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过一个植物学家，稻子会不会变成稗子？他立时飞起两撇眉毛，惊讶着我的无知。其实，不懂分类学的我又何尝不知道这最起码的常识？可是，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使我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产生这样的联想。要解答这个问题，得找什么样的专家呢？
在我的书桌上方，悬着一张彩色照片。两个戴红领巾的天真烂漫的孩子趴在春天的草地上。我那十岁的大女儿双手托腮，微微蹙着眉尖，专注地凝视着前面，仿佛在思索什么，比她小一岁的妹妹嘴里噙着一根小草，搂着姐姐的脖子，小脑袋歪向一边，笑得十分可爱。过去，看见这张照片，满意、自豪的微笑常常不自觉地浮上我的嘴角，心里像喝了蜜水儿一样甜。如今，我凝望着它，凝望着上面两个孩子清亮的眼睛，说不出的滋味像丝一样束紧了我的心……
熟悉我们家的人都说，我的两个女儿的性格应该加起来被二除就好了。确实，两人虽然长得像两滴水珠似的相像，可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大女儿沉默寡言，除了学习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读课外书。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钻进父亲的书房，从书橱的最低格一本一本挨着看，一看就连饭都不知道吃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跪在一张大圈椅上，胳膊肘支着桌面，两个小拳头托起下巴，面前是厚厚的一本大部头。太阳从玻璃窗外射进来，照在她皱着眉头的严肃的小脸上，鼻尖上沁着细小的汗珠。
“晓雪，你能看懂什么？别看了，小心看坏眼睛。”我心里觉得好笑，不由得这样阻止。
晓雪抬起头，闪着一双和父亲酷肖的又黑又亮的聪慧的眼睛不满意地望望我，并不争辩，却像示威似的更低地埋下了头。
这孩子就这么倔！说实在的，我真不喜欢她这一点，她太强调自己的独立性了。
一天傍晚，我们带着孩子到公园划船。天黑下来的时候，突然落下了雨点。我们匆忙将船靠了岸，拉着小女儿朝前面的长廊跑。
“哎，晓雪呢？”丈夫突然停下脚步问我。
一道闪电照亮了湖滨。我回头看见，在一株被风吹得直不起腰的柳树下，一块伸进湖面的大石头上，站着我的女儿。湖水喧嚣着，“哗哗”地拍着湖岸，溅起碎玉般的水花。一声炸雷，劈开了浓云密布的夜空，眨眼间，倾盆大雨从天空倾泻而下。
“晓雪！”我又气又急地大声喊。
喊声居然比雷声还管用。她受惊地回过头，左右一望，忙从石头上跳下，“啪打、啪打”一路溅着水花跑过来。
躲进长廊，我用手帕替她揩脸上的雨水，忍不住生气地责备。女儿就像没看见一样，只是默默地用手捋着湿漉漉的小辫儿。突然，她抬起头，望着父亲问道：
“爸爸，为什么普希金说大海是自由的元素？自由是什么？”
“哦！”丈夫略一愣，我也愣住了。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这小家伙还真有个琢磨劲儿呢！
小女儿可大不一样了。她活泼、顽皮、聪明伶俐，爱唱爱跳，简直像只小百灵鸟。五岁那年，我带她看了一场电影《丹娘》，第二天下班回来，好家伙，吓了我一跳！小东西的两根小辫儿没有了，头发剪得像个愣小子，乱七八糟，脸上有很大的一片“血迹”（是抹的红药水），双手反背在后头，一根细细的猴皮筋套住了两个手腕，穿了一件我的大衣服，正站在饭桌上，挺着胸脯演讲呢！面前坐了一群小听众。
“烧死他们！毒死他们！……这些法斯西强盗——”
“不是法斯西，是法西斯。”一个穿海军衫的小男孩高声抗议。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看电影！电影上就是这样说的！……你笑什么，小明明？就是法斯西！法斯西要绞死丹娘，你还笑？”
“什么是绞死？用剪刀铰吗？”另一个穿红裙的小姑娘咬着指头问。
“嗐，嗐，又不是做衣服，要剪刀干什么？绞死就是死，懂了吧？”
“晓露！”我大叫一声。
一回头，看见是我，她忙笑着从桌上蹦下，神气活现地跑过来：“妈妈，妈妈，你看我像不像丹娘？”
天哪，还丹娘呢，瞧那狗啃似的头发吧！
不过，要对她发火简直办不到。一看见她那眯着眼睛笑嘻嘻看人的神情、向上翘的俏皮的小鼻子，一听到她银铃样儿的声音，就是天大的火儿也熄了。难怪丈夫常常指责我“偏心”，说非得请贾赦讲的那个专治心病的婆子给我扎一针不可呢！
两个孩子越大，性格上的差异也就越明显。丈夫戏称，姐姐是朵“冰凌花”，妹妹是“太阳神的女儿”。俗话说“冰炭不相容”，可她们两人却亲密得像一对并蒂莲。那时，她们俩喜欢帮老红军肖奶奶做活儿，姐姐闷头扫地、倒灰，晓露呢，“奶奶长，奶奶短”地喊着，给老人家唱歌儿、跳舞，整个走廊都能听到她那清脆悦耳的歌声：
“在我心爱的日记本里，贴着雷锋叔叔的照片……”
那时，多少人见了我都夸：“沈大夫，你有两个多好的女儿啊！”
……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她们简直变得像两个陌路人……
那天，晓雪下班回来，一进门，看见露露站在穿衣镜前边系纱巾，她的两道浓黑的秀眉立时锁起一个疙瘩：
“又要开屏去了，今天是开给哪个唐璜看呢？”
“奇怪，”晓露斜着眼睛瞟了姐姐一下，好像瞟一粒尘芥，“你今天怎么动了凡心，关心起红尘中的事儿来啦？”
晓雪沉默着，执拗地盯着妹妹的眼睛。露露见姐姐不说话，不禁一笑：
“是要做清教徒的说教吗？多承费心，我才不怕万劫不复呢！我浑身上下都在冥河中浸过了。”她转过脸来，眼睛一闪一闪地望着姐姐，眼光那么古怪，“倒是你该放聪明点儿，我的‘老大姐’，没听古人说过吗？‘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晓雪脸色越来越白，她冷冷一笑，很快转过身去，拉开了窗户，一股寒风立时从纱窗里钻进来。
“真要命，哪儿来的这股腐尸的味道，”她不动声色地说。
“晓雪！”我厉声喊，一颗心缩紧了。我知道这话像钢针一样戳到了小女儿的最痛处。
屋子里突然静下来，晓露像被当头棍打蒙了一样呆立着，脸色霎时变得像墙皮一样灰白。半晌，她望着姐姐的背影，深深地吐出一口气。
“别忘了，有一天你也会变成腐尸的。”她说，一低头，咬着嘴唇冲出房间。
晓雪缓缓地转过头，一对黑沉沉的大眼睛盯着我。半晌，她像吐什么咬不动的东西一样吐出了这几个非难的字眼。
“这是一颗苦果子，妈妈！”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出去了。“砰”一声响过后，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猝然转过身，求助的眼光落在了柜顶一个棕色的盒子上，那是丈夫最后的归宿。
“你看见了，叫我怎么办呢？”我默默地凝视着粗糙廉价的、连照片都没镶嵌的小木盒，渐渐地，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
那是一个枯叶飘零的深秋，天刚蒙蒙亮，房门就被一阵粗暴的拳头擂开了。来人一只手挟这个小木盒，一只手把一张需要付款的发票送到了我惊恐的脸前……我一切都明白了！
不，我其实什么都不明白，不明白！
他犯了什么罪？我的丈夫？这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剧作家，在五十岁生日时交上了入党申请书的知识分子，就这样去了吗？
秋雨连绵地下着，白杨树梢上最后几片摇曳的残叶也落光了。昏黄的一盏孤灯，凄怆地照着那个装了那么多怨愤的小木盒。我凝望着它，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二十多年朝夕相处，有谁比我更了解他？可是如今，贴着“文化特务”“反动作家”“黑线人物”等标签的大帽子，夺去了他清白的声誉，夺去了他有价值的生命，夺去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安宁与幸福。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夺去的远远不止这些啊！
对于一个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来说，厄运并不可怕，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孩子们，她们简直像被一张无法冲破的罗网笼罩住了一样。初中毕业，两个女儿学习成绩都很优异，可却没有被推荐上高中；同年龄的孩子们臂上都戴着红袖章，胸前别着团徽，我的孩子却只有羡慕的资格。以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问题——插队、就业分配，没有一件事不碰壁的。看着女儿一天天荒废下去，我心如油煎，四处奔波，跑散了这把骨头架，操碎了心，才算安顿了两个孩子。晓雪到偏远的山村插队落户了，后来得了肾炎和肝炎，治愈后，体质虚弱，被分配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的“麻刀厂”做了熟练工。露露呢，说来也有意思，那么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竟被分配到了“殡仪馆火葬场”，去和“死神”打交道了。
第一天下班回来，小女儿跑到穿衣镜前，对着镜子凝视着自己，半天叹了一口气。
“唉，我总算离死还远着呢！”
说完，她猛地一甩头发，冲到阳台上，放开嗓子唱起来：
“什么样的青春最壮丽，什么样的生活有意义——”
歌声突然地停止了，空气仿佛凝结了，我忙扭回头，只见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双手掩着眼睛。
“露露，”我心里一阵难过，走过去扳住了她的肩头，“不要这样，孩子，干什么不是为人民服务？再说，这也已经很不容易了……”
她松开手，抬起一张惨白的、泪痕满面的脸，望着我，凄楚地笑了，“别担心，妈妈，我很珍惜这工作呢！你没到过火葬场吧？那儿真美，像园林一样，幽静，幽静极了！……”
我的心一哆嗦，沉下去了。叫我说什么好呢？这是社会的分工，不错。然而这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分工呢？
从那儿以后，她好像突然长了十岁。歌声喑哑了，眼睛暗淡了，甚至连鼻子都不再那么翘，一天到晚缩在家里，见人就垂下眼皮。丈夫死后，我们家变得冷落凄清，偶尔有老朋友偷偷看我们，一听到敲门声，她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溜到别处藏起来。
“晓露，怎么变成一只小老鼠了？”有一次，我听到晓雪这样问她，“干吗总觉得自己比别人低一头？”
“低一头？”晓露苦笑了一下，“我能比上人家的脚后跟就不错了！”
可是后来，这孩子突然又走上另一个极端。她开始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拼命寻求刺激，一天到晚不干别的，半夜半夜弹吉他、玩琵琶、吹口琴、听唱片，时髦的衣服，颓废派的发型，不着边际的空谈，构成了她的全部生活。这变化简直像闪电般迅疾，别说外人，就连我这做母亲的都感到惊讶，这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儿是怎么转过来的？
这天，我把心里的忧虑对晓雪谈了，她沉吟片刻，顺手抄起铅笔在纸上画了个圆圈，“不是一百八，是三百六十度，妈妈！”她说，“就像手表上的指针一样，转了一圈，其实还是在老地方。”
我理解她的意思。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支配它们的是同一种力。如今，露露朝欢暮笑，快活得近似发疯，可是，她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轻轻地唱起忧郁的歌，那时，一双闪烁不定的眼睛里就像埋藏了什么东西。
我心里很着急。我知道，一个人有目标，生活才会充实。这天晚上，当琴声又响起时，我从里屋走出来。
“别没完没了地弹了，晓露！有时间学点儿东西多好，你看看姐姐。”我向对面房间示意一下，从那里，断断续续地传出了晓雪朗读英语的声音。
晓露双手抱着琵琶，扭过脸来眨眨眼睛，好像没听懂我的话。我走上去合住了她的乐谱，把一本《基础英语教材》放在了桌上，女儿伸手推开了它。
“妈妈，咱们家有一个白痴你还嫌不够？”
我不禁皱起眉头。
“你看看谁像她？一天到晚念呀，背呀，我真为她难过！凭她下多大的功夫，学得有多好，谁用她？！我可不要这种粉饰。一个摆弄骨灰盒的人嚼洋文，不怕人笑掉大牙？”
她蹙起眉头笑笑，晶莹的前额上出现了几条细小的皱纹，神情变得惨淡、凄楚，我的心像被蜂蜇了一下。
“这话不对，晓露，”我轻轻地摇摇头，“不管怎么样，一个人应该活得明白一点儿，看得远一点儿，应该朝前看。”
女儿不以为然地一笑，扔下琵琶站起来，“别的我不懂，妈妈，我只懂一点：语言是世界上最没有力量的东西，‘寄托有时便是断送’，不信，我们的地位换一下，您就知道了。”
一股怒火冲上了我的心头，我费了很大的自制力才把它压下去。
“不错，”我狠狠地咽了下口水，“我是没有改变现状的力量。但你以为，没有这种力量的人就无权教育子女了吗？错了，晓露！我生了你，就要对你负责，社会需要的是人，不是废物！”
晓露低下头，再不争辩，但我心里明白，她并没有真正醒悟到什么。那一夜，我又失眠了……
一天傍晚，晓雪厂里的几个青年人来到了我们家，他们在里面聊天，我和晓露在厨房做晚饭。
“妈妈，你听他们说什么？”站在窗下洗菜的晓露突然抬起头，双手按在菜盆里，小声喊我。
我停止了切面。
“……哼，简直是欺负人！写检查，没门儿！”一个压低的嗓门愤愤地说。
“晓雪，你可得防着点儿，那可是个靠害人起家的玩意儿！”是一个女孩子细细的声音。
“防？怎么个防法？”又一个爽快的声音干脆地说道，“用不着怕，天塌下来地接着，没啥！”……
声音低下去了，我的心却一下子提起来，该不会出什么事吧？
等到客人们走后，我走进晓雪的房间，露露也随后跟进来。女儿背对房门坐着，一只拳头抵着前额。听到脚步声，她立即挺起身子，顺手抄起一本书遮在了脸前。
这笨拙的掩饰，更使我变得不安，我走上去轻轻夺下了她的书。
“怎么回事，晓雪？”
女儿抬起头，微微一摇。她的脸太平静了，平静得古怪！我紧紧盯着她的眼睛，然而她并不回避。
“晓雪！”我轻轻地、责备地喊。
她微微一震，脸色渐渐变得苍白，两只手下意识地揪住了台布。
原来，这几天厂里正搞年终评比工作，晓雪他们车间的一个年轻人被推选成先进生产者，但是厂里却把她刷了下来。发奖会一散，车间几个爱打抱不平的年轻人就把分管这项工作的副主任围了起来，要让他讲出理由。
“理由，群众倒是讲出几条理由。”新提拔的副主任像思考什么重大的问题，颦眉蹙额，掂量着字眼，竖起一个手指，“主要一点，群众反映她思想意识不健康，崇洋媚外。”
“什么什么？崇洋媚外？”人们都愣住了。
“这是群众的看法，也许有些偏激，不过……”副主任折中地笑笑，“听说她常和戴晓雪泡在一起学洋文，这可和今天的形势格格不入呀！——”
听到这儿，晓雪忍不住了，她分开众人走上去：
“副主任，学外文是崇洋媚外，那咱们国家还开外语学院做什么？”
笑容在副主任唇边滞住了。他张张嘴，一时说不出话来，周围的人群里传出了哄笑。
“戴晓雪，人应该有点儿自知之明嘛！”副主任到底是副主任，他嘿嘿一笑，两只尖利的眼睛一闪一闪，像刀子在晓雪脸上刮来刮去。“不错，是开外语学院！十七年是给资产阶级开的，如今是给工人、贫下中农子弟开的，阶级不同，学习的目的也不相同嘛！拿有些人来说吧，谁敢保证他们学洋话不是为投敌叛国做准备？”
轻轻一句话，就把一颗纯洁的心踢进了污泥！晓雪战栗了！她直视着他，努力抑制着发抖的声音，冷冷吐出两个字眼：“卑鄙！”
副主任的笑脸顿时变成一块阴沉沉的青石板，他上上下下扫视着晓雪，发出两声奇怪的冷笑。
“戴晓雪，人人都说你聪明，我看你差得远呢！奉告你，如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像你这号人，还想成龙变凤？还想蟾宫折桂？放明白点儿吧！”
……
寂静，令人窒息的寂静，一切仿佛都在这寂静中凝结起来。我坐下去，闭上眼睛，双手紧紧按住了蹦蹦跳动的两个太阳穴。生活，它要把我的孩子驱逐到哪个角落？要把这一代人造就成什么样子？！
“妈妈，”耳边传来轻轻的一声呼唤，我转过来，碰上了晓雪一双复杂的眼睛，蕴藏着从不披露的痛苦，迸射着顽强的意志的火星，我放心了。有这样一双眼睛的人，是不会屈服的。
良久，我深深吐出一口气，努力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晓雪，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去说吧。”女儿深沉地接住了下一句。
……
这天晚上，当晓雪又捧起英语读本时，晓露不禁从椅子上跳起来。
“你还学？”她惊讶地望着姐姐，“看见棺材都不掉泪？”
晓雪静静地看她一眼，一言不发，又垂下头。
“白痴！”晓露又气愤又轻蔑地从鼻孔里哼出一声，眼光盯住了书桌上一个小镜框，那里，镶嵌着保尔·柯察金的画像，是晓雪按照书上的插图精心素描下来的。“你崇拜的偶像都在嘲笑你呢！一个没有时代感的人！”
“时代？”晓雪蓦然抬头，两只深沉严肃的眼睛紧紧盯住了妹妹：“今天是什么时代？钻木取火的时代？还是结绳记事的时代？”
“是不需要我和你的时代！”晓露干脆地打断了姐姐的话，眼角浮起一丝凄伤的笑容。“你以为能像保尔那样认真地生活，社会就会另眼看待你了吗？别做梦了！你就是和保尔分毫不差也不行！没有人需要你，除非爸爸变成保尔的爸爸，爷爷变成保尔的爷爷，否则，一切都没用！”
“荒谬！”
“荒谬？可是却主宰着现实。”
“它只能主宰一时，”我接口说，“但不能永远主宰。”
晓露很快转过脸来看看我，轻蔑地、感伤地笑了。
这是两个多么鲜明的对比！不论从内心还是从外形。晓露美丽，鲜艳，风度翩翩；晓雪却清瘦，苍白，不修边幅。然而，那个鲜艳的外表包裹着的，是一个空虚的心灵，而在这被称为“清教徒”“苦修士”的漠然的躯壳中，却蕴藏着不流凡俗的思想和感情。她们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都是从我的身体中分离出来的生命，表现在她们身上的差异难道是血统，是生理遗传所能解释的吗？
这年春节过后，我到山区搞地方病普查。两个多月后，因为护送一个危重病人转地治疗，我提前回到了省城。
那天正好是晓露的生日。安排好病人，我急匆匆往家奔。天早已黑下来了，路上行人都在西北风中瑟缩着，我的额上却不断沁出汗珠。远远地看见那冷冷清清的小院落，看见那熟悉的窗口透出的灯光，我的心一热，禁不住更加快了脚步。
走进小院，还没待我踏上石阶，突然从窗口飞出一个男高音：
“让我们高举起欢快的酒杯，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但真实的爱情更宝贵——”
“别唱了！”一声尖脆的、不耐烦的呐喊打断了歌声，这是晓露的声音，“爱情，爱情！谁懂得什么是爱情？少肉麻点儿吧，来，干杯！”
“不行，晓露，你不能再喝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这样阻止。
“有言在先，今天是尽欢而散，谁也不能拦我！”
窗帷上映出了小女儿的影子，她端起杯子举到唇边，脖子一仰，一饮而尽。接着就听到“当啷”一响，不知是什么掉到了地板上。
“你醉了！”
“醉了？求之不得！”
“说得好！‘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来，干了它！”又响起一个浑厚的、说话鼻音很重的男子的声音。
“傻瓜！”晓露轻蔑地哼出一声，“‘千里搭长棚，哪有不散的筵席？’别说梦话了！”
“管它什么时候散，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我再也听不下去。这些生活在20世纪70年代的年轻人，却重复着上个世纪，上几个世纪的语言，这是多么奇怪，多么可怕的联系！
我不顾一切地奔上台阶，“砰”地推开房门，展现在我眼前的，分明是外国小说中的一张插图。孩子们歪歪斜斜地坐着，餐桌上杯盘狼藉，刺鼻的酒味混合着弥漫的烟雾，噎得我几乎喘不上气。一阵晕眩，我的眼睛花了，眼前一张张脸在烟雾中连成了模糊的一片。
我的出现，像爆炸了一颗炸弹，半醉的孩子们“呼啦啦”站了起来，碰倒了凳子，带翻了酒杯，像木桩子一样戳在了那儿。半晌，我才看清了，这些都是我认识的孩子！老朋友夏教授的小儿子，画家沙蓬的女儿（她父亲五年前自杀了）……我心里扭绞着，愤怒和怜悯塞满了我的胸膛，堵住了我的咽喉，我说不出一句话，可我有多少话要说啊！
“妈妈！”晓露惊讶地唤了一声，闪着一双亮得古怪的眼睛向前走了两步，“没想到……你今天会回来……”
“沈阿姨！”孩子们齐声招呼了我，脸上浮起尴尬的笑容。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默默走到桌边，拿起一瓶包装精美的白兰地，凝视着。晓露使了个眼色，孩子们悄悄地溜走了。
“晓露！——”许久，我沉痛地喊了一声，声音在郁闷的空气中急剧地打战。
“妈妈，”女儿突然委屈地抬起头，“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我猛地转过脸，狠狠盯住了她，“你们这是过生日？这是举行葬礼！”我愤愤地说，眼光从她那颓废派的长发一直滑到了尖尖的皮鞋上，我的心真不知是酸是疼，“晓露，你，你变成什么样子啦！”
晓露愕然望着我，睁大了一双潮湿的发红的眼睛，“你也这样问我？妈妈，也和别人一样？”她跨前一步，颤抖的双手紧紧扶住了一把椅背，“你当我满意我自己？满意这样的生活？……你说这是举行葬礼，妈妈，我哪天不是在给自己送葬？我活着，年轻，有的是精力，可是谁都不需要我，我只能和死尸为伍，去和骨灰盒做伴！每天每天送葬的人们在外边哭，我在心里哭！我哭我的过去，哭死去的那个晓露！别人只死一次，我却死过千百次！……我知道你又要说什么，这是社会的分工，革命的需要，算了吧！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们是把我当作一个废物、一个包袱、一块石头踢到那儿去的，而且就连那地方都不愿意收留，好像我会弄脏了尸体！……社会抛弃了我，生活抛弃了我，连他，他！……我变了，不错，我愿意变成这样吗？为什么没人过问这个？……妈妈，我早就想问问你，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不是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呢？不然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不是我抱怨，妈妈，你们为什么要生我？”
眼泪沿着她的脸颊流下来，绝望和痛苦的回忆使那两只大眼睛变得深邃了。她望着我，突然迸出一声呜咽，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间。我呆立一分钟，猝然转过身去，本能地朝柜顶的骨灰盒扑过去。
“你听，你听女儿对我们的审判！”我喊着，双手紧紧搂抱住它，伏下去，眼泪一滴滴落在了骨灰盒上……
但是，我能责备孩子吗？责备一个被损害的年轻的生命？不，她有权利组织自己的法庭，有权利控诉、审判；然而，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谁呢？
记得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我们夫妇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冲出重重阻碍，从大洋的彼岸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北京，幸福地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握着我们的手说，“祖国欢迎你们，人民欢迎你们！……”从那一刻起，我们这些漂泊半生的孤儿才结束了寄人篱下的屈辱生涯，揭开了生命中崭新的一页，从那一刻起，我们的奋斗才有了目标，个人的命运才和祖国萦系在了一起。总理的话，给过我们多少温暖，激起过我们多少热情，赋予我们多少力量和勇气！……那时，党欢迎我们这一代人革命，欢迎我们这些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革命，可是今天，是谁剥夺了我们子女革命的权利？封建统治阶级宣扬“血统论”，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家天下”，殖民主义者宣扬“种族论”，是为了永远掠夺、占有殖民地；希特勒高喊“民族净化”，是为了将“□”字旗插遍地球每一个角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属于反动、腐朽、没落的阶级。但奇怪的是，今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人拣起了历史的破烂儿——“血统”，又开始成为决定人们命运的东西……多少有为的人才被埋没了，多少无辜的青年被葬送了，多少血气方刚、满怀激情和抱负的年轻人变成了一颗颗有害无用的稗子！他们这样做，又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不行，我不能眼看着女儿沉沦下去，这是对革命事业的犯罪，对未来的背叛！
我抬起头，快步走出去，夜色深沉的小院静得出奇。晓露瑟缩地蜷坐在台阶上，双手抱着膝盖，脸伏在膝上，一动不动。
“晓露！”我喊一声，扑上去，紧紧搂住她。我有多少话要说啊！我想以一个医生的身份告诉她，亲代与子代的遗传，只是信息的传递，拿纯粹生物学的观点解释社会的人是多么荒谬；我想以一个见证人的身份告诉她，她的父亲是怎样一个人，加在他头上的诬陷之词纯系捏造！但此时此刻，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孩子！”许久，我深深吐出一口气，“你和别人一样，你的生命同样应该有价值……”
晓露抬起迷茫的眼睛，凝视着我，突然伏在我身上像孩子一样哭起来……
那一夜，我证实了自己的猜想，明白了女儿一切变化的原因。
原来，晓露有过一个男朋友，他们两人是同学。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渐渐发展到互相爱慕。小伙子聪明、热情、积极上进，几年时间，参军，入党，又被“推荐”上了大学。但他和露露的事情遭到了家庭的坚决反对。他的父亲，过去“剧协”的一个秘书，现在的党委副书记对儿子说，如果敢让这样一个姑娘玷污革命家庭的门楣，立即公开断绝一切关系，没有任何通融余地。儿子向来很听话，而且他上的是“北京外语学院”，又正面临着毕业分配的去向问题，高压之下，他忍痛给露露写了绝交信。信是这样结尾的，“晓露，我知道，我不会找到一个比你更理想的爱人了。你是我所认识的女性中最完美的一个。遗憾啊，晓露，你为什么要生在那样一个家庭？……”
腐朽、反动的封建意识——血统、门阀观念，仍然渗透在今天人们的生活中，而且还被涂上了一层最革命的色彩，这难道不值得人深思？
第二天傍晚，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晚饭后，我早早地回到房间躺下了。昨天的奔波和失眠，折腾得我头疼，但又睡不着。门开着，透过网沙做的门帘，我看见，晓雪长久停立在窗前，沉思着，神情显得有些异样。
“晓露，一团在风中打转的柳絮，也值得你钦慕？”突然，她转过身，盯住妹妹这样问。
晓露呆呆地坐在靠椅上，双手抱着吉他出神，听到这话，她抬起眼睛，惊诧地望着姐姐。
几只小青虫不知从什么缝隙中钻进屋来，扇动着透明的翅膀，在人脸前乱扑，乱撞，一种异样的沉默。
“你还爱他，是不是？”打破沉默的是这令人惊异的提问。
晓露眉尖一扬，眼眸凝住不动了。她们无言对视着，一分钟，两分钟，也许只有几秒的时间，妹妹突然像只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迅速避开了姐姐雷达扫描式的视线。
“你问这个干什么？”她绷紧了身体，更紧地抱住了吉他，好像生怕别人从怀里抢走它。接着是一阵无言的呜咽。抽泣声渐渐低下去，晓露又说了话，“这一生，我只爱他一个人，再不会去爱别人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一天到晚笑得腮帮子疼，那是因为我心里哭得太多了呀！我再也不相信什么‘寄托’，结婚、嫁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自己吃够了苦头，再把这痛苦遗传给下一代？再让他们去重蹈我的覆辙？当我满头白发的时候，让他们指着我问，‘你为什么要生我，妈妈？’不，我不能让这一切重演！如果可能的话，我要对全中国那些出身不好、血统不纯的年轻人呐喊：不要结婚，不要后代！结婚对我们来说，是犯罪！……姐姐，我也这样奉劝你。过去，我讽刺你，挖苦你，那都不是我的心里话！我从心里羡慕你，你没有那些无聊的情趣，没有那些苦恼人的感情，就做一个清教徒，一个真正的清教徒吧！——”
“晓露！”晓雪突然打断妹妹的话，坐下去，转过脸，额头抵住了墙壁。
晓露呆住了，她眯起眼睛望着姐姐，茫然不知所措。
“姐姐，我，我说错了吗？”她像一个孩子似的惊讶地问。
晓雪缓缓抬起头，现出一张平静、冷峻、发白的脸庞。可是，那双不听她控制的又黑又深的大眼睛，却泄露了女儿内心世界的不平静。她沉思地望着妹妹，似乎在决定着什么，终于，她站起来走出去。我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轻轻下了床，走到门边，预感到要有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果然，当她又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封信。
“看看这个吧”，她拿起一封信放在茶几上，自己坐下去，随手拿起一张报纸，遮住了她苍白的脸。
露露一把抓起厚厚的牛皮纸信封，打开来，眼光落在信纸上。
“晓雪，亲爱的，”她轻轻地读出了声，惊讶得脸都红了，抬起眼睛奇怪地打量着姐姐。听到这几个字，晓雪微微一动，身子往椅子后面缩了缩，手里的报纸沙沙地响动着。
晓露继续读下去，
你的表白永远那么简洁：一包泥土，一缕黑发！我一切都明白了！
捧着泥土，就像拥抱着母亲——祖国，母亲所期待的，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当她处于危难中，需要儿女们献身时，我们有什么权利犹豫？！
一缕黑发，萦系着多少深情的言语。我是幸福的！无论发生什么意外，“她”和我永远在一起……
还记得八年前那个大暴雨的深夜吗？晓雪，洪水冲塌了青龙河堤，严重威胁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抢险队员们奋不顾身地跳进洪水里。在和激流搏战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中间，夹着瘦弱、文静、梳两根辫儿的你，那时我连声喊，“胡闹，女的上去！”
“女的？”你火了，冷冷地瞪了我一眼，“洪水偏心你们男的？和你们有默契？”
……
多么有意思，晓雪，我们在与洪水的搏斗中相识，在与历史逆流的决战中告别，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联系？你说过，“祖国的命运就是我们个人的命运，”这大概就是回答！
你别瞒我，我知道你心里不会轻松。你是一个严肃得有些过分的人。我只希望，听到我意外的消息时，别太难过！亲爱的，唱一支歌来为我送别吧！你是坚强的，能够“细嚼黄连不皱眉”，但我想借用牛虻的一句话说你太缺乏幽默感！唱歌吧，晓雪，我多么希望能听到你的歌声，虽然我知道你从来不爱唱……
另外，我有一个请求，妈妈早想认识你，你能不能给她写封信？你说我的父母一定不欢迎你走进我们的家庭，这是什么话？无产阶级不是基督徒，不相信什么“原罪”！你以为，所有的人都只会用世俗的观点来看问题吗？别忘了，斗争，会使更多的人擦亮眼睛。戴伯伯是无罪的，他写过多少为人民喜爱的好作品；再看看我爸爸，一个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南征北战的老战士，竟被打成“走资派”！七五年复职以来，不计个人恩怨，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现在又给他扣上了“还乡团”“复辟狂”的帽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当然，历史是会做出正确的裁判的，它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写封信吧，晓雪，母亲现在最需要安慰。你知道，在所有的孩子中，妈妈最爱我，这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出生在地球上最黑暗的地方——国民党监狱里的缘故……
该去调岗了，许多话一时说不完。这几年，相隔几千里，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太少了！记得你说过，在孤寂的时候，你想变成一只候鸟，我嘲笑过这种孩子气的比喻……春天快到了，雪莲花要开了，如果在清晨，在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们两人一起，爬上雪峰去采雪莲，那该有多好！……然而前面等待我们的，也许是永久的别离……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亲爱的，为革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舍弃？！
别了！晓雪！
为群
76年×月×日
沉默，长久地沉默。
“姐姐——”晓露突然大喊一声，扑过去，倒在姐姐怀里。许久许久，她们像凝固了一样紧紧拥抱着，一动不动。
我一掀门帘冲出去。
“他，他现在在哪里？”
晓雪一震，吃惊地抬起头，望着我，仿佛没有听明白。
“他，在哪里？”我抑制着激动的喘息，紧紧追问下去。
“监狱。”
瞬时，屋檐下滴水的声音变得那么清晰。
静寂中，响起了女儿平静得近于漠然的声音：
“给党中央写信，揭露那几个民族败类的罪恶，被他们——”
“姐姐！”死一样的静寂中响起一声裂人心肺的嘶喊。
晓雪缓缓地站起来。日光灯下，她像一座庄严、俊美的大理石雕像，
“监狱夺不走他。”她低低地、沉静地说，“他，他在我的心里……”
一粒火星，意外地燃起了另一具躯壳里的生命之火，把一颗年轻的心从麻木中烧醒了。那一夜，晓露翻出学生时代的日记本，写了这样几句：
今天，我才知道，生活中原来还有着许多闪光的生命！……姐姐的话是对的，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保尔那样的人。
……
变了，我的晓露！她剪短了头发，扔掉了吉他，开始和姐姐一样埋进书里去。但是，生活的包袱是沉重的，甩掉它并不那么容易。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在她的沉默中，有着令人不安的地方，好像她有什么摆脱不掉的束缚。有一天，她接到一封信，读完后，脸色立时变得苍白，咬着嘴唇愤愤地冲到了阳台上。我心里很不安，默默走过去。一听到脚步声，她把信“嚓嚓”地撕碎了向外一撒，白色的碎片儿像蝴蝶一样随风飘下去了。
1976年，亘古未有的悲壮的清明节过后，一个深夜，处理完日常工作，我推开病房值班室后门，来到阳台上。
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空气郁闷，窒息，一盏昏黄的路灯幽幽地照耀着对面墙壁上的大标语，“砸烂邓记谣言公司”“追查反革命”这样几个字眼跳进了我的眼帘，我轻轻“哼”出一声，厌恶地移开了视线。然而心情变得更沉重了，白天发生的事情，又开始在我塞得满满的大脑中翻腾……
下午，我刚睡醒午觉，晓雪轻轻地推门走进来。她站在桌边，沉思地看着我梳头，半晌不说话。
“有事，晓雪？”我望着镜子里的眼睛问。
她没有回答，却伸手轻轻地揪去了我鬓间的一根白发。
这反常的举动突然使我不安起来，我转过脸，探询地望着她的眼睛，她略略地避了开去。这可不是她的习惯！
“妈妈，您还记得吗？”她开始说话了，“我曾经让你看过几首悼念总理的诗词，那是我写的，清明前，我们把它贴在广场上了。”她平静地说，好像在叙述一件极普通的事情。我双手扶住桌子，站起来。
“追查得很紧，我想，有备无患。”她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本塑料皮笔记本，“这一本，全是悼念总理的诗词，有我自己写的，有从广场上抄回来的，这一本，是他的日记。这些东西，放在咱们家里总不保险，朋友们的处境也都很困难，妈妈，你能不能帮我转移一个保险的地方？”
我望着女儿，一时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知道，最保险的地方是火炉。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它们是历史的见证。“妈妈！”她恳切地喊着，上前一步，期待地望着我。
刹那间，我感到自己非常幸福，这是多么可贵的信任啊！沉默中，我接过笔记本，同时抓住了女儿的手。
“说实话，晓雪，情况是不是很危急？”
她望着我，微笑着，神情那么坦然、沉静：
“别担心，妈妈，”……
可是，我能不担心吗？
“丁零零——”清脆的电话铃声划破了寂静，我忙走过去拿起电话。
“沈大夫吗？请您马上到急诊室来一下。”是新分配到外科的小李大夫的声音，今夜轮她值门诊班。
“怎么，出事了？”
“来了一个严重的外伤病人，情况很危急，”小李的声音非常慌乱，“胸腹部被匕首捅伤好几处，出血过多，病人陷入昏迷，沈大夫，我，我——”
“我马上就来！”没等她说完，我匆忙放下电话，对值班护士交代几句，急急地下了楼梯，穿过黑黝黝的树丛，来到急诊室门口，一个小护士从里面跑出来，差点和我撞个满怀。
“又是一起凶杀案，”她急急地说，“两个流氓打赌，看谁能把一个姑娘骗到手。姑娘没上当，他们一块儿下了毒手——”
我没顾得上回答，推门走进去，心里像吞了一颗铅球，小李慌慌张张从里屋迎出来。
“病人怎么样？通知手术室了吗？”我一边问，一边向里面走。
屋里乱糟糟的，一切都显得没有秩序，护送病人的几个陌生人围在病床边，我不由地皱起眉头。看见我，他们立即闪开一条路。病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件被血染红的浅色上衣。我走上去，突然惊惧地止住了脚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我不是在做梦？
明亮的日光灯，照着一张面无血色的脸庞，她紧闭着眼睛，抿着嘴角，就像睡熟了一样。这面庞，这神情，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也没有人比我更珍爱它。
“晓露！”我发出一声绝望的惨叫，双眼一黑，旋转的屋顶低低地、低低地压在了我的头上……
那一夜，我做了一件世界上所有的母亲都不容易做到的事，在无影灯下，用手术刀拯救着亲生女儿的生命……
最后一针缝完的时候，晨曦射进了玻璃窗，我被人搀下了手术台。白发苍苍的俞书记抢上前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
“沈大夫，你，你为什么不叫别人？”
我微微摇摇头，耳边突然飘过很久以前的一个声音：“这是一颗苦果子，妈妈！”
晓露，我的孩子，这么多年，你醉生梦死苟活着，为什么在你刚刚从一场梦中醒来，刚刚懂得生命的价值时，就有人要把你这样轻易地夺去？！孩子，是谁毁了你，是谁使你陷进了不可自拔的境地？
同志们扶我回到值班室刚刚坐下，门“呼”地大开，两个气喘吁吁的年轻姑娘冲了进来。
“沈大夫！”急促的喊声在沉闷的寂静中响得古怪。
我猛一惊，认出来了，这是晓雪的两个同事。
“出事了？”就像遭电击一样，我周身一麻，陡然站起来，直瞪瞪地望着她们俩。
“沈大夫，晓雪，晓雪——”
“晓雪，她，她怎么样？”
“被抓走了！”
……
我的身子摇了摇，然而并没倒下去。悲哀的脸色、残留的泪水，都被怒火烧尽了。我紧紧抓住椅背，咬住没有知觉的嘴唇，站着。
不能倒下去，不能倒下去！这是我疼得发麻的脑子里唯一的意念。女儿在期待着我，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
“沈大夫，沈大夫！”一声声关切的呼唤，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了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微微一动，这才看清了包围着我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庞：老书记、张大夫、小李、耿护士长、报信的姑娘，从这些经历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的人脸上，我看到了同样的爱与同样的憎。愤怒的火焰在每一双眼睛里燃烧着，仿佛是岩浆在地腹中运行。
我的眼睛湿润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不孤独，这不是我个人的不幸！
老书记走上来，向我伸出一双手，伸出一双扛过三八大盖、抱过炸药包的手，我紧紧地、紧紧地握住了它们。
“你有一个好样的孩子。”他低低地、深沉地说，“沈大夫，天是不会塌的！”
“天是不会塌的！”我激动地重复着。眼前这一张张面庞渐渐变模糊了。他们和晓雪的脸、为群的脸、天安门广场上为真理而战的英雄们的脸，连成浩浩荡荡的一片，我的心一热。啊，我不是常和女儿们说，要相信明天吗？这就是明天，就是中华民族的明天！此刻，我看得多么清晰！
“天是不会塌的！”
原载于《安徽文艺》1979年第2期
选自《我的两个女儿》，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