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总有固定好的东与西，而人们若以自己为中心，则只有前后左右。
——题记
地图上，讲究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些方位名词对于我这个毫无方向感的人来说十分陌生，真不明白高中的地理老师怎么能硬生生地把我的地理从50分提到80分以上，想来是教育的成功之处之一。不过这件事我始终是愤愤不平的，学校教了如何考高分，却没教给如何辨别方向，连带个姑娘在城里晃悠都要准备好地图和指南针。记得儿时老人带着我在济州城中乘公交游览，我问他这是哪个方向，他只告诉我这个地点的名称和来历，至于方向，他只会一遍一遍地重复：“日出之处为东，你们家呢，是住城南，别的方向，无所谓。”我傻傻地点点头，殊不知这让我一度失去了所谓的方向感。唯一感到幸运的，就是我知道自己的家根居城南。
最近，在家休憩的这段小日子十分安闲，可外面的世界似乎每日都在光怪陆离地裂变着，家中三口人也是疲于奔命，很少能碰头在一起吃饭。母亲总是出现在我意想不到的时间和地点，父亲则是行踪诡秘，找他老人家基本要靠微信这种新式工具，鄙人亦逃不了同样的命运：虽然不辨方向，但还免不了出门奔波，试图收获在外，不求遮蔽他人，但求站稳自己。
极少的时候，我们终于微微收回脚步与思维，一起“聚”餐，“偶尔”也会备感“亲切”。
这样的文字与生活有时令我浑身乏术，就像陷入了一个“美妙”的泥淖。比如，一般人平日写作使用圆珠笔、签字笔，突然换成了一支高档次的钢笔或羽毛笔，大多会有新奇舒适之感，手上舒服了，思路却很容易被卡死。不过终归还是要写的，不然脑中的东西迟早会变为一摊可怜的糨糊。
话说城南与城西的距离应该是不算远的。晚餐的质量父母大人仍然非常看重，他们常常在行车的高峰期“风驰电掣”地将我迅速带到西城老人的家中，他们认为这样的晚饭意义又多了一层：孝敬老人。但他们不管老人80多岁还要给我们三口人做饭的辛苦，我们三口人的作用只是吃和说。
与父母共同的话题，就是每当外界过时的“新闻”传到我家，这个济州城南部小山的陋室，三人便从城南说到城西，直到晚饭结束还在“希特勒”似的演讲。这些东西别无他意，只是风格类似，中国的家长开始普遍是“希特勒”似的说教和威胁相结合，之后逐渐变为交谈和对话，再演变为陈述和诉说。可孩子们也不是什么合格的“革命党”，逆来顺受这个词用到我们身上再合适不过。因为，年少之时我们还分不清楚东西南北，有人指东，那便是东。谁要是说西天有真经，那么西天就能取到真经。中国的家长非要把人“带上道”不可，自然，心理学家称之为“溺爱”，别有用心的人称之为“剥夺人权”，而我们是无从理解的，用一句时下热门的古诗来形容就是“吟鞭东指即天涯”。后来，我们的话题变为了某人退位、引逸、换届、改选、竞争上岗，抑或是自由、民主、人权、生存等等虚无缥缈的玩意。浅薄的认识就如同小孩子儿时撒娇可以不分方向胡言乱语，是因为还有修正的空间和机会。几十载光阴过去，“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2]人的眼睛是明亮有色的，他们看见的，比听见与想到的要真实许多，不论现代科技宣传手段如何发达，不论纵横家野心家们口中如何天花乱坠，若不顺从人民，则背义；若强取豪夺、坑蒙拐骗，则损仁。这样之后，还能够体面地标榜自己，脸皮的确厚实。当我们再回过头鸟瞰之时，有一些人依旧如此，便是十足的庸堕了。
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分得清方向的。“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句话放在现在可要引发轩然大波。还好人们不局限于走同一条道路，亦不局限于只向东行走。还有一类可怕的，他们企图将路口的牌子反转或拔除，以自我为中心指左右为东西，又不肯开拓新路，最终的结局只能是陷入沟渠之中。然而，那些站在十字路口中央无处可寻的人，才是最凄惨的吧。
饭桌上的三口人有时会针锋相对，喋喋不休，而老人则是在一旁浅浅地笑着，不发一言。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老人，有一次竟在闲暇时这样训导父亲：“我从来没给孩子们设定什么人生路线，教育归教育，引导归引导，今后做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人生，不是家长能说了算的，你怎么还没明白过来呢？”不置可否，就算我们整日标榜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也是在做事之前想到规避风险，谨慎稳健。只要是达到这一点，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不少人拿这一点来诟病我们国人，这无伤大雅，亦不必惊奇。其实，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都存在着不同的方向。它可能从我们出生就决定了，并牢牢地镶嵌在了个人的命运中。
我知道，日出之处为东隅，又知家根居于城南。不要问我若哪日西方变为了东方，家又迁居到了城北会怎样，我只知道“我疆我理，南东其亩”。面前有无数的道路，若是可以快乐勇敢地走下去，到头来同样可以取得人生的“真经”，有时间对别人指手画脚，不如专注于自己的脚下。如此作为，自会活得充实而有意义。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3]身陷囹圄或飞黄腾达，都如南柯一梦，只有踏实去走，才可破梦见真。这大概就是城南给我的琐碎的教义吧。
2012年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