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文艺争鸣》张未民今年10月，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也是《人民文学》杂志创刊六十周年。从文学角度来纪念新中国六十周年，我们刊物（《文艺争鸣》）确定从“一本刊物和她的六十年”的角度，也即从《人民文学》杂志六十年的角度，来做一个回顾性的研究和讨论，以此折射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本期我们将发表一组学者的相关论文。非常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动议的支持，并回答我们的提问。
首先，《人民文学》这样的杂志的创办，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请你谈谈《人民文学》杂志创办的历史意义。作为现任主编，你怎样理解杂志目前的地位和办刊宗旨？谈到《人民文学》杂志的创办，我们应该回到六十年前，假设你身处1949年的北京，你也会觉得一定要有这样一份杂志。当时胡风先生有一首诗，现在的学者经常引述，就是“时间开始了”——新中国、新生活开始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学也开始了，那是激情澎湃，对未来满怀憧憬的年代。共和国的创立者们百废待举，在文学上，主要做了几件事：开了第一次文协大会，办了《文艺报》，办了《人民文学》。
由此可见，当他们规划新中国的文学事业的时候，《人民文学》是一个基础的和关键性的建制。重读茅盾先生的《发刊词》，它首先提出了《人民文学》的根本宗旨：“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然后，它也具体规划了《人民文学》的功能，其实就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发作品，包括各种文体，包括理论批评，包括翻译；第二是组织，组织文学活动，组织文学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组织中外文学交流。这几乎涵盖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研究、文学活动等文学生产的全部流程。
依据这样的宗旨和功能，《人民文学》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演进和发展的首要平台，当代文学六十年来的成就与挫折，它的光荣与局限，都与《人民文学》密切相关。
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条件与六十年前相比已有极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我们依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创办者的初衷：它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探索、创造的平台，通过它，不断地让“好作品出世”，让有才华的新人出世；同时，它也是我们的文学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公共空间——作为一个机构，它连接作家、批评家、读者和公众，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建设性、创造性的文学生活。
《人民文学》的志向从来就不仅是单纯办一本刊物，发很多作品，而是要引领潮流，推动中国文学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变化发展。这一点，我觉得尤其重要。前不久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邵燕君谈到，我们的文学期刊，曾经和读者有密切的互动关系，但现在，这个关系没有了，或者说削弱了。不仅是和读者，和理论批评界、和作家、和公众及大众媒体，文学期刊都有一个如何重建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不能仅仅是关起门来约稿、发稿，和作者们吃饭喝酒。文学期刊要有力地介入文学生活，它应该成为文学思想和文学生活的发动机。《人民文学》一直比较注意这个问题，比如我们有连续举办七年的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论坛，让作家和批评家对话，最近还开了一个诗歌论坛，也打算坚持做下去。我们的想法是，大家坐在一起，认真深入地讨论问题，现在是言不及义，文学界的人，羞于谈文学，文学生活的品质低落。文学界常常称《人民文学》为“国刊”，有些研究者也将《人民文学》与“国家文学”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当然有其道理。但在此我更愿意使用更具超越性的“中国”概念来切入《人民文学》杂志和中国文学的关系。也就是说，《人民文学》总是要着眼于一个“文学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并在“中国”的大背景、大格局下来考虑编辑方针和策略，能否在这方面谈谈你们的想法？我赞同你的看法。刚才我们谈到，这个刊物一开始的志向就是建构中国的当代文学，它对时代、对中国、对中国之文学有一种承担精神。这个志向，几代编辑都不曾放弃，直到今天依然如此。我们并不把这当成我们的权力，一本文学杂志没有什么权力，我们把这视为我们自觉承担的责任。
所以，我们高度关切文学的发展和文学与时代的关系，高度关注文学正在哪里并向何处去，我们从来就是勇于提倡、勇于表明我们的态度，当然是用我们发表的作品。你对《人民文学》六十年的发展怎样分期和描述？《人民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它的分期差不多就是通行的当代文学的分期，不外乎是“十七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两段，后一段再细分，或许可以分成80年代和90年代至今。
目前这个阶段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我想，在这一阶段里，我们和其他刊物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和考验，我们必须和其他刊物平等竞争，我们要习惯于不依赖《人民文学》过去的特殊地位，那是我们的光荣和资产，但现在你必须把这个资产有效地化为你的竞争优势。我们当然经历了痛苦的探索，但总的来看，我们是成功的，我们现在对这份刊物在新的文化环境中的地位和作用充满信心。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伤痕文学”的兴起，到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21世纪的“底层写作”，《人民文学》一直力图更加贴近社会现实，表现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你一直在这方面参与其中，请谈谈感想和你们的做法。办刊物和做批评比起来，还是更有成就感，你可以行动，把你的想法逐渐清晰地做出来。我们现在谈“底层写作”，洋洋洒洒的文章一大堆，我看他们连“底层写作”从何时开始都没搞清——顺便说一句批评家的坏话，我觉得我们很多批评家现在是靠“大惊小怪”过日子，既不大看作品，也不大通世事，一看一个什么东西，便大惊小怪：啊？都这样了？于是发现了新现象，其实地球人都知道了。
比如这个“底层写作”，文学对转型期的社会分化的认识和反应，至少在90年代后期，就是我们编辑思路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关切点。90年代末，我们发了白连春的《拯救父亲》，差不多从那时起，我们就特别关注这个东西，有意识地发，包括孙惠芬、鬼子的小说，一直到后来的罗伟章、陈应松等等，这是一个坚持了六七年的想法。到了前两年，“底层写作”口号也有了，作家批评家们一拥而上，翻一翻期刊，滔滔皆是，我们的看法是这里有问题。我对编辑们说：以后少发，从严。为什么？作家从既成的知识分子话语出发，既无经验，也无新的思想资源，就是在那里愤怒和悲悯，其实他连他悲悯的对象是怎么回事都没搞清楚，也没打算搞清楚。所以，我们后来把重点放在一些真正有底层经验的作者那里，发郑小琼、塞壬、王十月这些人的作品比较多，也发像夏榆这样既有经验又有思想深度和广度的作品。
《人民文学》必须比别人走得快一点，这要靠对创作状况的了解，靠对时代和生活的判断。新世纪前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大规模兴起令人瞩目，我们注意到《人民文学》也从专发中短篇小说到有选择地发表一些长篇小说，请谈谈你们的想法和目前的效果。常有人问：你们发长篇是不是考虑市场？我说我们就是考虑了市场，长篇就是有更好的市场效应，这个市场我们为什么不去占？
当然，说老实话，最初不是考虑市场的，最初我们是选发邓一光的长篇《我是我的神》，这是我很推崇的作品，但是很长，只好选了开头一章，起个名字叫《天堂》。然后，麦家写了《风声》，他是发给我看看，也没想在我这儿发，都知道《人民文学》不发长篇，但看了作品我想：为什么不发？和当时的主编韩作荣商量，他认为，不能画地为牢，好的长篇小说当然要发。顺便说一句，《人民文学》发长篇也不是新事，五六十年代就发《三里湾》、《山乡巨变》什么的，只是那时是选载。80年代前期主要发短篇，因为那时短篇繁荣，后来中篇兴起，才逐渐多发中篇，可见这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演进过程。
但是我们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发我们认为最好的，不凑合，不求数量。所以，《风声》之后，我们去年只发了三部——《小姨多鹤》、《空山》、《推拿》，今年发了两部——《一句顶一万句》、《金山》，我相信，这些都在本年度内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列。最近《人民文学》推出了“80后”青年作家专号，显示出杂志积极扶持青年文学创作，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建设和发展的积极姿态，请谈谈你的想法。“80后”真是个有魔力的词，第八期一出来，我正在打吊针，手机就被记者打爆了。但不是我们到现在才忽然想起世间有年轻人、有“80后”。六十年来，我们推出一代又一代作家，都是“处心积虑”，不遗余力。远的不说，“80后”之前还有一个“70后”。那时，我记得是1998年，（宗）仁发在香山开作协全委会，我和施战军去看他，谈起有这么一批年轻作家要冒出来，要关注，后来我们三人专门就此做了一个对话。当时我和仁发商量好，两边一起推，他那里做了著名的“美女作家”专号，我们这里不可能这么做，但也有计划地推了一批人的作品。
现在看，那还是传统方式，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商业化的出版市场，很多新人会从不同的途径冒出来，但是，文学期刊在这方面仍有自己的事可做。做这个专号时，我们的想法并不全在“80后”，我和编辑们商量说：只要是新锐力量，不分老少，我甚至希望有个“60后”，以前没露面，现在忽然出世，像王小波那样，可惜没找到。总的来说，我们强调，不要炒“80后”冷饭，要发现新人，特别是发现被遮蔽的“80后”，现在我们一谈“80后”就是那么几个人，那么些路数，一代人的写作的丰富和差异被抹杀了，我想在大众视线和商业逻辑之外，发现一些新的写作者，所以我们发了吕魁、马小淘、吕伟、赵松、朱岳等人的作品。以后也还是要着重做这个工作。《人民文学》在新的文学生态下如何应对？对各种艺术风格的文学作品的扶持有哪些设想？和很多人的看法不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学生态是如此复杂多样，所以文学刊物的空间更为广阔，你可以有很多事去做。现在有很多新现象啊，比如，海外华文写作，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大新变，会改变当代文学的学科边界：你说严歌苓是中国作家还是美国作家？张翎难道是加拿大作家？不仅是身份，他们的写作也确实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因素，还有陈河、袁劲梅等，过去一年多，我们有意识地多发这样的作品，今年第十二期我们会发一个专号。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