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开栏我们先集中读一读马克思的第一篇政论《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1万多字，写于1842年1~2月，收入1843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1851年收入在德国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列为第一篇。该文评论了1841年12月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王国推出的新的书报检查令。
阅读马克思的酣畅淋漓之感
兰青
在这篇写于1842年初的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抨击了普鲁士政府当局刚刚颁布的书报检查令。他以德国古典哲学的有力逻辑和适度调侃的笔调，揭露了这部“自由主义”检查令的伪善，将其专制本质暴露在公众面前。随着文中马克思对专制政府抨击的激烈程度不断加深，我在阅读此文时所产生的酣畅淋漓之感，越靠近结尾处越明显。
如果我最先阅读的是普鲁士的新的书报检查令本身，大概也会被检查令通篇的文字游戏所蒙蔽，可能会赞同检查令中要求行文“严肃”、“谦逊”，对其不能容忍“轻佻的、敌对的”反对某一教理行为的条文点头称是。所幸马克思及时发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将人们从专制政府制造的虚幻美梦中叫醒，并告知大众，这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专制统治的文字游戏。
新的书报检查令在1819年10月18日颁布的书报检查法令第2条的基础上，有了向具体化和模糊化两方面的发展，因而使得该检查令背后的含义更加耐人寻味。
“根据这一法律〈即根据第2条规定〉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
这是新书报检查令中的最值得玩味的条文之一。乍看上去，这是多么开明的一条规定啊！人们开始拥有对真理进行“严肃和谦逊探讨”的权利，作者不用再受到“无理的约束”，言论和出版自由已荣幸地由开明的弗里德里希四世国王赋予了普鲁士公民。在这样令人振奋的法律条款之下，鲜有人仔细琢磨这项条文中的关键字眼，而问题却恰好出在这些关键字眼上，正是这些字眼将整条看起来站在公众立场上的法律条文，不知不觉划到了统治者的利益范围。
马克思抓住两个关键的词（“严肃”、“谦逊”），并对它们做出了精准和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这两个规定要求探讨注意的不是内容，而毋宁说是内容以外的某种东西。”马克思质疑道：如果我们在讨论某个东西时一味地把注意力放在讨论的形式上，那么我们还有可能去认真思考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既然连对普通问题的讨论都无法兼顾讨论的形式和其内容，更何况我们所谈论的对象是真理呢？其次，何为“严肃和谦逊的探讨”？这两个词语的内涵都是非常含糊的：“严肃在哪里结束，诙谐又从哪里开始呢？谦逊在哪里结束，不谦逊又从哪里开始呢？”因此，不能不顾我们所谈论的对象的性质而一律采用所谓“严肃和谦逊”的态度，这是因为“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大的不谦逊”。
马克思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不管该条文在字面上显得多么平易近人、多么鼓舞人心，但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一种伪善。检查令允许自由的讨论，却又限制讨论的形式，这难道不是一种玩弄公众于股掌之上的做法吗？这比直接明文规定限制公众自由讨论，更令人所不耻。
再往下查看这部新书报检查令，便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条条款都在玩类似的文字游戏。如“凡以轻佻的、敌对的方式反对一般的基督教或某一教理的行为，均不应容忍”。这一条中的“轻佻的”和“敌对的”，可以方便书报检查官为任何他们不满意的言论扣上这两顶帽子。马克思认为，唯一能整治这种制度的方法就是废除它，这样才有真正实现新闻出版自由的可能。
读罢全文，我不能不赞叹马克思思维的敏捷与智慧的高深。全文的思辨色彩很浓，一定程度上为阅读和理解该文带来了困难，我不得不经常停下来回想之前的语句和思考正在读到的某个词，甚至某个字，即使是这样，有些话还是无法完全理解。但这并不妨碍通读全文所带来的酣畅淋漓的快感，虽非德国人，但眼见普鲁士政府当局丑恶伪善的嘴脸一点点在马克思犀利的批判下原形毕露，大声叫好的冲动油然而生。
我非常喜欢马克思在总结全文时引用的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著作《历史》中所讲的那句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这句话不仅适用于那个时代，我认为对现在的中国也是需要的。我希望在中国，《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的评论《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所引证的伏尔泰的话（“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能够被更多的人知悉、熟悉并得到践行。
书报检查的三重内在矛盾
李鹏南
读毕《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后，我认为可以将马克思的批判大致归结为对普鲁士新书报检查令中三种矛盾的揭示。马克思通过这种对逻辑的批判，使新书报检查令在表象上所昭示的各种“自由”露出了真面目，即实为王权者维护自身利益、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伪自由”。
（1）伪自由的法理矛盾。文章一开头，马克思就撼动了新令存在的根基。他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换言之，新令的本质仍是将官方制定的主观标准，直接等同于批评的客观标准，因而新令所力图塑造的“公正的、自由的书报检查”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不论其表述如何冠冕堂皇，以官方的意志和态度来评判个体的精神创造及其言论，都是荒唐的。
就法律而言，旧的书报检查令于1819年颁发，限期5年，可22年来却一直未见废止过，这就说明公开限制自由的旧制度一直在发挥着作用。现在出笼的新检查令实际上是对旧制度的重温，只是因形势所迫，要以“自由”的面目继续维持书报检查制度。新令希望将矛盾转移至书报检查官的身上，但是马克思指出：“虚伪自由主义的手法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本身，即制度。这样就会转移从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倘若人们看不清这种伪自由的真相，放心大胆地去反对和抨击个别检查官或不受政府宠幸的大臣，这实际上也就中了当局的计谋。
（2）伪自由的真理矛盾。新令指出：“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从这一冠冕堂皇的词句来看，新令好像非但没有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反而鼓励人们对真理进行探索。其实这又是一种假象！
马克思首先指出，这种规定实际上让人们不是去关注真理的内容，而毋宁说是内容以外的东西，即人们探讨真理的态度：“严肃”和“谦逊”。而后，从马克思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真理，所谓“谦逊”、“严肃”都是荒谬的。与此同时，探索真理的过程会因个体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个性风格，这种多样性，决定了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进程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色彩，一种表情，一种乡音，更不可能局限于“谦逊”、“严肃”。
由此，我们恍然大悟，新令所谓“谦逊”、“严肃”的实质其实要扼杀人们的个性和其所可能发出的不同声音。正如马克思所言，新的书报检查令所鼓吹的严密和谦逊的态度，实际上是使人寸步难行的绊脚石。它就是规定在探讨时要对得出结论感到恐惧，它只是一种对付真理的预防剂而已。
还有，到底何谓“严肃”？何谓“谦逊”？显然，他们的概念都太过主观，太过暧昧。最荒谬的是，这些主观的概念最终都要由他人——书报检查官们来做定夺！那么索性就赤裸裸地宣布，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罢了！
（3）伪自由的宗教矛盾。新的书报检查令又规定：“它的书报检查的目的是：与宗教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一切均应杜绝，不管个别宗教党派和国内允许存在的教派的见解和教义如何。”马克思认为，这种貌似保护宗教的法令，其观点却是反宗教的。因为它把宗教的一般原则同它的实际内容和规定性分割开来的做法，恰恰违背了宗教的一般原则。无论何种宗教，源出何处，也不论各种教义有怎样的差别，其基本精神与一般原则总是大体相同的；而以一种宗教去代替另一种宗教，甚至消灭异教徒，这本身就是对源于人类基本道德基础的宗教的极大讽刺。
还有，由于宗教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他律，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两者都不可偏废。但新的书报检查令却将虚伪的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代之为道德和良好习俗，这不仅失却了道德的本义与原则，以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阉割并玷污道德精神，而且也大大弱化了人类应有的宗教良心。
马克思分析了新检查令产生的背景，写道：这（指新令——笔者注）与罗伯斯比尔执政时期国家在危急情况下所制定的那些法律，以及罗马皇帝在位时期，国家处于腐败不堪的情况下所颁布的恐怖法律没有两样。正如马克思所言，书报检查这种追究思想和倾向的法律，实际上就是一种恐怖，就好比我国“文革”时期的那句口号——“狠斗私字一闪念”一样让人不寒而栗。
“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给了我们最终的答案。和马克思这位伟人一样，我相信他最后引证的塔西佗的话：“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
杜林芸
马克思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发表在《莱茵报》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写于1842年初，讨论的是书报检查制度。在今天、此地，书报检查也许不再是一个制度和法令，但是与之等同的书报检查行为仍然在发生，甚至由于没有了成文的书报检查令，这种检查要来得更秘密和“任性”。
我相信书报检查行为对自由和法治的破坏在今天应该受到同等的批评，但是我怀疑马克思所提到的书报检查阻碍人们准确认识社会的实际效用，在今天还有多少。也许书刊可以被禁止发行，但是在信息时代如何做到禁绝事实的传播和观点的交流呢？一种常用的网络上的“书报检查”的替代品是“关键词过滤”，但是汉语的丰富加上网民的想象力，配合网络强大的传播力，使重大的信息一旦被发出，就必定会流传。
马克思在第二篇文章中援引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录的这样一段话：“你知道做奴隶的滋味；但是自由的滋味你却从来也没有尝过。你不知道它是否甘美。因为只要你尝过它的滋味，你就会劝我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它战斗了。”这在马克思写下这两篇文章时，或许是作为一个预言，而现在它成真了——人们已经尝过或至少见过自由是什么样的，如果再将自由夺走，人们为捍卫它而宁愿付出的代价，可能远远超过当初取得它的时候所付出的。高明的统治者应该明白历史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马克思写道：“德意志的精神发展并不是由于书报检查制度，而是由于违背了这种制度。”并且在文中举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发展历程为例，从中可以看见新闻出版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关系：新闻出版并不能够决定历史进程，但是受压抑的诉求会激发反抗和斗争；当人民需要革命时，革命也会体现在新闻出版领域。总而言之，对新闻出版自由的渴望，用马克思的话说，既是一种“历史个性”，也是“人民性”的，虽然不合统治者的心意，但是统治者必须要考虑其中体现出的人民的精神。由此想到前些时候《人民日报》发表的评论《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和《执政者当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等，前者中有这样一句话：“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说的就是执政者应该有让人发声的雅量，并且不论人们的声音发不发得出来，问题的社会根源总是存在的，假如人们被逼得没法理性地说话了，假如再不给这个声音一个出口，就可能导致麦克卢汉和鲍德里亚所说的“内爆”。
书报检查的这段历史还有一点现实意义是，它说明：一丁点的权利上的进步，哪怕是纯粹认识上的进步，都来自于一场坚持不懈的争取，而且只有当自由成为大多数人的关注和共识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声嘶力竭的呼喊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现实。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我们都熟悉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因为它被视为马克思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标志。然而这篇文章只是一部论著的导言，正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却长期被忽略了。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他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的代表作。恩格斯说，这本书可能潜藏着革命的成分，但在字面上“显然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因而，马克思走上革命的道路，必须要清算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研究这部马克思25岁时写的12万多字的书稿，才可以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现在的大学生能弄通这部著作吗？我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各一位大四同学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对照着读，他们大体看懂了，下面便是他们写的读书笔记节录。
批判中的求实精神和人文主义
王敏
初读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理解上的确存在一定的难度，现在对照着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读，情况就有所改善了，对很多内容也有了些许理解。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逐节引用和评价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313节，这53节属于该书第三部分，即论证市民社会的部分，主要涉及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等国家制度方面的内容。
黑格尔严格区分市民社会与国家，并认为国家高于市民社会。马克思在批判中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黑格尔说，“国家的力量在于它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利益的统一”，即个人对国家权利和义务的统一。马克思则认为，黑格尔提出国家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存在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这是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马克思从历史现实出发，指出市民社会和家庭的发展先于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存在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国家是在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被构建出来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探究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序言中说，“我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把哲学当作私人艺术来研究，哲学具有公众的即与公众有关的存在，它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黑格尔的思想导向在于，要求哲学家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哲学教授受普鲁士政权的任命，应该为政府办事。他在正文中甚至说，“国家人格只有作为一个人，作为君主才是现实的”。马克思批判道：“黑格尔证明了君主一定是生出来的（这一点谁也没有怀疑过），但是他没有证明出生使君主成为君主。人由于出生就注定成为君主，这如同关于圣母玛利亚的圣灵妊娠的教条一样”。马克思指出，“主权在君”的思想使除了君主之外的人都被排除在国家之外，这是明显的专制主义思想，他则就此提出了对应的“人民主权”思想。
在对黑格尔立法权思想的批判中，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提出的立法权从属于国家制度的观点，实质上是为普鲁士专制制度辩护。他认为，“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这时，进步本身也就成了国家制度”。“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这里清晰地显现了马克思以人民为本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
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针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君本位、官僚本位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初次显现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马克思看问题，注重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直指要害，同时尊重历史现实和人们的生活经验，其批判思维逻辑严密，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在政治生活中反对专制特权，强调以人为本，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学习马克思批判精神的同时要格外谨记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习近平所要求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破君主制，立民主制
黄泽民
论及“王权”时，黑格尔描绘了自己所想象的立宪君主制，马克思则针锋相对，由破而立地提出了民主制。
黑格尔提出“王权本身的特殊规则”，即“自我规定的最后决断”是“其余一切东西的归宿”和“现实性的开端”。如此一来，君主个人意志的主观性取代了客观理性。如马克思所阐明的，这种“绝对的自我规定”即“任性就是王权”或“王权就是任性”。然而，国家非私人特质，国家的管理必须由有意识的理性来完成。
黑格尔还将“国家主权意义上的王权”人格化，不仅神化君主，还把其他所有人都排除在主权和国家人格之外。马克思则认为，是人民构成了现实国家的内容，“国王的主权倒是以人民的主权为基础”。黑格尔视主观性为主体，推演出“君主”这个谓语，由此建立拥护君主制的逻辑基础。马克思逐节驳斥黑格尔的观点，指出：现实才是主体，而观念是现实的规定。人民构成了现实的国家，所以主权应当归属于人民。
至此，马克思完成了批判的第一步，即否定对象的逻辑基础和所得的结论，由里及外地反驳了黑格尔的论说。但若仅仅抽去君主制，国家和人民之间就失去了制度的连接。马克思接下去所做的，便是用“民主制”及时填补了这处空白。
马克思所说的民主制是指人民当家做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具有本身意义以外的意义”，“每一个环节都是全体民众的现实的环节”，民主制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是人民组建了国家，也给予了人民在规定国家制度时的主动性。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只有这样，才会不断趋向于国家的现实基础，趋向于现实的人民的真实诉求。这与君主制根本不同，后者是部分（甚至单一）决定整体，只有“国家制度的人民”；整个国家制度和现实都必须去迎合、甚至建立在单个个人的偶然意志之上，而人民无法表达自己。所以，“从君主制本身不能了解君主制”，只能窥见制度的形式，而非实质的内容。
当今，马克思的主张依然有其可适用之处。一些人害怕民主制，因为他们见证过暴民政治——国家由一群占大多数的却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统治是何等的不理智。然而如马克思所言，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它是一种试金石，人民若有智慧和理性，国家制度最终会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不能将少数人的不服从归咎于整个制度的运行问题。即便发生冲突，民主制提供畅通的意愿表达的渠道，少数人的权益可以得到保护；当权者的决定基于人民理性，法律会约束小部分人的非理智行为。国家进入良性的新陈代谢中。反观黑格尔所主张的君主制，君主权的理念不外乎是意志专断的理念，人民的共识被伪造，国家的现实被虚构，长此以往，注定会有一场最后的革命将其终结。
黑格尔曾说明，王权本身应包含国家制度和法律的普遍性，并受咨议的具体内容的束缚，然而，他还是落到了保守立场的窠臼中，得出哲学“主要是或者纯粹是为国家服务的”这一结论——当时的普鲁士王国大致就是这般情形。
马克思批驳了这种“朕即国家”的旨趣，揭露了黑格尔的意图，即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和“理念的真正化身”。既然黑格尔所言的君主制行不通，以什么来取代它呢？答案是民主制。“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国家制度“确定为人民自己的事情”。马克思由破而立，既使得君主制的簇拥者哑口无言，又顺理成章地通向了“民主制”这个令人难忘又富有远见的结论。
人为主体与经验方法
李梓樱
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转变的开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令笔者感触极深的有二，一为把人确立为主体，二为论证方法的变化，即从社会历史中、从经验当中获得判断与结论，而不只是逻辑的自我演绎。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将国家视为地上的神，而与国家在同一层次对应的是人，具有个体特殊性的人。他的推论在于，国家既然作为主体，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的特殊性便应该与国家相一致，如此才合乎理性。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人作为主体，作为逻辑的出发点与归宿。这一点该书“导言”说得很明确：“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这就构成了对黑格尔理论体系的颠覆。马克思不仅要确立人作为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还要破除一切外在的异化人的力量，回归人本身，致力于人的解放。
黑格尔逻辑上否定市民社会对于国家制度与现实干预的可能和权利，强化作为国家的化身——君主的权力与地位。马克思从经验事实出发，认为市民社会当中的私人利益会影响到法的确立乃至国家制度的形成。他批判了黑格尔关于人的概念，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是感性的、自然的并具有特殊利益的个体。君主不会自然地反映理性的普遍性与无限性，这种情形的国家不过是君主与官僚自身维护特殊利益的代表，而非所有人的普遍性和本质的实现归宿。
马克思否定国家抽象精神的合理性，根据当时德国现状，从事实出发，他认为官僚的贪腐和容克地主对人民的剥削，都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当时国家的内部制度不过是利用外在力量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卑鄙事物，这样的国家不是维护人的普遍性的力量。
笔者读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感到这是继读过《资本论》后再一次深化了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结合自身的经历与思考，谈一下“人为主体，经验方法”的认识。
人无论在市民社会还是在政治生活中，毫无疑问都应是主体。这种理念不是来源于逻辑推理，而来自于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不是抽象的、普遍的人，而是具体的、感性的、有特殊性和社会属性的人，任何客观的现实存在都没有能力认为自己可以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代表，号称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普遍性的本质解放。
既然作为主体的人是具体的、现实的，那么就没有可能存在一种事物了解到所有人，没有一种现实物可以囊括所有人的特殊利益，那么在实现所有人的本质的过程中，就不应该有一种权威或理念可以成为不变的教条，而应在批判和重新认识中不断完善。进一步扩展而言，没有一种权威或机构可以利用已有的观念或意识，遏制人民的自由。经验性的命题在逻辑上自身就不是周延的，所以任何一种认识或意识形态都不应该作为不变的真理，成为限制人的借口。持有这一认识的人或机构，就像马克思所说，只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卑鄙利益，它不应该成为压制人民的锁链。
笔者一直以来信奉的宗旨大抵也是这两点：要有人本主义的情怀，以关注人自身的幸福与自由为目的；要有谦逊的经验主义精神，不断探索，不断批判。不故步自封，方可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