家。延斯大吃一惊，请她留下来。可是出走似乎更容易一些。
于是她走了。离开延斯，离开海德公园，离开泰晤士河，离开那阴沉的天气，那个互惠生，那个做家务的帮工，那种享有特权的生活。她的大使夫人身份持续了六个月。
回到奥斯陆，她申请了离婚。现在她又是孤零零一个人了，这一次带着两个孩子。
温彻无依无靠。她和自己的家庭没有联系，那个家里有她的母亲和两个哥哥。她和她女儿的父亲没有往来。他是瑞典人，只见过女儿一次，在她几个月大的时候；他走得就像来时一样匆忙。
“你怎么放得下伦敦的优越生活和漂亮房子啊？”一个女朋友问她。
嗯，问题并不是伦敦，这会儿她说。实际上，一切都相当完美，只是在一起的人不对。顽固，喜怒无常和苛刻是她提起前夫时所用的词语。冷漠，没有感情——他是这么形容她的。
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救。他们通过律师达成了一份协议。安德斯归她，而他会支付抚养费。根据协议，她可以在他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公寓里住上两年。
安德斯再次见到父亲已经是三年以后的事了。
温彻的人生一直都在失去。
一直都是孤身一人。
临海的克拉格勒镇，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之后，一个建筑工人的妻子怀孕了。但在即将临盆的时候，她却开始出现类似流感的症状，因为手脚麻痹而卧床不起。安·玛丽·贝林被确诊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一种让人非常害怕的疾病，还没有已知的治愈方法。一九四六年，人们剖开她的肚子，把温彻拿了出来。那时候，母亲腰部以下几乎已经完全动不了了，一只手臂也有点瘫痪了。温彻一出生就被送进了孤儿院，人生最初的五年都在那里度过。接着有一天，这个长着浅色头发的小女孩被带回了家里。孤儿院要关门了。
父母差不多是听任她自生自灭。她的父亲，奥勒·克里斯蒂安·贝林经常在外工作，她的母亲则把自己锁了起来，几乎从不出门和别人待在一起。谁也别想嘲笑她的畸形。
父亲在温彻八岁那年去世。家里变得越发暗无天日，母亲则变得越发难以伺候。是“邪恶”的温彻把“这个病”传给了她。
小女孩有两个哥哥。一个在父亲去世之后就离开了家，另一个生性暴躁，动不动就发脾气。他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妹妹身上。隔三差五地扇她耳光，她耳朵后面的皮肤总是擦破的，还用荨麻抽她的腿。哥哥在后面追她的时候，瘦骨嶙峋的小温彻经常会挤到炉子后面。在那里他的拳头碰不到她。
瞒着别人，保持沉默。家里的一切都沾染着羞耻。
哥哥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整晚待在外面，等天黑了才回家。她一个人在克拉格勒四处游荡，她尿裤子，她浑身发臭，她知道自己回到家里又会挨一顿揍。
十二岁的时候，她想过从悬崖上面跳下去。那座悬崖是那么的陡峭，那么的诱人。
可她没有跳。每一次她都回家了。
家里的房子破旧不堪，也没有自来水。是她把东西理得整整齐齐，刷洗收拾，把床下那个和母亲共用的夜壶倒掉再洗干净。即便如此，母亲还是嚷着：“你什么都做不好！这全是你的错！”
比起女儿，她情愿有一双健全的腿。
温彻不合格，不合群，不够好。她从来不准邀请任何人到家里来，也没有和其他女孩子交上朋友，她们很快就开始奚落她，排挤她。这个家庭过着极其封闭的生活，弄得家里的每个成员在旁人看来都阴沉沉的，甚至叫人害怕。大家都对他们敬而远之，尽管许多邻居都为这个拼命努力的小姑娘感到难过。
夜里温彻会躺在床上，脑袋来来回回地扭动，试图不去听家里的声音。最糟糕的便是母亲走动时的闷响。她用两只凳子在地板上拖着走。逐一把它们抬起来，轮流把身体靠在上面往前挪，再伴随着咚咚的响声，把它们一只接一只地放落到地板上。
温彻躺在那儿，希望有一天母亲会开始爱她。
可母亲却只是变得愈加刻薄，也愈加依赖她。哥哥则变得越发粗暴。温彻十多岁的时候，碰巧从一个邻居那里听说，实际上他只是她的半个哥哥——婚外生子，生父不明——当时这在克拉格勒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这个秘密一直瞒着她，就像另外一个哥哥其实是她父亲先前那段婚姻所生的孩子一样。
母亲开始抱怨脑袋里能听见声音。有男人搬进来的时候，就指责说温彻想要把他抢走。然而她却仍旧指望温彻会待在家里，照顾她一辈子。
十七岁的时候，温彻带着一只箱子启程前往奥斯陆。那是一九六三年。她没有学历，举目无亲，但最后还是在一家医院找到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之后是在哥本哈根的乐堡酿酒厂，跟着又在斯特拉斯堡当互惠生。逃离母亲和哥哥，还有克拉格勒，逃了五年之后，她在离家乡一小时路程的波什格伦受训，成了一名助理护士，又在相邻的希恩市里的一家医院找到了工作。到了那里，她才惊讶地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她。在工作的时候，她发觉自己受人尊敬，被人重视。
同事们觉得她手脚麻利，聪明伶俐，体贴周到，甚至还很风趣。
二十六岁的时候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瑞典人，他让她去做人工流产。她却坚持把孩子留了下来，并在一九七三年生下了一个女儿，伊丽莎白。
过了许多年，温彻才匆匆回了一次家乡。那时她的母亲已经病入膏肓。根据病历记录，她日益受到偏执臆想的折磨，还伴有被害妄想症和幻觉。她再也没有离开病榻，死在了克拉格勒的一间疗养院里。她的女儿没有来参加葬礼。
把所有痛苦或丑陋的东西掩饰过去，这种本领对温彻而言已是习惯成自然，在她余下的人生之中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将痛苦压在光鲜的外表底下，让它变得麻木。每次搬家，她都会在奥斯陆选择一个比较精致的地区来住，即便她住不起，即便身为一个助理护士，她“不适应”。迷人的外表就是她自己的风光门面。出门的时候，她总是衣着时髦，发型利落，偏爱穿高跟鞋，以及从首都那些高档服装店里买来的合身的裙子和套装。
从伦敦回来之后，她的生活开始土崩瓦解。现在她三十五岁，住在延斯位于弗里茨那大街的单元房里，却不认识几个人。她起初感到劳累，接着是疲惫，不久就完全陷入了精疲力竭的状态，没有人来帮她。她感到无能为力，与世隔绝。
安德斯一定有哪里不对劲，她确信。他从一个安静的婴儿和一个相当平和的一岁幼童，变成了一个非常缠人、哭哭啼啼的孩子。喜怒无常，凶残暴力。她很想把他从自己身上甩掉，她抱怨说。
晚上，她常常让孩子们独自待着。一位邻居有一个和伊丽莎白一样大的女儿，她对她说这样是不行的。“我走的时候他们睡着，回来的时候他们也睡着。”温彻回答。接着又说她能上多少夜班就得上多少。
“伊丽莎白家里从来不吃晚饭。”邻居的女儿告诉她的母亲。一切能藏到大门背后的东西都要厉行节约。
一九八〇年八月，他们一从伦敦回来，温彻就在奥斯陆威卡区的社会福利办公室申请了，也拿到了经济补助。第二年，一九八一年的五月，她给办公室打了电话，问能不能给孩子们找个护工，或者安排临时的看护。七月里，她给两个孩子申请了周末短期看护。根据办公室的记录，她告诉社会福利部门，她觉得给女儿找个男护工会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是个年轻一点的学生。但最让她感到迫切需要找人来替她的却是安德斯，当时她告诉办公室的人。她再也应付不了他了，她说。
那个时候，安德斯已经过了两岁生日，伊丽莎白八岁了。她追随着温彻的脚步，渐渐变成了安德斯和母亲的“备用妈妈”。
一九八一年十月，安德斯获得批准，每月接受两次周末临时看护。他被分配给了一对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妇。温彻第一次把儿子带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他们觉得她相当古怪。第二次，他们觉得她是个疯子。她询问安德斯能不能偶尔摸一摸他那位“周末爸爸”的阴茎。这对男孩的性别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生活里没有父亲的存在，而温彻希望这个年轻男人能够承担起父亲的角色。安德斯在外貌方面缺乏模仿的对象，温彻强调，因为“他只见过女孩子的裤裆”，不知道男人的身体究竟是如何运作的。
年轻夫妇无言以对。他们实在不好意思把她的原话如实上报，于是便没有再说什么。他们带着安德斯出门，去森林和乡间，去市里的各家公园和游乐场。他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也觉得他是个可爱的小男孩。
某一个周末，温彻没有带着安德斯出现。她认定这个周末之家不适合她的儿子。“母亲越发难以满足，要求不断增多。”社会福利办公室在一九八二年五月提到。她为儿子申请了另外一个周末看护家庭。“九岁的女儿开始尿裤子了。”社会福利部门写着。
一个月前，温彻去了儿童福利办公室的寄养家庭部。想看看有没有可能把两个孩子都送去寄养。她想让他们“见鬼去”，她对儿童福利办公室说。
秋天来临，生活变得更加暗无天日。十月，温彻把电话打到了弗朗纳医疗中心。“母亲似乎严重抑郁，”中心记录道，“想要就这么抛下孩子不管，把他们交给社会抚养，好去过她自己的生活。”
到现在，温彻和孩子们已经在弗里茨那大街上住了两年多一点。她和延斯约定的期限到了，延斯想要回自己的公寓。但温彻却迟迟没有搬走。她觉得自己没有精力搬家。
一个极度神经质的人，她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圣诞节临近的时候，她跌到了谷底。完全没法营造出一点节日的气氛。
她正在分崩离析。
她不得不一直留意着安德斯，好避免那些她所谓的小事故。他会动手打她和伊丽莎白。要是她教训他，他就只会得意地笑。要是她使劲晃他，他就只会嚷着“根本不疼，根本不疼”。
他没有一刻让她消停。夜里他会躺在她的床上，靠着她，紧紧地摁着她。她说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他要强奸她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