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是儒家还是法家，对君主的道德和能力都过于理想化。
他们所想象中的君主，一个本身就应该是圣贤，所谓内圣外王。
另一个则要求皇帝既拥有绝对权力，但又不能任性的使用权力，要赏罚分明，要克制欲望，要每时每刻监视臣民防止有人作乱……
诸位请想想，人世间会有这样完美与严谨的君主吗？
所以只要儒家还在提倡尊君，法家还在主张君主专制，那就永远都消除不了产生暴君和昏君的诱因。”
百家思想融合后期，儒法两家在治国理念上已经不那么泾渭分明了。
尤其是汉代新儒家重新解读了三纲五常和天人合一，就更使之成为了法家思想的绝妙配合，它们的本质都是服务于君主专制。
而法家是君主专制最积极的鼓吹者，因此姜洛刚才说的都是在批评法家思想，他接下来的话锋，则直指儒家制度，要阐明它的危害。
“法家思想要不得，儒家制度就更要不得。”
姜洛神色凝重的说道：“儒家制度是礼制，是德治，是配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所产生的礼仪规范，是让天子与诸侯各安本分，不要越线的道德约束。
它的前提，是封建诸侯。
可周代以后，中国就不再是封建诸侯，而转变为中央集权，官治天下。
官员与君主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因此，用以亲情为纽带发展起来的儒家制度来治国，早就不合时宜了。
而历史也告诉我们，搞封建，是必然会导致内战的。”
周天子搞封建，分封诸侯，五霸强七雄出，内部战争不断。
秦始皇扫平诸侯以后，开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但秦法残暴，很快亡国。
汉帝国早期搞封建，刘邦跟吕后给功臣和儿子们分封诸侯王，内战不断，刘邦自己因平叛受伤而死，吕后家族被政治敌人连根铲除，汉的第一代皇帝和皇后为国家留下的隐患直到汉武帝时期才解决。
司马炎搞封建，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结果是八王之乱，五胡趁势而起，汉文明命悬一线。
朱元璋将首都定于经济重心的南京，对军事重心的北方边塞很不放心，他不信任官员，只信任儿子，分封藩王守北疆，他一死，大明内战，留下的政权被四子朱棣颠覆。
武装夺取政权的朱棣是想明白了，封建绝不能，也不敢再用。
但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制度，在这套制度中，善待亲族被规定为做人的首要标准，如果对亲族不好，那连人都不算，又如何能治国？
你都当皇帝了，让亲族们也跟着沾沾光，封个藩王难道有错吗？朱棣造反时的理直气壮，很难说没有从这标准中寻找出自己侄子的把柄。
朱棣汇集了亲族们的这种怨念击败了侄子，所以他登基后也只能继续给亲族们封王，只是封而不建，这些王们只有爵位和俸禄，不能再参与封地的民政军事，更不能掌握实权。
这样名不符实的‘封建’，又给皇帝消除了一层威胁。因为被圈养的王们只能混吃等死，再没有了觊觎皇位的实力。
但是，这只对皇帝和他的亲族有好处。
因为国家吸收民脂民膏白养着一群藩王，属于绝对的只赔不赚。皇帝和藩王们的女人又多，等再开枝散叶，国家财政的负担就重如泰山了。
以至如今，一省之财政，难养一省之藩王。养藩王都不够，又哪有钱干正事。
崇祯皇帝现在是没钱了，对这帮只进不出的藩王本应没有继续白养着的道理，但要是不养，就又要牵扯到儒家制度；
你知不知道亲族们已经被你的祖宗养成了五体不勤，六谷不分的废物？
你亲族们不好，不再白养他们了，他们是真的会守着良田广厦而活活饿死的，那样你还算是人吗？连人都不算，你难道还能有资格继续当皇帝？
所以想省钱的崇祯不能削减藩王们的俸禄，只能精简驿站，把在银川当驿卒的李自成给裁了下来。
李自成没了安稳营生，想有口饭吃只能参军入伍，之后他又杀官造反，在内战中更是风云际会，官兵数次围剿下来，其实力竟仍能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成长为大明皇朝的掘墓人……
照此来看，封而不建的封建，转了一大圈之后，到头来还是危害到了皇帝，只不过是从直接威胁转变成了间接危害。
……
看众人没有反驳和质疑，姜洛就继续道：“谁用儒家制度里的封建，谁就开启了祸乱之机，这是有历史铁证作为依据的。
再搞皇权不下乡，于地方乡村实行儒家理想化的三老制度，结果就使基层被那些垄断仕途、掌握言论、成为豪强的乡绅地主所控制，成了全国一盘散沙的小封建。
组织力和动员力就因此直线下降。
本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按理说是不会缺钱和缺人的，可偏偏到要用的时候这两样就都捉襟见肘，何故？就是因为地方基层的物力人力脱离了中央的直接控制。
像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变，女真兵长驱直入，几乎不受阻挡的杀到了北京城下。
那时，即使本朝在全国有再多的军队也无济于事，只能以北京一城的实力去硬扛，让人家从容的围点打援，使本朝元气大伤，根基动摇。
倘若只以疆域人口对比，按常理论，崇祯二年本朝军队应该杀到盛京，让女真人元气大伤。为什么现实却是众不敌寡，反易天常？
就是由于儒家制度使国家的行政机关丧失效率，导致整体的战争潜力无法转变为战争实力，更无法转变为战场优势，于是就只能在一个个的战场上被迫亡于敌人的意志。
这还不是儒家制度最严重的问题，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塑造一种保守、愚昧和不思进取的国民性。
再者，儒家制度的三纲五常能够实施，靠的不是全民认同，而是权威。
就是君王强制要求你遵守，你不遵守，君王就以礼杀人。
儒家制度的全面推广既然要借助皇权，那一但王纲解钮，皇帝权威荡然无存，本来就是强制推行的三纲五常也自然不能救世。
不信请看看现在的世道，所谓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哪一条还广泛存在？
在乱世，只靠坚守古老的儒家制度让人们各安本分，自发行善，从而变乱为治……这根本就不能实现。
法家的《商君书》就把这道理说得很明白：仁者能自己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自己。义者能自己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自己。仁义，不足以治天下。”
本朝太祖基于明室江山永固的目地，开始搞皇权专制，又不可避免的错用了法家思想加儒家制度的政治架构。
苦心积虑的设计，结果大明皇朝还是灭亡，即表明他的设计中有重大错误。
不可避免，则是既然要选择君主专制，那就没有比之更好的政治架构。
然而这种政治架构对中国之危害，却是遗祸无穷。
对中国而言，若是皇朝用法家思想加法家制度的政治架构，其实还好。
因为它规定百姓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男人平时是劳动工具，战时是杀人武器，女人就是生产这些工具和武器的机器，皇帝之外的所有人都不要有思想，也不要说话，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听命令，不服从配合，那轻则截肢，重则凌迟。严苛残酷的暴力执法机关，才不管你有多正当的理由不听、不服从那些把人变成机器的王法。
这样的政治制度，人们一看就知道是不好的，也必不能长期顺从，暴秦二世而亡的历史就会重演。
那样，中国就还有机会。
虽然推翻暴政之后重新选择的政治制度未必会更好，但华夏文明在短期内毕竟是又获得了一次选择的机会。
不然再等下去，等到西方的国家级武装贩毒集团打过来时再进行选择，那就太晚了。
可惜明太祖朱元璋没那么傻，虽然皇帝们肯定都喜欢法家思想加法家制度，但他顺应现实因素，继续了儒表法里，继续了法家思想加儒家制度的政治架构。
这就不一样了，它让你很难一眼就看出它的好坏，你说它的核心是专制独裁，它又推崇道德。你说它推崇道德，但你以符合道德的言行威胁到了皇权专制，它马上就会杀了你。
更何况，很多人还都看不出来它的思想是法家的。
因为皇帝也要学四书五经，恪守礼教，只要你不威胁到他的根本安全，他也是会跟你讲道德的。
所以为何万历年间，泰州学派的宗师李贽会惊世骇俗的讲，一个贪官可以危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
贪官自身的品德和对世道的影响都是有害的，是很容易被发现并及时将其清除的。清官的品德却是好的，因此即使实施弊政恶政，也因为他的品德而使人们很难发现他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
像大清光绪年间的两代帝师翁同龢。他是当时清流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厉以风节’，反对贪官污吏……道德上基本没有瑕疵。
但这人骨子里却有着睚眦必报，因私忘公的性格。
他撺掇光绪皇帝跟日本盲目开战，又掣肘李鸿章拨款，使北洋水师无钱补充装备，导致了清军溃败，他不仅不反省，紧跟着就借由战事败北推翻了李鸿章……要知道，那场战争可让中国的损失不算其它，仅白银就赔给了日本两亿两。
政治制度，也是如此。
法家思想有公正和效率的精髓，却也伴随着僵化和无情的弊端，后者对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个体之侵害不言自明。
儒家制度是等级森严的层层控制，新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已不再是为百姓谋福，而是对他们进行精神控制，让其好好的做奴隶。
两者加到一起，华夏文明自然每况愈下。
……
对这个法家思想加儒家制度的原因，姜洛自己也是几经反转才最终得出的。
最开始与那个精壮学子辩论时，他心中还认为本朝问题是法家不显造成的，只要废除儒家启用法家，那就能够救衰亡。
因为法家以保护君主的安全与权威为目地，方式就是维持国家秩序。
国家有乱，秩序就不能维持，秩序不能维持，君主的权威就会受到否定，权威被否定，君主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
所以秩序一但有不稳的苗头出现，法家就要以最准确的顺序，最快的方法，最短的时间来进行恢复。
什么仁义道德，什么三纲五常，哪个能比‘君王一怒，伏尸百万’更具威慑力和约束力？
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儒家、墨家、道家都拿出了救世的‘药’，唯独法家给君主献上了杀人的刀，而也只有法家能够富国强兵，并帮助秦国实现了大一统……
但是，等自己因刘宗周一句提点而再看儒法的时候，想的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法家思想一直存在，虽在秦亡后就被视为选学妖孽而被排斥到销声匿迹，但它其实阴魂不死。
后世有人讲过君主专制的危害，有人批判过儒家的迂腐，只是自己从来没有把它们联系起来过。
法家思想有法家制度，儒家思想有儒家制度，自己也从来没有把它们拆开再组合起来重新看待过。
而且，自己以前对中国古政治的认知很多都还停留在片面的阶段上。
如认为清亡之前的中国一直就是封建社会。
但其实周亡之后，封建制度就整体上不存在了。
朱元璋分封藩王是儒家封建制度，建文帝和永乐帝削藩就是法家集权意志的体现。
而周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和本朝一样，集权时期是要多过封建时期的。
还有独尊儒术，儒术治国的本质是德治与礼制，但这两者并没有可操作性，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是法治，只不过这法是维护皇权的，是配合三纲五常这一社会规范的。
因此本朝的王法很简单，只要你不威胁皇权就行，所以它在三纲五常的掩盖下看着像是没有，因为你只要遵守忠臣孝子的教条那就不会犯这条王法。
……
要江山永固，就要防范臣下有擅权篡位的隐患。
要消除隐患，就要用法家思想的皇权专制，让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力。
但仅是从技术上消除隐患还不行，还要进行思想管制，所以要独尊儒术，全面的推行儒家制度……
它们相辅相成，终于把皇帝的贪欲变成现实。
这样一想通，姜洛对本朝的认知和对现今问题的理解就提升了很大一截。
所以等现在他与众人再说危局原因时，就明确了法家思想、儒家制度、皇权专制这三条。
而这三者会加在一起的原因，则是每个人心中都有的贪欲造成的。
“当今天子求治心急，只把人才、饷粮、流寇、边患等问题萦绕在心，希望群臣能拿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
我认为这些都是刑名之术，近于功利，人主当以仁义为本，应兴尧舜之学，行尧舜之道。
天子却认为我过于迂阔，提出主张并不合时宜……”
刘宗周此时发言，却又是开了一个新话题，看似与姜洛所讲的不相合，其实不然。
姜洛之前所说的那些，只能算是为本朝危局列出了他自己找到的病因。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虽然不多，但也并不是没有。
刘宗周找到了、黄宗羲找到了、钱谦益找到了……就是那个跟姜洛最先辩论的精壮学子，那个想以武救国的热血少年，也可以说是找到了病因。
他们都对明末危局有自己的看法。
但找到的病因对不对，则还要看能不能开出治病的药方，以及这药方经不经得起推敲。
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姜洛也没觉得突兀，反而果断的说道：“蕺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其实才是最能救当今天下之危局的。”
此话，应该是出乎众人的意料。
因为姜洛刚才可是借用法家《商君书》里的话说过‘仁义，不足以治天下。’的。
而且，崇祯皇帝急于治世，刘宗周却说先治心；
崇祯皇帝需要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
崇祯皇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
崇祯皇帝虽然敬佩刘宗周的道德，却也觉得对方缺乏应变能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将他两次启用的刘宗周，两次罢职……
众人虽是刘宗周思想的坚定支持者，但并不认为姜洛也会认同刘宗周的理念。
毕竟他们看到的姜洛，最开始时给那些学子们所讲的就是术，不是道。
道，亘古不变。术，分轻重缓急。
大明皇朝如今中兴无望，倾覆可期，最急需的就是退敌弭寇之术。
以姜洛的性格，或者说以他们所判断出来的姜洛的性格而认为，后者应该是会说：什么道不道的，先保住政权存在再谈其它吧。
姜洛也说过蕺山先生做的是不可为之事，众人还想听听他觉得的可为之事是什么呢。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姜洛今日之前恨屋及乌，讨厌儒家制度和汉代宋代的新儒家，所以没怎么着重分析过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
可等今日，他再把以前匆匆看过的儒家思想捡起来重新认识，才终于明白了儒家思想为什么大中至正，又为什么能够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一日之内，姜洛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就产生了变化，他依然讨厌儒家制度和新儒家，但先秦儒家思想在他心中的位置却已经不可动摇。
因此他好多的观念以及想法，也就在这短短时间内跟着发生了转变。
在众人感到错愕的时候，只听姜洛侃侃而谈道：“学生子贡向孔子咨询治国为政之道。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信任统治者。’
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其一，三者先去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问：‘必不得已再去其一，两者先去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没有不死的，可如果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孔夫子所说的为政之道，在下深以为然。
事实上，此时本朝的问题不是没有士兵和粮食，恰恰是没有了信任。
而先生说的治心、操守、仁义，看似在规范皇帝，其实是为了让百姓恢复对皇帝的信任。
皇帝作为百官表率，影响百官也进行效仿，那么百姓继而扩大范围跟着信任百官。
官民两者之间有了信任，就能同舟共济。危局，也自然就能破掉了。”
姜洛这话不是迎合刘宗周，也不是自己想当然。
而是后世倭患再起，那时出身底层的中国士兵不单单是武器落后，身体也因为长期的影响不良，不要说是负荷不了白刃战、拼刺刀这样的剧烈运动，就连几十公里急行军都有可能导致大批猝死。
他们是靠什么把顿顿吃白米发，并武装到牙齿的倭寇击败，并在不久的将来敢跟天下第一强国亮剑，打出一个自尊自信？
靠的就是信任。
对同胞的信任，对民族的信任，对国家的信任，最重要的是对领导层的信任。
他们信任领导层会建立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而那个国家，没有剥削压迫，也没有列强霸凌，所以他们愿意为此做出任何牺牲。
实际上，他们也清楚自己未必能活到那一天。
可在他们的价值观中，那个国家是一个明确和高尚的目标，为此而斗争牺牲，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他们愿以自身血肉化作敲碎旧社会的铁锤，愿用自己的生命滚滚向前，为那个国家的建立和未来，冲破一切桎梏，扫平一切阻拦。
一个国家，真的可以没有士兵没有粮食，只要因信任而能凝聚到一起，什么都会有。
如果不能，那原本有的东西也会被敌人夺走。
而现在大明的所有人，就是因为互相之间没有信任导致无法团结起来，刀砍到自己脖子上之前，一切事情就好像与己无关一样，甚至有的人还卖国求荣，加速本朝的灭亡。
所以姜洛才会认为出一个军事家救不了此时的大明皇朝，至于什么掌握高端技术或者善于理财的科学家、化学家、发明家、经济学家、大富商……
说这些人能救国，那也是无稽之谈。
就比如说是军事技术，如果有条件的话，姜洛也能造出燧发火铳，老天要是帮忙，没准儿还能造出火帽来代替火石和更为落后的火绳，这在热武器上就已经划时代了。
但造出来又能怎么样？
文官一句‘没钱不买’，你还能跟他讲理？
反正在他们心中，士兵的命不是命，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就够用了，不值得花这么多钱去更新装备，况且此时的朝廷本身还就没钱。
只要能打赢，多死点人算什么？倘若打不赢，那就更没有多花钱的道理了。
这还算是好的，如果划时代的武器被军阀或晋商走私给了反贼或女真又如何？
姜洛觉得大明亡国已经亡的够快的了，女真靠刀马弓箭南下，在执行剃发易服的政策之前，几乎就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若再有了这种军国利器，那南明军民岂不是要上赶着去投降？
公平一点的说，也不能怪那些军民投降投的太快，不能怪叛徒的数量比敌人还要多，因为信任的基础来自于长期的坦诚相待。
可大明百姓对朝廷有信任吗？没有。百姓私底下都把他们骂做狗官。
朝廷把百姓当衣食父母吗？把士兵当做国家的栋梁吗？不当。他们只把这些被统治者当做奴隶，还是不老实的，不愿意百依百顺的‘坏奴隶’。
上下互相否定，又何谈信任。
本朝士兵出生自底层，他们多数都是农民的儿子，他们本就对大明朝廷不信任甚至仇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还加入了反贼大军去打击这个朝廷，所以他们没有维护这个朝廷的想法。当兵吃粮，在哪不是吃？
本朝百姓也是如此，他们的本职既然是当奴隶，那当大明的奴隶和当大清的奴隶又有什么区别？还不都是一样的吃苦受罪？你大明对我又不好，我又哪里犯得着为你陪葬。
反过来说朝廷，你指望着这些往常你剥削压迫的百姓去牺牲生命保护你，是不是有点想多了？
他们难道还没看够你享用民脂民膏时的丑陋嘴脸？
难道还没过够在你的治理下那种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日子？
这都是相互的，你不仁，难道还要怪我不义？
也因此我们的国民在这种黑暗不公的社会中，就只能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因为为你维护的利益而死，不值得。为了捍卫自己、自家、同族、同村的利益而死，那才有意义。
所以清军入关前期很顺利。剥削就剥削吧，压迫就压迫吧，反正大家都习惯了，不竭泽而渔干的太过分就行。
直到清朝统治者脑子犯傻，推行剃发易服，侮辱到了华夏文明，侮辱到了汉人祖宗，要亡天下，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抗清才掀开序幕，汉人也才不再区分三六九等，凭着文化认同让地主和贫农走到了同一战线抵抗蛮族。
文化认同，是祖宗们给民族留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这道防线被触发以前，所有事情都要讲个回报，我给你卖命，你最起码也要给我一碗饭吃。而等防线被触发，什么也就都不顾了，没饭吃算什么？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的事迹多的是。
一个民族的垂死挣扎，悲壮至极。
要不是那些叛徒汉奸和无能昏庸的南明朝廷太坏太蠢，仅凭女真的那点人数，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彻底湮灭。
祖宗伟大，奈何子孙败家。帝制中国，造成了太深的奴性。儒家制度，造成了太深的愚昧。
于是几年之后的清军入关，和几百年之后的日军入寇，我们投靠敌人的汉奸数量比敌人还要多，堪称一绝。
虽然汉奸叛徒的人数再多也只配当历史的尘埃，终究要被刮的干干净净，而英雄只要有几个，就能创造新的中国历史，成为民族精神之表率。
但和日军入寇时期不同的是，那时中国有盖世英雄，是真正的给了国家以未来。
现在的大明在清军入关后却只有悲剧英雄，没能创造新历史。
此时期的思想家虽然都给本朝危局列出了病因，开出了药方，但一个无可奈何的结果是：这些药方，全部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