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刘奭
柔仁好儒尊师崇傅
刘奭长大以后，柔仁好儒，见宣帝治国重用刑法，曾说：“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本有制度，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恐怕是一个性格懦弱、不善用人的低能继承人。他担忧刘奭不能继承重任，有意更换太子，但又不愿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所以一面叹息“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一面还是把帝位传给了刘奭。
果然，继位的元帝放弃了汉室前几位皇帝的“杂用王霸之道”的传统，重视经学，独尊儒术，尊师崇儒。所以，朝中的重臣大多是他的师傅和儒生。
宣帝临终之前，托付三名大臣辅佐朝政，一位是外戚史高，两位是元帝的师傅肖望之和周堪。肖望之是东海兰陵（今山东枣庄东南）人，宣帝时任太子太傅，教授《论语》和《礼仪》，与同时教授《尚书》的少傅周堪都是德高望重的老臣。宣帝在病中拜肖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拜周堪为光禄大夫，授诏辅政，兼领尚书事。肖、周二人本为师傅，又受先帝遗诏辅政，所以元帝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肖、周，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元帝对师傅极为尊重和信任。
元帝还大力擢用儒生。当时，肖望之推荐了博学多才的大儒刘向和忠正耿直的金敞，元帝均付以重任，并加官给事中，即特赐随便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之权。他即位不久，听说琅琊（今山东诸城）人王吉和贡禹是关东明经洁行的儒学大师，就特派使者召来京师做官，王吉病死在赴京途中，贡禹入京拜为谏大夫，随后又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元帝曾一度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
在元帝起用的儒生中，有不少性格耿正，敢于直谏的人。元帝重儒，因而对于直言极谏的儒者多不怪罪。薛广德敢于直言，有时甚至搞得元帝很难堪。一次，元帝出宫中便门到宗庙祭祀祖先，忽然产生了乘船观水的浓厚兴趣，打算放弃桥渡路线，改坐楼船前往宗庙。薛广德拦在元帝前，脱掉帽子，恭敬地跪在地上叩头，要求元帝从桥上通过。元帝让他戴上帽子起来，薛广德说：“陛下不听为臣规谏，臣将自刎，用鲜血污染车轮，那时陛下就不能进庙去祭祀先祖了。”元帝听，很不高兴。光禄大夫张猛对元帝说：“陛下，臣听说有圣明的君主才有敢言的直臣。乘船危险，走桥安全，圣明君主不靠近危险，御史大夫的话是应该听从的。”元帝瞪了薛广德一眼，说：“晓人以理不应该这样吗？”于是从桥上通过。
宠奸任佞优柔昏聩
元帝尊师重儒的同时，也宠奸任佞，一批奸佞小人麇集于朝廷要枢，石显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他依靠元帝宠信，以中书令官职专权十几年，一直到成帝即位。
石显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地主家庭，少年犯法受宫刑，入宫为宦官，宣帝末年任中书仆射，与中书令弘恭结为党友。元帝即位时，石显已经是一个饱览宦海沉浮和官场事故的钻营利禄的老手。他嘴唇灵巧，头脑狡黠，内心歹毒，不但精通朝务，左右逢源，而且能用心计和语言探测出皇帝尚未明讲或难于言传的内心含意。凭着这套本领，很快就赢得了元帝的欢心和宠信。随着宠信加深，中书的权力日益增大，他们以久典枢机、熟悉朝务为优势，常常非议、抵制甚至推翻领尚书事的肖望之、周堪的意见，引起肖、周等正派官员的反对。于是朝中形成了以弘、石为首的中书势力和以肖、周为首的正直势力的对立局面。双方明争暗斗，越演越烈。
肖、周向元帝提出废除中书机构，试图根除石显等一伙奸佞势力。元帝性格柔弱，采取折衷态度，对废除中书之议久置不决。而石显、弘恭则及时行动，数次设计，先是逼肖望之自杀，后又气死了周堪。虽说元帝怜惜师傅，而且还把周堪的职位加在石显之上。但是终因识不破石显的计谋，而石氏又稳操实权，未能保住师傅的地位、性命。从此正直派官员失去了首领，更处于被动和困难境地。
正直派失败后，朝中有一名郎官，名京房，他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清明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元帝很赏识这套方案。但京房深知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周幽王、厉王为何危身亡位？他们任用的什么人？”元帝说：“君主糊涂，用的是巧佞人。”京房又问：“知道巧佞而任用呢还是以为他们贤明？”元帝说：“当然是认为他们贤明。”京房接着问：“那么后人为何知道他们不贤明？”元帝说：“后人看到乱世亡君的恶果，所以知道不贤明。”京房说：“这么说来，是任贤必治，任佞必乱。那么幽、厉为何不觉悟，为何一直任用佞臣，以致搞得国破身亡？”元帝回答：“面临乱亡的君主都自以为任用的臣是贤臣，若都觉悟，天下哪里还会有昏君呢！”京房把话锋一转，问：“那么陛下观当今天下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毫不隐讳地说：“也算是极其混乱了，还有什么说的。”京房又问：“那么当今陛下任用的是何人？”元帝支吾其词：“……话不能这么讲，今天虽然混乱，比幽、厉时还算好些；况且这与用人没有关系。”京房感慨地指出：“陛下，前代君主就是这样看待他那个时代的，臣恐怕后人评论今天，也像我们今天评论前代一样啊。”元帝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话，他问：“那么，你说今天为奸行佞的乱臣是谁？”京房回答：“明主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朕不知道。如果知道，朕为何还要用他？”京房说：“臣所说的，就是陛下所最信任、共同在帷幄中密图大事、掌握天下用人权的那个人。”元帝明白京房指的是石显，于是说：“朕已知晓。”
京房这番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但京房退后，元帝信用石显一如既往。因为石显已经用各种狡诈手段骗得了元帝对他牢不可破的宠信，石显对元帝骗得越深，元帝对石显越宠信，后来干脆把朝政一古脑推予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继肖望之、周堪、张猛死后，石显为排除异己，又陆续害死京房、郑弘、张博、贾捐之、苏建等人，并迫害陈咸、朱云、王章等多人。由于元帝过于宠信石显，石显总以中书（尚书）权力侵夺朝权，渐使汉代尚书机构权重起来。石显凭借尚书权，先后清除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野，有的合家流放，不少人被推上断头台。上至公卿下至郎吏的满朝官员，无不畏惧以石显为首的中书势力，处处小心谨慎，甚至连走路时抬腿落足也不敢稍有疏忽大意。
选策安边胡汉和亲
元帝在位期间，匈奴已经衰落，边郡比较平安，不过偶尔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对于如何处理边郡问题，元帝总是召集群臣讨论，而往往采取在争辩中占上风的意见和主张。
武帝开拓汉域南疆时，曾在今海南岛设置珠崖、儋耳二郡，由于汉朝官吏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经常激起武装反抗。元帝即位的次年，珠崖山南县起兵反汉，连年不能平定。元帝召集群臣讨论，拟调重兵前往镇压。后元帝采纳多数派代表贾捐之的主张，决定放弃珠崖郡。初元三年（前46），下诏宣布罢除珠崖郡，郡中居民愿意属汉，妥善安置；不愿属汉，不相勉强。这样，珠崖郡自武帝元封元年（前11O）设置以来，历时64年，至元帝被废。
永光二年（前42）秋，陇西郡姐羌旁种反叛汉朝，元帝又召集群臣讨论对策。元帝听双方各自言之有理，就在采纳多数人意见的基础上，命冯奉世率1.2万官兵开进陇西郡，分屯3处，果然不出所料，被羌人破军杀将，进守不得。冯奉世只好画出陇西郡的详细地形和羌汉兵力的分布局势，呈送元帝请求援兵。元帝征发6万援军开入陇西，当年年底平定了羌人的叛乱。
汉元帝外交政策上的成功之例，是和北方的匈奴修好，胡汉和亲。元帝即位之初，匈奴已经衰弱，内部矛盾重重。呼韩邪单于归汉，初元元年（前48）上书言民众困乏，元帝命云中、五原二郡输送谷2万斛救援。郅支单于叛汉，初元四年（前45）杀汉使者，逃往康居。建昭三年（前36）冬，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矫诏调集西域各国兵，诛斩了郅支单于。
呼韩邪单于闻听诛斩了郅支，又喜又怕，上书提出朝见天子。竟宁元年（前33），呼韩邪来长安朝拜元帝，要求做汉朝皇帝的女婿，以表示与汉亲近。元帝以后宫良家女子王昭君赐予单于，呼韩邪万分高兴，要为汉朝保护西北边塞，请元帝罢除西北边防，与民休息。元帝让有关部门讨论，议者都以为是件好事，唯郎中侯应力主不可，他从汉朝边防的长远大计出发，向元帝列举了十条无可辩驳的理由。于是，元帝派人婉转地谢绝了呼韩邪单于善意的请求。
振兴乏力国运渐衰
汉元帝在位期间，也采取了一些政策，希图振兴国家，但是终因积弊太深，元帝本人柔弱无能，又宠信奸佞，未能如愿。
继位之初，元帝的师傅和儒臣纷纷进谏，禁奢靡，行节俭。如贡禹即指出，汉初君主俭朴，什一而税，没有其他赋役，所以家给人足。高祖、文、景之时，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厩马百余匹，后来日益奢侈，后宫女子竟达数千人，厩中食粟之马达到万匹。上行下效，全都奢侈起来，诸侯妻妾有的多达几百人，豪富者的歌女也有数十人，造成天下内多怨女，外多旷夫。他建议元帝首先从自己做起，成为节约的表率，来纠正社会的侈糜之风。在贡禹规谏下，元帝在皇室范围内先后采取了许多节俭的措施。他诏令停止维修那些经常不去的离宫别馆，太仆减少喂马的谷，水衡减少喂兽的肉，撤消黄门署的乘舆、狗马和玩物，并把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饮飞外池和严御池田四处田猎游玩场所假与贫民田居。他又下诏解除甘泉、建章二宫的警卫，卫士一律回乡务农。百官各署务必减省费用，将实际情况向上汇报。还诏命负责宫中饮食的太官，不要每日屠宰，伙食费照以往省减二分之一。乘舆养马以不误正事为准则，不可铺张浪费。并罢除了角抵戏以及常用的上林宫馆。
尽管元帝重用儒生，能在一定程度上纳谏，并采取了一些轻刑和节俭的措施，但丝毫也不能改变西汉王朝的没落。以轻刑来说，元帝曾减省刑罚7O多项，并连年大赦，但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盗贼满山，社会治安极为混乱。以节俭来说，元帝做出不少示范动作，但侈糜之风有增无减。由于积重难返，元帝也别无良策，振兴乏力，再加上宠信佞臣，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朝纲不整，必然会败坏地方吏治，以致贪官暴敛，酷吏横行，哀鸿遍野，民不聊生，西汉王朝只能向下坡路滑去。
易储不成身死未央
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姬妾美人众多，可他独宠司马良娣。她去世以后，元帝不近众姬妾。后来，在其父宣帝和皇后的撮合下，选美女王政君入宫。一夜之伴，怀上刘骜。刘骜诞生后，宣帝非常喜爱，亲自给他起名为骜，字太孙，常留在身边玩耍。元帝即位后，立刘骜为太子，诏命史丹辅佐太子；立王政君为皇后，但王政君很少能够亲近元帝，元帝并不爱她。而太子刘骜年少时喜好经书儒学，为人宽博谨慎，后来却贪婪酒色，耽于燕乐，元帝感到他越来越没出息，也就不那么宠爱了。
元帝晚年得病，不亲政事，贪图安逸。他不喜皇后和太子，而爱宠妃傅昭仪和其子刘康，遂生易储之念。竟宁元年（前33），元帝病重，傅昭仪和刘康常侍左右，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稀得进见。元帝几次问尚书关于景帝废栗太子而立胶东王刘彻的旧例，打算效仿故事易储。皇后王政君、太子刘骜和刘骜长舅卫尉王凤日夜忧愁，不知如何是好。史丹是元帝的亲密旧臣，能入禁中看望元帝。他乘元帝独寝时，径直闯入卧室，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皇太子以嫡长子立为太子，已经有十多年了，名号印入百姓心中，天下无不归心。现在见定陶王受陛下深宠，纷传陛下打算易储，道路流言，满城风雨。若果有此事，公卿以下的满朝群臣必定以死相争，拒不奉诏。愿陛下先赐臣死，以示群臣。”元帝本为仁柔皇帝，不忍见爱臣伤心流泪，又觉得史丹言辞恳切，深受感动，怆然太息说：“寡人的身体江河日下，朝不保夕，然而太子和两王年少，欲去又留恋，怎能不挂念呢？不过，却没有易储的打算。况且，皇后是个宽厚谨慎的人，先帝又喜欢骜儿，我岂能违背他老人家的旨意。你是从哪里听到这些闲话呢？”史丹借着元帝的话茬，连连叩头说：“愚臣妄闻胡说，罪该万死。”元帝说：“我的病日益沉重，恐怕不能好了。尽心辅佐太子吧，不要让我失望。”从此，元帝打消了易储之念。
当年五月，元帝死于未央宫。在位16年，终年43岁。六月，太子刘骜即位，是为成帝。七月，成帝为父举行葬礼，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东北）。谥号“孝元皇帝”。平帝元始四年（4），尊庙号为“高宗”。
王政君弄权干政内幕
王政君扶太子保皇位揭秘
《汉书，元后传》说王政君“历汉四世为天下母，飨国六十余年”，事实上，王政君在汉朝是历经五世，即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和孺子婴（孺子婴时虽是王莽摄政，但仍应视为汉家天下），是汉朝五代国母。而且元帝之后的四帝，全是由她拥立并处于她的羽翼之下。她至少以国母的身份在西汉政治舞台上纵横近六十年之久。
不过，在她的夫君元帝刘奭时期，她倒是不算得意。固然，她成了皇后，儿子又立为太子，似乎完美无缺了，但她心中并不轻松。元帝对她并没有多深的感情，她生了刘骜之后，元帝就很少再来找她了，因为此时又有一位姓傅的妃子傅昭仪占据了元帝的心。这傅昭仪手段才貌不在王政君之下，而又比王政君年轻，所以大受宠幸。更令王政君担忧的是，傅昭仪后来也生了一个儿子刘康，封为定陶王，这刘康长大后多才多艺，也很得元帝欢心。而王政君的儿子刘骜，虽位为太子，却不成器，无才无能而又好色喜酒不务正业，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名声颇臭。所以元帝几次打算废掉刘骜另立刘康为太子。这样的动态当然瞒不过王政君，她为此寝食不安，当然也为此作了不懈的努力，以防危险发生。除了训诫儿子让其表现好一些，让老头子不那么厌恶之外，她还竭力寻求大臣的支持和维护。在这事上，大臣史丹起到了关键性的保护作用。这当然也是王政君活动斡旋的结果。史丹是元帝信任的大臣，又是元帝的亲戚（元帝的祖父是史丹祖姑所生，史丹本人也是皇家女婿），所以史丹的意见往往对元帝有着决定性影响。史丹一心一意维护刘骜的太子地位，每当元帝露出要换太子的意思，他总要找出一些理由来阻止，同时他还处处曲护着没出息的刘骜。一次，元帝的小弟弟中山哀王刘竟死了，元帝带着刘骜前去送葬，这刘竟自幼与刘骜一起学习游玩，交往极密。元帝十分悲痛，眼泪直滚。可那刘骜却在一边无动于衷，毫无哀伤的表情。元帝大怒，回到宫中，对史丹大发雷霆：“这个没有感情不仁不义的东西！他没有资格为民父母侍奉宗庙！”史丹急忙跪下，编了一段理由为刘骜解围：“陛下息怒！这是我的过错，不能怪太子。我因陛下对中山王的去世深感哀痛，所以事前劝告太子不要在陛下面前为中山王哭泣，以免增加陛下的哀痛，损伤陛下龙体。所以太子才有那样的表现。陛下如要责怪，请责怪我吧！”这番掩饰之词，既得体而又无懈可击，元帝也就相信了。不过他对刘骜仍不喜欢。他晚年病危时曾再次想废掉刘骜立刘康，这次仍是史丹极力进谏，才保住了刘骜的太子位。在这样一个长时期的围绕儿子废立的大战中，王政君的神经一直是高度紧张的。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汉元帝死去。太子刘骜坐上了他几次差点翻倒的龙椅，史称汉成帝。
王政君松了一大口气，这回，该舒展一下筋骨松驰一下神经了。她被尊为皇太后。但实际上她是一身二任：皇太后兼皇帝。新皇帝刘骜本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最擅长的是玩女人。他虽有皇帝之名，但根本不管事也管不了什么事。王政君还真是想不要权都不行。自然，她一个人也管不了许多，但她不想让别的朝臣们过多地与权力沾边，于是把她娘家的兄弟侄儿侄孙之类全数搬入朝廷，朝廷简直成了个“王家店”，皇帝不过是傀儡——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要展开叙述——刘骜做了二十六年皇帝，在这期间，外戚干政的现象严重到无以复加，弄得朝纲大坏，民不聊生。而外戚的总后台，就是王政君。
王政君立刘欣为帝内幕披露
汉成帝虽然享国二十余年，后宫妻妾成千，然而却没有一个儿子。事实上也并非没有，而且还不算少，但全被他所宠爱的皇后赵飞燕、昭仪赵合德姐妹俩害死了。刘骜直到晚年，仍然没有儿子，也未立太子。这种严重的现象，由于是夫妻间房闱事，赵飞燕姐妹又严密控制着后宫，刘骜本人又严厉禁止任何人说赵氏姐妹的坏话，不少人曾为此掉脑袋，所以皇太后王政君很难了解详情。否则，她是不可能容忍赵氏姐妹让她儿子绝嗣的。成帝死后，当王政君知道了内情时，赵氏姐妹便保不住命了。这是后话。
汉成帝绝嗣已是事实，继承人问题必须解决。成帝与他的同父异母弟定陶王刘康关系倒不错，这刘康正是先前险些取代了他太子位的人。客观地说，在对待刘康与其母定陶王太后傅氏的态度上，王政君是聪明的，她没有采取她的先辈吕雉对待戚夫人那种斩尽杀绝的毁灭性报复行径。她清楚地知道那样做对自己和自己的家族也是危险的，吕氏家族的结局就是明证。所以她不对刘康母子施行什么报复措施，对儿子与刘康亲近也不加干涉。成帝曾将刘康留在京城，不让他去自己的封国，说自己没有儿子，身体也不算好，一旦死了就难相见了，明显有传位给刘康的打算。可是，刘康与成帝的舅父大司马王凤不和，王凤借天象反常吓唬成帝，将刘康赶走。刘康死后，其子刘欣继承王位。此人年少时有些小聪明，王政君以为他是个人才，就同意将刘欣立为皇太子。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成帝驾崩，刘欣继位，是为哀帝。
王政君本以为她选了一个合格的嗣君，然而事实表明，她这回选的又是一个昏蛋。刘欣在位六年，如果说他有什么“政绩”的话，只能举出他给后世留下了一个“断袖癖”的典故——他是个同性恋狂，对象是一个名叫董贤的美男子。他对这位董贤的宠爱，远远超过对他的任何妻妾，经常与董贤一起出行游玩，同乘一车，不用说，吃饭和睡觉更是少有分开的。有一天，这两个活宝睡在一起，哀帝先醒，而董贤还在呼呼打鼾，偏巧董贤压住了哀帝的一只袖子，哀帝生怕抽出袖子会惊醒这位爱卿，就一刀割断了袖子，才悄悄起来，可见其感情之深厚。后世将喜欢男色的同性恋者称为有“断袖癖”，就是由此而得。哀帝爱这董贤爱得发疯，让董贤任大司马的高官，赏给董贤的钱竟达四十三万万之多。而且居然还想把帝位让给董贤坐一坐。当然，这点他作不了主，因为还有王政君在。不过，这昏虫对强大的王氏外戚集团却不大肯买账，因为这不是他的亲戚，他要封封自己的亲戚过过瘾儿。王政君此时已被尊为太皇太后了，她不是属于吕雉那种动不动就宰人的铁腕人物，她抓权比较讲究策略。尽管哀帝对她的族人有些不敬的举动，她不过多计较，吩咐王家子弟适当退让，让哀帝的祖母傅家和母亲丁家的外戚们也得分一杯羹，大家都能弄点油水。王政君还指使王氏集团耍了些笼络手段以转移视线减轻压力，如分出少量土地给贫民耕种之类。这种手法，迷惑了一些士民，为王氏集团挣来了一些“声誉”，给王莽的崛起制造了舆论基础。
王政君扶刘衍为帝
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二月，汉哀帝又在二十六岁的黄金年龄上死去。这个同性恋狂又是一个断子绝孙者。太皇太后王政君在哀帝刚刚咽气时就把传国玺即皇帝大印抓在手中，并宣布由她的侄儿王莽主管一切政务——当然是在执行她的“最高指示”的前提下，不过这只是她的主观愿望而已。这一回，王政君和王莽选中的新皇帝，是哀帝的堂弟、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衍。毫无疑问，这个尚不能自己擦鼻涕而又多病的小皇帝只能是个傀儡，政权掌握在王政君和王莽手中。王政君与她这个居心叵测的侄儿之所以不选立那些年纪大有能力的皇室子孙继承皇位，目的就在这里——那些人难以控制。不过，王政君没有料到，她的莽侄比她胃口更大，已经开始在撬她的墙脚了。慢慢地，她已难以控制这侄子了。
娃娃皇帝刘衍长到十四岁，就被王莽毒死了，原因无他，王莽自己要做皇帝。不过条件还未完全成熟，所以太皇太后王政君得以最后一次择立汉帝。这一次当然她已不能完全作主了，王莽已经羽翼丰满，不怎么需要她来扶持了。他们这回选了一个仅有两岁的广戚侯刘婴来当“皇帝”。这奶娃娃怎能当皇帝呢？于是王莽便“自告奋勇”当了“摄皇帝”，而让刘婴（称为孺子”）做太子。三年之后，王莽灭汉，做了真皇帝。
王政君在汉朝历经五世为国母而四世掌权，这一时期，即从汉元帝到孺子婴这五十余年，正是汉朝由盛到衰、由衰到亡的没落时期。对这一点，王政君是不能推脱责任的。她没有干过什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恰恰相反，她在三件大事上的自私愚蠢胡作非为，推动和加速了汉朝的灭亡。第一件是她在择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的严重私心和失误：本可择立年长贤能者而偏去选那些昏蛋或乳臭未干的幼儿，以利自己掌权，从而导致权臣尾大不掉，皇室衰微；第二件是大封王氏外戚集团，大失民心，国本动摇；第三件是扶持王莽，直接地把汉朝江山送到了王莽手中。
王政君扶持王氏外戚集团探秘
王政君一手网罗组织起来的王氏外戚集团，其庞大在两汉时代是少有的，在规模、权势等方面，足可与此前的吕氏外戚集团和后来汉桓帝时的梁氏外戚集团鼎足而三，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成帝刚刚即位，王政君即通过儿子，授以胞弟王凤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的要职，这是两汉时代最为显赫的官职，总领朝政，地位权势远在丞相之上，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高位，从此时开始一直到西汉灭亡，成了王氏集团的私产和“专利”：王凤死，王政君的侄儿王音接任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死，王政君的同父异母弟王商接任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因病离任，王政君另一同父异母弟王根接任大司马骠骑将军；王根之后，则是臭名昭著的王莽接任，他是王政君的侄儿，头衔更多。
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王氏家族中五人同日封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五人全是王政君的亲弟（有的是同父异母弟）。一家五兄弟同一天封侯，而且根本没有丝毫功劳可言，惟一的理由就是他们有个姐姐当皇太后。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多见，所以世人称之为“五侯”。王氏家族封侯者远不止这五人，如王政君另一个胞弟王崇早在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时就已封为安成侯，王凤本人更是早就封了阳平侯，王音封安阳侯。王政君还有一个弟弟王曼，即王莽的父亲，因在王政君当皇后之前就死了，未能享受这裙带富贵，王政君甚感遗憾，追封王曼为新都侯，让王莽继承侯爵。王政君姐姐的儿子淳于长，也封为安陵侯，官至卫尉。连王政君的母亲李氏改嫁苟家后生的一个异姓兄弟苟参，王政君也打算要封侯。成帝觉得这实在太勉强，禀告母亲，说封侯不大妥，给他一个肥缺大官吧。于是任苟参为侍中、水衡都尉。
王政君卵翼下的王氏外戚集团，控制了所有朝政，甚至包括皇帝在内。
从几件事就可看出王氏集团的势力。
一次，汉成帝召见大学者刘向的儿子刘歆，因为他听说这年轻人很有才华，他反正没多少事干，心血来潮，就召刘歆来谈谈。刘歆果然名不虚传，才学满腹，诗赋古文，随口吟出，无所不通。成帝觉得此人不可多得，打算任命刘歆为中常侍。中常侍这种官是皇帝的贴身侍从，一般是由宦官担任的，但西汉时代也杂用士人。成帝想留刘歆在身边解闷。他马上命令左右去找来常侍的官服，打算立即予以任命。左右的人劝谏他：“皇上还是等一会儿吧，这事还没告诉大将军哩。”大将军即王凤。成帝说：“这么件小事，何必要告诉大将军呢？我都不能做一点主吗？”可左右的人给他磕头，说还是要禀告大将军才行。成帝无奈，搁了下来，见到王凤后，就告诉了王凤。谁知王凤一口回绝：“这人不行！”成帝竟然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实际上，王凤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管那刘歆行与不行，他早就得到了报告，故意耍弄威风，让成帝今后再也不敢作这种避开他任命官吏的尝试。身为天子，竟连任命一个微不足道的侍从也无权，王氏集团的威势由此可以想见。
小事尚且如此，大事便不用说。成帝无子，有传位给同父异母弟定陶王刘康的打算。然而王凤认为刘康不好控制，决不同意。连刘康在京城暂住他也反对，借发生日蚀之机，硬说那日蚀是对刘康滞留京师一事发出的警告。成帝无奈，只好让刘康归国，继位之事更是谈不上了。
京兆尹王章，为人正直。他见王凤专权太甚，皇帝受其挟制，十分气愤，上章弹劾，揭发王凤三大罪状，并特别提到“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要求罢免王凤。成帝本来对王凤一伙的专权是不满的，见有人出头弹劾，当然有点高兴，开始时很夸赞了王章几句。可这皇帝是个既无能又无权也无义的空头天子，王章一腔忠诚白费，还搭上了命：王政君听说此事，马上干预；王凤则故意自请去职削爵以要挟。成帝一见这阵势，顿时六神无主，马上下一道诏书，说此事全因王章这坏蛋妄言乱说，以致惊动太后得罪元老大臣，罪在王章，务请太后保重、王凤留任。于是王章被下狱拷问致死。
王氏集团由于有王政君这把大保护伞，又握有大权，所以几乎人人骄横跋扈，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为所欲为。其中曲阳候王根最为典型。他为人“贪邪，赃累巨万”；他大兴土木，建造府第，竟然仿照皇宫体制，其宅中有土山，山上立两市，殿上有赤墀、青琐等设施，全不是臣下所应有的；他去打猎时，驱使百姓为他开路，以便让他能在深山荒野中驱车往来，而且还投宿在皇帝的离宫中，由官方设宴招待他及其随从；汉元帝死，臣民还在服丧期间，他公然违制，聘取原来皇宫中的女官殷严、王飞君等为妾。他的侄儿王况也不赖，胆敢要了元帝的贵人为妻室。红阳侯王立侵夺民田数百顷，“父子藏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活脱脱一家土匪。成都侯王商不顾禁令，竟敢在京城“龙脉”上挖一条小运河到他家中园内，造一个小湖，以供游乐，并使用皇帝才能用的羽盖，坐在船上作乐高歌。如此等等，难以尽举。
王政君扶持王莽专权幕后写真
如果说王政君大封王氏外戚集团导致朝纲败坏、政治黑暗、百姓遭殃，因而动摇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的话，那么，她对王莽的全力扶持，则直接地引狼入室，使王莽得以灭掉了西汉。
王莽字巨君，是王政君弟弟王曼的儿子。此人早年是王氏家族中比较贫寒而最为奸猾、最具野心的一员，也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的大野心家。他的父亲早死，因而当他的伯叔父们个个封侯时，他暂时还没有份儿。于是他竭尽全力去讨好姑母王政君和伯父王凤。王凤临死，特地交代王政君和汉成帝关照这个侄儿。王莽先被任为黄门郎、射声校尉。他极善伪装，在士大夫阶层中颇有声誉，那些叔伯兄弟们也没有谁不喜欢他，王政君更是十分器重他，所以他爬得很快。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他被封为新都侯。绥和八年（公元前8年），更代替重病的王根出任大司马。
这王莽是伪君子的祖师爷，他假装清正谦恭的本领确是非凡的。他深知赢得舆论的拥护和士民的好感，是实现他个人野心的重要条件或者说敲门砖。他爬到大司马的首辅地位，但他决不以此为满足。他的最终目标，是坐上那高不可攀的龙椅。自然，在条件成熟之前，他从来不让人起半点疑心，包括他的靠山王政君在内。为了沽名钓誉，王莽干了许多矫揉造作不近人情的事情，有些做得让人看着都觉得过火了。比如，他身为朝廷第一重臣，家财巨万，却经常让他的老婆穿得破破烂烂，老让客人们认为是个老仆妇。有一次，他的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家奴。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当然是应偿命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人们并不把家奴当人看，这种罪最多打几鞭罚点款完事。可王莽却勒令王获自杀，并将此事广传于社会间，以表示他的重视人命大义灭亲。他的另一个儿子王宇，对王莽禁止汉平帝的生母及舅父入京与平帝相见等做法不以为然，接受平帝舅父卫宝的请求，想帮助他们解决亲人相见的难题。在正面努力失败后，王宇听从其师吴章及妻兄吕宽的建议，派吕宽在夜里将一些兽血洒在王莽家门上，想用这种方法吓唬王莽使之改变态度。结果被发觉，吴章、吕宽被杀，王宇也被逼令自杀。王莽还借此事兴起大狱，株连许多无辜者，“死者以百数，海内震焉”。王莽这一残暴行径，居然被王政君认为又是大义灭亲之举。王莽还为此写了八篇文章，训诫其子孙。而拍马屁者上书王政君，要求将王莽这八篇文章颁发各地，让各地民吏、学生们诵读。王政君一概允准，下诏颁行，将王莽捧得如同孔圣人一般。
元始元年，南方蛮夷献上一只白雉（白色野鸡）。一些阿谀之徒又借此做文章拍王莽，他们上书说，这是王莽的功德所致。当年周公辅成王时，越裳氏就献过白雉；今天王莽辅政，又出现此种祥兆，说明王莽有安定汉家之大功，可与周公媲美，应加封王莽为“安汉公”。王政君立即批准这一建议，下诏封王莽为安汉公，位在一切朝臣之上，加封二万八千户的封地。王莽故意推辞了一番。王政君又下诏说：王莽功劳盖世，不能因为是皇亲国戚就避嫌不受封。王莽这才接受封号，但让出了加封的土地，并向王政君建议给各诸侯王及开国功臣的后代一次封赏。于是王莽在自己大捞一把的同时，顺便又赚了不绝于耳的赞誉。
紧接着，王政君又下了一道诏书，说自己年纪大了，不想管具体政事，皇帝又小，所以一切政事由安汉公王莽全权处理，包括所有官吏的任免权在内。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王政君的主持下，王莽的女儿又被立为皇后。王政君已经把整个江山交到王莽手中了。王政君自己料不到，她对王莽的全力扶持，已经逐渐将她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王莽已经不满足于手握大权做没有皇帝名义的皇帝了，他要做真皇帝！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具备了应有的条件。这些，都是在王政君的全力扶持、帮助和怂恿之下取得的。
王政君晚年生活内幕
王政君养虎终成患
平心而论，王政君尽管不遗余力地支持扶助野心家王莽，但其动机也只是以为王莽是自己的至亲，可以信赖，扶他起来可以代替自己管理国家，而决不是存心让王莽得以篡汉灭汉。理由很简单：王政君是汉朝历经五世的国母，她不管如何作恶，但她个人的命运毕竟是与汉朝密切相关的。有汉朝在，她是至高至尊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汉朝不存，她就是个亡国奴老寡妇，再没什么戏唱。尽管王莽可能对她不错，但那不过是“优待俘虏”而已。这种尴尬境地岂是叱咤风云五六十年的王政君所心甘情愿的？
然而，不管她情愿不情愿，王莽在她的支持下，终于让她成为亡国老寡妇。等她发觉时，早已噬脐无及了。
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四岁的汉平帝被王莽毒死。接着，王莽在王政君支持下，选立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婴继位。然而王莽并不想让这婴孩真地当皇帝，不过想使之成为过渡期的点缀物而已。此时的王莽，已经完全控制了一切朝政，甚至包括舆论。他在择立刘婴的同时，指使一群公卿大臣联名上表给王政君，说刘婴年龄太小，不宜直践君位，应先立为“孺子”，而让安汉公王莽像当年周公辅成王那样，“践祚居摄”，即当“摄皇帝”（代理皇帝）。此表一上，王政君如梦初醒，这才明白她的老侄原来是这个打算！她坚决反对。然而，王莽大权在握，计划已定，由不得她了。紧接着，武功县一个马屁精献上一块白石，说是在淘井时得到的，上面刻着丹书文字：“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下，连“天命”也有了。“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王政君还能怎样？固然，她严辞斥责那石块是假的，但这斥责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威慑力。她自己也明白这点，所以当王葬派心腹王舜来劝她不要固执己见时，她也只好长叹一声点头同意，下诏让王莽当了“摄皇帝”，一切礼仪“皆如天子之制”，见太皇太后也不用行臣礼了，连年号也改成了能显示代理皇帝特色的“居摄”。那原来选定的新皇帝刘婴，这下反而倒成了皇太子，号称“孺子”。不久，王莽又改称自己为“假皇帝”。
王莽离真皇帝的位子只有一步了——事实上他就是真皇帝，只是名号上还差一点点。而重要的是还顶着“汉朝”这块牌子，他不是汉室子孙，他要建立自己的王朝。他加紧行动。
在中国历史上，每临改朝换代之时，总有趋炎附势的无聊之徒造作出种种“符命”一类玩艺，当然更多的“符命”是那盯着皇位的人自己干的，以推波助澜，制造声势。这在今天，应称为“舆论准备”。那时人们很相信这一套，所以往往能起到不小作用。王莽要当代理皇帝时就利用过这一手，如今要当真皇帝，当然更少不了借助于此道。居摄二、三年，这类东西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广饶侯刘京、千人扈云、太保属戚鸿都奏上“符命”。这刘京实在是无耻之徒，他作为汉家宗室，居然首先捏造“符命”来帮助王莽篡汉。他煞有介事地说齐郡临淄县有一个亭长叫辛当，一连几夜梦见一个神人告诉他：“摄皇帝即将成真皇帝。”还说若不信，他亭中将有一口新井出现，以此为证，后来果然出了一口深百尺的新井，云云。扈云和戚鸿之流则是老办法：造出所谓刻有符命的石头献上。更有一个梓潼人哀黄，本是个无赖子，他见王莽这个阵势，知道这是拍马屁捞富贵的好时机，就做了两个铜匮，一个上刻“天帝行玺金匮图”，一个刻“赤帝行玺邦传予黄帝金策书”。还有一篇文字，说汉高帝刘邦已奏明天帝，将天下让给王莽。还刻有王莽的十一辅佐大臣的姓名，他本人哀黄先生的大名也在其中。然后在一个天色阴暗的黄昏，穿上一身黄衣，装神弄鬼地把这铜匮送到汉高祖刘邦的庙中。守庙的官员马上报告王莽，王莽当下装模作样，带着一群人到高祖庙中接受金匮，并宣布正式接受汉家的禅让。随即举行即位大典，即真皇帝位，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西汉灭亡！这一年，为公元9年。
经过数十年的奋斗，王莽终于踏上了皇帝的宝座。而他这数十年历程，是她的老姑母王政君扶着他走过来的。
王政君为何晚年自受辱
那么，此时的王政君又作何感想？自然，尽管汉朝灭亡，她作为新朝皇帝的姑母和扶立者，养尊处优的生活是不必担忧的，然而她的身份改变了，她现在是个亡国奴。王莽连她对汉朝的最后一点系念物——传国玉玺，也不让她留在身边。这传国玉玺是秦朝旧物，入汉后，作为天子的证物而传留下来，有这颗玉玺者才能为天子。到了孺子婴时，那乳臭小儿没法拿它，由王政君保存。王莽建新后，派走狗王舜去向王政君索取玉玺。王政君不给，破口大骂：“你们这伙猪狗不如的东西！你们受尽汉家恩德才有今天，不但不图报答，反而趁机欺凌汉家寡母孤儿，取了汉家天下。你们兄弟必遭灭族之祸！这颗传国玉玺是汉家之物，你们建了新朝为什么不自己做颗新的而偏要要它？我作为汉家老寡妇，想与这玉玺葬在一起都不行吗？”然而，骂归骂，她又有什么办法阻止那群如狼似虎的家伙呢？她不拿出来，那些人就要动武。她“打落牙齿肚里吞”，自作自受，只好一边哭一边拿出玉玺，狠狠地丢在地上，让王舜拿去献给了王莽。
还不止于此，王莽还给了王政君以新的侮辱。他将王政君的汉朝太皇太后的尊号去掉，改称一个不伦不类的“新室文母”，这称号大约表示王政君是新朝的人，但不是国母，只是新皇帝的姑母吧？这便将王政君最后残存的一点自尊也摧毁了。王莽还故意把汉元帝——也就是王政君的夫君的庙给毁掉，在废址上给王政君建了一座“长寿宫”，其实就是庙，还在那里设宴，请王政君来到她夫君神庙的废墟上庆祝。结果老太婆痛哭一番，不欢而散。
始建国五年（公元13年），在悲伤、悔恨、忧愁中度过了五年的王政君死了，终年八十四岁。王莽将她葬在汉元帝的陵墓旁，却又故意在两陵之间挖了一条深沟，以表示王政君与汉朝的关系已断绝。事实上，这样做倒也合乎情理：一手造成汉家灭亡的王政君，还有什么脸依附于汉家陵墓？然而，她在新朝又算个什么东西呢？于是，这个在汉朝历经五代六十年的汉家国母，就变成了既不能依附于汉家、又不能依附于新朝的“孤家寡人”了！这真是给“自食其果”这一成语下了一个绝妙的注脚！
假如人死而有知，不知这老寡妇如何去见她的汉家祖先和夫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