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蒋介石如何将大陆时期的国库黄金运抵台湾，蒋介石的“总账房”吴嵩庆之子吴兴镛，根据其父亲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著有《黄金秘档——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始末》一书。根据书中记载，蒋介石前后分六次将国库黄金运抵台湾。其中最早一次是在1948年12月1日午夜。时任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将国库260万两黄金、400万块银圆，自上海运往台湾。
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则利用档案资料，认为蒋介石第一批由上海运往台湾的黄金，启运时间为1948年12月4日，从上海四行仓库运走了2004459.506两。负责运送这批黄金的，不是国民党海军军舰，而是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该批黄金，总计774箱，由中央银行驻台北代表沈祖同点收，存入台北附近大山深处的台湾银行金库。
而从蒋经国的日记来看，他最早是在1949年1月10日介入此事的。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今日父亲派我赶至上海访俞鸿钧先生，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
1月10日，蒋经国衔命从南京到上海宣达蒋介石的口谕，要俞鸿钧着手赶运第二批国库黄金。16日，蒋介石又亲自召见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两人，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办法，声称要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然而，运送第二批黄金工作尚未就绪，蒋介石就于21日宣布下野，俞鸿钧也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杭州笕桥机场，最先前来晋见的就是台湾省主席陈诚和吴嵩庆。蒋责成吴，以预支军费名义，速将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金银美元提出，不得有误。同日，蒋介石“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
俞鸿钧去职后，由刘攻芸继任中央银行总裁。虽然刘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意旨，但毕竟李宗仁成了自己现在的顶头上司，也不得不有所顾忌。于是上任后的刘攻芸态度颇为暧昧。除了在21日发运了一批已经商定的1800万元银元外，黄金南下的工作进展甚缓。
1月27日，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中央信托局局长林崇镛，“商谈中央银行现金运送厦门办法”。其间，蒋介石询问林崇镛刘攻芸态度究竟如何，林崇镛即称刘攻芸“对此事进行，面有难色”，并对刘攻芸的拖延大表不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他对刘攻芸的表现“殊为骇异”，并大发感慨：“世人能明理识义，始终如一者，诚难得也。”
1月28日，俞鸿钧致电蒋介石，声称：“沪国行存金尚有八十二万余两，银元二千六百万元，以前因存兑金银，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现在政策变更，无此需要，亟宜早日运出，免滋延误。除密洽刘总裁迅办外，拟请由经国兄电话催办。”俞鸿钧的电报，再次使蒋介石感到，抢运黄金行动进展受阻，刘攻芸并不完全听从俞鸿钧的指挥。不得已，蒋介石只好指令蒋经国给刘攻芸施加压力。
2月3日，俞鸿钧致电蒋经国，表示：“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为了确保黄金的运送，以防意外，8日，蒋介石又派秘书周宏涛赴上海，传达他对中央银行运送黄金的指示：“以中央银行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曾经指示财政金融主管人员，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以期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但以若干主管人员对此不甚了解，延未施行，故公不得已再派周宏涛秘书赴上海，对主管当局切实说明，以期彼等能从速处理也。”至8日，在蒋经国、俞鸿钧、周宏涛的频频施压之下，刘攻芸被迫交出国库钥匙，承诺将第二批黄金秘密运出。
2月9日，第二批黄金从上海四行仓库的国库库房中提出，共计554394.896两，直接被运送到了台湾。10日，周宏涛自上海归来，向蒋介石报告了中央银行的第二批黄金运送情况：“所存现金已大部如期运往厦门台湾，现存上海者，惟留黄金20万两。”蒋介石得报后，“为之一慰。盖以此项存金为国民汗血之结晶，与国家命脉之所系，故不能不负责设法保存，因一再叮嘱财政金融主管当局应将其运至安全地区，俾得妥善保管与运用，免遭无谓之浪费，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
蒋经国也在他的日记上写道：“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共，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蒋介石秘密将国库黄金运送台湾的事，很快被代总统李宗仁知道。为此，他曾经对刘攻芸大发雷霆。并下令不准再运走一两的金子，否则惟刘攻芸是问。李宗仁还向蒋介石提出，要他把厦门、台湾国库黄金运还上海。3月22日，李宗仁甚至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蒋介石将运到台湾、厦门的黄金悉数运回。
对于李宗仁的要求，蒋介石自然不会答应。蒋经国在日记上痛批李宗仁：“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共以为快也，可痛！”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令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责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第二批金银运走后，上海的黄金白银储备已所剩无几。即便如此，蒋介石仍不肯罢手。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上海的统治已岌岌可危。为了抢夺最后的一点黄金储备，5月15日，蒋介石派蒋经国、俞鸿钧秘密飞到上海，面见驻守上海的汤恩伯，要求将中央银行的库存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亲笔行文中央银行，要求提取中央银行剩余金银。至18日，中央银行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两、银元120万元全部被运送到台湾。蒋经国在回忆录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载：
当时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的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
库存黄金到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这一箱珠宝，多半是抗战时期一班汉奸非法搜括的财物，胜利后被政府依法没收，交付中央信托局代为保管的。因为我曾经担任过管制上海经济工作，知道这箱珠宝存放的地点，所以，父亲就命令我去负责执行这一项任务。当我到达上海以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因向父亲建议：“据所知道的情形，这一箱珠宝已经用了不少，剩余的东西，仅仅二三十万美金，我们何必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结果还是没有法子把这批珠宝搬出来。
四个月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撑内战形成的金融危局，分别于8月22日、30日两次从美国撤运库存黄金近20万两到台湾。
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官方数字显示，从1948年12月至1949年8月底，前后运往台湾的国库黄金，总计达2949970.279两。这还不包括外币、白银、珠宝与其他国有珍贵资产。
正是有了这笔黄金，国民党迁台后的经济才趋于稳定，并逐渐步入正轨。后来，台湾国民党当局还将部分黄金用于台湾本地各项建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对于大陆人民而言，抢运黄金行动则是一场公然的掠夺。据吴兴镛统计，在这些运往台湾的黄金中，共有约147万两是国民党在1948年发行金圆券时强制收购的私有黄金，还有约57万两黄金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中国的援助，这些本应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和支援，被国民党当局据为己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