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在绵竹地方设了一个大营，收容流民。不到一个月，流民越聚越多，约摸有两万人。他的弟弟李流也设营收容了几千流民。
李特收容流民之后，派使者阎或（音yú）去见罗尚，再次请求缓期遣送流民。
阎或来到罗尚的刺史府，看到那里正在修筑营寨，调动人马，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他见了罗尚，说明了来意。罗尚对阎或说：“我已经准许流民缓期遣送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吧！”
阎或直爽地对他说：“罗公听了别人的坏话，看样子恐怕不会饶过他们。不过我倒要劝您，不要小看了老百姓。百姓看起来是软弱的，您若逼得他们无路可走，众怒难犯，只怕对您没有好处。”
罗尚假惺惺地说：“我不会骗你，你就这样去说吧！”
阎或回到绵竹，把罗尚那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告诉李特，并且对李特说：“罗尚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能相信他，要预先防备。”
李特也怀疑罗尚的话不可靠，立刻把流民组织起来，准备好武器，布置阵势，准备抵抗晋兵的进攻。
到了晚上，罗尚果然派部将带了步兵、骑兵三万人，偷袭绵竹大营。
晋军进入李特的营地，李特故意镇静自若躺在大营里，晋将自以为得计，一声号令，叫兵士猛攻李特大营。
三万晋军刚进了营地，只听得四面八方响起了一阵震耳的锣鼓声。大营里预先埋伏好的流民，手拿长矛大刀，一起杀了出来。这批流民勇猛无比。一个抵十个，十个抵百个。晋军没有料到流民早有准备，心里一慌，已经没有斗志，被流民杀得丢盔弃甲，四散逃窜。两三个晋将逃脱不了，被流民们杀了。
流民们杀散晋军，知道晋朝统治者不会罢休，就请求李特替他们作主，领导他们抗击官府。
李特和六郡流民首领一商量，大家推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李流为镇东将军，几个流民首领都被推举为将领。他们整顿兵马，军威大振。过不了几天，就攻下了附近的广汉，赶走了那里的太守。
李特进了广汉，学汉高祖刘邦的样子，宣布约法三章，打开了官府的粮仓，救济当地的贫苦百姓。流民组成的军队在李特领导下，纪律严明。蜀地的百姓平时受尽晋朝官府的压迫，现在来了李特，生活倒安定起来，怎么不高兴。民间编了一个歌谣说：“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表面上派使者向李特求和，暗地里勾结当地豪强势力，围攻李特。李特在奋勇抵抗之后，战败牺牲。后来，他的儿子李堆继续率领流民战斗，到了公元204年。李雄自立为成都王。过了两年，又自称皇帝，国号成。后来到李维侄儿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所以历史上又称“后汉”。
石勒读汉书
晋元帝即位的第二年，匈奴族的汉国国主刘聪病死，汉国内部也发生分裂。刘聪的侄儿刘曜接替了国主的地位。他觉得用汉王朝的名义并不能欺骗人民，公元316年，改国号为赵。汉国大将石勒在反晋战争中扩大了兵力，不愿再受刘曜的统治，也自称赵王。
石勒是羯族人，他家世代是羯族部落的小头目。年轻的时候，并州地方闹饥荒，他和部落失散了，曾经给人家做过奴隶、佣人。有一次，石勒被乱兵捉住，关在囚车里。正好他的囚车旁边有一群鹿跑过。乱兵纷纷去追捕鹿群，石勒才趁机会逃走。
石勒受尽苦难，没有出路，就招集一群流亡的农民，组成了一支强悍的队伍。刘渊起兵以后，勒投降汉国，在刘渊部下当了一员大将。
羯族人的文化比匈人要低。石勒从小没有象刘渊那样受过汉族文化教育，不识字。他担任大将以后，渐渐懂得要成大事业，光先靠武力不行，就依靠一个汉族士人张宾，采取了许多政治措施。他还收留了一批北方汉族中贫苦的读书人，织了一个“君子营”。
由于石勒骁勇善战，加上有了张宾一群谋士帮他出谋划，石勒的势力更加强大。到了公元328年，终于消灭了刘曜。过了两年，石勒在襄国自称皇帝，国号仍是赵。历史上把刘氏赵国称为“前赵”，把石勒建立的赵国称为“后赵”。
石勒自己没有文化，但却十分重视读书人。他做了后赵皇帝后，命令部下，凡捉到读书人，不许杀死，一定要送到襄国来，让他自己处理。
他听从张宾的意见，设立学校，要他部下将领的子弟进学校读书。他还建立了保举和考试的制度。凡是各地保举上来的人经过评定合格，就选用他们做官。
石勒严禁部下提到“胡”字“羯”字。但是为了安抚汉族士人，有时候也没有执行禁令。
有一次，有个汉族官员樊坦被任用做官。樊坦进宫朝见的时候，穿了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石勒吃惊地问他：“你怎么穷到这步田地？”
樊坦忘记了禁令，回答说：“刚刚碰到一批羯贼，把我的家当都抢走，家里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了。”
石勒知道他吃了亏，就安慰他说：“羯贼这样乱抢东西，太不应该！我来替他们赔偿吧！”
樊坦忽然想起了触犯了禁令，吓得浑身发抖，连忙向石勒请罪。
石勒笑着说：“我这个禁令，是对付一般百姓的。你们这班老书生，我不怪你们。”
说着，真的赔给樊坦一些衣服钱财，还赏给他一辆车，一匹马。
石勒挺喜欢读书。他自己不识字，就找一些读书人把书讲给他听。一边听，一边还随时发表自己的见解。
有一次，他让人给他读《汉书》，听到有人劝汉高祖封旧六国贵族的后代的历史。他就说；“唉！刘邦采取这样错误做法，还怎么能够得天下呢？”讲书的人马上给他解释，后来由于张良的劝阻，汉高祖并没有这样做。石勒点头说：“这才对啦。”
又有一次，石勒举行宴会招待大臣，宴席上。他问一个大臣，说：“你看我可以比得上古代什么样的帝王？”
大臣吹捧说：“陛下英明神勇，比汉高祖还强，别人更比不上了。”
石勒笑了笑说：“你说得太过分了。我要是遇到汉高祖，只能做他的臣下，大概跟韩信、彭越差不多。要是我生在汉光武帝那个时候，倒可以和他并驾齐驱，还说不定谁胜谁负呢。”
由于石勒重用人才，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后赵初期出现了兴盛的气象。
石崇王恺比富
西晋武帝之初，励精图治，提倡节俭，可是统一全国后，他就丧失了积极进取的精神，无忧无虑地安乐享受起来。在皇帝奢靡生活的影响下，金钱财富已成为贵族官僚们追求的最大目标，贪得无厌成为一时的风尚。当时出现的石崇与王恺之间比富的争斗就是一场肆意挥霍钱财的竞赛，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一件罕见的事情。
石崇、王恺都是京都洛阳的大富豪。石崇当过县令、郡守，又当过荆州刺史，他的钱很多，外人传说他的钱数都数不清。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其中多数是在他做官尤其是任荆州刺史时搜刮来的。
王恺是晋武帝的亲舅父，他既是大官僚，又是皇帝的亲戚，生活极其奢侈。
王恺、石崇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最富有，都想让别人认为自己胜过对方。王恺家用麦糖水涮锅，石崇就下令家人用蜡当柴烧；王恺用紫色丝绸做成长四十里的步障（路两旁用来遮蔽风尘和视线的一种屏障），石崇就用织锦花缎做出更华丽的步障五十里。两个人比富的规模越来越大。
在斗富中，王恺经常比不过石崇。晋武帝认为这样的比赛很有意思，就赐给王恺一株二尺多高、枝条繁茂的珊瑚树，可谓世上罕见。
钟嵘作《诗品》
钟嵘，字仲伟，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大约生于南朝齐高帝建元二年（公元480年），死于梁元帝承圣二年（公元553年），享年73岁。
钟嵘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上许多人做过大官，如东汉时期的钟皓做过廷尉，钟繇任过曹魏的相国和太尉（也是古代书法家，与东晋王羲之合称“钟王”），东晋时钟雅任过尚书左丞，钟嵘的父亲钟蹈在南齐时任中军参军。他的哥哥钟屼和弟弟钟屿也曾做过官，虽然官位不高，但他们都是当时的学者，有一定的知名度，并有文集流行于世。
钟嵘本人也很好学，齐永明中（公元488年前后），他在国子监学习，通晓《周易》。当时国子监祭酒（领头的学官）王俭看到钟嵘人才兼美，很是赏识，就亲自举荐他为本册秀才，建武初年，钟嵘开始进入仕途，做了南康王的侍郎。尽管这只是王府的侍从官，但士族子弟做官大多都从这个官职做起。
当时齐明帝萧鸾对国家大小事务都要亲自过问，生怕别人把事办坏，弄得那些官员无所适从，六署九府及郡县的日常事务都向齐明帝汇报、请示。一些年老有功之臣更是大小事都找齐明帝，根本不把选部的安置放在眼里，文武大臣和皇室亲友都不归吏部考核任免，许多人就凭借着权势相互推荐，进而得到重用。齐明帝因此忙得不亦乐乎，下面的官员对皇帝则是应付了事。钟嵘对齐明帝的这种做法很有看法，就上书齐明帝说：“古代英明的君主凭着选拔人才辅佐朝政，三公九卿可以办理不少事情，天子只要面南而坐督察就行了。”齐明帝看后大为不快，问身边的太中大夫顾嵩：“钟嵘是什么人？胆敢干涉我的事，你认识他吗？”顾嵩对齐明帝平时的做法也有些看不惯，但又慑于帝王的威严，有话也不敢说，看到钟嵘大胆说了，便回答说：“钟嵘虽然位末名卑，但所讲的话还是可以采纳的。繁琐的杂事各有主管的官署，现在陛下却都要插手，做皇上的越是辛苦，做臣僚的越是逸乐。这是越俎代庖，或是为木匠砍削木材。”明帝听顾嵩这么一说，又没有理由反驳，所以对钟嵘也就没有追究。但他仍然不肯接受这一意见，还是同以前一样，永元末年，钟嵘被任为司徒行参军。
南梁建国以后，许多齐末时凭借着行贿或靠关系当上大官的官员们仍是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互相勾结。钟嵘看到这些很是气愤，梁武帝天监初年（公元502年），他又书武帝说：“现在所谓的散骑、都尉、郎官、将军并肩接踵，在大街小巷招摇过市，瞧他们官衔高贵，官服尊丽，还是干着奴婢的勾当，这样名不副实，真是罕见。”梁武帝把这封书交给尚书省办理。
入梁以后，钟嵘任过衡阳王萧元简和晋安王萧纲（即后来的简文帝）的记室，专管文牍，而后人称他为钟记室。虽然钟嵘做的只是小官，没有什么官位，但他学识渊博，才富五车，尤其对五言诗有较深的研究，对当时华艳淫靡的文风是很厌恶的，对那些一天到晚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膏腴子弟的无病呻吟和咬文嚼字的诗文很是不满，对那些嗤笑曹植、刘桢古诗的人非常生气，他骂那些人是根本不懂诗歌的轻薄之徒。钟嵘还反对写诗处处用典的写法，认为那只会使其作品呆板，没有生机，他还认为诗歌不要太讲究声律，主张诗词不要受玄学的影响。为此，钟嵘写下了有名的文学评论著作《诗品》。
《诗品》又名《诗评》，共有3卷，是关于五言诗的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从汉朝开始到梁朝结束，所评的诗人共有120多位，根据作家的成就，分别把他们列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的前边都有一个序作开头。列入上品者有11人，中品者39人，下品者72人，对这些人的创作特色，给予了十分有见地的评论，每品中的人物“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在《诗品》中，钟嵘首先抨击了“四声八病”之说，主张诗歌贵在自然和谐，诗是感情的表现，写诗要有感而发。其次，反对作诗用典，主张直抒胸臆。例举了一些没用典故但清闲可爱，人人传诵的佳句如；曹植的“高台多风”，张华的“清晨登陇首”，徐干的“恩君如流水”，谢灵运的“明月照积雪”等。另外，《诗品》还提出了诗歌“滋味”说，认为诗的风骨与辞采应并重，他说；诗的描写要深刻细致，情景要融为一体，做到文已尽而意有余。
钟嵘在《诗品》中对于如何继承过去的文学传统，如何接受文学遗产等也提出了见解。
《诗品》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评论诗歌创作的专著，同时也是对我国五言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作了某种总结的重要文献。它不仅是一份珍贵的诗歌理论遗产，也是我们研究古代诗歌史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诗品》是我国专门评论诗歌的最早的一部作品，和《文心雕龙》一样同为南朝齐、梁时代文艺批评的重要著作。但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和当时诗风的影响，有些评论掺杂着个人的偏见，如把建安风骨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渊明、鲍照的诗列为中品，而把陆机、张协等人的作品列为上品是有些欠妥的。尽管《诗品》的评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古代诗歌理论的好作品。
钟嵘才华横溢，但他一生只做到六品幕僚，虽然他在官场上不得志，但他的《诗品》却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资料。
“菩萨皇帝”梁武帝
身为一国之主，却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皇室臣僚们用高价将他“赎”出；这种咄咄怪事，不仅在中国历史，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梁武帝萧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