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童年的记忆犹如春光，在雨丝一样的往事里，常常涌出来照亮灰暗的天空。
那个小村子，那条巷子，有这样一户人家，男人是接骨匠，女人是个瞎子，他们有个独子叫发子。邻居们叫男人发子爹，叫女人发子妈。外人串门找谁家时，指路的人就会说：“就是发子妈他们那条巷子进去第几家”。
他们是那个巷子的名片。
那时候男人五六十岁吧，络腮胡子盖满下巴。除了下地干农活，他还给找上门来的人接骨，察看伤情后，配上草药涂抹，打上绷带。伤者家属随便给多少钱他都不在意。夏天的黄昏，下地的人回来，偶尔带回来一两条蛇扔给他，他就蹲在大门口取蛇胆。我们一群小孩子围着看他剖蛇，他会示意我们摸摸，胆小的就往后退。他用微笑望着我，我的小手胆怯地伸向蛇光滑冰凉的皮肤，然后，在他的眼神鼓励下，帮他提着蛇，看他褪皮、取胆。回家后，用香皂洗好几遍手，我才敢拿馕吃。下一次，听说有蛇，不管在玩什么，总是撒开脚丫就跑去了。一年到头，四邻八乡总有人找他接骨，他需要好多蛇胆配药。
发子爹常年咳嗽，妈妈说他得的是气管炎。咳得厉害的时候，他的胡子上溅着痰，从中山装衣兜里掏出皱巴巴的手绢，一边喘一边擦。往往这个时候我们一群肆无忌惮的孩子正在他家的果树上上蹿下跳。没几年，他死了，在他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有人慕名来找他接骨。
发子妈瘦小单薄，什么也看不见。她给爷俩做饭洗衣，还给人带孩子。村里有几户公家人，他们的孩子就放在发子家，让发子妈给带着。每天，巷子里的人都能看到这样一幅画面：阳光透过高大的白杨树洒在斑驳的土路上，两个五六岁的小女孩一左一右牵着发子妈，身前身后跳跃着两三个男孩。这些毛孩儿是发子妈的眼睛，护送发子妈到我家找我奶奶。两个小脚老奶奶坐着拉话时，一群孩子在院子里疯玩，到晌午了，又前呼后拥地回去了，天天如此。
那会儿的人和现在想法不一样，没有人顾虑一个瞎子带孩子是否安全，饭菜是否卫生，她们都那么信任善良的发子妈。一拨孩子上学了，又一拨孩子送来了。她带过的孩子，总在大年初一爬起来，争着抢着第一个去给她拜年。放学路上遇到她，还会牵她的手送她到要去的地方。即使在发子爹死后，发子也没有辍学，这些乡亲给发子妈的保姆费，把发子培养成了一名教师。奶奶经常让我给发子妈送菜，果树荫荫的院里，孩子们围着发子妈叽叽喳喳不消停。
发子妈已经六十多岁了，她佝着背，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着，连她自己都说不清带大了多少个孩子。她终于苦尽甘来，儿子娶了媳妇，有了孙子。媳妇也是老师，很贤惠，邻居们说，发子妈算是熬出来了。她乐呵呵地带着孙子，依旧每天背着孙子来我家玩。放学以后，胖孙子就在我们这些大孩子背上传来传去，在我们的皮筋、毽子飞舞中，时光如梭，小的长大了，老的更老了。
发子妈也死了，在一大群孩子给她拜过年以后的一个飘着雪花的午后，邻居们送走了她。她带过的孩子大大小小戴着孝布跪了一大片，巷子里女人们抹着眼泪说，发子妈这一辈子没有白活，这些娃娃都是她的眼睛。
一年又一年，小巷和从前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生离死别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苹果树依然在春天静悄悄地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