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的设想，是想写一部现代文学运动史稿，对“五四”以来各个阶段的现代文学运动做一次总的清理，对“作家—作品”之外的“思潮—理论”做一次尽可能较为完整的展示。这样一个多少有些雄心勃勃的设想，并非因为我有什么特别的优厚科研条件，有什么坚实的科研实力，没有，我只是一个教书匠：一无实力，二无时间，三无资料。我们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课题的。
上个世纪，1965年，我在复旦中文系毕业前，为要完成毕业论文，没有请教导师，就自行选定了“文艺自由论”这样一个题目，没想到，在这个课题还没有动笔时，厄运就突然降临到我头上。我的高中同学在其工作的单位，因为组织什么“路”文学社而被上海“四清”工作团逮住，最终被定为反动小集团，许多人遭了殃，我也不例外。当问题的结论转到复旦时，中文系认为：用“反动”来定一个文学社团，不能让人信服。于是改为“胡风式反党集团”，我自然就是这个集团的唯一成员了，于是丢了党籍，结论上除去一顶特大的帽子外，引了我给同学信上的一句话：“在目前情况下，要想找一个适合口味的工作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有了组织上的定性式语言：“说轻点，这至少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至多是用不着说的，应该是清楚的。我于是被发配到山西，没单位敢要，最后到了长治。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我遭的罪自然是不堪回首的，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我被扫地出门，到了农村落户，当了农民。和淳朴的农民相处，没了政治的压力，没了批斗，省去了诸多烦恼。农活是不重的，农民们说我是知识分子，照顾我，寒冬时日，他们说南方人怕冷，不让我下地，我因此得以有较多的时间，一头扎到毕业时没有完成的题目——关于文艺创作自由论争的课题中去。当时身边的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是在破“四旧”时我的藏书的幸存物，在农村，我时不时地翻阅它。鲁迅的、易嘉的、胡秋原的、苏汶的等等论辩文章写得何其精彩，何其雄辩啊！我喜欢读它，还常常边读边摘录，再经过一番清理，就有了一份清晰的完整的关于文艺自由论争的资料了。所做的这一切，当时只是为了打发时间，没有想过要做什么，也没有什么目的，也不可能有目的，因为自己生命的下一站都难以料及啊！
三年后，终于回到了长治，在长治师范教几节语文，没有了批斗，生活相对安稳些。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小书摊上，得到了一本马良春、张大明编的《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给我以启发，我阅读了书中所有的资料，并将所有的资料以时间先后进行编排，耗去了一年多时间，结果也编出了一个类似大事记的东西。其中有关“文艺自由论辩”这一部分资料，先前在农村作过整理，显得丰富翔实，而其他都是空空的条文。我知道：我离自己设定的题目——编一点有关左翼文学运动方面的较为完整的资料，有多么遥远而不可企及。在大都市，在文学研究所，在知名高等院校的学者们是幸福的，他们涉足资料是何其方便。而我当时就如同困在孤岛上，一无施展的条件。
事情有了真正的转机是在政治生命重新获得的那一天——1979年12月28日，我的问题得以平反，党籍得以恢复，我开始为教育界的领导所重视，随后，调往高校从教。三年后，我被推上了长治学院的一把手交椅。到了高校恢复职称评定的时候，我开始为自己的课题资料做了安排：加大学校的图书经费，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购置现代文学的图书资料。一时间，我的案头堆满了现代文学的图书和期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工作：翻阅、查找、摘录、编排，日积月累，用去了三年多的时间，1988年完成了30万字的一部《左翼文学运动史料编年》。这时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不比学生时代的幼稚，对于自己的课题，开始意识到：我走的是与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研究者不同的一条路。
我将书稿送母校的贾植芳先生，请先生指点。他在随后给我的信说：“多年以来，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加之五十年代以来历次兴起的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又多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和影响者为主要对象（如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又由批所谓‘四条汉子’到‘彻底砸烂’、‘三十年代文艺黑线’），遂使多年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文学教学，长期陷于混乱状态，只是在历史的上空里留下一片喧嚣的噪音，必然使读者陷于茫然费解的和无所适从的困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和难题。”而这部《编年》，经过你们深入细致的查阅、审视、考订工作，并以历史年代为顺序，翔实地记录有关这一历史时期文学运动、论争和社团流派的活动，“这就为学术界把对这段时期文学运动的研究导入更深入的认识层次，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有了这样的指点，我们开始全面的编订工作，又用了五年多，《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编年》上中下三编就全部完稿，完成了对“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这块基地的一次清理，理出了一个眉目，虽然还显得粗疏一点。
二
如果说《编年》的出版，是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史料所进行的第一次的清理，那么，这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就应该是第二次的清理了。两次“清理”，无非是把那些积淀多年的资料，从档案室和图书馆里请出来，拂去浮面的尘土，还它本来清晰的面貌。
近十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资料的清理工作，是有所展开的，并且有较丰硕的成果：无论是作家个人的资料的专集，还是社团、流派的专集，文学运动的专集等，都有整理出版，这给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但是，比较起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弱了很多。夏中义先生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描绘：“百年中国文学这辆车，本有两个轮子，一是‘作家—作品’，一是‘思潮—理论’，且学者暨批评家为百年文坛留下的世纪性痕迹，并不比作家浅，但他们在当今学界所承蒙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前者。”这种文学研究格局的“不对称”，他深觉“痛感”。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研究，第一步的工作是清理，但是，清理的工作是很艰难的，那些沉积多年的资料是原始的，厚重的，又是芜杂的。我们所进行的清理，就用去了八年多的时间，也仅仅是用编年的方式把它们放回各自的原位上去，给人们寻找它们有了确定的时间定位，并且告诉了人们当时发生的一切。
这次以“史”的方式清理，则是别一回事了。它首先要回答一种文学现象何以发生，怎样展开，如何结果。简言之：就是要首先说清“来龙去脉”。这里要求的是真实，不作半点虚言。其次，要回答一种文学现象给予当时文学运动的影响，如实地说，实事求是地说，不作半点违心之言。再次，给每一种文学现象一个客观的、公正的定评，如此等等。
以“现实主义”为例，这是西欧19世纪文学思潮，“五四”时，由陈独秀首先提到它，称“写实主义”。随后，伴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时时引起讨论，到抗战这样一个特定的民族救亡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并展开了更广泛深入的大讨论。当时提出的名目就有十多种之多：新现实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现实主义、广现实主义、抗日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抗战建国的现实主义、三民主义的现实主义等。“广现实主义”是李南桌提出的，写在抗战初期，他的口号是：“放开笔写”，“条条路通到罗马”。茅盾谈现实主义是从抗战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指出现实主义抗战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抗战文学题材，以及描写黑暗的问题。而邓拓提出的三民主义现实主义，他则认为是历史对文学提出的新要求，等等。各从不同的方面提出问题，围绕着文学如何服务于抗战这个中心，反映的是浓厚的战争功利主义的色彩。而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由于抗战的原因，真正的中国化了。
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之外，中国左翼文学思潮，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萌芽、涌动，到整个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则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最突出的主题。它的整个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是与当时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特别是与苏联左翼文学思潮息息相关的。
工农兵文学方向的提出，则是中国左翼文学思潮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三
这部文学运动史稿，是依照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和文学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以重大事件为界标来划分的，分为三编，各十年或十年多些。
第一编（1917年—1927年）
这是以“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为起点的，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文学革命的重大主题是：文学革命的发生和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过程；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下的“人的文学”的提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成立和随之而来的社团潮。
第二编（1927年—1937年）
从“大革命失败”后到“七七事变”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新文学运动的重大主题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创造社关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左联”的成立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展开，反文化“围剿”的斗争；抗战文学中的“两个口号”之争。
第三编（1937年—1949年）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新文学运动的重大主题是：民族救亡运动中作家们的大联合：全国“文协”的成立；现实主义抗战功利主义文学的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大辩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的提出和招致的批判；边区文艺界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工农兵文艺方针的确立。
这样的一个划分，大体上是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文学史和“思潮—理论”思潮史的分法。所依据的是中国这三十年的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历史进程的反映。因此，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而文学运动也在推动着、帮助着、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最典型的就是左翼文学运动的发生了。当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随即转入农工革命的新时期。创造社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革命文学口号”，明确要求作家们“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尽管他们对革命文学作了朦胧不清甚至是错误的表述，又错误地围攻了鲁迅，但是，革命文学的提出，客观上是他们对于农工革命的配合，虽然是不明确、不自觉的。
而当左翼文学运动展开时，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文化运动，坚定地进行着左翼文学队伍的建设，坚定地进行着反文化“围剿”的斗争，为“左联”书写了光辉浓重的一笔。
四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大的方面是随着时代不停地向前奔流，而在小的方面却常常不免有回流。史稿中只能依着历史的事实，对每一次回流，都得浪费着笔墨去重说一遍：
一、文言、白话优劣问题，以及文化方面的复古倾向
这是“五四”文学革命论争的主题，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革命派和以林纾为代表的复古派进行过激烈的争辩，这在“五四”时代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而到1934年时，又有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重唱“文言便于叙事、说理、议论、应用”的老调，提倡学生读经，企图发起一场“文言复兴”运动。对于这场复兴运动，最初也费了些笔墨，徐懋庸、魏猛克、曹聚仁等多人作文予以批驳。陈子展面对这种情况，作文制止这种浪费笔墨的论争，指出：文言白话的论战早已分过胜负，早已过去了，“现在我们以为要提出的是比白话更进一步，提倡大众语文学”。“文言复兴”因此再也没有引起文化界的注意。
二、文艺的阶级性问题
史稿中，关于这个问题费去了较多的篇幅，重复着这个问题。
早一点的是在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已有了解决。鲁迅和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等，都讨论过并肯定过文学的阶级性的实质。到了1932年，胡秋原、杜衡提出的“文艺自由论”的问题，本质上也就是文艺的阶级性问题。到了鲁迅和梁实秋论争的时候，鲁迅又用去了很多的文字，批驳文学的人性论，阐述文学的阶级论。为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史稿的许多话只能重复着去说。
三、“鲁迅风”杂文的时代性问题
“鲁迅风”的问题，是在上海“孤岛”时期发生的问题，最初发生在左翼文坛内部，阿英首先挑起这个问题，因此而引出他后来的几位，论争的性质有了些变化。本质的问题是鲁迅杂文的时代性问题。这个问题，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成仿吾就否定鲁迅作品，认为他的小说一无意义，有的只是“呐喊”和“彷徨”，他的杂文，是“趣味文学”的代表，表示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毁“趣味文学”这个迷魂阵。钱杏邨则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作品的时代意义作了全面的否定。当时的文艺界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作文与他们辩论。到了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在那样一个民族救亡的日子里，阿英居然再一次提出迂回曲折的鲁迅式的杂文，不适合今天抗日救亡的需要。因此，留守“孤岛”的“鲁迅风”作者，与之辩论。随后，郑振铎、王任叔及阿英也在其中的37人为制止这场论争，联名签署了《我们对于“鲁迅风”杂文问题的意见》，肯定了鲁迅杂文的革命性和积极性，批判了“鲁迅风”论争中贬低鲁迅杂文价值的各种说法。指出鲁迅杂文是“极完美的”，现在，它“决非失却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更积极地发挥其特殊性”。今天，“无论‘鲁迅风’或非‘鲁迅风’的杂文，都同样有存在的价值”。这场不该发生的争论，是浪费了好多时日和精力的。
五
中国现代文学，有了三十多年历史，除作家、作品外，就是思潮、理论，社团、流派，文学运动等。作家、作品这一部分，统称“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么，此外的书稿，如何称谓？
李何林先生率先为文，于1939年编著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史》，收录、著述了1917年至1937年这二十年间，除了作家、作品之外，现代文学的思潮、理论，社团、流派以及论争方面的内容，成为一部权威之著。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中后期，有过一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方面的书稿，它把文艺思想分为革命的和反动的，进步的和落后的，“左”的和“右”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股，然后，述说他们各自的观点、意见，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类似内容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方面的书稿了。
大概这就是两种定式：或作“思潮史”，或作“论争史”。
这部书稿最后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我的意思是：这里的“运动”一词，并不是一个政治用语，而是一个哲学用语，指的是文学由它的内在矛盾而引起的发展变化的过程。就以“思潮”而论，“五四”时期关于“人的文学”的思潮中，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大批作家，都自觉不自觉地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喊出了“血和泪的文学”口号，要求作家从人道主义出发，去描写劳苦大众的血泪人生。而“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作家，则多从个性主义出发，主张“艺术是艺术家自我的表现”，以自我抒发“内心的要求”、“内心的冲动”来诉说性的苦闷、生的穷苦和时代的悲哀。这种自我表现的艺术观，正是创造社文学观念的本质。这两个流派，从一开始就有过争论，并影响着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创造社的一些人，也对“人生派”有所认同，也在追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他们的作品，如郑伯奇所说“都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烈的关心”。
同一思潮、同一流派的作家，因为各人的生命历程、文学素养、思维方式等都不尽相同，在各个历史阶段，对于文学的意见，发生不同的、对立的意见是常有的事，于是争论，于是认同，于是一致起来。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关于《华威先生》这样的暴露黑暗的文学，就曾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一部分作家认为，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只能描写光明，表现民族救亡的正气，反对抉摘丑恶，周扬是其代表；另一部分作家则认为，现实主义的抗战文学，在表现光明的同时，也要抉摘丑恶，暴露那些“贪污土劣”和“汉奸”，这对于抗战时期的文学是必要的，否则就是抗战文学的一种损失，茅盾是其代表。
文学的人性论和阶级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主观精神和客观对象，甚至如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大众语和方言土语等等，无不是文学的内在矛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表现，是作家、艺术家的批评活动推动着内在矛盾的展开，文学才得以向前运动着，发展着。
六
从《编年》稿到《运动史》稿的完成，前八年，后两年，十年的辛劳，所希望的是给学界一份“清单”：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的？代表人物是哪一位或哪几位？他的理论、他的批评的直接动因是什么？他给了那个时代留下了些什么？对新文学的走向以何种影响？
我从个案起手，一点点地进行了梳理，自认有了一个眉目。但是，在运用史料，进入“史论”的时候，就自感功力不够，不能就所有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因为这点缘由，我在书稿中就详细地引用原文，完整地呈现思潮、理论、论争及事件的本来面目，以免复述失真。这样做旨在使读者有一个完整的东西，调动自己的理论功力，去把握、分析、综合一切，以弥补“史稿”的不足。
谨希望这部作品对学界研究有所助益。
作 者
2011年5月17日 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