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亚到南亚、自西亚至欧洲，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地区尽属汉唐人眼中的西域。“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关于西域的无数诗句更是千古流传，其中饱含了人们对汉唐西域生活的多少憧憬与追忆！西域是我们历史记忆中的永恒主题，而汉地与西域也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改写着彼此的历史。对西域的研究已有近200年的历史，它与丝绸之路的研究和东西方交通、文化交流、贸易等领域的研究都很密切。
西域概念的定位
西域是一个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的历史地理概念。研究西域，首先，我们起码应对西域的定义或范畴做一个界定。我们知道，丝绸之路是由德国著名学者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而“西域”这一概念最早则是中国人提出的，国外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国外一般用“中亚”（Central Asia）、内亚（Inner Asia）或欧亚（Eurasia）等概念，它们的范围并非完全等同，但从地理范围上说有很多重合之处。
西域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是不断变化的
欧亚大陆上不同区域的人群在史前时期就有往来迁徙活动，高加索人种至中国西部地区活动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30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在其诞生之始，就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在当时条件许可之下参与各种文明的交换与交流。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文明的融合以及华夏文明与异域文明的交流，对塑造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有重要作用。
丝绸之路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在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是从丝绸之路上的丝绸开始的。中西文化的接触一般认为是在希腊时期，据说希腊古书中记有赛里斯（Seres）为东方产丝之国，中国的橄榄来自于希腊。
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时，波斯和希腊早有接触，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西文化的接触约在中国的西汉时期。到罗马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可能更加频繁了，所以罗马史籍中有关中国的记载很多，如罗马科学家普林尼的《自然史》中就对蚕的习性和生理特征有较详细的记载，这表明中国的养蚕术已在西方普遍传开。流传于西方中世纪的民间传说《特里斯丹和绮瑟》（Tristan and Iseult）的故事最后结尾部分的神话色彩和具体情节大体与汉朝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基本相同。这不是一种偶合，而是证明在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已达到了一定程度。[1]
汉代时的西域
所谓西域，通常是对阳关、玉门关以西广大地区的统称，但这一概念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且不同历史时期的西域所指的地理范围也不尽相同。
汉代的西域，狭义上是指天山南北、葱岭以东，即汉代西域都护府统领之地。按《汉书·西域传》所载，大致相当于今天新疆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广义上的西域则除以上地区外，还包括中亚细亚、印度、伊朗高原、阿拉伯半岛、小亚细亚乃至更西的地区，事实上指当时人们所知的整个西方世界。
西域的研究范围非常广泛，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西方交通及贸易等的关系极为密切。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西域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西域史的发展与中国北方游牧部族和内地王朝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
西域概念最早由东汉班固提出。班固著《汉书》，始立《西域传》，书中记载：“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阨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是《汉书》对西域的最早定义，主要是指今天的新疆南疆地带。
北京大学的荣新江教授指出：按班固著《汉书》所下的“西域”定义，其主要指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葱岭以东、玉门以西的地区，是指今新疆南疆地区，但实际上《汉书·西域传》所述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除包含狭义的西域外，还包括当时中原王朝西部边界以西的所有地域，涵盖天山以北的乌孙和葱岭以西的许多国家。自此广义的“西域”就把中亚、南亚、西亚以至北非、欧洲的广大地区都包罗在内了。[2]
本书所说的“西域”，是以玉门关以西和帕米尔地区以东为主，但也绝不局限于这一地区，古代粟特、伊朗、印度和希腊、罗马诸文明古国以至唐蕃古道、海上丝绸之路，都进入了西域的范畴。
自《汉书》后，历代“正史”皆立西域传，或名《西域传》，或散置于《西域方国传》，各王朝所记录的西域地理范围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更变。如《隋书·裴矩传》载《西域图记·序》明确指出，当时“西域”的范围是“于阗之北，葱岭以东”，其中载有三条通往西域的道路，也是“发自敦煌，至于西海”[3]。可见，隋代的“西域”指的是敦煌以西、葱岭以东、于阗以北的地区，和《汉书》的认识基本一致。这种认识在唐朝初年也被保持了下来。
通常所讲的西域，指的就是两汉时期狭义上的西域概念。该地区在两汉时期是多种族、多语言的不同部族聚居之地，两汉政府并未改变该地区的政治结构，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中原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屏障。从地理位置看，狭义的西域即塔里木盆地，正处于亚洲中部，英国学者斯坦因将其称为“亚洲腹地”，可以说是非常形象。它四面环山，地球上几大文明区域在此发生碰撞、交融。不过，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并未使其与周围的世界隔离，一些翻越高山的通道使它既保持了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又得以利用自然的优势免遭彻底同化。
上述地理特征也造就了西域地区作为世界文明交汇点的文化特征，波斯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都在这里汇聚。西域在充分吸收这些文明的同时，融合当地文化，形成了适合本地区的多元文化。从西域文化中可以找到众多古代文化的影子，感受到西域文化的个性张扬，这正是西域文化的魅力所在。
西域并不同于西方。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一个很有异国情调的概念，它既是一个方位名词，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就地域而言，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随着历史的演进而转移，大致在明朝中叶以前指中亚、印度、西亚，略及非洲，晚明及前清时期指欧洲。近代以来，西方的地理概念淡出，政治与文化内涵加重，且较明显地定格为欧美文化。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在文化上始终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异域文化。对于西方世界（绝域，即极其遥远的地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异域外邦的意识，西方从来都是一块代表非我族类的外来文化的神秘地方。
用现代概念简单地说，中国古代有一个东亚世界和西方世界（绝域）的观念。东亚世界笼罩在中国文化圈之内，是中国人“天下”观的主要内容。在东亚世界里，古代中国的国家政策以追求一种文化上的统治地位为满足。对于东亚世界的成员，只要接受中华礼仪文化，就可以被纳入朝贡国的范畴，否则就有可能兵戎相见。因为古代国家的安全观，是以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同与异来确定的，文化上是否认同决定国家安全与否。这样看来，西域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既可视为“天下”的边缘地区，又可视为“天下”与“绝域”的中间地带。这也正是西域的独特性所在。[4]
唐代西域概念的扩展
唐代时，西域的概念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初唐时期，西域主要还是指敦煌以西的广大地区，和从汉到隋的西域的经典含义基本一致。到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占高昌国，唐太宗改置西州，设置伊、西、庭州之后，西域则仅指西州，不再包括这三州所在的现新疆东部地区了。唐朝疆域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西移。褚遂良在《谏戍高昌疏》中说道“诛灭高昌，威加西域”[5]，似乎已经显示当时对西域的认识已经不包括高昌。
此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在开始叙述西域各国时，即说“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尼国（古称焉耆）”[6]，以焉耆国起首，而不记高昌。这明确告诉我们，“大唐西域”即唐朝此时的“西域”，已经不包括原高昌国范围，而是指焉耆以西的地区了。原因是高昌国被唐朝征服，成为直辖的西州。伊、西、庭地区的州县化，使其不再属于“西域”的范围，而西州也取代敦煌，成为唐朝经营与交往西域的桥头堡。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的“西域”实际上就是指“疆域以西”，即唐朝辖域之外的地区。
唐高宗统治时期，西域的概念又出现了西移的迹象。《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载：“龙朔元年（661），吐火罗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县一百、军府百二十六，仍于吐火罗国立碑，以纪圣德。帝从之。”[7]这里王名远所进呈的《西域图记》包含的范围大概只有“于阗以西、波斯以东”[8]。
从《大唐西域记》到《西域图记》，“西域”所指有了明显变化，其直接原因是658年，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整个西域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所有，原西突厥所控制的西域版图成为唐朝的领地；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西州迁移至龟兹，并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称为“安西四镇”。从行政体制上来说，安西都护府等同于唐朝直辖州，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安西都护府所辖四镇即“于阗以东”，已经是唐朝的直辖领地，不是唐朝官方认可的“西域”了。
然而，658年后，安西地区的统治并未稳固，受到来自南面的吐蕃和北面的西突厥余部的侵扰或夹击。安西四镇在唐蕃之间数次易手，安西都护府也曾几次迁回西州。所以，西域所指是否包括四镇地区，也随之出现了变化。
据《新唐书》记载，贞元年间，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教最译”，记载：“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9]这里提到“安西入西域道”表明：安西与西域是不同的区域，前者为“边州”，而后者则属于“四夷”。这条史料也提醒我们，原属“西域”的四镇地区此时被称作“安西”。
《唐会要》“石国”条载：“天宝初，累遣朝贡。至五年（746），封其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并赐铁券。九载（750），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礼有亏，请讨之。其王约降，仙芝使部送，去开远门数十里，负约，以王为俘，献于阙下，斩之。自后西域皆怨。”[10]这里的西域应该也不包括四镇地区。也就是说，从武后到玄宗时期，“西域”已不再包括塔里木盆地的四镇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这和《汉书·西域传》中“葱岭以东”的西域已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区域了。唐朝“西域”范围的西移，标志着唐朝“边界”的西移。到了开元、天宝（713—756）年间，随着唐朝在葱岭及西北印度的事功，“西域”即疆域以西，在官方文献中也特指葱岭以西地区了。
与唐代的西域概念相比，西域是一个范围不断变动的地理区间。随着唐王朝势力向中亚、西亚的扩展，汉代的西域变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辖控之地，并因推行郡县制度，采取同中原一致的管理政策而几乎已成为唐王朝的“内地”。西域则被用来指安西和北庭辖域外更远的、唐王朝设立羁縻府州的地区，即中亚的河中地区以及阿姆河以南的西亚、南亚地区。但西域的政治军事功能与汉朝相同，都是作为“内地”的屏藩，且在两汉与匈奴的斗争、唐朝与阿拉伯人的斗争过程中，西域地区也确实起到了政治缓冲作用。唐朝广义的西域概念也比汉朝有所扩大，随着当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在汉朝广义西域概念的基础上，继续扩展至地中海沿岸地区。
明清时期西域的内涵的界定
关于明清时期西域的内涵，有三部代表性撰述作了界定：
其一，《西域行程记》。1415年，陈诚、李暹奉明成祖之命，护送中亚哈烈（今属阿富汗）等处贡使归国，途径17地，除了部分地方在今中国新疆境内，其余皆在今阿富汗和俄罗斯、中亚地区，此地当时多属于帖木儿帝国。该书使用了广义的西域定义。
其二，《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简称《西域图志》），清乾隆中叶傅恒等修纂。参与编修本部方志的人分西、北两路进入该地区，勘查了吐鲁番、焉耆、开都河等处及天山北路，进行实地测绘，编成是书。此时清廷已经平定蒙古准噶尔部，天山南北已尽入版图。西域范围则用狭义：“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直喀尔喀，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界番藏，轮广二万余里。”[11]即指今新疆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
其三，《新疆识略》，记载新疆舆图、疆域、水道、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厂务、边卫、外夷等。《西域水道记》叙述甘肃嘉峪关以西的当时新疆水系、沿河城邑、村落、军台、民族等。该书虽延用“西域”一名，但实际是指新疆地区。1884年，清朝正式在新疆建省。此后，一些著述如《新疆大记》《新疆四道志》《新疆乡土志稿》《新疆图志》等均以新疆为题名，“新疆”之名逐渐取代了西域一词。[12]
关于“西域”的界定，当代学者亦撰文论及。田卫疆[13]从历史、政治、地理等方面梳理了汉代以来“西域”概念的演变，探索了一个使用长达两千多年的名称特定的政治内涵和具体的地理范围，指出“西域”的演变真实地反映了古代新疆与内地中原政权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此外，魏长洪、管守新[14]也对“西域”的概念、外延自先秦以来的变迁作了翔实的讲述。
由此看来，西域的范畴在各个时代是随着各个政权的变化而演变的。这样，长久以来，“西域”一词就形成了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
狭义的西域
依现代地理概念来看，狭义的西域是中亚的核心部分。中亚位于欧亚大陆中心，是一片不受海洋影响的广阔大陆腹地。它可以大到从中国的长城延伸至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平原的边缘，也可以仅限于苏联中亚地区。
由于界定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中亚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广义而论，本书的中亚概念是指亚洲内陆整个干旱中心地区，包括中亚五国（中亚西部），我国新疆、青藏高原至内蒙古本部和内蒙古南部（中亚东部），即古地中海区的大部分，中亚—中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在西域的地缘政治关系，归属于中国的中亚地区——新疆，就是本书研究的主要地理区域。
在古代，中亚在中国被认为是“西域”或“西部地区”。中国对西域的定义是模糊的，没有清晰的地理边界，且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广义上，西域是这样一个地理范围：东起今天甘肃嘉峪关（长城的西起点），一直向西延伸，包括今天新疆全部、克什米尔、阿富汗、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伊朗，甚至到达罗马帝国边界。[15]这一广阔地区有大量的戈壁荒漠，绵延不绝的山脉、盆地与河谷。作为巨大的天然屏障，这些荒漠与山脉将该地区同东亚、南亚以及欧洲区隔。同样，它们也使该地区远离海洋。如果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中国的中原腹地很难到达这一地区。
狭义上，西域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新疆。[16]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面积达160万平方公里。它西临三个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北与蒙古国交界，南接阿富汗、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西藏，东面则是青海和甘肃。
从地理上看，新疆被群山环绕，为戈壁所限，处于欧亚大陆的心脏。它又可划分为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两大地理区域，以及伊犁河谷与吐鲁番盆地。从帕米尔高原向东横亘的天山山脉，在准噶尔与塔里木盆地间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使两地的直接交通变得极其困难。由于中国在西域的地缘政治行为主要集中在新疆地区，史学界在研究古代中国与中亚关系时，多把重点放在新疆。
中国的中亚地区，即新疆的一个重要地理特征，就是其自然封闭性与交通的不便，在地理上与中原地区相隔绝。取道新疆西部边境山脉的一系列战略通道和低地关隘，从中亚地区进入该地区相对容易。但在东部，直到目前为止，连接新疆与中原地区唯一可行的陆上通道便是河西走廊。
新疆的自然封闭性还在于它远离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历史上总是较难融入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原的正统儒学也未能真正越过戈壁在新疆扎根。尽管自元朝以来在中国的中原地区也有了众多的伊斯兰教信徒，但伊斯兰教同样未能真正越过东部的戈壁和高山成为中原地区的主流宗教。
广义的西域
广义的西域所指的，大多数也在中亚的地理范围内。所以，中国学术界往往就把“西域”和“中亚”等同起来，把“西域史”等同于国际学科划分中的“中亚史”。严格说来，这样做是不科学的。但我国从事中亚史研究的学者，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狭义的西域，就约定俗成地把中亚叫作西域；我国的中亚史研究也主要是狭义的西域史研究。本书内容即以狭义的西域史研究为主，兼顾整个中亚史研究的范围。
近代以来，狭义的西域成为清朝的一个省份，而国家之间的界线也日益分明，古代的“西域”概念渐渐消失。本书所谈的西域史，按一般的历史分期到1840年止。因内文需要，往后稍有延拓。
丝绸之路对西域的影响
丝绸之路的畅通，对欧亚大陆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被认为是古代中国、欧亚草原、南亚、中亚、西亚和地中海之间的商品贸易、民族迁徙以及思想、文化传播之路，也是沟通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桥梁。
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首先反映了中国与亚欧各国之间、中原与西域之间经济交流的需要。因此，商品交换、贸易往来成为这条横贯亚洲、联结亚欧的陆路通道的重要内容。正是这种东西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促使古代的中外商贾不畏艰难险阻，长期奔波于这条通道上。他们把古代亚洲和欧洲的各种名贵产品带到了中国，同时把古代中国的精美手工艺品和珍贵药材等输向亚洲和欧洲。[17]
西域史前文化的一些特征与安德罗诺沃甚至更早的阿凡纳谢沃等欧亚大陆的草原文化也有联系。《尚书》《尔雅》等先秦文献及汲冢所出《逸周书》《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有关昆仑与西王母的记载，又将西域与中原直接连接起来，甚至在中国内地还发现有产自和田的商代玉器。
中国与更远西方的早期交往，还可在西方文献关于中国名称和丝绸的记载中找到蛛丝马迹。看起来这些蛛丝马迹都指向先秦时期甚至更早时期，西域在中西方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
但更多迹象表明，早期的西域可能比较孤立且被长期封闭于中原之外。波斯文献记载，发生于距西域最近的重大事件中，公元前6世纪波斯大流士征服大夏、康居、粟特，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远征至费尔干纳盆地，都止于西域的西缘。有足够证据显示，西汉初期与西域是隔绝的。张骞穷河源，以为河源出于阗，汉武帝“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18]，才将于阗南山与昆仑对应。至“宣、元后，单于称藩臣，西域服从”[19]，西汉才掌握西域土地、山川、王侯、户数、道里的情况。
这种隔绝局面的形成甚至可追溯到战国时的筑长城屏藩中国。当亚历山大从西面靠近西域时，忙于中原兼并战争的燕、赵、秦却不得不同时应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于是，秦灭义渠后，沿陇西、北地、上郡，赵武灵王破林胡、楼烦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20]，治阴山筑长城，燕却东胡后“自造阳至襄平”[21]修筑长城。秦统一后，在此基础上并连修缮以拒匈奴。
楚汉战争之际，匈奴冒顿单于破东胡，击走月氏，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收复蒙恬所夺河南地区，建立强大的匈奴帝国。汉高祖与匈奴单于达成以长城为界，互不侵犯的和约。长城在阻挡匈奴袭扰的同时，也将中原封闭于北方游牧世界之外。
西汉前期对长城以外完全缺乏了解，说明了封闭的严重程度。对月氏，汉武帝是通过询问投降的匈奴人了解到的；而关于乌孙的情况，也是张骞在匈奴时听到的。这两国都是汉对匈奴作战的结盟对象，汉代初期两国就活动在离长城并不太远的河西走廊。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骞在大夏见到产自四川的竹杖、蜀布时感到奇怪。
汉武帝曾试图打通避开匈奴的西南路线而“发间使四道并出”，结果也不得不因北方为氐、莋，南方为巂、昆明所闭而作罢。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与西域是不可能相通的，因而不可能有从中原经西域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大宛闻汉之饶财，欲通不得”[22]，正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当时的隔绝状况。但并非说中国产品不能出塞。事实上，中原的絮缯、酒、食物通过关市、贡奉、战争等形式不断输出到匈奴，其中部分可能通过匈奴输往欧亚草原和其他各地，同时游牧民族的皮毛等制品传入中原。中原与西域即使存在某种商品联系，也是间接的转手贸易。
汉武帝时期，这种局面才开始有所改变，故谓“西域以孝武时始通”[23]。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联络乌孙以图彻底打败匈奴。与张骞第一次出使单纯为建立军事联盟不同，这次重在与西北诸国建立直接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副使到达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及其旁诸国。张骞回国后，“西北国始通于汉”[24]，实现了西汉与中亚地区的双向交往。
这次出使之所以顺利，是因为公元前120年，汉已击破匈奴居河西的浑邪王，以其地置武威、酒泉二郡。“而金城、河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25]，清除了匈奴这一自长安至西域交通的最大障碍。公元前111年，汉政府又分置张掖、敦煌两郡，筑长城亭障至盐泽。公元前102年，李广利伐大宛后，中原与中亚间交往的安全通道正式建立起来。
丝绸之路的主干线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全长7000多公里，横贯欧亚大陆。这条东西交通主干线在我国境内有1700多公里。人们通常把丝绸之路分作三段：
东段：从长安出发，经陇西高原、河西走廊到玉门关、阳关，称为关陇河西道。
中段：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到帕米尔和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称为西域道。
西段：西域道以西，南到印度，西到欧洲、非洲，通常称为中国境外路段。
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的走向、路线多有变化。每一路段内都有几条并行的路线，它们的大致走向和一些主要路段虽然是清楚的，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和不同历史时期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存在局部地区的变化。
丝绸之路的地理区域以欧亚大陆为主，中枢地域就是“西域”，狭义上即指历史上的新疆。汉唐时期是西域丝绸之路最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从不同区域、种族缓慢过渡的自然交流状态一举转变为几大文明地区直接沟通的局面。在楼兰道、西域道、草原丝绸之路上留存下来的古代遗迹，都见证了丝绸之路曾经的辉煌。这种局面的出现在极大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同时，也造就了许多璀璨的丝绸之路明珠——文明高度发展的西域城郭诸国。不过这一切都得从“最早的丝绸之路”——楼兰道说起。
楼兰道
楼兰道指从敦煌以西的玉门关、阳关，越三垄沙，过阿奇克谷地和白龙堆，经上垠或楼兰城沿孔雀河或车尔臣河河岸进入西域腹地的荒漠、沙漠道路。楼兰道的开通约在公元前100年，此时玉门关“西至盐水往往有亭”，它标志着世界几大文明直接接触的开始。《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
整个西汉时期，由于天山东部一直处于匈奴控制之下，“伊吾路”不通，楼兰道始终是西汉通西域的唯一交通干线。西汉出玉门关、阳关之后都走楼兰道，而西汉通西域主要出玉门关；西域南北道的分途点即为楼兰道的枢纽——居庐仓，东汉时居庐仓被废弃，分途点改至楼兰城。楼兰道的出现标志着丝绸之路全线正式贯通。
西域道
西域道是丝绸之路主干线各段中最为重要和复杂的路段。西域是两河、地中海、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的交汇地和传播中介，也是中西交通最为重要的枢纽地带。西汉西域道由敦煌出阳关，沿昆仑山北麓，经鄯善、于阗到莎车，越过葱岭，进入大月氏、安息等国，为南道。另外，由敦煌出玉门关，经过楼兰，到车师前王庭，沿天山南麓，经焉耆、龟兹到疏勒，越过葱岭，进入大宛、康居、奄蔡等国，叫作北道。
东汉时期，丝绸之路西域道干线变化不大。南道一如西汉；北道略有区别，改为间或经由伊吾至车师或高昌。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道在北道基础上开辟出北新道，成为三条道路。南北两道与两汉时期相比变化不大，北新道从高昌出发北越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这条道以两汉至前凉时期最盛，又以丝绸贸易为主要特色，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贸易往来。
隋唐时期，西域道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敦煌出发到西海，有北、中、南三条道路。北道从伊吾越过天山，沿天山北麓西行，经过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龟兹、疏勒，翻越葱岭，经瓦罕山谷，进入粟特地区，直到波斯、地中海；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羯槃陀，越过葱岭，经瓦罕山谷、吐火罗地区，进入印度。
草原丝绸之路
宋、辽、金时期，战事不断，西行之路基本上被阻绝，陆上丝绸之路开始步入衰落。改变这一局面的是蒙古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西征，使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处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从波斯的伊利汗国到中国的元朝，从伏尔加河下游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到蒙古草原的哈喇和林，道路纵横交错，驿站沿途布设。丝绸之路进入又一个繁荣昌盛时期。
丝绸之路西域道的枢纽路段，从最初的南、北两道发展成为南、中、北三道。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那些标识古道的绿洲城镇大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黄沙中。不过，保留下来的遗址仍然顽强地昭示着丝绸之路曾经辉煌的路线。
毋庸讳言，中国历代王朝经营西域、开拓丝绸之路的事业富有浓厚的“怀柔远同”的政治理想色彩，其本身也反映出强大的国力水平、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国际贸易的动因。历史上所谓“大汉、盛唐”气象，也就是指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和丝绸之路贸易的繁荣而带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飞跃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风貌。通达的丝绸之路将西域与中原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促进了汉代之后西域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融。
伴随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发展同时进行的是欧亚大陆的民族迁徙和融合。从这一角度而言，丝绸之路也是匈奴、鲜卑、柔然、（口厌）哒、突厥、粟特、吐谷浑、昭武九姓和曷萨人、西徐亚人、回鹘等民族在欧亚大陆广阔区域内进行民族迁徙和商业活动的历史舞台。
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与逐步深入
古代西域有着丰厚的文化遗产、璀璨的古代文明，汇聚了东西方众多民族的文化。从我国学术史上看，对西域史的研究出现过三次热潮。尽管三次热潮的时代背景不同，但明清时期的西北史地始终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由地缘政治角度关注中国西北边陲安危，充分地体现了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以及学术经世致用的精神。
今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新疆，掀起新的西域研究热，真正建立我们自己的“西域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沈卫荣先生就当代西域研究的现状指出：“西域研究，我们有天然的地域优势，岂可成为‘绝学’。”[26]
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学
我国西域史研究的起步，可追溯到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学。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正是西北舆地学研究的兴盛时期，是我国西域研究的起步，也是我国西域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从乾隆年间（1736—1796）清朝征服占领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和回部，到1884年新疆省设立，有关新疆地区的山川地貌、行政建置、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情况，渐次记录到清朝的官书和地图中，使内地人初步掌握了相关的知识。
另外，鸦片战争前后，西方殖民列强纷至沓来，中国的边疆问题日益严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一批有识之士如龚自珍、徐松、沈盎、张穆、何秋涛等，从民族忧患意识出发，注重探讨边疆史地问题，西北的新疆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北边疆史地。不少知识分子亲赴新疆，为西北舆地之学在此时产生一批重要著述提供了机遇。清代学者的代表著作有祁韵士（1751—1815）的《皇朝藩部要略》、徐松（1781—1848）的《西域水道记》、张穆（1805—1849）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1824—1862）的《朔方备乘》、陶保廉（1862—1938）的《辛卯侍行记》。
祁韵士，19世纪西北边疆史地学第一人，他开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风气，以其丰硕的成果奠定了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基础。1805—1809年，他被流放到伊犁，参加《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在此基础上著《皇朝藩部要略》（共18卷），对蒙古、厄鲁特蒙古、西藏、回部历史加以系年，记述各部的分合演变。其著有《西域释地》（共2卷）、《万里行程记》（1卷）；编《伊犁总统事略》（共12卷），后精简为《西陲要略》；参与编纂《西域同文志》（共24卷）。
1812年，徐松因科场案流放伊犁，继续《西陲总统事略》的编纂。他又把祁韵士编纂的《伊犁总统事略》加以增删修订，编成了《新疆识略》（共12卷）。在新疆期间，徐松遍访天山南北各地，做了翔实的实地考察，于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共5卷），记述嘉峪关以西和新疆境内的水系湖泊，如哈喇淖尔、罗布淖尔等共十一大湖。全书释文中参考史籍和亲历考察的结果，详细记载了沿河的城邑、村庄、军台、卡伦、厂矿、交通、古迹、民族、史事等。他还撰有《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各2卷，前书用韵文体的形式记述了新疆的山川形势和民族物产等情况，后书不仅对史料进行了大量订正，而且结合实地考察，指出今地所在。
张穆，清朝学者，精于西北地理。曾校订《皇朝藩部要略》，重点研究蒙古史地。自著《蒙古游牧记》共16卷，详记蒙古各部游牧所在，记录蒙古、新疆、青海、宁夏等地蒙古各部的历史地理，弥补了他审校的《皇朝藩部要略》等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的缺失。撰有《元裔表》《外藩碑目》等。
何秋涛，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代表作有《北徼汇编》（共6卷），内容包括中国东北、蒙古、新疆的民族、山川、镇戍、地理沿革，以及中俄边界、中俄关系、中俄贸易、中亚史事等。后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增补，辑成《朔方备乘》。该书记载从汉至清道光年间的东北、蒙古、新疆乃至中亚、俄罗斯、东欧的历史、地理，尤其对蒙元时期的北方边疆和中西交通详析备至，是当时西北舆地学的集大成之作。
19世纪末，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界的一门“显学”。徐松巍的《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27]一文，较系统地概括了这门“显学”的发展历程，将边疆史地的研究追溯至清初，而真正成为专门之学，乃始于19世纪。其前期边疆史地研究的方向大多集中在西北边陲，其著述以考据历史地理沿革为主，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之意。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发生了新变化，即将边疆史地研究同安边固防结合，加强对新疆的行政管理，强调安边固防要同处理好民族关系紧密结合，提出了新疆置省的建议。后期研究出现将边疆史地同外国史地研究相结合的新趋势，扩大了研究领域，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狭窄封闭性，加速了中国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
侯德仁的《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时代特征》[28]一文指出：清季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在我国边疆地区陷于全面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以1876年左宗棠率兵挺进西北为标志，西北史地研究分成两个阶段。前段为同治年间，此研究一度陷入低潮，成果寥寥；后段是光绪、宣统年间，研究成果丰富。此学兴起显示时人强烈的反侵略和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国家与主权意识的觉醒，有意识地将西域研究置于世界范围考察，总结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开始向近代意义的地理学研究转型。
陶保廉在1891年随新任新疆巡抚的父亲赴新疆，一路从山东、天津、北京，经陕西、甘肃，入新疆，由哈密，经吐鲁番到迪化，著成《辛卯侍行记》，对沿途的城镇沿革、山川道路、古迹名胜、人物风俗均有记述，特别是对古今地名的勘定，为今人所重。
清朝各级官府组织学者编纂的一些地理志书也反映了当时西北舆地学的盛行。这类书籍主要有《皇舆西域图志》（共52卷），1756—1782年修成；《新疆图志》（共160卷），1909—1911年修成。两书为西域史特别是清代新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清朝西北舆地学，开创了西域史研究的新天地。
欧洲汉学家的西域史研究
在西北舆地学兴起的同时，欧洲的一批汉学家也正在成长起来，他们是不同于传教士和殖民主义者的汉学家。这些汉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是有关西域的史料。
法国学者对西域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法国历代汉学家大都以对西域的研究而名噪一时，或曾从事过西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他们对“西域”的理解要广泛得多，包括了西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甚至连长安所在的陕西部分地区也包括在内。
法国最早关注中国西域史的是入华耶稣会士。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他于1742—1748年任北京法国传教团住院的会长，他曾在中国根据汉语资料，将有关成吉思汗的历史翻译成法文，并结合自己的研究，编撰成书，寄回法国后于1739年在巴黎以《成吉思汗本纪和元朝史》出版，他还有一些始终未出版的蒙古历史和地理论著。
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1718—1793），曾从事对西蒙古的研究，1772年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的满文碑译成法文，于1776年出版，首次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土尔扈特人的历史。
法国早期的汉学家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是在法国开创中国研究的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的弟子，曾任皇家文库的翻译。他的作品有《论匈奴民族的发祥史》（1748）、《北狄通史》（1756—1758）、《从汉文史料看印度佛教史及其基本教义书》（1776）。
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设于1814年，其第一位主持人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终生以汉语语言、中国医学和史地研究为主。1825—1829年，他出版《亚洲论文集》（共4卷），其中大部分是关于高地亚洲历史和语言的。他著有《于阗城史》（1820），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他的主要著作是《法显传·佛国记》的译注（1836）。
雷慕沙的弟子儒莲（S. Julien,1797—1873）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1857—1858）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
儒莲的继承人德理文（H.de Saint Denys,1822—1892）是欧洲最早关心中国诗词的人，他同时也关注中国的西北民族。其著有《中国胡族民族志》（1867—1883），该书实际上是对马端临《文献通考》中的《四裔志》的译注。
1893年，德理文的继承人沙畹（Ed. Chavannes,1865—1918）继任法兰西学院教授职位，他更偏重于西域史的研究。他译出一些不同时代的重要史料，并附以注释或研究，如《魏略西戎传笺注》《宋云行记笺注》等，其中尤以《西突厥史料》（St. Petersburg,1903）一书最为世人所重。此书译出有关西突厥的大量汉文史料，证以西文史料，对隋唐时期占领西域广大领土的西突厥汗国及其在东西交往史上的作用作了详细的考述。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法国西域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于1906—1908年在中亚西域探险，尤其是在敦煌掠夺了大量中国文物。所以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了“中亚语言、历史和考古讲座”。他发表了大量有关中亚史地、宗教和语言的论文。伯希和在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其遗作《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三大卷）对游记中出现的西域人物、地产、民俗、历史、地理作了长篇考证，至今仍是马可·波罗研究的代表作。伯希和自西域携归的资料已陆续出版。
L.布尔努瓦（Lucette Boulnois,1931—2009）积极从事中亚和南亚的研究，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西域史。她的《丝绸之路》一书是近年来出版的这类著作中的佼佼者，特别是她不同意丝绸之路仅从中国到罗马，而认为应到里昂。书中运用了丰富的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和汉文史料。此书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法国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Aly Mazaheri）过去曾写过《中世纪伊斯兰教徒的日常生活》一书。他于1983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著作《丝绸之路》。书中前三章介绍了波斯史料、汉文史料、希腊—罗马史料，这三章都是原始史料的译注。第四部分是《丝绸之路和中国文明》。
相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西域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西北地区考古时代的到来。在西域的历史上，由于民族的迁徙、战争、同化较为频繁，本地留存的史料不多，上述东西方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依赖于周边较大的文明所遗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如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希腊拉丁文史料。
自从1890年英国鲍威尔（H.Bower,1858—1940）在库车获得梵文写本后，英、俄外交人员开始在新疆攫取古物。随后，西欧各国派考察队前往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发掘古代城堡、寺院、石窟、墓葬，其中以英国斯坦因（A.Stein,1862—1943）、德国格伦威德尔（A.Grunwedel,1856—1935）和勒寇克（A.von Lecoq，1860—1930）、日本大谷光瑞（1876—1948）、法国伯希和（P.Pelliot，1878—1945）、俄国科兹洛夫（P.K.Kozlov）和奥登堡（S.F.Oldenburg，1863—1934）等各自所率的中亚考察队收获最大。新疆和田、楼兰、库车、焉耆、吐鲁番出土的艺术品，揭示了该地区伊斯兰化以前的文化面貌，各处遗址特别是敦煌藏经洞、吐鲁番石窟与墓葬出土的各种语言的文献材料，为西域历史、语言、宗教、民族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第一手材料。
法国对中国西域史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领域——敦煌学，在该领域中汇聚了一大批人才并出了很多研究成果。其主要有《敦煌学论文集》（1979、1981和1984）、《敦煌的壁画和写本》（1984）、《1979年巴黎国际敦煌学讨论会文件集》（《亚细亚学报》1981未刊号）、《吉美博物馆所藏敦煌木制品目录》（1976）等。法国的各种东方学刊物上都不断发表有敦煌学研究的论文。
在西方列强到来之前，当地的一些学者已经看到过这类材料。当时，许多唐人写经只是作为书法作品而被士大夫赏玩，没有人留意它们的学术价值。清末民初，不少清朝官僚手中都持有多少不等的出土文献材料。然而，当时的中国，考古学还没有起步，少有人认清这些文物在学术研究上的分量。
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西域文献有限的研究成果
清朝末年，大量的古代西域文献和文物流失国外。文物的流失使得中国学术失去的不仅仅是文物本身，而是20世纪相当长时间里对西域研究的竞争力。
1915年，《浙江图书馆丛书》收录丁谦对先秦至明清有关西域地理文献的考证文字，因难以参考出土文献和实地考察报告，所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此时，西方学术界一下子获得了数以万计的新资料，马上全力以赴，投身于西域出土资料的研究工作。斯坦因写出了一册比一册厚重的考古报告：《古代和田》二则（1907）、《西域考古记》四册（1921）、《亚洲腹地考古记》五册（1928）。除了详尽的考古调查记录外，还有大量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远远超出了徐松《西域水道记》的水平。
当时欧洲最有成就的汉学家很快就投入到这些新材料的解读工作中。其中与西域史关系较为密切的有：沙畹和马伯乐（H.Maspero，1883—1945）对汉文，吕德新（H. Lüders,1869—1943）对梵文，西格（E. Sieg）、西格林（W. Siegling）和列维（S. Lévi,1863—1935）对吐火罗文，缪勒（F. W. K. Müller,1863—1930）对回鹘文、粟特文，柯诺夫（S. Konow,1867—1948）对于阗文等的新疆、敦煌出土文书的研究，阐明了西域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为今天研究西域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对于硕果累累的西方中亚史研究成果，一些中国学者也没有等闲视之。
1909年，近代国学大师罗振玉（1866—1940）等人在北京见到伯希和带来的部分敦煌写本后，立刻抄写影印。罗振玉陆续编撰了《敦煌石室遗书》（1909）、《鸣沙石室佚书》（1913）等，刊布并考释了一些有关西域的重要敦煌文书，如《沙州图经》《西州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景教三威蒙度赞》和《摩尼教残经》。蒋斧编《沙州文录》（1909），专门抄录有关敦煌史地的官私文书，其所抄碑文多为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所录原碑之缺。他还撰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敦煌石室遗书》，1909）。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译出了斯坦因的《中亚细亚探险记》、伯希和的《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1919），特别推崇伯希和所论敦煌迄于阗古代通行伊兰语的观点。王国维和罗振玉在接到沙畹寄送的《斯坦因在东突厥斯坦沙漠中发现的汉文文书》稿本后，即着手考释这些敦煌、罗布泊、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辑成《流沙坠简》（1914），根据日本“京都支那学”的开创者狩野直喜所录的伦敦藏敦煌写本，编撰一系列跋文（1919），撰写《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21），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西域史论文，如《西胡考》（1919）、《西域井渠考》（1919）、《高昌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跋》（1919）、《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1919）、《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1925）、《鞑靼考》（1925）、《辽金时代蒙古考》（1925），并著《古行记校注》（1925）、《蒙古史料校注四种》（1926），接触到了从两汉到元明西域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王国维的西域史研究成果不仅为国人奉为经典，也受到伯希和这样的海外中亚学者的重视。
另一位开风气的学者是陈寅恪（1890—1969）。他早年长期游学欧美，在回国后的1926—1930年，为西域史研究做出了贡献。他发表有《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1930）、《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1930）、《敦煌本唐梵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
王国维和陈寅恪对西域史的研究综合中外史料、胡汉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研究方法，对以后的西域史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域史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史学大家陈垣（1880—1971）对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特别是外来宗教的讨论，澄清了许多外来宗教在西域的流行以及西域人来华等问题。他的主要论著有《元也里可温教考》（1918）、《火祆教入中国考》（1923）、《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元西域人华化考》（1927）、《回回教入中国史略》（1928）。
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1888—1951）分类汇辑了中外史籍中的有关材料，编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全6册，1930），其中中亚一册实为西域史料的一次系统整理。
冯承钧（1887—1946）在翻译法人西域史研究论著中附加大量自己的考证，写有《楼兰鄯善问题》（1932）、《鄯善事辑》（1943）、《高昌城镇与唐代蒲昌》（1942）、《高昌事辑》（1943）、《辽金北边部族考》（1939）等论文，为鄯善和高昌国史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
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系统地探讨了西域文明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并著有《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1930），成为其后来整理西域史书的先声。
此外，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1931）考释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敦煌和尼雅等地的简牍文书。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1936）则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全面考察了西域史。20世纪40年代，邵循正（1909—1973）据法国东方学家布洛舍刊剌失德丁的波斯文《史集》，译出若干篇，兼做考释（1985）。
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最突出的成就是把中文史料做了许多分类整理。但不少有分量的论著主要的着眼点是中西交通史，西域的史事只是连带论及。对某些汉籍做了专题整理，但对出土文献利用不多，所以对西域史的研究尚不系统全面。
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成员黄文弼（1893—1966）先后三次前往新疆做考古调查和发掘，足迹遍及塔里木盆地周边重要的遗址，重点发掘了罗布泊地区、吐鲁番盆地，以及库车、和田的墓葬、城址、寺院、石窟等。在此考察的基础上，黄文弼先后出版了考古报告《高昌》（1931）、《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吐鲁番考古记》（1954）、《塔里木盆地考古记》（1958）。黄文弼还根据考察所得，撰写过一些专题研究论文，尤其注重一些考古遗址和古籍记录的对证。
20世纪30至40年代，出现了西域研究的第二次热潮。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南京国民政府决计迁都洛阳，建设西安，并明确提出“开发西北”的口号，营造西部为救国的后方基地。这一举措得到一批官员以及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界等人士的响应，他们研究西北史地，亲赴西北实地考察，撰写论著，提出开发边疆的真知灼见。第二次西北史地研究成果卓著，发表了20世纪边疆研究的标志性人物华企云的《新疆问题》、曾问吾的《中国经营西域史》、近代地理学家葛绥成的《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蒋君章的《新疆经营论》等著作，以及钱孟材的《赴新疆考察记》、陈赓雅的《西北视察记》、黄汲清的《天山之麓》等西北考察纪行，约有130余种。出版的西北专刊有《西北杂志》《西北论衡》《西北研究》等85种，其他名曰“边疆”的刊物等达49种，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推动了西北史地研究的深入。沈社荣的《九一八事变后“开发西北”思潮的兴起》、韦清风的《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与国防战略》等论文，皆论述了边疆史地兴起的原因、目的和作用。赵夏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国人西北研究之考察》和丁建伟的《近代以来中国西北边疆安全问题研究》一书，对这一时期的西北边疆研究作了较全面的综述。第二次西北研究热潮比第一次热潮规模更大，问题研究更全面和深入。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西北实际开发的成效不大。
在20世纪前半叶的西域史研究中，翻译西方和日本西域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重要的译著有：冯承钧译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的《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1931），又译法国沙畹与伯希和合著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31）、沙畹的《西突厥史料》（1934）、格鲁赛（Grousser Reńe,1885—1952）的《蒙古史略》（1934）、瑞典多桑（A.C.M.D'ohsson,1780—1855）的《多桑蒙古史》（1935）、法国沙海昂（Antoine Joseph Charignon,1870—1930）的《马可波罗行纪》（1935），钱稻孙译日本羽田亨（1882—1955）的《西域文明史概论》（1931），陈捷和陈清泉合译箭内亘的《蒙古史研究》（1932），贺昌群译日本羽溪了谛（1883—1974）的《西域之佛教》（1933），向达译帕克（E.H.Parker，汉名庄延龄，1849—1926）的《匈奴史》（1934），又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1936），郑宝善译勒库克的《新疆之文化宝库》（1934），郑元芳译日本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1934），梁园东译俄国布莱资须纳德（E.V.Bretschneider,1833—1901）的《西辽史》（1934），杨炼译藤田丰八（Fujita Toyohachi,1869—1929）的《西域研究》（1935），傅勤家译日本白鸟库吉（shiratori Kurakichi,1865—1942）的《康居粟特考》（1936），向达和黄静渊合译帕克的《鞑靼千年史》（1937），何健民编译桑原骘藏（Kuwabare Jitsuzo1870—1931）的《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1939），王古鲁译白鸟库吉的《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1、2辑（1939—1940）。
在众多的翻译者中，尤以冯承钧的贡献最多。他的译作曾汇辑为《史地丛考》（1931）、《史地丛考续编》（1933）、《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共9编，1934—1962）、《吐火罗语考》（1957）。西域史的翻译著作如《西突厥史料》《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对中国西域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国学者翻译外国同行西域史著作的传统迄今仍存，但像冯承钧那样精心选择、校订原著，间加己见者，实不多见。
受日本侵华和内战的影响，我国西域史研究一度沉寂下来。但欧美、日本仍然有相当有分量的成果出版，如俄国著名东方学家巴托尔德（W.Barthold）的《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35），英国籍伊朗学家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译注的《世界境域志》（1937），粟特语专家恒宁（W. B. Henning）译释的吐鲁番伊朗语文书，英国学者托马斯（F. W. Thomas）整理的敦煌及新疆出土古藏文文书，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藤田丰八、羽田亨等人的著作。
当代西域史研究的突破性进展
相对而言，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西域的研究成果较少，这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乱使得整体的研究积累不够；且当时的各种政治运动也虚耗了许多学者的精力。不少学者丧失了学术研究的自由。这些因素都影响了西域史研究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西域史的研究逐步获得了重大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西域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交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使得学者到新疆地区考察变得较从前方便多了。西域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对西域史研究有过贡献的学者出版了他们的研究专集，如冯承钧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向达的论文集《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黄文弼出版的考古报告。中古史研究的大师岑仲勉（1886—1961）出版了《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对沙畹的《西突厥史料》所辑资料的不足进行了补充，编著《突厥集史》2册（1958），专门辑录东突厥史料，利用西人的译本转译了古突厥碑铭。
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撰写了《突厥人和突厥汗国》（1957）、《论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社会变革》（1958）、《乌桓与鲜卑》（1962）、《北狄与匈奴》（1962）等，对西域史上一些重要的北方民族做了系统的考证研究。这些著作代表了西域史研究的水平。
受时代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不少中原与西域或中国与中亚诸国的关系史研究，如陈寅恪的学生周一良的《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1955）、著名历史学家贺昌群（1903—1973）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1956）、《史学》双月刊编《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关系史论丛》（1957）、季羡林的《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中山大学教授陈竺同的《两汉与西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1957）、著名史学家安作璋的《两汉与西域关系史》（1959）等。它们也是西域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仍在继续，但成果不多，有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章巽译美国汉学家麦高文的《中亚古国史》（1958）。当时，国家组织大批专家赴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各民族简史和简志，其成果大多数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陆续出版的。在民族调查研究的热潮鼓舞下，20世纪50年代已经产生了一些初步成果。如著名学者冯家升、程溯洛和穆广文合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1958），对此后的维吾尔族历史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及翦伯赞出版的《历代各族传记汇编》（1958—1959）、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出版的《柔然资料辑录》（1962）等。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地区的考古发掘也为“文化大革命”后的研究准备了素材。尼雅（特别是吐鲁番墓葬的发掘）陆续刊布了考古简报，不少精美的图版刊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1972）、《丝绸之路——汉唐织物》（1973）、《新疆出土文物》（1975）等刊物上。但除了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1978）的《出土文物二三事》、现代考古学重要奠基人夏鼐（1910—1985）的《新疆吐鲁番墓最近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1966）、西域史研究专家马雍（1931—1985）的《略谈有关高昌史的几件新出土文书》（1972）等少数文章讨论考古资料外，“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域史研究几近停顿。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40年代的东西方学者都受到了严重影响。但当20世纪50年代西方和日本学术重新进步，至70年代西域学的研究突飞猛进之时，中国的西域史研究仍然停滞不前。在欧美，有葛玛丽（A. von Gabain）的突厥回鹘研究、贝利（H. W. Bailey）的于阗文解读、乌瑞（G. Uray）的古藏文考释、普里察克（O. Pritsak）对黑韩王朝的研究等；在日本，长期从事西域学研究的学者有江上波夫、护雅夫、山田信夫、（山乌）崎昌、榎一雄、山口瑞凤等。当国人意识到西域学研究的重要性时，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和日本。
西部大开发对西域史研究的推动
1980年，新疆社会科学院成立，全面开展地方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宗教等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成立了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敦煌吐鲁番学会等学术团体，这些科研机构组织和承担国家和地区的重大科研项目。有关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学、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等方面的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在不同地方召开，并出版了一些学术刊物，如《中亚学刊》《新疆社会科学》《西域研究》《新疆文物》《敦煌学辑刊》《敦煌研究》《西北史地》《西北民族研究》《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等，还陆续出版了一些西域史的论文集，如《新疆历史论文集》（1978）、《新疆历史论文续集》（1982）、《西域史论丛》（1—3辑，1985—1990）等，极大地推动了西域史研究。
为了推动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学者建言献策。例如，戴逸的《清代开发西部的历史借鉴》、马大正的《新疆历史纵论》从宏观角度对现阶段新疆历史研究作了分析，提出现阶段新疆历史研究的五个基本问题，即历代王朝对新疆的治理，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多元文化的共存、交融与互补，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使得以往学术注重地方性的探索向区域性研究转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出版了几套丛书，如余太山、赵云田、李治亭、张伟、方堃、马大正等著编的《中国边疆通史丛书》，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经略史》，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赵云田主编的《北疆通史》以及厉声、杨圣敏和华涛合著的《多民族区域的历史发展》等，有明清时代对新疆的评价。
这一阶段研究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利用多种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拓宽了研究领域。
20世纪末，我国政府开始实施开发大西部的战略决策，学界又一次掀起了西北史地研究的热潮，形成我国西域史研究的第三次热潮。第三次热潮扩大了第二次热潮的研究范围，促进了西北大开发的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2004年9月，作为国家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的《新疆通史》编撰工作正式启动，共14卷16册，志在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学精品，还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促进学术交流。西北地区出版多种专门学术刊物，交流科研成果，如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西域研究》、新疆大学的《新疆大学学报》、兰州大学的《西北史地》等，发表了不少质量较高的论述明清时期西域的专文。
重拾西域研究话语权的方略
当代西域（新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累积了繁盛的物质财富，也孕育了丰富的精神财产。近年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受到多元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冲击，更多地聚焦于地域辽阔、族群复杂的边陲，升华了西域文化发展的内涵。
继往开来，跟进“一带一路”建设，繁荣西域文化，尤其需要明确了解西域的文化底蕴，把发展西部文化贯彻到西北边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未来，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基础，跨国经济投资、文化产品出口和媒体信息传播、融合，形成一种价值枢纽，让中亚、西亚、南亚各国向往我们的生活方式，凝聚人们的思想、意志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化向心力也就指日可待。
如今，中国崛起频繁遭遇外部势力围剿的困扰，国内与国际形势的瞬息万变，使得人们对西域（新疆）的发展形势不能作出前瞻性的准确研判，这就使得新疆未来的发展，是充满风险的探索。无论是内部转型、外交战略，还是民族精神的成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边疆民族地区在外在发展与内在转型之间存在着许多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导致许多有效的发展策略往往应对失据。西域的全面发展需要科学的价值观，而这恰恰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丝绸之路的复兴，需要凝练提升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既要有策略，又要有战略，还要重视战略背后的价值观。
西域（新疆）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我国战略资源的重要储备区，也是中亚、西亚、南亚的重要资源枢纽和我国商品远销亚非欧的桥头堡。回首千年，丝绸古道曾经呈现出一个网络状的贸易发展路线，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并将丝绸之路沿线各个分散孤立的部族、城镇和诸多的国家串联起来。丝绸之路也促进了经贸、文化、艺术、宗教、音乐、民俗等各个领域的碰撞、交流和互动。丝绸之路的交通线延伸所到之处，是中华文明拓展之地，中华文明在丝绸之路沿线广泛渗透，融入欧亚各国。
西域（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重心、军事前沿阵地和文化安全前哨。中国文化作为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西域文化表现为一种历史积淀，也体现为一种生活方式与价值选择。国家文化安全隐藏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背后，影响力大，持续时间长，在新疆及毗邻的中亚、西亚、南亚不断凸显出文化地位上的战略意义。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综合力量凸显出中华文明强大的凝聚力。
丝绸之路走过了1600多年的发展历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今天，重拾西域话语权，再建丝绸之路的文化历史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千年丝绸之路，从先秦到清初，中华民族一直占据着西域暨丝绸之路的话语权。但从郑和下西洋后，尤其是在清末迄民国，国力衰微，欧美、日本等国一直掌控着西域暨丝绸之路的话语权。尽管近年来，我国在西域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如今新疆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已远远超过当初西方探险家所获，但西域研究的滞后，使我国至今仍未能超越西方，重获西域暨丝绸之路的话语权。
今天，重拾西域研究话语权，重建丝绸之路文化历史观的迫切性，需要我们重视文化线路的保护，焕发西域古迹的青春活力，大力推动西域研究。回溯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史，各游牧族群与农耕民族不断融合，最终成为一体。
古老的西域曾经拥有共同伦理意识、共同历史记忆、共同文化产物促成的思乡情感。这使中原华夏文明成为西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华文化成为各族群共有的精神家园。从丝绸之路畅通之后的1600多年里，中华文化主导着西域暨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今天，我们透视西域历史上共同感情、共同记忆、共同习惯和共同语言的社会文化，就会明白，中国各地历史演进的多样性中又蕴含着鲜明的统一性。历代政权的屯垦戍边政策都是中原与西域的多元律动，各朝各代都从未轻忽华夏文化西渐，自然没有放弃西域话语权的构建。
在这1600多年中，西域文化思想主要以中原文化为根基，并将自身的马背文化融合于其中。尽管历朝历代都较为重视中华西域发展史中的各种文化，但基本上都是全力聚焦于凸显“家国一体”的合理性，重视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因此，有关西域经营史的各种叙述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精神象征，有一个文明开化的脉络和历史时间的指向，更有一个主轴和指向清晰的路标，使得一系列的中华历史西域传显得意脉清晰。
丝绸之路文明对话的开放姿态，使历史以雄健的步伐迈向统一和进步，并且使中国人在物种传播和心灵精神上，与“中国”“文化”“历史”的概念紧密相连，即便西域居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也无法妨碍或阻挡中国人传统文化观念中的世界意味。伊斯兰教的进入，只是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的新调整，只是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的新疆界。一份共同回忆的遗产、一些旨趣相似的风俗，经文字记录与传递，开始清晰地凸显出来，形成西域独有的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政治认同”的基础由此形成。
元明时期，西域逐渐朝着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两大体系演进。伊斯兰教真正影响新疆，则是乾隆平定和卓叛乱，准噶尔灭亡后的二三百年，伊斯兰教从此遍布新疆，对西域民众影响巨大，增强民族凝聚力，复兴丝绸之路，应以中华文明为主轴，以西域文化为脉络，以丝绸之路为路标，重建丝绸之路文化历史观，全力推动西域传统文化的复兴。
重塑中华文明体系，离不开对丝绸之路和西域发展史的全面考察，清晰地设立丝绸之路发展史的路标，清理西域开拓史的主轴，从而形成文化寻根。通过对西域历史的追溯与保存，让人们理解西域文化，深入认识保存西域暨丝绸之路历史记忆的重要意义。通过确立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为西北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通过紧扣形塑西域的各种要素，对国家的文化形塑和文化的国家认同进行明确的论述，最终达到建立国家文化整体趋向的目标。
历代中央政府在西域设立经营和管理的地方派出机构，治理边疆，这是中华文明在西域的历史存在和文化浸润，是中国主导西域历史发展的运行模式。历史实践表明，当中央政权重视和主导西域发展时，西域就是乐土，是各民族的共同家园；当中央政权忽视西域的经营和中华文化边缘化之际，西域就会沦为战场，各族群陷入争斗不休的动荡生涯。显而易见，以中华文明为主轴，以西域文化为脉络，以丝绸之路为依托，牢牢把握西域的话语权，重建丝绸之路文化历史观具有战略意义。
历代王朝在西域设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先进文化的原动力。历代中央政府的西域管理机构是中华文化在边远塞外的守夜人。其借助散落在西域大地上的城池、关隘、烽燧、戍堡，一次次让文明之光在丝绸之路上薪火相传。今天，稳疆兴疆，赢得边疆治理的话语权，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域的薪火相传，需要当代人肩负起新疆乃至西域复兴中华文明的神圣使命，以长远方略达到边疆治理的晏然高卧，激发人民奋起直追的勇气和力量，真正实现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研究西域的历史对当代“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
伟人思虑远，奋斗不言空。极目天穹碧，映梅春雪红。丝茶担重任，陆海起东风。当前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贯穿欧亚大陆，东边连接亚太经济圈，西边进入欧洲经济圈。许多沿线国家将由此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这必将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倡导“一带一路”建设，首先要加强对西域的研究，不仅对当代，还要对古代西域的历史文明有深入了解。实际上，西域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地理范围上与丝绸之路有许多重合之处，我们讲的“一带一路”，在古代就已形成了中外交通的网络。因此，西域研究与丝绸之路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关系极为密切。
国外其实是没有西域的说法的。研究古代中亚历史和文明的著名学者徐文堪先生长期从事古代中亚和内亚文明（特别是吐火罗问题）、古代中外关系、欧亚大陆史前史、语言学、辞书学、人类学和域外东方学史等方面的研究。他认为，“西域”一词，似可理解为“最西的疆域”，最早出现在《史记》中，《史记》中的“西域”实际是指汉朝疆域外的“西北国”。《史记》也记载了西域的种种事情，但未列《西域传》。从《汉书》始列有《西域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形成了一股西域探险热，涌现出一批伟大的探险家，包括瑞典的斯文·赫定，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俄国的鄂登堡、柯兹洛夫，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各国对西域的考察虽然没有侧重和分工，但彼此之间却有一些竞争的味道，只是各自的目的不同罢了。1983年出版的《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一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些人劫掠我国文化宝藏的历史，揭露了他们在中国西域犯下的劫掠文物的罪行。日本人大谷光瑞、吉川小一郎，法国人伯希和，英国人斯坦因，俄国人鄂登堡、科兹洛夫，美国人华尔纳等均榜上有名。原来西方学者对斯坦因、伯希和都是一味赞扬的，但从《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的出版开始，西方学者也对他们的行为开始进行批评和反省，当然肯定的还是比较多。
此外，国外还有很多西域研究者没有亲自到实地考察，他们更多的则是整理、释读那些西域出土的写有中亚文字的古代文书。当然，像伯希和这种既是探险家，同时又拥有强大语文学造诣的天才型学者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专门考察和研究过丝绸之路上的探险活动，如北京大学的荣新江和兰州大学的王冀青。王冀青曾经在英国、日本等地看过不少没有发表过的原始材料。中国学者在西域研究方面也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从考释文书来看，中国学者对汉文文书的研究最多，对西域语言的文书则研究较少，到现在还有不少空白，在这方面不如国外研究者。许多出土的文书国内学者不能释读，要请国外的学者来释读。如近年来，粟特文的研究很热，中国也有学者去国外学习过，但目前还缺乏独立的释读成果。再如，自季羡林先生去世后，国内几乎就没有人能释读吐火罗文了，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研究空白，如高加索学和乌拉尔学，现在中国也没有人研究。
中国学者对西域研究确实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原来薄弱的敦煌吐鲁番学，由过去寂寞的学问变成了显学。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相关资料和工具书也都大量涌现。
今天，国内对西域的研究有较大突破，新人辈出，如北大历史系教授荣新江，老一辈的有中西交通史领域专家张广达，还有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受到国际学界的重视。季羡林还释读了吐火罗语的《弥勒会见记》。中外关系史专家余太山也发表了不少中外民族史和关系史的著作。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过一套《中亚文明史》（6卷），全世界有300多位作者参与，中国也有不少学者参与。
相较于传统中央王朝的历史研究，西域历史的研究直到今天还较为冷僻，一些造诣颇高的专家学者更是被长期湮没。如现代旅法学者吴其昱（1915—2011），他对西方语言和东方学的学术知识颇有研究，他对藏文、西夏文、伊朗语、希伯来语都有涉猎。除研究过藏于法国的敦煌汉文卷外，吴其昱还参加了法国的敦煌文书编目。他对西域语文具有高度的修养，发表了《景教三威蒙度赞研究》等论文。
因此，今天我们讲“一带一路”，更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这方面，日本做得较好，他们几乎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研究，在南美、埃及、阿富汗等地都派出了考古队。
注释
[1]葛雷、齐彦芬：《西方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第131页。
[2]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32页。
[3]（唐）魏徵等：《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二·裴矩》，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页。
[4]张国刚：《丝绸之路与中西文化交流》，《西域研究》序，2010年第1期。
[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八〇，《列传第三〇·褚遂良》，中华书局，1975年，第2736页。
[6]（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周国林注译，岳麓书社，1999年，第10页。
[7]（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九十三，《边防典·火罗》，中华书局，1984年，第515页。
[8]杨建新《“西域”辩正》一文指出：“唐代狭义的‘西域’并不是指汉代西域都护府所管辖的新疆南疆地区，而是指葱岭以西到波斯的这一部分中亚地区。”杨建新：《“西域”辩正》，《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三，《志第三十三下·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6页。
[10]（宋）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九，《石国》，中华书局，1955年，第1772页。
[11]（清）代傅恒等纂：《西域图志》卷一，《图考一》“西域全图说”，便宜书局，1893年。钟兴麒、王豪、韩慧：《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1864年，沙俄通过《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1881年，沙俄又通过《伊犁条约》及其所附的五个边界子约，又占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等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根据两个条约可知，清末新疆建省的辖地与乾隆时期西域的疆土相比，减少了约50万平方公里。
[13]田卫疆：《“西域”的概念及其内涵》，《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14]魏长洪、管守新：《西域界说史评》，《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吕振羽：《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2年。
[16]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词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
[17]杨建新：《丝绸之路 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民族出版社，2013年。
[18]（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2006年，第718页。
[19]（东汉）班固《汉书·西域传上》，岳麓书社，1993年，第1687页。
[20]（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年，第2209页。
[21]（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年，第2210页。
[22]（东汉）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张骞传》，中华书局白文普及本，2007年，第608页。
[23]（东汉）班固：《汉书》卷七十六，《西域传序》，中华书局白文普及本，2007年，第961页。
[24]（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年，第2404页。
[25]（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年，第2402-2403页。
[26]庄建：《攀西域研究的珠峰——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光明日报》，2013年6月17日。
[27]徐松巍：《关于十九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的若干思考》，《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8]侯德仁：《清季西北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时代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