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龙当场声明对姜洛观点的支持与赞同，并顺带着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讲了出来。
他本就是推行经世致用的实干派，很在意学问研究是否能和现实社会联系起来。
假若研究有了结果，那就应当马上付诸行动，好使其真正的有益于国事。
只说不做，在他这里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倘若那样，学问研究就又变成了他所讨厌的空虚之学，那还不如不研究。
就如同今日，大家在东麓书院偶遇姜洛所引发的一场讨论，既然最终得出了他自己也能接受的方法，那怎么说都应该鼓动大家去做做试试，而不能任由众人都当做耳旁风，听完就将其不予理睬和办理的束之高阁。
毕竟，方法的有效与否，事情的成败与否，都是要靠身体力行去检验的，脑子与嘴巴则永远都代替不了手脚。
至于大家的竞相支持，则是由于陈子龙和他的同道们所推行的经世致用，虽然在革除政治积弊这一方面还没取得什么实际效果，但却也已经受到了当世文人们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其中的原因有两点。
一、儒家是积极的入世思想，它是要求弟子们胸怀天下，努力为百姓建立大功德，大业绩的。
它不尚思辨，不解释本原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要建立功德业绩？
建立功德业绩的目地又为什么是为百姓，是为别人，而不是为自己？
它不解释这些，只告诉你，舍己为人是君子，自私自利是小人，小人等同于禽兽。
后世有一个小故事，说一个老富翁觉的那个整天躺在沙滩上无所事事的穷小子是在浪费生命，就劝人家应该去捕鱼卖钱、然后买船、然后捕更多的鱼卖钱，买更多的船……
穷小子问老富翁：那么辛苦，是为什么呢？
老富翁说：是为了改善生活质量。你想，当你有了足够多的船之后，你就可以雇人帮你赚钱，自己则不用再辛苦了。那时，你也就能跟我一样天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了。
穷小子笑了：你有病吧？我现在不就天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吗？
故事里这两个人的价值观，以后世文化之多元，是讨论不出谁对谁错的。
可要以古老的儒家思想来品评，那这两个人的价值取向都不对。
在儒家思想中，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可以学习。
学习优秀就要出仕做官。
出仕做官就要胸怀天下，就要有改造社会，使百姓都安居乐业的欲望存在。
物格、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把人一生的事业都规划好了，假设能顺利的完成每一步，那这事业的最终目地就是实现全人类和平，进入大同世界。
如果你事业的最终目地是为了个人享受生活，是为了天天躺着晒太阳，那在儒家看来，这样的格局太小了，太精致利己了。
儒家用以天下为己任和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思想来教学生们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治国。
至于为什么必须要按照儒家制定的标准来做人、做事、治国，儒家也不解释。
反正你不按它制定的方向走，你就成不了君子。
而儒家的人格区分中就只有君子与小人这两类，你不当君子，你就是小人，你就还没有脱离自私自利的兽性，你就还尚待教化，你就要知耻……
就因为这一点，所以即使过了两千年，儒家的信奉者们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依然会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这使命说到底，就是治事与救世。
二、宋代和宋代之后的文人们，大多都只致力于修养本身，而抛弃了对时代的责任感。
以至于他们除了修身养性之外，什么都不会干，什么都干不好。
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甚至是连一死都不能做到的状况，使得他们整体都变成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存在。
他们是国家的管理者，但他们却无法解决好国事。他们是国家的实际主人，但他们却对国家的兴衰不负责。
他们大多指点江山却不能落地执行，自命不凡却往往什么事都做不成，满口仁义道德却又忍不住同流合污，不要说挽狂澜于既倒，他们仅在人品上，都也很难再为衰世之民做一表率。
儒学的教育意义，已经在百无一用的他们身上完全丧失了。
面对大众质疑，他们也只会悻悻然地说：儒者不言功。以这种扭曲的观点来掩盖自己的不学无术。
可儒家，从来都是要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
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
利济苍生，方是圣贤。
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却矫言性天，说什么命由天定，就终是佛、道，不是真儒。
忍不了苦，受不了罪，做不成事，立不下功，就转而标榜自己淡泊名利，反说那些要干实事的人是功利心太重，故意把人家的功业看轻看淡，这是典型的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
基于以上两点，以务当世之务为宗旨的经世致用在思想界就被提了出来。
它除了要求读书人需抛除不务实际的学风，转而讲求功利、求实、务实之外，在学说上也开始进行反攻倒算。
是什么学说扭曲了儒家思想，导致了文人们只善清谈而不能担当实务？
他们认为，在宋朝之前和宋朝初期，是禅学造成的，所以宋儒反禅。
而在宋朝，及至本朝，则是理学、心学导致的。
在他们看来，理学过于注重修身，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却不问世事、人事。
它能把一个人在品德上培养成圣人，却又使其对兵、农、刑、谷……等等关乎国家民生的事务一概不知，最后把文人们都教育成了一个个的道德废物，因此无法治事。
心学则有佛家的影子，佛家是胡人宗教，是舶来品，而华夏文明的最初基因里是没有宗教的。
华夏文明的奠基者中，也是除了墨子之外，谁都不为鬼神所制的。
所以外来宗教的追求与理想，是跟华夏文明的意识形态不契合并有矛盾的。
佛家追求‘个人’的解脱和觉悟，而且出家无家，直接就跟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产生割裂，还不娶妻生孩子，一但普及，不出百年，华夏文明与华夏系的民族都会烟消云散亡族灭种。
最重要的是，佛家并不像儒家那样生来就具有对国家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它不能救世，并且它还认为执着救世亦是迷惑颠倒的妄心妄念。
为什么阳明先生自己能够立德、立功、立言，但他的徒子徒孙们却大多都束书游谈，恣肆，放诞，几近狂禅，也只致力于心学本身，而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
就是因为阳明先生强调的心外无物跟佛家太接近，极容易让弟子们都走到禅学上去。
……
既对理学、心学的影响得出了如此结论，他们也就可以这样认为：‘既然本朝盛行的这两种学说都无法做到经世致用，那干脆就都不要了，而应重新从古老的儒学上寻找出路。
况且理学、心学本身就是在儒家思想的根基上发展起来的学说，可要学习儒家思想却没必要通过理学、心学。
儒家思想是皓月当空，是人们抬起头就能看到的直接观察物，何必要通过理学心学的描述去想象它是什么样子的呢？’
所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单一或同时反对这两种学说的。
崇祯二年的文人们所成立之复社几社，就都是站在以上基点，而开始尊古，复古。
复者，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
几者，绝学有再兴之机，而得知其神之义也，因名曰‘几社’。
主张兴复古学，绝学再兴，本质上就是认为后面的新儒家们所创立的学说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
而他们的经世致用，则也是要重新解读圣贤经典，意在今时能拨乱反正，使文脉再续，国家中兴。
……
反对不务实际是经世致用派的一致观点，这一观点完全没错，至于为什么发展到现在都没能做到姜洛口中的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则是由于他们在共同主张之内还分有实读、实想、实行的区别。
这三个区别，其实也是做事的步骤顺序，因此并不矛盾对立。
因为当今文人有书不看，信口雌黄，歪曲儒学，所以要实读。
因为现在的著书立作都是窃盗古人观念，不能有所创新，不能言我之言，所以要实想。
实读，实想都没问题，问题出在实干上。
或者说还是出在实想上，因为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对于要怎么干也就不一致。
文人们在思想上是各有千秋的。
他们有的唯物，有的唯心，有的机械唯物，有的辩证唯物，有的客观唯心，有的主观唯心……
如此分类下来，有的人走回老路，继续推崇起了理学或心学，有的却开始折衷理学心学并加以改良补充，有的则更加严厉地批判理学心学……
他们因此而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改革学说，在思想界呈现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学说能够匡时济民，都希望其能像理学那样成为官方钦定，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的显学。
但到底是哪一种学说可以取代理学，则因它们实在比较不出高下而争执不休，及至最后不了了之，实干也就因此耽误了下来。
这是他们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瓶颈。
原因是，气一元论与理一元论怎么比较高下？
恪守天理与内心自修怎么比较高下？
本原问题与关系问题怎么比较高下？
形而上与形而下怎么比较高下？
绝对无限的有与相对有限的无又该怎么比较高下？
……
它们都对又都不对，对与不对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
问题是这些高度概括的理论都掺杂着个人想象的成分，掺杂想象成分，它就没办法使之在流传中一直保持在一个不变的度上。
儒家在知与行的问题上所着重讲的隐患是过犹不及，因为思想一过度，人就容易疯魔。
所以靠这些掺杂想象成分的理论基础进行奠基的理学心学，在其发展后期都难免变得丧心病狂起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理论太高深莫测，晦涩难懂了。
不要说是愚夫愚妇们弄不懂它们到底是什么，就是读书人群体也因为要将精力用到科举考试上，而只看与之有关的工具书，不看学问书，是以对这些理论也懵懵懂懂，一知半解。
这就相当于在因经济基础造成的大范围知识垄断层中，又建立了一个因学问深浅而导致的小范围知识垄断层，以至终极问题的解释权在各个时期内始终都被掌握在有数的几个人手里。
但这有数的几个人的解释也不尽相同，甚至是互相颠倒对立的。
可又因为他们的解释不是全对或者全错，所以在没有官方权威的强制干预下，思想界在他们当中是选不出唯一真理的。
……
在所有人都认为，不能别黑白而定一尊，思想界的散乱就不能终止的时候。
姜洛的方法则是不管这些，他不像别的文人一样痴迷于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心性论，而是提出思想只落实到以民为本这一点上，然后涉及国家社会的一切方面都立法以治。
这让陈子龙看出了一点儿化繁就简，另辟蹊径的意思。
是的，学说可以慢慢发展，可以慢慢比较，不用急，也急不得。
学说没有至尊可以等。
但不能拘泥于此，停步不前。更不能任选一支，拔苗助长，以免像理学心学那样负天下人之望。
可国家典制，郡邑掌故，时政利弊……这些都是可以马上穷原究委，考正得失的。
以民本位角度来评判，现有的王法、官法、军法、民法中哪条该矫正，哪条该废除，哪条该增补……这也都是可以马上着手去做的。
让他更加惊喜的发现是，这套简单朴素的方法强就强在简单朴素，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内在当中是不包含什么隐患的，实行起来哪怕对国事无益，起码它也不会把国事弄得更坏。
无益就比有害好，能现在就做就比还在权衡比较好，何况它怎么会对国事无益？
以法治官，以法治军，以法治民，以法治国。
在法的强制约束下，官员不得损公肥私，军将不得贪生怕死，民众不得作恶作乱，国家因此恢复秩序。
秩序恢复，内部就能团结稳定，就能让在辽东为患的建虏没有空子可钻，没有便宜可占。
待到那时，哪怕本朝不能再来一次成化年间的犁庭扫穴，不能主动对其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只以对方管理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低下，再加上现在的天灾频发，怕只是本朝士兵在对方出入之路上死守几年，就足以让靠劫掠蒙古、朝鲜和本朝人口财货续命的建虏朝廷自行瓦解崩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