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含义和内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就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来说，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历史阶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作了进一步的创新，在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进一步重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段极其精辟的概括，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丰富内容，同时也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征、历史任务和历史地位。同时把“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为“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江泽民在“七一”，庆祝建党八十周年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作了进一步的界定，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把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将来条件具备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会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这就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所处的历史方位。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丰富和拓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认识的共性：第一，都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并将它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第二，都充分立足中国现有国情，从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实际情况着手，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第三，对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个初级阶段有共同认识，毛泽东指出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党的第二、三代领导集体对初级阶段理论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三）邓小平关于“三步走”的战略
邓小平同志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是生产力相对落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经过有步骤、分阶段的长期奋斗。由此，他制定了合乎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和分步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为实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从“物”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革和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积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发展农业、能源交通和科学教育；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式前进。“三步走”的阶段发展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产物，也是“发展”辩证思考的结晶。
抓住时机，加快发展，跳跃式上台阶，这是我国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较中西经济发展规律，指出“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快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邓小平认为，要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必须加快发展，不能总是求平稳，要解放思想，敢于放开手脚，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加快发展，实现跳跃，关键在抓住时机。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幻莫测，发展机遇与挑战共存，这种机会稍纵即逝，他谆谆教导我们：“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邓小平强调发展的高速度，但从不盲目好大喜功。他深刻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前30年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此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正确地制定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平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高速度，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邓小平非常注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的速度、比例、效益关系，“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高度概括了速度和效益的对立统一性，速度以效益为前提，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只有在不断提高效益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效益又以速度为条件，离开一定的发展速度，就谈不上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可持续性的发展。当速度和效益发生矛盾时，速度要服从效益。实现“两个根本性的转变”正是邓小平效益观指导经济改革的具体实践。
“两个根本性转变”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产生实质性影响。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将改变我国历来只注重生产资料投入，搞“人海战术”，只讲投放，不计产出的经济发展方式，摒弃以纯粹的人口、资源数量为基础，无度耗费资源的发展观念，实现以技术进步、人口素质提高为前提，确保生产资料向产品转化的效益最大化，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深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之要义。
邓小平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如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坚持“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同时，还要坚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统一。指出社会全面进步是经济继续发展的保证，是整个社会和谐协调、安定团结、有序互补。
邓小平“发展阶段理论”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可持续发展”概念始于环境学和生态学，指环境污染的可接受、生态平衡的保持、资源的永续利用，即“不要超过支持发展的生态系统的负荷能力”。20世纪60—70年代，伴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不断追求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生活，而又不同程度忽略了地球的负荷能力，导致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等社会问题，极大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此，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各国局部的经济和环境利益全球化，生态、环境同发展同宗共源。联合国1972年通过《人类环境宣言》，强烈震撼并唤醒了人类的环境意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地球宣言》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思想。从此，可持续发展概念升华为一种发展战略。其基本内涵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人类文明进步而对环境施加的压力，在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保护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以达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协调发展；注意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决不损害后代人的需求与发展，以达到人与人的和谐协调，保证世代繁荣。
我国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人口大国，人均占有资源量并不高，我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的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已经包含着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特别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绝对数大，资源浪费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组织和管理中的短视行为，各种社会问题剧增等，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尤显突出。进入90年代，中国正面临建国以来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中国人口在2000年时接近13亿；到21世纪中叶，人口总数将达到15～16亿。面对人口急增需经济加快发展而资源相对短缺和自然环境日趋恶劣的矛盾，人口控制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同步协调发展，尤为关键。我国逐步认识到工业化发展的弊端，从战略眼光统筹协调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全面贯彻“三步走”发展战略。从此，邓小平阶段发展理论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理论溶入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四）新世纪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
第一，客观存在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是指影响整个国家或社会全局长远发展的重大境遇、时机或机会。说当前和今后20年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这是由以下客观存在的重要战略机遇决定的。一是和平与发展的机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和潮流，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也是各国主要政策选择的依据。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在新世纪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从国际环境来看，在新世纪，各国人民要和平、求稳定、谋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和平力量进一步壮大。“9．11”以后，包括美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进一步下降，大国之间合作和相互借重的关系进一步上升。特别是中美关系经过冷战后十多年的发展，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在当前和今后相当一个时期内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美国一些政要甚至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因此，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国际局势总体上将继续趋向缓和；从周边环境来看，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推动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不仅提出了以发展、合作与相互确保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而且通过建立双边、多边和地区协商机制，有效地处理或解决了一系列历史遗留的安全问题和紧迫的现实合作问题，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进入历史上最稳定的时期。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机遇。所谓经济全球化，就是各国的经济活动向全球范围扩展，它包括生产、贸易、投资和金融活动等各方面内容。这一过程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世界主体市场的形成为标志，推动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使世界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看，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更多的正面推动作用，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一是有利于中国从外部获得更多的短缺要素。经济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意义上的国界将进一步淡化，资金、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可以实现较大规模的跨国界流动。这就使中国可以迅速从国际市场上获得国内所短缺的生产要素，包括资金、技术、知识及由此而带来的先进管理方式和理念；二是有利于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持续增长。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较大，产业比较齐全，低成本劳动力供给充裕，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有可能争取到有利的地位，将我国的市场优势、产业规模优势和劳动力优势与国外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等有效结合，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开放型经济；三是有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背景下，在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出口商品与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二元特征结构之上的中国出口，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的可能性较大。同时，随着跨国投资的资金转移，观念、机制、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网络等一揽子要素都会随之流向引资国，这将有利于中国继续扩大利用外资，不断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四是有利于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全球化使整个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各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有利于克服封闭、保守、狭隘的观念，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物质、文化和人员的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沟通、合作与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