榷酤之兴久矣，桑羊建白之，武帝力行之，千秋奏罢之，新莽重立之，绝于魏，起于陈，盛于唐，大备于当今之世，其源益深，其本益固，其所害者多，所利者寡。虽有非常之智，弗能去其害也；虽有不世之略，弗能益其利也。盗滥日益起，争夺日益繁，狱讼日益长，刑辟日益峻。非酌以便宜而建以中道，则淳厚之化其何以致哉？昔武帝之世，骋志四夷，兵资国用皆所不赡，则置之者乃其榷也。孝昭之世，海内休息，务以仁政，绥怀于民，则废之者亦其宜矣。虽新莽诡制，强复其法，然历东汉魏晋，数百年间而弗复用焉。及陈氏膺统，文帝当御，始下诏令恢而袭之。至于有唐，厥制渐备，或定其酤之税，或别为三等之目，可否相半，损益相兼，行于一时，稍得其便。厥后京都免榷，以优乎大众之聚，五州榷曲，以当乎鬻卖之利，随所利害，以为定法。载在前史，灼有明验。我宋绍位，有三制焉。王城之中，则征其ろ而不征其市；闽蜀之地，则取其税而不禁其私；四方郡国，则各有常榷。军旅之饷，非是不能给也；帑藏之实，非是不能充也；岁时之课，非是不能足也；差茗之扃，非是不能并也，其名虽异而其课则同，其法则三而其利则一。课既同，利既一，则天下之制可以尽一矣。然朝廷所以不一者，盖将优遐迩之徼而重畿内之民。诚深利矣，孰若兼四海而利之？且盗滥争夺，天下之公患也；狱讼刑辟，天下之大殃也。今使王城之中则亡其公患，闽蜀之地则弃其大殃，其余郡国则兼殃患而有之。呜呼！亦仁者之所非也。
愚以谓京都之内则宜遵旧常之法；天下郡国则宜通闽蜀之制。无损于课而课以之集，不烦于刑而刑以之省。可以导仁政，可以消争心。前所谓酌其便宜而建以中道者，莫大于此。〈同上〉
【财用】
荀卿言富国之道曰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所谓裕民者，取之有制，使之优厚之谓也；所谓节用者，使之出入有度，足以相掩之谓也。善哉！荀卿言富国而先及民者，知本欤！比咸平、景德虽有北警之役，而国用民力上下交足者，其是道哉？今日无向者之警役，而藏于国者或寡，赋于民者或多。何哉？且节用经制、百官谨职皆如向之时，胡为国用民力不加焉？是亦天时之水旱，兵食之多冗，管榷之未通。姑当乘丰而储备，利商而通货，练兵而去冗。昔尧汤水旱而民无捐瘠者，备先具也。唐大历后，国费能给者，刘晏辈利商转货也。兵贵精，昔曹公以五千敌众万，故冗食可省也。如是，其民赋少省，国用少充，庶几民裕国足如荀卿之言也。〈同上〉
【兵乘一】
可以均天下之土地而定军赋之法，唯井田为最备。其法之可见，唯周为最著。《周官》：王畿千里，天子正位于其内，而卿遂分治于其外。必以土均之法稽其人民，故小司徒以九地之别，为其三等任人之制。凡役之起，则家无过于一人，而其余为羡。故六卿六遂之中，有正卒、有羡卒五等。建国之制虽殊，而出军之数固不易于是也。盖天子六军，而成国半之。若鲁者有因周之成国，宜有三军者也。然僖公之颂曰“公车千乘”，又曰“公徒三万”，夫其徒三万者，固合于三军之制矣，其车千乘者，兵车一为卒七十五人，千乘常七万五千人，此六军之制也，鲁安得而有之？故明策以访于学者。夫鲁虽侯国，而出军之法不殊于畿内，故其三郊三遂之中，亦有正卒，有羡卒。颂之称曰“公车千乘”者，兼其正卒、羡卒之数而言之也。又曰“公徒三万”者，举其正卒之成数而言之也。僖公能复先君之土宇，而其车徒之盛如此，故颂者尽之，非兵赋之异也。〈同上〉
【议钱上】
夫制世御俗非一谋可尽也，便民益国非一术可该也。是以圣人在上，随轻重而御之。民所重则御之以轻，民所轻则御之以重。有刀布之法，有币帛之制。刀布者，货之流也；币帛者，货之源也。流非源不蓄，源非流不行。二者循环，迭相为救，此圣人有国御天下之大柄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文王已前德之盛者也，故其道虽立而其迹不传。
逮乎武王建祚，师望佐业，外则通三币之货，内则制九府之常，或名之刀，或名之布，或名之泉。刀者取其利也，布者取其散也，泉者取其流也，流则天下之用足，散则天下之财阜，利则天下之民和。民和而后廉取兴，财阜而后礼义浃，用足然后德化被。管子用之，所以辅桓公而成开塞之术也。周景变之，所以隳祖构而忘小大之法也。缘此而下，废兴不常。西汉以来，其制屡易，陈七福者有焉，述操柄者有焉，锡铜山者有焉，废五铢者有焉，创鹿币者有焉，建三官者有焉。晋宋而后，俗化惭薄，上先其制，下成其私，有风飘水浮之轻，有线环赤郭之异。百名千品，莫可胜述。远近流俗，益用苦之。李唐受命，尽扫其辙，文之以年纪，创之以事宜，规模小大，最为折衷，天下得以从其便，人主得以操其权，较之古先，诚得其术。
我国家铲去伪乱，袭有唐休烈，鼓铸有常职，辇运有常数，盗滥有常禁，出纳有常经，稽其本末可谓详矣。然比岁以来，邦用颇乏。于民也，有困穷耗费之苦；于国也，无丰盈羡给之余。议者纷起，莫从其便。或曰：宜铸为大钱，以加千百之直。或曰：宜兼造铁制，以同闽蜀之法。大可以益国，小可以便民。行于一时，足见其利。铸为迂远之谈，苟简之谋也，非所谓利于经人也。夫久为大钱，****失其用，用失其用则众易其业，易其业则困匮生而奸滥起矣。兼造铁则国重其禁，重其禁则俗违其便，违其便则抵冒作而刑辟烦矣。且今之刀布有四患焉：蓄而不行，一患也；盗铸日积，二患也；于用甚轻，三患也；岁铸不给，四患也。夫伐山取谷鼓铸，而泉有不行者，兼并聚之也；法令峻烈，甚于水火，而民或盗铸者，薄利诱之也；大小之法，与前无异，而用之甚轻者，异物害之也；宝货之路出于羡余，而岁铸不给者，浮费夺之也。为今之策，不若去四患而立四利。何谓四利？塞兼并一也，严法令二也，禁异物三也，节浮费四也。四利既立，四患可除。当今之宜，莫便于此。〈《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卷十〉
【议钱下】
问：自古钱法，未有如国家之折衷者。然比年以来，铜产耗竭，鼓铸不能供。欲案其旧法而弗变，则患乎铜之不给；欲铸乎大者以兼乎小者，则患乎民之窃铸也。敢问何行而后可？
对：自古钱法，轻与重，大与小，诚莫如国家之折衷也。然所以制之之术，行之之道，有所未至焉。何以言之？今夫淮浙之间，盗铸盈市而法令不能严，有司不能知，天下之狱，未尝闻梏一铸钱者。故公钱益少而私钱益多，此未至者一也。
海外之郡，如高丽、交趾之国，一器一皿皆铜为之。彼以铜非己地所出，乃多聚奇产无名之货来鬻于中国。中国之人爱其异而贪其宝，争以泉货而市之。彼得泉以归，则铸为铜器以便其俗。故钱日益以少，而民日益以贫，而国家不知禁焉，此未至者二也。
边要之地，宿兵者三世矣；河汾之间，兴师者数年矣。所以充彼之求，足彼之用者，莫先乎泉也。鼓之铸之不绝于时，一至塞下无复返者，此中国之泉所以耗而边民之豪得以聚而积之也。故中国之物其直轻，由于钱寡也；塞下之物其直重，由于钱多也。国家诚能止钱货之运而若谷若帛，募富商巨贾致于塞下，使就取其符于江淮京洛间，或泉或货，杂支以偿之。若此二三岁，而中国之泉不营而自给矣。当今之策，莫此为便，而国家不知行焉，此未至者三也。
夫释老之徒以铜为器，其徒日益广，其器日益增。所增之器，有销钱而铸焉者，有市铜而铸焉者。国家虽有其禁，又宽而不举。以日销之钱而供日增之器，以日耗之铜而给日兴之铸，是何异拔树而附枝乎？今诚能稍严其禁，以为之限，是亦策之一得也，而国家不知行焉，反谓于国体有纤削之谓，此未至者四也。
此四者，泉货之弊根在焉。泉之有此四者，犹水之有四窦，木之有四蠹也。今诚能窒其四窦，拔其四蠹，则不变旧法而泉可足矣。苟四窦未能窒，四蠹未能拔，虽一变其法而为苟且之利，愚恐有损而无益也。且变法者谓铜之耗竭矣，苟为铜之耗竭，则虽以一大者当百小者，然后可行焉。其次则以一大者当五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其下则以一大者当二十小者，然后可行焉。夫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而可为哉？且变法之祸见于前世矣。汉武时改钱法而铸白金，于是吏民盗铸而死者不胜数。王莽之世，又为泉货六品，与贝化龟宝之类参而行之，天下破业而陷刑者相望于道。吴孙权亦铸大钱，为千百之直，上下非便，从而罢之。唐明皇时，从第五之策，铸为三品，法愈严而犯愈多，商农之业皆失其利，有饿而死者，有刑而死者，此皆变法之祸也。今不窒其四窦而拔其四蠹，而欲袭前世已然之祸，愚未知其可也。〈同上〉
【议仓】
世之言治法者，莫不以三代唐虞为之本而两汉隋唐为之末。然三代唐虞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得其便，两汉隋唐之法未必行于今而皆失其利也。故善言治者，不在乎援古高论，在乎当而已矣；善言法者，不在乎超世迈俗，在乎宜而已矣。
夫义仓者不兴于唐虞之世也，不建于三代之君也，不起于两汉之时也，盖始于隋而盛于唐者也。其道以振乏为本，以恤民为先，以博施为法，以乐输为率，以众赖为便，以义和为名。各于其社树之以仓，各令其民入之以谷。设其官守，严其戒令。丰岁则劝课而输之，凶年则发彻而散之。不烦于刑而民乐从，不费于国而民无困。于上有救贫恤饥之政，于下无转沟殒壑之苦。以言其济施，则仁之厚者也；以言其输入，则义之广者也；以言其取与，则和之至者也。其在隋则长孙倡而始之，其在唐则戴胄举而行之。文帝从长孙之计，于是民俗以安，国费以省，邦储以厚，而卒能成大业之治焉。及太宗从戴胄之言，于是和气以洽，仁风以畅，王业以固，而卒能成贞观之风焉。降及天皇，其法始敝，弗以为博施之本而为军国之费，弗以乐输之赋而为征取之科。自是之后，名存而实废矣。由此观之，前世所以恤民而后世所以暴民，明主所以为治而昏主所以为乱者，其义仓之谓乎？
国家革五代之苛，建一王之治，于兹有年矣。租赋之调不为不中也，配敛之科不为不节也，赈恤之政不为不行也，敝滥之源不为不究也。然此岁以来，急于边费，以征以取，浸暴于常。而又有聚敛之臣，贪残之吏，剥下以奉上，刻私而徇公，往往窃前世恤民之法而为当今敛民之调者，累累皆是，则义仓者亦其一端也。夫昔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者也，今之所谓义仓者，以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昔之义仓，务所以安之；今之义仓，务所以掊之。昔之义仓，则立仓于社，聚谷于众，年丰则取之，民饥则与之，不令而民从，不督而民劝，故曰以义为本而行乎赈恤也；今之义仓，则有仓之号而无仓之制，有义仓之名而无义仓之实，约租之多寡而增其数，计入之丰约而定其籍，年丰则有以取之，民饥则无与振之，故曰义为名而务于诛求者也。诚能复隋唐之法而建其仓，探隋唐之本而行其义，则恤灾弭患、安民泰俗无大于此者。苟不如是而徒立其号，以为征取之术，则不若勿行之愈也。〈同上〉
【废官】
传曰：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明策谓修废官者，如何而为废耶？逸民者，如何而为逸耶？施之于今，修其官者何职？招其人者何方？以考于承学之人。
夫无其官而不补，有其官而不修，皆废官也。无其官而不补，则五官废而五行失其性之类是也；有其官而不修，则乐官不陈诗，国史不明及之类是也。士之术业修、道德备而不见于天下者，此逸民也。伊尹之于莘、太公之于北海是也。修废官则事无不举矣，故曰四方之政行焉；举逸民则人乐为用矣，故曰天下之人归心焉。宜于今者，莫若修先王法度之政而备其官，其责任也明，其绌陟也果。修先王责任之制而兴其贤，使豪杰之士不遗佚于闾巷穷僻之中，如此则任者举汲汲于成天下之务，处者举欣欣于赴天下之用矣。所修者不在一职，所招者不必异礼，而圣人之意得，当今之务适矣。〈同上〉
【黄河】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
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余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
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
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