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是在她二十三岁时，由姑父给说媒，嫁到了姑父的下马峪村，跟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后生曹敦善结了婚。
曹敦善为五，跟着哥哥的小名儿万万往下排，村人们叫他五老万。爹爹曹卓手里虽然有二十多亩地，但在下马峪村那算是穷人。可爹爹还是在农闲时，靠卖苦力让这个小儿子念了三个冬天的书。这就是：爹爹给一家有钱人白铡一冬天牲口吃的草，那个有钱人供曹敦善陪着他的娃娃在应县城上一冬天的学堂。曹敦善尽管是个陪读生，也总共陪了那么三个冬天，但由于他本人的勤奋和好学，居然也学出了个样子，在十年后的1941年，也能在村里的冬闲时当私塾先生，教村里的穷人家的娃娃认“赵钱孙李”“杈杷扫帚”这一类的字，还教他们“人之初，性本善”“天对地，月对风”这一类的知识。
当年县城陪读时认识的一个同窗学友，在1943年的有一天到了下马峪村，偷偷地把曹敦善发展成中共地下党员。第二年，他就离家出走了，在大同的周边地区打游击、搞土改。具体是在哪个县哪个区，他从来没跟家人透露过，只笼统地说是在大同。这倒不是他不说老实话，这是组织的纪律规定的。
1949年的5月1日，共产党接管大同，成立市委。但在这之前，大同一直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是在暗处，不公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在做地下工作。做地下工作的都是单线联系，只认识领导你的人和被你领导的人，各做各的工作，各完成各的任务，别的不多问，问也不知道。为了保密，那些出门在外参加工作的，都把自己的真实姓名变更了。即使是原籍在哪里，家里情况如何这样的问题，也只有组织里的个别人掌握着，其他人是不清楚的。曹敦善的现用名叫楚修德。这个，我妈她根本不知道。
当我妈抱着我来大同的时候，那个叫楚修德的人正在远离大同市八十里的北山区，为了剿清那里“出没无常、时有发生”的土匪活动，没明没黑地工作着。难怪可怜的我妈磨破了嘴皮，跑断了腿，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把个她所知道的“在大同做地下工作”的男人曹敦善给找到。
来到大同的头一夜，我妈和抱着的娃娃是在一处大门洞里度过的。
她原以为还像在乡下那样，幼儿弱女的敲开哪家门还不让住一宿，所以也就没先急着想想夜里该在哪儿睡。等着天已经很黑了，哪儿也打听不到男人的消息，她才开始找住处。第一家只牙开个门缝儿，有个瘦女人在里边问说找谁。我妈解释说从乡下来的找男人没找到。还没等她再把下话说完，瘦女人很生气地说：“你男人不在这儿！”说完“叭”一声把门磕住了。第二家干脆连门也不开，也不问你有什么事，任你敲，不理你。敲第三家时，她就敲就解释，门总还是给打开了。一个男人问，你说你男人是干啥的？我妈回答说是个做地下工作的。那个人说，都啥时代了，还地下工作，我们可不敢留你。说着也把门关住了。我妈有点泄气了，可她一想到背后的娃娃，就鼓起勇气又敲开了一家。
你有钱吗？
有。
有你住店去！
我不是钱。有，我有那个……我妈想说银元又想说洋烟，都没说。
有那个。看你也是个卖货。有那个你就到别处卖去哇。
我妈气灰了，转身就走。走呀走呀，走到了一处高坡儿深门洞。她犹豫了一阵后，一步，一步，迈上了台阶。她没再敲门，坐在了砖地上，她实在是太疲劳了，一步也不想再走了。
外面很静，静得能听见远处的大街上有洋车在按铃儿的声音。
有只狗悄没声儿地“嗖”一下从门洞前窜过。
第二日没等天黑下来，我妈就打问住处。她再不敢去敲居民们的门了，最后在火车站附近选定了一家管吃也管住的客店。三天收一个银元。吃的是份儿饭，中午和晚上各有一个白面馒头，余下是粗粮。最让她高兴的是，这家客店一天三顿饭都有小米稀粥。这样，她的招人就也有的吃了。睡觉的地方是条能躺七八个人的通头大土炕。炕上铺着高粱秸席子。每人给一个枕头，别的啥也没有。我妈很满足。她心说，这总比睡门洞好，总比在半夜把娃娃给凉着好。
一条炕上还住着个奶娃娃的女人。我妈一直在瞅看着她。在她奶完娃娃要扣扣子的时候，我妈提出说也想让她给奶奶我娃娃。那个女人看着我妈。我妈说我没奶，一点也没有。那个女人想想说，那你把稀粥让我喝。我妈说，我给你馒头。那个女人说，行。这样，我妈每天能用自己的两个馒头给她的招人换来两顿奶。可惜的是，那个女人住了三天就走了。我妈还盼着能再住进个奶娃娃的女人，可是又过了三天，还是没盼来。
这不行，光喝米汤这不行，这非得把娃娃给饿坏。我妈退了客店抱着我往城东走去。在前些日找寻男人的时候我妈到过城东，见东门外一过河再上个坡梁有个叫曹夫楼的村子，她心想村里人好说话，就决定去那里给娃娃碰碰运气。她确实也去好了。她在那里找到了点打短工的营干。大同地区的地势高，天凉得快，庄稼也收得早。她帮一家人收割庄稼，条件是让女主人每天给她的招人喂三顿奶。这家的女主人奶足，人也挺好，实际上每天能给我饱饱吃四五顿。我妈很感激这家人，拼着命地给他们受。把该割的都割倒，再一背一背地背回场面，摊开，等着让日头往干晒。这个当中再去地里起山药蛋，背回来入了窖。场面的东西正好也晾干了该打场了。她没明没黑地在那家苦苦受了有半个多月。但她为了娃娃，受死也高兴。
返回到城里，我妈又住进了火车站的那家客店。又是每天大街小巷地绕，见了挂牌子的大门就进，进去问问认不认得一个就在大同做地下工作的叫曹敦善的人。大同的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让她进遍了也问遍了，可就是没问出半点她男人的音讯。
一眨眼，又是半个月过去了。
这当中，她在客店过了个八月十五。
这当中，客店还给所有住店的人白吃了一顿油炸糕。客店掌柜告诉他们说，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就在那一天，楚修德作为剿匪英雄，被市委召回大同参加国庆盛典，出现在了主席台上。第二天的《大同报》报道主席台上的名单，也刊登着“楚修德”这三个字。可是，即使我妈知道楚修德正是她的男人曹敦善，可也没用，她不会看报，因为她是个文盲。
楚修德不知道他的女人正在大同，开完会的当天下午就骑着他的大洋马又回到了北山区。
老天爷一日比一日凉了，杨树叶子也已经开始发黄。一早一晚儿，有的人把棉袄也披在了身上。可我只穿了个夹腰子和一件单褂子，下身光着屁股。我妈也还是来的时候那一身单衣裳。自个儿不说，啥不啥不能把娃娃冷着。她花了一块银元给她的招人买了一个瓜壳帽一双袜子，还买了布和棉花买了针线，给娃娃做了一件棉袍。她把我装扮得好像个小地主。她自己却啥也没舍得添补，因为只剩下两个银元了，她不敢再花了，万一有个特殊的情况，她得把这用在娃娃身上。
又住了五六天，客店掌柜的催我妈交钱。我妈跟他商量说能不能再宽让几日，等找见男人一并儿打。一听没了钱，掌柜的立马变了脸。吩咐伙计往下剥她娃娃身上的衣裳。没办法，她只好拿出洋烟顶了账。
就这样，在又一天的早晨，我妈和她怀里的我饿着肚子让给轰出了客店的大门。
这可咋办呀？
回？回老家？
不！不能！即使是回了娘家村，也保不住得让把招人给硬要走。那可是做不得。那简直是要换梅我的命呢。
不！不回！死也不回。死也要和我的招人死在一起。
我妈正这么想着，客店门房的那个驼背老汉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跟她要走了军用壶，让等着。过了一会儿，老汉给满满地灌来了一壶小米粥，还塞给我妈两个夹着咸菜的玉茭面窝头。
我妈眼泪汪汪地望着驼背老汉急急地走远了，这才坐在马路边喂娃娃。
这件想也没想到的事，更加坚定了我妈不回老家的决心。
好人总要碰到。
要饭也不回去。
对！要就要。要饭怕啥？
偷人抢人丢人，要饭又不丢人。
就是从这天开始，大同城的四大街八小巷六十二条绵绵巷里，又多出了一个要饭鬼，多了一个抱着小孩挎着水壶拄着钢钎的要饭鬼。
这个要饭鬼不但跟人要饭，她还要给她怀里的娃娃要奶吃。
“可怜可怜娃娃哇，给娃娃吃口奶奶儿哇。”起初，她看见奶着娃娃的女人才这么说。
“可怜可怜娃娃哇，给娃娃吃口奶奶儿哇。”后来，她不管跟谁都这么说。
“可怜可怜娃娃哇，给娃娃吃口奶奶儿哇。”再后来，她不管看见人看不见人，就走就这么说。
人们都说她疯了。
她不是疯，她是让娃娃给急的。
眼见得怀里的娃娃一天一天地瘦了下来，她急的。
过了些日，我妈的背后不仅多了一个要饭的布口袋，还多了个一尺高的洋铁桶儿。有时候她给娃娃要不到小米粥，她就用砖头在墙角把铁桶儿架起来，捡些柴炭生着火，自己煮饭。没米就熬面糊糊。米面都没有，就把要来的窝头揉碎，放在桶儿里煮。
熬完粥，火还不能让它熄灭了。穿着单薄衣裳的她靠住墙角，把穿着棉袍的娃娃抱在怀里，让我朝着火的那面，来取暖。我妈就用这样的方法，抱着我熬过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夜。
那日的中午，她从北关要饭回城。进了城门洞，听到有小娃娃的哭声。她不由得就站住了。她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听到有小娃娃的声音就要不由人地站住，她是想求孩子的妈给她的招人喂口奶。这次的声音是从岗房里传出来的。她往前走走，扒在岗房门口往里看。里面有个女人正坐在土炕上给娃娃喂奶。一眼就能看出，那个女人也是个要饭的。她就进去了，求那个女人也“给我的娃娃吃口”。那个女人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说话的当中，那个女人流露出想让她也住在岗房。这些日，我妈正为如何打发这个冬天发着愁，一听这话，她真想往起蹦两下。
招人命好，我就知道招人命好。她心说。
那个女人说她是河南的，家乡常年遭灾，她和男人常年就在外边要饭流浪，要上钱要上粮送回老家。他们就用这种方法养活家里的老人。她还说她男人十天前领着大娃娃刚走，往老家送东西去了。听到这里，我妈忙问她什么时候还来。那个女人说他不来了，还说她男人让她阴历年前也回去。
我就知道招人命好，我招人是正月十五的生日，正月十五过生日的哪有个命不好的。她心里说。
我的招人冻不着了，我的招人又有了家可住了，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她心里说。
我妈高兴得当下就打开自己的包裹，把白糖给那女人分了一半。她的白糖是来大同的时候路过怀仁城买的。当时花了一个银元，那个铺子给了五斤。
我妈很仔细地看了看这个家。有灶台，有炕，有盖窝卷，有锅，有笼，有水桶，有水瓮，有碗，有筷子，还有煤油灯。别的没有了。不对，还有。还有最最好的东西，就是那个女人的奶。够了，够了，这真是个好家。梦梦也梦不到还能住上这么好的家。
我妈说，我老家没有谁要我养活，我要得多了，全给你。
这一夜，我妈和她的招人，在暖和和的屋子里，都香香地睡了一觉。
连住两天，我妈没做别的，就拾柴。拾回一背又一背，都快把岗房的地垛满了。
那个女人比我妈大，我妈叫她河南姐。河南姐叫我妈就叫换梅。河南姐有个女娃娃，叫妞妞，比我大，快两岁了，可她就好哭。我妈说，我的招人不好哭，就好笑。
我妈住进岗房的第三天半夜，门“哗嗒”一声被从外面给推开，站进个男人。我妈猛地坐起来问谁，干啥。进来的人划着根火柴，往炕上照照说，好哇，又一个新的。我妈大声喊说，干啥？出去！那男人说，干什么，我这就告诉你我是干什么。说着，把火柴一扔，就往我妈身上扑来，把她按住了。我妈使出力气，把他推倒在地下。日你妈。这个讨吃子劲儿还挺大。那人说着，爬起身，又向我妈扑来。我妈往旁边一闪，他扑空了。这时，炕上的两个娃娃同时嚎哭起来。一听娃娃哭，我妈发了急，从灶台旮旯摸起钢钎，照那人的头上就是狠狠的一下。那人“妈呀”一声，倒在了地上，再没往起爬。
半天不见那人起来，我妈摸住火柴把灯点着。见他还在地下趴着，她不管死活，搐住膀子把他拖到街外，想了想，又把他拖到城门外。
河南姐早吓坏了。不过她也做了一件大好事，在那个男人扔掉火柴往炕上扑之前，她一手一个，早把俩娃娃拉到了炕角。要不的话，娃娃们非得让砸坏不可。
第二天一早，河南姐把我妈推醒说，那个男人不在了，城门外地下有一大摊血，她全给清理了，看不出了。
事后，河南姐承认说那个男人一有机会就要来，前几天还来过。可自从这次挨了打，再没见过他。她说是不是伤势重，死了。我妈说死了他活该，谁叫他往上扑，谁往上扑也没给他股好的。
河南姐的妞妞，有些日在拉肚子，我妈用自己要的钱买回二斤炒大豆倒在炕上，说是吃了能补肚，让她嚼得烂烂的嘴对嘴喂给妞妞。二斤大豆快吃完一半了，妞妞“妈妈妈”的还要。河南姐说，你咋还没吃饱？妈都快吃饱了你咋还没吃饱？我妈一听这话，不由得笑出了声。河南姐问，你笑啥？我妈打岔说，我笑你的娃娃小嘴甜，整天“妈妈妈”地叫不停。河南姐说，招人也快了。我妈捩头问我说，真的吗？你多会儿才能给妈会说话。说完，我妈不由得红了脸。她这是头一次给娃娃当妈。
河南姐很会要饭，每次出去能要好多东西回来。她还给我妈要回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那种灰棉衣，又脏又破，黑黑的棉花一片片在外面露着。
那天的半后晌，我妈穿着那身又破又肥大的灰棉衣，背着她的要饭布袋，挎着她的水壶，抱着她的招人，拄着她的钢钎，在南戏院门外跟人要饭。她刚说了一句“可怜可怜娃娃哇”，就大张着嘴愣在了那里。她看见了两个人，指画着她，急急地向她走来，走到她跟前。
这两个人一个是她的男人曹敦善，一个是她的弟弟张宏苑。
死哪去了你？我妈冲着男人吼了这么一声，嗓窝哽咽，就再也说不出话，泪蛋蛋急急地扑簌簌滚淌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