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建构某种逻辑上自洽、内容上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故而在总体结构的安排上不会过多地考虑全书逻辑的严谨性和内容的完整性，而是着眼于概念和细节表述的明晰以及对策的可证实性与有效性。本书的九章内容都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单元。作者尝试对每一章所涉及的相关概念、主要问题和解决对策等内容，进行详尽完备的理论分析和实际论证，在充分占有和深入分析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准确把握问题的实质或根源所在，然后再对症下药，尝试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文化思路或实践路径，以此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指导性建议或对策。当然，各单元之间也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即它们都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宏观背景下生发出来的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伦理道德问题。
第一章，主要研究人际关系的新变化与陌生人伦理问题。伦理以现实的人际关系为基础，反映并反作用于人际关系的变动。如果说传统“五伦”主要调节熟人关系，按照亲疏远近、差序格局确立伦理秩序，那么，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五伦”规范显然不足以涵盖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也无法满足当代公共交往实践的要求。在陌生人社会中，陌生人之间的关系用“际”来表达公平公正的伦理诉求。与“人伦关系”不同，“人际关系”是一种外延更为宽泛的“作为复数”的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它超越了以往由血缘和地缘等纽带所维系的等级、辈分的局限，走向更具普遍意义的人际交往。因此，人际关系的新变化是陌生人伦理产生的现实根源。
第二章，主要研究传统欺生文化与陌生人的道德需要问题。在民间生活中，欺生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此类现象可被泛称为道德排他主义，其形成与地域性道德之局限性密切相关。在当代社会，人们对陌生人的普遍怀疑、敌视乃至防范的道德心理，导致陌生人的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以至于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目睹陌生人遭遇危险却视而不见、冷漠旁观。对陌生人的这种道德冷漠和隐性伤害，在背后受制于狭隘的道德思维和道德推理机制。其实，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大家彼此互为陌生人，拥有相同的道德期待和人文关怀，因此必须努力克服欺生现象及狭隘的道德思维和道德推理机制，以宽广的胸怀去尊重、宽容和接纳陌生人，重视陌生人之道德期待和道德需要的满足，以良好的道德心理与他们和谐相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追求幸福生活的先决条件。
第三章，主要研究人情味与公德心的冲突问题。中国传统社会富有人情味，在日常生活中，人情构成特殊的伦理价值评判准则。尽管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和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情伦理，然而这并不能否认人情味的道德局限性。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富有人情味的地域性道德文化正在受到公共道德文明的强劲挑战。现代社会是文明社会、法治社会，它要求公民在法律和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然而，不良的人情味却屡屡突破公共规则的约束，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因此，能否解决人情味与公德心的冲突，显然成为我国伦理道德现代化的关键。公德心的培育与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密不可分。必须把公德心的培育融入公民社会建设，以公德意识和公共理性为着力点，实现公德心的不断提升与公民社会建设的同步发展。
第四章，主要研究道德事件的逆向激励与做好事的风险问题。近年来，我国社会生活中屡屡发生的“做好事反被诬陷”“受助者恩将仇报”等现象，极大地抑制了人们做好事的冲动，姑且称之为道德事件的逆向激励。在陌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心理是非常脆弱的，信息的不对称、司法审判的不公平等导致做好事的风险加大。中国传统社会向来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道德思维，而逆向激励无疑加重了这种消极观望的从众心理。其实，这里面既有公众对不良信息的道德误读，也不乏理性的思考和权衡。应当看到，“做好事有风险”这种特殊时期的道德场景，并不意味着人们在陌生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只能消极被动地做旁观者。应当坚信，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完善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将有助于消除逆向激励的消极道德影响，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坚强的后盾，从而形成助人为乐的和谐社会风气。
第五章，主要研究道德英雄主义传统与“冷漠的旁观者”问题。我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道德英雄主义优良传统，其实质和精髓在于，英雄执着于崇高理想并为之献身的崇高精神，为社会提供了健康的道德标尺，引导和激励大众追求真、善、美。在当今平凡的社会生活中，同样需要大众挺身而出的英雄壮举，需要有人捍卫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各种“冷漠的旁观者”现象频频发生，这源于现代制度、技术成果和享乐主义文化所导致的道德感的弱化，一些人沉迷于感官享乐和物性满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正确坐标。它使一些人在面对陌生人遭遇生命危险时视而不见，不思考、不作为。恢复道德英雄主义传统，拯救失却的崇高道德精神，恢复大众对英雄的历史记忆，乃是消除“冷漠的旁观者”现象的崭新尝试。
第六章，主要研究陌生人社会的道德风险问题。当代社会的道德风险被定位为现代性风险之一，其缘起除了经济和技术因素外，还与陌生人社会的来临直接相关。陌生人的匿名性、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本身既是道德风险，又是道德风险的源头，即陌生人本身携带某种道德风险的基因。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经济交往中的败德行为（机会主义心理和行为偏好）大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和对陌生人利益的漠视，或基于信息不对称而欺骗蒙蔽陌生的对手。道德风险有人为性、私利性和主观任意性等特征，其危害主要是导致个人利益的损失、社会整体秩序的破坏、人们之间的交往受阻和信用关系崩溃以及强化了各种投机心理等。培育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强陌生人的道德教育以及强化对风险的预见和评估等，是当下回避或消除道德风险的主要对策。
第七章，主要研究责任缺失与责任伦理建设问题。责任缺失是伴随现代化而来的人性内部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责任沉默、责任逃避、责任漂移、责任扩散、责任沦陷等症状。在合理辨识道德责任与伦理责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陌生人空间的责任伦理缺失的根源——没有实现“熟人之间的道德责任”向“陌生人之间的伦理责任”的有效转换，其根本原因在于伴随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个人自由的张扬和个人权利的无节制膨胀导致道德责任感失落、责任伦理形式化乃至虚无化。责任缺失呼吁人们的责任担当意识，要求个人用理性约束自私的欲望，回归道德自我的完整性，以道德信仰的方式强化个体的责任感，传承传统责任伦理文化中的思想精髓，强化人们的责任意识，提升人们的责任践行能力等。
第八章，主要研究诚信危机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与以往关于诚信的研究不同，这一章重点关注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受制于市场经济逐利动机的制约，陌生人信任的道德监督机制存在严重的真空化趋势，这是当今诚信危机的要害所在。比较发现，熟人之间与陌生人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信任模式，陌生关系的特质决定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是脆弱的、暂时的和非私人性的，然而，在当代社会，待人以诚不仅是实现陌生人之间顺利沟通的桥梁，而且是实现陌生人之间互助合作的基本前提，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因此，通过传统美德教育提升陌生人的诚信意识，发挥市场调控的基础性功能，强化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纽带以及采取有力措施惩治失信者，是目前构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的主要路径选择。
第九章，主要研究现代都市与对陌生人的道德关切问题。都市是陌生人的主要聚集地，随着我国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加剧，各种社会犯罪也主要发生在都市空间。聚焦于都市空间中的陌生人问题、都市伦理和道德文明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在都市生活空间，传统熟人社会的道德规则和调控机制近乎失灵，传统社会价值认同的基础被瓦解，都市陌生人之间究竟如何达成身份认同和价值共识，如何在关怀陌生人的同时有效防范那些危害他人和都市安全的陌生的坏人，已经成为都市伦理研究的重点。首先要坚守道德底线——不伤害陌生人，其次是尊重和善待陌生人。利用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手段解决不同类型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对于都市犯罪现象的防范和治理，可以借鉴简·雅各布斯的陌生人网络的思路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来自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难题，这些难题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危害，与传统伦理文化特别是旧的风俗习性有密切相关性，但这些难题的核心和交叉点都体现在陌生人的身上，所以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1）比较研究的方法。主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展开论证，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需要进行纵向比较或横向比较。纵向比较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及其相关道德特质、功能的比较；横向比较是我国与国外陌生人伦理建设的比较。比较研究的目的在于从传统伦理文化中发掘陌生人伦理生长的“根”，或者从国外建设陌生人伦理、处理与陌生人相关的伦理难题中得到某种启迪和借鉴，或者借鉴国外陌生人伦理研究的有价值的方法以及关于该问题的前提性的哲学研究成果，以弥补本民族文化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2）多学科交叉的分析—综合法。作为实践理性伦理学之研究对象的陌生人，既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又是抽象的、普遍的存在。为此，必须将伦理问题和伦理生活经验结合起来，为陌生人的伦理性提供确切的实践基础。同时，还要广泛透视人类学、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理论成果，深化有关陌生人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然后逐步上升到规律性层面去认识和把握，以提炼出道德思维和道德推理机制转换的现实路径与具体措施，以信用制度的建设为着力点，有效推进陌生人伦理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