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段祺瑞电邀孙中山、黎元洪出席“善后会议”，邀胡适等三十人列席。同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宣言，指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之极端迫切性和重要性。
十一至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着重讨论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提出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
十七日，孙中山复电段祺瑞，反对段所包办的“善后会议”，提出参加会议的两大条件。（按，孙已于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扶病到京）随后，成立于上年十二月二十日的广州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十万人游行，反对“善后会议”。
近日以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对校长杨荫榆意见颇多。本月十八日（有说十六日、十七日者），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驱逐杨荫榆的方针。全校共有学生二百三十七人，其中一百七十二人态度积极，坚决要求驱杨，另六十五人缺席，声明中立，但不反对驱杨的做法。会议决定，自本日起，不再承认杨为校长，并称这一运动为驱“羊”运动。当时起草了《驱杨宣言》，但并没有立即公布，而是选派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治校以来种种黑暗情形，要求撤换，同时“婉劝”杨辞职。因未达目的，于二十一日将宣言发表。女师大风潮由此正式展开。
二十八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驻北京。
三十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委任的新校长到职，教育部派军警将该校强行解散。
三十一日，作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国民党中央总部，根据孙中山指示，通令全党，抵制“善后会议”。
一日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天看电影，至晚归。
【笺】
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 伏园（1894—1966），姓孙，名福源，后改伏园，字养泉，笔名柏生、松年等。著名编辑家，作家。浙江绍兴人。四岁丧父，家境贫寒。一九一一年入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时鲁迅任该校监督，成为鲁迅的学生，后又做周作人任教浙江第五中学时的学生，对“二周”都以弟子称。一九一八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次年改为正科生，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秘书。一九二一年毕业。在校时参加新潮社，任干事部干事兼编辑部编辑。一九一九年业余任北京《国民公报》副刊编辑。一九二〇年任北京《晨报》副刊编辑，次年副刊独立成为附刊（即《晨报副镌》），为当时名刊之一。一九二一年一月四日，跟郑振铎、沈雁冰（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了我国五四后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一九二四年夏以记者身份跟鲁迅等人赴西安讲学。十月，因鲁迅《我的失恋》被代理总编刘勉己撤下愤而辞职，离开《晨报》。旋被《京报》邵飘萍请去。时在《京报》，主编副刊。俞小姐姊妹，即俞芬、俞芳、俞藻。浙江绍兴人。其父俞英崖（1876—1955），民初在吉林省任延吉县知事，后在中东铁路局工作。因事到北京后跟鲁迅相识。一九二三年鲁迅跟周作人失和后，搬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此处房产属俞英崖的一位同事所有，自家只有母女二人，空房较多。俞家三姊妹一九一九年由哈尔滨来到北京，住在这里，现在跟鲁迅成了邻居。俞芬（1899—1960），字馨如，到京后入北京女高师附中读书，一九二四年毕业后任家庭教师，间或到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俞芳（1911—2012），小大姐十二岁，一九二四年由笃志小学转入培根小学时，鲁迅为其作保。本年在女师大附小读书。一九三五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在北师大肄业期间，经常到西三条鲁寓照料，曾为鲁母代笔给鲁迅写信。俞藻又小两岁，一九一三年生。一九二四年入培根小学读书时，鲁迅同为作保。许小姐，指许羡苏（1901—1986），字淑卿，《日记》又作璇苏。浙江绍兴人。许钦文四妹，周建人在绍兴女子师范学校（原明道中学）教书时的学生。一九二〇年到京投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住在八道湾鲁寓。一九二一年周建人赴上海工作后，由鲁迅担任她的监护人，并曾担任上学的保证人。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数理学系毕业，在私立翊教女中任数学教员，后鲁迅介绍到私立华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女师大风潮平息后，鲁迅又介绍她到女师大图书馆工作。她常在鲁寓帮忙，跟鲁太夫人相处甚好。钦文（1897—1984），姓许，原名绳尧，笔名钦文、蜀宾、田耳、游山客。现代作家。浙江绍兴人。一九一八年六月浙江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毕业，留母校附小教书。一九二〇年到北京，入交通部铁路职工教育讲习会，毕业后被分派到津浦路浦镇去创办职工学校。后在北京给《法律评论》杂志做抄写、校对等杂务，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同时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三年由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识，经常往来。俞芳在《杂忆鲁迅先生与少年儿童》中详细记叙了这次“请客”情景：
一九二五年元旦，鲁迅先生的学生孙伏园先生（当时任北京《京报》副刊编辑）邀请鲁迅先生、许钦文、许羡苏兄妹，还有我们三姐妹在北京华英饭店吃中饭。席间，孙先生热情周到，点了许多名贵菜肴，大姐笑着说：孙先生今天请客，大先生（鲁迅先生）是主客，许家兄妹和我是陪客，老二、老三（指我和三妹）大概是“吃客”了。我听了大姐的话，心里想，我应该吃得斯文点。想不到，鲁迅先生却接着说：“我认为老二、老三是主客，因为她们难得到馆子里来吃饭，我们大家都是陪客。”停了一下，他又说：如果在陪客中还要分出“吃客”来，那么，许家兄妹和房东（大姐）你，就算“吃客”了。鲁迅先生幽默的话，引得大家都笑了。我一边笑一边想，大先生真好，处处帮我和三妹说话，他把大姐他们说成“吃客”，很有道理，本来嘛，我们这样小，那里吃得过她们。饭桌上的气氛，也因鲁迅先生风趣的话语，活跃起来。
鲁迅先生食量不大，每盘菜肴上来，只吃一点就放下筷子，但他很关心我和三妹，鼓励我们放开肚量吃。他说：吃得好，吃得多，将来长得结实。他还和许家兄妹、大姐们开玩笑说：不要只管自己吃，要照顾照顾两位小客人。这样一讲，孙、许两位先生，许姐姐和大姐都给我们夹菜，我和三妹吃得好开心，一点都不拘束。
（《上海鲁迅研究》第6辑第52 —53页）
华英饭店，在西长安街。
下午往中天看电影 前引俞芳话后接着说：“饭后，孙先生邀请鲁迅先生和我们大家去看电影。到哪个电影院去呢？孙先生征求鲁迅先生的意见，鲁迅先生想了一想说：还是到‘中天电影院’去好，因为那里放映的片子，是适合中、小学生看的，适合小客人们看。孙先生点头称是。那天放映的是美国片子，内容是体操表演，柔软操、高低杠等等技巧表演，运动员们的动作灵活轻巧，姿势优美。在电影休息时间，鲁迅先生对我们说：这样纯熟的技巧，全是从小锻炼出来的。电影看完，鲁迅先生对这部电影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以后有这样好的片子，再来看。走出影院，天已傍晚，我们依依不舍地和鲁迅先生告别。”（同上第53页）中天电影院，地址不详。
【补】
作散文诗《希望》，载《语丝》周刊第十期（19日），副题《野草之七》，署名鲁迅。作者在《〈野草〉英译本序》中说：“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沈，作《希望》。”此文以“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开头，既寂寞又平安，平安是因为既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有书上说它“表现了作者寻求新战友，探索新道路，要同黑暗势力战斗到底的决心。”笔者同意。但说它“表现了作者既感到希望的渺茫，更觉得绝望也是虚妄的思想矛盾”，还值得商榷。因为“绝望也是虚妄的”，正可以促进希望的实现。文中的“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体外。”是全文主旨所在。既然绝望和希望同为虚妄，就还是唱起“‘希望’之歌”，撒下希望的种子吧；尽管希望有些渺茫，有，总比没有好。就连作者，“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野草〉艺术谈》作者李国涛几次跟笔者说，他认为，李秉中南下参加革命，入黄埔军校学习，是鲁迅产生希望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女师大学生敢于挺身而出，对杨荫榆的教育方针提出批评。在新的一年的第一天，鲁迅捧给读者一个《希望》，是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这是一个期待，也像一个宣言或誓言。收《野草》，《全集》第二卷。
身体状况：不适。
情绪指数：* *
二日 晴。下午品青、小峰来。夜有麟来。
【笺】
品青、小峰来 品青（1898—1927），姓王，名贵珍，字聘卿、品青。作家。河南济源人。一九一九年九月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甲部英文班，一九二一年转入物理系，本年六月毕业，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语丝》撰稿人之一。小峰（1897—1971），姓李，名荣第，小峰为字。出版家，新潮社成员。江苏江阴人。一九二三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经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识。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跟孙伏园、周作人等创办《语丝》周刊。本年三月，在鲁迅等人帮助下开设北新书局（三闲居曰，北新书局成立于本年三月，已成公论，大家都这么说，但鲁迅《呐喊》第三版，即北新书局所出最早《乌合丛书》本，据周国伟《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却是一九二四年五月出版的，见该书第69页，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成为鲁迅著作的主要出版人。当是新年来看望，顺便谈些出版之事。
有麟来 有麟（1903—1951），姓荆，又名艾云、有林、织芳。山西猗氏（今临猗）牛杜镇人。行医世家，较富有。在故乡上学时组织过罢课等活动。后到运城、太原求学。一九二二年冬赴京，在同乡景梅九办的《国风日报》帮忙，开始在该报《学汇》专刊发表作品，一年共发表十余篇。一九二四年入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成为鲁迅的学生，十一月起常到鲁寓请教。经鲁迅介绍，到邵飘萍的《京报》任校对。同年十二月九日创办《民众文艺周刊》。本年春，奉邵飘萍之命，筹办几种附刊，鲁迅所办《莽原》，即为其一。以后担任过多种职务，都不长久，屡屡失业，曾多次请鲁迅托人求职。三十年代初，在河北怀远县和江苏萧县任教。一九三六年在同乡王用宾的帮助下，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央考试委员会任科员。一九三九年秘密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十三岁时在故乡娶一曹氏女，本年在北京跟上海美专学生莫瑛（又叫莫仙英，即金仲芸）相识，一九二七年在上海正式结婚。生有二女一男。一九四九年南京解放前夕，被作为潜伏特务留下，南京解放后被逮捕，一九五一年镇压。其所办《民众文艺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种，是鲁迅一块重要阵地。同任编辑者为胡也频（崇轩）、项拙（亦愚）。第十六号（本年4月7日）起改名《民众文艺》，第二十五号（本年6月23日）改名《民众周刊》，第三十一期（本年8月4日）改名《民众》，出至第四十七期（本年11月）停刊。今日来，当为经常性的拜访。
身体状况：不适。
三日 昙。晚服
【补】
泻丸二粒。夜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
【校】
泻 手稿作“写”。
【笺】
为《文学周刊》作文一篇讫《文学周刊》为《京报》附刊之一，绿波社和星星文学社合编，孙席珍负责，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创刊。所作文为《诗歌之敌》，杂文，载《文学周刊》第五期（1月17日），署名鲁迅。文末注“一月一日”作，据《日记》，应为今日。本文是指斥“反诗歌党”的，说：“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宋玉司马相如之流，就受着这样的待遇，和后来的权门的‘清客’略同，都是位在声色狗马之间的玩物。”此文开头说：“大前天第一次会见‘诗孩’”。孙席珍回忆，“诗孩”是一九二四年春钱玄同跟鲁迅、陈大悲三人闲谈“诗哲”（徐志摩）时见孙从旁边经过顺手指孙说的，而鲁和陈都表示了首肯。“大前天”当指上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而日记未记。孙席珍说：“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引者按，应为31日），我去拜访鲁迅先生，是请他为《文学周刊》撰稿，同时也有些问题求教于他。谈话中间，他问我：‘近来你还写诗吗？’我说：‘不大写了。’他问：‘为什么？’我回答说：‘主要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其次也怕受人指摘，说我写诗是另有目的的，所以不敢写了。’鲁迅先生听了，就很诚恳地对我说：‘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可见你比从前已经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诗篇，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再多想想，多练习练习，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至于怕受人指摘，我看大可不必；你写你的，他们指摘他们的，用不着理会他们。’过了几天，他托许钦文先生带了一篇稿子给我，就是《诗歌之敌》。在这篇文章里，先生很慨叹于今日文坛上诗歌创作之冷落，说是：‘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了，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我读了很有感触……”（《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67—368页）又据孙本人作《鲁迅先生怎样教导我们的》，他听鲁迅讲课，“从一九二四年秋季开学起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见《鲁迅诞辰百年纪念集》第八十六页。收《集外集拾遗》，《全集》第七卷。
身体状况：不适。
四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伏园来。紫佩携舒来。夜衣萍来。译彼彖飞诗三篇讫。
【笺】
紫佩携舒来 紫佩（1887—1952），姓宋，原名盛琳，更名琳，紫佩为字，鲁迅也写作子培、子佩。浙江绍兴人。南社社员，也是南社之分社“越社”的骨干分子。曾考取秀才。鲁迅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的学生，在该校理化科毕业后，回绍兴在府中学堂任教务兼庶务，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任修身教员，这两处都跟鲁迅同事。绍兴光复后，跟越社同仁王文灏等创办《越铎日报》，鲁迅给予支持。一九一三年到北京，由鲁迅推荐，到京师图书馆分馆工作，直到逝世。鲁迅在上海十年，北京家中即由宋照管，是鲁迅一亲密助手。舒，紫佩子。其名为鲁迅所起。许羡苏记下了他给起名的故事：“在以前，宋琳的妻子生了一个早产儿。这在结婚很久而初得孙儿的宋琳的母亲原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但因为早产，照孩子出生和宋琳回家的时间算起来，还不到十个月（实际上只应是九个月另十天），这就使宋琳的母亲大发雷霆，把宋琳从北京叫回去，要开祠堂门。宋琳求教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以科学的方法，从孩子的未完全成熟的生理上证明新生儿确实是个早产儿，并且给他起了一个名叫‘舒’，一场风波才告平息。不久宋琳把妻子接到北京，组织了小家庭。”（《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22页）
衣萍来 衣萍（1900—1946），即章鸿熙（《日记》又作章洪熙），衣萍为字。作家。安徽绩溪人。八岁从父读书，十四岁上师范学校。一九一七年到南京，后到北京，因无钱读书，就到北京大学旁听，认识了同乡胡适等人。一九二四年秋由孙伏园介绍跟鲁迅相交。不久参加《语丝》筹办，并为该刊十六个撰稿人之一。本年来寓次数甚多。当无别事，来看望而已。
译彼彖飞诗三篇讫 彼彖飞，现通译裴多菲（1823—1849），匈牙利著名诗人，革命家，是他的同胞渴望自由的象征。一八四八年匈牙利革命前一个时期，他在匈牙利文坛起领导作用。他热情拥护法国大革命，怒斥匈牙利黑暗现状，不遗余力地抨击贵族和王室特权。在政治上他是一个激进派，一个受灵感鼓舞的煽动家。他的诗，政治性强，总是充满激情。诗三篇，即《太阳酷热地照临》、《坟墓休息着……》、《我的爱——并不是……》，以《A.Pefi的诗》为题，载《语丝》第十一期（1月26日），署名L.S.这几首诗是作者前期作品。当时正值民族压迫和国内矛盾激化，作者处在苦闷、彷徨，向往法国革命却又不知如何是好的阶段，心灵上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是作者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初收一九三八年版《全集》第七卷《集外集》，现收《译丛【补】》，《鲁迅译文集》第十卷，题目有改，篇数增加。
五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二月分薪水泉五元。收教育部前年七月分奉泉八十六元。收其中堂书目一本。收《支那研究》第二期一本。收东亚公司通知信。下午至滨来香饮牛乳并买点心。
【笺】
往女师校讲 女师校，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日记》又作女师、女子师校、女高师校、女师大、女子师范大学等。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初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光绪三十四年成立。民国元年（1912）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自民五起增设高等部，民八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民十一年七月许寿裳任校长，秋起制订组织大纲，改革行政系统，增设新课程，成立评议会，出版周刊；许致力于提高师资力量，多方延聘专家学者，并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来校兼课。民十三年初，许辞校长职，返教育部，任编审。二月二十八日，根据许寿裳建议，部令委任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二日，改称女子师范大学。本年度（1925）有正科生二百零一人，旁听生五人。鲁迅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应许寿裳聘，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给国文科第二、三两班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其聘书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敬请 周树人先生于十二年九月起至十三年六月止担任本校国文学系小说史科兼任教员，每周一小时，月薪十三元五角，按本校兼任教员例致送。此订。校长许寿裳 中华民国十二年七月”。聘期届满后，由杨荫榆续聘。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说：“听太师母说大先生搬到西三条不久，杨荫榆来找过大先生，说是送聘书来的，当时大先生婉言谢绝。后来为学生的学业着想，才收下聘书的。”（第13页）许广平、陆晶清等也说到辞职和续聘之事。许说：“一致爱护的鲁迅先生，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也曾经有过一次辞职的事，大家一个也不缺的，挤到教导处，包围他，使得他团团地转，满都是人的城墙，肉身做的堡垒。这城堡不是预备做来攻击他，正相反，是卫护他的铁壁铜墙。接受了这一批青年热诚的先生，终于重又执掌教务。”（〈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1页）《日记》一九二四年九月十四日：“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即来续聘。
收教育部前年七月分奉泉八十六元 鲁迅为中华民国教育部部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一九一二年元旦，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许寿裳到部任事，许又推荐了时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校长的鲁迅，蔡当即同意，于是鲁迅到部。先在南京，同年五月五日下午七时到达北京。次日报到。教育部设在原学部的“大衙门”里，地址在西单南面教育街路北，宣武门内。教育部除总长、次长各一人外，设有一厅（先叫承政厅，后改总务厅）三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鲁迅在社会教育司，当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布，鲁迅为佥事（按当时规定，“佥事”由总长推荐，总统任免），二十六日被任命为科长（当时公布为第二科，不久，教育部把原第一科负责的“宗教、礼俗”两项职责移交内务部，原来的第二科便成第一科），担负的职责是：“关于博物馆、图书馆事项，关于美术馆及美术展览会事项，关于文艺、音乐、演剧等事项，关于调查及搜集古物事项，关于动植物园等学术事项”。初到教育部，所有部员每月发六十元生活费，没有区别。被任为佥事和科长后，月薪二百二十元，一九一三年二月起增为二百四十元（实领“九成”即216元），一九一四年领“四等俸”二百八十元，一九一六年三月改为三百元，以后再未变动。但常常欠薪。特别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以后，开始大量拖欠，有时拖两三年之久。一九二六年鲁迅统计，仅积欠他的薪金即达两年半以上，共计九千二百四十多元。本次所领，即为一九二三年七月分薪金。
收《支那研究》第二期一本《支那研究》，日本社会科学季刊，河野弥太吉主编，大连支那研究会发行。创刊于大正十三年（1924）。
收东亚公司通知信 新书来到，通知去取。东亚公司，经销图书、文化用品，为日本人开，在东单牌楼。
下午至滨来香饮牛乳并买点心 滨来香，在西单北大街。
【补】
本日被代理部务的教育次长马叙伦任命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助理员。
六日 晴。晨寄三弟信。寄李庸倩信。午后往世界语校讲。往东亚公司买《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一本，《支那马贼裹面史》一本，共泉二元二角。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夜校《苦征》印稿。有麟来。
【笺】
晨寄三弟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一封佚信。三弟，周建人（1888—1984），原名松寿，字乔峰，笔名克士。生物学家，编辑家，社会活动家。原在本地僧立小学和明道女校任教，并研究生物学。一九一九年在北京大学旁听科学总论和哲学等课程。一九二一年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写中小学动植物学教科书和《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以后从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民主运动。时在上海。
寄李庸倩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二封佚信。李庸倩（约1905—1940），名秉中，庸倩为字。四川彭山人。一九二四年初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跟鲁迅交往，是年毕业。因表示将赴南方参加革命，鲁迅积极支持（详三月二十七日“得刘弄潮信”注），热情资助，四次给钱一百元（五月三十日五十元、七月六日十元、九月一日二十元、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元）。十一月上旬离京，不久有信从上海发，十二月初到广州，入黄埔军校。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受派赴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次年到日本学陆军，一九三二年返国，在南京国民党军事部门服务。鲁迅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收李庸倩信，十四日发自广州黄埔”，此为复。本年以后所收李庸倩信，述其在黄埔军校学习和受训情况，均未复，因其居址常变也。信已不存。但李秉中一月二十三日信中引有一句，曰“又现在你的方针我以为也好”，应属此信。吴作桥《鲁迅书信钩沉》和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皆漏收。详二月七日【笺】。
往世界语校讲 世界语校，《日记》中又记为世界语学校，全称为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该校系由世界语爱好者冯廷璠（省三）、景梅九、陈声树、陈空三等人发起创办，支持和资助者有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继、胡景翼等著名人士。《全集》注说鲁迅为“发起人和董事之一”，《日记》记有“午后往世界语学校筹款游艺会”，时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七日。《国风日报》的《学汇》专刊，于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第十二期发表《快来一同从事爱世运动》的专文，敲响了在我国开展世界语运动的号声。第三十二期发表冯廷璠《创办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的提议》，随即发表了俄国盲诗人、世界语学者爱罗先珂的演说《世界语者之宣言》（景梅九翻译，署名“老梅”）。据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商务印书馆）第十五卷第九期报道，该校设于西城锦什坊街孟端胡同三十九号，校长因蔡元培“出洋”暂由谭仲逵（即谭熙鸿，生物学家）代理，并已与瑞士日内瓦世界语总会取得联系，又电邀爱罗先珂“从速归任教课”。说“归任教课”，含有爱罗先珂曾参与筹办之意。该校教务由冯廷璠（省三）和陈空三负责。创办时期，二人跟鲁迅来往频繁。当年九月，鲁迅受聘担任该校讲师，“讲文学史或文艺理论”（荆有麟）。上年继续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课。据《日记》，本年到该校讲课，仅此一次。下一次便是请辞了，详三月十一日日记。
往东亚公司买……所购均日文书。《新俄文学之曙光期》，是一本有关苏联早期文学的论著，日本文艺批评家升曙梦著，大正十三年（1924）东京新潮社出版。《新俄小丛书》之一。该丛书是作者游苏归来所作，预告三十册，已出《赤俄见闻录》、《革命时期的演剧和舞蹈》鲁迅已购到，此为第三本。《支那马贼裹面史》，又名《中国马贼秘史》，矢萩富桔著，大正十三年东京日本书院出版。
钦文来，托其以文稿一篇交孙席珍 文稿，指前作《诗歌之敌》。孙席珍（1906—1984），原名孙彭，笔名丁飞、丁非等。现代作家。浙江绍兴人。出身贫寒，十六岁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半工半读，任《晨报》副刊校对，本年兼作《京报·文学周刊》编辑。后《诗歌之敌》即在《文学周刊》发表。文中提到收稿人，见前三日【笺】。
夜校《苦征》印稿《苦征》，即《苦闷的象征》，日本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集，大正十三年东京改造社出版。全书分《创作论》、《鉴赏论》、《关于文艺的根本问题的考察》、《文学的起源》等四章。作者生前只发表了第一、二两章，余稿从废墟中找到。其学生山本修二根据遗稿整理成书，书名根据第一、二章发表时的“端绪”而定。鲁迅于上年四月八日从东亚公司买到此书，九月二十二日开始翻译，十月十日译完。鲁迅认为这本书是“很有独创力的”，而且“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他翻译此书，是为了召唤一种“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以催促“大艺术的产生”，冲破当时因循守旧的思想束缚。许寿裳说：“鲁迅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时，曾对我说：‘这是一部有独创力的文学论，既异于科学家似的玄虚，而且也并无一般文学论著的繁碎。”（《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5页）鲁迅的译文最早在上年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晨报》副刊连载，为原书的一、二两章。鲁迅曾以此书为教材，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等校讲文艺理论课。校印稿，为印制前最后一道工序。
【补】
前所译日本厨川白村论文《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载《民众文艺周刊》第四号，五号续载，署名鲁迅。为《出了象牙之塔》之构成部分。收《译文集》第三卷。
【附记】
本日《京报》附设之《民众文艺周刊》第四号载《更正》一文，高道一撰文，“疑为鲁迅先生的文字”，原文如下：
上一期，我们也曾到印刷局去校正；但不知是我们去得太迟了，抑是那一次印刷局排得早了些，致错误之处，都未及更正，殊为抱歉之至！我们为节省篇幅起见，其中显而易见的地方，及无关紧要的末节，我们以“由它去吧”四字了之，不来一一更正。惟最后标题为《难》的一篇文章后面所附带的启事内，既排错了两处很重要的标点，又排漏了几个很关紧要的字，今特更正如下，请读者诸君注意！
（一）“本刊意在表现民众思想”下之“，”乃“。”之误。
（二）“欢迎描写第四阶级的作品”下之“。”乃“，”之误。
（三）“替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呼吁”一句，上面漏去“及”一字，下面漏去“之呼声”三字而此句下面之标点，乃“；”非“，”也。
作者高道一说：“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由于鲁迅先生对该刊第十七号以前的文字，负责‘校阅’和‘通读’。因之写出《更正》的文字，乃是顺理成章的事。”笔者未敢肯定，附此以供研究。
七日 晴。下午寄新潮社校正稿。
【校】
稿 手稿作“藁”。
【笺】
寄新潮社校正稿 新潮社是五四运动中有较大影响的一个文学社团，形成于一九一八年十月。社址设在北大一院，即沙滩红楼一层。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办《新潮》月刊，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傅斯年任主任编辑，英语系学生罗家伦任编辑。社员大多是北京大学学生，也有少数教员和校外人士参加。其中有江绍原、何思源、李小峰、俞平伯、郭绍虞、孙伏园、顾颉刚、叶圣陶、杨振声等。在五四运动中，它与《新青年》相呼应，在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伦理和旧文学的战斗中发表了多篇犀利有力的文章。一九二〇年十月以后，因前期干部大多出国留学，《新潮》改由周作人主编，顾颉刚、孙伏园任编辑。校正稿指《中国小说史略》上卷。鲁迅于一九二〇年八月起，应邀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为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每讲完一段，就将讲义稿交付刻印。油印本题为《小说大略》，共十七篇，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印发，约十六开，毛边，共一百一十五页。有“周树人”署名。这是现存《中国小说史略》的最早版本。后由北大印刷科排印铅印本，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改动。篇幅增至二十六篇。线装，二十四开。无封面，亦无著者署名。仍作为教学之用。在铅印本基础上，鲁迅又做了全面修改。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国小说史略》上卷编成，十二月一日由新潮社出版。下卷于一九二四年六月出版。上卷（册）十五篇，下卷（册）十三篇。《史略》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新潮社乃于本年二月将上册再版。随后新潮社解体，下册未能再版。后《史略》改由李小峰的北新书局出版。所以本年九月出版的《史略》合订本是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此校正稿，指新潮社再版本。
八日 晴。晚衣萍来。夜崇轩、有麟来。
【笺】
崇轩、有麟来 崇轩（1903—1931），即胡也频，崇轩为原名。作家。福建福州人。小时当过学徒。因不甘忍受老板的奴役，只身赴上海，考进浦东中学，家人又送到天津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第二年海军学校停办，跑到北京，考大学未被录取，滞留数年。其间，爱上文学，一九二四年开始创作。同年十二月至本年五月，跟荆有麟、项拙等合编《京报》之附刊《民众文艺周刊》。后在上海参加“左联”，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为“左联五烈士”之一。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午前赴之，坐中有绥理绥夫、项拙、胡崇轩、孙伏园。”此为胡第一次来寓拜访。二人来，当是为《民众文艺周刊》约稿。
【补】
作杂文《咬文嚼字（一）》，载十一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本文对“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的现象做了嘲讽。收《华盖集》，《全集》第三卷。
九日 晴。上午往师范大学讲。午后往北京大学讲。下午昙。得伏园信，附王铸信，晚复。夜衣萍、伏园来。有麟来。向培良、钟青航来。
【笺】
往师范大学讲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担任该校讲师。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开始授课，为国文系讲中国小说史。其间，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了该校国文学会。《国文学会丛刊》第一卷第一期载会员名单，共十六人，朱希祖、沈兼士、马裕藻、黎锦熙、钱玄同、杨树达等均在内，鲁迅名列第六。后又发展沈尹默、徐祖正、张凤举等人入会。鲁迅在该校讲课凡五年半，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南下。本次为本年第一次讲课。北京师范大学，“创始于前清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附设之师范馆，旋改为优级师范科，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民国元年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十二年七月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据《校史概略》）
往北京大学讲 一九二〇年八月二日被北京大学聘为讲师。其聘书为：“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第一百六十一号。”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授课，先讲中国小说史，后以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为教材，讲授文艺理论。蔡元培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常惠回忆说：“鲁迅先生到北京大学授课是在北大第一院文学院，就是现在的沙滩红楼，地点是二楼第十九教室。‘中国小说史’这门课是选修课，最初选的人不多，后来知道是鲁迅先生讲这门课，选修的人就多起来，甚至校外的人也来听讲。”（《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421页）在北大授课凡五年半，直至一九二六年八月离京南下。本次为今年第一次讲课，实为一九二四年下学期最后一课。鲁迅在北大讲课情形，孙席珍做了回忆，并详细记述了几次有关写作的答问。孙说他正式听鲁迅讲课，“是从一九二四年秋季开学起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鲁迅本年前半年在北京大学共讲课十四次（一月九日，二月二十日、二十七日，三月六日、十三日、二十日、二十七日，四月三日、十日、十七日、二十四日，五月八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孙所记课堂答问无法确定具体日期，估计在此次讲课前后，兹引一例以见一斑：
有一次，下课钟响过以后，先生刚把书本合拢，向同学们点头示意，准备离开教室，当他脚步尚未移动时，好多位同学一拥向前，在讲桌边围成一个半圆形，问长问短，先生一一解答。这时人多口杂，有些提问，简直分辨不出来。其中有位同学提高了嗓子说：“周先生，您的文章写得这么好，有什么秘诀，可以教给我们吗？”
先生听了微微一笑，略为思索，答道：“我的文章写得并不好，我也没有什么诀窍可以传授给你们，我只会讲点小说史，不会讲文章作法。目前市面上有《小说法程》、《文章作法》一类书籍出卖，但我从来没有看过，因为我不相信看了这些书就能写出好作品来，也没有听说过哪位有名的作家是看了这些书以后才从事创作的，所以现在也绝无诀窍可讲。
“那么，文章到底该怎样才写得好呢？我认为首先还是多读一些大作家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去领会、学习的好。记得从前俄国有位批评家，在《果戈里研究》一书中说过，要想知道应该怎么写，还须从不应该那么写那一面去考虑，这可以从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中去研究，哪些字句可以删去，哪些段落应该缩短，哪些地方必须改写，哪些地方还要加强，但加强并不是添油加酱，弄得臃肿累赘的意思，加强是要求增加表现力，文字的运用仍须力求精炼。大意如此，我认为这位批评家的话，对我们是很有用处的。”
讲到这里，先生略一停顿，平时我们从未见先生在课堂上吸过烟，但这时已经下课了，他破例拿出一支来点上，吸了两口，继续说：“我刚才讲要精炼，就是说，写文章千万要少说废话，不要有败笔，不要拖泥带水，不要故意去拉长。什么叫做败笔呢？败笔就是废话。不要有败笔，就是一切不必要、不相干的言语要尽量避免，一切可有可无的字句能不要就尽力不要，如果已经写在上面，能去掉就尽量把它去掉。我自己写文章，总是这样：宁愿将一篇小说缩短成为一篇小品随笔，决不将一篇小品随笔拉长成为一篇小说。总而言之，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删’字。”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删”字后，回过头来接着说：“你们问我写文章有什么秘诀，我也说不出；要说经验，略有一点，这个‘删’字，就是从我的经验中归纳出来的。”
以上这些话，后来先生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也曾说得非常明确，但那是几年以后的事；当时我们听先生这样讲，无不觉得十分新鲜，认为这些话，对我们确实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不料这时钟声又响起来了，是上课钟；下一节课是别位老师上的，别班的同学涌进来了，大家只好退出，先生也跟着我们出来，向那位老师招呼了一下，表示歉意。我们知道先生的话还没有讲完，但也只好怀着怏怏然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各自走散。
这之后隔不多天，遇见了一位女师大的同学，谈起写作的事，我把先生指导我们的话告诉了她。她听了，很得意似地笑道：“我们也问过先生，他也给我们作了指导，意思大致与你刚才所说一样；不过他对我们讲的话，比在你们那边讲的还要多些。”
我忙问：“真的吗？他还讲了些什么？”
那位女同学见我似乎很着急，故意慢吞吞地说道：“你别急，待我告诉你。先生给我们阐明了‘删’的如何重要之后，回转头在黑板上写了‘割爱’二字，接着讲：‘要做到会删，还须懂得割爱。割爱的意思是要能够舍得，不要舍不得。我们写文章，主要是为了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传给别人，只要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余都是末节。比如说，我们拿起笔来，有时灵感一到，什么美丽的词藻呀，机智的言语呀，奇警的文句呀，源源而来，自己看了，觉得赏心悦目，得意非凡。当此之际，你就应该有所评衡，知所抉择。如果这些丽词、警句，有助于你达到写作目的，自不妨予以保留，加以利用；否则就该当机立断，坚决把它删掉，毫不可惜，这就叫做割爱。因为倘不如此，文章就会弄得不成样子，不是头重脚轻，就是尾大不掉，甚或浑身臃肿，反而变成四不像的东西了。’先生给我们讲的，大致就是这些，末了还加上一句‘可不慎哉！’——这是故意让我们笑一笑，透口气的。”最后她说：“我们听了先生这番话，无比兴奋，都说这是先生教给我们的‘作文三字诀’。今后只要随时注意，照此做法，即使文章不能马上写得很好，大概也不至于写得很坏了，所以一致认为，受益是很大、很大的。”
我听了她头头是道的转述，也相当兴奋，便笑对她说：“你讲得这样好，可见会心不远，做文章的三昧你已得了。”然后寒暄几句，互相道别。回来的路上，仔细回味着她所转述的话，把先生的教导牢牢记在心头，第二天便兴冲冲地转告了别的几位同学。一次课后，有位同学当众问了先生，先生从容地答道：“这些话，确是我对他们讲的，那天在这里，因为时间到了，未能继续下去，后来也没有机会谈到这上头来；现在你们既已知道，反正意思都差不多，我看也毋须重说。要之，我不过谈点自己的写作经验，聊供参考；至于是否会有些用处，就全在诸君自己去揣摩、领会了。”
（《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51—354页）
孙席珍另外记述了鲁迅关于尼采的一段话，对研究鲁迅的思想或有用处，也引在这里：“有一个时期，我也曾经想做超人，费了好久的功夫去寻求做超人的方法。我想尼采是主超人说的，便买了一些尼采的书来看，心想这总该可以得到的吧，但也没有踪影。后来终于找到了，据说是：在两边两座绝壁万丈的高山上，望下来是测不到深的深渊，我便须耸身一跳，从这个山头跳到那个山头。跳不过，跌死了，万事全休；跳过去了，便成为超人。或者，把我身如箭一样地射过去。我思量，我身既不是箭，万万没有法子射得过去；而且我也找不到两边万丈绝壁的那种境地，足以供我耸身一跳，于是我便灰心了。”（同上第362页）
得伏园信，附王铸信，晚复 来信未见。王铸（1902—？），即王淑明。文艺批评家。安徽无为人。当时在家乡读书。他就《苦闷的象征》题名含义函询鲁迅。复信以《关于〈苦闷的象征〉》为题，载十三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收《集外集拾遗》，《全集》第七卷。为本年第一封存信。两人交往仅此一次。
夜衣萍、伏园来《京报副刊》于本月四至六日发表了诗人徐志摩的文章《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由孙伏园持来给鲁迅看。鲁迅对徐志摩没有好感，二十天前刚刚写过一篇《“音乐”？》，对徐所写《死尸》给予讽刺（两文分别发表于《语丝》第3期和第5期）。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写道：
北京《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在脱离了《晨报》，而去主编《京报副刊》时，剩下的《晨报副刊》，便由诗人徐志摩来接编了。徐志摩是伏园的朋友，所以他们俩，虽编着几乎可以说是敌对的报纸，但并没有因此减却他们两人见面的机会。相反地，因为志摩也编着副刊，为了拉稿的关系，倒容易常常与伏园碰头。因此，他们俩便相互交换着意见，交换着批评，甚至交换着旁人对他们所编的副刊的好恶消息。
有一次，志摩写了他那有名的杂感式论文：《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当时是志摩正向社会活动的时代，每月用茶点召集着贤人淑女的新月会议，在北大等校，又讲授着英国历史上的诗人——拜伦与济兹，而他的表扬他的客厅的新诗——《石虎胡同七号》，也正起着引诱青年去拜访的作用。但他却忽然高兴，发表起有关政治的论文，多事的伏园，便将志摩的《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拿去给鲁迅先生看，而且在鲁迅看完后，还问了鲁迅的意见。过几天，志摩又与伏园相见了。志摩便问起：他那篇文章，不知鲁迅先生的意见怎样？伏园便直爽地答：
“鲁迅先生说那篇文章写的真好！”
然而，正以诗人在文坛上争辉的志摩，感觉到鲁迅的讽刺的批评了。他立刻说：
“他骂得我好苦呵！”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30—131页）
荆有麟以上所记，发生在两个时间里，可能有的亲见有的是事后听说。今日，章衣萍和孙伏园来后，荆即来到，孙伏园给鲁迅看徐志摩的论文当是亲眼所见。“过几天”的事则为听说。
向培良、钟青航来 向培良（1905—1961），现代作家、戏剧家。莽原社员，狂飙社主要成员。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在中国大学读书时跟鲁迅相识并有多次交往。同年冬跟高长虹相识，参加狂飙社。一九二八年以后主要负责狂飙戏剧运动，一九二九年初夏在南京演出后，受潘公展之约，为编《青春月刊》。狂飙社解体后，在无锡国学专修馆教戏剧，抗战期间随“国专”到处迁移。抗战胜利后在苏州拙政园内社会教育学院专任戏剧课程。最初以写小说、散文为主，后主攻戏剧和演剧理论。著作有《飘渺的梦》、《我离开十字街头》、《人类的艺术》、《中国戏剧概评》、《沉闷的戏剧》等。钟青航，四川人，一九二四年冬为北京中国大学旁听生。由向引来拜访。
【补】
作《关于〈苦闷的象征〉》，载十三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是对读者王鋳有关该书各篇发表经过和全书定名等问题的答复。收《集外集拾遗》。
情绪指数：* *
十日 昙。上午寄伏园信。寄常维钧信。寄李庸倩《语丝》第四至第八期。晚伏园来。收去年十二月分《京报附刊》稿费泉卅。
【校】
京报附刊 疑为“副刊”之误。详下。
【笺】
上午寄伏园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三封佚信。
寄常维钧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四封佚信。常维钧（1894—1985），名惠，维钧为字。北京人。在北京大学法文系学习时选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曾帮助鲁迅收集资料，协助整理出版了该书讲义。一九二二年参与创办《歌谣》周刊并任编辑，曾请鲁迅为该刊设计封面。参与组织了“歌谣研究会”。一九二四年毕业后在北平研究院任职。
寄李庸倩《语丝》第四至第八期 李庸倩，见六日【笺】。《语丝》，现代文学史上一重要刊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先由孙伏园邀集了一批人在东安市场开成素餐馆聚会，商定办此刊物。为周刊，以发表短评、随笔为主，先后由孙伏园、周作人主编。其特点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鲁迅语）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川岛、刘半农、章衣萍、林语堂、钱玄同、江绍原、王品青、李小峰等。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同年十二月在上海复刊，为第四卷第一期。先后由鲁迅、柔石、李小峰主编。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第四至第八期出版于上年十二月八日、十五日、二十二日、二十九日和本年一月五日。李在一月十五日信中说：“今日得《语丝》三、四、五三期，喜不可谕……”（详下）即为此次所寄，但期数不符。
收去年十二月分《京报附刊》稿费《京报》，日报，为中国近现代重要报纸之一。一九一八年十月五日在北京创刊。邵飘萍主办。该报激烈抨击北洋军阀政府，宣传新思潮。对五四运动、二七惨案、五卅运动及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均有详尽报道。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曾出版《马克思纪念特刊》。一九二四年底革新副刊，由刚离开《晨副》的孙伏园主持，十二月五日正式面世。该副刊为综合性刊物，哲学、历史、经济、伦理、宗教、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有所涉及，偏重于文学。日出一号，每号印十六开纸八版。主要撰稿人有鲁迅、孙伏园、周作人、高长虹、黎锦明、许钦文、陈学昭、向培良、荆有麟、尚钺、林语堂、朱湘、冯文炳、章衣萍以及文学以外的张竞生、吴稚晖、高一涵、王世杰、马寅初、丁文江等，极受欢迎。每月合订一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四日该报被奉系军阀查封而停刊，共出477号。除出版正张外，该报同时发行以戏剧、诗文、小说等为主的“小京报”，随报附送，人称《京报附刊》。计有《民众文艺周刊》、《妇女周刊》、《儿童周刊》、《文学周刊》、《科学与宗教周刊》、《戏剧周刊》、《图画周刊》（《中国大百科全书》还列有一《西北周刊》，缺《图画周刊》，不知孰是）等，共七种，每天一张，周而复始。鲁迅去年十二月在《京报副刊》发表的稿件有《高尚生活》（译文，载七日）、《观照享乐的生活》及《译后附记》（载十三日）、《无礼与非礼》（译文，载十六日）、《〈未有天才之前〉小引》（载二十七日）等文。在“附刊”上发表作品，仅知有刊于《妇女周刊》周年纪念号上的《寡妇主义》一文。此似应为副刊，写作“附刊”，疑误。
十一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有麟来。下午姚梦生来。紫佩来。夜得玄同信。
【笺】
姚梦生来 姚梦生（1905—1970，一说卒于1969），即姚蓬子，原名梦生，曾用名姚方仁，姚杉尊，字裸人。浙江诸暨人。现代作家，翻译家。作品有《一幅剪影》、《一侍女》、《浮世画》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〇年二月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为发起人。同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为重要成员。一九三三年被捕，发表《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时在北京。详情不知。
夜得玄同信 来信未见。玄同（1887—1939），姓钱，初名师黄，字德潜，又曾名怡，辛亥革命前改名夏，字中季，玄同为号，后废姓，称疑古玄同，曾用笔名浑然异、王敬轩等。文字音韵学家。浙江吴兴人。幼年随父读经，一九〇五年入上海南洋中学，一九〇六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师范，曾跟鲁迅、周作人等听章太炎讲文字学。一九一〇年回国。民初在浙江省教育总署做事。一九一三年九月到北京，后任高等师范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教授。一九一七年起为《新青年》撰稿，次年参与编辑，动员鲁迅为该刊撰文，成《狂人日记》，后“一发而不可收”，写了许多。一九二〇年《新青年》编委发生分化，跟鲁迅逐渐疏远。一九二三年，北京高师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钱仍任国文系教授，一九二八年兼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兼课，直到因脑溢血而亡故。
十二日 晴。午后往女师校讲并收去年三月分薪水泉六。下午寄李小峰以校正稿。复钱玄同信。晚有麟来。
【笺】
寄李小峰以校正稿 校正稿，同七日。
复钱玄同信 为本年第二封存信。收《书信》，《全集》第十一卷。来信问《出了象牙之塔》的出版和购买等问题，以诙谐幽默之语答之，用了许多“之乎也者”。结尾是“然而信纸已完也。于是乎鲁迅乃只得顿首者也。”
十三日 昙。午后衣萍来。晚有麟来。
【笺】
午后衣萍来 章衣萍所记他跟鲁迅就后园跑着三只鸡的闲谈，可能在今天，或今天以后的某一天。原文如下：
我知道鸡们是不忠厚的，这也不自今日始了。鲁迅先生的后园养了有三只鸡，这三只鸡自然是朝夕相居，应该是相亲相爱的了。然而也时常争斗，我亲眼看见过的。
“鸡们斗起来了。”我从窗上看出去，对鲁迅先生说。
“这种争斗我也看得够了，由他去吧！”鲁迅先生说。
“由他去吧！”是鲁迅先生对于一切无聊行为的愤慨态度。我却不能这样，我不能瞧着鸡们的争斗，因为“我不愿意！”
其实“我不愿意”也是鲁迅先生一种对于无聊行为的反抗态度。《野草》上明明的说着，然而人们都说“不懂得”。
我也不敢真说懂得，对于鲁迅先生的《野草》。鲁迅先生自己却明白的告诉过我，他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面。
此文是章衣萍《古庙杂谈》第五节的后半，发表在三月三十一日《京报副刊》上，原题《谈鲁迅》。前半写自己偶然买到一只母鸡，送到一户人家去，就跟那家Y小姐的三只母鸡斗了起来。此事自为写这节文章的触发剂。“也不自今日始”句说明，在鲁寓看鸡斗在较早之前，跟自己买鸡不在同一时候。章跟鲁迅交往，始于上年九月二十八日。文内提到“由他去吧”，出于《我的失恋》，上年十二月八日在《语丝》发表。又提到“我不愿意”，出于《秋夜》和《影的告别》。《秋夜》说：“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影的告别》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我不愿意！”此二文分别于十二月一日和八日在《语丝》第三、四期发表。这又说明，看鸡斗当在十二月八日以后。从章的描写看，此次谈话只有他和鲁迅二人，没有他人在座。章十二月中下旬共来四次，其中两次是“夜”，两次是跟吴曙天，都不可能。本月四日、八日、九日来过，有两次“夜”，一次“晚”，也都不会看到鸡斗。故最早只能在今天。也可能在三月五日——那是最晚的日子。这段话说到鲁迅的哲学“都包括在他的《野草》里”，而“不愿意”和“由他去吧”是鲁迅哲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应引起注意。
十四日 昙。午后衣萍来。下午往北大取薪水，计三月分者十三元，而四月分者四元也。夜成短文一篇。校《苦征》印稿。
【笺】
夜成短文一篇 即杂文《忽然想到（一）》，载十七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举“国粹家”三事，谓“天下之奇事”，予以讽刺。如第二：“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个好方法，别人想出来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学……”别人指西方。本文是一篇有关东西方文化的随感。文末注写于“一月十五日”，当因写完时已是十五日凌晨。收《华盖集》。
十五日 晴。午后钦文来。有麟来。下午寄小峰信并稿。晚伏园来。
【笺】
寄小峰信并稿 信未见。为本年第五封佚信。稿，当为《忽然想到（一）》。信当嘱将稿给伏园。
【补】
作《〈忽然想到（一）〉附记》，载十七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当日，《京报副刊》发表江震亚《学者说话不会错》一文，中说“相信‘学者说话不会错’，是评论界不应有的态度。我想要免除这个弊病，最好是发表文字不署名。”所以《附记》主要谈署名问题。自在读到《京报副刊》后写。文中说：“我所指摘的中国古今人，乃是一部分，别有许多很好的古今人不在内！然而这么一说，我的杂感真成了最无聊的东西了，要面面顾到，是能够这样使自己变成无价值。”写好后顺便交给伏园，跟本文一起发表。初收《华盖集》，现为《全集》第三卷《华盖集》所收《忽然想到（一）》注释。
十六日 晴。晚往季市寓饭。夜赴女师校同乐会。
【笺】
晚往季市寓饭 季市，即许寿裳（1883—1948），季黻（季茀）为字，号上遂。著名教育家。浙江绍兴人。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读书时的同学，自此结为好友。一九〇九年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邀鲁迅任教，民国成立后又向教育总长蔡元培力荐鲁迅入部，教育部迁京后被任为佥事、科长、参事。一九一七年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一九二〇年冬回部。一九二二至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后由杨荫榆接任，仍回教育部，任编审。季市寓，在西单保安寺八号（见《现代贤儒》许世瑛撰《先君许寿裳年谱》）。
夜赴女师校同乐会 据王景山《鲁迅书信考释》中《“琴心”疑案的揭穿》一文，这次会上演出了北京大学学生欧阳兰作的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后被揭发为抄袭，鲁迅在多次信中和文中提及。详见四月二十三日致向培良信【笺】。
【补】
译厨川白村论文《现代文学之主潮》，载《民众文艺周刊》第六号（20日），署名鲁迅。收《出了象牙之塔》。
作《〈现代文学之主潮〉译后附记》，跟上文同时同刊发表，署名译者。初未收录，现收《译文集》第三卷附录和《全集》第十卷《译文序跋集》。
十七日 晴。上午得三弟信，十日发。午后衣萍来。夜有麟来。得李遇安信。
【笺】
得李遇安信 来信未见。李遇安，即后来的象征派诗人李金发。李金发又名李淑良，《日记》又作遇庵、一学生等。河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一九二六年秋任广州中山大学委员会职员，同年底辞职，随郁达夫赴上海，不久往江西。从上年十一月下旬起，鲁迅三次“得李遇安信并文稿”，三次复。他的第一次信，是读了鲁迅《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之后。他跟杨树达系北师大同学，稿中叙述了杨树达的真实情况。鲁迅收到后，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又给孙伏园写一信，和来稿一起在《语丝》第三期发表。第二次寄稿，当也由鲁迅转给《语丝》发表，是说“杨树达”（真名杨鄂生）已死。这次来信，内容不详。
【补】
作杂文《忽然想到（二）》，载二十日《京报副刊》，署名鲁迅。由新出版的书不留空白，天地头很短，想到中国人的习惯和精神，说此事虽小，“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并由此可以“类推更大的事”。如果这种精神状态不改变，“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收《华盖集》。
十八日 晴。星期休息。午后孙席珍来。下午钦文、伏园来。
【笺】
午后孙席珍来 是孙第一次来寓。当来看望。会由鲁迅《诗歌之敌》谈到诗歌创作情况，孙也可能说到在北大听鲁迅讲课心得。
【补】
作散文诗《雪》，载《语丝》第十一期（二十六日），副题《野草之八》，署名鲁迅。时当严冬，北京常有大雪，头年十二月三十日即降两次，《日记》有载，且第二日“大风吹雪盈空际”，给作者留下较深印象。文中对比了南方的雪和北方的雪的不同，一柔顺一坚强，一像女性一像男人，说在朔方“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升腾着的是雨的精魂……”。作者爱南方的雪的明艳和洁白，更喜欢北方的雪的“奋飞”和“升腾”精神。有人说，“在这里我感到作者似乎仍就[旧]保留着一点《在酒楼上》的哀愁和孤傲的情绪”（卫俊秀《鲁迅野草探索》上册第69页），似只看到表面。实际上，正如李国涛所说：“雪的下面有不可遏止的春意，雪中蕴蓄着蓬勃的生机。逝去的青春，身外的青春，犹如‘雨的精魂’凝成的雪，仍在大地回旋、闪烁、奋飞。鲁迅把这种冬日里的春意捕捉住，使之凝固在自己的诗的语言中。这是他循着《希望》的思路‘寻求’到的第一篇青春的颂歌。”（《〈野草〉艺术谈》第53页）收《野草》。
情绪指数：* *
十九日 晴。上午得李庸倩自黄埔所寄照片。夜有麟来。
【笺】
上午得李庸倩自黄埔所寄照片 李秉中在一月十六日信开头说：“恨我总无多暇写信，前曾奉上小影一帧，当已俯詧。”即指此。
身体状况：不适。
二十日 晴。下午寄许钦文、陶璇卿信。夜服【补】写丸二粒。
【笺】
下午寄许钦文、陶璇卿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六封佚信。陶璇卿（1893—1929），名元庆，璇卿为字。画家。浙江绍兴人。自幼酷爱绘画，中西画都学。在杭州第五师范学校读书时，已颇有名气，常有人求画。师范毕业后在附小教书。后考入上海《时报》馆任美术编辑，专为报纸作图案画。又考入上海师范专科学校深造。一九二四年到北京，经许钦文介绍，十二月三日跟鲁迅相识。一九二六年夏后，先后任浙江台州第六中学、上海立达学园教员，杭州美术专科学校教授。鲁迅对陶元庆的画十分喜爱，请陶为《苦闷的象征》、《彷徨》、《坟》、《朝花夕拾》等多本著作设计封面。这次信是邀二人春节聚餐的，见二十五日【笺】引许钦文话。
【补】
作杂文《咬嚼之余》，载二十二日《京报副刊》，后有附记，署名鲁迅。前《咬文嚼字（一）》发表后，有名叫仲潜和潜源（唐山大学）者，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者孙伏园，指那是“最无聊的一种”，并说“名人名声越高，作品也越要郑重”。此文给予回击，说：“我并不觉得我有‘名’，即使有之，也毫不想因此而作文更加郑重，来维持已有的名，以及别人的信仰。纵使别人以为无聊的东西，只要自己以为有聊，且不被暗中禁止阻碍，便总要发表曝露出来……”收《集外集》，《全集》第七卷。
二十一日 昙。上午陈子良来。午后有麟来。夜衣萍来。伏园来。服仁丹廿。
【笺】
上午陈子良来 陈子良，名庆麟，子良为字。浙江象山人。一九一七年北京大学毕业。时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等额外部员。来往仅此一次。
二十二日 昙。上午得高歌信，十八日开封发。同母亲往伊藤医寓治牙。往东亚公司买《近代恋爱观》一本，泉二。午后游小市，买《轰天雷》一本，铜泉十枚。下午许钦文来并赠酒二瓶。伏园来。夜收《小说月报》一本。
【校】
夜收《小说月报》一本，此句手稿字的粗细和墨色跟前明显不同，倒跟后两天的相仿。是否“一行满了，然而还有事，因为纸张也颇可惜，便将后来的事写入前一天的空白中”？
【笺】
上午得高歌信 来信未见。高歌（1900—？），即高仰慈，乳名秋海，字普荪，高歌为笔名，山西盂县人。高长虹二弟。现代作家。莽原社员，狂飙社主要成员。一九一七年考入位于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回盂县第一高级小学教书，写了许多新式剧本，带领学生演出。一九二四年赴北京，上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秋起跟高长虹一起开展狂飙运动。十二月二十日，已随高长虹、张蕴吾（《日记》记为云五）拜访过鲁迅。本年初，跟同学吕琦（详一月三十一日）及向培良（详一月九日）经人联系，为在河南开封出版的《豫报》编辑副刊。此时即在开封。信当报告在开封工作进展情况。
同母亲往伊藤医寓治牙 母亲，即鲁瑞（1858—1943），浙江绍兴人。伊藤，全名为伊东丰作，日本牙科医生，诊所在崇文门外八宝胡同。一九二三年曾数次前往诊疗。本年仅此一次，是给母亲治牙。
午后游小市，买《轰天雷》一本 摆地摊而成的固定市场，为小市。据清末忧患生所著《京华百二竹枝词》注，当时“东小市在崇文门外，西小市在宣武门外，摆摊售卖故物，色色俱备，真赝杂陈，入其中者，极宜留心察视，黎明交易，早九点收市。市俗或呼‘鬼市’”。此次所游“小市”，当为东小市。上午在伊藤医寓治牙，治毕，在街上用饭，随即逛小市。此时小市当已不是“九点收市”。《轰天雷》，小说，根据常熟人沈北山事迹创作而成，十四回，一册。原题藤谷古香（孙景贤化名）撰。光绪二十九年大同印书局铅印，次年再版。
情绪指数：* *
二十三日 晴。下午收《东方杂志》一本。往留黎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八本，泉二元四角。夜有麟来并赠瓯柑十六枚，鲫鱼二尾。李慎斋来并交所代领奉泉百九十八元，是为前年之七月及八月分。
【笺】
下午收《东方杂志》一本《东方杂志》为近现代一重要综合性刊物，由商务印书馆主办。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创刊，十六开。初为月刊，第十卷起改为半月刊，第四十卷后改回月刊。抗战期间先后迁长沙、香港、重庆等地出版，一九四七年一月迁回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终刊，是旧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刊物之一。徐珂、孟森、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李圣五先后任主编。清末发表《中国立宪之要义》等文，提倡宪政。新文化运动期间，主编杜亚泉主张东西文化调和，曾和《新青年》论战。一九二一年以后，发表过多篇鲁迅著译作品，如小说《白光》、《祝福》等。曾编辑出版有关立宪运动等重大事项的临时增刊。该刊内容广泛，资料丰富，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宝贵史料。
往留黎厂买石印王荆公《百家唐诗选》一部 留黎厂，现通作琉璃厂，在北京和平门（和平门于一九二四年前后开辟）外。是一古籍、文物集中流通之地，文人常喜来此采买。清乾隆年间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说：“无甚应酬，又性不喜观剧，茶园酒馆，足迹未尝至，惟日借书抄之，暇则步入琉璃厂观书，虽所买不多，而书肆之不到者寡矣。”琉璃厂以海王村为中心，有东琉璃厂和西琉璃厂，接南北柳巷，大小店铺相接。鲁迅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京，十二日就跟许寿裳等人“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以后经常来此购书。王荆公（1021—1086），即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后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江西临川人。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百家唐诗选》，即《唐百家诗选》，王安石选编，共二十卷，八册。上海文实公司据双清阁刻本石印。
李慎斋来 李慎斋（1868—1947），名懿修，慎斋为字。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河北清苑。民初即到教育部，初为会计，时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曾帮助鲁迅购置、翻修西三条寓所，并为设计“老虎尾巴”。
二十四日 晴。旧历元旦也，休假。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
【笺】
自午至夜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出了象牙之塔》，文艺理论著作，日本厨川白村著，共有论文十篇。本日开始翻译。
【补】
作散文诗《风筝》，载《语丝》第十二期（2月2日），副题《野草之九》，署名鲁迅。住在“肃杀的严冬中”，却想到“故乡的风筝时节”，回到了二十年前，因为不懂儿童天性而践踏、摧毁了弟弟正在做的风筝，此刻想起，对此种“精神的虐杀”感到了深深的追悔。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说：“这里主要的意思是说对于儿童与游戏的不了解，造成幼小者的精神上的虐待（原文云虐杀），自己却也在精神上受到惩罚，心里永远觉得沉重。作者原意重在自己谴责，而这些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事实上他对于儿童与游戏并不是那么不了解，虽然松寿喜爱风筝，而他不爱放风筝也是事实。”松寿，即三弟周建人。（止庵编《关于鲁迅》第467页）乔峰（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说：“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这是写关于鲁迅的事情的作者应当知道的。”（《鲁迅回忆录》专著中册第743页）收《野草》。
身体状况：健康。
情绪指数：* *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夜译文一篇。
【笺】
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 俞小姐姊妹三人，指俞芬、俞芳、俞藻。许小姐，指许羡苏。王小姐，指王顺亲。王，浙江绍兴人，约一八九八年生。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跟许广平同班。上年六月八日曾跟另四人同来一次。今日为旧历正月初二，母子二人分别邀来同乡亲友聚餐。当同时聚餐，非两次也。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里说：“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五日是春节的第二天，《鲁迅日记》：‘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这是五天以前预约了的，‘下午寄许钦文、陶璇卿信’。就是为着这个。我接到这信后送两瓶酒去表示凑个热闹，《鲁迅日记》上也写着。”许又说：“鲁迅先生请客，一般都在附近的菜馆里，这次在家治餐，显得格外亲切，自然以元庆为主。菜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正因此，家乡的做法，有好些还是绍兴的土产，家乡的风味，这才觉得格外可口。”（第83—84页）据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北京人不到饭馆，在自己家中或大的共公场所请客，叫“堂会”，由主人预订，附近饭馆按需送菜到家。大到几桌酒席，都可挑了大圆笼、行灶来家中现烧，非常方便。这次是否也预订了一部分饭菜？许钦文在另一处写到这次聚餐所见：“一九二五年春节，我在老虎尾巴前面吃饭间里，看到靠东一边的壁上挂着一幅小中堂的画像，一株树底下立着个小孩子，头上留着三仙发，穿着米色斜领衣，捏着一朵兰花的，据说是鲁迅先生四弟的小影……”（同上书第51页）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中记了一件事，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住在北京西三条时，出门常乘坐二秃子的车（当时二秃子等人住在西三条西面的一座破庙里）。每次回来，鲁迅先生给他的车费总是较多的。鲁迅先生常说，人家是要养家活口的。又说，一个人平时用钱不可浪费，能节省的地方，应该尽量节省；但克扣劳力钱是极不应该的。
记得有一次，那是天寒地冻的冬天，鲁迅先生早上乘车出去，由于路上结了冰，很滑，二秃子一不小心，跌了一跤。他跌伤了，鲁迅先生也受了伤。二秃子连忙挣扎着起来，忍着伤痛，赶紧过来搀扶鲁迅先生，问伤了哪里，要不要紧？并且怪自己太不小心，一个劲儿说对不起；还忍着痛一直把鲁迅先生送回了家，连连道歉而去。鲁迅先生每次追述当时情景，心情总是很激动的，他说，二秃子那种负责态度真是少有的。事后二秃子一连好几天没有来，鲁迅先生很记挂他，就问起二秃子的伤好了没有？怎么不来了呢？潘妈——照顾大师母的女工——说，二秃子年轻，身体好，伤早已好了；可是那天他拉车跌了一跤使您受了伤，又受了惊，心里很过意不去，不好意思来啦。鲁迅先生说：那天跌跤，是地上结了冰，路滑的缘故，这不能怪二秃子，况且他的伤势远比我重，出事后，还亲自把我送到家里，我感激他还来不及呢！于是要潘妈去叫他来。二秃子真是高兴啊。（——第55页）
鲁迅是上年春末夏初搬来西三条的，坐车受伤只能发生在现在还没有结束的这个冬天，早则去年十一二月，迟则年初。谈话既是“追述”的，自在受伤多日或至少数日以后。俞家三姐妹来寓，《日记》多不记，本年只记三次，今日是第二次，下一次远在七月，故系于此。
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晨报》，是二十世纪初北京最重要的大报之一。初名《晨钟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创刊于北京，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改本名。为日报。地址在丞相胡同。创办人梁启超、汤化龙、蒲殿俊等，实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团体——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李大钊一度被聘为主编。以报道政治新闻为主，较多地反映北洋军阀政府的政治活动。在李大钊任主编期间，该报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一九二〇年起，其第七版（副刊）由孙伏园主编。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该版宣告独立，改出四开单张，鲁迅为之命名《晨报附刊》。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中说：“原来‘附刊’这名字是鲁迅先生取的。他认为《晨报》登载学术文艺的第七版，既然独立地另出一页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那末就叫‘晨报附刊’吧！‘附刊’也就是另外一张的意思。《晨报》总编辑蒲伯英的字写得不错，他亲自写了一个汉砖字体的版头，把‘附刊’写成了‘副镌’。为了尊重鲁迅先生的原意，所以报眉仍用‘晨报附刊’几个字。”（《鲁迅回忆录》一集第94页）该刊积极宣传新文化运动，倡言社会主义，为新文化运动中四大副刊之一。鲁迅先后在该刊发表了《阿Q正传》等六十余篇作品。上年十月孙因鲁迅《我的失恋》一诗跟代理总编刘勉己发生冲突离开后，副刊由徐志摩主编。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停刊。
夜译文一篇 指《出了象牙之塔》。
情绪指数：* *
二十六日 晴，风，假。午后子佩来。下午至夜译文三篇。有麟来。
【笺】
下午至夜译文三篇 指《出了象牙之塔》。
二十七日 晴。休假。午后衣萍来。得三弟信，二十日发。
二十八日 晴。上午寄马幼渔信。午后品青、衣萍来并赠汤圆三十。下午伏园来。晚寄三弟信。寄李遇安信。寄李小峰信并校正稿及图版。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作《野草》一篇。
【笺】
上午寄马幼渔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七封佚信。马幼渔（1878—1945），名裕藻，幼渔为字，亦作幼舆。文学史家。浙江鄞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帝国大学毕业。一九〇八年跟鲁迅等同听章太炎讲小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声韵学纲要、清儒韵书研究、经学史等。后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并先后担任两校国文系主任。
晚寄三弟信 信未见。为本年第八封佚信。
寄李遇安信 信未见。为致李遇安第四信，本年第九封佚信。
寄李小峰信并校正稿及图版 信未见。为本年第十封佚信。“并”后指《苦闷的象征》清样及插图铜版。
夜译白村氏《出了象牙之塔》二篇 白村氏，指厨川白村（1880—1923），日本文艺批评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又留学美国。先后在熊本、京都和东京等地任教授，因重病截去一足。一九二三年九月在关东大地震中遇难。其著作除《苦闷的象征》外，还有《近代文学十讲》、《文艺思潮论》、《出了象牙之塔》等。《苦闷的象征》鲁迅已经译完，即将出版。接着翻译《出了象牙之塔》。此二篇，即前二十四日所译，今天续译，并全部译完。二月四日至三月十一日（中间有空）在《京报副刊》连载，署名鲁迅。
作《野草》一篇 即《好的故事》，载《语丝》第十三期（2月9日），副题《野草之十》，署名鲁迅。文末写作时间注“二月二十四日”，迟于发表日期，显有误。有多人对此做了考证、推测。李何林似乎认为，作于一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八日都可，“二十四日为旧历元旦，二十八日为初五，是旧俗“迎财神”的日子，“所以有‘鞭爆的繁响在四近’”（《鲁迅〈野草〉注解》第100页）闵抗生说：“近来见到几位同志的文章或著作，都认为它写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综合他们的理由有两点：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鲁迅日记有‘作《野草》一篇’的记载；二、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为旧历正月初五，旧风俗要在这一天‘迎财神’，诗中‘鞭爆的繁响在四近’的描写，正是作于一月二十八日之证。但据此推断《好的故事》作于一月二十八日是证据不足的。因为：一、‘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年、月、日三项竟有两项不符，而且将‘八’误写为‘四’也错得太离奇。二、‘迎财神’固然四近会有‘鞭爆的繁响’，但是送灶、除夕、正月初一，都是‘鞭爆繁响’的日子。《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说：‘……社会上所珍重的“夏历”过年，必须大放爆竹……’可见正月初一更是大放爆竹的日子。我有这样的猜想：《好的故事》会不会与《风筝》同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所作的呢？从内容看，一是借叙事抒情，一是借写景抒情；一是写现实、写往事，一是写梦境、写理想；一是写‘无可把握的悲哀’，一是写‘梦’虽破碎，而永存心中。内容两相对照。其次，《风筝》作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与《好的故事》文后所署日期整整相差一个月，会不会鲁迅先生在为《好的故事》签署日期时误将‘一月’写成了‘二月’呢？这样的错误，似乎比把‘一月二十八日’误作‘二月二十四日’更近情理。第三，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正是旧历正月初一，四近有‘鞭爆的繁响’也合情合理。至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中所说的那篇《野草》，则可以暂时存疑，另行考证。”（《地狱边沿的小花》第103—104页）三闲居曰，此文发表原刊，文后没有日期落款，显系成书时所加。《日记》是当天写的，其可靠性不容怀疑；也不可能另有一篇而未发表、未收入书中，因此这篇写于今日，是应该肯定的。所以出错，当是后来凭记忆所加，这就不管年、月、日三项错了几项。闵文系推测，姑存之。文内说：“这个好的故事”是“我”“坐小船经过山阴道”时“看”到的，当“碎影还在”，要把它“追回”、“完成”、“留下”时，却“只见灰暗的灯光，我不在小船里了”。“好的故事”原来只存在“蒙胧”的想象里、梦境里，现实是另一种“故事”。这里有着一种现实和理想两重天地的矛盾，或者说阻隔。收《野草》。
情绪指数：* *
二十九日 大雪。上午得孙席珍信并诗。午晴，风。晚有麟来。
【笺】
上午得孙席珍信并诗 来信未见。诗，亦未见做何处理。
三十日 晴。夜有麟来，取文稿去。
【笺】
夜有麟来，取文稿去 文稿，当为荆有麟所写，他请鲁迅为之修改的。
三十一日 晴。午后钦文来。下午收《东方杂志》一本。晚伏园来。衣萍来。夜有麟同吕蕴儒来。
【笺】
夜有麟同吕蕴儒来 吕蕴儒，名琦，第一次来访（1924年3月30日）时，《日记》写作吕生，蕴儒为字。狂飙社成员。河南人。一九二四年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读书，是鲁迅的学生。跟高歌、荆有麟等是同学，也是好友。
本月
本月（最后时限），孙伏园劝穿棉裤。孙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写道：“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73—74页）文中说“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三十年”不妥，最长只有二十多年，但言其长却不容置疑。从其描写来看，是在西三条寓。说在“衙门”（显指教育部）上班，现在这个冬天是在教育部上班的最后一个冬天（本年年尾因平政院尚未做出结论，故不去上班），最长也只能是这个冬天。又因确切日期无法肯定，故系于此。
本月，查证《小说月报》上一处错误。荆有麟在《鲁迅回忆断片》中说：
民国十三年冬，郑振铎主编的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小说月报》，某期上，误将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像，排成另外一个文学家名字了。当时我将所买的一本《小说月报》，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再查对一下看，究竟是不是错，鲁迅先生一看，说：
“他们真胡闹，连照像也可以随便安排。”
先生马上跑到书房里（先生住北屋，书放南屋），不特检出卢那卡尔斯基像，连错的那个人（名字我现在记不起了）的像，也查出来了。我当时说了一句：那么，代他更正吧，先生紧接着说：
“由你发现，就由你更正吧，证据我这里有的是。”
结果：我就在伏园主编的《京报》上，指出那个错误来。
因为先生曾说，《小说月报》自命为文学领导者，也时常板起面孔，教训青年，不应该有那样错误，教青年人跟着他去错。所以虽是一个像片的小错，先生也是主张纠正的。
（《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46—147页）
查《小说月报》，“民国十三年冬”刊登苏联文学家照片的，是在第十二号目录后插页第三页的正面，总题《新死的俄国诗人卜留沙夫》，照片下题《卜留沙夫像》（正面），另有一张侧面剪影，题《卜留沙夫的影像》。笔者未找到卢那卡尔斯基像，无法对照。荆有麟所说，殆即为此。本月有麟共来十七次，难以确定具体日期，故系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