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件事，你要么得是个英国人，要么至少比我年长，要么就上述两个条件兼备，才可能甘之如饴：噪音爵士乐，只钻了一个洞的盐瓶，“马麦脱”酸酵母（这是一种可以吃的酵母精，看上去就像是用一种工业润滑剂的配料鼓捣出来的），格雷切·菲尔兹[77]唱《萨丽》，乔治·弗姆比[78]做任何事，旧货义卖会，用你自己切开的面包做三明治，正宗的奶茶，水煮卷心菜，坚信居室用电的布线问题是个适合聊天的好题目，蒸汽火车，用一台煤气烤架做的吐司，认为跟你的配偶一道去选墙纸能顺理成章地构成“快乐一日游”，用某种非葡萄的物质酿的酒，没有取暖设备的卧室和浴室，在海滩上竖起挡风墙（天，拜托，但凡你需要一面挡风墙，那干吗要到那里去呢？），还有板球。说不定，还有一两件，我此刻一时没想到呢。
我并不是说这些玩意儿很糟糕或者很烦人或者误入歧途什么的，只不过它们的整体价值和魅力我无从领会罢了。在这个类别里，我也愿意暂时把“牛津”加上去。
这么说吧，我对这所大学及其长达八百年孜孜不倦的知识苦役怀着最大的敬意，但是我得承认，我完全不明白这样做究竟目的何在，毕竟如今的英国已经再也不需要那种能用拉丁文讲双关语的殖民官员了。我是想说，当你目送着所有这些导师和学生大步流星地从你身边经过，个个都全神贯注地深入探讨“莱布尼兹—克拉克论战”[79]或者“后康德主义美学”时，你心里会琢磨：真够赏心悦目的，不过，或许，在一个失业人口多达三百万且最近的伟大发明得追溯到喷气发动机的国度里，这样做是不是略微有点儿任性呢？昨晚的“十点档新闻”里刚刚播过一条新闻，说“三星公司”正在泰恩赛德造一座新工厂，将提供八百个工作机会给那些乐意穿上橙色连衫裤工作服且每天早晨肯用半个小时打打太极拳的人。你尽管说我是个冥顽不化的乡巴佬好了，反正在我看来——而且我是出于友情才提出此项观点的——但凡一个国家的工业实力已经跌落到需要依赖韩国的公司为其提供未来经济保障的地步，那么，它也许就应该调整一下教育重心，也许还应该费点儿心思琢磨琢磨，到了2010年左右能靠什么来供应餐桌。
我记得，多年前有一回我看《大学挑战赛》的国际版特别节目——在美国，这个节目名叫《学院季后赛》——由一支英国学生队对垒一支美国学生队。那支英国队赢得实在太轻松，以至于整个比赛过程都笼罩在一种尴尬的静默中。这头的英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正确答案，那边的美国佬却只有皱紧眉头、坐立不安、冥思苦想（这个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就看得出来）的份儿——那该死的“转世轮回”是什么意思？最后的比分类似于12,000:1，而这个结果也让那几个英国人大为窘迫，显得可怜巴巴，因为最让英国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就是让别人看见自己在某一方面特别出色了。不过，问题在于：我一丁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你一路跟踪参赛选手的轨迹，看看他们后来的发展，你就会发现，那些美国人个个都靠买卖证券或者开一家公司赚来85万年薪，而那些英国人却在研究16世纪“下西里西亚”[80]的合唱音乐的音调特征，身上还穿着打了洞的套头衫。
不过，甭担心。牛津自从中世纪以来就卓尔不群，而我也拿得准，哪怕等它变成“牛津大学（英国索尼）有限公司”之后，它也还是会卓尔不群。务必说明一点，这所大学如今已变得越来越有商业头脑。就在我去造访之时，他们刚刚打完了一场成功的募款战役，历时5年，筹资3.4亿英镑。这事不但让人大开眼界，而且也让他们终于领悟了企业赞助的好处。如果你仔细查看这所大学的办学计划，就会发现其中到处都提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儿：什么“全新碎麦（未添加糖或盐）东方哲学教授”啦，“哈里斯地毯数千品种每日低价现货供应商业管理学院”啦。
这类企业赞助的事情似乎在近年来已经悄无声息地渗进了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如今你能看到“佳能联盟”“可口可乐杯”“恒备赛马会”和“大使世界台球锦标赛”。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拥有“凯洛格特色馅饼皇太后”“三菱公司尊荣推介之摄政公园”和“三星城”（即前纽卡斯尔市）之类的名堂了。
不过我已经跑题了。我对牛津的怨言与募集资金毫无干系，跟它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全无瓜葛。我对牛津的怨言是：它有那么多地方实在是难看。不妨跟我沿着默顿街走上一遭，我来指给你看看，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当我们漫步走过基督堂学院背后，请留心圣体学院那刻意营造的宁静氛围，请留心拥有七百年历史的默顿学院散逸着的甜美光芒，请留心我们的身心正沉醉于一座建筑学宝库——这是世界上历史建筑最为密集的区域，请留心默顿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不容置疑的宜人画卷：鳞次栉比的山墙建筑，精心锻造的铁门，建于17世纪至18世纪的雅致居所。有几栋房子的立面，已经被草率地加上了电线（但凡是别的思维更有条理一点的民族，会把这种玩意儿放到室内去）。不过，这也不打紧。毕竟，这些东西不大容易引人注意。可是，在路之尽头那个避无可避还令人讨厌的东西又是什么呢？那是个变电站吗，还是精神病友们设计的中途客栈？不，那是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是个在20世纪60年代草草建成的没头没脑的小毒瘤，偷偷混进了一条原本大体上可以算是完美无瑕的街道。
现在跟我回到凯波尔街吧，那是一条被人遗忘的巷子，湮没在默顿街和主街之间那些纵横错杂、风景如画的小路中。凯波尔街的最东端是一个迷你广场。毫无疑问，那里亟需一座小喷泉、一片树阴，也许还需要几张长椅，但是到头来我们只找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两三辆并排停靠的车子。再去看看奥丽尔广场，那里停着一堆更邋遢的废车。接下来再沿着一条名叫“玉米市场”的街道（路上你就甭看风景了，这里真是太丑了）往前走，经过布罗德街和“圣吉尔斯”（这回汽车乱得更离谱了），最后让我们筋疲力尽、萎靡不振地停下脚步，就停在那坨肆无忌惮的混凝土丑八怪外面，那是这所大学位于威灵顿广场上的行政办公楼。得了吧，别在这里逗留。让我们回头再顺着玉米市场回去，穿过克莱恩顿购物中心那幅糟糕而单调的画面——天花板压得低低的，灯光打得暗暗的；然后再走上皇后街，经过同样乏善可陈的“西门购物中心”和“中央图书馆”——后者的那几扇窗户，没心没肺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路人；再来到牛津郡议会厅，在这个特大号脓包门前歇歇脚。我们可以穿过圣艾比斯区再往前，经过地方法院那栋粗野得登峰造极的庭院，沿着荒凉的“奥克斯彭斯路”向前走，那里有个“轮胎及排气装置中心”，还有可怜巴巴的全无风景可言的溜冰场和停车场，接着走到“公园角街”上，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忙忙碌碌、邋里邋遢的景象。不过，我想，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在郡议会厅大楼就停下来吧，让我们疲惫不堪的双腿解放解放。
其实，对于上述这些，我也并不觉得有多么困扰，问题是，但凡你在牛津跟什么人说话，对方总是认为此地是天底下最最漂亮的城市之一，还会扯出一通涉及精心保护、适宜居住的话来。我知道，会有那么一些时刻，牛津美得无可言喻。基督堂草坪、拉德克利夫广场、学院方场、凯特街和特尔街，皇后巷以及大部分的主街，植物园、波特草坪、大学公园、克莱恩顿院，整个的北牛津——一切都很美。这里集合了全世界最棒的书店，有一些顶级酒吧，此外，与其他所有同等规模的城市相比，这里拥有最精彩的博物馆。这里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室内市场，有谢尔顿尼亚剧院，有伯德里安图书馆，散落在四处的景致足以将你的心融化开。
不过，也有好多东西错得那么离谱。怎么会这样呢？这是个挺严重的问题。那些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城市规划者、建筑师和学院实权人物到底中了什么邪？你知道吗，曾经有人正儿八经地提议过把一个名叫“杰利科（Jericho）”的优雅的工匠聚居区拆毁，然后开出一条疏导路斜穿过基督堂草坪！这些出主意的人非但误入歧途，而且简直疯狂得应该绳之以法。然而，类似行径却在降低程度之后，在整个城里被反复实施。只要看看默顿学院的学监宿舍就知道了——而那里还根本算不上城里最糟糕的建筑呢。它居然能够建成，这本身需要让多少不太可能的事儿同时发生啊。首先，得有个建筑师把它给设计出来，他得在一座浸淫于建筑传统长达八百年的城里信步游走，然后殚精竭虑地构思出这么一个玩意儿，看上去活脱脱就是一台长了窗子的烤面包机。其次，默顿得出动一个委员会，里头的人个个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得向自己对子孙后代肩负的责任致以最非凡的侮慢，对自己说：“你瞧，自打1264年以后，我们一直都在炮制漂亮的建筑，这回就换换口味吧，弄个难看的。”再次，规划当局还得发话：“好啊，干吗不呢？反正别的地方烂得多啦。”最后，整个城市的学生、导师、店主、办公室职员、牛津维护信托基金会的成员统统得默许，一个屁也不放。把这种情形乘以，好比说，乘以两百、三百或者四百，就构成了今日之牛津。你现在还能告诉我，这是全世界最美丽、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市之一吗？恐怕不能了吧。人们用粗鄙不堪的冷漠和叫人扼腕的无能来对待这座美丽的城市。这种情形已经持续得太久了，每一个在牛津居住的人都应该感到一点羞耻。
我的天！瞧我这通发泄！让我们轻松一下，去看看几样好东西。比如阿什莫里恩博物馆。那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机构啊。它是这个叫地球的星球上最古老的公共博物馆，当然也是最好的博物馆之一。为什么那里总是如此空旷？我在那里耗掉了一个长长的上午，彬彬有礼地细细审视那些古老的文物。此地唯我独享，除我之外只有一队学校里的孩子，只能时不时地看见他们在房间之间飞奔穿梭，稍后又会有个看上去饱受折磨的老师追过来。然后，我一路闲逛着走到皮特河和大学博物馆，这两者模样古怪，一副“欢迎回到19世纪70年代”的架势，看起来赏心悦目。我在黑井书店和迪伦斯书店里左寻右觅，在巴里奥尔学院和基督堂学院里东张西望，在大学公园和基督堂草坪上优哉游哉，再往外逛到杰利科，在北牛津那些不事张扬、俊秀挺拔的楼宇间徜徉。
或许，对于可怜的老牛津，我太刻薄了。我是说，那里基本上是一个出色的地方，有烟雾缭绕的酒馆，有书店，还有儒雅博学的气场，只要你的眼睛单单盯住那些好东西，绝对别到玉米市场街或者乔治街附近溜达就行了。我特别喜欢这里的夜，当车水马龙的声响消失得足够彻底时，你就用不着戴氧气面罩啦，主街上触目皆是那些不晓得怎么会如此流行的烤肉摊，这些玩意儿对我没什么诱惑力（怎么会有人吃那种看上去这么神秘的玩意儿，就好像是从死人的腿上切下来似的），可它们周围确实笼罩着某种孤傲诡异的光芒。我喜欢蜿蜒在高墙之间的僻静小巷里的幽暗。在那里，你简直觉得自己会给开膛手杰克[81]或者没准儿哪个烤肉批发商用叉子戳起来大卸八块。我喜欢在“圣吉尔斯”漫步，兀自沉浸在布朗餐厅那忙忙碌碌、觥筹交错的气氛中——那是一个既美妙又友善的所在，没准儿在整个英国，唯独在那里，你既能吃上一种顶级的恺撒沙拉，又不必坐着忍受震耳欲聋的音乐，置身于一大堆仿制的“66号公路路牌”[82]之间。顶顶要紧的是，我喜欢在那些酒馆里喝几杯。在那里，你大可以持书而坐，也不至于被人当成一个社会异端；在那里，你大可以与开怀大笑、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为伍，一时想入非非，仿佛昔日重来——那时节，你也曾精力旺盛，肚子上也没长什么赘肉，也曾认定，性这玩意儿，可不单单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可以躺下来歇一歇的机会。
先前我在订饭店时一时性急，说我会连住三晚。结果，还没挨到第三日中午，我已经开始有一点坐立不安了，于是我决定到萨顿考特尼走一走。没旁的理由，只因为乔治·奥威尔[83]葬在那里，而且看起来距离也算恰到好处。我顺着河边的草地走出城去，走到北新斯基村，然后继续往前向野猪山进发，途中穿过的一块名字很古怪的地盘——我吃不大准，好像叫“奇尔斯威尔谷”或者“快乐谷”。前一晚下过雨，沉甸甸的黏土粘在我的靴子上，弄得我举步维艰。没过多久，我攒起的烂泥体积已经是我双脚的两倍。再往前走一点，路上覆满了沙砾，或许原本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行走，可实际上那些沙砾粘到了我那满是泥泞的靴子上，弄得我就像是在脚上拖着两只特大号的醋栗圆面包走来走去。攀到野猪山顶，我停下来玩味眼前的景致——正是这里，使得马休·阿诺德[84]写下了那些常常被人引用的句子，跟什么“做梦的塔尖”有关，如今，这里也被那些高歌猛进的高压电线塔无情地破坏了（说到电线塔，牛津郡拥有的数量之多，远胜于我所知道的其他郡县）——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烂泥从我的靴子上刮下来。
野猪山颇有些招人喜欢的大房子，不过我想我可没法开开心心地在那里定居。我注意到有三条车道上都竖起牌子，上面写着：不准掉头。你倒说给我听听，你得是怎样的小气鬼，对你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又得有怎样可笑的占有欲，才会竖起这样一块牌子啊？让几个迷了路或者开错方向的人在你的车道边缘掉个头，到底可能产生怎样的伤害呢？但凡开上这样的车道，不管有没有必要，我总是故意掉个头，而且我鼓励你只要有机会也跟我学一把。将你的喇叭连按两三下，务必让那屋主看到你，这一向就是个好主意。
我从森宁威尔出发，沿着一条僻静的小路抵达阿宾登。阿宾登拥有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廉租房——大片大片的草坪，整洁雅致的房子——还有小巧而堂皇、造型颇为奇特的市政厅，高高地矗立在石柱基座上，就好像有人指望此地会遭遇四十年一遇的洪水似的，不过对于阿宾顿，我也只打算说这些了。那里有最最骇人听闻的商业区，我后来发现，当初为了打造这片区域，拆毁了好多中世纪的房屋，而且有某种冥顽不化的、誓将周边地区变得丑陋不堪的信念贯彻始终。
萨顿考特尼看上去比我根据地图记忆的要远好多。不过，这段路走得很开心，时不时地能看到泰晤士河景，而那里也确实值得一去，因为那实在是个迷人的地方，有几处雅致的住家，有三个看上去颇为宜人的酒吧，还有一小片绿地，其中树着一块战争纪念碑，一旁的墓地里非但埋葬着乔治·奥威尔，而且长眠着H.H.阿斯奎斯首相。你尽管说我是个不可救药的艾奥瓦州的乡下小子好了，反正我只要想到在这小小的英伦三岛上，居然如此密密麻麻地铺满了丰功伟绩时，就会禁不住感动。单单是在一片乡村墓地上，你就能找到两位世界级大人物的坟冢，这有多么了不起啊。他们两位但凡能匀一个到我们艾奥瓦来，都会让我们自豪——事实上，哪怕是“非凡马切斯特”或者那个发明了交通锥标的家伙，或者多半不管是谁，都会让我们自豪。
我走进墓园，找到了奥威尔的墓。那里栽着三丛凌乱的玫瑰花，有只玻璃罐子里还插着几朵假花，罐子后面立着一块素朴的石头，铭文简洁扼要：
埃里克·阿瑟·布莱尔[85]长眠于此
生于1903年6月25日
卒于1950年1月21日
这个调调不怎么感伤吧？附近就是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的墓。这是那种形似茶叶罐的墓，已经渐渐陷进地里，情势颇叫人担忧。他的铭文同样言简意赅：
牛津及阿斯奎斯伯爵
1908年4月至1916年担任英格兰首相
生于1852年9月12日
卒于1928年2月15日
有没有发现这里头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打赌，但凡你是个苏格兰人或者威尔士人，就能窥见端倪。这块地方整个儿都有点怪。我的意思是，这个墓园里明明有一位著名作家的坟冢，却弄得像是无名之辈，似乎葬在这里的是个叫花子，而另一位，显然他已被子孙后代完全忘记他到底是哪国的首相，而且那座墓看上去真的岌岌可危，仿佛随时都要被地球吞没似的。阿斯奎斯隔壁躺着“于1950年4月29日入睡”的鲁本·勒弗里奇，附近还有一座坟由两个男人分而享之：“塞缪尔·刘易斯，1881—1930”和“阿伦·斯雷特，1924—1993”。这是个多么迷人的小社会啊——在这里，两个男人合穴而葬，还有人在“入睡”的时候就被活埋。
于是，转念一想，我认为英国人把奥威尔和阿斯奎斯都留下来也不妨事，我们艾奥瓦人只要能得到那个被人活埋的家伙，也就心满意足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