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人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是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按照费孝通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际交往以熟人之间的来往为主。因此，我国传统伦理中的“五伦”规范主要用于调节熟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社会人类学的材料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地区，农业文明时代的相互交往和人际关系也主要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熟悉”是一个认知概念，即人们彼此对对方有比较多的了解，因而心理上有较高的认同感和安全感。熟识关系乃是人们基于日常交往而形成的稳定联系，由于交往对象大多是熟悉的面孔，所以容易相互信任、沟通和交流。其中，地缘、血缘和情缘等先天性因素发挥着无形的监督作用，调节着彼此之间的关系，因而形成鲜明的私人性特质。其中，作为认知概念的“熟识”被当作相互信任的证据而获得了特殊的价值评价。在米歇尔·鲍曼看来，熟识关系是一种社会的和自然的纽带，“将人们几乎是不可分开地焊接在一起”【1】。人们之所以能够信任对方，乃是因为彼此都是透明的，大家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结构是稳定持久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个性很少有独立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条件，群体成员的生存方式是先天注定的。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严格限定了熟识关系发挥作用的条件和范围。
在我国传统社会，有一种非常经典的说法，即“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它非常精辟地阐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人际交往的特质，即人际交往非常简单，范围狭小、流动性差，社会整体的连贯性和稳定性较大。在米歇尔·鲍曼看来，这是与当今开放社会迥异的封闭型社会，“封闭社会指的是有着静态社会结构的传统社会，其成员在稳定和明确圈定的共同体内及人际鲜明的关系中共处”【2】。个人生活的自足性很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从播种、管理到收获的每一个链条，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家族成员完成的。它导致人们的交往对象和交往过程仅限于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交流——通常意义上的人情往来，而不涉及诸如经济上的交易或交换等商业经济发展之后才有的复杂社会内涵。“人们在狭隘的社会和自然界限内生活。不是变化和动力，而是个体及集体的连贯性和停滞构成了该社会的特征。”【3】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交往实践的发展以及交往范围的拓展。即使偶尔有陌生人介入自己的生活，也只是零散的、个别的、偶然的，交往的内容和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因此，从学理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不存在作为整体的“陌生人”概念，也不可能生成与陌生人相关的伦理文化。然而，在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随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的涌入，陌生关系逐渐成为人们生活和社会交往不可或缺的内容。齐格蒙特·鲍曼认为：“陌生关系曾经只是暂时的刺激物，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永恒的条件。现代社会的问题不是怎样消除陌生人，而是怎样与他们连续地相伴生活——简而言之就是，在认识很少、犹豫不决和不确定的条件下相伴生活。”【4】现代性赋予陌生人合法存在的基础。现代大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更多的人走出传统的社会组织，投身于经济发展的时代潮流，他们要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打交道，通过努力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陌生人，与人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寄托休戚相关，关乎更多人的感情投向并构成生活意义的一部分。因此，现代生活要想持续下去，就必须努力保持和不断培养这种“陌生关系”【5】。
现代都市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一个从有亲密社交关系的农业社会长大的人，一旦迁移到大都市来生活，马上就会感觉到都市人的冷酷无情，这是因为农业社会，大多数世世代代都定居在一个地方，彼此关系比较熟悉，而都市生活五方杂处，大家都生活在既陌生又孤立的环境。”【6】生活场景的改变、价值坐标的转换、人际关系的更新等诸多因素，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从整体上说，进入都市生活的乡下人首先面临着心理结构上的巨大转型，而这是来自心灵深处的最根本的挑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可以被看作某种精神共同体，那么都市生活则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来自四面八方的素不相识的乡下人一起在都市居住和生活，不是为了寻求情感的慰藉或者心灵的沟通，而是出于谋求自身利益的长远考虑。这种心理上的隔膜原本是没有的，因为在以往的封闭社会里，“个体的生活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其归属的群体及其社会角色事先确定。这不仅体现在技能和能力的获得，也体现在物质财富的获取和在其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中”【7】。他们从古朴的乡下来到繁华的都市，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此时内心迷茫无助的体验与感受便会油然而生。战胜心理上的不适固然重要，但如何生存下去才是最为迫切的问题。都市人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乃是人们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及其平衡问题。
当然，承认陌生人存在的合理性与陌生关系的意义，并不等于说，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与陌生人打交道。毕竟，陌生人的匿名性、流动性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信用关系是脆弱的乃至虚无的。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陌生人依然是人们需要加以高度防范的对象。人们很难判断每一个来到自己身边的陌生人会不会对自己的财富乃至生命构成威胁，因为在相互疏离的都市生活中，陌生人依然是犯罪的高发群体。在每天的电视屏幕上，人们都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陌生人犯罪的镜头。它不可能不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以至于为了自我保全的目的而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同陌生人说话，要提防每一个来到自己身边的陌生人。这导致新的怀疑和歧视的发生。在《陌生人》一文中，西美尔以细腻的笔触对此做过深刻的阐述。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对陌生人有一种高度的防范心理，认为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在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是热情地拥抱他们，而是首先把他们作为潜在的“敌人”——想象中的坏人，即陌生人＝可疑的人。在古老的乡土社会，这可能仅仅是出于某种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安全感和不自信的表现，而不是对待陌生人的“非人道”的心理。如果撇开伦理道德的评价标准，而仅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问题，那么其中也有些许“消极幽暗”的心态在作怪。这种心态极大地扭曲了陌生人的正面形象，并且作为一种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延续到今天，对现代人公共交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无论如何，陌生人的出现都是值得怀疑的，毕竟他们打破了以往温馨浪漫的生活氛围，加剧了人们对生活环境的不安定感，所以人们生发出限制陌生人自由的强烈愿望，试图用法律、制度或规矩把他们牢牢地拴住，这样才能获得心理上的某种安全感。
除了上述突出的变化之外，人们不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就是，熟人的陌生化趋势也在逐渐形成之中，其表现就是：首先，以往被认为是“好人”而获得信任的一些人，其思维和行为方式如今变得令人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在我们眼里，他们（对方）俨然成为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熟悉的陌生人”。究其原因，只能做出这样的简单判断：这个世界变得太快，自己的思维没有跟上对方变化的速度。对方分明已经发生了变化，但自己却还停留在以往陈旧的观念和思维中，没有跟上他的变化节奏。以至于在很多问题的认识和评价上，我们的判断是严重滞后的，所以无法与其达成某种基本的共识。当然，这里也不乏某种贬义的理解。其次，在社会公共生活中，人们彼此之间不能再按照熟人的方式做事，而是按照公事公办的社会公共准则，与其他的陌生人一样按秩序排队等待。这无疑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一种积极的、向善的道德评价。例如在商业活动中，大家即使都是熟人，也必须遵守商业交易规则的基本要求，公平交易、按劳取酬。与传统社会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以往从未出现的崭新现象。在我国若干年前的农村生活中，那些地地道道的农民，聚族或聚集而居，邻里之间相处得十分融洽，每当乡邻有了红白事的时候，或者家里有盖房、掘井等大事，乡亲们就会主动走过来，详细询问对方的活动日程和具体安排，看看有些什么需要帮忙做的事情，大家守望相助、和睦相处。如今日益商业化的社会把人与人之间的这份亲情割断了。家里有事需要邻居帮忙，必须按照对方付出劳动的多少给予相应的报酬（钱或物），这里面情分的因素虽然还在，但是却不如以前那样浓厚持久了。大家似乎变成了斤斤计较的陌生人。必须承认，商业社会的理性交易原则日益深入人心，原本浓厚淳朴的人情味慢慢淡化了。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如今还真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不过可以肯定，熟人的陌生化趋势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与陌生人社会的来临一样，逐渐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
对于个人而言，生活在具有浓厚商业氛围的社会中，无论遭遇熟人还是陌生人，都必须使自己努力适应对方的要求，亦即适应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要求，这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某种价值共识。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都不能不注意经济活动尤其是货币经济对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西美尔认为，从表面上看，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日趋松弛’，相互之间触及的只是人的个性中琐屑、片面的方面。然而，这类关系的种类却不断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其整体作用的强密程度愈来愈难以计算”【8】。在这里，松弛的不过是传统意义上的亲情和友情纽带——精神世界的联系，原来意义上的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和交往，被更多外在的环节和因素无情地割裂了。西美尔说：“现代世界的基本趋势便是人愈来愈依赖整体和普遍，愈来愈脱离个别。”【9】它表明在由物质利益主导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制于经济的约束和控制。“开放社会的变化和动力取代了静止的社会结构。人们不是生活在稳定、界限清楚的共同体和人性化的关系中，社会群体变得灵活和通透，成员相互流动，群体的界限和组成发生着变化。”【10】它导致人们之间实际的联结纽带越来越多，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需要及其满足，必须把自己置于某种利益的共同体之中，必须与陌生人结成某种合作性的伙伴关系。此时，个人是否具有诚信品德，是否遵守公共规则，被视为能否作为合作伙伴的关键指标，那些由于匿名性和不透明性而产生的机会主义者，最终将会被剔除出市场竞争的舞台。因此，建构陌生人伦理的诉求不仅仅是理论假设，还有着更为深厚的现实基础。
当然，我们不能不关注城市化对人际关系带来的消极影响。在现代都市空间，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恰如“蜻蜓点水”般肤浅，而日趋肤浅的、表层化的人际关系无法触及人性深处的德性，如此下去，人的德性提升的诉求便逐渐被边缘化，或者成为某些机会主义者的“黄金机遇”。尤其是陌生人的匿名性本身就是犯罪分子的某种隐身符，因此，“匿名的社会关系”（米歇尔·鲍曼语）对于现实的人来说无疑是把双刃剑。事实确实如此。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都市陌生人犯罪率居高不下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考察国外的相关文献发现，都市陌生人犯罪乃是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通病。德国思想家西美尔研究发现，都市犯罪率与都市陌生人的数量直接相关。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文中，西美尔对现代都市陌生人犯罪有过深刻论述。在他看来，紧张的生活节奏、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彼此间相处的表层与冷漠，使得人们较少关心他人的生活，从而为陌生人犯罪留下了巨大空间。简·雅各布斯认为，陌生人既是城市的重要资源，也是城市犯罪的重要来源。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陌生人的资源效能，同时又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陌生人犯罪，使城市居民的生活和谐幸福，应当是城市规划和设计者首先考虑的问题。她说：“如果一个街道在应付陌生人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当它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划定了清楚、有效的界限，而且具备了提供活动和监视人的基本条件时，那么陌生人越多，街区的气氛就会越活跃。”【11】
人类生活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共同体。所谓共同体，就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圈子。它可能是经济圈子，也可能是政治圈子或者文化圈子，或者纯粹的日常生活的娱乐圈子等。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理解，共同体至少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地方，一个温暖而又舒适的场所。”【12】“其次，在共同体中，我们能够互相依靠对方。”【13】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与陌生人建立起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达成某种临时性或永久性的共同体，就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诉求。因此，从共同体的角度看问题，善待陌生人就是善待自己，毕竟对于共同体中的每一方来说，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某种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是展开活动的基本前提。所以，人们对待陌生人的态度和行为，并不完全取决于交往之中的某一方，而是取决于双方的共同存在与和谐相处，亦即利益共同体的存在与稳定。双方必须努力维系而不是破坏共同体的存在，这就成为双方共同的道德愿望和价值诉求。实际上，无论熟人共同体还是陌生人共同体，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都具有两面性。既然现代生活就意味着离不开陌生人，那么，我们就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扉，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对待陌生人。尽管这不是单纯的个人心态和意愿问题，然而，心态和情感毕竟是首要付出的元素，也就是说，以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对待陌生人，努力与陌生人和睦相处，乃是现代生活持续下去的基本条件。
关于陌生关系的基本特质，理论界尚未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由于陌生人保持着陌生关系，冻结了距离，防止着亲近”【14】，所以陌生人对他人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的心态。对于这些陌生人来说，他人同样也是陌生人，需要自己在内心深处编织防范的网络，作为自我保护进而获得安全感的条件。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人们在当面遭遇陌生人的时候，大多采取纯粹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表现出礼貌的、积极的疏远（polite estrangement）和刻意的控制【15】。如果说这是对“陌生人相遇”的客观真实的描述，那么这种仪式性的举止和客套的话语就能得到更多人的积极认同。毕竟，我们每个人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陌生人，也具有与数不清的陌生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所以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必定有一套应对陌生人的策略。在人际交往实践中，这种自我认同的策略对于个人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久而久之，便逐渐内化为一种固定的习惯和行为方式。在它的指引下，人们能够顺利地与陌生人打交道，而不至于尴尬被动、无所适从。在西方社会学界，西美尔被认为是第一个研究陌生人的思想家。他在《陌生人》一文中指出，“陌生人”的内涵在现代条件下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说，“陌生人”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正是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导致陌生人大量涌入人们的生活，因而必须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陌生人和陌生关系的意义。既然作为整体的陌生人的出现与现代化有关，那么陌生关系就必定具备鲜明的现代性特质。按照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霍夫曼（Erving Goffman）所提出的“世俗的不经意”（civil inattention）的社会学范式，就是现代社会遭遇陌生人时最基本的行为类型【16】。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与陌生人的交往大多属于“擦肩而过”或“转瞬即逝”的形式，不会给予对方更多的观察和注意，除非这个陌生人对自己来说特别重要，或者关乎自己的某种重要的利益诉求。实际上，这种“擦肩而过”或“转瞬即逝”的交往形式所体现出的是陌生关系所特有的暂时性、脆弱性和非私人性。
人们与陌生人之间的交往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或信誉做基础，所以往往是偶然的、短暂的，人们与陌生人之间难以建立稳固持久的社会联系。这就极易造成对陌生人利益的有意或无意的忽视，或者直面陌生人的利益受损却心安理得，因此才会发生遭遇陌生人时的道德冷漠。此时，人们期待的利他主义伦理往往无法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在很多公共事件中，当陌生人深陷困境亟须救助时，一些旁观者的消极观望和冷漠心理，不仅反映出人们心目中陌生人伦理的缺失，同时也透露出陌生关系所具有的短暂性、脆弱性和偶然性等现代性特质。其实，利他主义伦理的实质恰恰在于对待陌生人的意义，因为对待自己熟悉的亲人、朋友或同事，在对方遇到困难的时候出手相助，本来就是自己“分内的事”——理所应当而没有任何道德异议。因此，在社会道德的价值序列中，人们无私地帮助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比及时帮助自己熟悉的人，所处的价值层次无疑是更高的。如果把利己视为人的天性，那么，利他则是后天教育和培养的产物，需要个人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和境界。在充分认识到自己与陌生人之关系的基础上，在超越个人利益和充分尊重陌生人的前提下，人们才有可能帮助陌生人，并体验到挺身而出和助人为乐的良好心理感受。实际上，助人也是一种利益诉求，是一种更高的利益期待和利益回报。因为在他人遭遇生命危险时的伸手相助，是为了保全对方的生命或财产——让对方能够继续生活下去，进而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自己也能够从这种广义的贡献中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也许，这种付出与回报无法在短期内取得平衡，但在托马斯·雅诺斯基（Thomas Janoski）看来，“人们在帮助别人时，并不期待被帮助者立即做出回报，但是人们会期待从长远来看的回报，即建设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中的体面生活”【17】。与传统道德文化的价值标准相比，这无疑是一种与现代公民社会相适应的全新的道德思维和价值理念。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广泛流行一个新词——Freehugs，即拥抱陌生人。它是针对陌生人而产生的一种善意而友好的态度。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在生活中得到的广泛响应，已经充分表明人们对陌生人社会来临的明确意识，以及自己应当采取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拥抱的前提是充分的信任，或者信任的态度和倾向；拥抱本身就是友善的态度和友好的行为。直面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本着对他人、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友善地对待来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陌生人，愉快地接纳陌生人，已经逐渐成为全人类的某种共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全球化的影响在日益加深，我国社会结构加快了公共转型的步伐。在此背景下，陌生人社会的来临已经不可避免。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否已经做好了迎接陌生人社会到来的思想准备，我们尚且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不过，在面对陌生人及其利益诉求问题时，每个人都必须依照某种伦理道德尺度，表明自己的内在感受和伦理态度，这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现实任务，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迫切要求。
注释：
【1】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M］.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7.
【2】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M］.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5.
【3】同【2】.
【4】齐格蒙特·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87.
【5】同【4】188.
【6】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43.
【7】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M］.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5.
【8】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219.
【9】同【8】.
【10】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M］.肖君，黄承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468.
【11】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金衡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4.
【12】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序曲2.
【13】同【12】序曲3.
【1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71.
【15】同【14】71.
【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71.
【17】托马斯·雅诺斯基.公民与文明社会［M］.柯雄，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