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有评论《阿Q正传》的专文，以后也曾在文章中一再涉及这篇小说，仔细排比、梳理，意义不仅在于《阿Q正传》，也关乎周作人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虽然这只是一个很小的研究视角，却可以窥知周作人思想之一斑。
一
周作人1922年发表的《〈阿Q正传〉》，是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不仅仅是因为那时这样评论《阿Q正传》的专文十分罕见，而且是因为这篇评论“当时经过鲁迅自己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周作人在文章中从三个方面论述了《阿Q正传》的意义。首先，他认为“《阿Q正传》是一篇讽刺小说”，并且这样解释说：
讽刺小说是理智的文学里的一支，是古典的写实的作品。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然而这“憎”并不变成厌世，负的也并不尽是破坏。
接着在引证美国学者福勒忒《近代小说史论》的论述来支撑自己论点之后，周作人进一步指出：“因此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这个结论显然和鲁迅自己的那个著名说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致的。
其次，周作人论述了《阿Q正传》讽刺笔法的艺术来源：
《阿Q正传》的笔法的来源，据我所知是从外国短篇小说而来的，其中以俄国的果戈理与波兰的显克微支最为显著，日本的夏目漱石、森鸥外两人的著作也留下不少的影响。
得到鲁迅的“承认”的这一看法尤其重要，因为在作家研究中，这样可以确证的第一手材料是很重要的，而在关于《阿Q正传》研究的历史中，讽刺笔法的艺术来源，一直比较关心的其实主要是果戈理，却对周作人这里说的夏目漱石、森鸥外则相对忽视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指出这种讽刺笔法的外国来源后，紧接着还说：
但国民性实是奇妙的东西，这篇小说里收纳这许多外国的分子，但其结果是，对于斯拉夫民族有了他的大陆的迫压的气氛而没有那“笑中的泪”，对于日本有了他的东方的奇异的花样而没有那“俳味”。……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Satire），在这一点上却又与“英国狂生”斯威夫德有点相近。
这个分析很重要，不仅进一步说明了《阿Q正传》的讽刺艺术特征及其来源，而且指出了这种艺术来源对鲁迅来说是借鉴而不是模仿，有作者的艺术个性。而周作人这里所谓的“山灵的讽刺”，则有一条重要的旁证材料——1924年6月19日《晨报副刊》“副镌”发表的《小杂感三则》其一云：
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的文章里，提起鲁迅先生的名字，于是有人向鲁迅先生问及这件事。鲁迅先生说他的作品里很少有幽默的分子。幽默在日本译为有情滑稽，令人看后嫣然一笑便了，而他自己的作品，是要令人看后起不快之感，觉得非另找合适的生活不可，这是“撒替”，不是“幽默”，他的作品几乎满是“撒替”（Satire）。
这里据说是鲁迅自己的解释的所谓的“撒替”（Satire），不就是周作人所谓的“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这结果便造成了‘山灵的讽刺’（SatyricSatire）”吗？这位《小杂感三则》的作者说得十分精到，并且这条材料为我们分析鲁迅与林语堂（按，即上面引文中之“林玉堂”）思想、文艺观的差异、分析鲁迅写作《论“费赖泼厄”应该缓行》《小品文的危机》等文一再辩证林语堂的思想和文艺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周作人论述的第三点是阿Q的典型意义：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他像希腊神话里“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提炼精粹，凝为固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坏品性的“混合照相”，其中写中国人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这是周作人这篇评论最为精彩的论点，如此准确、深刻、精到的分析，揭示了阿Q性格的典型意义的民族性及其历史由来。这不仅远远超出当时的评论，提升了当时读者对作品和作家创作的深入理解，而且也是后来几十年的《阿Q正传》研究几乎没有能够超越的。然而，自20年代末周作人深受“左翼”评论界批评以来，特别是他“下水”以后，他的这个观点在相当长的鲁迅研究史中，虽然被研究者吸纳、消化，却一直讳言其思想价值与批评史意义。
这篇《〈阿Q正传〉》发表于1922年3月19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副镌”的“文艺谈”专栏陆续发表文章，从1922年1月22日至同年10月12日，这就是作者散文集《自己的园地》第一部分“自己的园地”的一组文章。按，《晨报副刊》发表时，每篇都有编号顺序，计十九篇，《〈阿Q正传〉》就是其中的第八篇，然而周作人在编辑《自己的园地》时，唯独撤下了这篇《〈阿Q正传〉》。什么原因？
查《自己的园地》初版本，即1923年9月晨报社版，作者的自序写于1923年7月25日，并且以“《自己的园地》序”为题发表在同年8月1日出版的《文学旬刊》第7号。由这个时间表不难看出，《自己的园地》的编定和自序的写作，均在1923年7月18日周作人写作并于次日上午面交鲁迅的那封著名的致“鲁迅先生”信之后，也就是“兄弟失和”之后。这样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这篇《〈阿Q正传〉》为什么从《自己的园地》中撤出了。
但是，周作人却另有解释。
二
1936年鲁迅去世，周作人应《宇宙风》杂志之约，连续写了《关于鲁迅》和《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章。与本文问题相关的是第一篇，因为第二篇如作者自云“略说豫才在东京时代的文学的修养，算作前文的补遗”，和本文所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鲁迅》很独特，和当时文学界纪念鲁迅、论述鲁迅的作为作家、思想家的主题，尤其是“左翼”的“民族魂”主题，截然异趣，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凸现的是鲁迅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强调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并且认为“这是最可注意的事”，直到文章的最后，作者才以全文四分之一的篇幅“略谈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而且又用一半的篇幅谈以鲁迅发表《怀旧》《阿Q正传》为例，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不问工作大小都有价值，与制艺异也。”这里同样隐含了对当时“左翼”文学界纪念鲁迅的讽刺。这样之后，周作人才说：
鲁迅写小说散文又有一特点，为别人所不能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豫才从小喜欢“杂览”，读野史最多，受影响亦最大，——譬如读过《曲洧旧闻》里的“因子巷”一则，谁会再忘记，会不与《一个小人物的忏悔》所记的事情同样的留下很深的印象呢？在书本里得来的知识上面，又加上亲自从社会里得来的经验，结果便造成一种只有苦痛与黑暗的人生观，让他无条件（除艺术的感觉外）的发现出来，就是那些作品。从这一点说来，《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罗批评家所痛骂也正是应该的。这是寄悲愤绝望于幽默，在从前那篇小文里我曾说用的是显克微支、夏目漱石的手法，著者当时看了我的草稿也加以承认的，正如《炭画》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
“对于中国民族的深刻的观察”“寄悲愤绝望于幽默”云云，和以前的观点没有不同，只是这里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的代表作，并且从整个创作来论述的，更加突出了《阿Q正传》的意义。也就是说，周作人直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他对《阿Q正传》的基本观点，这一点对于本文第三节的论述十分重要。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段引文中的“被普罗批评家所痛骂”的说法，这也就是这篇《关于鲁迅》开头所谓的“阿Q的旧账”：
在中国文坛上又起了《阿Q正传》是否反动的问题。恕我记性不好，不大能记得谁是怎么说的了，但是当初决定《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的，随后又改口说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正宗者往往有之。这一笔“阿Q的旧账”至今我还是看不懂，本来不懂也没有什么要紧，不通过这切实的给我一个教训，就是使我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最好还是不必过问。于是我就不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无论哪边的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
按说在这样的文章说这样充满怨恨的话，是不恰当的。这里不仅是对他所怨恨的“中国普罗文学的正宗者”的讽刺，也隐含了对与之为伍的鲁迅的婉讽。而所谓的“阿Q的旧账”，却是周作人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阿Q的旧账》写于1935年2月，讽刺“左翼作家”为“新兴批评家”，一再诘问、追究他们对《阿Q正传》的前后截然不同的评论，词锋凌厉，咄咄逼人：
假如《阿Q正传》本来并不是反动的，不是嘲笑农民的，那么当初那些批评家们群起攻击，何其太没有眼睛？当初既然没有眼睛，何以在作者（引按，指鲁迅）转变后眼睛忽然亮了，知道《正传》又是好的了？假如《正传》确是反动的，攻击正是应该，何以在作者转变后就不攻击，而且还恭维？
这阿Q一案的结论不外两种，一是新兴批评家之无眼识，一是新兴批评家之不诚实。看错，无眼识也。歪曲，不诚实也。……无眼识不过瞎说，说的不可信任；不诚实则是有作用，近于欺骗了。
这种凌厉的文字只有周作人在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时曾经有过，喜爱、熟悉知堂文风者，恐怕难以相信这是出于知堂30年代致力于随笔写作时的手笔，并且收入《苦茶随笔》。
上引《关于鲁迅》开头一段话中的最后一句——“于是我就不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无论哪边的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值得注意。这里所谓的“那一篇小文章”就是1922年的《〈阿Q正传〉》。周作人这里将“不收到文集里去”的原因如此解释，显然是不符合事实。他自己因为“兄弟失和”的原因，在1923年编辑《自己的园地》时将一组文章中的这一篇单独撤下（如本文第一节考证），与左翼批评家对《阿Q正传》的批评根本无关，因为左翼作家对《阿Q正传》的批评是此后的事。
三
周作人在1939年12月30日又写作了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文章，即《关于阿Q》。这不是评论，而是小品。文章由画家给阿Q画像谈起，批评丰子恺的“浮滑”，而欣赏蒋兆和“抓住”了“阿Q这人，在《阿Q正传》里是可笑可气而又可怜的”思想个性，接下来的文章正文，是作者“记忆”中的关于阿Q人物原型的种种琐事的叙述，并且不厌其烦地引三十多年前的日记为证，说明这“记忆”中的人物原型与小说中的不同：“说起来有点面善”；“颇有乐天气象”；“我对于他是不无好意的”。最后以这样一段议论结束全文：
他（按，阿Q）的行状，据我们知道可以说的就是这一点，《正传》中有许多乃是他的兄弟们的事，如对了主人家的仆妇跪下道，你给我做老婆罢，这事是另有主名的，转移来归入他的账下，先贤说过，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是之谓欤。
正如上文第二节的分析，直到1935年写作《阿Q的旧账》、1936年写作《关于鲁迅》，周作人一再不忘所谓的“阿Q的旧账”，对左翼批评家的评论耿耿于怀，也一直没有改变他在1922年写作《〈阿Q正传〉》的基本观点，为什么到了1939年这个非常时期，他却有兴致写这样一篇如此讨论阿Q的文章？尤其是为什么有结尾这一段含义十分隐晦的话？文章的意旨到底何在？
只是着眼文章本身，确实看不出什么来，但从这篇文章的具体的写作语境来解读，作者的命意其实是很清楚的。周作人的微言大义，当然不至于是说《阿Q正传》歪曲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原型，而是十分隐晦地暗示他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个阿Q“不无好意”的原因就在于欣赏他的那种“乐天气象”，从而为他自己所谓的“苦住”北平，乃至“下水”，下一特别的定义。
这一点似乎难以理解，其实还是因为阿Q这一现象的深刻性。也就是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是中国的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同时也是对人性弱点的深刻揭示，所以罗曼罗兰说法国也有阿Q。鲁迅的弟子聂绀弩，桀骜不驯，却说“自己身上有阿Q精神”，并且这样说过：“阿Q气是奴性的变种，当然是不好的东西，但人能以它为精神依靠，从某种情况下活过来，它又是好东西。”这一条材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周作人这篇文章的微言大义的思想逻辑。周作人既然早已否定了《阿Q正传》中阿Q的思想性格，自然也就不便于自己来做翻案文章，于是他就借肯定阿Q人物原型来曲折地表示他实际上就是对阿Q的“不无好意”，以此来对自己的“下水”进行自我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