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京，字瑞西，生于1870年(清同治九年)，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逝世。行医五十五年，是郭氏中医世家的第二代传人和重要奠基人。他睿智博学，思想敏锐，悟性极高，见地深刻，对中医药学理论有透彻的理解，对中医内科、妇科、时病等造诣尤深，医术精湛，品德高尚，精于理法，谙于临证，治疗每获奇效。他师古不泥，主张创新，在医学理论、治疗经验及药物修合等各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是清末民初的一方医圣，史称“医学巨擘”。
一、钻研经旨学识非凡
瑞西先生资质聪慧，童年入私塾读书，后考进榆阳书院，白天从刘山长(增泰)学习经史，夜晚由父亲绣川公教授医学。初习举业，曾中清岁贡，被举为孝廉方正。但受父亲影响，决心献身中医事业，故弃儒从医，刻苦攻读医学达四年之久。古人云：“文是基础医是楼”。瑞西先生熟读经史子集，文学基础十分扎实；他又聪明过人，学习医学经典既重提纲择旨，又能探微发隐；对前人的理论和经验有很深入的理解，临床应用也非常准确、灵活。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理论联系实践，注重总结经验。瑞西先生思想敏锐，学识渊博，临床积累丰厚，他有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对我们犹有启迪！其学术著述很多，可惜大部分散佚。就从保留下来的部分论著中，依然能够看出他对中医学的卓越见识。
例如，在论述诊断治疗时，他特别强调诊病必清，治疗必准。他说：“疗疾如判案。审察寒热积滞，犹之辨别是非曲直，既发其奸，又原其情。务使药对其症，罚当其罪。讼理病愈，无可待言。然更有进者，理讼莫若使民不争，愈病莫若使人强身。防患未然，是又在治法设施之尽善。苟诬良为恶，则刁顽不但无忌惮，若治不得法，疾患不但无疏减，恐有形之刑，不至死，无形之刑，不易生也。况人有廉耻，病有传染，体恤兼顾，操人生死与为人父母者，实二而一也。然罪疑为轻，病疑必清，又一而二矣，可不慎哉。”
瑞西先生指出，行医看病必须认真细致，谦虚谨慎：“病者叩门求医，闻其言语、步履，心中当有打量。入望容色状态，参质即可有主。问答间，审其原委，更得考证。至切脉，则候虚实耳。诊须正身体，平呼吸(天寒更须温指)，男左女右，依法消息。然后，综合前之闻望问切而乘除之，即孔子所谓再思可也。处方，或用成方，或略事加减，或以己意用药，务求君臣使佐各得其宜。授帖于人，犹嘱酌用。此情在人，以我谦挥为怀；在我，须有不敢自是之心。盖性命所关，殊非儿戏，若率诊轻断，炫技骄人，恐有识者，甫行告别，即拉杂而焚其帖矣。慎之！慎之！”论及治疗，他讲道：“治病须识天时，别地理，度体质。盖一区是一区之气候，一方是一方之水土，一人是一人之秉赋，一也；同病异节，同病异地，同病异人，又一也……故不论何种病症，其诊治要著，必于处方时，斟酌前述三者，而定用药之轻重，方可一投即效，不至延误也。”
二、诊详察微屡治奇症
瑞西先生临证，殚心竭虑，诊详察微，能在作出准确诊断的基础上，大胆施治，素以既稳妥又果敢著称，辨病立治常常出人意表。他一生辨治不少疑难怪证，如辨臌为虚、狂疾为虫、大热为寒、血病治湿等，如此种种大病奇疾，无不应手而愈。
这里列举几例。如瑞西先生自录一案：昔者韦姓小儿，忽啼号不止，俄尔目瞪口张。其父慌忙延医数人，有谓惊痫者，有谓风痰者，有谓受邪魅者。正纷纷言论间，适余归，急邀入视。见此儿容颜红润，毫无青白赤黑等色，口气亦不热不凉，仅微有喘促，而腹似膨满，抚之良然。余遂告其父母曰：“无他，食乳过度耳。”随即按摩儿腹，手未数转，而尿泄，既清且多。盖始以饿甚哭，终以饱甚哭，中犹不免哭乳相杂，故风淫于内，目瞪口张。即着儿父买炒麦芽三十粒，与之煎服，并嘱儿母俟四小时后，将乳揉和，缓缓乳之。次日，果咿哑如常。其龙钟祖母杖诣余舍，笑曰：“儿真无病也。”此儿岂无病哉？乳者医者皆心粗不察耳。小儿称哑科，医小儿如医畜，必也谛视形容，静候气息，然后准症推情，自得病由，慎勿就病立论，遽投药石。
又案：张某，年二十余岁，由蒙地病归。医者以其痰嗽带血，日有碗许，即按肺痈治之。业经旬余，病势愈重，其父邀余往视。余见其容色紫黑，指甲乌青，脉候浮滑微数，小便赤灼不畅，又闻得疾之初，即恶寒发热，遂必其肺受直接影响者，乃表邪为寒所伏，而内蕴之故。当索针刺其十指，血色紫黑，犹其容颜。开荆防败毒散一帖而轻，再帖用小柴胡汤而愈。故医人者，误病用药，甚于讯案者屈打成招。盖案平反而人可活者什九，病认清而命可保者什一。何欤？元气之耗，与体肤之伤之不同耳。此所以药不对症之所关。轻若揖盗入门，重若引狼入室，可不惧哉。
再如，瑞西先生的弟子记录先生的两案：张某，患“斑疹伤寒”病已七日，曾多用清热解毒化斑之剂而病势日重，且见身热足冷，面赤，两目红肿，腹满尿赤，斑色淡，形如蚊迹，神情烦躁，口干苔黑，脉大。医者仍以毒热内郁的“热厥”证为治，主张用重剂清泄以解郁闭。经瑞西先生详审，患者身虽壮热，但久摸反不觉过热；腹虽胀满，但按之不痛不坚而无便意；尿虽短赤，但不涩痛；口干而饮少，呃声低微，尤其是神虽烦躁而无昏谵。脉证合参，断为真寒假热无疑。实因寒凉太过，戕伐无度，致阳损及阴，阴寒内郁恪阳于外之虚寒证，幸者脉尚有根，还有一线生机，否则“阴阳离决”，必难于救治。据此他力排前议，以回阳救逆的四逆汤加赭石，更加少量沉香以镇冲纳阳，服后果然身热降而手足回温。
斑疹伤寒，温毒为病，已为古今医家所公认。本案病经一候，多用寒凉清泄而现一派大热之象，前医辨为“阳郁热厥”，谁不云然！在此之际，先生竟用大辛大热之“四逆”，岂不与证机相悖乎！孰不知阴阳乃疾病之总纲，二者无时不处于消长变动之中。先生综观全局，紧握阴阳，抓着里证脉象，见微知著，洞察本质，力排前议，不拘成规，即断为寒凉过用，阳证转阴之证，而用“四逆”回阳，取得卓效。此案辨治，足见先生胆识惊人。昔闻患者子辈传说，当时先生处方，药肆因与前方大背而不敢售，先生亲予配制，视侍服下。此种一心救治，毫不自虑的精神，当为后来从医者镜。
同邑中医高瑞堂患耳痛数月，双耳内如铁针挺刺，痛不可忍，服药罔效。瑞西先生辨为肾气亏损，用六味地黄汤加黑附子三钱，引火归原，一煎大效，二煎而痊，高瑞堂非常感服。
通过以上几案，可以看出瑞西先生临证沉着冷静、诊察细致入微、判断准确、治疗果断又认真负责的医疗作风。而且多能识别人所未识，见解独到，常常出奇制胜。
瑞西先生一生忙于诊务，五十多年治愈过无数的疑难病症。正由于他关爱病人，勤谨敬业，精于辨证，所以医德、医望甚高，深得各界群众的敬仰，也为当时医药界同仁所钦佩，真可谓名满遐迩！民间誉称他为“郭一服”、“服即生”；王军余先生所著《榆林地方简志》中，专门设文列传，叙述他的医疗业绩和德荫，称瑞西先生为“当代医界巨擘”。
三、法古不泥主张创新
瑞西先生中医理论基础十分扎实，在五十五年的医学生涯中，他尊经法古，十分重视和珍惜前人的理论和经验，运用也得心应手；同时，他又极力反对胶柱鼓瑟、生搬硬套，注重结合临证实际，灵活运用，表现了一种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思想。特摘录他笔记中的片断，可见他对于经旨当守则守，法古不泥，主张创新的思想火花：“药之色气味性，识别虽精，而对症处方，必须守经用常，求以平庸治奇特。若居奇立异，以为能行人之所不能行，能为人之所不敢为，其效虽速而大，吾不取也。盖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名。其深长之意，不以己之功烈不著为失，以不启人之好大喜功，能戢人之穷兵黩武为得。至西城弄弦，固武侯之权变处，然公非恃魏之畏蜀如虎，独信司马懿之知彼谨慎耳。余医人以来，屈指已四十有五年，未尝一用生附子；知母黄柏并用，亦不过数次；而麻黄细辛共剂、芒硝大黄同方，尤不至万不得已时，不用也。若夫处变行权，行权应变，殊非不可者。要在通达，尔其慎之。”
又说：“兵关国之安危，医关人之生死。其旨至微，其变无穷。不多读书，识无由广；不谙人情，理何可明？识广矣，理明矣，而运用之妙，尤在一心。盖法活方活，乃可活人。故余尝思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语，以为医者意也，意非书之所能尽。阴中阴，阴中阳，阳中阳，阳中阴，是是非非，虚虚实实，神而明之，要在临时相度。苟胶柱鼓瑟，则又今之赵括耳。而觑得清，要在小而虚；把得定，要在大而镇。是诚不可不讲者。谚云：不是聪明勿学医，其慎之。”
根据上述这些认识，瑞西先生在学习理论和临床实践中，不拘泥于古训和书本知识，对诊断和治疗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他诊病特别注重辨虚实，曾说：脉神，脉者血气之神，邪正之鉴也。有诸中必形诸外，故血气盛者脉必盛，血气衰者脉必衰，无病者脉必正，有病者脉必乖。况人之疾病，无过表里寒热虚实，只此六字业已尽之。然六者之中又惟虚实二字为最要。盖凡以表里寒热等症，无不皆有虚实。既能知表里寒热，而复以虚实决之，则千病万病可以一贯矣，且治病之法无逾攻补，用攻用补无逾虚实，欲察虚实无逾脉息。虽脉有廿四名，主病各异，然一脉能兼诸病，一病亦能兼诸脉。其中隐微大有玄秘，正以诸脉中亦皆有虚实之变耳。言脉至此有神存矣。倘不知要而泛焉求迹，则毫厘千里，必多迷误。故予特表此义，有如洪涛巨浪中，则在乎牢执柁杆；而病值危难处，则在乎专辨虚实，虚实得真，则标本阴阳万无一失。其或脉有疑似，又必兼证兼理，以察其孰客孰主、孰缓孰急，能知本末先后。是即神之至也矣。
在临床用药上他常有自己的创新。如他认为：“细辛，以余经验，不但宜于喉病，且为该证要药；更能发痧。用时酌病轻重，由三分起至一钱止，断不可轻于超越，尝试误人。元胡香附，古人以治产后瘀血不尽而腹痛者，甚少。即用之者，亦失于分量之过重。余医是病，尝加二者于生化汤内，其重自五分以至一钱；若瘀血甚者，更加失笑散三钱，着按煎次冲服，以增效力。”
四、开办药房奠基立业
瑞西先生医名远播，登门求治的患者愈来愈多。为了确保药品质量，也为了方便患者，更为了能有一个研究、炮制、修合药品的场所，以利结合临床，创新方药，进一步提高医疗效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瑞西先生创办了福积生药房，名号是用“服即生”的谐音，也有祝福、积德、救生的意思。药房开业时，榆林城乡群众与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奉赠颂匾。有的匾额属名书名刻，例如，“仙手仁心”一匾是书法家田善堂先生书写；“志在活人”一匾为书法家谢益三先生手书。匾上均有颂祝的题款。药房地址在北大街鼓楼南路东。这一年，瑞西先生三十五岁。
自此，郭氏家族有了自己的医药基地。几代郭家医药人在这里辛勤工作，施展才华，为广大患者服务，为发展中医药事业尽责。
福积生药房开业以后，瑞西先生亲自坐堂应诊。药房的经营管理，由其兄郭蕴山与其长子郭金铸负责；侄子郭金城、郭金鉴等协助料理药事业务。蕴山先生受先父绣川公教导，精通中药鉴别、炮制技术，也擅长经营管理；瑞西先生对选药、调剂、配方要求又极严，所以，福积生开业伊始，就有一个高的起点。他们选拔药工、技师，悉心培训；整章建制，确立药事德戒；遍选各路地道优质药材，京广丸散；同时自己修合特效成药。福积生药材、药品一应俱全，质量上乘，价格公平，经营管理有方，服务热情周到，更兼瑞西先生具崇高医疗威望和影响，故业务很快趋于兴旺，并保持长盛不衰。
福积生是郭氏中医世家的医疗场所，瑞西先生及其子郭金铸、其孙郭谦亨等医家，在这里代代行医，治愈了数以万计的各种病人；福积生也是他们实施中医药教育的基地，三代名医，许多精通中药的技工、药师都在这里接受教育、经受锻炼而走向成熟；福积生还是他们研制特效中药的厂坊，曾经行销各地的“保赤散”、“苍耳散”、“永健丸”、“益土育金丹”等都是福积生的著名产品。
1931年，瑞西先生年逾花甲，为了行医和管理的方便，遂将福积生迁至自家住处李学士中巷口大街路西，规模扩大，前店后坊，业务更加兴隆。直至先生去世后，更名为同春药房。1956年，响应政府号召，公私合营。
福积生自1905年创建到1956年公私合营，历经五十一年漫长岁月，一直为民众提供优质医药服务，奉行济世活人的宗旨。这是瑞西先生创办福积生的初衷，也是他苦心孤诣建设管理的结果，最后完整地交给国家管理，继续保持着良好的信誉。
五、精心育人考核严厉
瑞西先生热心医学教育，注重培养医药人才。经过他教诲和指导的医生、药剂人员颇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长子郭金铸、长孙郭谦亨以及次子郭金镛、门生杨子春。
瑞西先生对于医学教育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首重医德教育。他说：“医乃仁术，贵在精心诊治，以救病患，不可有丝毫利欲之念。故凡名利之徒，不可以传医。”又说：“医生对于病人，犹如子之事父、父之爱子，方可尽职尽责。俗云，‘孝道不过医家’，即是此意。”对于劳苦大众、平民百姓的治疗，他规定须取“简便廉验”的方法，决不许处方时于药味前滥加如“贡”、“鼎”、“京”、“元”等贵重字眼，并说：“方中多加一字，病家多费数金。贫寒之家，衣食不饱，况贫病交加，已是苦不堪言，切切不可妄书。”瑞西先生强调：“医行大要，一须熟读经典，知要明理，删繁取精而融会贯通；一须端庄和蔼，体察入微，慎思明辨，果断决策。”他认为先贤孙思邈“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之训，是为医德行为的规范。
在教学方面，由于当时没有规范的中医药教材，又是师带徒的教育模式，瑞西先生奉行的是“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实用临床入手，渐进到理论学习”的教学方法。其优点是易于入门，印象深刻，便于适应临床；但也有使初学者轻忽基础理论之虞。
关于学习的重点，瑞西先生论述道：“《内》、《难》是医学理论的本源，不精读则理不明；仲景书立辨证施治之大法，不精研则诊治无方；方药为治病之武器，不熟谙则组方无度，治难中肯。至于历代名家之学，各有专长，譬如：东垣重补脾胃，河涧治主寒凉，子和善于攻邪，丹溪尤精养阴，叶、吴兴治温之理法……此各人所处时势、地域不同，所见病证及经验不同，术业各有专攻使然。学者应因时、因地、因病，择善而从。”
瑞西先生授徒耐心细致，诲人不倦，但也要求严格、考核严厉。他要求学生随侍左右，边看边听边学，看他如何接诊诊治，听他审因析机、阐经述义，学习辨证施治、立法处方。经过长时间的带教，方才允许独立接诊，由他督导在侧，观察考核。例如，有一次他让侍诊的长孙郭谦亨诊治一牙痛患者，其孙从火郁、胃热、湿热、阴虚、龋患诸证比较分析，确诊为“胃热”，用清胃热之方加入细辛一味治疗，只是误将细辛用量五分写作钱半，也未注明另煎。瑞西先生当即给予严厉批评，指出：“细辛辛温香窜，用在清胃方中，是取其辛散，能解郁热而止痛。即使通常也用不过钱，尔于寒凉药中应用，属反佐法，更不能过量，你用了钱半，此误一。又细辛气浮，不宜久煮，倘与群药同煎，药力耗散，岂能有效？你不批另煎，此误二。似此一方两误，怎能医人治病？”
由于他循循善诱，要求严格，教育的效果和质量都很满意。他培养的郭金铸、杨子春、郭谦亨等，都成为当时的著名中医。
六、关心民众有功实业
瑞西先生生性仁慈，乐善好施，他生前身后有许多怜贫悯苦、周济民众、关心社会事务的佳话。他出诊看病时，遇到家庭贫寒的患者，目睹生活困难，料到买药无力，处方之后，在药方的上边批“给我记账”四字，并嘱家属取药时不用付钱。遇有极贫困者，还另给钱接济生活。
民国初年，榆林疫病流行，当时的社会根本没有防疫和救治保障，疫病肆虐蔓延，十家九户有人染病。瑞西先生受病家请托，整日应接不暇，常常从早上出门，要一连看几十家病人，到晚上回来，两腿肿胀，浑身酸痛，步履维艰。
1932年秋，榆林霍乱(虎烈拉)大流行，他于繁忙的诊务中沉着应对，详察病状，辨为秽湿浊邪、干乱胃肠之“寒湿霍乱”，遂由“六和汤”化裁出“伏虎神效散”，作为针对“虎烈拉”的专治之剂，大量制作、分包，在全城分设五个点免费发放，并向神木、府谷、横山等县四处赠送，救治了无数的染病患者。他还以自制的预防药“驱疫丹”教群众在室内点燃，配合口服大蒜、水缸内投放苍术和贯众等方法进行预防，对控制疫病流行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时，榆林十年九旱，遇大灾年，赤地千里，饥民四处逃荒。看到这种情况，瑞西先生总是尽其所能设粥场施粥，并赠送衣物，以救饥寒于万一。
瑞西先生认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兴农是一方平安的大计。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影响，大力倡导兴农，热心参与农业事务。1909年(清宣统元年)，他耗家资创办榆林府中等农业学堂，并亲自出任首任堂长，为榆林培养农业人才。流经榆林城西的榆溪河，因年久失治，泥沙淤积河床，河体增高，河床不断增宽，侵蚀大量农田，堤坝濒危，水患连连，他又呼吁官宦士绅出资修堤，整治了榆溪河，抢救出大量耕地，为榆林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他的兴农业绩，民国初年，受榆林道辖二十三县各界人士及新军的推举，首任榆林道农会会长，并到各县乡下巡视，安抚饥民。民国开元，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他拥护辛亥革命，倡导加强社会治安，创建了巡警教练所，曾首任所长；后又任巡警局局长。他支持新军，曾应聘出任驻榆国民革命军的“军医正”，为广大官兵诊治疾病。
他关心民众，致力社会事务的业绩和德行，受到榆林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赞颂。他们曾为瑞西先生颁赠匾额纪念，上书“有功实业”四个大字。
七、高风人仰广有交谊
瑞西先生不仅因医德高尚、医术高超为世人尊敬，更以他刚直不阿、急功好义的性格，慈爱仁厚、乐善好施的品德，博大精深而又虚怀若谷的气质，不论贫富贵贱、平易近人的作风，形成了他特殊的人格魅力，成为一代名士和贤哲，受到人们的仰慕。当时，上至名官显宦、文人学士，下至工匠艺人、平民百姓，都愿拜识瑞西先生，与他交往。与他相交至深的如：国民革命军陕北镇守使井崧生、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地下共产党员周济信、唐昭武；各地名士有三原于右任、蒲城王鼎臣、横山曹雨三、神木侯石年、榆林王军余、袁硕甫、赵蒲州……匠艺民众有木工杨凤山、泥工崔士智、画匠孙寿山、农民曹润、白来成、曹宪成以及方丈谢宽等等。这些人或因登门求治，或因遇事相识，或是慕名拜访，不论深交浅识，瑞西先生总以诚信相待，从不轻慢敷衍。
1922年冬，杨虎城将军移军陕北三边，他本人客居榆林井岳秀官衙。由于操劳过度，榆林气候又干燥寒冽，以致夹劳感寒，喉痛失音，特邀瑞西先生专为治疗。经他悉心诊治，应手而愈。杨将军十分感佩，遂成莫逆之交，尊称先生为“四哥”(先生行四，世人尊称郭四先生)，常亲诣先生舍下探望。杨虎城将军回师关中以后，时隔十多年，因蒋介石弄权，他官场失意，又于1935年冬和1936年春两次飞赴榆林，到榆林之后，即往家中拜望瑞西先生，除了看病，更多的是议论时事，促膝谈心，排解胸中郁闷。
邓宝珊将军任靖陕绥边区总司令时，率部至榆驻节，因久慕先生之名，遂派属下石佩久前来转达相约拜访的心意，第二天会见，相谈甚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成为契友，每隔几天必来探望。他们谈史论文，探讨养生，也常议论地方兴废事宜。但在多年交往中，瑞西先生从未向邓将军请托过个人私事，深得邓将军敬重。瑞西先生还曾为邓宝珊将军的女儿邓友梅精心治愈了多年顽疾。1947年，瑞西先生逝世，邓将军十分悲痛，亲至灵前哭奠，并为先生主祭。可见他们相交之深！
袁硕甫是与瑞西先生同时代的名医，既为同行，又有交谊。袁硕甫善治时症(传染病)，他俩常相互切磋临床辨治，探讨医理，会诊病人，甚至各自家人有病也常相约一起研究诊治。瑞西先生经常对人说：“硕甫善治四时瘟病，是榆林医界高手。”袁硕甫也常说：“瑞西先生辨证精确，论治灵活，人不能及，我从心底佩服。”可见他们多么相知相敬，毫无“文人相轻”的陋习。他在经治其他中医看过的病人时，对于先前治疗从不诋毁，对其中失误也以爱护之心在背后提醒，引起今后注意。同道因此对他十分感佩，如中医冯应奎、张陶庵、刘宗周等，自己有病也极愿请瑞西先生治疗。
瑞西先生与工农交往非常随和，不拘小节。他热心兴农，喜欢与农民为友，以诚相待，常请他们同桌进餐。农民曹宪成在一次回家路上拾得一个包袱，他便站在原地等待失主来寻，当时天气很冷，他一直等了几个小时，才等到失主，判明情况，归还失物。这件事深得瑞西先生赞赏，他常常用曹宪成的事例教育子孙，对待这位农民犹如上宾。
八、博学多才一代巨擘
瑞西先生博学广识，多才多艺，在学术上却没有门户之见，注意吸收外来的学术。20世纪30年代，西医东渐，一些西医学人，如本邑人叶瑞禾、尤仙航，外籍人潘礼初、舒万杰等开始在榆林行医。他们都较年轻，瑞西先生对他们毫不小看，时加关照。有时他们登门求诊，瑞西先生便认真地进行诊治，并与他们交换意见，从无自满的表现。1946年夏，瑞西先生已是七十六岁高龄，身体虚弱又染痢疾，迁延时日较长，其孙郭谦亨征询祖父意见，可否试用治痢西药磺胺胍？先生说：“药以治病为主，岂分中西？《千金方》及《本草纲目》中均已收录许多外族外国的有效方药。如果自以为是，拒人之学，岂不是固步自封，焉能发展？”遂以磺胺胍配合中药治疗，获得痊愈。
瑞西先生工诗文，善书法，晚年还曾钻研佛经。他曾熟读《十八家书抄》。瑞西先生酷爱书法，尤其喜爱名人字画，收藏了许多著名碑帖拓本和古人真迹。他初学“圭峰帖”，后学欧柳，也很喜欢王羲之的书法，稍有空闲就研究古人书法间架结构和用笔贯力特点，并孜孜不倦地写字。他书法极好，但很少为人题字，只为少数至亲厚友写过条幅、对联。因此，他的手书处方，便成了当时名人政客珍爱的收藏品。他七十岁后，又独创一种字体，用笔苍劲有力，形若山岩，势如古松，取名为“龙寿体”。
1947年，瑞西先生已是七十七岁高龄，身体衰弱，起坐艰难，但他仍然坚持为登门求医的患者治病。他说：“孙真人有普救苍生之大志。‘普救’二字，我不敢说，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治病。”11月8日(农历丁亥年九月二十六日)，在为南大街张氏妇人诊病开方之后不久，溘然长逝。
瑞西先生以旷世奇才，博古通今，钻研医药，多有创新；他一生勤于诊务，屡治奇疴大病，活人无数；疫病流行时节，积极设法防治，普救众生，惠及乡里，有口皆碑。关于他的医疗掌故和佳话，至今仍有流传。史称瑞西先生为一代“医学巨擘”，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