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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启源

民间传说与史诗

俄国文学在启源时代的最初,也同别的许多国一样,包含有不少的口头传述的民众作品。这种作品,一代一代传下来,最后才写在纸上,搜集起来付印。他们的种类很多,有的是歌谣,有的是英雄故事,有的是史诗;他们的来源也很久,有一部分的诗歌与民间故事,在阿利安时代便已传述歌唱着。还有一部分是从蒙古与土耳其及其他东方诸国传来的。其中最著名的是一部名为《依鄂太子远征记》的史诗。这个史诗的产生约在十二世纪末或十三世纪初。它的结构融成一片,内容充满着诗的美感,显然是出于一个作家之手。它所叙的是发生于一一八五年的实事。基辅的太子依鄂(Igor)带了兵去征伐占据俄国东南部的波洛夫溪(Polovtsi)族。他在路上,遇到种种的恶兆,太阳黑暗了,把影子照在俄国的军队上面,许多的动物也给他各种的警告。但是依鄂不顾,他叫道:“兄弟们与朋友们!我们与其做波洛夫溪的囚徒毋宁死!”于是他们与波洛夫溪族接触,大战了一次。战时,一切自然界的动物如鹰与狼与狐等等都参与在战斗中,结果,俄军大败,依鄂被敌人擒去。后来,他又从敌人那里脱逃回去,一路上溪流发言,山鸟示涂,得到自然界的帮助不少。

像这一类的史诗,在那时诗歌流传的还有不少,可惜能够传到现在的,只剩有这一篇了。

史记

史诗以外,俄国的史记,也是很宝贵的古代文学。如基辅,如诺夫格洛(Novgorod),如柏加夫(Pskov)及其他各地,在十至十二世纪时都有他的很好的史记。这些史记不仅仅是记载干枯无味的史事,叙述的里面还带有不少的理想的与诗的美;尤其是《基辅史记》(Nestor's Annals)至今还是一部很好的名作。诺夫格洛的史记稍感干枯,但当叙述战事的地方,作者笔端也蕴有很丰富的热情。柏加夫的史记,则满含有民治的精神与活泼的描写。作这些史记的人,实都是很好的历史家,很受希腊的范式的感化的。

黑暗时代

一二二三年蒙古族的西侵,把俄国的少年文化完全破坏了。那时,繁盛的为知识中心的都市,如基辅之属,都已荒芜不堪,被逐出俄国史书以外者至二世纪之久。继蒙古族之后,又有土耳其族侵入俄国南部巴尔干半岛。一切俄国人的生活,都起了很深沉的变化。

教会的权力,渐渐的涨大起来,莫斯科渐渐代替基辅诸地,成了宗教与文化的中心。帝王的权力,奴隶的制度都起于此时。一切地方的独立精神完全崩坏。教会的影响极大,教士们宣言莫斯科为君士坦丁堡之后,继为“第三罗马”。他们为保持势力之故,极力阻止腊丁教会的权力,以及西欧文化的传入。

这种情形,与俄国以后的人民生活及文学的发展有极深的影响。蒙古族的压制,虽不久即移去,而继其后的帝王与教会之专横,却也不下于异族。自此俄国的社会便幕上了一层灰色的惨云,直至一九一七年革命之时,才被扫荡开去。

青年的活泼的史诗精神,已不复见。忧愁悲惨的情调遂成为此后俄国文学及民间传说的特质了。

改革的曙光

第一本俄文的《圣经》于一五八〇年时在波兰出版。几年以后,莫斯科便也有了一个印刷局。

这时,基辅已由长久的沉睡里,复苏生而成为文艺的中心,并设立了一个大学。后来,莫斯科因为修订圣书之故,广大招致基辅的文人,基辅的文化,又移于莫斯科。当时最著名的文人有波洛慈基(Simon Polotsky)。他作宗教剧与宗教史,又作好些诗歌。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第一诗人。他的《浪子》也是俄国的第一剧本。

自此至十七世纪末,都无大作家产生。直到彼得第一大改革时,俄国文学才渐渐的有生气起来。

在彼得改革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产生。一个是高托欣(Kotoshikhin,1630—1667),他是一个历史家,从莫斯科跑到瑞典,做了一部俄国史,痛言俄国有改革的必要。当时没有什么人注意,直到十九世纪,他的书才被人发现。一个是克利森(Kryzhanitch),他是南俄人,一六五九年被招至莫斯科修订《圣经》,做了一部很重要的书,指陈俄国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二年后,他被流放到西比利亚,后来死在那里。

彼得的努力,则与他们不同,在实行而不在批评。彼得承认文学的重要;他觉得那时俄国所写的文字,与人民所用的口语已大有不同,于是他便创造了一种新的更简单的字母,使言文合而为一。这种字母便是现在所用的。但是他对于文学,完全以实用的眼光看待它,所以当他的时代,真正的文学运动还不能发生。

罗门诺索夫

在实际上,为俄国文学的彼得第一,给后来以极大的影响者,则为罗门诺索夫(Lomonosov,1711—1755)。罗门诺索夫生于白海边一个小村里,他的家庭以渔为生。他离了家庭,步行到莫斯科一个教会学校里读书。后来又步行到基辅。当时,圣彼得堡科学院要莫斯科神学院选出十二个生徒,资送到外国去留学。罗门诺索夫被选为十二人中的一个。他到德国学自然科学。一七四一年回国,被任为科学院的院员。依利沙白女皇时,他极力主张莫斯科大学有成立的必要。此大学遂于一七五五年落成。后来因为政治的关系,被加德邻二世(Catherine Ⅱ)所嫉视。

普希金(Pushkin)说:“罗门诺索夫他自己是一个大学校。”这句话是实在的。罗门诺索夫除了是诗人以外,还是一位很好的哲学家、化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算学家等等;而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功绩尤为伟大。他扫去一切外国文字的糟粕,发挥俄国文字的本色。他改订国语,以莫斯科方言为文言的标准,并作“俄国文法”以示其准的。

与罗门诺索夫同时代的作家,还有几个要举出来的。甘底麦(Kantemir,1709—1744)是俄国的贵族,曾做过驻英的大使。他的讽剌诗很著名。脱里狄加夫斯基(Tretiakovsky,1703—1769)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从家庭里逃出来,步行到各处游学。他对于诗韵的订正,极有功绩。泰狄契夫(Tatischev,1686—1750)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家;他第一次发见古代史记的价值。修麦洛加夫(Sumarokov,1717—1777)以善作戏曲及讽刺诗著名,批评家称之为俄国的蓝森(Racine)。

加德邻二世

加德邻二世的时代(1762—1796)是俄国文学由黑土中长出绿芽的时代;打破了以前的沉闷空气,引进法国文艺的曙光。虽然当时作家摹仿法国伪拟古主义(Pseudoclassical)太过,而一部分已开始从俄国的实际生活里挹取文艺的材料了。加德邻自己,与法国的哲学家极接近。福禄特尔及卢骚的学说,流传于多数人的口中。她自己也作了喜剧数种,并创刊一种月报。当时的文坛,颇极兴盛之概。文学院也成立起来,派台科瓦公主(Vorontsova Dashkova,1743—1819)做院长。台科瓦公主极热心的帮助这个文学院,助他们编成了一部俄国字典。当时著名的作家极多。白格达诺契(Bogdanovitch,1743—1803)的寓意诗,轻妙幽秀,方委真(Fonwisin,1745—1792)的戏曲真挚感人。他的《旅团长》《未成年者》二剧,树纯俄国式的喜剧的标本。诗人梅加夫(Maikov)以写国民性格见长,引文学与日常生活接近。第一哲学家诺威加夫(Novikov,1742—1818)的作品,富有平等博爱的精神,陶泽文与拉特契夫尤为诸文人中的杰出者。陶泽文(Derzhavin,1743—1816)是伪拟古主义的最大的作家。他的著作,虽中伪拟古主义的毒,而诗的真美,仍不时流露。他的《神》一诗,批评家誉之为“前无古人”。拉特契夫(Radischev,1749—1802)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牺牲者。早年被派到德国去留学。一七九四年,他回到俄国,出版了一部《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在这部书里,他叙述他的感想,民间生活,与道德及哲学上的各种讨论,尤其注重的是奴制的残忍,法庭的不法与政府的恶劣。加德邻二世此时,震于法国的大革命,已觉到自由思想的危险,遂力反以前的放任主张,立刻命将这部书毁版,并把拉特契夫流逐到西比利亚的最东部。一八〇一年,拉特契夫被赦回国;但他见俄国政治无改革的希望,赦回后即自杀而死。

十九世纪的初年

十九世纪是俄国文学史上的最绚烂的时期。这种文学的光明乃是以前的数百年所蕴蓄而未能照射出来的。为十九世纪新文学开端贡献最大的作家,是普希金(Pushkin)。在普希金以前,有两个很重要的作家必须举出,这二人便是历史家卡伦辛(Karamzin)及诗人助加夫斯基(Zhukovsky)。

卡伦辛(Karamzin,1766—1826)的《俄国史》,于当时及后来的影响都极大。这部书共有八大册,出版后二十五日,初版三千部即已售尽。但他不仅是大历史家,且是一个很伟大的小说家。他的《国外通信》(Letters of a Russian Traveller Abroad)的势力,几乎较他的史书为尤大。他在这部书里,想把欧洲的思想,哲学与政治生活的情形传布于民众。卡伦辛的小说,都是感伤的浪漫主义(Sentimental romanticism)的作品。这种作品正是当时所需要的,因为这是伪拟古派的有力的反动。在卡伦辛的许多小说里,最感动人的是《可怜的丽莎》(Poor Liza,1792)一书。他叙一个不幸的农家女郎,受一贵族的诱惑,后此贵族又弃之不顾。女郎遂悲愤自沉于池。这部书的描写,并不甚真实,女郎所说的话极文雅,不像一农女。但当这书出版时,竟引起时人的狂热。书中所指的女郎自沉之池,竟有许多富于感情的莫斯科少年跑到那里去凭吊她。对于弱者与农人的同情,为后来俄国文艺的重要特质之一,而在卡伦辛之时已见其端了。

助加夫斯基(Zhukovsky,1783—1852)是一个纯正的浪漫派诗人。他自己的作品不多。他的大功绩乃在引进英德及其他各地的诗歌到俄国的文坛,打破以前的寡陋的法国崇拜的风尚。他译了席劳(Schiller)、乌兰(Uhland)、亨特(Herder)、摆伦(Byron)、慕尔(Thomas Moore)及其他诗人的作品,又译荷马的《亚特赛》(Odyssey),印度的诗歌,及西方斯拉夫的民歌。他的译文极美丽,但不是直译的,译文里渗透了不少的助加夫斯基的分子进去。他自己的诗也很好,但他只向好处写去,缺乏反抗的自由精神。最富于这种反抗精神的是“十二月党”的诗人李列夫(Ryleev)。

十二月党

十二月党的举事(The Decembrists)是十九世纪初俄国的一件于政治与文学都很有影响的事。拿破仑战争时,俄国有许多官吏军人逃到西欧去。他们饱吸着西欧的自由空气;等到回国时看见本国政治的黑暗,与当局者的压制,便忍不住要起一种改革的运动。这个运动,酝酿得很久,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亚历山大一世死时,他们便在圣彼得堡里竖了革命的旗帜;但因平民附和者极少,这种运动立刻被军队压平。一百多个最优秀的青年,被流逐到西比利亚,还有五个人被判决死刑。诗人李列夫便是这五人中之人。李列夫(Ryleev,1795—1826)比普希金大几岁,他曾到法国去过两次。他虽然不欲以诗人自命,但他的诗歌,却有获得远大的成就的希望。他的夭亡,实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损失。到现在我们读他的诗,还深深的感到他的爱自由与反抗压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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