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正义》说：“《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
朱子说：“子思述所传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次言存养省察之要。终言圣神功化之极。盖欲学者于此，反求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杨氏所谓一篇之体要是也。”
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礼记正义》说：“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谓子思欲明中庸，先本于道。”
《中庸》全书的主旨在于揭示天地万物与人的关系，是生命意识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致力于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遵循的原则，要求在内心与外在的矛盾状态下，寻求平衡与共存的基点。它既是处世的哲学，又是个人修养的境界，个人与世界的相互制约、相互改造、相互妥协，最终达成和谐共存的大同境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天命]天赋，指人的自然禀赋。也指天理，命运。
[性]人的本性，是人之初由先天赋予的本真的善性，也可理解为人的天性。
[率性]统率并规范人的自然本性。率：统率，规范。
[道]本指道路，又可理解为规律、方法、道理。
[修道]修养道德，探求事物的本源，研究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
[教]政教，教化，影响感化而致达的风尚。
人与生俱来的自然禀赋称做“天性”，引导并规范人的本性向着既定方向发展的就是“道”，修养德行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的原则，影响和同化民众就是“教”。
郑玄说：“天命，即上天所赋予人的自然生命。木神则仁，金神则义，火神则礼，水神则信，土神则知。按照天性而行，就是道。治而广之，人仿效之，就是‘教’”。
孔颖达说：“天本无体，亦无言语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贤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无名，强名之曰道。’人自然感生，有刚柔好恶，或仁、或义、或礼、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谓之性’。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
朱熹曰：“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又曰：“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德，所谓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天赋与教养
《中庸》开宗明义：“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明确展示了人生哲学修养逐次递进的三重境界：基于我们天生的善性，通过修养达成我们高尚的道德，以我们的德行影响、感化、劝化周围的人们，抵达教化的至高境界。
我们的生命来自父母，秉承了上天的赋予，带着生命的本真之义：纯净、透明、和谐。这种命运的形式来自于上天注定的意旨，我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只能接受。
后来我们受到了家庭的熏陶与教养，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影响与既定形式的教育，又经历了社会心态的影响与砥砺，然后铸成了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行走在命运加载于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面对着成功或者失败，承受着欢乐或者痛苦。我们所有的人生经历都与社会有关。我们所奉行的信条，则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被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我们也以自己的行为为这个社会的共同行为规范融入微小的贡献，强化着既成的律条。于是，我与众多的我们融合在一起，组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共同恪守着这个“道”。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虽然有所选择，却总是要听从命运的安排。
经历了人生的打磨，经历过无数众多的我的实践与共同建设，形成了某种思想。在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产生了共同的信仰，并以这种信仰规范我们的言行，修养我们的品德，又以我们的品德影响更多的人，从而形成教化。这就是自我成长的历程，也是社会发展的历史。
天命、本性、修道、教化，是万世不易的法则，是人与社会发展进化的哲学。
天地之中庸
上天之大德，在于宽厚，在于包容。于是有“厚德载物”的赞颂。无论是杂草还是禾苗，也无论是好人还是歹徒，无论是真理还是谬误，都同样生存在这天地之间。天地都给予公平的机会，都给予公平的阳光与雨露，都给予同样的空气和岁月。能否成长在于自己，天地只是无言地注视，默默地供给。因此，中庸就是博大与包容。
中，就是囊括，就是含蕴，就是包容。我们说“把东西放在什么中”，就是如此；换言之，万物都放置在天地之中，无论其属性如何，都有其生存的位置和依据；“中”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境界；不苛求，不厌弃，不厚此，也不薄彼。庸，就是自在，就是和，就是认同，就是接受。不否定，不干扰，不偏好东，也不溺爱西，只是展示出同样的背景。比如一粒蒲公英的种子，任其随意漂泊，无论它流落到何处，只要能发芽，就都供给它生长的机缘。即使在如今水泥森林般的城市，它也会在某个缝隙的贫瘠泥土中生根、开花。
天地供给万物以发展的契机，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按照自己的天性发展变化，以它们自身的生命力，走完其生命历程，于是有春华秋实，有万物丰茂。天地不蓄意戕害，也不特意呵护，只是洒下阳光和雨露，只是流来相同的空气和带走既有的污垢，以及按照相同的节奏送来季节和温度。因此，“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其实就是处世哲学，是人在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处理个体与外界关系的方法，是一种共赢的技巧。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
“道”，不能有片刻背离，如果可以违背，那就不是“道”了。因此，品德修养高尚的人即使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也能够保持谨慎警戒，即使在没人听见的地方也深怀敬畏戒惧。
郑玄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也。君子则不然，虽视之无人，听之无声，犹戒慎恐惧自修正，是其不须臾离道。”
孔颖达说：“圣人修行仁、义、礼、知、信以为教化。道者，开通性命，犹如道路开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须臾离也。若离道则碍难不通，犹善道须臾离弃则身有患害而生也。”
孔颖达说：“君子行道，先虑其微。若微能先虑，则必合于道，故君子恒常戒于其所不睹之处。人虽目不睹之处犹戒慎，况其恶事睹见而肯犯乎？故君子恒常戒慎之。”
朱子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于须臾之顷也。”
深藏于我们内心的天性
君子之行，自觉自悟自律自警，心性诚笃，未曾有片刻违背道义，即使独处静室，也心存对天地神明的敬畏，摒除各种私心杂念的滋生与诱惑。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不论是通达顺遂还是身处困厄乖蹇，一时一刻也不敢懈怠，不敢放纵自己。无论日常事务如何繁杂，都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专注于内心的修养，凝神静修，永远保持心境平和宁静，须臾不离道义的准则。固守着，坚持着，精心呵护着、培育着内心的美好道德，使内心回归明净，塑造真实美好的自我。
上天有知，大地有灵
杨震，字伯起，东汉弘农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人。幼年时家境贫寒，但是他勤奋好学，博学多才，“明经博览，无不穷究”，成为当时的大儒学家，后来开馆授学，有“关西孔子”之称。五十岁时，经大将军邓骘推荐，举茂才，历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迁太仆、太常、司徒等，位列三公。杨震为官清正廉明，不谋私利。从不私下接见任何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请托。有人见他生活清苦，就劝他置办田地产业。他回答说：“让后世称清白吏子孙，以此遣之，不亦厚乎！”（让后世之人称我的子孙为“清白官吏的子孙”，这样的遗产，不是很丰厚吗？）
杨震任荆州刺史时，发现荆州茂才王密才华出众，便向朝廷荐举为昌邑县令。王密内心感激，深怀报答之心。后来，当杨震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今山东金乡县境）时，王密亲赴郊外迎接。当晚，王密拜会恩师杨震，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夜深告辞时，王密从怀中捧出黄金十斤，说：“难得有拜见恩师的机会，学生特意备办了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只是略表心意，实在不能报答栽培之恩于万一，恳求老师收下。”
杨震意味深长地说：“作为相知相敬的挚友，正因为我了解你的才学人品，所以才向朝廷举荐你，希望你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官，为百姓做好事。可是今天你这样做，实在是违背了我的初衷和对你的厚望。只要你为官正直，为国效力，为百姓造福，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而不是送给我个人什么礼物。我了解你是个很正直的人，是可以成为朋友的，但是你却不了解老朋友，现在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王密说：“深夜之中，没有人知道，请收下吧！”
杨震严肃地指着天地说：“天知，地知，神知，我知，你知，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虽然此时没有旁人在，难道你我的良心就不在了吗？”
王密听了，十分惭愧地走了出去。
天地神明，在注视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又能欺骗得了谁呢？谁的行为逃得过上天之眼呢？居心端正，行为正直，又何必躲藏世人的目光呢？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莫]无。
越是在隐蔽的地方越小心自砺，不留下愧憾；越是在细微的小事上越用心着力，不出现疏漏。因此，品德高尚的人即使在独处的时候也恭敬谨慎，心怀戒惕，严格自律。
郑玄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觇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
孔颖达说：“凡在众人之中，犹知所畏，及至幽隐之处，谓人不见，便即恣情，人皆觇听，察见罪状，甚于众人之中，所以恒须慎惧如此。以罪过愆失无见于幽隐之处，无显露于细微之所也。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谨慎守道也。”
朱子说：“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
于细微处见真情
人生在世，无论所做的是有利于他人的事，还是危害习俗的事；无论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还是独处暗室之时，最终都会被人看到，无一例外。
人心就是一面镜子，照得见别人，也照得见自己。自己的心镜照见自己的人性，别人的心镜，照见的是你的人品。因此任何事都不可疏忽。
其实，人对于自己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心中有数的，都是经过选择取舍的权衡，并不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比如腐败行为，最初必然经历过内心的挣扎，独自静处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以私欲胜出告终。他们都是清醒的腐败者，所谓不懂法或者人情难却，都是托词，都是不高明的借口。他们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魔鬼，与别人的行为无关。
廉慎不欺，清介守义
曹鉴，字克明，元代宛平（今属北京）人。幼年时即颖悟过人，举止异于同龄儿童，青年时到南方游历，深通《五经》大义。大德五年，经翰林侍讲学士郝彬推荐，任镇江淮海书院官长，后累官至礼部尚书。为官三十多年，一直以清介见称。年六十五，感疾而卒，追封谯郡侯，谥文穆。曹鉴天性纯孝，济贫恤孤，唯恐落后。但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一生为官，仍然租房居住。临终之日，家中没有一文财产积累，只有几千册经曹鉴亲手校订的书籍。
至治二年，曹鉴被任命为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奉旨括释氏白云宗田，稽检有方，纤毫无扰。后调任湖广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当时丞相忽剌歹恃势强横，恣纵妄为，作威作福，僚属畏怯趋避，只有曹鉴依理办事，不屈意阿附。
他在湖广行省任职时，因操劳过度而生病。他的下属顾渊伯，外出办事返回，给他带回了一包辰州出产的朱砂。朱砂是名贵的药材，炮制后可用以医治惊悸、失眠等症。曹鉴当时并没有在意，也没打开看，随手放到了箱子里。半年后，他取出那包朱砂配药，才发现朱砂里面掺杂着三两金子。曹鉴颇感意外，感叹道：“渊伯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这时，顾渊伯已经去世。曹鉴就把黄金归还给了顾渊伯的儿子。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中]喜、怒、哀、乐，人之常情。能够对自己的情绪自主控制，使其自然表露并符合礼仪规范，不偏不倚，不滥情，不漠然，适可而止，称为“中”。
[和]表现出来的情绪与行为符合人情世故、自然常理、社会法度、中正平和，能够为人们所感知、认同，从而产生感情的共鸣与应和，称为“和”。对世界万物忽视，对人情淡漠，是不通情性；过分专注，过度宣泄，则失于自然。二者皆有失“和”的敦厚纯正。
人能够理智地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含而不露，就叫做“中”；即使在特定情形下表现出一定的情绪，亦能有所节制并符合礼仪法度，这叫做“和”。“中”，是天下万事万物运行的根本；“和”，是天下人人必须遵守的大道理。
郑玄说：“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孔颖达说：“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情欲未发，是人性初本。情欲虽发而能和合，道理可通达流行，故曰‘天下之达道也’。”
朱子说：“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克己复礼
人是天地之间有欲望有情绪，并能够对自己的喜、怒、哀、乐有充分体验和悟解的生灵，也能够推己及人，还能够从别人的情感流露中回视自己的心灵，审知自己的感情，从而体现出一种对美好感情的感知与认同。情生其中，激情起伏，抒发于外，令人喟叹。深挚的感情，通过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予以准确的呈现，使人产生同感、同情而应和共鸣，则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人的心灵大可包容天地，胸怀万物，小则脆弱无助，细微之事也令自己不能忘怀，而这一切都蕴含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感情如水，在于感同身受者的自我克制与导引。过度强调自己的情绪会引起他人的反感，不能适度地表达情感又会让人觉得不通人情。因此，对于自己的情绪要有恰当的表达，才能达到和的境界。外感于天地，内应于体验，又能够中规中矩，不过度强调自我之心，使人们感于事，感于情，感于博大的心灵的包容。
孔子说：“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便是人情之至境，人性之至纯，人心之中正。
仁就是爱人也自爱
子夏，名卜商，春秋末期卫国人。子夏是孔子的学生之一，以文学著称。孔子曾称赞子夏，“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孔子死后，子夏“教于西河之上。魏文侯师事之，而咨问国政焉”。他传授“六经”，尤为注重对《春秋》的讲授，从学的弟子有三百多人，名震一时，学泽后世。《史记·儒林传》载：“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在先秦思想史上，子夏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思想家，是法家政术思想的先驱。唐玄宗追封子夏为“魏侯”，宋代时加封为“河东公”。
《礼记·檀弓》载：子夏晚年因丧子而悲痛过度，双目失明，离群索居，生活凄苦。曾子去看望他，说：“听说老朋友的眼睛失明了，我赶来看望。但愿能为你分担痛苦。”于是二人相对悲泣流涕。子夏悲愤地说道：“天啊！我并没有罪过呀！为什么让我承受这样的苦难呢？”曾子却说：“你怎么没有罪过呢？以前我和你在洙水和泗水之间一起侍奉老师，那时我们互相研习，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后来你离开朋友，独自回到西河讲学，使西河的人们把称你作老师，而不知道我们共同的先师的思想，只看重树立自己的名声，这就是不仁，是你的第一条罪过。你居亲人之丧，只是深陷于自己的悲痛，根本不在意天下苍生的苦难，没有做出什么可以为人特别称道的事，这就是不义，是你的第二条罪过。你儿子死了就哭瞎了眼睛，不能珍惜保全父母给予我们的身体，这就是不孝，是你的第三条罪过。”曾子接着责问道：“那么，你难道还没有罪过吗？”子夏听后，扔掉手杖，恳切地说道：“我错了！我错了！我离开朋友独自居住太久了。”
灾难与痛苦的降临总是出人意料，谁也不愿意接受。面对灾祸的打击，悲痛在所难免，其哀切怨尤之情，呼天抢地的悲愤不平，是人之常情，也正是至情至性的自然流露。但是，灾难毕竟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旦发生，就不可改变，追悔也是无用的，哀痛也应有度。生命毕竟值得珍惜，死者已矣，而生者更应当担负起好好活下去的重任。这不仅是对自己、对亲人负责，也是对死者的安慰。亦正是因为人人都有感情，人们都祈愿自己的亲人生活得更好，这同样也是死者生前的心愿，因此，我们无权过度悲伤。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到达，达到。
[位]正。
[育]养育，生长。
致达“中和”的境界，天地间的运行法则就自然建立起来了，万物就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中自然生长化育。
孔颖达说：人君所能至极中和，使阴阳不错，则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万物其养育焉。
朱子说：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
中和，实现天下大同的必由之路
“中”是人修养性情的内在功夫，“和”则是这种内在修养所表现出的品德行为。修养我们的性情，达到敦厚和顺，博大自己的胸襟，能够包容万事万物的生存个性，处事守诚，从而致达中正和谐。
万物之生，各于其性，人生其间，各自遵从自己的命运。如何做呢？首要的是拥有博大的胸襟，能够包容。
天地变化难以预测，如地震、山崩、海啸、狂风等都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自然现象。对于自然界所发生的客观事件，古代的人们以其对于自然的敬畏之心，借以警戒统治者不要违天行事，不要逆人心愿，而应修德恤民，以仁恕之德，应和天地变化，顺应民意，替天地行道，从而达到协调社会矛盾，维护长治久安的目的。
万物生长化育，在于自励自觉，自然地遵从规矩，找到自己的位置，尽自己的职责，恪守合乎天性的德行。“当门之兰虽芳，必欲除之”，所处的位置相异，其命运必然不同。人而不得其位，必致倾覆；物不得其位，必被刈除。
在适合自己的位置，努力修养自己，提升人品层次，提高生命的品位，与天地和谐共存。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各抒所长，致达共荣，从而达到“天人合德”的理想。
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天然就是和谐
自从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一直处在相互影响的状态下。
在史前时代，为了采集食物，人们傍依森林迁徙，结成部落；在蒙昧时期，为了生存，逐水草而居，形成了村庄；到了近代，为了提高生活质量，人们沿交通要道而聚集，形成了城镇。今天，那些在水泥森林中住腻了的动物们开始怀念起乡村山清水秀的林地，但是却再也不能回到起点了——那里，我们真正的家园。
在岁月漫长的演化史中，人类对于自然，一方面深怀敬畏，匍匐膜拜，献牲祭祀，以求降福攘祸，另一方面又对大自然索取无度，肆意破坏，狂妄地想战而胜之。
孔子说：“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孟子告诫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古人一直都在强调使自然自由地生息，防止自然资源枯竭，主张“上下与天地同流”，从而保持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王制》说“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把草木开花结果时禁止砍伐、鱼鳖怀卵时禁止撒网，称为“圣王之制”。
任何物种都有生存繁衍的理由和必然意义，也正因为天地的包容与大度，才有了生物的多样性，使万物得以发育长成，于是成就了自然的丰富与人类的发展。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共存的。人生活在自然中，只是自然的一个物种，而不是主人，必须按照“中和”的原则与自然和谐共处，以保持自然的生机和谐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只有充分发挥万物生存的意义，才是和谐的自然观，也才能使人类自身得到最终的解放和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