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十五岁至结婚之前算是“青年时代”的话，大正时代的年轻人到底如何度过这段人生最美好的时期呢？现代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大多数还是学生，但当时这个年纪的男女几乎都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了。
根据日本文部省的《日本教育统计·明治～昭和》资料，大正四年（1915）时，能够接受旧制初中、女子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等中等教育的人，仅占全国符合其就学年龄人口的8%，即使到大正十四年（1925），也仅占15%。能够升入大学、高级中学、专科学校等高等教育机关的人，在大正末期仅占1%，而且只限男子。换句话说，高等教育机关毕业生在当时是极为少数的特权阶级。
大多数的普通人于十二岁小学义务教育，或十四岁小学高等科毕业后，就得离家出社会工作。因父母贫穷，无法筹备学费，孩子也在小学时便经常帮忙做家务或家传行业，孩子这方也很想早点出去工作赚钱，以抚养家里更小的弟妹。
农村青年的日常
大正九年（1920）的国势调查显示，当时的日本人的职业以农业占首位。虽然农业也依地域、时代而各色各样，但大部分长子于青年期都留在家里，一面从事副业，一面帮忙自家务农，之后再自邻村或其他村庄迎娶媳妇。例如长野县的农村，二十至三十岁的女性中，约七成已婚并有小孩，但这七成里，有半数都在从事以养蚕为主的农业，四分之一在制丝工厂工作。四十岁之后则又回到家里帮忙农事。
这个时代仍是养蚕、制丝的全盛时代，内陆地区的农村几乎都与缫丝有关，男性的职业亦有一成与制丝工厂有关，可见并非只限女人从事剥茧取丝的工作，不过，男性的工作集中在管理女工以及购买蚕茧之类上。
根据调查，三成六的男子和三成二的女子，都没有所谓的“乐趣（休闲）”，仅有两成男女是“看电影”，但这也要等到大正后期。他们从早到晚都在工作，唯一的乐趣是冬天窝在暖桌取暖打瞌睡。在工厂或城镇商店住宿的佣工，乐趣是一年两次可以回老家休息。元旦玩纸牌也是一年一次，众人聚集跳的“盆踊”[21]则为一年两次。
虽然大正后期出现了电影院，不过，农村男女只能一年一次或两次结伴到城镇去看。在制丝工厂工作的人比较有机会接触电影，要不然就是在九月至十月之间，秋蚕繁忙期结束时，村落的“青年会”向城镇借来放映机与胶卷，再召集所有村民于村落的桑田上演。“青年会”是大正时代文部省制定的组织。
男子比女子好许多，至少他们还有体育运动的乐趣。除了棒球，亦有田径赛，通常在小学运动场举行。有时是村落内组队对抗，有时则为村落与村落对抗，包括接力、马拉松、投标枪、投铁饼、扔铅球等项目。
据说滑冰也很受欢迎，冬天的诹访湖湖面会结成一层厚冰，青年们在木屐背面钉上钢铁，便成为溜冰鞋。没有钢铁的青年，则拔掉木屐的竖状木齿，再装上用竹子削成的竹钉当作溜冰鞋。不过，当时也只有男子在玩滑冰，女子不参与这种活动。
商店青年佣工的日常
即便有幸出生在都市区，下层家庭阶层也占了六成。这些下层家庭的孩子与农村孩子一样，在小学义务教育或小学高等科毕业后就得出去工作。男子多半成为工厂工人，住进商店或工匠家当学徒的人也不少。
下层家庭的父母通常先领走一笔预付款，因而孩子的劳动条件相当苛刻。首先，工作时间不固定，有时从早上到夜晚一直工作十多个小时，女佣也一样。一个月能有一次假日就已经算是很好的条件，工资也不固定。不过，若是著名的大商店，只要忍耐十多年，便可以分字号，自己独立开一家店铺。
大正时代之后，农业人口不变，商业人口却增多了三倍。一般人认为商业可以用小额资金开业，而且较有赚头，所以许多失业者纷纷改行。大部分是零售商，劳力只限家人，能够雇用掌柜、二掌柜、学徒等的商店，只限资本金超过五千日元的大商店。顶级的大商店正是百货公司。
资本雄厚的百货公司采取定时上下班的固定工资制，但一般零售商均采取长时间劳动的住宿佣工制。例如神户市六千六百二十九家商店中，佣工劳动时间达十二小时以上的占六成，十五小时以上的占37%。
客观地看，商店佣工的平均劳动时间其实比工厂工人多出一小时四十分，工资也比工人低。只是，日本商店惯有的温情主义弥补了此缺点。工厂凡事按规则行事，商店则有通融空间，随时可酌情应变。
商店佣工的乐趣是一年两次的长假，以及在稀有假日去看电影或杂技表演，归途再去吃一碗二钱的荞麦面而已。
良家女儿的优哉日子
大正初期的工厂工人半数以上是女子，其中三分之二是未成年的住宿女工。大多数从事生丝、纺织品、纺织之类的工作，劳动条件极为悲惨。
到了大正后半期，出现各种和男子上班族混在一起的职业女性。这是因为女子中等教育普及、女性的自觉提高、家计提高等条件重叠在一起，“新中间层”的年轻女孩恰好赶上这股浪潮。例如东京丸之内的大厦办公楼群，里面将近两成是女性事务员。
当时的女性平均工资以教员最高，月薪约三十至五十元，其次是打字员，月薪四十元，接着是电话接线员，月薪三十五元，而一般女性事务员的月薪仅有三十元，约男子的一半或三分之二。
而中上阶层家庭所谓“良家女儿”的年轻女孩，于女子学校毕业后，通常专心准备出嫁，闲暇时就到帝国剧场观剧或到三越百货公司购物，绝对不去当什么职业妇女。她们的身份及家庭环境与纺织女工有天地之差。
农村区的婚姻实况
大正时代结婚相当盛行。除非患上重病或精神障碍者，否则男子在二十五岁之前，女子在二十二岁之前至少都会结一次婚。
女子结婚的目的是为了生活，男子则为了寻求可以代做家务和解决性欲的对象。当时，即便当事人不想结婚，左邻右舍也一定有个好管闲事的人，不时向当事人的父母提出婚事，儿子或女儿也会听从父母的安排。
根据大正九年（1920）的统计记录，五十岁之前的男女，已婚者占98%，可谓“国民皆婚”的社会。恋爱结婚的例子只占百分之二三，其他都是“惯例结婚”。也就是说，连相亲见面的过程都省掉，直接结为夫妻。
而且除了相当有钱或有社会地位的人，也没有小说中描写的那种华丽婚礼。一般农村通常在夫家举行个简单婚礼，新婚夫妇再到近邻打个招呼而已，当然也没有新婚旅行。
都市区的婚姻实况
自明治时代起，农村儿女大抵都听从父母的安排，于夫家举行个简素婚礼即结为夫妻，这种惯例一直持续至昭和三〇年代。山村和渔村也大致如此。
但是，都市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正时代后半，中产阶级兴起一股新潮流，拥有经济条件的女性开始提出相当具体的结婚条件。例如，“如果是官吏，非三级官以上不可”，“如果是一般公司职员，至少是知名公司的总公司职员”，“老实的初等教员”，“毕业于高等教育机关的人”，“目前身无分文也可以，但有能力于将来致富的人”，“有本事的人”，“能凭自己的本领爬升至相当高的地位的人”……
前四项和现代女子一样，高学历、高薪酬、固定收入，但后面三项……哎哟喂呀，倘若能在婚前就看出这种男人，我就算主动投怀送抱也想嫁！
此外，中产阶级也流行起与现代日本几乎相同的婚礼形式。虽然男女双方通常经由熟人介绍，再征求父母的同意而结婚，但已经开始选择在专业会场举行各具宗教色彩的婚礼，婚礼结束后再于其他饭店举行婚宴，最后是新婚旅行。
因此大正七年至八年（1918—1919），女性杂志甚至纷纷刊出对豪华婚礼的警告文章，力劝读者最好举行简朴严肃的婚礼。尤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物价暴涨，媒体苦劝众人不要为了虚荣而去借钱来举办婚礼，并强调简单朴素的婚礼也可以让主客尽欢。
然而，大正后期在大企业就职的大学毕业上班族，因为月薪将近一百元，年终奖金也可以领四个月份的月薪，婚礼愈办愈豪华。日本作家佐佐木邦[22]有一篇短篇小说《新婚游记》，发表于昭和四年（1929）六月号的《讲谈俱乐部》，内容描述的正是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婚礼情景。
小说主角是自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新郎，二十八岁，在当时称誉最高的企业三井物产工作，经校友介绍，和一名二十一岁、女子学校毕业、律师家的长女相亲，双方都中意，决定举行婚礼。主角的朋友向新郎推荐自己的最佳体验：
“婚礼最好庄严一点。在日比谷的大神宫举行吧……那里有分松竹梅等级。你就选松等级，二十五元。”至于婚宴，“筑地的精养轩最好……（日本料理拖时间）选西餐……新婚旅行非热海不可……四夜五天。”
新郎完全同意这位朋友的建议。参加婚礼的人是亲属三十名，婚宴则多了同事和朋友，总计七十名。只要把热海换成海外或京都、北海道，与现代的日本典型婚礼模式几乎毫无差异，这应该是当时东京“新中间层”男子的理想婚礼。
换句话说，对当时具有社会地位以及经济条件的“新中间层”男子来说，景气或不景气根本无关，他们想要举行的正是这种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