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章中我们回顾了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所走过的道路，这一历程可以给我们留下许多的思索和感慨。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经受的曲折要远甚于前一个时期，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创新性的严峻考验。由于所处的环境和遭遇的“问题域”的不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所做出的贡献，不仅有与其他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处于同一方向和同一平面上的，更有其独树一帜之处。要正确地评估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评估其现实意义，包括其对中国理论界的影响，我们就要全面地考察其基本历程和特征，具体分析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联系与区别，我们既要积极借鉴这一板块中的理论贡献，也需要明辨他们理论上的偏差和不足之处，从而既能对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加以科学的总结，又能相应地促进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精神”的把握和发展。
一、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1.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只要这个世界上人类还没有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永远不会过时，永远会具有生命力。由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以后的这100多年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言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没有敲响，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并没有成为现实，从而使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怀疑与指责在西方世界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意识形态在西方世界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数次大的反复，特别是当原先的一些信奉者“改换门庭”，从内部开始批判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命悬一线。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数度被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宣布“业已死亡”，“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在这里我们且不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的不朽功绩，当我们单只回顾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100多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的理论历程，我们也能够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非但顽强地活着，而且还活得很好。
那些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即使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抱有信心，总是不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100多年时间里在西方世界顽强的生存和发展的历程富有说服力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西方世界的存在有其必然性。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现实性的认知上。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总无法解决其生产方式所包含的矛盾，无法消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无法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威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问题。而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内在矛盾还存在，决定这些矛盾的客观规律还起作用，揭示和反映这些矛盾和客观规律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真理，也就绝不会过时。西方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人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力量有赖于后继者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奋斗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世界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际的人类历史进程的作用不是“自发”地实现的，而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追随者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当今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比起100多年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许多不是有利于资本主义而是有利于社会主义，不是有利于资产阶级而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望的社会主义在西方世界尚未成为现实，但无疑，在这一社会中，资本主义的根基在不断地削弱，而社会主义的因素在不断地增加。分析一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些新变化，确实其中有些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本身造就的，但须知，这是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造就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生前，就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变化，并且也已发现这些变化甚至是资产阶级作为“革命遗嘱”的“执行人”而带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福利制度逐步扩展到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统治者被迫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普遍扮演了社会主义的“遗嘱”的“执行人”，他们采取了一方面应对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福利制度。而资产阶级的统治者之所以能充当“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主要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断兴起的推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如个人的自由活动时间的增加、社会公共产品领域的扩大等等，则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社会施加影响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直接影响下的各种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新社会运动所获得的成果。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西方社会所带来的这些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自发产生的吗？看一看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这100多年时间里的努力奋斗就可知道，没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在此基础上对其现实意义的深刻阐发，没有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这就昭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种好的思想武器，但要靠我们去实际运用才能变成现实的力量。
3.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不断发展才能永葆青春
马克思主义哲学没有过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不断地被修正和发展，后继者们必须不断地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活东西”与“死东西”，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革命的青春。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到了20世纪，肯定其中有许多内容已不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如果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完全照搬原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所谓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是满足于对原先的理论进行注释和解释，那么他们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确实是完全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证明这些研究者不是被淘汰就是陷于孤立境地，如20世纪上半叶有一些第三国际传统中的西方共产党的思想家，他们只是机械地成为伯恩施坦式“修正”的反题，而没有完全科学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大多数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先知先觉的超人，在维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前提下，致力于修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理直气壮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的局限性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对马克思学说的不尊重。虽然不像有些人所断言的：“马克思在19世纪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但对认识20世纪的现实却毫无帮助，对世界面临的21世纪的挑战更是束手无策”，然而，马克思确实没有给人们提供现成的答案。上述研究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贡献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基本认识密切相关。苏东剧变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一点在认识上更趋于一致。他们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重心放在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上，即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新的形势背景下加以衡量，看看哪些东西已丢失时效，哪些东西仍散发着真理的光辉。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能否使它与时俱进。过去100多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真切地告诉人们，决不能对变化中的现实视而不见，不能只是千篇一律地援引经典作家的名言，为曲折多变的政治需要进行辩解，而不再吸纳新知识和解决新问题。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词句上的“思想懒汉”实际上应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抱残守缺和屡屡遭受挫折承担责任。对此，我们具有清醒的头脑。
4.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有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活力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关键要培育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活力机制。观察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我们还会发现这一过程充满了自我否定、自我批评的精神。当一个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结束以后，后继者总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做出反思，并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在苏东剧变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更是利用各种场合回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曾经走过的弯路，检讨自己曾经所犯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经常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并对自己的错误及时地加以检讨，这并不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软弱无力，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力量的表现。敢于公开地做自我批评表明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正视错误是改正错误的起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一种批判的功能，这种功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刺向敌对的阵营，同其战斗，拨正视听，并锻炼自己的战斗力；另一方面则用以解剖自己，使自己在扬弃中前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自己的活力机制就应充分展现自己的批判功能，其中包括对自身的解剖。
当然，这里有一个原则的问题，这就是在进行自我批评时，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所犯的错误随便地归咎于马克思。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的拉比卡所指出的，马克思不能为斯大林主义负责，正像卢梭不能为罗伯斯庇尔负责一样。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在自我反思的过程中，把自身所犯的错误与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缺陷混为一谈，那么这种自我反思非但不能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反思中获得新生，而且还会严重伤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方面，应当说，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有着深刻的教训。还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自我批评往往是与批评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间展开善意的、公正的批评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自我更新的机制的表现。问题在于，不能把这种批评变成残酷的、无谓的斗争。如果从“唯我独马”出发，为了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取得“正统”的地位，把这个人或那个人从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排除出去，就不惜大动干戈，对自己的同志进行无情的斗争，甚至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那么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事业所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我们需要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的批评。当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合成一体，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真正能形成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更新的活力机制。
5.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被科学地而非实用主义地对待
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的装饰品。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上，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有经验又有教训。长期以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政党的，特别是在第三国际的传统中，哲学研究更是在各国政党的组织和领导下展开的，并间接受到苏联这一中心和权威的纲领路线和国际政策变动的波及。尽管不能全盘抹杀这种研究方式的积极意义，但无疑这种研究方式确实具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往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服从政党的“政治”的需要，基于此，有人曾经批评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式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的装饰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的装饰品”的直接后果就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实现短期目标乃至一己私利的工具，需要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一理论捧上了天，不需要时就弃之一旁。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的装饰品”，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对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带来的伤害有目共睹，倘若不是受阻于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和研究态度，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会获得更大的发展。
可喜的是，在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除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从属于政党的政治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的装饰品”之外，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一直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即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真理加以探讨和追求。在苏东剧变后，许多研究者更是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政治的装饰品”的研究方式做了进一步的反思，在失去政党依托之后坚持独立研究。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政治的装饰品”，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主要来自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它本身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护身的法宝。它并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政党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不是由某些人或某些政党在主观上把它作为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它就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因此，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客观的、科学的真理来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越是显示出其强烈的阶级性，越是发挥出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的功能。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政治的装饰品”，并不是要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无产阶级政治的内在联系，而只是反对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为某些人某些集团谋取利益的工具。
6.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需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必须不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宗旨的信念，把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学者先后投入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行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世界的吸引力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一点儿也不逊于他们在世时。可是，我们同时也看到，真正坚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岗位上，把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并相应取得成就的人数与先后投入这一行列的人数相比，就显得屈指可数了。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不是“退伍”就是“背叛”。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对研究者具有“特殊的要求”。从这100多年的时间里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整个历程来看，一个真正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强烈的信念，使之成为自己的一种生存需要，要用自己的生命来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融入自己的生命活动。这一点，对于一个处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非主流的意识形态、使马克思主义处处遭受压抑和打击的西方世界的研究者来说，可能不太容易做到。但事实上，一些人做到了，从而说他们实在难能可贵。这里，关键还是一个立场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上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翻身求解放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必须经常检查自己的立场，即经常检查自己是否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才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如果回避这一点，总想追求一种超越阶级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的“纯客观”“纯学术”的研究，那么这种研究可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知识性”方面有所收获，但总的来说，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对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有多少帮助。这种状况，我们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常常会看到。对于一个立志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并以此作为思想武器在改变这一世界方面做些什么的研究者来说，绝不应当选择这样一种研究方式，走这样一条道路。我们还必须认真吸取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一些人由于片面强调所谓“客观”和“学术性”从而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反面的深刻教训。我们不是经常见到有这样一些研究者，由于受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见的影响，带着某种情绪化的成分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不满变成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满，自觉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马克思主义，从而逐渐从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信奉者、追随者、研究者变成货真价实的批判者、反对者？殷鉴不远，我们务必引以为戒。
二、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开拓
在这里，我们主要通过剖析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围绕着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相互关系”所展开的争论，论述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认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开拓等各个方面所做出的独特的贡献。
1.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
在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除了那些完全站在否定的立场上进行探讨的人之外，绝大多数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的态度。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不等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肯定态度。贯穿于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的一个重大主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相互关系的研究，或者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居什么地位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哲学，从而尽管对马克思主义持肯定态度，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却加以批判；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在他们那里，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肯定是一致的。实际上，这一主题所隐含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的认识。第二国际传统的一些理论家鉴于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从注重研究哲学向注重研究特定的社会的转折，更鉴于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一再强调要否定和批判哲学，提出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无缘，而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政治理论，这种论断并非空穴来风。而第三国际传统的一些理论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力量来自哲学，从而提出要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想法也有其正当根据。正是通过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之间长期的交锋与争论，人们对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般的西方传统哲学区别在哪里、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究竟如何这些根本性的问题的认识，才逐步变得清晰起来了。尽管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中间还不能说已完全取得一致，但起码已达成了若干共识，如目前已很少再有人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哲学的内容，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一般也不再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含义上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定性，也就是说，即使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哲学，也必须赋予哲学新的含义，之后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确认为一种哲学。这显然是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与地位的认识，不能不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突出进步。
2.对马克思早晚期哲学思想相互关系、马恩哲学思想相互关系的研究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等人就提出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与晚期哲学思想，特别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而到了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以后，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更是被推到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前沿。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贯穿于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学理论家、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流亡至西方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一般都推崇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与此同时，常常对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持批判与否定态度，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诸多的误解与歪曲；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三国际传统的理论家、第四国际传统的理论家，一般都肯定马克思的晚期的哲学思想，并且并不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而是强调两者之间的一致性，特别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如果说在苏东剧变前，从总体来说，在西方世界显然是肯定“青年马克思”而贬低“老年马克思”、肯定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的倾向占上风，那么苏东剧变以后，这种格局有所改变，推崇“老年马克思”、推崇恩格斯的声音逐步强烈了起来，甚至还有的研究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值得肯定的是“老年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不仅要用“老年恩格斯”来否定“青年恩格斯”，而且要用“老年恩格斯”来否定整个马克思。
我们千万不要仅仅在消极、否定的意义上来看待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之中的这场关于“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相互关系的争论。正是这场争论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以及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又引发了对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真精神”的思考。当然目前争论还在继续，但是到目前为止，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以及从马克思哲学思想到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在许多人的脑海中显然要比20世纪初要清楚得多。许多人既正视马克思前后哲学思想的差异性又看到了马克思前后哲学思想的连贯性，与此同时，既正视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差异性又看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连贯性。许多人正是借助于争论既逐步避免了突出“青年马克思”而否定“老年马克思”、突出马克思而否定恩格斯的片面性，也不断地避免了为突出“成熟马克思”而抹杀“成熟马克思”是从“青年马克思”演变而来、为了强调马克思与恩格斯是“一个整体”竟然无视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的片面性。显然，对“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关系的认识的逐步切合实际，也是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3.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
对“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相互关系的研究，是与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互关系的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一般来说，推崇“青年马克思”而贬低“老年马克思”，推崇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的都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与此相应，推崇“老年马克思”而否定“青年马克思”，认可马克思哲学思想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一致性，认可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无可争议的“第二小提琴手”的，都把人道主义排斥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决裂以后才形成的理论体系。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把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第一主题，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一方面，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大量侵犯人权的现象的揭露，把马克思主义究竟如何看待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问题尖锐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另一方面，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人们，越来越切身感受到，尽管物质生活资料越来越丰富，但人们却日益被商品、机器所奴役，自己只是作为一种劳动工具和消费机器而存在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及时地把人的问题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相应地在理论上必然要重新反思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重新反思马克思在建立自己的哲学的过程中究竟有没有“丢掉人”以及究竟“如何对待人”，重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西方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完全对立的还是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的。
可以说，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得失完全取决于对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的效应。20世纪西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为此倾注一生绝大部分的心血与智慧。这只要看一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法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相互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萨特之间的争论，以及阿尔都塞与法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伽罗迪之间的交锋，是多么激烈，就一清二楚了。而到了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尽管观点尚未统一，争论尚未平息，但显然争论的激烈程度、分歧的对立程度已不断地减弱。许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似乎逐步统一到这样的观点上来：完全割裂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继承性不可取，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完全等同于传统的人道主义，无视历史唯物主义对传统的人道主义的超越也不可取。像前者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完全对立起来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而如后者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道主义也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比岱就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政治”的理论框架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伤害，而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人道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也是一种“来自其内部的威胁”，而现在需要做的是，超越这两种片面的理解，在沟通两者的基础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比岱的观点在目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加以研究，这本身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成就，而通过研究逐步地形成一种对两者关系的辩证的、合理的认识，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出贡献。
4.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研究者，即使同样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包含什么内容也存在着分歧。其中最大的分歧就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的不一致。第三国际传统的共产党的理论家，按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可分割的“整钢”；而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道主义思潮的理论家和流亡到西方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代表的研究者，则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同时，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要把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清除”出去。这样在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们又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包含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以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展开了持久的激烈的争论。
必须指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的争论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研究者，即使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但并不一定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历史唯物主义。例如法国共产党的著名理论家伽罗迪，他是一个著名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前所述，他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谓人道主义的本性，与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阿尔都塞进行争论，但与此同时，为了捍卫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可分割的一块“整钢”的观点，他又同虽然与他一样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但却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萨特展开激辩。应当说，这一争论对正确和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意义而言，这一争论带来的影响超过其他的任何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争论。正是通过这一争论，人们对“是不是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理解成先有辩证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推及’历史领域才形成的”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拨乱反正”。
由于后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竭力反对把自然辩证法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之中的卢卡奇他们检讨了自己这样做的片面性，而相应地，那些原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推及”社会历史领域而形成的理论的研究者，也开始突出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从而可以说实际上两种具有对立立场的研究者业已“互相靠拢”。这样，在大部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中间，终于就是否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存在，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加以认可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一争论大大推进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实质的正确认识。这一争论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5.对历史唯物主义注重经济和生产力因素与注重精神因素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把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路向称为“经济决定论”是有理由的，尽管在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中，也有像伯恩施坦这样的致力于否定和批判在经济关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的理论家，但总的来说，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坚持认为强调经济、生产力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点。而第三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在实践方面非常注重主观因素的作用——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是他们注重历史发展的主观因素的作用的产物，但是在对理论的总体表述上，他们在坚持经济决定论方面却几乎与第二国际传统的理论家没有多少差别。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共产党的理论家，也严格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强调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强调必须在经济关系中寻找一切精神现象的根源。
首先向这种“经济决定论”发出挑战的是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所以要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之所以要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实践本体论”，之所以要寻找一条通过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让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直接成为变革现实的革命力量的所谓“内在超越”的道路，说到底就是为了推倒“经济决定论”而强调主观因素、阶级意识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影响了整个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即使像阿尔都塞这样的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生产方式的思想家，在论述是什么因素主导历史发展的时候，也反对仅把历史的发展归结于经济的“一元论”，而提出历史发展的“多元决定论”。
苏东剧变后，一方面我们看到，有后现代主义思想背景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经济决定论”的否定愈演愈烈：拉克劳与莫菲强调不是“经济的最终决定”赋予主体的优先地位抑或是什么“历史规律的担保”决定了主体的霸权；穆泽利斯的所有的理论活动都围绕着“克服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经济还原论”这一基点展开；鲍德里亚认为以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当今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也有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的声音，如：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伊格尔顿强调不能把历史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因素相提并论，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它受现实物质条件的制约；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福斯特提出为了揭示和弘扬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必须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注重历史发展中经济的决定作用。
6.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上，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探讨上，具体地说就是，更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指导各门社会科学、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各门社会科学中发挥自己的功能的探讨上。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就既有理论上的，更有实践上的，这指的是对20世纪的世界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的积极影响。这种对现实所产生的影响，往往不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研究，而是来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西方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出了深入的探讨，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渗透于具体的社会科学之中，他们通过扩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的影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研究的理论成果，特别是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关系研究的理论成果，直接转化成了对现实社会生活施加积极影响的实践成果。纵观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其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的“边缘”学科，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艺术哲学、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等等。这些“边缘”学科的出现，是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成就。实际上，西方的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些具体社会科学相互关系的研究，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具体社会科学的融合。
人们公认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世界成就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派别之一，其实这一学派从形成那时起就以整合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为宗旨。在这一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集了各个社会科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相应的社会科学的融合，对社会做出综合的研究。当然在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的社会科学结合中，一个学派就几乎涵盖所有的社会科学的并不多见，但是，专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一门特定的社会科学领域渗透，从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某一特定社会科学结合方面形成自己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派别则是举不胜举。生态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态学的结合，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引向对妇女问题的研究，推出了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色的女性理论；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心理学，特别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结合在一起，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往往认为自己理论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心理哲学；透过“解放神学”，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向，即企图与基督教结盟的倾向，“解放神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宗教的相互渗透；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注重的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和补充世界体系分析，同时又用世界体系分析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严格地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年鉴学派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法国的调节学派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经济学结合方面做得最出色；美英的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哲学体系，不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而且在整个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正是在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社会科学的结合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20世纪的西方世界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实践方面的突出成就。
三、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域偏颇
1.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文化批判取向
20世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卢卡奇等思想家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基本取向就是注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是“倒转”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这部在国际和国内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在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时，就认为其进行了“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1】，从而倒转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路向：马克思是从重点研究哲学发展为重点研究经济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是从重点研究经济学又倒回去，变成重点研究哲学和美学；马克思从对资本主义的哲学批判，发展为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又从经济学批判重新倒回去，变成主要是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佩里·安德森在书中对截至他那个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的概括，是深刻的，是符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的，我们在此不再赘述。
而且在安德森视野之后的时代，在20世纪的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近代表性派别中，主流仍然延续着安德森当年所归纳评价的路向，他们的文化批判取向在当代仍然没有改变。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所谓“政治伦理转向”，使批判理论进一步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研究和批判。霍奈特作为学派的新一代核心人物和这一转向的代表者，他的承认理论及多元正义构想，是建立在其道德心理学基础之上的。霍奈特甚至批判早期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其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还原论，没有摆脱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的历史哲学。法兰克福学派原先的社会批判主要是文化批判，但其对消费主义盛行、阶级结构变迁等的考察毕竟还保持着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关联，而后期这种“政治伦理转向”不仅没有回到经济批判上来，反而使这种文化批判更聚集于伦理批判。
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曾经有“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名，对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经济还原论”的批判始终是其理论宗旨。正是围绕着对“经济还原论”的消解，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他们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文化理论。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一派别中的代表人物更是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完全变成了文化—伦理的批判，也把对社会主义的辩护，完全变成了文化—伦理的辩护。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也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越来越否定历史唯物主义所注重的经济、生产力因素的作用，而强调精神、文化、伦理因素的作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理论渊源的所谓“后马克思主义”，更是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哲学批判推向了极端。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和阶级理论，并针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自主性进行立论和解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本身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立场的彻底放弃。
2.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对文化批判取向的反思
非常有意思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开创者本身，倒是曾经对这种批判路向的实质与危害做出过深刻的揭露。卢卡奇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开创了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但是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也批判了“伦理反对派”。他所说的“伦理反对派”就是那些热衷于只是从文化、伦理、意识形态上批判和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他认为，这些人相信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具有生命力，但又认为资本主义还有“坏的方面”，为了能有一种没有“坏的方面”、没有“弊病”的资本主义，他们才从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必要为自我堵塞了的客观革命道路寻找和找到一种主观代用品”，也就是说，他们求助于伦理反对派这种“主观代用品”，即仅仅出于文化、伦理上的要求去反对资本主义。他们使自己的行为完全向内，即试图在世界唯一剩下的不受约束的地方，也就是说，在人本身上改变世界。他这样说道：“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考察社会—经济现实时放弃了对历史过程作总体的考察，即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任何一个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提出行动问题，他就必然回到康德学派抽象的要求伦理学上去。”【2】晚年的卢卡奇在反思当中更是强调了这个方面，并相应地进行积极的理论构建：“任何想对社会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重新解释马克思的尝试，必须与对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分析联系起来。”【3】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的另一个开创者柯尔施，也似乎意识到单纯地从事这方面批判既有违于马克思的宗旨，也无法击中这一社会的要害。柯尔施竭力推崇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但他不否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首位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比起其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更为深刻、更为彻底的革命的社会批判”【4】。基于这样一种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基本判断，尽管柯尔施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他仍然强调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他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全部”，强调不能认为马克思在中后期所进行的哲学的批判“仅仅是以一种偶然的、临时的方式进行的”，强调不能否定马克思在中后期“实际上在更深刻、更彻底的方向上发展了他的哲学批判”【5】。但是，柯尔施也强调了必须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与对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他甚至把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来论述，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6】，在他看来，如果不这样做，文化批判、意识形态的批判就只是在“虚妄的世界里兜圈子”，而不能丝毫触动现实社会。
当然十分可惜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开创者的告诫并没有生效，这种取向仍然在日后的发展当中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乃至成为整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颇为“另类”的著名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以人道主义为出发点和宗旨的哲学理论的批判，是同他对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反对热衷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阿尔都塞在1967年为其《保卫马克思》一书的英文版写了题为《致我的英文读者》的序言，其中提出，他之所以要出版《保卫马克思》这一著作，是为了“对一种特定局势的干预”，他所说的“特定局势”是指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致力于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倾向。阿尔都塞强调，这既混淆了成熟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前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阉割、葬送了马克思的“真精神”。他还预言，这样做必然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使马克思主义“没有能力解决自苏共二十大以来形势所提出的现实的（其基础是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用一些仅仅是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的危险”【7】。按照阿尔都塞的观点，由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力解决现实的政治的和经济的问题，而是用文化、意识形态公式的虚假“结论”来掩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易帜是早晚的事，后来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阿尔都塞所言中。
3.文化批判的要害是回避从生产关系和资本逻辑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撇开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单纯进行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批判，就不能触动社会的根基、不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呢？关键在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构成社会的基础的，确实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经济关系、生产关系，而单纯进行文化的分析，则是游离了生产关系的分析，那么对社会单纯进行文化的批判，也就游离了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导我们从人们的存在出发，即从物质生活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出发来了解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化特征及价值取向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则向我们解剖展示了这个出发点、这个存在过程、这个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系统本身，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却相反，它诱导人们只是从一个社会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这个社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其方式本身就包含着唯心主义的倾向，有违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人们在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时，头脑中总有一个用来评判善恶、对错的标准。这个标准往往是与“人性”、人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在于，这个所谓“人性”的标准来自哪里？历史唯物主义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性”、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是由人所处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从而我们必须在历史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制约中来分析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相应地，对于这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8】。因此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水平远在经济学家之下，“因为他作为一个哲学家，自以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着深入纯经济的细节”【9】，但“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0】。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哲学和文化的分析，那也就撇开了社会生产关系，以某种抽象的人性假设、道德目标等为出发点，以此作为评判标准。单纯的文化批判，最后都会变成以脱离社会关系的个人的所谓“理性”作为出发点、作为评判标准的批判。
对社会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其对象当然也会涉及政治、法律和伦理等上层建筑领域的现象，这些相对具体一些的对象，本身包含着人们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的因素。但问题仍然在于，如果我们缺少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分析和批判这些现象时，就往往有可能把这些现象与人的纯粹观念、意志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取决于人的观念和意志，而不是依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特别是其中首要的经济关系，来对它们做出说明。历史唯物主义又清楚地告诉我们：政治和法律的制度以及道德规范这些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经济关系这一基础之上的，从而我们必须根据经济关系来理解政治法律制度以及道德规范。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运动本身，则把这种制约和决定作用具体化了，为法律、道德规范等等的内容提供了明确的标准和要求：“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11】。
所以，如果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的现实意义进行总的评估，那么我们的基本看法是，这种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哲学批判尽管不能说完全没有历史作用和积极意义，但总的来说，这种批判消极面大于积极性。无论是评价这种批判本身的理论意义，还是考察它的实际效应，都不能不得出这一结论。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像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那样，单纯地从事文化、意识形态和哲学的批判，不把这种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结合在一起，或者说不把这种批判推进到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不把这种批判落实到经济运动的现实层面上来，这种批判就往往会阻碍了他们和我们对社会真正弊端的认识，让人们无法真正抓住社会的要害，这不能实现他们和我们作为批判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初的宗旨，也会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陷入“自我放逐”的境地。
注释：
【1】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65,96.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90.
【3】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295.
【4】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46.
【5】同【4】.
【6】同【4】.
【7】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20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7.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