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乡下写小说,还是很多年前的事情。
一、
有关乡下,或者我可以说一说健生。
健生,是长怎么样的孩子呢?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一下子想到的,是成年后的健生。
这样的健生脸上干干净净,不戴眼镜。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近视,在乡下,不戴眼镜是很正常的事,戴着眼镜的要不是学生,就是有钱的大老板和当官的,或文化人,而文化人在乡下是很少很少的。
不过我猜健生其实是个近视眼,他来车站接我的时候,下着雨,我冒着雨向他走过去,提着行李袋,很重,我以为他应该把他的女装摩托车开到我前面来,可是他没有,他定睛看着我,似乎有些眯眼。
当时雨下得狠,下车的时候我以为我回不去了。
我跑进车站旁新开发的商业城,里头空空落落,店铺只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出租率,过道上没有逛着的人,头顶的塑料蓬雨点响亮,那是砸下来的,哔哔卜卜砸得人心涣散。
我靠在贴瓷的墙上看雨,超市侧门传出放着的歌,歌是王菲的老歌《约定》,但唱的是张学友,好像是演唱会的录音,那节奏比雨声缓慢。
可能是歌的忧伤,也可能是雨冷,冰冰的几点撒到我裸露的肩膀上,我忽然感到寒冷。我那时还没想到找健生,我想先等等吧。我于是等。
如果是天晴的时候,这里大概会有摩托车夫,在乡下这是很时兴的,比城市时兴。
因为乡下的公交系统不发达,不如城市便利,而且实行按站买票制,比城市的不论远近自动投币贵多了。
于是人们更惯于自己开着摩托,而不会开摩托或者买不起摩托的人成了摩托车夫的主顾——这里主要指外来工了,某种程度上,有摩托成了乡下人的一种自我标识。
不过今天摩托车夫几乎没有,雨天,都避到某个店子的屋檐下了。
大概要等公交了,我掏出硬币,这是城里的习惯,其实在乡下没有必要,售票员会帮忙把大票子找开,我反正掏出了,就把玩着。
然而车站离我避雨的穿堂很有一段距离,不少于50米,车到的时候雨更狠了,我犹豫了一下,硬币哐铛一声从指缝间掉下了一枚。我追着硬币,追到我不远处停的一辆垃圾车旁。
我知道那垃圾车停着,可是我一直没留意着它底下还呆坐了一个垃圾佬,这不怪我,他一动不动一声不响,他也在看雨。
是了我叫他垃圾佬,文明一点的叫法是环卫工人,不过文明的叫法在乡下是很别扭的,没有人会这样叫,除非是乡下电视台那些操着乡音白话的新闻主持人。
我们叫他垃圾佬也没有一点歧视的意思,就好象卖面包的我们叫面包婆,卖鱼的我们叫鱼佬一样。
回不去了。但叫健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其实叫谁都是一件麻烦的事情,我不喜欢烦着别人,我怕别人会因此讨厌我。只是没有办法了。
健生一下子还没有听出我的声音,他连问了两声谁,我坚决不报我的名字,我觉得他是要记得我的,我说:“是我,是我!”他终于说:“好,好,我马上就来!”
我不知道当时的健生做着什么。他在乡下很流行的制衣厂里上班,据妈说因为是亲戚,老板很重他,常常派到别的地方出货,珠海、江门、深圳、广州都去过。
他来广州也找过我,约我在馆子里吃饭,我没去。
记得那天是复社的周年庆,从早上开始我一直守着体育馆,忙布场,忙组织彩排,忙走来走去,健生的电话显得不合时宜,我则显得烦躁不安。
我差点把电话挂了,健生说:“我也不是天天来广州,你在忙什么呢,晚上也要上课么,出来吃个饭没所谓吧?”
健生似乎认为学生都应该上课,我想跟他说是复社的周年庆,但想想,我如果这样说了,我还得解释复社是什么,解释我和复社的一切渊源,我不想说很多很多话,我终于只是说:“学校有点事情,走不开,下次吧。”
下次健生再来广州没找我,一直到我回去。
我直直地走向健生。足足一分钟时间他向我直瞪着然而看不见我,我走到他面前,很近很近的距离,他才恍然起来,他向我弓起背伸出手,我不理会,重重将行李往摩托的前踏板上一搁。
他有说话,我听不清楚也不愿意听,我转到他身后撩起他的雨衣钻了进去。他身上有乡下男人常有的那种烟草和体油混合的味道,还有制衣厂里揩在布上的那种机油味,还有他的体温很热,这和大学里出来的男生很不一样。
我感到他回头看我,我颇不耐烦,看什么看呢,我说:“开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