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喜欢给书写序，因此，要不要给这本书一点不同寻常的礼遇，一直很纠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本无所谓“必”或“不必”，常在于“争”或“不争”。一个人选择不说话，是以静穆的方式，悄悄走进世界；一个人选择说话，是以热烈的方式，精心渲染世界；一个人不得不说，是以申辩的方式，求证于世界。无论说与不说，还是不得不说，并无是非对错，也不牵涉任何不可调和的爱憎。内心的完整其实就是世界的完整，成为一个完整的自己，才能洞寻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无论选择怎样的方式和世界对话，都是对世界完满的渴慕。天何言哉，地何言哉，天长地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天地自为。世界有沉默的厚重，也有自为的歌吟。艺术同样如此，可以用一种安静给人丰富的猜想，也可以歌吟的方式让自己顾盼自雄。艺术说话的方式，是自在，也是自为。从艺术对大千世界的构成来说，艺术是自在，从主体精神对宇宙人生的干预来说，艺术是自为。自在者，千江之水，千江之月，万里之云，万里之天。自为者，崇高节以抗浮云，适本性以返山丘，悟一叶以通菩提，周万物而动天下。
当今之世界，还有无真正的艺术，没有人敢肯定。因为在艺术的自在上，当代艺术缺乏宇宙世界的自在关照，在艺术的自为上，又缺乏惊天动地、悲天悯人的情怀。艺术家和艺术不是天衣无缝的命运捆绑，我们有艺术家，却总是没有艺术。或者这样说，艺术家的身份是真实的，而艺术的表达却是虚无伪作的。书法史上的王羲之、张旭，绘画史上的顾恺之、八大山人，诗歌史上的屈原、荷马、李白、杜甫，小说史上的曹雪芹、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孔尚任，音乐史上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思想史上的孔子、柏拉图、尼采、康德，宗教史上的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天才不可能再有，也绝不会再有。历史的天空之所以未曾暗淡，正源于这些文化史的天才巨星，他们给生命以情怀，给历史以温度，给文化以价值，给人性以尊严，给世界以完整，给宇宙以智慧。可是现在，情怀淡薄了，温度冷却了，价值颠覆了，尊严遗弃了，世界碎片了，智慧消失了，人类文化的命运，已经走到一个危险的边缘。倘还有起码的人性自尊，就应该为这种陨落而伤逝。
人类活在永恒的方式，不是历史，而是历史精神，文化高扬价值的方式，不在艺术而在思想。文化艺术的整体命运，其实是思想的命运。在我看来，思想是历史的引擎，是文化的睾丸，是艺术的疾风劲草，所以看待艺术的命运，就一定要看思想的命运。
回到我个人，我不知道，我的作品是不是艺术。我个人觉得不是，因为自小我就在热恋艺术的同时，又总是背弃艺术。不少人读我的文章，常说我的文字是书卷气的美丽定格，又像西方哲学的汉语表达，在思想性上和艺术性上，突破了“当代的天条”，两者的爱恋很深。于我，两者的爱恋有多深，我不敢确定，亦不敢自矜，从我对宇宙人生的所有设想来看，我希望能有这样的一场爱恋，且百转千回要去捕捉这样风花雪月的恋爱。于是，才有了这本书。
我在童年时代，已经和写作结下了缘分，觉得自己成为艺术家的准备已经充分，一方面，我有学养的熏陶，另一方面，我的童年又突然绵亘着一层人生的苦难。学问的养正和对苦难的坚韧，在开掘人的灵魂上，是最深刻的方式。我最初写武侠小说，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写，自己取了个书名，叫作《江湖劫》，写了三万多字，写不下去，用手撕了，揉了丢在我母亲用来给庄稼施肥的粪堆上，后来和着粪一起种出玉米，被我吃了，又拉成屎，继续种庄稼。还写了一个爱情小说，取名《茶花开时》，本打算写成长篇，可是受不了艺术的煎熬，愧无情思。我那时除了喜欢多看几眼漂亮的女孩，岂能知道世间情为何物。情感的限制，也是画地为牢。夏虫语冰不可以，井蛙语海不可能。后来，我又尝试写诗，想用诗歌去致敬一个时代，也温暖自我的人生。于是写出了“才子花笺还堪赏，伊人香肌可融愁”“美人羡禅花易逝，英雄攻书气雄沉”这样艳丽的李义山式的诗句。但诗人是丰富的，却也是痛苦的。诗歌容易让人沉湎，不易使人开脱，否则中国人，就不会说“诗必穷而后工”，也不会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了。于是，我又背弃了诗歌。可见，我最初是想做小说家，而且要做飞剑斩人头的事，此外还想加点罗曼蒂克的浪漫。然而，在飞剑斩人头上，我没有成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金庸，或许我给金老前辈做学生都不够格。在罗曼蒂克上，我也没能成为“渡尽余波沧海远，爱恨随花已成眠”的落花恨水生，我给他做读者，爱的经验也很肤浅。
但我成不了别人，就有一个好处，注定成为自己。孔子说“三十而立”，我在写作本书的时候，正是而立之年。君子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按这个标准，历史中很少有人能够三立并存，横绝六合，像王阳明、曾国藩这样的人很少，历史总在一个人的某一方面眷顾其独当一面的存在，人在岁月里只能捕获某一种生命的表情。立德，是天地之心，一生之心，岂独三十可立方立。立功。我本布衣，怀抱利器，亦只能蹉跎岁月，独立红尘，三尺之功凭何而立？立言，似乎可以，一个人有才华就要分享价值。然而，立言是要去警惕的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亡国，一言可以成人，一言可以废人。亡国之言，失于节操，废人之言，实为废言。我说过，这个时代，有艺术家，而没有艺术，这是我们的历史无法承受的文化命运。一个人在艺术的世界里，只是活在一己的喜怒哀乐，这是艺术的狭隘之境。一个人在艺术的世界里，丢弃基本的价值判断，去谄媚无数的浅薄与偏见，这是艺术的卑贱之境。在艺术世界里一个人既不狭隘，也不卑贱，只是和一个时代在一个水平上亲近，而无法成为大海上的灯塔，创造一个让大海仰望的高度，这是艺术的平庸之境。从艺术的三大境遇出发，这个时代有百分之九十的文字都在以上行列，百分之九十的所谓艺术家都徘徊在这些层次。那么，我不禁要问，这样的艺术、这样的文字多一部或者少一部，更多抑或更少，还有什么意义？艺术家所立之言，无力构建一个时代的美丽，甚至有损一段历史，或者只是给历史的平庸和文化的窘迫增加了更多的论据。这样的写作，其意义就是在浩若烟海的文字天地里踮起脚凑个热闹罢了。我一直觉得，思想是文化的格局，文化的命运要从思想的命运才能窥视。于是，我放弃了写故事动人的小说、情话绵绵的诗歌，选择了从思想上去贴近一个时代，感悟其中的爱，也冷视其中的怕。或许，我永远不是高塔，但注定是那个一直咬紧牙关、步履维艰，在灯塔之旅上永远走下去的人。
在写作的时间上，本书跨度很大。思想性的东西，很难成为狂热的不可抑制，常是内心对宇宙人生的冷静关照，必须潜到大海的深处，让自己在无数现实的边沿不停触底，不断咀嚼，不断表态，不断推翻自己又肯定自己。纪德说，思想的魅力，就是可以在自己身上，克服一个时代。我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再次深悟了这句话动人的精神内涵，所以不能急躁，更不可以妄想。前前后后用了五年，我才完成这本书，这期间我的女儿出生，因为孩子妈妈工作的缘故，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呵护那可爱的生命。我能不能做一个真正的思想家，我无法决定，甚至时代也无法决定。一个人要么不理解自己的时代，要么不被自己的时代所理解，但为思想的命运而生，在思想者，注定是宿命。不过，我敢肯定的是，我理当尽最大努力去做一个纯粹的父亲。只要孩子醒着，我总是分分秒秒抱着她、陪着她，每天哄她睡觉，喂她吃饭。一看到她睡熟，无论疲惫对我的袭击多么猛烈，我都会迅速起来，蹑手蹑脚、轻轻开门出去，投入到写作中。为此，我也有哀怨的时候，但爱的力量无比强大，哀怨后来都化为父亲的柔情。甚至我渐渐觉得，当我在思考时，呼吸局促，压抑伤感，孩子的哭声，抑或笑声，能深深将我带进生命的纯真里去，这又使我倍觉轻松。纯真是一种很宝贵的品质。人类生儿育女，是在抚慰生命的纯真，我们去思考社会，是去呼唤一个社会的纯真。
所以，思考很重要。
没有思想，灵魂故多歧路，没有灵魂，人生难安祸福。思考岂止是心灵的态度，更是生命的游溯。人活下去，但精神日益瘦骨嶙峋，于是被生活终结，被历史终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是方法论的喟叹；重返时间的河流，这是价值观的追寻。世界总是有生存，无生活。因为生存属于方法论，而生活属于价值观。拿破仑说：“我是沿着黄道，走过赤道的太阳。”人不是太阳，像玩过山车一样就走过山川与河流，却知道自己灵魂的方向。也许是一步步的，也许匍匐着，也许挡着墙，也许逆着风，或凝望，或决然，或疲惫，或无不往。人的一生要竭尽全力去实现灵魂的安栖。没有找寻，也无须彷徨，没有哀怨，也无须狂热，没有踌躇满志，也无须万念俱灰。思想是有温度的，温度源于时代，思考就是在和一个时代互相温暖，然而温暖与否取决于生命站在一个怎样的位置依恋世界，既不会相距遥远而瑟瑟发抖，亦不会如胶似漆而灼烧难耐。至人无宅，天地为客；至人无主，天地为所，至人无事，天地为故，此阮籍所谓大人者。生命因小如蝼蚁，情怀上乃寻以大人。蝼蚁者，形也，大人者，神也。以蝼蚁之形逐大人之神，此生命之大观，以蝼蚁之有限窥大人之无涯，此造化之广大永恒。而思想之境，即是无涯之境、永恒之境。世界的大，唯在无垠，世界的小，只在一心。从大走可以窥视世界，从小走，可以开掘生命。人过度走向无垠，世界容易迷失，所以不可忘记回到一心，回到世界本属于生命的小。
龚自珍说：“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一个人的文字若不能传递价值，恪守灵魂的操守，就不值得抛心力，就应该谨言，或者不如沉默。其实不管是谁，沉默都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力量，但图书有它的体例，过度沉默，就太清高，也是不敬。或者让名人朋友代序，这样会有效应。但这种做法，显然和“几度逢人说项斯”的出发点明显不同，而且那样的文字难免沦为恭维。在我看来，让别人“夸”自己，抵不上自己“夸”自己，借用秋瑾的诗，这叫作“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一个人人格上的提升，求于人，不如求于己。不过要感谢出版社，感谢编辑，是他们让我可以在这里自说自话，同时，要感谢所有爱着我的人，特别是我的宝贝女儿，是她给了我启悟，使我明白人既要抚慰生命的纯真，也要呼唤一个社会的纯真。
是为序。
李冰鉴
丁酉年七月二十六日于偃月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