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杨争光文集》出版座谈会的信杨争光属于20世纪80年代涌现的那批杰出的中国作家，他的名字对任何一个对文学具有持续兴趣的读者来说都不陌生。我最初读到争光的小说是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一、二期合刊上。他发表了《土声》，来自土地的声音，“土”的而不是“洋”的声音。那些几乎和泥土混为一体的人物被他辨认出来，生命在幽暗中饮泣，我们庄重痛切地倾听。我至今记得《高坎的儿子》，那个名叫棒棒的少年，他爹指着鼻子骂了他几句，他说：“爸，你丢了我的脸。”然后就拎着根绳子，挑了棵树，上吊死了。死前，他说：“人眼睛一闭要能死就好了。”1987年，我不能确定我在这篇小说中看到和听到了什么，但是我意识到，在这近乎无事中有着某种非常紧要的消息。现在，我或许可以说，杨争光和与他同时的一些作家，改写了现代文学的“小人物”传统，他们完成了一个革命性的觉悟：人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人，而获得了在文学中被注视、想象和勘探的权利。杨争光笔下的人不再是现代文学中被界定的“小人物”，原来人不分大小，每一个生命都具有乾坤般的存在的重量。这个根本认识，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扩展，不仅在文学上，而且在更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意识中，我们至今还在领悟它的意义。
我之所以在此谈论多年前读过的《土声》，是想说明，杨争光那一代作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他们的狂飙突进和润物无声，使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发生了调整。今时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许多观念和共识，其实大多受益于或发端于他们孤独的探索和创造。
在一次汉学家国际会议上，我曾经谈到重新发现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很长时间里，海外所谈论的总是那么几个中国作家，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的杰出作家，但是，还有一些杰出的作家海外学者看不见或者没有仔细端详。海外是这样。国内也是这样。我在另一个场合也曾谈到，有些作家被评论界、学术界锲而不舍地研究，学位论文一大堆，话语繁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另一些作家，尽管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充分尊重，但是，很少有评论家和学者研究他们，似乎是无话可说，只好沉默。
无话可说很可能是实情。评论家们各有其话语系统，也受着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学术风尚的影响，谈起某些事、某些作家特别有话说，如庖丁解牛，运刀霍然，得心应手，顾盼自雄。但碰到另外一些事、另外一些作家就英雄无用武之地，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嘴，只好视而不见，保持沉默。
这样让评论家们难以下手和下嘴的作家，我可以随便举出好几位，杨争光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他的写作使我们强烈地感知到他的存在，但是，我们却未曾深入地理解他、阐释他，不曾在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度量他的位置。当杨争光的小说在市场上、在传媒中被提起时，其作者常常会首先被提到是《水浒传》、《双旗镇刀客》等影视剧的编剧。我理解出版社和传媒的苦衷，我也丝毫无意于忽视争光作为影视编剧的成就，我只是觉得，这种介绍方式对于杨争光的处境构成某种隐喻：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是幽暗的，他的小说在我们的观念或感知体系中处于隐晦的、难以辨别的地带，以致我们要从电影或电视那里为他借得光亮。
原因可能是：杨争光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中药铺里有很多格子，但“格格不入”，就是没有一个能装得下他。杨争光早期的写作也许会被归类为“寻根”，但实际上，他不是寻根文学的活跃的参与者；从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一直不是任何文学潮流的活跃的参与者，当我说他处于一个“隐晦的、难以辨别的地带”时，我所指的正是他的这种难以归类的特性。有的作家似乎具有某种天然的抗体，使得任何归类在他身上都显得不恰切、不精当，杨争光就是这样的作家。这是他的天性，也是他的选择。但我认为，像这样的作家尤其应该被研究和讨论，他们的作品对我们构成了挑战，其中包含着我们感到困难的事物，潜藏着某些特殊的能力和路径。
2010年，作为当时的《人民文学》主编，我编发了争光的长篇小说《少年张冲六章》。那时我在很多场合都特别强调了这部小说的当下品格，这是杨争光对于亿万中国人为之焦虑的重大社会问题的回应：我们的教育体制如何？我们应该怎样做父母？我们拿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但是，即使是当时，我也自知，这是对这部小说的简化。编辑的职业总是包含着某种简化倾向，我们倾向于为作品确定醒目的主题，力图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引起读者的兴趣。争光当然关注着当下或者现实，但是，他对现实的理解与我们大有不同。当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日益平面化、话题化，把现实视为报纸和网页上的标题时，对杨争光来说，现实绝不仅仅是此时此刻，当然更不是每天的新闻，他的现实有繁杂的根系，深深地伸向过去。过去并不会随着日历而贬值失效，现实只有在对于过去、对于根系的深刻把握中才是有意义的和可讲述的。
在这个意义上，杨争光的所有小说都是不受我们此刻的焦虑、我们头顶上的风所影响的。在他眼里，深圳和陕西的黄土高原没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他关注的不是汽车和马车的差别，他并不在意树的摇曳，相反，他固执地注视着地下那些缓慢的、重复的、长久的事物，高楼里的白领和土屋里的老农在根子上的共鸣。在他看来，在表象的差异之下，有一些似乎不变或者变化难以令人察觉的事物，有一些在生命、时间和历史深处紧紧纠缠在一起的事物，他执着于此。作为小说家的杨争光在很多时候像一个植物学家，他所关切的是决定着一棵树何以如此的土壤、养分、空气和水；或者说，他是小说家中的年鉴学派史学家，他不在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认为，人类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默默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塑造着无数棵树，当然也塑造着一棵树。
所以，这样一个作家难以归类。他有自己的世界观，他的目光从不偏移，或者说，偏移是相对的，专注是绝对的。争光是陕西作家中普通话说得最好的，大概也是陕西作家中唯一长期漂泊不定的，但是，在小说中，杨争光又比他的任何同乡都更加苍老，更加固执，不易变。
杨争光沉着固执地校正我们的眼光。比如，看到少年张冲时，我马上想到了少年“棒棒”。“棒棒”如果活着，现在必定就是张冲的父亲。而张冲，就是当年的“棒棒”。近三十年过去了，世界千变万化，我们在目不暇接中把目光磨得越来越短，但杨争光依然为我们保存着一种长的眼光，一直延伸到世界和生活的根子上。
“根性”是杨争光写作中的一个关键词，这也是我们熟悉的一个词。有时，我会由此想到社会历史的隐秘结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批评这种倾向：“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结果就是，在描述每一时代时，“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对“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小说家们应该深思。有时我会想到鲁迅所开启的对民族生活和民族性的反思，还会想到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这些都是阐释杨争光的可能路径，但是，我也深知，这里的每一条路都不能通向唯一的和准确的钥匙之所。对杨争光来说，这样的钥匙大概也并不存在。如果一个作家用理念完全可以打开，那么他也就会在彻底敞开的同时失去价值和光芒。杨争光之难以归类，他的作品的光芒和阐释的困难，都提醒我们，即使在“根性”这样熟悉的思想命题上，一个作家，他的想象和洞察，也依然包含着我们难以言喻而又不能释怀的独特而紧要的发现。
《杨争光文集》洋洋十卷，它的出版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在整体上考察这个作家，他的创作和深思的基本的结构性特征，并且严肃认真地思考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扩展和丰富我们对世界、对自身、对文学的认识。
这不是一封贺信，而是一个对争光深怀敬意的读者的一些谨慎的、无把握的感想。权作抛砖引玉。
2012年11月27日
2013年1月27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