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弛的原因是，预备仓的粮食来源，是需要下工夫去动员的；发放赈贷粮，是需要做大量调查核实工作的，都很麻烦，县官们懒得做。久而久之，预备仓的粮食就不进也不出，只放在那儿让鼠雀去消耗了。
农民皇帝制定的为农民着想的政策，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就这么给“消化”掉了。
百姓不决定县官的命运，所以县官也就不关心百姓的命运——封建社会的“不民主”，其实质用这一句话就全概括了。
基层阳奉阴违，中央还是有心把事情做好的。预备仓制度废坏以后，明朝中央对这方面的工作并未放弃，而是不断在修补，陆续又设立了“济农仓”、“义仓”、“两利仓”和民间的“乡会仓”，作为备荒粮仓。
赈贷方法也有所改进，储备粮食不再像过去那样封起来不动，任其损耗，而是经常收放循环。对贫民的情况事先做好摸底工作，分出“极贫”、“次贫”等级，遇到灾年，就按名册发放，避免临时拥挤到一起、难以甄别。
虽然是磕磕绊绊的，但这些事情还是一直在做，这就相当难得了！
明朝的济农仓等设施，有的到了清初还在用，甚至有一直到咸丰年间还在用的。
明朝皇帝最爱民，这很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一想到朱元璋，就会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了。
明朝对于借债利率，有法律的规定：凡放债或典当，月利率不得超过3分，利息积累到相当于本金，就不得再计利息。
同时还规定官员不得在自己管辖单位内放债，防止主管官员变相敛财。
豪强人家借钱给人家，若借债人还不起，不许未经告官就强夺借债人财产，或者抢夺人家妻女抵债（保护真正的杨白劳）。
朱元璋还对高级官员和王公贵族有特别限制，不许四品以上高官和皇亲放债，合法放债也不行，就怕他们以势压人。
由于明朝在借债问题上管理比较规范，所以很多资本金不足的商人都有机会借到周转资金，大部分商人的资本有十分之七八都是借来的。
——正因为利率较低，商人才敢于大规模借债做生意，这是两全其美的事。
明朝有好政策，放债促进了经济繁荣，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政策毕竟是政策，再好的政策法规也要看人怎么执行。明朝民间的放债情况，并不都是温情脉脉的，弱势群体永远是被欺负的一群。
当时一般的豪强，放债一年，都是要收回一倍利的。借债人若还不出，豪强就霸占人家妻女，强抢人家田产。正统年间有地方官禀报说，这种情况“官府莫敢指叱，小民无由控诉”。
官府为什么不敢制止？
人家背后有更强的势力！
豪强们针对穷人放债，是专往软肋处下手。农村的就趁稻谷将熟未熟、穷人断粮之际放债，城里的就趁贫民纳税的时候放债——不怕你不借。利率最高的，竟有五倍之多。
那时候四川松潘地方的老百姓很穷，山西、陕西的富商就带着粮食前去放债，利率二三倍，而且专挑官府放粮（赈贷）的前几个月借出。穷人们考虑到届时可用官府贷给的粮食偿还，所以忍痛也只得借。
可是官府的粮食也不是白拿的，到期不仅要还本，还有一至一倍半的利息。所以凡是借了债的贫民，不闹到倾家荡产的很少见。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的债，也就是复利计算，利上生利。在云南，常年有一批从江西和浙江过来的高利贷专业户，大约有5万人分布在全省，专放驴打滚的债。他们做这个做上了瘾，甚至有二三十年不回乡的。
穷人为什么要借钱，难道他们连基本的生计都保证不了吗？不是，是政府的赋役太重。那时候运输军粮，是作为劳役摊派到民间的，不花钱根本完成不了任务，老百姓被官府逼迫，就只能借钱。
高利贷者则趁火打劫，放债的时候欺负贫民，多写借款金额的也有，预扣利息的也有。往往借出100两银子，不到两年就能收回十几倍的利。
——这就是“旧社会”。
这一连串冷冰冰的数字，无疑是盛世背后的血泪。明朝有光明面，也有这样的阴暗面，大家都不必装糊涂。
在明朝，也有所谓的“京债”，就是候选官员在赴任前借债，到任后搜刮地方财富来还债。法律虽然禁止，但实际上禁不了。各省地方官进京朝见皇上，也要借债来打点朝中权贵，回任后再以官库的钱还债，这也属京债。
因为明朝常常拖欠京师中下级军官的工资，所以还有一种放债叫“揭俸钱”。军队中的小官到了该发工资的日子领不到钱，家里吃穿用度没了着落，京师富商就借钱给他们用，这就是揭俸钱。
一个朝代好不好，要全面地来看。既要看到大全景，也要用放大镜来看。旧社会之所以黑暗，就因为有放大镜下的这些丑陋。
皇帝坐在金銮殿上向外张望，满目都是金碧辉煌，心想老百姓应该感恩才是。他也想不到要用放大镜去看什么东西。
明朝也有金融业“大忽悠”
明朝也有质库，不过这时候就叫做当铺了，简称“典”或“当”。
当铺全部私营，公家不涉及这一领域。寺庙似乎也不再插一手，佛门清净地，到明朝才算清净下来。
在明朝开当铺，是一个商人资产雄厚的标志。高官也允许开当铺，有开得多的，一家就开了100多个分店。晚明的名流王世贞，家里就开有多处当铺，年利润在30万两银以上。
徽商和闽商，都是开当铺的主力军。明朝时在北京城里有当铺500多家，大多为徽商和闽商的产业。
到万历年间，有人统计过，全国当铺计有几十万家，是明朝最主要的金融机构。
开当铺为什么能显示身价，因为需要的本钱比较多，大的当铺起码要本钱万两，中等的几千两，最小的也需1000两银子。
明朝当铺的利息，最高是三分。当时闽商势力弱一些，本钱少，所以取利都是三分，徽商财大气粗，典当取利有一分、二分、三分不等。两年不赎取，店家就有权卖掉当物。
这一行也有行规，那就是公开盘剥客户。凡是新衣，都写成“破旧”，凡是赤金，都写成“低淡”，以后万一打官司，店家都会占便宜。有的付给人家银子，每一两要轻三四分，收取人家的赎金，每一两要多收三四分。人家月末来当，也计为一整月利息；人家十五来赎，也要收取一整月利息。
有的当铺还兼做吸纳存款的生意，或者从事货币兑换业务。因为兑换不同的钱可以从中取利，所以某些当铺老板就经常派人在街头散布谣言，辗转忽悠，说某某钱要盛行了，某某钱要禁止了。
市民轻信小道消息，纷纷购进某钱，抛出某钱。当铺正中下怀，马上贵卖贱收——这手段跟现在操纵股市的手法一模一样。几个来回，当铺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现在庄家勾结无良股评家忽悠股民，大概就是跟明朝人学的。
开当铺是个高利润行当，但很奇怪，明朝有好长时间是不对当铺收税的，到了万历年间，才有人建议对当铺征税，并付诸实施。
从正德年间起，明朝还产生了一种新的金融机构，就是“钱铺”。
主要业务是经营货币兑换，后来也连带做粮食买卖，因此又叫“钱米铺”。
钱铺的实力，远不如当铺，只不过在换钱的时候，收一点手续费。政府方面倒是很支持这个行当。因为钱铺解决了老百姓换钱难的问题，促进了流通。
到了明末，又出了一种“钱桌”，也就是临时兑换点。“以一椅一桌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广州、深圳、海口的中国银行门前，都有一些头戴斗笠的妇女私下兑换外币，这就是当代的钱桌了。
崇祯末年，铜钱贬值，一两银子能换2000多文铜钱。朝廷为制止铜钱继续贬值，下了严厉的禁令：凡是钱桌主人用一两银子兑换601文以上者，立刻斩首。
钱桌主人没有谁愿意玩命，但是钱还是要按市价来兑换的。怎么办？有办法。
人民是聪明的。办法如下：
有客户来，交给钱桌一两银子，钱桌主人就给兑换600文铜钱，完全合法。等客户一离开，主人就偷偷在桌子下面放好应付的余钱，然后走开。兑换者这时再过来，弯腰从桌子底下把钱取走。
——要是万一被官府人员抓住，说我违法兑换，则查无实据。大不了是客户偷拿了我1400多文钱而已。
“卑贱者最聪明”啊，千真万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