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世家郭谦亨教授对中医温病学的研究已历经数十年，在全国中医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后学尊称为著名温病学家。他早在1956年就亲自编写了陕西省第一本《温病学》讲义，后来又参加编写了全国中医药院校统编教材《温病学》中的部分内容。20世纪80年代初，郭谦亨教授又受国家卫生部指定，主持举办了全国高校温病学师资进修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温病学的骨干人才，现在绝大多数都已成为全国各省市的理论权威和学科带头人；20世纪80年代后期，七旬高龄的郭谦亨教授又率领弟子和研究生们主持开展了“温病卫、气、营、血动物实验研究”及“流行性出血热防治新药开发研制”等研究课题，硕果累累，建树颇丰，为温病学的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现就郭谦亨教授对温病学的独特贡献介绍如下。
一、对温病学理论的探讨
郭谦亨教授对中医温病学理论的探讨较为深入，先后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相继解决了温病学中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如温病学发展历程及断代问题、卫气营血的实质问题、湿热病与温热病的证治问题、神昏与痉厥的用药问题等等，均有其独特的认识。
在中医温病学发展历程及断代划分问题上的研究，诸多学者意见素不一致。郭谦亨教授通过长期研究和探讨，对温病学的发展提出了“三个时期、六个阶段”的划分方法，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见解。
1.中医药学第一次兴盛争鸣时期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医学和一切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反之包括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中国医药学第一次兴盛争鸣时期，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这一时代在历史上既是社会大动荡、大转变时代，也是文化上百家崛起、诸子辈出的争鸣时代。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治原则，都是在这一时期见诸文字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代医经派有七家，经方派有十二家，说明秦汉前在医学方面已呈现学派兴起、百花盛开的景况。可惜经方派的典籍大都亡佚，已无可考；医经派除亡佚的《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外，现有文字传世的医学，第一部古典巨著——《黄帝内经》，基本上是这一时代的杰出产物。它对中国医药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医学中的诸问题，大都导源于这一时代的这一著作，温病也不例外。所以，要考查有关温病及其学科的历史源流，就必先从这一时代开始。
(1)温病论述的起源阶段(公元前475～前207年，战国、秦)：《内经》既然是中国医药学第一部经典著作，那么，关于“温病”的记载，当以《内经》为最早。在《内经》中，从病名到治则，确有不少简要的论述。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篇》中有多处指出，由于“地气迁，气乃大温，阳乃大化，蛰虫出见，……温病乃作，其病温疠大行，远近咸若。”这里第一次把因气候大热、感受温邪而发生的热性病明确地称为“温病”，同时记述了温病在发病、流行等方面的特点及与疫疠的关系。《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认为风、热、湿、燥内侵而病，是温病的基本病因。《素问·评热病论》说：“……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于谷，谷生于精。今邪气交争于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而辄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这段话是对温病发热、出汗与邪正盛衰关系的贴切论述。《灵枢·论疾诊尺篇》和《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指出：“尺肤热甚，脉盛躁”，“因于湿，首如裹”是温病的脉症。《素问·至真要大论篇 》还提出：“风淫于内，治以辛凉”，“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湿淫于内，……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的治则。此外，并有《热论》、《评热病论》等数篇专论热病症状、治法的篇章。
《难经》的成书稍晚于《内经》，故其中根据《素问·热论篇》对伤寒的概念进行阐述，使“伤寒”有了广义、狭义之别，而把温病、热病、湿温包括在广义伤寒——外感病之内，并在二十二难中指出“气留而不行者，气先病也；血壅而不濡者，血后病也”的气血先后病理之说。由是可见，早在《内经》中就有了关于“温病”的最先记载，把它作为外感热性病加以描述，并有所重视。在《难经》中，不只将温病按性质归类，按病因分病，而且指出气血先后病理之说，较之《内经》又进了一步。
(2)温病论述在诊治上的发展阶段(公元前207～公元959年，汉、唐)：医学发展到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中国医学中第一部辨证论治、方药俱备的临床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问世。张仲景本着“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精神，根据《内》、《难》理论和前人实践经验(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仓公治热用“火齐汤”——周澹然谓：“火齐汤，即三黄汤之别名”)，结合他的临床体会，总结出一部辨证论治外感病及一些杂病的专著。书著成后，几经战乱，简篇散佚，后经晋代的王叔和、宋代的林亿等人搜集整理，撰次成为现传之《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这两部书虽是论“伤寒”和“杂病”的，而对温、暑、湿等病，也明显地指出：“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见《伤寒论》太阳篇)；“太阳中热，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见《金匮要略》痉湿病脉证并治篇。以下同)；“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病者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这些认识，不只具有独到见解，而且对后世之论温启发很大。
隋代的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其中论温病病因，在观点上虽与王叔和、葛洪等一脉相承，但他对温病(34候)、热病(28候)、时气(43候)和疫疠、疟病、黄疸、痢疾、丹毒等(共98候)的病因、证候的论述更为具体细致。
唐代的著名医学家孙思邈(581～682年，京兆华原(即今之陕西耀县)人，采集唐以前医药文献，结合个人经验所著《千金要方》中，虽把温病和伤寒并列一门而与阴、阳毒同论，但从他搜集避温的二十多方，足可说明他是注重实际和倡导预防的，在治温方法上，同样也有所充实。如“葳蕤汤”、“暴气斑点方”、“犀角地黄汤”等许多方药，就对后世温病治疗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比孙氏稍后的王焘(陕西眉县人)，著有《外台秘要》四十卷，一千一百零四门。此书和孙氏《千金要方》一样，都是继《伤寒杂病论》以后的重要临床典籍。就温病、疫病而论，其中列有五门，一百二十论，684方。即：天行一门，论二十一，方137个；温病、黄疸合为一门，论二十一，方117个(包括避温方221个)；霍乱、三焦病合为一门，论二十一，方132个；疟病一门，论十五，方132个；痢疾一门，论三十二，方185个。都是先论后方。对温病的认识及论述，多受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的影响而又有发挥，惟在治法上有所增充，还搜集、保存了许多治温古方和民间方，如大青消毒汤、知母解肌汤、知母汤、香豉汤、大黄汤、地黄汤……“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身色如橘黄”。
以上所述，简要地说明了温病和伤寒不同，暑温和湿热也有区别，可见张仲景据《难经》广义伤寒之说而分病论述的本意。惟在治法上详于治寒而略于治温，有人认为是简篇散失，似亦有理，惜已无可考。不过，像《伤寒论》中关于外感病的“六经辨证”及《金匮》水气病之分“气分”“血分”的论述，对后世温病学者，都有不少启示。至于治伤寒清法的麻杏甘石汤、白虎汤，泄法的承气汤，宣泄膈热的栀子豉汤，清热止痢的葛根芩连汤、黄芩汤，清热育阴的黄连阿胶汤等方药，更为以后的温病疗法创造了先例，影响是很深远的。
魏晋之际的医学家王叔和(名熙)在搜集整理《伤寒杂病论》的《序例》中，对《内经》论温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提出伏寒变温、异气、时行、风寒重感及病中更感异气而变温的论例，从而指明了“伏邪”，孕育了“新感”和“新感引动伏邪”的学说。同时，他还按发病季节、重感性质和脉搏状态分辨出冬温、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数病，扩大了温病的范围，并首次为温病作出了分类，对后世影响很大。
《肘后方》为葛洪所著，该书许多内容都是从仲景《玉函方》中精选出的常用方。其中虽以方、治为主，但也记述了一些对外感病的可贵认识，如所谓“伤寒、时行、温疫，三名一种耳(即同为外感病)，而源本小异(病因不同)。”认为伤寒是“伤寒毒气”所攻，温病是“厉气病人毒相注”(传染)，并指明发斑是“温毒”，属大疫，治宜“黑膏”，使“毒从皮中出”；挟热下痢，是“天行毒病”，治主黄连、黄柏；以及令溺白纸上，纸即如柏染之验黄疸法。还记述了用流金散、辟天行疫厉方等口服、入鼻、燃熏消毒之预防传染的方药。此外，还叙述了永徽四年疫病流行时多用清热解毒方剂。他在治温毒发斑方下引据华元化之说：“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在当时对斑疹预后推断上，应是一种经验的记载。
从上述情况看，如把《内》、《难》经成书时代作为对温病认识的起源阶段，那么，《伤寒杂病论》、《外台秘要》的出现，应该说是诊治上由认识、实践而有所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但最先对外感病，尤其是对狭义的伤寒病类，建立了辨证论治体系，有了方药俱备的专著，他们以《内》、《难》理论为指导，伤寒、温病分别论治，提示出脉症辨别及天行、温病等诸源候、记述了不少清热解毒治温方剂。与此同时，在感染发病上，还提出“毒厉之气”、“异气”、“伏温”、“病中重感异气”等论点、论据以及预防的思想、方法，等等。不可否认，由汉末到唐六百余年(包括王焘以后一大段时期)的历史过程中，对温病的认识及疗法，都有所发现和发展。
(3)温病论治隶属于伤寒学说阶段(公元960～1182年·宋)：宋以前，《伤寒论》由王叔和搜集编次后，遭遇五胡之乱而大部散失，即有存者，又为“江南诸师所秘”，遂不复见。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时，为不能得见而叹惜不已！此后，见到《伤寒论》书稿，即把它载入《千金翼方》中(是现存最早的《伤寒论》本子)，然未引起广泛注意而影响不大。因此，温病虽属“广义”伤寒之一，但在宋前治外感病，多各承师传而寒、温分别论治，并不局限于以治伤寒法方来统治温病。
至宋仁宗嘉年间(约公元1057)，林亿、高保衡等校正《伤寒论》十卷，于神宗熙宁年间(约公元1068～1077)由国子监雕版印行后，当时的一些名医，如韩和、庞安时、许叔微、朱肱等对《伤寒论》非常重视，各有撰述。由于《伤寒论》辨证论治理法精详，而温病在彼时还无系统理论作指导，临床医家运用《伤寒论》辨证理法以指导对温病的诊治，是很自然的。本来在这种情况下，如能正确地把《伤寒论》的辨治原则和宋以前诸家对温病诊治经验的记述参合研究，当会有更好的发展。但是，那时正值“理学”风起，“法先王”思想盛行，这些“道统”观念也反映到医学领域，如宋本《伤寒论》“序”就说：“盖祖述大圣人之意。”就连许叔微在《伤寒百证歌》自序中，也认为“论伤寒不读仲景书，犹如为儒者不知有孔子《六经》也。”这样便使人们错误地陷入“泥古宗经”的泥坑，思想发生僵化，认为《伤寒论》是为广义伤寒而立，遂开以《伤寒》方统治温病之风，埋下了后世寒、温学派争论的根子。而朱肱，虽在《类证活人书》中提出“温热二名，直以热之多少为异”和“夏至前用桂枝汤应加黄芩，夏至后用桂枝汤应加知母、石膏”，以说明温热病的证治与伤寒有所区别，即不同季节、不同热势的温热病在治疗上也应有所区分。然而也可看出，他已是治温不离经方，而不同于宋前医家以清热解毒为主的方法了。不过，他对湿温的治法，明确指出不可汗，应以白虎加苍术汤主治。这种以清热燥湿为主的治疗方法，对后来治湿热类病有很大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总之，这一阶段，由于受“泥古宗经”思想的影响，不分寒、温，同用《伤寒》法方论治，把温病隶属于“伤寒”之内。后世一些所谓儒医，反视隋、唐孙思邈、王焘等医家搜集的法方为“臆度之说”，为“伪杂之法”。因此，这一阶段温病理论、治法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2.中医药学第二次兴盛争鸣时期以后在温病理法上的成就(公元1182～1949年)社会在发展，人类在前进。宋末元初，是中医学第二次兴盛争鸣时期。医学界自战国以来第二次出现了派别——河间、易水(张洁古)两大学派和四大名家(后人又称四大派)。即从河间之学的张子和(攻下派)、朱震亨(滋阴派)和从洁古之学的李东垣(补土派)，他们与刘河间(寒凉派)并列为当代最著名的四大家。河间这一派对促进温病学派的独立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温病理法的变革阶段(公元1182～1368年。南宋、金、元)：宋末元初，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封建王朝交替，战争频繁，劳役严重，生灵涂炭，温病尤其是疫病的发生、流行愈来愈复杂而广泛，医家们在临床实践中，深感用伤寒理法并不能满足认识温病、防治温病的需要，于是，寒、温分别论治的要求，便自然地提了出来。
刘河间，名完素，字守真(约公元1120～1200年)，河间人，故人们尊称为河间先生。他在研究《内经》有关热病篇章和病机十九条时，发现《内经》很重视热病，故本火热为病的九条及所谓“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的原义，并根据当时热性病流行情况，总结实践经验，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燥化的观点和“六经传受，由浅至深，皆是热证”(引《伤寒医鉴》论六经传受)的火热致病理论，力主以辛凉、清下为治温要法。他说：“余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理在其中矣。故彼一时，此一时。”(见《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论第六》)他认为：“天以常火，人以常动”，世态、民情、气候、病因都“有所变”。如固执古法，用辛温药治热证，非但病情不能好，反而会发生其他变证，突破了宗用治伤寒的单纯辛温解表及先表后里的法则。正是由他这一大声疾呼，强调寒凉治温，大胆冲击了崇古宗经思想，这才进一步引起医学家们对温病的注意。与河间同时的郭雍，著《伤寒补亡论》，在论述温病之风温、温毒、发斑、发黄……证治的同时还特别指出：“有冬伤于寒，至春发者；有冬不伤寒，春自感温气而病者；以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虽本于王叔和，但对春天病温的三种不同起因与发病，论述得更为明确，实为后世“伏邪”、“新感”立论之根本。其所谓冬感春发，因毒入稍深，正气不能胜，必先春温之气疏泄腠理，而后可发之说，同样为后人论述伏邪温病外发机理之先导。
刘氏稍后的张子和，著《儒门事亲》，把病邪分为“天”“地”两类，力主祛邪的汗、吐、下三法，而尤善于攻下。其他还有刘洪著的《伤寒心要》、常德著的《伤寒心镜》(一说是张子和撰)等书，都是从河间观点发展而来，为同一学派。他们对疏邪清热诸法，虽未能曲尽其妙，但河间寒凉治温主张的提出，对温病论治来说，的确是起到了最大的转折作用。当然，新与旧，宗古与创新的斗争，总是难免的。刘氏提出寒凉治温的主张，当时就遇到保守势力的攻击。正如张子和所说的“今医不知其济物无穷之功，乃妄作损胃无穷之谤”，认为那些诽谤河间的人，是故“设坚白之论，以求世誉”者，足见当时围绕治温理法上的变革，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斗争！但新生事物总是不可抗拒的，尽管受到一些诽谤，而“热病宗河间”的呼声反越来越高，对温病向独立分科的方向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2)温病理法的成长和独立分科阶段(公元1368～1784年，明)：在元明时代，医学界经过创新与守旧之争，更唤起了明清许多临床医家对温病研究的重视。通过不断实践验证和总结提高，他们在《伤寒论》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划分寒温及其病因的研究，更为突出。这一阶段主要的代表人物和学术成就，主要有王安道，名履，曾从朱震亨学。他在《医经溯洄集》中，主张寒、温划分，各立其名，认为不能把温病混称为伤寒以戕人之生，并引申郭雍之说：“怫热由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李之论基本同此)故在治法上主张用辛凉解表的同时，注重清泄里热。继承河间之学，对温病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只是他所论及仲景伤寒大法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认为伤寒无伏邪，其治，对温暑全不适用等，言语过于绝对，难免有狭隘之嫌。袁班(字体庵，江苏高邮人)在其《证治心传·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中提出：“春病温燥，邪犯上焦，病有顺传、逆传之证。热极旁流，顺传胃府；误投辛温，久延入营，耗液伤阴，神昏痉厥，或咳甚失血，或胃实失下”。因此，他主张初起以黄芩汤清热，兼取轻清之味清肃肺卫，热极胃实，法宜急下存阴，都应随证加减，并阐明了这种顺逆的因由，“近世市医不知者多，徒守仲景六经成法，辄投辛温表散”，以致变生逆证，“莫救者多矣。”袁氏的这些论点对以后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有很大启示。张路玉在《伤寒缵论》中所谓“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自血分发出气分。”从王安道之说，进一步阐发“伏邪”发病机理和证候。上述各家提出的新理论，使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渐趋成熟，也促进了寒、温的分科立论。
吴又可，名有性，明末江苏姑苏人。他从事医疗活动之际，正值明末动乱之秋，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广泛流行。吴氏在同疫病斗争中，奔走于直、鲁、江、浙一带疫区，根据临床实践观察，在病因、病机方面突破旧说，创立新论，著《瘟疫论》。这是祖国医学史上第一部论温、疫病的专门著作。他提出温疫是感触“杂气”一类的“厉气”，经口鼻侵入，舍于“膜原”所致的论点，明确指出了温疫病原和侵入途径与伤寒不同，机理上有所区别。这一著作的问世，使温病学术初步摆脱了伤寒学说的束缚，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温病学派中独树疫病一帜，形成了一个新的支系。后来宗吴氏之学，对《瘟疫论》加以发挥的主要有戴天章和杨栗山。戴天章将吴又可的《瘟疫论》加以增删整理，而为《广瘟疫论》，其内容是专论温热的(后经陆九芝改为《广温热论》)。他首列五辨——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并论五法——汗、下、清、和、补。其体例是以表、里两证为纲而就证论证、阐述治法的，也自有特点。杨栗山在《伤寒温疫条辨》中，本吴氏“杂气”为病的基本思想，对杂气侵犯作了进一步分析。他说：“人之鼻气通于天，杂气从鼻息而入于阳；人之口气通于地，杂气从口舌而下入于阴”。这就比邪由口鼻入的笼统提法前进了一步，而明确区分为经口、经鼻两个侵入途径。对温病的治疗，他宗刘、吴之说，也主张以升清降浊导热为法，用升降散为主方，随证化裁而创立了治温十四方，很有实用价值。吴氏著作虽然仅是独立分科的开始，还不够完备，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其研究和创见，在我国医学史上书写了新的一页。所以，后之学者称赞其为“度世金针”、治温正法。至戴、杨二氏又各有其阐发和补充，基本上属于吴氏疫病这一新支。因此，他们的论著对温病学的形成和分科，同样产生了积极影响。
(3)温病学理论体系形成与论争阶段(公元1644～1949年。清、民国)：温病理法，在历代医家的长期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发展，尤其是在《证治心传》、《瘟疫论》等论著的影响下，使其学术体系的形成更逐步趋于成熟。值得一提的是清初喻嘉言受刘河间“诸涩枯涸，干劲皴揭，皆属于燥”及诸气“皆能成燥”的启示而写的《燥气论》，又本吴氏论疫的理论所著的《详论瘟疫以破大惑论》，补充了“秋燥”的理论、辨治，提出了疫病的三焦定位及芳香、逐秽、解毒等三焦论治的方法，对叶天士、吴鞠通二氏论燥气为病、邪犯三焦的理论，清燥润肺、芳香化烛的治法，起了先导作用。本阶段突出的特点是：在温病各学者的实践下，从基本理论到临床诊治，形成了较完整、系统的“三焦”、“四分”体系，使温病学成为祖国医学中一门重要学科。为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医家主要有叶天士、薛生白和吴鞠通。
叶天士，名桂，字香岩(1667～1746)，江苏吴县人，在温病学科领域，是一位继往开来最有创造性的人物。著有《温热论》及《幼科要略》、《临证指南医案》等论著，为温病的诊治开辟了新的道路，对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阐明温病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温邪上受、犯肺、顺传入胃，逆传心包；创立卫气营血测机辨证纲领，作为温病诊治的依据；总结前人及自己经验，详细记述了察舌、验齿、辨斑疹等特征，发展补充了温病诊法；提出温病治法的解表、清气、透热转气及凉血散血法则，使临床有所规范。这些贡献，虽是他远承岐轩、仲景之旨，近取又可、袁(班)张(璐)之论，但对温病发生发展规律之上受、犯肺，卫气营血之顺逆传变，进行了系统、具体的纲领性论述，成为一套理论体系，这却是叶氏的巨大成就，是谁也无可比拟的。故后来许多温病学家，如吴鞠通、章虚谷、王孟英……都备极推崇，把叶氏看成是温病学派的重要支柱，并由此形成了外感病学的一支新流。
薛生白，名雪，自号一瓢(1681～1770)，江苏苏州人。著有《湿热条辨》。其中之“湿热证，始恶寒，后但热不寒，汗出胸痞，舌白，口渴不引饮”的提纲证论述，至今仍是临床识辨湿热病的标准。他还指出湿热病是邪由口入，直趋中道，气虚则病在太阴，以及所谓湿热蒙上流下，当三焦分治论，为湿热病之病机、治法方面增添了不少新内容。
吴鞠通，名瑭，字配珩(公元1758～1836)，江苏淮安山阳人。他根据古人理论，师承叶氏学说，对《临证指南医案》深入揣摩，分析其处方用药规律，结合他个人经验体会，写成《温病条辨》六卷。书中以三焦定位分期为经，以卫气营血测机辨证为纬，以轻、平、重三焦分治为法，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病理与辨治的理论体系。在此体系下，列病为目，分条辨治，“四分”传变，法方俱备，确可使“阅者心目了然，胸有成竹，不致临证混淆。”吴氏的贡献为众所公认，《温病条辨》也就成了学习研究和防治温病的一部优秀参考书。当然，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如上焦篇第四条说：“太阴风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自注中又误为用桂枝汤系仲景原文之说，就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叶、薛、吴三位的温病专著——《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使温病学确立了“三焦”、“四分”的辨证体系，有了完备的治法方药。至此已具备独立的条件，完成了温病分科的使命，使温病成为能与伤寒的“六经”辨治并列，相互补充，各自为用，指导临床论治外感病类的两门重要学科。
温病学在逐步形成自身的体系，独立成为一门专科的过程中，经历了长期的论争。这一时期，医学界自刘河间以来，在论治上出现的“寒凉派”(温病学派)与“温热派”(伤寒学派)的派别界线，越来越明显，进而由治法上的分歧发展到理论上的攻讦，也越来越激烈。如陆久之就坚持“伤寒六经”辨治理法，反对叶、吴之学。他一方面片面地认为《伤寒论》之“阳明病”就是温病，“白虎”、“承气”就是治温的方法，还强调说“废《伤寒论》则六经失传，废六经则百病失传”(《世补斋医书·文九·论刘河间治温全用仲景方》)；另一方面，则以词害义，只从字句追究，不从实际作用考察，大肆攻击叶、吴等人发展的新兴学科是“劫运”，是“欺害”之作，竟说什么“病人遇之与入五国城何异”(《世补斋医书·伤寒论附馀·寒疫》)。从这一典型事例，就可看出清代中末叶温病学派方兴之际，正是中医内部学术论争激烈之时。
此时医学界的寒、温争论，对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叶、吴等氏前后，有关温病学的论著犹如雨后春笋不断地涌现出来。除上述诸家，像周禹载的《温热暑疫全书》，陈平伯的《风温论》，余师愚的《疫疹一得》，柳宝诒的《温热逢源》，周澹然的《温证指归》，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邵步青的《四时病机》，雷少逸的《时病论》，恽铁樵的《温病明理》，吴锡璜的《中西温热串解》……都有一定发挥和独到见解。特别突出的是王孟英(名士雄，公元1808～1866年，浙江钱塘人)集诸家所长，汇编成《温热经纬》一书，可以说是上索《灵》、《素》，下集清代江、浙名医温病学的大成了。
然而，医学属自然科学，对医学中不同观点的论辨，本是学术问题，但往往和人们的思想及社会意识纠缠在一起，因而由此产生的学派之争，属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医学界的这种学派之争，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文化斗争相联系的，是建立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温病学在论争中虽不断得到发展，但由于清代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没落的封建政治与文化的限制，温病学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和限制。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在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下，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者崇洋媚外，二者互相勾结，推行民族虚无主义，以适应他们各自的需要，使祖国医学不但不能向前发展，反而受到歧视、排斥和压抑。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更加扼杀、摧残中医药。他们利用个别人炮制的《提案》，制定出禁止、取缔中医中药的《办法》、《条例》等反动政策，妄图达到消灭中医中药的罪恶目的。全国人民和广大中医药界志士同仁，对此作了坚决反抗和长期的艰苦斗争，使温病学同整个祖国医学一起得以幸存。
3.中医药学第三次兴盛争鸣时期在温病学方面的成就与前景(公元1949年以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医学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关怀下，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新生。在中医史上，这是一次最大的转折。自此中医事业——教育、医疗、科研等机构的建立以及对学术的继承、整理、研究提高等诸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发展，特别是温病学科在理论探讨、临床验证及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中医史上进入了第三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兴盛时期。
首先，由政府组织对温病学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除重印、注释出版了明、清一些温病名著外，重要的是系统整理编写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一的《温病学》教材，以供学习参考。同时在临床验证、中西医结合方面，对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一些温病(传染病)，如“流行性感冒”“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斑疹伤寒”“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肠伤寒”“细菌性痢疾”“肺炎”等，进行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以教学和科研单位为主导，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开展了对“卫气营血”的研究。这对揭示温病机理的奥秘，实现中医现代化，必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充分说明祖国医学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才有生气，才能真正得到发掘提高，兴盛昌明，而更好地为人类健康服务，发挥积极作用。
二、对温病谵妄与神昏的论述
谵妄，包括“谵语”和妄觉，是神识紊乱和模糊的表现。神昏，重则又叫“昏愦”，是神识昏钝以至完全丧失的表现。二者是临床上常见的两种现象。就温病而论，多见于急性热性病高热阶段，毒邪影响心包或直犯心、脑，或痰浊阻络闭窍，神明受蒙。由于两种表现先后或同时出现，所以习惯上常并称。在病变中出现谵妄或神昏，尤其是由谵妄转入神昏，或高热一出现就暴发神昏，就是毒邪深入、病势沉重之象，决不可等闲视之。
1.成因、机理
(1)成因：温病是以温热或湿热等毒邪为主因。这些毒邪致病，除风、暑所致的某些病可早期出现谵语甚至神昏外，其他一些疾病见此，大多与治疗失当、正气偏虚、邪气内陷有关。因此，它的成因有：一是热郁气分，邪热上扰；二是误治邪陷入营，内犯心包；三是热入血室，瘀热上犯；四是心、肾阴虚，热邪直犯心、脑；五是湿热上蒙，或痰浊阻窍。以上五种，前四种主因湿热，后一种主因湿热。其中直犯心、脑，痰浊阻窍是导致神昏最主要的两种成因，其余都是间接影响心包，导致谵妄的出现，但不是绝对的。
(2)机理：病变中出现谵妄、神昏的机理，主要与心、脑及其神识障碍有关。要了解这一问题，首先须清楚神及心(心包)、脑(肾)的生理机能。“神”除表现于神识、思维及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外，更广泛的则是总司人体一切功能和对外在的一切反应，为生命活动的主宰。这种作用，又和心、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灵枢·海论篇》说：“脑为髓之海”，《本草纲目》认为脑为“元神之府”。王清任说人之“灵机、记性在脑”，“视、听、言、动归脑”(见《医林改错》)。说明“神”首先是居于脑，其主宰活动，是由脑发出的。但由于神和脏腑有着统属及相互为用的关系，所以《素问·宣明五气篇》说：“心藏神”。《难经·三十三难》又有“脏者，人之神气所舍藏也”的说法。这种所谓神藏于脏的“藏”，有寄存、储放之意，是说明神和脏的相互作用。其实，神的发生主要是在脑，直接起影响的则是心。神与各脏腑、器官和气血的关系，从功能上说，神居于统帅和主宰地位，但其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地发挥这种作用，又靠脏腑的精血、气液为之滋养化生，其起主要作用的是精和血。精藏于肾，髓生于精；心主血，血以养神，且精和血在生身以后，其源都来自水谷的精微。《灵枢·本神篇》说：“两精相搏谓之神”；《平人绝谷篇》说：“血和则精神乃居，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则更进一层说明神的物质基础是精血，是靠精血来生养，而精血的化生又在神的统帅下来完成。也可说心肾生血、藏精的活动，一刻也离不开神的支配，而神行使其功能，也一刻离不开精血的生养，二者是相互为用的。所以精血充足，人的精神、神志的活动就旺盛，否则就衰减。因此古人认为神志是由心所主，就是据此而从神舍五脏中突出了心血心神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
再从病理而论，凡病变影响精血、气液涉及心、脑所主的神志时，就会使其统帅功能受到某种抑制或破坏，发生不同程度的障碍。因为心、脑是人体内至高的、主要的器官，都喜宁静而不任邪淫。温病热高变速，最易动乱气血，所以当邪淫热盛的时候，阳聚热增，热随血行，上扰心、脑，势必使神失宁静而头痛心烦。至若邪气内犯、毒随血燔，间接或直接侵淫心、脑，更会困扰神志而导致神识不清，语言失主，甚至昏愦不语。由于损害程度不同，神志障碍也就有浅、深之分。一般分为：①心包受累。心包是心脏的一层外膜，附有络脉，是通行气血的道路，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古人认为病邪侵犯人体，都是由外向内，心包作为心的外卫，当毒邪逆犯心、脑时，必然首先侵犯心包。正如《灵枢·邪客篇》所说：“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络”。当然，心包受邪，热瘀阻滞，心、脑的功能必然遭受影响。在急性热病过程中，最初出现谵妄或轻度神昏的表现时，就是心包受累、上扰神明的缘故。其气分热毒内郁，胃热肠燥，热浊熏蒸，循经上犯；热毒初陷营分，毒热循脉络内犯；热入血室，瘀结下焦，瘀热循冲任上扰；湿热酝酿、交蒸，浊气循经上蒙。上述这些，都属于心包受累。但由于这时病变损害主要在其他部位，而对心包的影响，除邪入营分较为直接外，其余都是间接的，其损害的程度，较之直接侵入心、脑要轻浅一些，神识障碍的程度，也就较浅。②心受邪淫。温病邪侵入心，其损害程度较为深广。它多是心阴素虚，营血热盛，毒邪直接内陷，或邪势猖獗，热瘀互结，络阻窍闭，心包受损邪气内陷入心，其神志被困，心失其主而导致神昏不语，是神识重度障碍的表现。③脑为邪伤。温病毒邪，侵脑闭窍，其损害程度就更为深广。它多是肾阴素弱，精化不足，正虚失卫而毒邪过强，于是直中、暴发，热毒内闭，以致神识失灵，或病久热灼，神识失养，毒邪干犯，以致神识丧失。
此外，还有湿热久郁，酝酿交蒸，化火化燥，浊炼成痰，上蒙清阳，滞络阻窍，使心、脑受损而导致谵妄、神昏的，其神识障碍的表现虽较温邪为轻，但病变也属心、脑重型一类。
故可以认为，谵妄、神昏的病理是由于温病毒邪对心(心包)脑的干犯。其神识障碍的程度，决定于毒邪侵犯的轻重，损害的部位和其深度、广度。就侵犯关系而言，凡属间接侵犯的，其程度多较轻，而直接的较重。从部位和深、广度看，其在心包的病损较浅，在心(脑)的则较深。
2.性质、辨证临床上出现谵妄、神昏，如何分辨证候，分析病机，明确性质，及时而准确地治疗，关键在于认真观察其神识表现，并结合整个伴随症状进行辨证。现按其性质分为上扰与内闭，简述如下。
(1)上扰：其特征一般多表现为谵妄，是温热或湿热蒙扰影响心包所致。具体有：①气分郁热，上扰心包——谵妄午后较重，语无伦次，语声有力，烦躁妄见。伴有高热口渴，或腹满便结。舌苔黄燥，脉洪数或沉实。②热陷入营，内犯心包——时有谵语，或仅心烦躁扰。重则出现轻度神昏。伴有身灼热夜甚，舌质红绛、无苔、脉细数，或斑疹隐隐。③热入血室，扰及心包——情绪紧张、恐惧，夜间谵语，重则如狂。伴有寒热如疟，胁肋或少腹满痛，经血黑而有瘀块，舌绛色暗，苔污垢。④湿热郁气，上蒙心包——神识呆滞，或间有谵语，时而清醒，但答应迟缓而不准确。伴有身热不扬，舌苔黄腻。
(2)内闭：其特征一般表现为神识昏迷，是心肾阴虚，湿热内陷心、脑，或湿热毒邪，酝酿熏蒸，久而化火，浊炼成痰，痰热阻络闭窍所致。具体有：①心受邪淫——开始有谵妄，或谵妄神昏并见，烦躁不安，继则进入神昏。伴有身灼热，或肢厥，舌深绛、有芒刺，苔焦黑。②脑为邪伤——神昏不语。起病急而伴有头痛，高热，痉厥，或抽搐有力。属于毒邪直中，热毒内闭。如见于病的后期，伴有神疲气怯，舌干绛无苔，齿焦黑，脉虚细，属于肾精亏耗，元神失养。③痰热阻窍——神识昏蒙，迷糊不清，甚至昏迷不醒，喉有痰声，或伴有舌蹇肢厥，舌绛，苔浊腻黄厚。
上述属于“上扰”的，前三种常见于温热病类，后一种见于湿热病类。属于“内闭”的，前者为湿热病类中之“热闭”证，后者为湿热病类中之“湿闭”证，此二者都是毒邪直接伤害心、脑，谵妄、神昏是其主要症状，神识障碍的程度一般较深，持续时间较长。二者比较来说，湿闭虽较热闭为浅，而湿闭持续时间反较长，这是由于它们的病因特性不同之故。在临床上是神识障碍的两种主要类型。至于上扰的四种，都属于间接影响，谵妄轻浅，持续时间也较短，当成因一去，就逐渐清醒。这种浅深轻重相互转化，不是绝对不变的，临床上应从其主兼各症，详细审辨。
三、对温病痉厥的认识
痉和厥是多种危急疾病所具有的主要证候。就温病而论，可将它作为病变深重阶段两种不同的征象对待。在一般突发厥证的疾病中，很少伴有痉证。痉与厥是有区别的。但在温病过程中出现痉或厥时，往往是先痉后厥，或痉厥并见，故临床上常痉厥并称，但其临床各有特征。
1.痉证《灵枢·经筋篇》曰：“脊反折，项筋急，肩不举，腋支及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提示“痉”是肢体强直挛急的总称。临床上有轻有重。轻的颈项微有强直感，以手抬头，项部有抵抗；重的则颈项强直，甚至角弓反张，四肢拘急，两目直视，口角痉挛，牙关紧闭。
此外还有抽搐一症，它的特征是：手足搐搦、四肢伸缩的不自主运动，《素问·至真要大论》叫作“瘛”。也是病变中较多见的症状，古人常把它包括在痉证内。对此，吴鞠通在《温病条辨·痉病瘛病论》中作了辨别。他指出“痉”和“瘛”是两种不同的表现，不能混为一谈。他的这种认识是对的，因为瘛是四肢肌肉、筋膜弛张交替(即阵挛性)的不自主伸缩运动。与痉证的项背强直拘急不但在表现上不一样，而且在病理上也有差异。一般情况下，瘛是不伴有角弓反张的。不过，在温病中，当痉证初发四肢时有抽动，或较重的痉证产生全身痉挛、四肢肌肉挛缩出现较大的振幅时，有似瘛。有的痉证在发作过程中，有时也伴有瘛。这也可能是把二者混在一起的缘故。但应该明确，痉证有时伴有瘛，而瘛多不伴有痉证。
2.厥证《素问·厥论篇》提示主要有二候：一是泛指突然昏晕跌倒，不省人事，即所谓“眩仆”、“暴不知人”；一是指四肢发凉，即所谓“厥则寒”。现在一般以昏仆不醒或四肢逆冷，或昏仆、逆冷同时并见，都是厥证，在温病中以四肢逆冷为主，可并见昏卧不语。至于单独暴发昏厥，又叫“惊厥”，属于一过性的。如突发而持续不醒，则属于“神昏”范围。
再者，四肢厥逆，临床上有寒厥、热厥两种。其在四肢的表现，《伤寒论》说：“厥者，四肢逆冷是也”。吴鞠通则本《内经》之说，认为“四肢冷如冰”或“热如火”，都叫“厥逆”(《温病条辨·解儿难》)。其实，四肢逆冷、火热明显的，辨别不难。独寒厥、热厥，都表现为四肢逆冷的，辨别非易。因此，就临床实际看，四肢逆冷是寒厥和热厥共有的表现。尤其是在温病中出现四肢逆冷，“热厥”最为多见。
(1)成因与机理：痉、厥的成因，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篇》中说：“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热瞀瘛，皆属于火。”《素问·厥论篇》说：“阴气衰于下，则为热厥。”《灵枢·卫气篇》说：“下虚则厥”。这就明确指出：痉的成因是“风”(内风)，瘛的成因是“火”，而厥也是“火”，是“阴衰”“下虚”。温病是温热或湿热毒邪所致。概括地说其见痉、厥，多因热盛或阴虚。具体地分则有：邪犯气分，阳明热盛；心(脑)营热炽，毒郁血瘀；热留下焦，阴虚风动。此外，在湿热病过程中，化火太过，或痰热阻络闭窍，也多发生痉或厥。因之，湿热痰浊，也是其成因之一。
痉厥的发生，虽有上述种种成因，但痉的病理，在内不外厥阴风动，在外不出伤及筋膜。厥证的病理，总不出气血逆乱，阴阳失调。厥阴是肝的经脉，肝为风木之脏，内寄相火，又主“一身之筋膜”(见《素问·痿论篇》)，而筋膜的作用是“束筋骨而利关节”。这就是说，人的躯干四肢之所以能够运动自如，是靠筋膜对关节、肌肉、经脉等的连络为主导，而筋膜又依赖肝的经血来滋养。《素问·五藏生成篇》说：“人卧则血归于肝”。因“肝主藏血”，所以，“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只有肝血充足，筋膜才能得到充分的濡养，肢体关节才能维持正常活动。反之，热邪炽盛，影响厥阴，或邪热入侵与肝之相火相挟，火动风生，阴血灼伤则筋膜失去肝血的濡养，肢体关节就要出现运动方面的障碍而进入病理状态。
气属阳，血属阴，气血是相互依存的。正常则血赖气运，气随血行；失常则气逆血壅，血滞气阻，于是阳气盛，上逆于脑而窍闭。《灵枢·五乱篇》说：“乱于头，则厥逆”。反之，阴津亏耗，血脉瘀滞，则热郁于内而阳不外达。因此，《灵枢·癫狂篇》说：“厥逆为病也，足暴清(凉)。”《灵枢·百病始生篇》认为它与“血脉凝涩”有关，这样就形成气血逆乱，脉络瘀阻而升降失常，以至阴阳相违而证见厥逆。
在温病病变中，痉、厥固然都是与热毒内陷、热闭窍阻、灼阴动风有关，不过在不同的病变中，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各有不同：(A)阳明热盛津伤，中焦脾、胃、肠的受纳、运化排泄障碍，均可使邪热内郁，浊犯心、脑，阻遏阳气外达则神昏、肢厥，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阻滞肝的疏泄，则肝气暴逆，气阻血滞，热毒进而逆犯，消灼肝阴，筋膜受累而肢体挛急。这是热入气分导致痉厥的病理所在。(B)热毒侵淫心(脑)营，闭塞清窍而神昏。热闭于内，瘀阻脉络，阳不外达而肢厥，心主血，肝藏血，热随血燔，邪犯肝经，劫夺肝阴。谢观先生说：“心病则血燥，筋脉相引”，道明筋膜干枯而挛急，遂形成心营热盛动风的病理。(C)下焦阴虚，热邪直陷入肝。肝本内寄相火，性刚、善动如风。毒邪内犯，两阳相并，热极风生，以致上扰清空，横窜经脉、筋膜。《素问·痿论篇》说：“肝气热……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是为热陷厥阴的病理。(D)热久灼阴，肝虚失养。肝主筋，筋赖肝血以濡养。肾主水，肝又需肾阴以相济。热邪久留，既灼肝阴，又耗肾液，以致肾阴竭而不能养肝，肝血亏而不能濡筋。《金匮要略》说：“血虚则筋急”，即为热留下焦，阴虚风动的病理。
此外，在湿热病的过程中，邪气化火太过，变见厥阴，引动肝风；上犯心、脑，蒙堵清阳；或热重于湿，煎浊成痰，痰随火升，阻滞肺络，闭塞清窍。也是湿病中湿热、痰浊所致成厥的又一病理。前两种主要在气分(阳明)和心(脑)，是间接影响厥阴肝的。后两种则主要在肝和肾，是直接灼伤。再从性质上看：前三种主要是邪实。不过，其中的第三种虽是邪气实，但阴伤也重，是实中已挟虚象。后一种则主要是正虚。至于湿热病的痉厥，又属邪实的范围。
(2)性质和辨证：温病出现痉厥，都是在病变的紧急时刻，它的出现，就象征着病情的危重。但其在出现前，口角有时颤动，两目发生凝视，烦躁不安加重，意识渐趋朦胧等等。因此，仔细观察这些先兆，有利于及时防止其发生。及至痉厥已经发生，则由于成因、病理不同，临床上又有各种不同证候，就其性质而论不外邪实、正虚两类。
邪实：来势较急，颈项强直，口角痉挛，甚至角弓反张，牙关紧闭，两目上视，四肢拘急，振幅较大，频繁有力，四肢厥冷而胸腹灼热，或神识昏迷，或谵语、狂躁。主要表现在：(A)热犯气分，阳明热盛证痉厥，一般是厥多痉少，厥重痉轻，并伴有高热，渴饮不休，或腹满便闭。苔黄干燥。脉洪数实、或沉实。(B)心(脑)营热盛动风证，多痉厥并见，以厥为主，伴有舌质干绛，脉象细数。(C)湿热化火动风证，多时时瘛，厥逆、昏蒙并见。伴有胸脘痞塞，舌苔黄垢，脉弦滑。而痰热阻络瘛证，除一般和“谵妄神昏”中的“痰浊阻窍”一证相同外，并伴有瘛或咳喘。(D)热陷厥阴证，多见手足躁扰、瘛，重则躯干、四肢拘急，并见狂乱不宁。伴有高热，头胀痛、眩晕，颊赤。舌干紫绛，脉弦数。
正虚：主为热留下焦，阴虚风动证。轻则筋惕肉，手足蠕动，或时而瘛，重则肢体强直、挛缩不动而全无振幅，持续时间较长，或神迷而疲惫似睡，心中动。伴有夜热不高，或五心烦热，颧红体倦，咽干失语，舌光红无津。
总之，痉、厥的邪实证，主要见于温病的中焦(极期)阶段，是病情危急的象征。痉、厥发作的轻重程度，次数多少，持续时间长短，决定病变的顺逆，预后的好坏及后遗证的有无或轻重。痉厥的正虚证则多见于温病下焦(后期或恢复期)阶段，除虚中夹实，或兼有痰浊的辨治必须谨慎外，一般预后较好。
此外，婴幼儿感冒后，体温升高最速，当升高到39.5℃以上，常见手足发凉，甚至出现抽风，有似“痉厥”。这是邪束卫表，阳郁不达于四末的象征。又有湿热证初期，由于湿邪郁阻，两足发凉，也是阳气不达而似“厥逆”。其病机有别，治法均异，不可不察。
四、对湿热类温病的见解
郭谦亨教授认为，凡湿热为病，多具有来势缓慢，缠绵反复，病程较长的特点，所以治温必须先知治湿。简述如下。
1.湿热证病因和发病季节外因：湿热证的外因，是指具有湿、热两种特性的毒邪。或受暑夹湿；或纯感湿邪，伏郁化热(包括“温热挟湿”在内)。王孟英在论及湿热的病因时曾说：“既受湿，又感暑也，即湿温也。有湿邪久伏而化热者。”说明湿热合邪，是本病症的主要外因。这种湿热相合的毒邪，最容易在地域低下，土地潮湿，天气懊热，雨湿较盛，湿热交蒸蕴蓄的条件下孳生蔓延。因此，它的性质是阴中夹阳，粘腻浊滞，多由口入，侵犯脾胃而蕴蓄熏蒸难化。由于它具有这种特性，故当其作用于人体后，就有湿易伤阳，热易足冷，面目黄浊，内而纳呆脘闷，呕恶或尿黄便溏，舌苔多浊腻，脉象多缓滞、濡弱等特征。在临床上，必须抓住这些特征，以利于审因论治。内因：湿热证的内因，是体素脾虚，水湿停聚，或过食肥甘、生冷不洁之物，损伤脾胃，以致三焦功能失常。诚如薛生白所说：“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说明脾虚湿聚，为其内因。总之，湿热毒邪，是湿热证发病的主要条件；而脾虚湿聚，影响三焦正常功能，则是发病的内在因素，外邪通过内虚而起作用。所以内外合邪，就构成了本证发生的重要条件。
发病季节：湿热证包括的病类较多，其部分病种四季都可发病，如黄疸(急性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痹证(湿热型的风湿性关节炎)等病。但绝大部分好发于夏秋之交、雨湿较盛的季节，如湿温(肠伤寒)、痢疾(湿热型细菌性痢疾)、疟疾等病，就多流行于这个时候，显然同气候地理环境等有利于毒邪的孳生、传播有密切关系。
2.湿热证病位和病机特点病位：湿热证，毒邪多从口入，伏藏于膜原。当邪蓄时久，毒势嚣张，则阳为阴湿所遏制而内淫阳明、太阴。所以，其病位当以脾胃为中心。病机特点：湿热证的病理机制，就“四分”而论，虽和温热证相同，但由于湿热最容易影响三焦的正常功能，所以，它以三焦传变的规律较之温热证就更为显著。脾胃为水液生化的源泉，三焦为气体、水液运行系统。邪犯脾胃，水湿内郁而湿热熏蒸，都可以影响三焦系统对气体的升降出入及水液运化排泄的正常功能。它的发展势必随病邪的轻重、三焦功能失调的程度而反映出三焦病变规律。由于湿热证始终以脾胃为中心，所以病邪的燥化、湿化，病机的出上转下(三个阶段)，又决定于中焦脾胃的强弱，这是有别于温热证的一个特点。
(1)发出上焦：湿热证邪伏时久，虽要内淫阳明、太阴，但这时中焦气机尚足以升腾津液，鼓动阳气化湿逐邪，阻止病邪入里而复经膜原转出上焦，发于阳明、太阴之表。什么是阳明、太阴之表呢？薛生白说：“太阴之表四肢也，阳明也，阳明之表肌肉(注：肌肉为脾所主，胃为水谷之海，是肌肉化生之源，《灵枢·本脏篇》有从肌肉的突起处一肉的坚大、软小，脾胃的厚薄，说明肌肉亦为胃的外候，薛氏指肌肉为胃之表，可能此义)也，胸中也。所以胸闷为湿热必有之症，四肢倦怠，肌肉烦痛，亦必并见。”这是对“阳明、太阴之表”的概念及“邪出二经之表”的病机、临床表现的扼要说明。若因浊邪壅滞较重，留滞少阳，见耳聋、呕逆等症。这是出二经之表的“变局”。
另外，在邪出上焦之际，多为卫、气同病，所以多见恶寒发热、头身重痛的卫分证，同时兼有气机阻滞，脘满胸闷气分证的特征。
(2)中焦从化：湿热证邪在上焦不解，最易随脾胃机能的特性和状态而各从所化。因为胃为阳土，主燥；脾为阴主，主湿。阳旺则热与阳并而邪从燥化，于是湿热郁阻气机，蕴酿交蒸于气、营之间而呈热重于湿的病机，其临床特征有：午后热重，口浊，汗秽，烦渴，热闷，便秘尿赤，舌红，苔黄腻等表现；脾虚则湿与阴合而邪从湿化，于是气机阻滞，湿郁不化而呈湿重于热的病机，其临床特征有：身热不扬，汗出多粘，头如蒙，体倦怠，胸脘痞闷，口淡气浊，渴不多饮，便溏尿浊，面黄滞，苔白腻等表现。若郁久则多化火而湿热熏蒸，胃肠升降失司，以致中焦功能障碍，常使病变达于高峰，这是中焦病机的一般规律。至于它的特殊变化，就是由于燥化太过而火动风生，以致高热抽搐；热浊熏蒸过甚，上蒙厥阴心包而神识昏蒙；或因痰热化燥而进犯厥阴风木，于是发为痉、厥等营、血分证。薛生白说：“病在二经之里者，每兼厥阴风木。”就是这个道理。
(3)转入下焦：湿热蕴蓄中焦，久郁化火，蒙犯厥阴，正气损伤，病入下焦——末期阶段。下焦病变的发展趋势有两种：一种是由高峰而湿浊净，热邪解，病渐消退，趋于恢复；另一种是高峰持续，湿热下阻，动血迫血，以致引起阴损阳伤、气衰神惫或肝肾失养、虚风内动等等变化。此外，也有由于中焦湿郁不化，留恋过久，邪从寒化，使人的阳气受伤，进而转入下焦。那就属于“寒湿”，已非温病范围，应从杂病“寒湿”辨治。
总之，湿热毒邪，多是由口传入，“直走中道”，以脾胃为中心。所以，其病机变化，往往是由中焦发出犯于上焦，进而入中、达下。且由于湿邪的特性是浊滞熏蒸，颇难化解，因此，它比之温热病证更是传变交错，出入反复较大，往往是“上中同病”、“中下并见”，甚至“三焦弥漫”。故“三焦”、“卫、气、营、血”界限不能截然分开，这是有别于温热证的又一个特征。
3.湿热证主要脉症分析湿热证早期主要脉症有：始多恶寒，后则身热不扬而足冷。汗出多粘而味浊，尤以前额阵阵出汗为多见。头身重痛，肢体倦怠，胸脘满闷，胁部闷痛，口渴不饮，口淡或口粘气浊，不食不饥，面黄浊滞，神识呆滞，苔腻，脉濡缓。或呕逆口苦，或便溏不爽等等。其中尤以身热足冷，头身重痛，面黄浊滞，纳呆脘闷，苔腻，脉缓为特征。特分析如下：
恶寒及身热不扬——邪郁于表，卫气不宣，阳热为湿所遏。
足冷——湿热郁阻中焦、上焦，阳气不达。为湿热内郁的特征之一。
汗粘味浊，前额阵汗——湿热交蒸，酝酿汗出，所以汗液粘腻，气味浊秽。前额是阳明经所过之处，湿热郁蒸于阳明，所以前额阵阵汗出。这种粘浊汗液，为湿热证所特有。
头身重痛——脾主四肢，湿热内郁，脾气受困，因而有倦怠的感觉。
胸痞脘闷——胸脘是气机上下升降之界，也是“足阳明胃”所居之地，为湿热毒邪潜藏之所、出入之处。毒邪肆虐，气机不畅，因而产生痞满。
胁部闷痛——胁为肝胆的分野，其闷痛多在右侧。本证胁闷痛，主要是湿热熏蒸，影响疏泄功能，致气机郁滞，脉络失和而不通则痛。
口渴不欲饮——脾开窍于口，脾和则能别五味，脾虚湿盛，邪气中阻则口淡；湿热熏蒸，浊气上溢则口粘，气味浊秽。
不食不饮——湿热阻于中焦，胃脾纳运功能呆滞。
面黄浊滞——阳明之脉荣于面。湿热淫于太阴、阳明，酝酿熏蒸，浊气上泛。如湿重则面色淡黄浊滞，热重则颧部呈土红色；若是白睛和周身皮肤发黄，则为湿热浊气逆犯肝胆，经气受阻，失于通降，迫使“精汁”(即胆汁)逆流入血而外溢肌表。
神识呆滞——湿热阻滞气机，酝酿交蒸，浊气循经上蒙清阳所致。如湿热化燥，浊炼成痰，滞络阻窍，可出现昏蒙、谵妄，或动风。
苔腻——湿热之邪熏蒸挟胃浊上泛。苔腻是湿热内郁脾胃的一个特征。
脉濡缓——湿热所见之脉。薛生白虽认为脉无定体，洪、缓、伏、细，各随证见，不拘一格，但是在毒邪内郁，尚未化热而气机被困之际，脉象确多表现为濡缓，因为濡缓是湿邪郁阻，气机不畅，脉象不利之象。
呕逆、口苦——湿热中阻，邪挟胃气上逆，或湿热逆犯肝胆，郁阻气机，使肝胆之气横溢挟胃浊上泛。
便溏——湿浊内盛，脾失健运。或湿热熏灼肠中，以致肠道气机失常。
总之，产生上述脉证的病理机制，虽各有不同，但由于都是湿热毒邪侵犯和损害的表现，故其总的病机，又不外湿热侵犯上、中二焦，郁遏卫、气所致。
4.湿热证治疗法则及辨治要点湿热证是湿热合邪，热寓湿中，湿热相恋。倘独清热则湿不化，倘独祛湿则热愈炽。因此，化湿清热，二者兼顾，当为湿热证治的惟一的法则。在具体运用时则应注意如下三点：
化湿方面：有芳香化浊，开气化湿，淡渗利湿之分，临床上可根据证情灵活掌握。凡湿郁上焦的，应以芳香化浊为主，药选藿香、佩兰、苏梗、苏叶等味；凡湿阻中焦的，应以开气化湿为主，药选杏仁、蔻仁、陈皮、厚朴、枳实、腹皮、槟榔、莱菔子等味；凡湿盛下焦的，应以淡渗利湿为主，药选苡仁、通草、茵陈、滑石、茯苓、泽泻、车前子、白茅根、灯芯等味。
清热方面：同样，应根据病变的部位而依法选药。凡病在上焦，应用辛凉，药选荆芥、桑叶、薄荷等味。病在中焦，又可分为：苦寒清热，药选黄芩、黄连、黄柏、栀子等味；下夺泄热，药选大黄、朴硝、厚朴、枳实、槟榔等味；解毒清热，药选银花、连翘、绿豆、碧玉散、败酱草等味；清化痰热，药选川贝母、栝蒌、海浮石、蛤粉、胆南星、竹沥汁等味；甘寒清热，湿未净，药选银花、荷叶、白茅根、芦根等味；湿已净，药选沙参、玉竹、麦冬、石斛等味。病在下焦，则以清热消瘀为主，药选赤芍、丹皮、紫草、茜草、丹参、当归、川芎、红花、桃仁等味。
化湿和清热的应用：凡湿从热化而热重于湿的，就应以清热为主，化湿为辅；反之，就应以化湿为主，清热为辅。
在湿热证的辨证论治中，应掌握的要点有三：一是察体质阴阳，别湿热轻重；二是通阳的关键；三是治疗禁忌。详述如下：
察体质阴阳，别湿热轻重：察明体质阴阳，辨清湿和热孰轻孰重，是治疗湿热证的首要之点。明确了这个问题，则治疗的化湿、清热，调理的顾阴、顾阳，该多该少，宜与不宜，自然就有了分寸。在此，根据患者体质，结合《温热论》有关论说，略谈其要：大凡平时就是阴盛肥胖的人，一般多阳虚湿盛，这种人感受湿热毒邪，往往湿热留恋，郁于太阴而成为湿重热轻的证。由于所感的是湿热，郁久终必化火，因之，对其治疗，应于化湿之中，佐以清热的药。不过这里应掌握的要点是不宜过量，用到湿热已去六七，就须照顾其阳气，而不能再用清凉药，不然，则湿热虽去，阳气随之也衰，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大凡平时就是阳旺形瘦体质的人，一般多阴虚火盛，这种人感受湿热毒邪，易使湿从火化，而成为热重湿轻的证，所以对其治疗，应以清热为主，佐以化湿。但这里应掌握的要点是用到湿热已十去六七，甚至热退身凉，也不能骤进温补，以免余热未净而“炉灰复燃”；若必须用补，也要仔细审察，然后少量给一点补剂。
必须明确，阴盛则阳虚，邪从湿化，阳气即易亏伤。用药虽兼以清热，切忌太过而应以照顾阳气为要。阴虚多内热，邪从热化，更伤津液，用药切忌温燥；虽后期调理，也当以照顾津液为主。如因用寒凉过度，而表现有伤阳的情况，可少量给一点温补剂，或在育阴方中，略佐温运透湿的药，较为适当。湿热证的善后调理原则是湿去方可益阴，热清才能温补。临床需要细辨详审而掌握运用。
通阳的关键：“通阳”是针对湿热病阳为湿遏病机的一种治法。因为本类病证，热遏湿中，湿蔽热外，湿热交混，郁而不化，气机阻滞，不通阳则热难外达。然通阳则药性温，以温治温，实为抱薪救火。因此，既要通阳，又恐助火，的确矛盾，故叶天士有“通阳最难”的感叹。其实，通阳的目的是“通”，而不是“补”。叶天士明确指出“不在温”，进而又强调通阳的关键是“在利小便”，因为小便是湿热浊邪外出的主要道路。由于湿热病的症结是热为湿遏，郁阻三焦气机，而不是湿热内蕴膀胱，故所谓“利小便”，并非单指淡渗利湿，而是根据病机特点运用宣化分消、辛开气机以利小便的方法，即在祛湿清热中，配以开气通阳的药，如用杏仁、佩兰……以辛香开上，用白蔻仁、厚朴以苦辛畅中，用腹皮、通草以辛淡通下。这样既不伤阴助火，又可通阳开气，自达气开湿化，湿热分消的目的。
治疗禁忌：湿热病证，由于湿热毒邪之湿，其性属阴，所以它虽有热的成分，也具有湿的特性，二者相恋，难化难解。因之，在治疗上，既不像伤寒病的汗出热退，也不像温热病之清泄身凉，而往往是汗出复热，泄而不解，缠绵反复，病难速愈。因此，临床上古人把汗、下、润三法列为禁忌。
发汗一法，本是外感病初期的首要治法，但发汗药多辛温升散。温散是治寒邪束表必用的方法，而温病是热邪，热本劫阴，最忌温散。至于湿热中之湿，虽然属阴，但其性质不同于寒邪的纯阴，它不仅性质粘滞，并具热的特性，所以初期虽有恶寒、发热、头痛、体痛等症状，也不得误为寒邪伤表而纯用麻、桂等温散发汗。上证是阳为湿遏的表现，其病本在脾，病标在肺，只能从辛开芳化，宣气透邪论治，方可达微汗而解的目的。如果误用温燥强发其汗，那就正如朱肱、吴塘所告诫的，会因汗出过多而损伤心液，同时也会使湿热毒邪被辛温药蒸腾上升，内蒙心窍而神昏，上蔽清阳而耳聋、目闭。对湿热病证来说，必须禁忌纯用温散。
在温热证的初、中期过程中，由于湿热留滞胃肠，气机升降功能受阻，多有胸脘痞闷，便溏不爽，或便秘等症状。如果误以为阳明燥实，或热结旁流而用承气汤之类攻下，那就会因误下伤阴，脾阳被抑，阴阳双亏，致使脾气难以升腾化湿，而湿反乘虚下陷，形成泄泻不止的变证。所以吴鞠通有湿热证“忌下”之禁。当然，湿热证并不是绝对禁下，而是运用的目的、方法不同于治疗伤寒和温热。伤寒病的便结，是燥结阳明；温热病的便结，是热郁肠腑，宜于法用峻猛，目的是荡涤燥粪和热毒。而湿热证的便结或便溏不爽，是湿热搏结于里，留滞阳明，它是一些胶滞粘腻浊秽之物。对此，虽然也应泄下，却须用清热化浊、宣气导滞的轻缓方法，目的是泻其浊滞，选方轻则用宣清导浊汤(猪苓15g，茯苓15g，寒水石18g，晚蚕砂12g，皂角子9g)，重则如加减枳实导滞汤(赤苓9g，猪苓9g，枳实6g，黄芩9g，黄连6g，六曲9g，木香3g，秦皮9g，地榆9g)。这与独用承气汤等峻猛之方是截然不同的。正由于湿热证是泄其浊滞，所以它在用药的要求上与伤寒不同。伤寒是下其燥结以“存阴”，是以下后，燥屎去，大便溏为邪去的指征，邪去就不能再用下法；湿热证是导其浊滞，它以便溏不爽为湿浊滞留的可下指征，而以由溏转干为浊热净，不得再下的依据。
上述是针对温病的早中期，温热留滞肠腑，便溏不爽或便秘而说。如果病至后期，便溏黑夹血，就应细审病机，据证立法，不得妄用攻下。明白了这一点，则忌下和应下就清楚了。临床上对伤寒、温热、湿热三者的泄下，必须认真掌握，不可等闲视之。
润燥养阴，是温病治疗中的一大要法。湿热证既属于温病，如何会忌用滋润呢？这是由于湿热之邪性质不同的缘故。湿热毒邪之湿，本是阴浊粘滞，湿热交混，如油入面，难以化解。而滋润一法，其药大都是柔腻之质，最易碍湿，所以忌用“润法”。如误以某些症状(午后身热、五心烦热等)为阴虚而用润法，则湿邪再遇滋腻，就如胶中投鳔，更会造成邪气锢结不解的后果，这是必须注意的。所以在湿热证的病变中，即使兼见阴虚津伤之证而必须顾阴，也应于清化湿热之中，加用益阴之品，以做到“滋阴不碍湿，祛湿不伤阴”，方为合宜。至于湿已化燥，邪入营血，阴液大伤，那就随证而用清营解毒、凉血益阴，这又是在所必须，而不能为“忌润”所限。
总而言之，湿热证的治疗“三忌”是一般原则，但非绝对禁忌，如遇特殊情况，的确需用时，可根据湿热证所见特点及汗、下、润的法则，灵活掌握应用。
5.方剂举要湿热证既可见于外感疾病，也可见于内伤杂病。单就外感而论，则是温病之中一大类病证，其多种急性热病有时也可见兼湿之证，因而治疗的方药极为丰富。现就其临床常用、效显的部分方剂举要分述如下。
(1)普治湿热方：加减藿香正气散的应用：《局方》藿香正气散，本是治寒湿郁阻表里的通用方。若用它治疗湿热犯表之证，则应减去温燥表散的姜、术、苏、芷、桔梗及甘补壅滞的甘草、大枣，而加入佩兰、青蒿、荷叶边、银花、豆豉、竹叶等芳化清透药物，使它具有芳香清气、开气化浊、除闷和胃等作用，遂变其治寒湿而成为治湿热初期证的好方子。新方药味组成如下：藿香、佩兰、荷叶边、银花、豆豉各9g，青蒿、厚朴、茯苓皮、竹叶各6g，大腹皮、半夏各4g。煎服法：加水轻煎，勿泄气，每4～6小时服一次。每剂分两次服，以微汗出、寒热解为效。加减法：暑月无汗加香薷以解表祛暑而化湿；有汗口渴去半夏，加芦根、六一散以清热利湿使甘守津还；身重痛较著加秦艽、薏苡仁以祛经络的湿热而除痹痛；湿重加杏仁、薏苡仁、茵陈以化气除湿；热重加栀子、黄芩以清热；痞闷较重加枳壳、白蔻仁以开气除闷；呕逆较重加竹茹、倍半夏以和胃降逆而止呕；腹泻加扁豆、薏苡仁以健脾渗湿；有积滞可加炒麦芽、山楂、神曲三味以消食积；小便短赤加竹叶、通草、六一散以清热利尿。
三仁汤的应用：《温病条辨》之“三仁汤”，是治湿热邪郁气分的名方，有辛开气机、渗湿清热的作用，功能畅中、开上、渗下。因为湿热病证的病变特点，虽“三焦”、“四分”各有所主，但它常易三焦弥漫，四分界限不清。更由于病变部位始终以中焦脾胃为中心，上下两焦多由此蔓延所及，故治之除有针对性地伏其中焦所主外，必兼治其他两焦。又因湿性重浊，易于趋下，湿热裹结，气阴邪郁，故欲使湿化，必先开气，欲要逐邪，必有出路。因此，也必须在分消湿热的同时，予以“启上闸，开支河”，使邪有出路。这不仅是三仁汤的组方特点，实也是治湿热病证，湿未化火之前应该注意的问题。其药味组成：杏仁9g，薏苡仁18g，蔻仁6g，厚朴6g，半夏9g，滑石12g，竹叶9g，通草6g。煎服法：用水四杯，煎至二分之一，去渣，分两次温服，日三，夜一服。按语：本方组成，是用杏仁之辛润宣肺利气以开上，白蔻仁芳香醒脾以畅中，薏苡仁甘淡利湿以渗下，三者作为主药。佐以朴、夏之苦温，既加强开气之力，又能除闷燥湿，更用竹叶、通草、滑石之甘寒，佐薏苡仁清利湿热，合为化气利湿清热之剂，治湿重热轻证，是一个有卓效的方子。郭谦亨教授在五十余年医疗中，每用此方，随证化裁，不仅治疗许多湿热或温热夹湿等中焦湿热内郁、气机阻滞的病证，极为有效，而且用于其他相似病证，如“黄疸”“淋证”“水肿”……湿热郁滞而湿偏重的病证，同样获得显效。
黄芩滑石汤的应用：黄芩滑石汤是吴鞠通《温病条辨》用治温热或暑温兼湿，症见发热身痛，汗出热解，继而复热，渴不多饮或竟不渴，小便短赤，舌苔淡黄而滑等湿热并重证之主方，其组成：黄芩9g，滑石9g，茯苓皮9g，大腹皮6g，白蔻仁3g，通草3g，猪苓9g。煎服法：用水四杯，煎至二分之一，去渣，分两次温服，日三，夜一服。按语：方用黄芩、滑石清热；蔻仁、腹皮行气；茯苓皮祛皮肤间的湿气；通草、猪苓利中焦的湿邪。合而成为清热祛湿之剂。不过，总观全方各药效用，似觉其祛湿尚可，清热不足。宜入连翘、花粉等，以加强清热作用。若用治淋证之湿热并重者，可以木通易通草，加入山栀、黄柏、车前子、泽泻，亦有很好的效果。
(2)清热利湿消黄方：加味蒿芩清胆汤的应用：蒿芩清胆汤，是俞根初先生治湿热郁遏少阳，症见寒热往来，耳聋脘闷，胁肋不舒，口苦干呕，小便短黄，或面目淡黄，舌苔淡黄微腻，脉象弦滑等的经验方。少阳内寄相火，通于胆与三焦，其气化既寄于胆，藏“精汁”而化水谷；又寄于三焦，行腠理而调水道。邪犯少阳，气机受阻而湿热内郁。因此，解郁开气，清利湿热，为和解少阳、通理三焦必须之法。因须加强清热利胆消黄之力，宜加山栀、茵陈。其方组成：黄芩9g，竹茹9g，法半夏5g，赤茯苓9g，枳壳5g，陈皮5g，山栀9g，茵陈15g，碧玉散9g(包煎)，青蒿15g(原方为青蒿脑6g)。煎服法：用水三杯，煎至二分之一，去渣(入青蒿搅匀)分两次服，日三，夜一服。按语：方以青蒿(或青蒿脑)清香辟秽，宣透少阳之络而领邪外出；黄芩、山栀清热；橘、半、枳、竹解郁开气，和胃降逆，而兼化痰湿；茵陈、赤苓合碧玉散利胆消黄，清导湿热下行而从小便出。合而成为和少阳、清湿热的方子。对于湿热邪郁少阳证有效，用于“黄疸”初期，湿热内郁胆腑证也有效。热重时还可加板蓝根12g。
加味茵陈四苓汤的应用：茵陈四苓汤是《金匮要略》茵陈五苓汤去桂枝，为治湿热发黄而湿偏重的主方。为了增强解郁利湿的作用，加入郁金、车前子等味。其组成：茵陈30g，茯苓9g，猪苓9g，泽泻9g，白术9g，薏苡仁15g，郁金6g，车前子9g。煎服法：用水四杯，煎至两杯，去渣，分两次温服，日三，夜一服。按语：发黄属于湿热，主因脾失健运，又感湿热毒邪，相搏于内，郁滞中焦，影响肝胆疏泄，胆汁逆流入血，瘀而外现。症见便溏尿黄，面目黄染。方中茵陈善清肝胆湿热，为利胆退黄的必用之药；因病湿重故配“四苓”的淡渗以健运利湿，佐以薏苡仁、车前子，更强化清利湿热的作用；使以郁金，入肝胆解郁开气，配合各药以达分消化湿，祛邪退黄的目的。这是郭谦亨教授对于“黄疸”属湿重热轻、肝胆气机受阻之证运用最多而获效较显的方子。
加味茵陈蒿汤的应用：加味茵陈蒿汤，由《伤寒论》茵陈蒿汤加味而成，是治湿热黄疸——阳黄的方剂，宜于瘀热在里，热湿互结之湿热郁蒸证。其治证主要表现有发热口渴，心烦，恶心欲呕，小便短赤混浊，大便秘结，身目色黄如橘，胁部闷痛，体倦，苔厚腻微黄，脉弦滑等。其组成：茵陈30g，山栀9g，大黄9g(后下)，板蓝根15g，郁金9g，车前子12g(包煎)。煎服法：用水四杯，煎至二分之一，放入大黄再煮两沸，去渣，分两次温服。日三，夜一服。按语：湿热郁阻中焦，热重湿轻，酝酿熏蒸，逆犯肝胆而发黄。治必清热为主，兼化湿浊。方中主用茵陈以清湿热而退黄；栀子、板蓝根以清泻肝胆的郁热；黄浊湿热郁阻肝胆气机，所以用郁金疏达，使气开郁解，湿热两分；并用车前子助茵陈利湿热从小便出，大黄推陈致新，导湿热从大便解，而达祛邪外出，热清黄消的目的。本方经郭谦亨教授多年临床验证，确实是一个具有卓效的良方。临床上用于急性传染性(甲型)肝炎之热重于湿证，屡用屡验。如有恶寒、头痛，可加柴胡、黄芩；如胁痛显著，可加白芍、丹参；如腹胀便溏，可加枳壳、茯苓、白术。
(3)清热化湿导滞方：葛根芩连汤加味方的应用：《伤寒论》葛根芩连汤，本是治桂枝证误下、邪陷阳明、胁热下利证的主方，取之加味用于湿热痢疾初起，身热、下痢频急病证，同样是一个很好的验方。组成：葛根9g，黄芩9g，黄连6g，赤芍9g，木香3g，甘草3g。煎服法：用水二杯，煎成一杯，去渣，分两次温服。日三，夜一服。按语：痢是湿热秽浊毒邪直犯阳明大肠的传染病，其发病机理为湿热郁结，正邪相搏，壅积于内，气血凝滞。吴鞠通说“气不得运，血不得行”。其症以腹痛便频，里急后重，大便脓血而艰涩难下为特征。其急性骤发，邪毒外淫于经，内侵于腑，往往在未见脓血便之前，即身热下利。是病在阳明经腑，证与伤寒邪陷阳明、胁热下利的葛根芩连汤证基本相同。故用葛根之轻清外发以解肌热，并配芩、连以泻内郁肠腑之湿热，辅以木香行气，甘、芍缓急和中，以达表里双解，退热止痢的目的。如有呕逆，可加竹茹、陈仓米；里急坠痛，可加槟榔；脓血重，可加白头翁、秦皮；有积滞，可加神曲、山楂。
加减芩芍汤的应用：加减芩芍汤，是从《伤寒论》黄芩汤衍化而来，本是治太阳、少阳合病，热迫于里的下利。后人在此基础上加减用治湿热痢疾，遂成为治“痢”的祖方。这里所谓的“加减芩芍汤”就是朱震亨在《活法机要》一书中把“黄芩汤”之大枣去掉，改名为“黄芩芍药汤”以治痢疾腹痛后重，吴鞠通又予以化裁而改名为此。其组成：白芍9g，黄芩6g，黄连4.5g，厚朴6g，广陈皮6g，木香3g(煨)。煎服法：用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温服，忌油腻生冷。加减法：里急后重甚者，加槟榔；舌红苔腻，便频急而脓血杂下者，去广陈皮，加马齿苋、通草、槟榔、归尾；脓多而积滞重者，加山楂、神曲、枳壳；湿重目黄口渴，苔白腻者，加茵陈、滑石。按语：痢疾的临床见症，主要是因湿热壅滞，气郁血凝所致。治在清化湿热祛逐毒邪之中，凡属气滞者调之，气调而后重自除；血凝者和之，血和而便脓血自愈。故吴氏在芩芍汤中加黄连，是为增强黄芩的清热燥湿力量。病属湿热，故去甘草以免壅滞碍邪，以芍药养血，用厚朴、木香以调气。若再依以上加减法，随宜增损，对一般湿热内郁的痢疾，是可应手而效的。
加味白头翁汤的应用：白头翁汤是《伤寒论·厥阴篇》用治“热利下重”的主方。加减用治“热痢”“疫毒痢”，确是具有卓效的良方，已为临床验证所肯定。用于其他病之火邪下迫，湿热下注之泄泻也有效。郭谦亨教授用此方化裁治疗重证痢疾，屡验。组成：白头翁18g，黄连6g，黄柏9g，秦皮12g，黄芩9g，赤芍9g，槟榔9g，木香4g。有滞者，再加生山楂9g、焦三楂9g。煎服法：用水八杯，煮取三杯，分三次热温服。按语：白头翁为治痢的要药，功能凉血解毒，入血而清血分之湿热，故以为主，三黄、秦皮苦寒化湿清热，解毒坚阴，以加强清肠止痢之效。赤芍凉血散血，槟榔、木香行气导滞。加楂肉消积，尤助赤芍和血，用以治痢效自昭然。郭谦亨教授喜用白头翁汤合葛根芩连汤(即白头翁汤加葛根、甘草)治小儿“疫毒痢”，其效甚捷。
须知，湿热证病种甚多，治疗方药甚众，以上仅举其要者而言，确实反映了郭谦亨教授对这个季节几个病证常用方的心得总结。
综上所述，湿热证的病邪是湿热相合，阴中夹阳，粘腻浊滞，易阻气机。它的病变规律，虽也有卫、气、营、血的层次变化，主体则是以“三焦”传变以本。不过，由于病邪所犯的部位及其交混难化、难解的状态，又不同于其他温病，而往往是卫、气、营、血，“三焦”的界限不很清楚，“三焦”传变的出上转下，也始终是以脾胃为中心。因此，常缠绵反复，留恋气分为时较长，病情较为复杂。但是不论其病情有多复杂，只要认清了这一规律，就可以根据湿易伤阳，热易伤阴的特点，当其病在气时，紧紧抓住证候特征，运用上述理论，进行审因测机，辨明湿和热的主次，以权衡运用分消清化的法则，治疗的宜忌，务使该轻该重，宜与不宜，用各有当，把邪聚歼于气分之内，不使其再犯下焦，深入营血。这样自可达到减缓病情、缩短病程的目的。至于方药的选用，宜守机随证，灵活掌握，勿拘一格，以切中病情为主，方是善者。
五、对温病治法及名方应用的体会
温病的治法很多，提纲挈领归纳为十法，各法均有其代表方剂及适应范围。特取疗效确切的几个具体法方作一分析介绍。
1.辛凉解表法及桑菊饮、银翘散的运用辛凉解表，是“解清法”之一。它具有轻清透邪、祛邪外解的作用。吴鞠通遵《内经》“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之旨，在仔细研究叶天士经验的基础上，本病初宜“轻”的原则，又按病变轻重依法定方，拟订了辛凉解表的轻、平、重三方。其中的轻剂是桑菊饮，为治风热兼燥，邪袭肺卫，以咳嗽为主证之方。平剂是银翘散，为治温热、卫分表热证的首选方，有轻宣凉透的作用。麻杏石甘汤(吴氏原为白虎汤)是重剂，有清宣肺热，降逆平喘的作用。临床上对肺热壅盛的咳嗽实证，化裁用之，效果极显。桑菊饮与银翘散都是临床常用。其成药更是妇孺皆知，每遇感冒，多自行取服，不加区别，虽无大碍，但却贻误病情。因两者同为辛凉解表剂，而主治不同，必须注意正确运用。桑菊饮是由宣上之品、微苦甘淡平和之味组成，质轻味薄，故为轻剂，宜用于风温病初起轻证。其病位重点在肺，证以咳嗽为主。银翘散于多数辛凉药中加入少量辛温药，以用其辛散疏解之力，无须虑其温燥之弊，成为辛凉平和之剂。因它较桑菊饮疏解力强，比麻杏石甘汤宣泄力弱，故为平剂，用于温热病初起较重者为宜。主在清表疏邪，病位的重点在卫，证以表热为主。两方的选用，除宜分清病变的轻重外，还必须了解所兼病邪、病位及证的差异而用，才能准确得当，发挥其应有的药效。
这里重点谈谈关于银翘散的用法及注意事宜：银翘散除主治温热病初起外，用途相当广泛，若使用得当，效果卓著。然有时用之不效，或效果不著，这是何故呢？郭谦亨教授认为主要是由于：辨证不确，没有掌握好该方的适应证；没有据症加减；没有如法煎服。银翘散适用于卫分表热证，有关煎服方法，吴氏明确指出：取银翘散六钱，鲜苇根煎汤，香气大出即取服，勿过煮。重者四小时一服，日三服，夜一服；轻者六小时一服，日二服，夜一服；病不解，再作服。 这种煎法及计时而昼夜连服的方法，实践证明是切合实际的，否则影响疗效。加减方法：高热有汗，可去芥穗以减辛散，加山栀，倍银翘，或加石膏、板蓝根以清热；恶寒、头痛较重而少汗，可加羌活、葱白以助芥穗等散寒发汗；项不舒加葛根以解肌舒筋；口渴较显加花粉以清热生津；咳嗽加桑叶、杏仁以增强宣肺镇咳；颈肿咽痛加马勃、玄参、板蓝根以清热利咽，解毒消肿；鼻衄、咯血去芥穗加山栀、侧柏炭、茅根以清热止血；胸闷加藿香、郁金以化浊除闷等等。只有随症加减，不拘成见，方可获效。
2.清泄气热法及白虎汤类方的运用清泄气热法为“清气法”之一，为治热入气分的主要方法。温为热邪，治必用清，故临床上应用最广。本《内经》“热者寒之，温者清之”的原则，选用辛寒清泄之品，治邪入气分、肺胃热盛的证，有清热解肌、排邪护津的作用。本法的主要代表方是白虎汤。白虎汤在温热病类中，是治气分热盛的必用方，临床以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等为依据，有辛解肌热、寒泄气热、甘滋胃燥的作用。临证应用甚广，如风温、暑温须用，湿温化火也应用。病在中焦须用，上焦也可用。也就是说，只要具有阳明气分热的“四大”症脉，就可用本方主治。现在化裁用于各种传染病之气分热毒炽盛证，确有较强的清热排邪效能。
白虎汤在温病中，除依其组成法度应用外，随着病变的差异，加减衍化出的方子也不少。如治热伤津气的白虎加人参汤，气营同病的加犀角、玄参的化斑汤，气血两燔的玉女煎去熟地、牛膝加细生地、玄参方，湿温病热重于湿的白虎加苍术汤，以及竹叶石膏汤等等。这些类方其主治病证的机理、应用的目的虽各有差异，但凡含有其成分的，必都有气分热盛的证，这点是相同的，应当掌握。因为白虎汤是治气分热盛的重要而有效的方剂，临证应用必须准确得当。正如吴鞠通所说：“其性剽悍，用之得当，立竿见影。”当然，若“用之不当”，就会发生逆变，因此，吴氏又指出“脉浮而弦细者不可与，脉沉者不可与；不渴者不可与；汗不出者不可与”的四禁，以提醒人们在应用时注意。
3.通下法及五通下方的运用凡是以通下导便为目的的法则，都属“通下法”。一般有用于热结于肠的苦寒攻下法；有用于液干肠燥的增液润下法；有用于湿热胶结的导滞通肠法；有用于热瘀互结的通瘀破结法等等。其中用之最多的是苦寒、增液二法及由之化裁出的法、方。这二法在温病热盛阶段是泄实逐邪，取效最捷的重要治法。热结阳明，肠燥腑实，治必通下。俗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就是对其功效极形象的比喻。通下是本《内经》“留者攻之”、“燥者润之”的原则和“泄可去实”的道理，选用苦寒或咸寒之品，以急下存阴而达邪从下解的目的。三承气汤、增液汤为其代表方。三承气汤即大、小承气汤和调胃承气汤，它们是《伤寒论》通里攻下的三个主方。这三个方子，虽都是治阳明热实证的通下剂，但其适应证的重点、应用的目的又各有差异。《伤寒论·阳明篇》对此言之最详，毋庸冗述。至于温热病热结证，除用以上三方外，还有增液汤一方。该方用玄参咸寒养阴，润燥通便，佐以麦冬清热生津，生地凉血益阴。三味合用，能补、能润、能通，确有既可攻实，又能防虚的独特作用，是针对阴虚液干、大便不行所创制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方子。吴氏把它与大承气和调胃承气汤“鼎立”而为三法。他说：“温病之不大便，不出热结、液干二者之外”，“热结液干的大实证，则用大承气，偏于热结而液不干，旁流是也，则用调胃承气，液一多而热结少，则用增液是也。”由是可见，三法应用，界限清楚，分寸谨严，可谓深得长沙奥秘而有所创新了。现在临证应用更为广泛，不只外感里证用了有效，而且其他病的闭塞不通证，用了也有效。
五通下方的异同分析：温病热盛，邪入气分，热结于肠，便秘不通，选用承气各方通下，大便通，热毒去而病自可愈。但温热病热变最速，情机复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其所结的成因也各有不同，单纯三承气攻下，往往大便依然不通。这种“下之不通”的问题，吴氏归纳为五种，并按成因、病机、证候，在承气汤的基础上化裁了五个通下方子，即新加黄龙汤、增液汤都是治便闭而邪实正虚的，但前者因失下而气液双亏，故调胃合增液加参、归、海参、姜汁，在攻下中以阴阳气血兼顾；后者因气热灼津，津枯便闭，故用增液配硝黄以滋阴荡结。而导赤、宣白、牛黄，都是治邪盛的通下方，但导赤治证兼烦渴、小便赤痛的心热下移，病在大小肠、膀胱，故用硝黄泄大肠热，连、柏苦泄一脏二腑之热；宣白治证兼喘 促痰壅的肺气不降，故用杏、蒌、石膏肃降肺气，大黄通下荡结；牛黄治证兼神昏舌短，饮不解渴的热闭心包，故用安宫清心，大黄导下的开窍荡邪之法。可见，温病热结在里，腹满便结，原因很多，而下法应用也必须药随证变。从实际看，温病用下法应掌握如下要点：①邪盛正实，不可不下；②实中夹虚，不得过下；③阴亏液燥，不可强下；④结有他因，不可独下。总之，应用下法，只有审因辨法，全面准确，治疗用药，缓急得宜，才能达逐邪保津的目的。
4.祛湿清热法及甘露消毒丹的运用祛湿清热法：祛湿必兼清热，是治湿热病类的总原则。因为这类病是具有湿、热两种特性的毒邪所致，与一般热邪为病不同，如单用清热则湿不化，单用祛湿则热愈炽，所以必须祛湿、清热同时并用，才能达湿去热清的目的。本法就是以辛芳、淡渗合苦温、苦寒之品，用治湿热病的一个基本法，有开气逐湿、解毒清热的作用。应用的主次是：湿重的以祛湿为主，热重的以清热为主。具体运用原则是：治上焦宜轻，用芳香辛宣合微苦微寒；治中焦宜平，用辛开苦降；治下焦宜沉，用淡渗而兼苦寒使湿热从下外泄。三仁汤、甘露消毒丹为常用方。由前方化裁出的类方，有藿朴夏苓汤与薏苡竹叶散。它们虽和三仁汤一样用治湿热郁阻气分、表里湿重的证，但具体运用又略有不同：一是芳化解表力强，对湿遏卫阳，用之为好；一是辛凉透泄效优，为郁发白的专用方。
甘露消毒丹的运用：甘露消毒丹是治湿热病类、湿热秽浊交阻郁蒸而热偏重的名方。过去制有散剂或丸剂，除单独使用外，也常在其他化湿或清热的汤剂中用绢包煎或化服的方法配用，现今多化裁剂量作汤剂应用，临床上尤以夏秋季节最为常用。 它是一个芳香、淡渗、苦寒兼备的方子，善于分消湿热、辟秽解毒。凡症见发热，汗出热不解，头闷肢沉，周身酸困，胸痞腹胀，呕恶口渴，溺赤便闭或泻而不爽，舌苔白腻或厚腻干黄，或身黄、发疹，或咽痛颐肿之属湿热郁蒸者，皆可随证化裁运用。气机滞塞胸痞甚者，可加蒌皮6g、厚朴3g；呕恶甚者加竹茹9g、半夏6g；呃逆者加柿蒂7个、竹茹6g；热盛者加黄连6g；神识呆滞者加郁金、菖蒲各6g；湿盛而小便混浊短少者加猪苓、泽泻各9g，茅根12g；大便秘结而腹胀甚者，加腹皮9g、枳实6g、大黄9g(后下)。
5.清营凉血法及其主方的运用清营凉血法：清营、凉血是用于热陷营、 血分的主要治法。营和血在病变机制上，本是病邪深入、机理变化的两个阶段，有浅深、轻重的区别。但营为血中之气，举血可以括营，二者又不能截然分开。故清营、凉血二法又有同有异。相同的是：由于病入营、血分，其病机有邪盛的一面，也有阴伤的一面，无论清营或凉血，在清泄营血热毒中，同时兼益阴液。不同的是：营为血之浅层，邪由气来，气热未衰，清营犹须透气；至热陷入血，则不是热郁血瘀，就是热迫血溢，凉血益阴，必兼散血或宁络。据此组成的方剂最常用的，前者为清营汤，后者为犀角地黄汤。
清营汤的运用：清营汤是清营分热邪的主方，由苦寒甘咸、辛凉透泄与活血之品组成。治热初陷营，表现为脉数、舌绛、心烦不眠，甚至谵妄而斑疹隐隐的证候，有清解营热、透泄出气及活血益阴的作用，为热陷入营最多用的方剂。若烦渴、苔黄燥，可重用银、翘、竹叶、黄连，或再加石膏。若在暑季可加荷叶以透暑热。若疫喉痧热毒入营，可加牛子、射干、地丁草、丹皮以解毒利咽，凉血散瘀。
清营汤与清宫汤的比较：清营汤和清宫汤都是治热陷营分、有清营泄热作用的方剂。但清宫与清营又有区别：清营是以清透营热为主，清宫是以清心包热毒为主；清营的透泄大于清宫。清宫汤应用的依据：病机是“逆传心包”，主证是谵妄神昏，因此，方药的组成与清营汤虽大体相似，但辛凉清透的药已不多用，而咸寒甘苦之味，大多用其心，重在苦寒直清心包，且据证加用之法，也大多以涤痰开窍药为主。如热痰盛加竹沥、梨汁；咯痰不爽加栝蒌；由谵妄将转神昏加菖蒲、郁金、荷梗，或加牛黄、至宝、紫雪等。
犀角地黄汤的运用：犀角地黄汤是《千金要方》治伤寒、温热病热瘀吐、衄血的方剂，现为治温病热入血分、迫血妄行的首选方。药仅四味，却有清心解毒，凉血消瘀，益阴宁络的作用。故凡斑疹繁密，上下出血的皆可用。如高热，斑疹色紫、稠密成片可加石膏、金银花、大青叶、玄参、丹参、紫草、红花以加强凉血散血，解毒化斑；如高热神昏较重，可兼服紫雪丹或安宫牛黄丸，以清心醒神；如出血较重，可加茜草、侧柏炭以加强凉血止血；吐、衄血还可加茅花、藕节、竹茹以清肺胃而止血；尿血加茅根、小蓟以清热止血。经来量多，可加血余炭、仙鹤草以益阴止血。
6.滋阴法及其几个方剂的应用滋阴法：温病最易耗津伤阴。温热病类的全过程，湿热病类化火、化燥后的过程，最突出的是“热”与“津”的消长变化，尤其是津的耗伤程度，直接关系着病情的变化和预后，因之，治疗必须处处以维护津液为主。实践证明，只有存得一分津液，病人才有一分生机！滋阴法就是选用甘寒或咸寒滋补之品，以增充人体赖以营养的特质——阴液的亏耗，从而调整阴阳，谋求水液平衡的相对稳定，达到“复津”的目的。这在温病过程中，不只温邪久羁，肝肾阴竭者必需；即上之肺阴被伤，中之胃津亏耗也同样需要。临证凡出现肺、胃津耗的，可以沙参麦冬汤、益胃汤为主方；肾阴衰竭的可以加减复脉汤为主方。
沙参麦冬汤与益胃汤的比较：沙参麦冬汤与益胃汤都是用于热盛阶段邪退津伤而有滋养津液的作用，临证用得较多。不过，在具体应用中还略有差异：前者治燥伤肺胃津液，干咳无痰而以肺为主；后者治下后汗出、口干咽燥而以胃为主。从临床实际看，沙参麦冬汤不单以润肺为主，而且又助调胃。这是因为胃为阳土，肺为阴金，土为金母，是水谷之海，津液之源，只有胃之用复，肺津才有来源，调胃是为了救肺。益胃汤也有清润肺燥的作用，因为肺主诸气，又司皮毛汗孔的开合，肺得滋养则气机调畅，开合有常而汗不外泄，滋肺也就是固液。这是吴氏制方的妙处所在。
加减复脉汤的运用：加减复脉汤，是吴氏本《伤寒论》复脉汤化裁而成。他减去温心阳、益心气的参、桂、姜、枣，加入收敛阴气的白芍，成为一个甘润咸寒滋阴的主方，用于温病后期热毒久留，消灼阴液，表现为神倦欲眠，手足心热，口干咽燥，舌绛齿焦，脉象虚细的证候，有滋补真阴，壮水益液的作用。临床上凡属真阴亏耗的，都可化裁运用。《温病条辨》中由它化裁出的方子就有六七个，如救逆、一甲、二甲、三甲、大定风珠、护阴和阳汤等。
总之，滋阴法的几个主方生津养阴虽同，而甘寒、咸寒有别，润肺、滋胃、益肾各异，应从中细辨，自得其要。
六、卫气营血理论与实验研究的设想和实践
1.卫气营血理论现代研究设想对于卫气营血的认识、理解，郭谦亨教授依据自己数十年教学与临床经验总结，特将宝贵的心得介绍如斯。他说：“营卫气血，是由人体阳气、阴液分化而来，具有特定物质、功能的四个代表名称。对其生理之常、病理之变，在《内经》、《难经》理论基础上，两千余年，一直成为历代医家的研究对象。迄至清代叶天士根据前人的研究，结合对温病病变之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发生发展规律的体验，创造性地以外邪入侵，营卫气血应激而引起异常变化先后次序，归纳为卫分、气分、营分、血分(以下简称‘四分’)等病理机制四个层次，作为温病病变独特的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理法纲领，使营卫气血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从而推动了研究的热潮。仅就建国后三十多年来说，有关于此的理论探讨、临床观察、实验研究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余篇。其中50～70年代前期，以理论探讨、临床治验为主。在理论探讨方面，虽有粗略概括、详细具体的不同 ，但仍不外：一是在古人理论基础、观察体验上进行推论；二是结合现代医学进行联系对照。在临床治验方面，则个案介绍多，严格以‘四分’规律进行科学验证、统计总结其诊治结果少。70年代后期到现在，出现了实验研究、科学验证的新势头，从相关论文看，有‘四分’证候动物模型的建立，病理解剖形态学的观察，临床生化检验以及血液流变学、微循环、肺肝肾各脏血流图等指标的观察，都是十分可喜的开端。”当此世界科技第三次浪潮方兴之际，科学信息瞬息万变，医学研究日新月异，对于中医、中西医结合，郭谦亨教授认为深入开展中医基础理论与诊治方法现代化的研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就温病卫气营血理论研究的意义与现代化建设先后谈了自己的设想。
(1)温病“四分”研究与现代化的意义：医学的任务是强身保健，防病治病。温病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和生命的急性热病，其中大部分具有传染、流行因素，是人类的大敌。研究温病学，就是研究预防和消除这一大敌的理论与方法。古人云：“治病犹如作战，用药犹如用兵。”要防治温病，就得从战略、战役和战术武器各方面进行研究。
“四分”是温病学科的理论体系、诊治纲领之一。凡温病之病变部位、浅深层次、病理传变、证候辨别、治疗法则，无一不贯穿着“四分”之一理论而以它为指导。因此，研究温病学术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理论体系，通过它可以“见机知变”，掌握温病共有的客观规律，这是研究温病的战略学。研究“四分”之中的具体问题，或研究某一温病的个性规律，是掌握其不同阶段不同病种的变化规律、诊治方法，是指导对温病局部作战的战役学、战术学。
对温病“四分”治法方药的研究，是研究各战术武器的运用规律与方法。因此，对温病这一理论体系的研究，其实际意义，就是要在古人理论、体验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科学与医学的先进知识和手段，搞清温病本质，探明其病理损害、传变过程的具体结构变化，并据以验证，精选其诊治的基本方法。弄清楚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使温病理论体系、诊治方法现代化。
(2)温病“四分”研究与现代化的思想基础：时代在前进，科学在发展。中医要不要发展前进，谁也不会说个不字！但怎样发展，其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过去和现在的认识大不相同。
历史上有人曾喊过“科学化”！以郭谦亨教授当时的心情而论，和大多数中医同道一样，是十分反感的。大家之所以反感，不是认为中医不需要利用现代化先进知识和手段进行研究、提高，而是因为口号的内涵是错误的，是否定中医的科学性的，目的是要改造中医学，说穿了，所谓“科学化”实质是“西医化”！但是本来错误的口号，也会产生反推力，激发我们奋起研究、提高中医理论的研究热情。可惜当时我们的思想基础是：有的过激，在“救亡图存”的意识下，更加嗜古崇古而保守不前；有的则在此压抑下，虽想奋起，却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利用当时科学手段来研究，因而只有采取“拿来主义”进行汇通(如脏腑、气血、四分、三焦等的探讨)，或用以对比，证明中医的科学性。
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制定中医政策的方针是八个字，即“继承发扬，整理提高”。中央书记处关于卫生工作的决定中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药文化宝藏，独具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中央的这一精神，既提出了保存、继承问题，更提出了发展、提高问题，重要的是指明了发展方向——现代化，即用现代化手段研究提高。我们理解它和“科学化”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这是在肯定中医是科学的前提下，说明它不是现代科学，而需要与时代同步前进。要赶上时代科学的步伐，就得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提高。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保持中医特色，发扬中医优势；另一方面，更要利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先进知识和手段，使中医特色——理论体系、临床辨证现代化。温病理论体系——卫气营血说同样要实现现代化，这是符合中医理论发展的实际需要，符合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者心愿的，也可以说是统一我们思想的最好基础。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以这一决定精神为指导，体现在对中医理论的科学研究中，使它成为我们共同的思想基础，并要吸取以往教训，防止一切错误干扰。特别是在温病“四分”研究中，再不要执伤寒、奉“六经”，否定、贬低“四分”或执温病，倡“四分”，摒弃“六经”。应从整体出发，认真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手段，经过反复实验，验证三焦、四分、脏腑、经络等等在温病病变中各占什么地位，互有什么关系，从而得出结论。
(3)从认识论观点看“四分”研究与现代化：理论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实践是理论的基础。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由表到里，由简单到复杂而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医对营卫气血的认识也一样。如把有感无形的(空气)和从潮湿发热的物质上蒸发出升腾如雾的现象，叫作“气”；把由创伤(或杀伤)流出红色液体，叫作“血”，这可说是原始的、直观的感性认识。随着观察思维不断更新，进而认识到人体之气的生成本源和物质基础，是空气和水谷。如《灵枢·刺节真邪篇》说：“真气者，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灵枢·决气篇》又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对血的生成和物质基础，同样认为是水谷精微转化而成。如《决气篇》说：“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这些认识，当然是经过无数人的生活实践，在观察中发现的。口鼻纳入空气和水谷，经过体内转化，其反应之一是气血旺盛，于是得出空气与水谷，是气血生成之源，是物质基础的结论。久而久之，又逐步发现，人们在劳动、跑步时，体内气血发生变动，结果反应出呼吸急促、体表发热、出汗。故《卫生宝鉴》引《内经》中有关卫的功能时特别言及“阳气为卫，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合。此皆卫外而为固也”。这样就把布散于体表和起防卫作用(卫的部分功能)的气，叫作“卫”。同样对流出大量的血，经凝固后，分成浊的块状和清的液体两种形态，或劳动、跑步时，由于血液运行加快、上涌，表现出面红耳赤等不同效应进行联系，并把血液中之清者和维持、营运血行的物质、功能，叫作“营”。故《灵枢·营卫生会篇》说：“清者为营”，而《营气篇》说：“营气之道……行于经隧，常营无已，终而复始。”这样就从气血中分化出营、卫，完成了对营、卫、气、血四者的认识。
实践出真知。《内经》及其以后的医家，更以朴素而具有辩证法的哲学——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进行整体的、系统的，从宏观结构、动态(生理、病理)变化，予以广泛论证，并用逻辑推理(或形象比喻)方法，不断升华到目前这样的理论高度。而温病“四分”，则是在营卫气血生理、病理的基本原理上，结合对温病发生发展过程中在这四个方面引起规律性变化的长期观察、了解，经过总结概括，据以定位测机、辨证论治，成为基础理论与临床辨治结合为一的指导实践的纲领。三百多年来，对于它是否符合外感病的客观规律和合理实用，是否应返回六经、八纲、脏腑等哪一纲领，还是需要提出新的纲领，争论很多，如祝氏“五段论”，秦氏“四期说”曾试图将它与六经、表里融而为一。对此，郭谦亨教授也曾有过将温病病程分为初热期、热盛期、内陷期、衰竭期等四期的设想过程。后经反复研究，这样分，固可把“四分”和后期阴亏阳衰自然地统一起来，但临床辨治，不是孤立的，哪一种病不涉及营卫气血，脏腑经络，哪一个症状不用八纲进行分辨，实际上都是相互为用、相得益彰的，只不过是“主纲领”不同罢了。因此，对任何一个纲领，都要进行严格而广泛的临床验证、实验研究，统计总结其结果，都必须搞清其理论实质，取得能广为重复而可靠的根据。
中医理论固然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科学，但不同时期形成的理论，代表着不同时代的科学水平，更受历史、社会及科学条件的种种局限，其结论是从现象观察、临床体验、分析推导的，其中难免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不完整、具体性。如温病“四分”虽是从实践中根据病变的客观规律创立的一个新纲领，但仍是从现象观察分析，结合固有理论和经验来推断病情以求其本的，所以其特点是宏观的、系统的、动变的。有的虽知其关系的结构，但也是笼统(模糊)的。至于对生理、病理内部的具体结构，无论肉眼可及的高层次，还是目不能及的低层次，甚至是超微结构的更低层次，我们过去多是缺如的，拿不出真正确切、具体、可借以说明的东西。兵书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既要知长扬长，更要知短而补短。这就是“四分”理论为什么必须与现代科学结合，必须用先进技术深入研究即以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关键所在。这样才能赶上时代水平，实现现代化。
(4)温病“四分”研究与现代化的设想：如前所述，“四分”作为温病学科的理论体系、辨治纲领，从温病病变全过程来说，四者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任何一分所代表的病程层次、生理改变、病理结构、证候表现，又各自是一个独立的概念。这和现代医学之病程分期不完全相同，它是除标志病变的浅深轻重不同层次外，还含有病位、病理、证候、治则的综合概念。
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研究温病“四分”，目的是发扬、充实、提高、更新其理论，找出四者所具有的共同的和不同的特点，新的生化、病理、症、证的具体指标。因此，一是要以“四分”理论中所涉及的问题为对象，并把研究出的具体内容、结构纳入其中，以充实丰富理论的系统、完整性，使之具体化；二是对研究程序、实验方法的设计，要严格地按照科学要求，规范地进行操作、测试、统计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准确的结论。
研究方法，可以采取基础与临床结合，人体检测与动物实验结合，具体可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对温病“四分”主症的客观(定性、定量)、标准化研究。“四分”所具有的主证，是古人实践总结定型了的，是用以指导临床的基础，而每一症、征则是根据人的感观建立的，虽有一定的规范，实无统一的标准。故其性、量是模糊而难于掌握的。由于症、征是“四分”各证定型的标准，是临床实验的基础，必须首先客观研究，测定客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建立一个统一具体的标准。例如发热与口渴，是温病中“热与津”矛盾的主要特征，即毒邪激起阳热与阴液奋起抗邪，由防卫反应转向病理过程的外在表现之一，其消长变化贯穿于病变始终，而二者在不同阶段的程度，又各有差异。
卫分——发热重于恶寒、口微渴；气分——高热(壮热、潮热)、口大渴；营、血分——灼热夜甚、渴不多饮，或漱水不欲咽。
上述有关差异的描述，显然是不具体的。要使其具体化，就要作定性、定量的测定。其中对量的差距，只要广为严格地进行计量观察、统计、总结，是不难得出准确数据的，自可分别定出统一的“四分”热型和口渴程度的标准。至于性能的差异，则需用先进手段检测人体阳气、阴液功能变化的性质、程度，测定有关生化指标……，最后定出“四分”的不同标准。这样使构成“四分”证候的主症，一一具有具体数据和指标，则每一证候就有了客观可凭的统一标准，为临床诊治、实验观察提供依据。
第二步：研究“四分”对指导外感热病(包括一切流行性急性病)临床辨治的普遍意义和特殊价值。在温病的辨治中，凡温热病类的发展，具有相对可循的“四分”变化规律；至于湿热病类，这种规律就表现得界线不清。如果对照现代流行性急性传染病来说，它是否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就必须在第一步所建立的“四分”证候标准的基础上，对其一一进行观察研究，统计分析，总结它对哪些病的客观规律是符合的，哪些只是部分符合，哪些是不符合的。这样方可得出确切的数据，对其指导实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也会作出明确评定。
第三步：探测温病病变中营卫气血应激反应、病理过程及与其相关脏腑损害关系和相应程度的研究。营卫气血的生理之常，是温病病理变化的基础。古人认为卫气为阳，营血为阴。卫有固护、调节体表功能，平衡阴阳，防病抗邪功能；气是一切生理活动机能的总称；营是血的组成之一，并有营运营养的功能；血有濡养脏腑百骸的功能。温病学科就是在此基础上研究温病病理变化的。温病表现于外的症状(发热、头痛、口渴)、征象(斑疹、发痉、舌苔、脉象)，都是内在病理的反应，是营卫气血及其相应脏腑的应激反应或失控变异。温病全程变化，从生理反应到病理过程的先后主次及它与外在表现的相关作用，病变对功能、实质的影响，损害的相互关系，结构变化等等，虽已形成一套理论，实仍属“黑箱”性质，有的或接近于“灰箱”性质。因此，像温病早期之肺卫病变，症见发热、口微渴……此时阴阳气血的动变程度，肺脏功能受激反应与其他脏腑的比较，有哪些显著差异；出现顺传、逆传的讯息，阳明胃或心包的功能、实质又进入什么状态，其他脏腑是否仍为常态而无甚反应？如此等等，都未揭示出结构变化、实际状态的确切凭据。所以要把“黑箱”打开，“灰箱”揭明，就必须一步一步运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和边缘科学研究方法)知识和先进设备，进行实验观察、研究测定，揭示温病“四分”理论内容的具体实质。
第四步：对“四分”各阶段的主要治法方药，进行体内外的实验研究。北京、上海、广州、四川各兄弟单位，在剂型改革，辨证施“注”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应当以此为起点，进一步对“四分”各证的主要法方，除将各方配伍的化合作用、效价测定、剂型改革等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外，重点再从体内外，观察其祛除病邪(灭、抑病原物，对抗、中和有关毒素，减轻、消除病理产物——痰、瘀、湿、水等)、扶助正气(增强抗邪能力、加速自身抗体的形成，益阴扶阳，补气生血、调气活血及内部脏腑功能的调整；恢复平衡与自控能力等作用过程，加快损害的修复等)的实际作用，进而分辨在不同阶段具有高效的逐邪扶正，或具有双相作用的方药，并实验、验证“四分”各证主方的宣透肺卫、清气解毒、清营透热、凉血散血……各方法的改变，消除病理状态的药理变化过程等的动物模拟、生化测定、机能观察、同位素标记追踪及其他可定时、定位、显示内部动态变化的设备和方法的研究，从中搞清楚温病方药的实际效用，找出更好的祛邪扶正、改变病理状态、修复病理损伤的显效方药，开辟防治的新途径。
以上第一步是基础，第三步是关健。没有第一步，临床、实验的证型就没有明确数据和统一的标准；没有第三步，“黑箱”不能打开，“灰箱”不能完全揭明，实现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也难于把中、西医理论“融合在一起”，成为新兴的医学理论。
2.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总结报告卫气营血辨证是温病学的理论核心，作为温病的辨证纲领，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热病的临床诊治。由于它具有广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重视，被列为重点研究对象。在以传统理论为基础进行理论阐释和发掘的同时，广泛开展了临床研究，肯定了其对急性传染病的辨治效果，扩大了应用范围，初步认为卫气营血辨证不仅适用于急性传染病，而且也适用于诸如内、外、妇、儿、肿瘤等科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和一些非感染性疾病的辨治。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出现，人们对卫气营血的研究已不满足于理论探讨和临床验证，而开始进行实质的研究和论证。重庆医学院新医病理学研究小组以病理生理学观点，从病理解剖入手，探讨卫气营血传变规律；四川医学院通过动物实验对卫气营血的病理变化进行了观察和研究。为了进一步揭示卫气营血的本质， 由郭谦亨教授主持、带领科研组室承担了陕西省高教局下达的“温病卫气营血证候动物实验研究”这一课题，采用接近于临床实际的复合因素(包括生物因素、化学因素、气候因素、体质因素等)，改变了单一静脉注菌的感邪途径，建立了在证候上符合中医临床表现，持续时间较长，比较稳定的证候模型，并取得了相关性较强的实验指标，对于每一个动物模型进行了中药方剂的治疗性反证，先后共完成了10个动物模型。这些动物模型多数国内尚未见到，部分模型还在国内一些学术会议上进行了交流。有关本课题研究的论文和实验资料，绝大多数已在国内的中医、中西医结合期刊上陆续发表。由于造模方法较新，模型符合中医证候特征，部分模型尚属首创，得到了中医专家、中西医结合专家及国内医学动物实验专家的认可和较高的评价。在完成这些实验的同时，先后建立了暑风证的人工气候室、湿温动物模型造模箱、舌面温度测定仪等过去国内没有的设备和仪器，为今后的研究创造了条件。现将本课题实验研究情况总结报告如下。
(1)卫分证：“温病卫分证的动物实验研究”应用肺炎双球菌从兔的鼻腔接种建立了卫分证的动物模型，并用银翘散进行了反证性治疗。结果表明：模型动物体温升高，蜷缩耸毛，舌面温度降低等基本符合卫分证发热恶寒、口微渴的辨证要点，且持续时间达20小时，为该证的研究带来了方便。银翘散是治疗卫分证的首选方剂，应用于该模型后，4小时体温开始下降，至20小时基本恢复正常，证明该模型确属温病的卫分证，也说明银翘散对卫分证有确切的治疗效果。实验中由复合管组成差动电路制作的舌面湿度测定仪为今后研究温病口渴程度客观化提供了依据。
(2)气分证：气分证动物实验包括邪热壅肺证、阳明热盛证、阳明热结证、暑热动风证、湿热气分证和湿热中阻证六个动物模型。
温病邪热壅肺证的动物实验研究：本研究采用符合“温邪上受”理论的肺炎双球菌气管内接种法初步建立了家兔邪热壅肺证动物模型。造模后，模型动物出现发热、气喘、鼻煽等症状，基本符合温病邪热壅肺证的辨证要点。在观察其证、征、体温动态变化的同时，检查了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全血粘度，血浆比粘度，血清钾、钠，血细菌培养及有关病理形态学的变化，结果发现：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清钾、全血粘度、血浆比粘度明显升高。模型动物肺泡腔内充满渗出物，内含大量纤维素及中性粒细胞，肺泡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治疗组动物应用麻杏石甘汤治疗后，各个时间点体温均值较模型对照组为低，而且降温快，退热时间短，湿性音较快消失，证明麻杏石甘汤对家兔邪热壅肺证动物模型有明显治疗作用。
温病气分阳明热盛证的动物实验研究：本研究通过家兔实验性温病气分阳明热盛证动物模型的建立，观察到该证时动物出现发热、躁动不安或嗜睡，吃食量增加，渴饮，大便略干，心跳增快、增强、呼吸粗大等症状及血液流变学、血钾、血浆γ球蛋白指标均明显升高。应用肺炎双球菌造模(四川为大肠杆菌)并选择了最佳致菌数，使气分阶段持续时间达36小时左右。本研究还运用白虎汤、大承气汤及两者合方对家兔实验性温病气分阳明热盛证进行了治疗，观察了用药前后各组动物症状、体征的改善情况、血液流变学、血细菌培养和有关脏器病理变化的改善情况。结果表明，白虎汤、大承气汤对该证均有治疗作用，两方合用后，效果较为协同，作用较为全面，并对三方的部分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提示临床治疗该证时，应注意机体的邪正消长变化，在以辨证治疗为主的同时，恰当地运用“清热”与“攻下”相结合的方法，尽早尽快驱逐体内邪毒，以提高临床之疗效。
温病气分阳明热结证的动物实验研究：本研究以化学和生物致病因素相结合的方法，口服次碳酸铋，皮下注射肺炎双球菌，建立了家兔实验性温病气分阳明热结证动物模型。模型动物出现高热不退，倦卧少动，少食或拒食，大便干燥量少或无，腹围升高等证，符合温病阳明热结证之高热腹胀便结的特点。检验指标中血钾、血钠降低，血浆内毒素明显升高。镜检结果：动物各脏器均有轻、中度充血、瘀血，其中肺、脾、肠的炎性细胞浸润较严重。并用大承气汤对该动物模型进行了反证性治疗观察，结果表明有较明显的治疗作用，具体表现在泻下、解热、抗内毒素血症、抗感染等几方面。
温病气分暑热动风证的动物实验研究：本研究以“中热痉厥”为理论依据，应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暑热人工气候装置，将大鼠置于类似暑热的条件下，建立了幼龄大鼠温病气分暑热动风证动物模型。模型动物出现喘促，烦躁多动，遗尿，继而后肢抽动，平衡失调，甚者反复发生后肢阵挛以至全身阵挛，鸣叫，口噤不开等证候。根据造模条件和动物所表现的症状特征，基本符合温病气分暑热动风证的辨证要点。该实验发现模型动物“口—掌温差”加大，可作为“热厥”的指标。在用药物治疗反证后看到，对暑风证动物，白虎汤能延长动物热耐受时间，升高痉厥阈值体温，有较好的保护作用；羚角钩藤汤只延长动物热耐受时间，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银翘散则无保护作用。
大鼠湿热气分证多因素造模的比较研究：本实验依据湿热病多因素综合发病理论，采用人工湿热气候和饮食失节因素，即自动调节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湿温造模箱加蜂蜜、大油食品；人工湿热气候、饮食失节加化学因素，即自动调节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湿温选模箱、蜂蜜、大油食品加四氯化碳皮下注射；人工湿热气候、饮食失节加生物因素，即自动调节控制温度和湿度的湿温造模箱、蜂蜜、大油食品加鼠伤寒杆菌灌胃，分别进行了大鼠湿热气分证造模比较实验。结果为：人工湿热气候、饮食失节加生物因素建立的模型，出现了高热，汗出粘臭而热不解，倦怠纳呆，口微渴，大便溏腥臭，小便短赤，舌红、苔腻等症，比较符合湿热气分证的临床辨证要点。实验还发现钾低与湿邪有关。病理检验见：胃肠充气，管壁变薄，胃直径扩大，消化道重量减轻，肝脂肪变等，证实了湿热证以脾胃为病变中心，易于蕴结肝胆等理论的科学性。
湿温病湿热中阻证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其治疗研究：本实验采用物理环境因素和生物致病因子相结合的方法，以湿温造箱加鼠伤寒沙门氏菌建立了豚鼠湿温病湿热中阻证(以下简称湿热中阻证)动物模型。模型动物出现了高热、饮食减少或不饮不食，嗜卧懒动，大便溏泄或带粘液，有腥臭味，小便短少，皮毛蓬乱无光泽，少数发生摇晃、震颤，全身衰竭，舌质红，苔白腻等症状，基本符合临床湿热中阻证的特证。实验检验发现模型动物血钾降低、PHA皮试值降低，脾、肝、小肠等脏器出现充血、水肿、坏死等病理改变。并用黄芩滑石汤和三仁汤进行了治疗观察，结果表明：二方对模型动物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黄芩滑石汤在清热、利湿、解毒方面均优于三仁汤。这不仅反映出清热祛湿治法的正确性，也反证了该动物模型属于湿热并重、郁阻中焦之证，为临床辨证治疗和深入研究湿热病提供了实验依据。
(3)营分证：“温病热灼营阴证的动物实验研究”采用大肠杆菌从耳缘静脉注入和皮下注射相结合的方法初步建立了家兔实验性温病热灼营阴证动物模型。模型动物的发病有卫、气分经过，八小时后，动物呈现身热，神倦嗜睡，懒卧少动，食少不饮，心率增快，眼球结膜微血管扩张、变粗，充血鲜红，耳壳转温，部分(5/12)动物耳缘静脉周围有少量紫黯色瘀点或斑片，界线隐约模糊，动物对木棒等刺激反应迟钝，舌红绛而干，入营20小时以后，夜间体温高于昼间。这些证候基本符合温病临床热灼营阴证的辨证要点。检验发现，模型动物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血小板聚集率和纤维蛋白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病检显示多种脏器组织广泛而严重的充血、瘀血及轻度出血。用营分证常用方剂清营汤治疗以后，动物的症、征、体温及实验指标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不但反证了该动物模型的成立，而且证明了清营汤对热灼营阴证确有明显的治疗作用。
(4)血分证：“温病血分证的动物实验研究”采用经耳缘静脉推注大肠杆菌的方法，建立了家兔温病血分证动物模型。造模后动物主要表现为“体温升高、耳血管充血，周围渗血，眼结膜充血、出血，神昏甚至昏愦不醒，或见肢体抽搐，符合温病临床血分证的典型表现。实验室检查见全血比粘度、血浆比粘度、纤维蛋白原含量等指标明显升高；动物各脏器组织形态变化示：肺、肝、脾、肾、胃肠、心、皮下、腹膜、眼结膜、耳静脉、脑等处均显重度淤血、水肿，肝脾肿大，肺有点片状出血，肺肝表面多处见有大小不等的脓点。治疗结果表明：犀角地黄汤、黄连解毒汤对家兔实验性温病血分证均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前者作用主要在于改善血分证的病理状态，兼能祛除血分热毒病邪；后者主要是祛除血分热毒病邪，阻断热毒“耗血动血”。两方合用则具有上述协同作用。
(5)气血两燔证：“温病气血两燔证(急黄—急性肝功能衰竭)的动物实验研究”采用盐酸D－氨基半乳糖腹腔注射建立了大白鼠实验性温病气血两燔证(急黄—急性肝功能衰竭)动物模型。该模型有高热、全身皮毛为汗液浸湿，尿失禁，色深黄，上下眼睑及尿道、肛门周围白毛黄染，肢体或全身抽搐，眼球震颤，口腔、泌尿生殖道出血或尾部取血创口出血不止，轻、中度昏迷等表现，符合温病临床气血两燔证特征。实验室检查：血清胆固醇、血清胆红素、SGPT都有升高；病检可见：胸腹腔均有瘀血，肺部可见出血点，肝组织体积缩小，表面被膜皱缩不平，呈黄色或红褐色，显微镜下可见肝细胞混浊肿胀，嗜酸性变及水样变性，中央静脉及肝血窦扩张瘀血，门脉区炎症反应及胆管增生，肝细胞坏死。治疗结果表明：加味茵陈蒿汤、加味犀角地黄汤对气血两燔证均有一定治疗作用，前者解毒作用较强，后者主要对热毒与血交结、毒瘀组络的病理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两方合用，治疗作用明显增强，具有协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