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87年年初经考试得到一次到设在瑞士日内瓦的CERN（欧洲核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的机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那第一次接触到另一个世界的新奇和巨大冲击，今天想起还如同昨日。现在“出去看看”对国人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几日游，即便是一般收入的家庭也多能承担得起。尤其是国内物质生活与西方的水平已不相上下，互联网让国人对外面的世界并不陌生，出国人的感受自与我当年不可同语。因此二十年前我所经历的一些往事，现在咀嚼起来别有一番“想当年”的意趣，还是值得记述的。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
欧洲核能研究中心跨在瑞士和法国的边境线上，主设施都在瑞士一侧，法国境内也有一些实验室和办公室。初到日内瓦，我住在了CERN设在法国境内的招待所。招待所不大，三层小楼，每层有八个房间，一个公用厕所，两个公用浴室，外加一个厨房。因为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与欧洲人不同，招待所的接待人员总是尽可能地将中国来访人员安排在同一层楼上。每天晚上中国人在一起做饭、聊天，使我不觉身处异国他乡的寂寞。可是白天用英语思考、对话，晚上回到母语环境，这种截然的思维转换让我感到挺不适应；同时也太想利用这次难得的出国机会，脱离开中文的语言环境，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尽快地融入当地的生活，更多地了解欧洲人的民风和文化。于是，在这个招待所住了不多的几日，我就到CERN的住房服务办公室寻找新的住处了。我的运气太好了，就在我向住房办公室的毛纳先生递交了找房申请表的第二天，康姆特太太向毛纳先生提出希望再介绍一个新房客给她，她家的一个房客过几天要走了。
康姆特太太出租房间给到CERN短期工作的外国人有二十多年的历史，算是CERN的老主顾了。毛纳先生告诉我，她的房子不错，只是离飞机场近，可能吵一些，让我先去看看再做决定。当天下午，办公室一位热心的同事开着车帮我找到了康姆特太太的房子。那是日内瓦郊外米冉镇的老区，没有高大的现代化公寓，是一片幽静的花园式住宅区。竹篱、铁丝网的矮篱，围出了一个个美丽的院落。穿过片片绿色的草坪、密密的果林，弯曲的石径通向座座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形态各异、小巧可爱的房子，就像小时候梦中游过的《格林童话》描述的仙境。能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住处，飞机的噪音真是无须计较的小事。我在这里住下来就再也没有搬。在CERN工作的九个月中，我曾经到美国上了一个月的加速器学校，那个月我宁肯白交一个月的房钱（相当于那时我在国内两年工资的一笔巨款）也没有舍得退掉房间。
康姆特太太的房子是一幢二层小楼，楼上三个客房，两大一小，楼下也是三个客房。楼上、楼下都有一个公用浴室，只是楼下多了一间公用厨房，因此楼下的房间要贵一些。空出来可让我租住的是楼上的小间，是六个客房中最便宜的一间，我的运气挺不错。陪我看房的同事是个德国人，可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不知用了什么招数，将康姆特太太哄得眉开眼笑，竟然恩准我免费和楼下的房客一起使用厨房。康姆特太太和她的儿子、女儿也住在楼下。他们的住室在房子的另一侧，用一个门和房客们隔开，他们有自己的浴室和厨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以为康姆特太太的女儿是她的儿媳妇，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原来是女儿。康姆特太太总有七十多岁了，一双儿女看上去也有四十多岁，两人每日不声不响，女儿替房客打扫卫生，儿子整理院落的花草，房子里整日静悄悄的，只有康姆特太太的声音时不时地尖锐响起。我听不懂法语，猜测不是在对女儿发脾气，就是在对儿子不满意。因为我不会说法语，始终没有和康姆特太太建立起友善的关系，可是在这所房子里我结识了不少好朋友。
冠军皮埃尔
搬进康姆特太太家见到的第一个房客就是皮埃尔。他住在一楼紧靠厨房的一间小屋内，矮矮的个子，稀疏柔软的黄发在脑后滑稽地留出一小撮长达肩际。我在巴黎曾看到一些男青年把这一小撮头发编成一根细细的辫子，还好，皮埃尔的这一撮并没有如此梳理，否则第一次看到他，我会抑制不住自己笑出声来。
那是我搬进去的第一天到厨房烧开水，一下楼梯就碰上了皮埃尔。他尾随着我进了厨房，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国人，还顺便介绍了一楼住的另两个房客：一个是意大利小伙子，一个是德国姑娘。皮埃尔的英语讲得不错，我告诉他我一句法语也讲不来，以后与康姆特太太打交道，还要请他多帮忙。他一口答应了，颇显出两肋插刀的意气。以后凡是我在厨房做饭，康姆特太太突然冲进来朝着我大喊大叫，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就赶紧去敲皮埃尔的门求救，常常是我的手指还没有扣到门，门就已经开了。皮埃尔笑眯眯地站在那里，甜甜地招呼一声康姆特太太，老太太就立即转身冲着他嚷嚷起来。皮埃尔总是微笑地、耐心地听老太太唠叨，偶尔答上一句、两句，但是从来不充当我和老太太之间的翻译。最后不知怎么，在皮埃尔三言两语之后，老太太突然又高兴起来，哈哈笑着向我摆摆手，宣布休战。真如夏日雷雨，来得骤然，去也骤然。我急急向皮埃尔讨教，我做错了什么事引得老太太如此光火？他又向老太太说了些什么化解了老太太的怒气？皮埃尔总是耸耸肩膀，两手一摊：“没什么，你别在意。根本问题是她太老了，看到我们年轻就不高兴。”说完便哈哈大笑，一脸诡秘之色。我只好将信将疑地陪他一起“哈哈哈……”完事。
皮埃尔的生活十分规律，每天清晨六点左右就骑着他的跑车出去训练，他告诉我他的最好成绩是获得过法国大学生自行车赛的冠军。现在他二十六岁了，体力已大不如前，但是他准备再拼一拼，争取挤进全国赛的前三名，进入法国国家队。我真不敢相信，我原来与法国这个自行车王国第一流的运动员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而他的职业竟然是个工程师，只是业余时间进行训练。
只要我按时下班回到住处，总能碰到皮埃尔正推着跑车出门。他微笑着向我招招手，翻身跨上坐骑，挟着一股清新的爽朗的风从我身边一擦而过。皮埃尔肌肉粗壮、棱角分明的双腿有力地蹬踏着脚板，只几秒钟就消逝在公路的坡后。我总喜欢站在那里遐想一会儿，想象着皮埃尔风一般掠过边境哨卡，向着鲁拉山脉的深处飞驰而去。
每个星期五下班回到住处，皮埃尔把他的宝贝自行车装到他那辆红色小巧的汽车顶棚上，从车窗里探出头向正在厨房里忙碌的我招招手，一溜烟地没影了，他这是回法国小镇的自己家与妻子共度周末了。我问他为什么回家还带着自行车。他说，星期天要进行一整天的训练，而且他住的镇子上常常会在周末举行比赛。要知道他是镇上家喻户晓的英雄，每场比赛是一定要参加的。他曾经给我看过他精心剪贴收藏的报纸，其中有他第一次获得镇上比赛冠军的照片。那是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身旁的自行车显得那么大。再以后，自行车越变越小，那个自信、健壮，每一块肌肉都散发出不可藏匿的青春气息的金发青年，便是获得全国大学生冠军头衔的皮埃尔。
“我要参加世界比赛。”皮埃尔从我手中轻轻抽回那本剪报本，“到时送一张穿国家队运动服的照片给你。”
瑞士的生活费用很高，牛奶、黄油、面包的价格都是法国那边的好几倍，很多拿国内工资的美国人、德国人对瑞士的物价都叫苦不迭。我在CERN拿的是生活津贴，这比在CERN实习的大学生的工资还要低好多，对瑞士物价的感受就更不用说了。住在瑞士的中国人多半利用周末骑车到法国去赶集，在那边的市场上买回一周的口粮。有一个周末，我因为不能去法国采购，就请皮埃尔帮我代买一周的食品。星期一的晚上下班回到住处，打开属于我的柜橱，发现里面已经塞满了牛奶、面包，还有一大块黄油。“这是我给你买的。够不够？”不知什么时候皮埃尔已经站在我的身后，偏着头微笑地看着我。说实在，这些东西我两星期也吃不完。“够了，太够了！”我连声地道谢，赶紧摸出钱包付钱。皮埃尔拦住了我：“这是我送给你的。”我一下愣了。在我印象中，外国人是从不轻易为别人付钱买东西的。“不，不，是我请你买的，怎么能不给钱呢！”“你比我更需要这些东西。我很高兴这么做。”皮埃尔一脸的诚恳。看着他收回去的微笑，我拿钱的手停在了那里，很怕我的钱会让他不高兴。“好吧，我收下，可下次我再也不会请你帮忙买东西了。”我断然地说。皮埃尔嘻嘻地笑了。
回到房里，我想来想去心里不踏实，觉得这事办得真是不好。翻了半天箱子，找出了一个从国内带来的小巧精致的指甲刀，又翻出一个有金色小铃的钥匙环配上，拿在手里去敲皮埃尔的门。我提着钥匙环在皮埃尔的眼前一晃，小铃发出轻轻的叮叮声。皮埃尔的眼睛一下亮了：“给我的？”一把就抓住了这两件小东西，然后双手捧着细细地翻来覆去地看，“哇，太感谢了！”看得出，他真的喜欢。再一个星期一，他在厨房里碰到我，一本正经地说：“我的妻子很喜欢你的礼物，她让我转达对你的谢意。”真想不到，皮埃尔和妻子会这样郑重地对待两件小小的玩意，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后来，皮埃尔的妻子，一个学法律的大学生来瑞士过暑假。康姆特太太只接受单身房客，他只好另找房子搬走了。他搬家的那天我不在，连个再见都没说上。临回国的前两个星期我在CERN偶然又碰上了皮埃尔，我告诉他我就要回中国了。他流露出惜别之情，说他可能很快也要回法国了，他的妻子大学毕业了，很快就要拿到律师开业执照，他要随妻子去她工作的城市居住。我知道我们无缘再见了。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萍水相逢的朋友，许多人当时是朋友，分了手，就渐渐忘却了。可我不会忘记皮埃尔：一个酷爱自行车运动的法国青年，一个热心帮助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的法国青年。只可惜我没有留下一张他的照片。
多米尼加给我上的课
见到多米尼加是在我搬入康姆特太太房子的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厨房吃饭，进来一个小伙子。“Hello！（你好）”声音很亲切、友好。他给我的第一印象不错，显得单纯、天真，一头卷卷的黑发，大大的眼睛也是黑色的，高鼻梁上架一副深色边框的眼镜，年轻人的活跃中又透着几分老成。我想，这大概就是皮埃尔说的意大利小伙子了。我报以“Hello！”和一个中国式的大姐微笑，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他匆匆拿了件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周末。早晨我在厨房吃饭，多米尼加也进来用餐，我们就边吃边聊。知道我是一个人在这里，他直爽地问：“我们一起进城好吗？”我说：“行。”“那我等你，十五分钟后楼下见。”真简单！他也不调查调查我的表现、政治面貌、思想倾向……。即使“文化大革命”过去了六七年，这种交友前的思考模式在中国还是普遍盛行的，多米尼加的见面熟，让我觉得有几分新奇。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一路聊了起来。首先自然是互通姓名。我这几天记外国人的名字已经是头昏脑涨，幸亏他的名字与多米尼加这个国家几乎同音，管它是否准确，能凑合着记住就行。好在他也并不认真纠正。多米尼加的英语，说心里话，我实不敢恭维，不过我的英语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我俩连蒙带唬地，交流还真没问题。“我哥哥公司里有几个中国人，他们和我哥哥是好朋友。”原来如此，看来受哥哥影响，所以对我这个中国人十分友善。“听说你们中国人在这里挣钱，回到中国花有困难，是吗？我哥哥的那几个中国朋友都在香港买东西。”这话问得可有点愣，中国已经不是铁幕后的国度了。我告诉他，现在中国已有了免税商店，用外汇买东西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回国后要在规定的期限内购物，否则指标就作废了。他听了，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我在大学有个老师在美国工作了很多年，他在那里碰到很多中国人。你知道我的老师怎么看中国人吗？”“怎么看？”我以为评价会很不错。因为据我所知，国内很多学生在美国十分出色。“他说你们中国人是slave（奴隶）。”
“Slave？”
“不是好词，我很抱歉。”
我赶紧拿出须臾不离身的小字典，slave：奴隶。我有点不高兴了。哪有刚刚认识，就对我这个中国人这么评价我的同胞的，未免太唐突了。“你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多米尼加根本看不出我的不悦，回答说：“老师说中国人挣得很少，可他们认为已经得到很多很多了。老板交给他们一个项目，他们就没日没夜地去做，不休息，不玩儿，一个劲地干，老板却因此得到了时间去干他自己想干的事。等中国人的工作完成了，老板拿现成的结果。中国人又得按老板的要求去干新的项目。他们只知道按老板的布置去干，甘愿受人驱使，不就像奴隶一样吗？”
我一时无言以对。我一向以为中国人的勤奋是最可引为自豪的中华美德，没想到这个年轻的意大利人和他的老师竟然是如此看待这种我们引以为荣的品德的。我得感谢这个年轻人的坦诚，让我了解到中国人的“勤劳”其实给至少是一部分外国人留下的并不是“好印象”。后来过复活节时，我和一些朋友到巴黎玩了五天，回来挨了在CERN管理我们这些中国访问学者的负责人的好一顿批，这位领导要求我们假日也要工作，以给外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我似乎对多米尼加的思维方式不怎么反感了，甚至感到他的分析不无道理。我不禁又想起了到CERN工作的第一天的午休时间，我一人待在办公室记上午工作中遇到的单词，我的老板走进来坚决地制止了我：“Never（从不），ever（永远）！”“你要学习工作，你也要学习生活，你到这里应该学习这里的一切！”我似乎领悟到这些外国人的思维：一个只知道工作的人不是真正的人，只是工作的奴隶——他们并不推崇这种精神。
除了皮埃尔、多米尼加，楼下住着的另一个房客是位叫萨宾娜的德国姑娘。萨宾娜是搞物理的，在CERN已经工作了两年，她的合同还有一年才到期。这是个非常勤奋的姑娘，从不睡懒觉，每天很早就起来锻炼，星期天也不休息；只是太不拘小节，对别人是否已经起床不管不顾，只要自己起来了，就搞得叮当乱响，搅得别人也睡不成。早锻炼回来后，在洗澡间磨磨蹭蹭且出不来，光是嗡嗡地吹头发就要花半个小时。开始皮埃尔和多米尼加只是抱怨、抱怨，事情似乎还不太严重，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萨宾娜上班的时间推迟了，每天早晨的洗澡时间改在了七点，而恰恰这时多米尼加的老板要求他每天必须在八点半前到达办公室，事情因此开始有些不妙。一天晚上，多米尼加对我说：“昨天早晨萨宾娜在洗澡间整整待了一个钟头，我只好在厨房洗脸，我太生气了。今天早晨我听见她锻炼回来的声音，赶紧从床上爬起来，抢在她前边冲进了洗澡间。”我想象着多米尼加冲刺般钻进洗澡间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我在里面故意泡了一个钟头才出来。我就是要气气她，看她怎么办！”我说：“这可不太好，你这样做有点差劲。”多米尼加立即激愤地反驳说：“为什么她可以在洗澡间待上一个小时，我就不行？为什么你不说她不好，反而觉得我不对？”这可让我怎么回答呢？告诉他我们中国人信奉互相谦让，他会说：其实你们中国人最爱斗来斗去了；告诉他中国人遵循有事好商量、别伤了和气的原则，他会说：干吗要讲和气，我们对洗澡间有平等的使用权，她怎么干，我也怎么干。是啊，思维方式不一样，很难讲得通。不过萨宾娜是真生气了。晚上，我、皮埃尔、多米尼加正在厨房聊天，她进来拿东西，只淡淡地对我一笑，对其他两位故意摆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剩下我和多米尼加两人在厨房时，萨宾娜走过来无缘无故地从外边将厨房门拉上，我俩正奇怪所为何来，就听见她“哐哐”进了洗澡间，哗哗地响起了一片水声。多米尼加被这个明显的挑衅惹恼了，立即站起来冲到门那儿，将厨房门一把拉开，门被重重地撞到墙上发出“咚”的一声。我想，如果这时萨宾娜还在走廊，一场战争是不可避免了。
好在多米尼加很快就搬走了，否则真不知这场浴室争夺战如何了结。多米尼加搬走的原因是他的女朋友要来日内瓦休假，无论他如何向康姆特太太求情，老太太就是不允许他的女朋友也住在这里。无可奈何，他只好另外找了地方。
无巧不成书，没想到十五年之后，当我转到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工作时，又遇到了多米尼加。他已是人到中年，一头卷卷的黑发中间已经开谢。这次他不是我的邻居而是我的顶头上司了，领导着我和另一位退休后返聘的日裔美籍高级工程师做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第三代光源的磁铁项目。他那种好争好斗、不大看得起亚洲人的个性似乎发展得更甚了些，领导了我俩不多的时候，那位资深日裔磁铁专家就忍无可忍，拒绝执行多米尼加一个接一个的指令。日裔专家跟我聊起来，大有“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之势。上边没有办法，项目已经开始，两个人舍了谁都麻烦，只好撤了多米尼加的组长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饭碗，由工程的总工程师对我们三人实施直线领导，项目才得以安然完成。我这时悟出，即便中国人有很多缺欠，有很多不足，需要向其他的民族取长补短，其他族裔的人又何尝不应如此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短处和长处，要在美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国家中工作和生存，所有种族的人都要了解、包容、宽待其他族裔的文化，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融洽相处，合力工作。多米尼加的悟性似乎差了一些。
多彩的克丽斯婷
皮埃尔搬走后不久，一位在联合国总部担任翻译的英国中年妇女顶替了他的位置。她叫克丽斯婷。我终于有了一位母语是英文的邻居。初次见面，克丽斯婷就对我滔滔不绝地呱呱啦啦，听得我云里雾里，只得不好意思地打断她，请她放慢速度。自此，她成了我的不收费的英语教师。只要晚上能在厨房碰面，她就至少和我聊上半个钟头，训练我的听力。她还时不时地让我品尝她烹调的“美味”。其实不过就是一锅“大杂烩”，七七八八的蔬菜混在一起，加盐加水一煮就成了。回报她的好意，我也常请她和我一同进餐。康姆特太太不允许炒菜，再加那时日内瓦也买不到中国调料，我所做的无非是鸡蛋饼，凉拌土豆丝、芹菜丝什么的，克丽斯婷总是对我的饭菜赞不绝口。
克丽斯婷讲得一口漂亮的法语，在我听来和法国人没有什么两样，再加上她说话时丰富的面部表情和肢体动作，就更是优美动人。她把康姆特太太哄得团团转，本来一天到晚阴沉着个脸，好像所有的房客都欠她房钱的老太太，只要一见到克丽斯婷，满脸的皱纹便笑成了一朵菊花。克丽斯婷不无炫耀地对我说，老太太的房子只租给年轻人，她这种中年妇女老太太是坚决拒租的，可是她有本事三下五除二就将老太太拿下，高高兴兴地把房子租给了她。而且她还从老太太嘴里套出和老太太同住的一男一女是老太太的儿子和女儿，她猜老太太不愿意有中年男女入住，大概是怕勾引走她的一对宝贝儿。克丽斯婷边说边摇头：“可怜的人儿，老太太不死他们永远不会有自由。”
看到克丽斯婷和老太太的关系如此之好，我就请求她帮帮我。我告诉她，在CERN的招待所用洗衣机洗一次衣服，相当于我在中国一个星期的工资，而且我只有两套内衣可供换洗，无法像从其他国家来的人那样，攒一大堆衣服再抱去用洗衣机洗一次，因此我总是每晚洗澡后将换下的内衣用手洗干净晾在自己的屋内。老太太为此常常向我咆哮，有时甚至把没有全干的衣服扔到我的床上来表达她的愤怒。我告诉克丽斯婷，其实我是将衣服拧得干得不能再干了，保证不会有一滴水滴到地板上的，老太太这样对待我实在没有道理。克丽斯婷一口答应了帮助我去向老太太讲情。联合国的雇员大概有着非同一般的谈判本领，从此老太太再也没有因为洗衣服的事找我的麻烦，而且对我的态度也明显地好转，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许多。
多米尼加搬走后，他的房间住进了克丽斯婷的一位年轻的同事依塔。依塔也是英国人，和克丽斯婷在一起担任翻译，不过她是实习生，不似克丽斯婷是联合国的正式雇员。从依塔嘴里，我知道了克丽斯婷是个单身女人，在日内瓦多年，没有固定的住处，多半时间是给外出度假或出差的同事们看房子而获得免费住宿；遇到没有房子可看的时候，就临时找像康姆特太太这样的单间房子住上一阵。依塔觉得克丽斯婷的生活方式简直不可思议。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吃饭，一脸青春焕发的克丽斯婷飘了进来。我见状问：“会男朋友去了？”其实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并不真的以为如此。没想到克丽斯婷双目一下睁了个滚圆，流溢出灿灿星光：“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新来的泰国小伙子约我做客，一进他的房间，就一下把我抱了起来，然后将我扔到床上。你说我真有这么年轻？真有这么大的魅力？一下子就征服了这个年轻人？”我听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出话来。看到克丽斯婷一脸的灿烂即将消失，我赶紧说：“你确实显得非常年轻，根本看不出是四十多岁的人。我看你至多三十出头。”“是吗？我知道我显得很年轻，别人都这么说，这在我们英国女人中是不多见的，我知道我有多幸运！”从那天起，我有好长时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克丽斯婷。这事若发生在当时的中国，她可就是只“破鞋”。克丽斯婷却是一如既往地对我一腔的热情洋溢。有一天早晨我进厨房吃饭，看到属于我的那张椅子背上堆满了衣服，还有一张纸条：“南：这些衣服是给你的。——克丽斯婷”我把衣服抱到楼上，一件件地试，件件合身漂亮，于是我立即挑了一件穿着上班去了。晚上在厨房碰到克丽斯婷，看见我已经穿上了她送的衣服，立即露出一脸的欢乐。她说：“都是我的衣服，虽然不是新的，可是都没有穿过几次。我的衣服太多了，你的衣服太少了，我应该分给你一些。”真是让我不能不感动了。
离开日内瓦回到中国后，年年的圣诞节都会收到克丽斯婷划拉得龙飞凤舞的小贺卡，而且她的贺卡几乎总是第一个到来。她总是三言两语地告诉我她上一年去了科索沃，去了索马里，去了泰国……太苦的旅行了……但是我在那里工作得很愉快……后来有一年的贺卡她告诉我他鳏居多年的父亲又结婚了，她替老两口在英国买了一栋房子，她感到十分幸福，能为父亲做了这样一件事。克丽斯婷再一次让我感动了。五十岁的她自己还过着飘来飘去的生活，却把艰辛积攒下的钱给年迈的父亲买了一个安乐窝。前年的贺卡中多了一张照片：她和丈夫与父母的合影。她说她终于结婚了，丈夫比她小三十多岁，是个在联合国工作的泰国人，他们在日内瓦有了固定的住处，以后给她寄信，可以就用这个地址了，不需再换来换去。照片上的克丽斯婷明显地老了，但是笑容依然像身着的衣服一样鲜艳青春。四个人看上去都很快乐和幸福。我知道在联合国供职的老妇女有娶小女婿的传统。那一年我们部门七十岁的大秘书退休（CERN是相当于联合国的国际机构，她的汽车挂着高级外交官的牌照），退休聚会上老太太大大方方地向与会者介绍她的未婚夫：一个三十出头的伊朗小伙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老少搭配，少见多怪地嘴巴张得下巴差点儿砸到地上。
今年的贺卡上克丽斯婷说她准备2007年到美国旅游，让我等着她。我当然要等了！而且准备回赠她一份厚厚的礼物。
自寻苦吃
从地图上看，日内瓦像人伸出的舌头深入法国境内。她的三面被法国的山脉包裹着，一面临日内瓦湖，景色秀丽而迷人。但是日内瓦人却并不像这景色一样那么温柔典雅，他们充满着冒险和玩命的精神。一到冬天，大街上架着拐杖、吊着胳膊的人随处可见，那都是滑雪摔的。
法国自行车运动极为普及，日内瓦受其影响，小孩子、年轻人都喜欢骑车。特别是儿童，傍晚时分，在住宅区内的每一块绿地上，你都能看到他们。大至十一二岁，小到两三岁的孩童们娴熟地骑着车在草坪中穿梭玩耍，一个追着一个，大声欢叫着，做出各种急停、急转，提起前轮的危险动作，摔倒了即刻爬起来，每每看得我心惊肉跳，却很少看到有家长在一旁关顾、照料。
瑞士的马路没有自行车道，而且是上上下下，很不坦直，骑车人与汽车并行，骑的又都是跑车。我骑车上下班小心翼翼，尤其下坡时一定踩着闸，严格控制住速度。可是那些当地人下坡时撒了欢地尽情享受惯性带来的飞翔感，他们从汽车的旁边一闪而过，面无惧色，真是疯狂。不过这些还不算太怎样，我在日内瓦山上遇到过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玩儿命的骑车人。
日内瓦山的本名是Seleve。因为就在日内瓦的城边上，人们习惯地称她日内瓦山。她并不高，但一面是悬崖峭壁，供人们攀登的山路狭窄而崎岖，几步一个急转弯，石头连石头，石头上还盖满了多年的落叶，被雨雪浸泡得十分滑腻。上山不易，下山更为困难，我们都是手扶着道旁的树枝小心地一步步向下蹭，生怕一步没踩好，向一侧的绝壁滚落下去。就是在这样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骑车的小伙子，不是亲眼所见，简直不能相信这样的路上可以骑车。当时我们一行人正扶着路旁的小树歇息，突然从上边的急转弯处闪出一个骑车人。为了躲避我们，他扭转了车把，一下撞到一块大石头上，下冲的惯性将他连车一起高高抛起。我吓得叫了起来，以为他会一个倒栽葱翻下山去。没想到“吱”的一声，小伙子已刹住了车，稳稳地站下了。他好像根本没有听到我的惊呼，看都不看我们这行人一眼，显出一副对自己极不满意的神情，扛起了自行车往回返去。一会儿工夫又见他冲出了那个急转弯。这次他在就要撞到那块大石头前急转车把，轻巧地绕过去了。我们看着他一个急转又一个急转地躲避着路上的石头，势不可挡地向下冲去，直到来不及绕开另一块石头。在石头前他一个急刹车停住，摇了摇头，下了车扛起了自行车又爬了上来。就这么下了上、上了下地来回折腾，一遍遍地冲，冲得越来越远，渐渐地消失在树丛中。下得山来，我们一个个已是精疲力竭，真不相信那个小伙子就是从我们一步一出溜地走过的山路上骑下来的。一个人敢于在这样的路上骑车，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他不敢走的路了。我想起不知哪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在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面前，那些生存下来的人，不是体魄最强健的人，而多半是有着坚强意志的人，这些人有着健全的神经系统，在突然的灾难面前，镇静自若，因而能急速做出反应，摆脱困境。
我从此不再以为生活在安逸环境中的人，必定都是被娇惯坏了的。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安于舒适的生活，自寻艰苦，在与苦搏斗的过程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练就出坚强的品格。
五花八门的车票
日内瓦公共汽车的行车时刻表贴在汽车站牌的下面，在这个车站几时几刻何路车停，一目了然。汽车运行十分准时。每日上下班高峰，每隔四分钟就有一趟车。因此一般在日内瓦乘公交车上班的人都是踩着点去车站，不会把时间白白浪费在等车上。每个公共汽车站都有一个自动售票机，三站地之内零点九个瑞士法郎一张票，三站以上一点五个瑞郎。老人、儿童半价。一张车票有效期为一小时，凭这张车票可以在一小时之内乘坐市内的任何一路公共汽车而不需再买票。或者也可买八点五瑞郎限乘六次（一小时为一次，不是一趟车为一次），或五点六瑞郎限乘八次，但每趟乘坐不可超过三站的大票。每次上车前，只需将票送入站牌旁的机器，机器就会自动在票上敲下一角，并记录上你送票的那一时刻，一个小时的时限即从该时刻算起。如果你感觉一个小时太紧张，可以买六瑞郎的日票，上车前将票送入机器，票上就打印出该时刻的年、月、日，一天之内即可凭此票在日内瓦城及郊区乘坐任何一路车，畅通无阻。如果是天天上下班，且上班的地方在三站以外，购买月票则更经济。月票四十五瑞郎一张，不需贴照片，不限人使用，城郊通用。如果你的朋友周末想出门，而你恰恰待在家里，就可把月票合法地借给朋友，将月票的价值利用到最高。若想进一步省钱，还有一种三十五瑞郎的月票可供选择。这种便宜了十瑞郎的月票将乘车时间限制在早、晚各一小时的时间之内。瑞士人很富有，一张四十五瑞郎的月票与一般收入的瑞士人的工资相比，不过几毛钱的事情。但是生活在世界银行之都的瑞士人太会算计了，他们花钱十分精细，不合算的钱决不乱花。汽车公司为适应瑞士人的特点，想出了这么多的点子吸引国人使用公共交通，在小汽车极为发达的国度里，公共汽车业能够长盛不衰，使没有小汽车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没有感到出行的不便，不能不认为是经营有方的结果。
日内瓦的公共汽车司机只开车，不管售票、查票。我到日内瓦一个半月后才第一次碰到穿着制服上车查票的人，在日内瓦要想坐“蹭车”是太容易了。但是我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月，没有遇见一个坐“蹭车”的人。
一次，我看到一个黑人妇女赶车，来不及在机器上卡车票，司机还是让她上了车。等到下一站车停稳后，这位妇女先是向司机道了“对不起”，司机礼貌地点了点头，耐心地等着她下车卡票，待这位乘客再次上车后，司机才将车启动。
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位从英国来日内瓦旅游的妇女，按照英国的规矩上车后向司机买票，司机没有指示她立即下车去从机器中买票，只是摆了摆手，待车开到下一站时，司机抢先下了车，礼貌地站在售票机旁。那位英国妇女恍然大悟，赶紧下车掏出了钱包，司机伸出两个指头，从敞开的钱包里夹出了所需的硬币投入售票机，待车票从出票口吐出后，又彬彬有礼地将票递到妇女手中，然后一个优雅的转身，从车头绕到司机座位的一侧上了车。到了那位妇女要到的地方，司机又回过头来招呼她下车，并告诉她一个小时之内不用再买票。真是服务到家了。
据说一旦发现逃票，是要罚款的，罚款额是三十瑞郎，这个数目真不算大。多米尼加告诉我，意大利的公共汽车有专人售票、专人查票，如果将瑞士的这套公共汽车售票系统搬到意大利，意大利大概得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逃票。日内瓦公共汽车售票系统实际是建立在瑞士人高度公德的基石上的，就连车门的开关都是由乘客自己掌握。车门内、外都有按钮，上车的人按设在门外的按钮，下车的人按设在门内的按钮，因此不会有车门夹人，或者到站因为该站无人等车而不开车门的情况发生。
坐汽车如此，乘火车也一样。我去巴黎乘高速火车来回，从进站、上车到到达终点出站，每一个环节都无人查票。你不能不承认人家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准是太高了。
亲见一墙相隔的两个世界
在瑞士生活了九个月，我的访问学者的生活结束了。像大多数从日内瓦返国的中国人一样，我选择了从欧洲乘火车回国的路线。因为我在CERN打乒乓球结识的一个德国朋友有亲戚在西柏林，我又比其他中国人多得了一个在西柏林停留后从柏林墙穿过进入“社会主义阵营”返回中国的机会。
我原来一直不能想象地处东德腹地的孤岛西柏林是如何与另一个世界隔绝开的，使西德以外的德国人不能自由进入该区，待自己亲历了，才了解了其中的所以。
我是从西德的海德堡上的车，在到达东德边界之前停了几站，有人上下。火车一进入东德境内，车窗便立即被全部锁死，一站不停，一直开到西柏林，我这才知道生活在东德的人何以无法通过扒火车，逃往西柏林。我的大部分行李那位朋友已经帮助我先带到了西柏林，我的计划是到达西柏林的第二天一早先将行李运到东柏林的火车站发往北京，而后购买到莫斯科的火车票，中午返回西柏林玩半天，第二天的上午再在西柏林滞留半日，中午二次过境进入东柏林游览，住一晚，次日乘火车去苏联。结果我自以为周全的算计，是彻底地失算了。
20世纪80年代的末期，国内物资尚十分匮乏，我准备发运的行李中甚至包括了镜子、洗碗的泡沫海绵这类现今的中国哪儿都能买到的日用品。朋友从西柏林的火车站帮助我用手推车将行李送到了通往东柏林等候过关的排队处，将行李从车上卸下，他瞅瞅两个各一立方米之巨，重量有几十公斤的纸箱，摇了摇头：“祝你好运！”看着朋友返回西柏林的身影，我立即感到了孤独。东柏林的火车站是没有行李推车的，我像耗子一样，将一个纸箱子拖出几米，再返回去拖另一个纸箱，令两个纸箱始终保持在我的视野之内。就这么来回倒着，将两个纸箱拖到了东柏林火车站的行李发运处，却发现那里铁栅栏门紧锁，且门上没有任何说明。这下我可傻了眼儿，只好对每一个经过我眼跟前的人问上一句：“请问，您讲英文吗？”（这是我速成仅会的几句德文中的一句）人们都摇头而过。我才发现我真正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西德，每一个年轻人都讲得一口不错的英文，而这里几乎没有一个年轻人会说。后来到了莫斯科碰到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才知道东德的青年学的是俄文。正在我濒于绝望之际，碰到一个会讲几句英文的姑娘，且十分的友好。她告诉我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托运处要到下午两点才开门。我一看表，才刚刚过十二点，没有办法，只好等吧。难得那位姑娘如此热心，说两点钟的时候她会回来，帮助我办托运手续。
百无聊赖地盯着我那两个宝贝纸箱子，熬到两点，方见一男一女姗姗地走来，开了铁栅栏门。那位会英语的姑娘也准时出现了。我填好了发货单，交了运费，待两位工作人员准备将纸箱运进仓库时出了问题，他们一个劲地摇头。经那位姑娘的翻译，我才知道，他们说我的纸箱子光用绳子捆了不行，不结实，周边要用胶带条封好才行。这下我又傻眼儿了。那位姑娘建议我进城去买胶带条，并抱歉地说她不能陪我去了：“祝你好运！”我对她千恩万谢，告诉她我此时确实需要好运。好在行李可以放在托运处，我可轻装出发寻找胶带条。出得车站，方知谈何容易，四顾茫茫，无人能够听懂我的语言。好不容易连比画带猜，终于有人明白了我要寻找的东西，将我指到一个文具品店。地方是找对了，可是根本没有胶带条卖。我知道如果文具店买不到胶带条，我在任何别的商店是再不会找到此物了。万般无奈，买了一瓶胶水，一卷小型计算器用的打印卷纸，希望托运处能够通融一下，允许我用它们代替胶带条。急匆匆返回火车站发运处，好在铁栅栏门还没关。掏出了胶水和卷纸，没想到二位又是连连摇头。我这次可是彻底地绝望了，腿一软，正要一屁股坐到地上，两位中的女士笑嘻嘻地拉开了一个抽屉，取出了一卷胶带条递给我，示意我封包纸箱。用七窍生烟形容我当时的愤怒绝不为过：这不是耍人吗？可我还得谢谢她免费提供给了我这宝贝胶带条。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告诉自己：现在是实实在在地回到了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彻彻底底地把过去九个月在资本主义社会养出来的“娇气”打翻在地。
办完最后的手续，购得隔天去苏联的车票，出了车站已经是掌灯时分，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从早晨十点离开西柏林到现在已经是滴水未进，粒米未沾了。在凛冽的寒风中闻到了烤肠的扑鼻的香味，寻味儿找去，买了根烤肠，散上辣椒面，外加一罐天然冷冻的饮料，真叫好吃！这大概是东柏林留给我的唯一美好记忆。
走回边检站，准备回西柏林旅馆。排到了我，边检官员问我有没有东德马克，我说：“当然有了。”
“有多少？”
“三百多。”
“请出示换汇证明。”
幸亏钱包里装着在西德银行兑换东德马克的证明，赶紧掏出来。没想到那位军官脸一沉：“你这是非法携带入境的东德马克，要全部没收。”
我这下可急眼了。在西德换东德马克是朋友告诉我的，因为西边的汇率是一比七，亦即一个西德马克换七个东德马克，而若到东边的银行换，是一兑一。我换了一百西德马克的东德马克，此时除去运货款、车票和买了那点胶水和纸卷以及一顿街头食品外，还剩三百多东德马克，这是我计划在东德游览和住宿的费用，顶我在国内多半年的工资，我不能不据理力争：“我今天早晨进来的时候，怎么没有人问我有没有带东德马克？如果从西边带东边的钱入境是非法的，你应该在我进来的时候告诉我，而不是在我离开的时候告诉我，这样做是明显的陷阱，是抢我的钱！”那位军官不愿和我啰嗦：“请你跟我来！”我一脸不服气地跟着他进了一间小办公室。从里边军人的领章看，是一个官阶高一级的军官。他微笑地请我坐在桌子旁，自己坐到了另一侧，我又重申了我的理由：“我今天早晨进入东柏林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标志警示我不能从西德带东德的马克入境，因此我无从知道带东德马克入境是非法的。这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故意给不明就里的人设下的圈套，就是想扣下我的钱，你们这样做才是非法的。”那位军官不愠不恼：“你自己选择，是留下钱，还是进班房。”我能有什么选择？拿着中国护照，总不能傻到以为大使馆会派人来从班房里救我。我嘟嘟囔囔地将钱甩到桌子上，发狠地说：“我不会在你们东边再花一个便士！”那个军官耸耸肩，摆出一副“悉听尊便”的样子。我那个气呀，这次可是“八窍生烟”了。
回到旅馆静下心来算账，算上这扣下的三百多东德马克，在东柏林发货，买车票统共是一百西德马克，大约是在西柏林发货及买票五分之一的价钱，还是划得来。这么“阿Q”一想，也就消了气。我又计划着：既然已决心不在东边再花一分钱，明天中午过境到东边游览、过夜的原计划就应该改变。于是我下楼到服务台将房间续订了一晚，回房踏踏实实地睡了一觉。第二天起床后，美美地在旅馆吃了一顿免费早餐，尽情地再体会一次西边体贴入微的服务之后，出门去逛柏林墙。柏林墙在入境口处断开，汽车和人都从这个断开之处的通道出入境。从这个入口柏林墙向两侧拉开，每隔不远，西侧设一个小岗台，东侧设一个大岗楼。西侧每个岗台上站着两个身穿迷彩服，没有携带任何武器的美国大兵（西德是不允许有军队的，因此柏林墙的西侧是在美国的保护之下）。我走到一个岗台下停住了脚步，向上望去，没想到上边两个天真的大兵向我友好地招手，示意我可以上去看看。我犹疑地向上迈了两个台阶，没有见到阻止的手势，知道没有听错，确实是可以上去看看，就三窜两跳地上到了小小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两墙之间足有几十米宽的开阔地带尽现眼底，这就是有名的无人区了。两个大兵指给我看东边的岗楼，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东德哨兵的身形隐约可见。大兵告诉我开阔地下边埋的都是地雷。我问这东西两侧的两堵墙到底哪一个是柏林墙。大兵说，真正的柏林墙就是我现在站着的地方，东边那一侧的墙是为了防止那边的人朝西边跑而后建的，那堵墙靠我们这一侧树立的铁丝网是高压电网。即使这样，每年还是会有人冒着生命危险越境。当然能通过电网、地雷区的人寥若晨星。看着墙外那冒着阴森之气的无人地带，想象着下面埋藏的杀人地雷，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两个阵营，孰优孰劣，任何人站到我现在所站的位置，都不会再去寻觅答案。
我问：“我可以把这个无人区照下来吗？”
“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可以？”
我没有想到我拍下的竟是历史，这堵墙会在三年后轰然倒塌。
我又问：“能和你们照张相吗？”大兵做出了拥抱我的姿势。我先和黑人大兵合了张影，白人大兵说对他不公平，黑大兵赶忙帮我跟白人大兵又合了张影。我们的身后是入境口处连接东西两边的汽车通道，东边故意用小红旗将通道规划得曲曲弯弯，这是为了让汽车从这一段通过时不可能全速行驶。大兵告诉我，即使如此，东边还是有人冒死开车闯关，去年竟然有成功者。
下了岗楼，我首先到了将贯通东西的凯旋大道分为两节的柏林墙段照了张相，然后沿着墙根儿慢慢地行走，欣赏着墙上的涂鸦。我看不懂那上边的德文，猜想这些文字可能是西边的兄弟们发泄着一墙将同一民族、同一家庭分割在两个世界的愤怒和对墙那一边手足兄弟的思念和关爱之情。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西柏林，到东柏林上车返回我的祖国。在通过边境口的时候，我先在边界牌的西侧拍了一张照。牌上面写着：“你正在离开美国的管辖区。”那一时刻的心境难以用语言形容……在我拍照时，坐在牌子下抗议设立柏林墙的西德小伙子站了起来，举起他手中的牌子，示意我把他纳入画面。我照着做了。通过边境检查后，我又走回这块牌子，在东侧照了一张相片，那牌子在这一侧写的是：“不允许携带武器入关。”西边那个抗议的小伙子还在，我的镜头中又留下了他的身影，他向东边看着，眼睛中流露出对东边兄弟的关注和眷恋。
柏林墙倒后，我又访问过我在西德的朋友一家。他们告诉我，德国的统一带来了西德的严重经济衰退，他们看不到经济复苏的希望。墙那一边的人他们已经无法了解了。那些人不再是传统的骄傲、勤劳、坚韧奋斗的德意志人了，那是些会操娴熟俄语的不知什么民族的人，他们与他们已经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很难彼此理解了。我听后黯然……
2007年1月2日写就
2016年8月9日小做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