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生于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我出生的那年岁末，享年八十五岁。我的记忆中没有祖父的影子，但我知道他抱过我，而且曾经被我蹬倒。
我是2月出生的，祖父是12月去世的，我们祖孙同处人间十个月。我把他蹬倒的时候，大概是9月或10月。据家中传说，那时新房子（也就是我所说的老宅子）刚刚建成，房前竖满了新秫秸。祖父抱着我，坐着他那高高的马扎子，在新房子前面晒太阳。从这个细节，我知道那是深秋的事。因为根据故乡的气候，新秫秸尚未收起来，那应该是下雪以前的事，而晒太阳，至少要到9月以后，中秋节前后还没人晒太阳。
那天太阳似乎很好，祖父也似乎很高兴，所以要逗一逗半岁多的孙子。他坐在大马扎上，两手架起我，想让我跳一跳，看看我的两腿是否弹跳有力。我的力气是祖父没有料到的：我用力一挺，祖父的身体就与马扎子一起向后倒去。据目击者后来描述，他脊背着地，却两手高高举着我，嘴里高喊着我大哥的名字，叫他快来抱我，而我的小脚丫仍然在他的胸前乱蹬。
长大之后，每当听到这个细节，我就有些愧疚，觉得自己真是大逆不道。好孙子怎么可以把祖父蹬倒呢？虽然祖父并未因此受伤，一群人闻声跑来，从他手中接过孩子，他就站了起来，身体没有任何问题，但我总是觉得，祖父和他的马扎子向后倒下，那本身是一个不祥之兆，否则，祖父不会在两个月之后突然去世。
与前辈那些赢得过功名的先祖相比，祖父是一个平凡人物，但在全家人的心中，他却一直是英雄，甚至比英雄更伟大。六世祖是一位英雄，为家族赢得了几百年的荣誉和地位，但他为皇家拼杀疆场的英雄业绩，总是离我们太遥远。只有偶尔进家庙，才能感到他所带来的荣耀，而祖父的光辉，却似乎无时不在，一直伴随着我。
祖父的少年时代很苦。那是这个宗支家道中落阶段的尾声。自从他的祖父面对太平军的长矛以将门之后的气概慷慨赴死之后，这个家族就彻底衰弱了。是祖父承受了一切后果，见证了家族跌落谷底的贫困与悲凉。他从在襁褓中就没过好日子，是靠为富且仁的人家舍粥长大的。然而，他没有长久地伏于命运的低谷，而是从二十岁就承担起了家族中兴的使命。祖父很小就没了母亲，由曾祖一人把他带大。在他十八岁的那一年，他意识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需要成家立业。但是，他首先做的却是一件后来被广为传颂的事：为了自己成家，先给自己娶了一个母亲，让我的曾祖结束了长达十八年的单身生活，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家。给曾祖续弦之后，他又给自己娶了妻子，也就是我的第一个祖母。然后，他就开始了发家致富的事业。他的致富过程是从承包土地开始的。他取得了一个尹姓大地主的信任，承包了他的一个庄子，几年之后，就把这个庄子的一部分买了下来。再到后来，他就买下了尹家的大片土地。大约十几年时间，到三十多岁的时候，祖父就有了自己的大片土地。接着，他在乡下开起了粉坊，生产粉丝和粉皮；在路边开起了旅店，招待过往行人；并在城里开起了布庄，经营土布也经营洋布。旅店红火的时候，据说是日进铜钱一簸箩。那个旅店的旧址上，泥土中至今留有许多铜钱。
就在致富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祖父却陷入恐惧之中。因为在他四十岁时，我的第一个祖母去世了。她留下了四个孩子，男丁却只有大伯父一人。让祖父恐惧的是：到大伯父，这个支脉已是三代单传。今天的中国人也许很难体会那种恐惧，我过去也没认真想过，直到后来研究家谱，才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惧。这是一个规律：三代单传，意味着“绝户”的危险已经迫近。恐惧改变了祖父，他终于认定，与人相比，一切都不重要。没有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那么多宅子地干什么？一夜之间，祖父完全变了。那个精明能干的掌柜不存在了，那个一心购置土地的地主不存在了，那个精打细算的作坊主不存在了，他不再关心他的土地，也不再关心他的布庄，更不关心他的旅店和粉坊，全身心投入另一番事业。
祖父修桥补路，修建庙宇，扶危济困，广结善缘。他的土地不再扩展，他的生意不再赚钱。大伯父主持粉坊，每月向他报账，他只问赔多少，不问赚多少。听说村里有人缺粮，祖父把大伯父痛骂一顿：“不赶早送去，难道等人家上门来借不成？”借粮，不能等人上门，而是必须主动送去，而且不经升斗。事实上，借出的粮食从来没有回收过。祖父的事业发达曾经招人嫉妒，祖父的变化也曾招人嘲笑：“粉坊里的日子完了，老掌柜犯糊涂，少掌柜不会过日子，只赔不赚，什么家底能顶得住？”是顶不住，家中财富一天天减少，却恰恰逃过了土改前后的劫难。送出去的粮食没有回收，却在我们这一代陆续得到各种回报。
“三月三，赶牛山”，这是当地民谣。牛山有著名的庙会。祖父从四十多岁开始，类似的庙会是必到的。但他不是去卖东西，也不是去买东西，而是随身带着两样东西：扫帚和钱袋。家乡的人把那种钱袋叫做“钱衩子”。它是一尺多长的两个口袋，袋口连在一起，背在肩上，胸前和背后都可以装东西。祖父把钱衩子背在肩上，扫帚拿在手里，经过的街道不干净，他就打扫干净；道路坎坷不平，他就雇人修筑平整；如果哪里桥梁失修，他就雇人修起来。他很快因此而远近闻名。到后来，他虽然扛了扫帚出门，却已经没有自己打扫街道的机会，一些穷人和叫花子总是跟着他，夺走他的扫帚，替他扫街。他需要做的，就是不断把钱掏出来，给那些替他干活的人。
就在这时，祖父娶了我的第二个祖母。第二个祖母比祖父年轻十五岁，过门之后，十几年的时间里连续生下了六个孩子：我的四姑、五姑、六姑、二伯父、父亲和七姑。加上第一个祖母生的四个孩子，祖父有了三个儿子和七个女儿。到祖父去世时，他的身边已经有七个孙子、七个孙女、三个重孙。在他去世之后的两年，又有两个孙子出生。
我是祖父的第七个孙子。当我落地的啼哭从屋内传出，祖父仍然激动不已。八十五岁高龄，白发苍苍，一举一动颤颤巍巍，但为了我的出生，仍然摆下香案，亲自焚香祝祷，三叩九拜，拜谢上天的慷慨赐予。
他晚年关心的，似乎只有一件事：永葆家族人丁兴旺。为此，他几乎散尽家财，不怕别人嘲笑，一心为后人免灾。同时，他总结前人经验，为后代规定了种种戒律和规则，包括“含怨恨而用暗箭，必报在子孙”“十分聪明用九分，留下一分给子孙”这样的话，几乎无不围绕一个中心：子孙后代的兴旺和安全第一。
他的努力在他生前已经大见成效，一个三代单传的家庭成了一个三十多口人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他因此而含笑九泉，我们则至今受他余荫。当然，祖父也给了我们种种要求，我们必须能吃苦，必须能吃亏，不能像一般人那样放纵自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原谅自己的过错……道理并不复杂，为了上天已经给予和将要继续给予的一切，我们必须有所回报。
作为祖父的第七个孙子，我虽然不记得祖父，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直活在祖父的荫庇之下。从很小的时候，到胡子已经花白的今天，每当跪伏在祖父的坟前，把额头叩向那堆黄土，总有一种特别的安全感，一种与天地神灵达成默契的欣慰，从黄土涌向心底，再升腾起来，渗透全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