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王辅臣反叛，康熙原定由四川出击云南的部署被完全打乱，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如果王辅臣与吴三桂结合起来，势将引起西北局势的大动荡，从而给京城造成严重威胁。康熙不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他在处理时才可以对王辅臣及其所部给予充分的谅解和宽容，甚至不惜以皇帝之尊发誓自己决不食言。
清代笔记中载，当王继贞奉康熙之命回到平凉时，王辅臣尚在秦州。留守平凉的王军诸将得知宁羌兵变的消息，全都摩拳擦掌，“技痒正不可奈”，看到本以为会被扣作人质或被处死的王继贞突然归来，他们喜出望外，高声欢呼“大总爷来了！”随后便簇拥着王继贞进入平凉城，奉其为总兵，并自设官职，分兵把守，而王继贞亦将康熙交托他的使命置于了脑后。
笔记作者就此认定是王继贞坏了事，没能将康熙的信息及时传达给其父，这才导致王辅臣最终回不了头，所谓“自吉贞（王继贞）归平凉，而王氏之反势成”，然而正史所描述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缓兵之计
事实上，王继贞不是一个人送敕谕，与其同往的还有原莫洛部属祝表正，王辅臣也以朝廷大臣的身份跪听了敕谕，之后，他留下王继贞，另派祝表正赴京上奏。
康熙在敕谕中从大局出发，宣布“往事一概不究”并做了具体规定，照理王辅臣要么拒绝，要么接受，但他对此却并无明确表示。他在奏疏中虽然也有悔罪一类的话，然而强调更多的还是莫洛的责任，说兵变系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他自己也是无可奈何，同时否认自己要对莫洛之死与己有关，为此还恳请朝廷派使臣前去抚慰。
康熙同意了王辅臣的请求，仍派祝表正持敕往抚并重申自己的宽容政策，可是他也不傻，非但不傻，还有着超越常人的睿智和精明，王辅臣留下王继贞，又如此矫情，闪烁其词，让他一眼就看出了对方的不真诚和不可靠。
“王辅臣虽具疏悔罪，但恐怕是在使缓兵之计”，康熙对董额和哈占下达谕令，“如果王辅臣确实听命待罪，我军只需守住疆界，可若他嘴上说投诚，实际却继续扰乱为害，你们要相机剿御，以防止其势头蔓延，战乱扩大。”
康熙顾虑的没错，王辅臣就是在使缓兵之计。宁羌兵变根本不是如他在奏疏中所表白的那样，非其本意，而恰恰就出自他的谋划和指挥。他心里非常清楚，对于莫洛之死，他难逃罪责，而仅仅因为双方有矛盾就发动叛乱，致使一个坐镇西北战场的朝廷重臣于死命，乃是一个实实足足的大罪，判什么刑都不过分。眼下康熙虽然一再自揽责任，赦其无罪，但这其中毕竟有形势所迫，不得不为之的成分，等到尘埃落定，朝廷的危机感消失，谁能保证皇帝一定能够如实兑现诺言？没准皇帝自己都不能保证，因为他也有身不由己的时候！
王辅臣从第一次收到敕谕起，就断绝了重归朝廷的想法，留下王继贞就是不想重蹈吴三桂覆辙，让自己的义子成为朝廷人质乃至白白牺牲掉。康熙的再次敕谕和往抚也毫无作用，王辅臣扣下祝表正，不再向朝廷奏报。祝表正履行使命，屡屡责备他，他听烦了，就干脆把祝表正也给杀了。
王辅臣是吴三桂竭力争取的对象，但那次王辅臣、张勇先后检举“伪札、伪书”，又将说客送交朝廷处理的事，曾令吴三桂及其部属大失所望，恨恨地撂下话来：“王辅臣可恨，不必说了，张勇这奴才也甚可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王辅臣竟然会自动自发地响应叛乱，吴三桂兴奋异常，先前痛失爱子幼孙的悲戚也似乎减轻了许多，他立即封王辅臣为“镇西大将军”及“陕西东路总兵”，送犒师银二十万两，又令吴屏藩等由汉中出陇西，三路分进秦陇，与王辅臣会合。
王辅臣曾是吴三桂座下最能打仗的将领，吴屏藩是他现任诸将中最善用兵者，吴三桂依靠二人夺取整个西北的军事企图昭然若揭，而王、吴在战场上也确实能够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他们每出偏师断绝清军的粮道和驿站，清军数为其困。
反观清军方面的统帅就差远了。尽管康熙为大将军配备了相对可靠的参赞集团，但大事毕竟还得大将军自己拿主意。定西大将军董额是豫亲王多铎的第七个儿子，想那多铎就是在开国诸王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董额却怯懦畏战，毫无勇气胆量。康熙明确指示他，沔县、秦州乃通往汉中的要隘，要想保障陕西，就必须固守秦州及其栈道，可他始终按兵不动，置若罔闻，结果导致秦州、汉中在王、吴两军的配合进攻下先后失守。
对清廷而言，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开始，自此，王辅臣便成为吴三桂在西北战场上的急先锋，他利用自己对当地地理和人脉的熟悉了解，一边攻城略地，一边代吴三桂散布策反信札。
就像吴三桂刚刚起兵便席卷西南，囊括川湖一样，仅数月之间，除甘肃提督张勇等少数人外，陕甘绝大多数地方将吏便都已叛附王辅臣，从陕西北部到甘肃东部，各府、州、县尽归王辅臣所有，最后陕西仅剩下包括西安在内的一府两州，甘肃仅保有河西走廊，但就是这些地方也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御驾亲征
王辅臣的反叛给吴三桂带来了北上之机。他重新振奋起来，一面派云南土司率苗彝兵自湖南前往西北，帮助王辅臣防守平凉；一面在湘北组织兵力，准备直接打通湖南与西北叛军的联系，从而摆出了一副先据西北，然后挥师东下，直捣“黄龙府”的气势。与此同时，他本人也亲至松滋，布船设兵于虎渡口上游，同时声称将掘开大堤，水淹荆州，看样子好像就要亲自统兵北渡了。
吴三桂的嚣张劲头令朝野大为震撼，告急塘报如雪片一样飞向京城。康熙忧心如焚，他一向认为三藩之乱起自吴三桂，吴三桂乃祸乱之源、众叛之首，问题在于派了这么多皇亲贵胄上去，却无人能够战胜吴三桂，反令吴三桂越来越张狂，进而导致今天的局面。
“前各将军大臣，不遵指授，互相观望，迁延不进，以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贼渠（吴三桂）未灭，故又有此变。”既然皇亲贵胄们都不中用，康熙决定亲自出马，“到荆州相机调遣，速灭贼渠吴三桂”。他告诉大臣们：“若吴三桂既灭，则所在贼党，不攻自息。”意思是擒贼先擒王，只要他通过亲征先歼灭吴三桂，王辅臣等附逆的汉兵汉将自然望风而溃，不攻自破。
康熙话一出口，立即遭到了议政王大臣们的反对：“皇上不宜轻出！”大臣们担心，康熙御驾亲征的消息传出去后，会引起流言，使得局势更加不稳，而且皇帝代表着一种无人可以代替的向心力，万一亲征时出了什么三长两短，皇子都尚年幼，太皇太后又已年迈，大清的江山社稷该交给谁来掌握？
看到皇帝和大臣都在相互发急，孝庄出面了。康熙执政期间，孝庄并不干政，但康熙遇到大事都会主动向她征求意见，而她也会给予积极的建议和鼓励支持。“太皇太后不预政，朝廷有黜陟，上（康熙）多告而后行”，在这方面，孝庄所起到的作用，满朝文武无人能及。
康熙力排众议，坚决撤藩，事先曾取得孝庄的同意，三藩之乱爆发后，她又与孙儿共担时艰，“吴三桂变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老太太在生活中非常节俭，从不讲究生活排场和个人享受，终其一生也不曾修造过一处园林，但为支持平叛战争，她却把平时节省的银两、缎匹都拿出来，慷慨地赏给八旗出征官兵，“特出宫中撙节银两为赏赐之用”。
如今这样危急的局面和形势，孝庄并不是第一次遇到。那年郑成功率军围攻南京，整个朝廷为之震恐，顺治一时冲动，也是大喊亲征，最后被她和汤若望劝止。康熙的性格不似乃父，但人被逼急了，同样也会生出一种豁出去不顾一切的想法，孝庄出面后，劝说康熙还是应以后方安定为重，留京坐镇才是最好的选择。
谁的话都可以不听，唯祖母的话康熙不能不听，拟议中的御驾亲征只能作罢，他自己也慢慢地清醒过来，认识到平叛战争将注定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没法指望亲征荆州便能一劳永逸。
难题还是得耐着心一道道来解。首先要解决的是西北危机，西北的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京城的安危，正如朝鲜国王得到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王辅臣在陕西，而只隔山西一省，此乃北京切急之忧也。”可是此时京师八旗已经全部遣发各地，没有多余兵力可调往西北，最重要的是，负责讨伐王辅臣的董额指挥不力，让他固守秦州和栈道，他躲在西安，结果秦州失陷，栈道断绝，后来又让他进驻甘肃省会兰州，可他还是一动不动，以致兰州失守，诸城陷落，造成一片混乱。康熙又气又急，若不是孝庄和大臣们反对，他都恨不得代替董额，亲征王辅臣。
就在康熙为“三边（西北号称三边）一摇，势难猝定”而焦虑不安的时候，甘肃提督张勇开始进入他的视野。先前或许是因为被王辅臣的光芒所遮掩，康熙并没有过多留意张勇，其实张勇的本事并不在王辅臣之下，顺治就曾有“当今良将如张勇者甚少”之语。更为难得的是，他虽与王辅臣同为吴三桂旧部，但始终效忠朝廷，不受煽惑，倒是信誓旦旦的王辅臣反而投靠了吴三桂，正应了张勇当初的愤疾之词：“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忠臣’究竟能做到几时？”
甘肃提督驻镇甘州，即所谓河西走廊之地，王辅臣反叛后，与吴军吴之茂部联合向甘州发起进攻，“西番土回”（清代对西部少数民族的称呼）亦乘机屡犯，正是赖张勇之力，甘州才得以成为整个甘肃唯一免于沦陷的地区。甘肃巡抚华善疏言：“目前情势，非提臣（张勇）不能守，非提臣不能战，非提臣不能破贼恢复。”鉴于张勇事权不重，难免受到掣肘，他建议加大张勇的权力，“请赐敕便宜行事”。
庖丁解牛
清代奉行的国策，历来是“朝廷兵柄不轻假汉人”，绿营将领多作偏将随征，这种传统做法一直延续至三藩之乱，所以先前康熙派到各方面担任统帅的人选，不是皇族就是旗籍世勋，有人吟诗曰：“大将赐来黄带子，亲王自领绿旗兵。”
打仗立功是满人用以出人头地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些皇族贵胄的父祖几乎都是在马上发迹的，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出征前也是跃跃欲试，以为自己一样可以马到成功。谁知率军出征不比于平日家居，有没有胆量和能力，只有真正上了战场才知道，同时战场还放大了他们原来就有的一些缺点错误，于是在平叛战争中，吓尿者有之，没头苍蝇者亦有之。康熙在三个月里先后派出六名大将军，但他失望地发现，其中只有极个别人“尽心王事，已著劳绩”，包括董额在内，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不好。这使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不能完全依靠新一代的八旗王公来担负领兵挥戈疆场的重任，要想扭转战局，取得平叛战争的胜利，还是要打破陈规，大力提拔和重用优秀的绿营汉将，让他们来领衔挂帅。
华善的建议被迅速采纳，康熙授张勇为靖逆将军，赐侯爵，委以收复甘肃全省的重任，“仍兼管甘肃提督事务，总督不得节制，一切征剿事宜，听尔便宜行事，镇将各官悉听统辖调遣”。
康熙对张勇的拔擢和倚任，令张勇及其部下都深受鼓励。王辅臣派人带着吴三桂的“伪札、伪印”企图招降张勇，张勇拍案而起，当即将来使斩首，并将“伪札、伪印”上缴朝廷，康熙加封其为靖逆侯，不久又调他手下的甘肃总兵官孙思克增援秦州。
秦州包围战系由大将军董额发起。按康熙本意，是要将董额解职，让他滚蛋的，但大敌当前，也只能先将就着用。在康熙的严令督促下，董额终于打起精神，率八旗军向叛军发起反攻并包围了秦州。康熙认为围困秦州一战对于缓解西北危机关系最为重大，倘不拿下秦州，则西安亦难确保，因此从各方面积极抽调兵力应援。吴三桂、王辅臣也知道秦州的重要性，两人合遣万余人马，分别从四川、平凉出发，用于救援秦州守军。
就在双方杀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孙思克拍马赶到，他一到场，立即成为决定胜负天平的关键因素。叛军惊惧万分，守将有的出降，有的乘隙逃跑，从四川、平凉来援的吴王联军亦纷纷溃逃，清军遂进占秦州。
康熙在下令恢复秦州的同时，密檄张勇及属下的总兵官向陕甘发起全面进攻。张勇亲自领兵出南路，他其实是一个残疾将军，大腿曾经中箭，箭矢伤到骨头导致瘫痪，从此便只能坐理军务。张勇虽然一直乘着车而不是马指挥作战，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所部出击后，连克洮州、河州二城，又迅速对巩昌实施围攻。在此期间，王辅臣为援救巩昌，派兵潜入城内，与城内守军联合起来，从四门出击，欲掀翻张军大营，不料张军能战的程度超乎想象，反过来将他们给杀了个落花流水，只得再次狼狈退入城内。之后，安西将军赫业和孙思克奉命加入巩昌会战，叛军守将眼见大势已去，被迫率众出降。
西路主将是西宁总兵官王进宝，他的任务是收复兰州。兰州“外控西垂，内接临巩，为秦中要区”，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吴三桂、王辅臣设置重兵进行防守，守军“沿河盘踞，势甚猖獗”，张勇在奏报时也认为清军“欲进兵恢复，其如河水已开”。
王进宝为张勇手下最得力的干将，此人出身行伍，不仅精于骑射，而且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战役，他指挥起来却颇有一种庖丁解牛般的利落和洒脱：用革袋结筏，渡过黄河，在河口击败叛军，再设下埋伏，大破叛军于新城；挥师深入八十里，从兰州府首县皋兰起，逐一占领兰州外围各州县，切断兰州守军的外援；用连营环攻的方式对兰州城进行长围久困，同时绝其粮运，最终迫使守军献城归降。
兰州既复，甘肃形势乃变，实际上这也是西北形势由危返安的转折点。在兰州战役中，王进宝身先士卒，经常冲杀在最前沿，叛军见了纷纷躲避，无人敢当其锋。吴三桂、王辅臣深感震惊，王辅臣专门派人拿着吴三桂的书札对他进行劝诱，但王进宝不为所动，将书札上报朝廷，因此受到康熙嘉勉，特授阿思哈尼哈番（清代爵名，意为男爵）。
过去莫洛等人轻视和凌驾于绿营，作战时让他们担负最艰险的任务，一旦失利即予重惩，到了克捷立功的时候却常常把他们扔在一边，有时还随意征调绿营将领所属的士兵、马匹。从这次西北反击战开始，康熙便令绿营官兵自成一军，或以平等地位与八旗军联合作战，或独立作战，绿营官兵不再只充当八旗军的附庸，这使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张勇及其部将更是各展其能。
清代有“将才随地脉为转移”的说法。在康熙以前，辽东最出将才，四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全都是辽东籍，所谓“从龙诸佐，蔚起关外”，而在此战中，人们发现“汉臣名将，西北为多”——除张勇、王进宝、孙思克外，张勇麾下的另一员大将、宁夏总兵官陈福亦为陕甘籍，他们四人也就此被称为“河西四汉将”（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西北前线屡战屡胜，几乎全都依赖于“四汉将”，满将仅作配合。
经过前后五个月的征战，张勇自南路，王进宝自西路，陈福自北路，再加上东路的董额以及负责策应各路的孙思克，清军奋勇进击，将陕甘失地大部予以收复，剩下的只有王辅臣所占据的平凉及其附近的固原，而这两个地方也已被紧紧包围。看到西北渐趋稳定，康熙极为欣喜，“甚嘉悦”，他对绿营官兵的表现尤其感到满意，认为他们“效力过疆，劳绩可嘉”。
最艰难的时期
1675年春，有五个自称汉人的中国人流落至图们江边，向朝鲜会宁府地方乞讨食物。会宁府地方官员乘机向其控听中国目前局势，对方语出惊人：“吴王军与蒙古军联合，屡次击败清兵，看来今年秋天以前必定能够恢复汉家天下。”
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清廷就已通过结盟、联姻、恩赏封爵等方式，使得蒙古各部相继归附，朝鲜官员对此很清楚，因此听后深感诧异：“蒙古属清国，怎么可能与吴三桂联合呢？”得到的回答是：“蒙古一开始确实追随清兵，但清军打败仗纷纷投降吴王，所以他们蒙古也就背清投吴王了。”
事后证明，朝鲜官员得到的是虚假信息，蒙古没有与吴三桂联合，但蒙古背叛清廷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背叛清廷的不是整个蒙古，而是一个叫布尔尼的蒙古王公。
布尔尼系漠南蒙古察哈尔部的亲王，布尔尼家族乃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皇太极时期，布尔尼的祖父林丹汗被清军击败，林丹汗的正妃与其子额哲悉众归清。清廷为笼络和稳定察哈尔，封额哲为亲王，额哲因病去世后，又让他的弟弟阿布奈承袭亲王之位。不料阿布奈却并不感恩朝廷，由于对其祖父当初蒙受的耻辱念念不忘，他始终对清廷抱有敌意，“所为多不法”“不修朝贡者八年”。
理藩院认为阿布奈“无藩臣礼，大不敬”，拟处以死刑。康熙下令从宽免死，革去亲王爵，将其囚禁于盛京，事后，出于安抚察哈尔的考虑，他封身为阿布奈长子的布尔尼为亲王，并安排布尔尼娶安亲王岳乐的女儿为妻，使其成为额驸。
可是朝廷的厚待在布尔尼身上同样没能得到回报。布尔尼的性情比他父亲还要凶顽，他和阿布奈一样记恨着父辈的仇，而阿布奈的被囚使这种仇恨更加深了一层。虽然鉴于阿布奈的教训，他曾两次进京朝贺，但在表面顺从的背后，时刻都在寻机报父祖之仇。
吴三桂起兵反叛后，康熙多次谕令布尔尼率兵南下协助平叛，布尔尼都拒不行动。等到京城八旗被抽调得差不多的时候，他派手下的几个官吏到北京探听消息，结果发现城里已几乎没有满兵，连守卫城门的士兵都换成了少年兵。这使布尔尼意识到时机已至，于是便在一些喇嘛和部属的鼓动下，欲“乘国家有事之际，王师四出，潜构逆谋”。
布尔尼的行径被从嫁公主的长史（官职，相当于秘书）辛柱发觉，后者派其弟奏报了朝廷。康熙获悉后考虑布尔尼的阴谋尚未暴露，朝廷不便立即出兵讨伐，先是打算先派人召布尔尼兄弟进京，以探其虚实。由于怕布尔尼生出疑心，不肯单独前来，经请示孝庄，他又决定以议事为名，将漠南蒙古的巴林部、翁牛特部首领也一并召来。
不出所料，其他奉召的首领都来了，唯有布尔尼兄弟缺席。原来布尔尼兄弟心中有鬼，不敢进京，在将前来相召的侍卫塞棱扣留后，已经公开举兵造反。此前布尔尼除“缮治甲兵”，准备好反叛武装外，曾派人奔赴漠南蒙古各地，对诸部进行联络，所以他起事后有一些蒙古贵族从叛，使得叛军更加气势汹汹。一时间，关外各处人心惶惶，一片混乱，长史辛柱见势不妙，立即率其弟亲自进京奏报。
“自古藩镇之乱未有甚于此时”“天下事几不可问矣”，康熙进入了他执政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他倒反而平静下来，不仅生活起居一切照常，而且恢复了平叛期间因军务繁忙而暂停的“经筵日讲”制度，同时还每天到景山皇家御苑去练习骑射。有人不理解，认为皇帝终究太过年轻，外面形势都这样了，居然还贪恋山水，难道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康熙曾在景山路旁看到一张非法张贴的纸条，上面写道：“今三孽及察哈尔叛乱，诸路征讨，当此危殆之时，何必每日出游景山？”
类似传言和质疑也流传到海外，朝鲜人收集到的不少情报都说康熙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康熙对此既不加以解释也不因此调整自己的活动日程，等到三藩之乱结束，他才说明自己这么做的用意：“当时朕如果稍微露出一丝疑惧的神色，则一定会出现人心摇动的后果，甚至还很有可能发生各种意外。”
康熙深知自己作为国君，所面对的局势越是严峻复杂，越要稳重沉着，“持心坚定”，王辅臣反叛后他喊出御驾亲征，那是他判断局势还没有恶化到他几乎将要控制不住的程度。布尔尼反叛就不同了，其时南方未平，西北的反击战也刚刚开始酝酿，尚未见到任何成效，到处都是天下大乱、人心摇动的景象，而这次新的反叛事件又雪上加霜，使清廷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更重要的是，正如布尔尼事先派人侦察所得知的那样，京城里已没有足资平叛的兵力，甚至连守城都困难，“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
这个时候就像康熙自己所说的，他只能在公开场合佯装悠闲自得，否则人们将更加慌乱，也将引发更多莫测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康熙一直“忧之”，始终都处于极度焦虑之中，心情非常紧张，时时都害怕一着应对不慎，令王朝基业毁于一旦。
一支特殊的平叛大军
必须派一个人挂帅以挽危局，西北方面已寄望于张勇，察哈尔方面又可托付于谁？当康熙就此向孝庄问计时，孝庄一句话点醒了他：“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不妨重用。”
图海原任国史馆侍读，有一次顺治去南苑，图海背着史书随行，顺治观察其言行举止，“以为非常人”，认定图海绝非泛泛之辈，遂擢升他为内秘书院学士。因为顺治的赏识，不过数年，图海就跃升为朝中的股肱大臣，但后来他又因故被连连降职降级，特别是其侍卫与人斗殴一案牵连到了他，顺治下旨予以严办，图海不仅丢官败家，还差点丧命。
好在顺治临死时良心发现，觉得自己对图海处罚过重，同时深感人才难得，于是便在遗诏中嘱咐起用图海。康熙即位后遵从乃父意愿，授图海以正黄旗满洲都统一职，从而使他重新回到了政坛。
辅政时期，图海受知于鳌拜，他曾与大学士班布尔善一起，应鳌拜之召，议定苏克萨哈的死罪。当时能够参与这类密议的，都必须是平时对鳌拜言听计从的人，说他们是鳌拜的心腹亲信也不为过，但鳌拜案发后，班布尔善被处死，图海却没有被认定为鳌党，并因主动揭发鳌拜而得到了豁免，这一方面说明图海颇有自保之术，另一方面其实也受惠于康熙处理鳌拜一案时的宽大政策。
撤藩之议，图海属于多数派，也就是反对撤藩的那一派。不过按照康熙一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风格，在平叛战争中，他仍让图海以大学士的身份兼摄户部，负责料理粮运，统筹后勤事宜。
祖母的推荐提醒了康熙，因为图海不但这段时间后勤方面料理得不错，而且早在康熙初年，他还被授为定西将军，在湖广、四川一带击败过李自成余部郝摇旗，要知道那可都是实打实的硬仗，足以佐证图海文武全才，具备带兵作战的能力。
孝庄真可谓是一言兴邦，康熙立即召见图海，决定以郡王鄂扎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师讨伐布尔尼，其中图海实际负指挥全责。
统帅虽命，奈何无兵可领，这本是令康熙自己都挠头苦恼的事，但图海一个提议，令难题迎刃而解：“请选八旗家奴之骁健者！”
图海掌管户部，对于粮饷要到哪里筹措，兵源要到何方征集，皆了然于胸。康熙听后亦眼前为之一亮，对啊，虽然八旗劲旅全都派了出去，不还有八旗王公门下的包衣可用吗？他随即降旨，批准图海征用亲贵包衣中的勇健之士，结果还真征到了数万人，从而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平叛大军。
1675年4月30日，部队启程。按照明清惯例，凡自京师出兵，不论东西南北，概由德胜门出发，以取“得胜”的彩头。当天黎明时分，图海一身戎装，在德胜门校场对部队进行检阅，检阅完毕，即传令拔队急行军。
由于平叛官兵全部都是非职业军人，加之组成仓促，缺乏训练，要确保出征后有所建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康熙为此提出的策略是乘敌不备，急驰突袭。
草原民族在生活和作战方面有其季度性规律。一般每年冬末到春季是母畜集中产仔的季节，同时刚刚经历严冬、变得瘦弱的牲畜需要吃新草，多数牧民必须在牧场劳作，这时候他们实际无法形成足够的战斗力。只有在秋天以后，产仔季节已过，马匹吃得肥壮有力，青壮年也能从劳作中脱身了，他们才会大规模侵袭中原，正如《汉书》中所说，“秋马肥，变必起”。
布尔尼反叛的时间恰在冬末到春季这段时间，这对他其实是不利的，为什么仍要举兵？无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发现京城兵力空虚，认为有机可乘；二是意识到阴谋暴露，朝廷已经警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满人在入关前从事游牧，即便已在中原建立政权，身上也依旧具备草原文化属性，对草原文化和生活习惯非常熟悉，康熙本人又熟读史书，当然知道布尔尼的软肋在哪里。他指示鄂扎、图海等人，说现在正值蒙古马瘦，你们要急速前进，“兼程驰赴，乘贼马未肥，党羽未合，即行扑灭”。
以利相诱
楚汉战争时，韩信曾说过“驱市人而战”，赶着街市上的百姓去打仗，不过那只是打个比方，而由图海一手组建的这支部队倒真的符合这一特征。尽管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勇健之士，平时为了看家护院也会使枪弄棒，但打仗毕竟不同于普通的街头斗殴，而且对于这些早已看惯各种世象的八旗家奴而言，突然要求他们像职业军人一样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也是一件极难办到的事，绝不是一个命令或一通激情澎湃的宣传鼓动就能搞定。
图海采用的办法很简单，就四个字：以利相诱。大军出发后，他除遵照康熙旨意，督促部队快速行军并规定途中不许夜宿外，其他概不过问。这等于放松了军纪，士兵们如同脱缰野马，每至州县村堡，必大肆掳掠，“饱则远扬”，这使他们就像昔日长驱南下，破边墙而入的先祖一样，身上迅速有了一股野蛮剽悍之气。
布尔尼原以为京城八旗已全部抽空，连守城部队都不足，就算朝廷从外面调兵遣将也得大费周折，他有足够时间从容布兵，所以对平叛军猝临毫无防备。谁知平叛大军迅疾如风，呼啸而过，不几天便抵达了察哈尔，这令布尔尼措手不及，既无法凑集自己的全部兵力，更不能与盟军会合。
平叛大军到达目的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示康熙所定的招抚谕旨。康熙在谕旨中表示，只要布尔尼肯降，即予接纳，其他部众能擒献叛军首领最好，就是自行投降，也会得到好处，“朕赐以官爵，俱加恩养，断不食言”。招抚谕旨的作用立竿见影，原本就不牢固的反叛联盟顷刻分化瓦解，从叛者也纷纷离去。
抚远大将军鄂扎是董额的侄子，同为多铎系皇族，他在打仗方面的勇气比小叔叔要强得多。见布尔尼兄弟已陷入孤立，鄂扎立即留下辎重，亲自偕同图海等人轻骑向叛军发起进攻。布尔尼一边迎战，一边设伏于山谷，企图以逸待劳地打对手一个冷不防，然而鄂扎很警觉，在进攻的同时便派人对周围山涧进行搜索，叛军无法继续隐藏，只得提前发动伏击。
指挥作战的图海这时候开始演讲了，他毫不避讳部众们的沿途掳掠，但是他说：“你们一路上所掳掠的不过都是士庶之家，其实没什么可抢的。察哈尔汗（指布尔尼家族）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是元朝后裔，数百年基业，所蓄积的珠玉货宝不可胜计。”
难道朝廷钦赐的蒙古王公也能抢？图海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振振有词地说：“太宗（皇太极）当年征布尔尼的祖父林丹汗，意在招降，所以军纪严肃，秋毫无犯。如今情形不同了，你们有本事尽管敞开来动手，保证你们富贵终身，放心，一切由我负责。”
图海此言一出，官兵们欢呼雀跃，在欲望的驱使下，那眼睛瞪得不是红，而是血红！他们排山倒海般地向叛军猛冲过去，而且“无不一当百”，简直比长期训练的正规军队都更疯狂、更卖命。
锐猛异常的攻势很快戳破了叛军的阵形，叛军兵败如山倒，察哈尔都统晋津于阵前率军投降，布尔尼兄弟亡命溃逃，被科尔沁亲王沙津射杀。
仅仅两个月时间，差点导致大清王朝崩溃的布尔尼叛乱就被平定了。是役，图海立有大功，但他知道自己故意放纵军纪的事可能被人抓住把柄，为有所弥补，特地请准康熙将平叛大军所过之处的租税予以豁免。康熙听后，一边责备他不应该放纵士兵掠掳，一边出示了大臣弹劾他的奏章，原来康熙早就知道此事，只是一直压着那些弹劾奏章不说罢了。
图海知道想瞒也瞒不住了，赶紧请罪，同时也为自己开脱，解释说他这么做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所谓平叛大军原是一群乌合之众，却要用来抵御“万强之敌”，如果不以财物相诱，谁肯出死力呢？
皇上明明知道真相，却压着不说，讲穿了其实也是在纵容。至于他事后会不会追究，其实完全取决于战役的胜败：若是败了，这一板子必定还会敲到图海身上；若是胜了，皆大欢喜，一顶大局为重的帽子就可以把事情都给盖住。
图海多年经历宦海浮沉，自然深知其中奥妙，在为自己开脱完后他又打了转，说：“然上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了。”虽然我做了错事，但皇上你等我大功告成才责备我，实在是太英明了。
此语虽短，却既强调了自己的功劳，又拍了皇上马屁，也给彼此都留了台阶可下。果然，康熙非常高兴地接过话，说：“朕也知道卿必定会有所作为。”
实际上，康熙的态度在平叛大军班师回朝的那一天就表现得很明朗了。当天他亲自到南苑大红门迎接，赏赐了御用衣帽、团龙补服、黄带、御乘名马、散马等一大堆东西给立功将士，而对士兵掠掳一事只字未提。
攻城战
平定布尔尼叛乱使京城转危为安，清廷在摆脱南北夹击的困境后，得以倾全力于西北。此时，西北失地大部都已被清军收复，唯有平凉、固原仍在王辅臣之手。康熙认为：“秦州、巩昌、兰州诸处虽次第恢复，而底定全省，唯在速取平凉。”
为了减少双方的伤亡，康熙起初仍多次敕谕王辅臣，促其“自新”，王辅臣没有拒绝，却借口敕谕中没有讲清楚招抚的细节，要求康熙再颁明谕。康熙看出他表面奉诏，实际在行缓兵之计，于是立命董额率八旗、绿营会攻平凉。
西北平叛战争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但董额仍未能完全克服畏战情绪，而只寄望于通过和谈来解决平凉问题，所部也一直无法对平凉形成严密包围，导致平凉迟迟难下。王辅臣抓住董额的心理，一面假意谈判，一面伺机出击，不但使平凉、固原的叛军形成呼应，还乘隙攻陷了庆阳。与此同时，陕西兴安再次发生叛乱，叛军直指商州，吴三桂也派王屏藩、吴之茂自四川进犯秦、陇，以分散清军兵力，并力图与王辅臣军会合。
本来全面好转的形势再次出现逆转，然而康熙处变不惊，按照他的分析，兴安、四川之敌敢于分别进犯，都是因为王辅臣的势力未被扑灭，如果“平凉破，王辅臣灭”，那么这两股敌军增援的念头就会断绝，窥伺商州的计划亦将受阻，陕西可保无虞。在他的一再督促和严责下，董额督兵攻击，终于一举克服第一关厢，但随后因城下沟深地险，难以下垒，攻城战又进入了僵持状态。
平凉久攻不下，严重影响了西北战局和三藩之乱的平定。这时尚可喜发来奏报，告知广东方面岌岌可危，康熙考虑万一广东沦陷，势必加重江西战场的军事压力，因而更加急于尽快解决西北问题，以抽调兵力增援江西、湖广。
对董额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康熙已经彻底失望了。至于接替董额的人选，他首先属意的是张勇，特向张勇传谕：“陕西重地，凡平定地方，扫除贼寇，唯尔是赖。”
因董额是西北军事统帅，康熙很担心他会发生像莫洛那样的问题，一再戒谕他要以大局为重，尊重张勇，不得轻视，但董额以满洲贵族自居，依旧看不起张勇。张勇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不愿与之合攻平凉，他在上疏中还指出，四川的吴军蠢蠢欲动，随时谋图秦州、巩昌等处和进入陕西，如果他去平凉，吴军很可能乘虚直犯。
康熙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也非常尊重前线将领的意见，既然张勇无法抽身，他便决定起用在平定布尔尼叛乱中充分展露军事才能的图海。
抚远大将军的名号就此由鄂扎移授图海。在三藩之乱中，康熙任命了一批大将军，但大将军亦有等级之分，“抚远”在这里面的分量最重也最尊贵，因为“远”则不偏于一方，“抚”则不限于军事，有文武兼辖，便宜行事之意。康熙一朝，自鄂扎开始，亲贵得授抚远大将军者，不过三人，异姓得授抚远大将军者，也仅两人，图海是其中之一。
康熙授命图海赴陕西统辖西北满汉军队，专讨平凉王辅臣，自贝勒董额以下悉须听其节制，实际也等于取消了董额的大将军职权，军事指挥权被完全集中于图海一人。图海临行前，康熙又亲登太和殿，赐之以敕印，并赠诗鼓励，诗中写道“威名万里作长城，壁垒旌旗壮远征”，显示出对图海此次挂帅出征的殷切期望。
在平定布尔尼叛乱时，图海虽有不抓军纪，甚至纵容官兵违纪之举，但正如他对康熙所解释的，纯粹是因为情况特殊，不得不如此。对于正常情况下的正规军队，图海绝不会这么做，他一到平凉，即“明赏罚，申约束”，尽管方法不同，然而效果一样明显，原在董额统领下相对涣散的军心被迅速凝聚起来，三军士气大振。
西北清军终于拥有了一个较有威望和能力的统帅，将领们勇气倍增，都纷纷请求乘势攻城。图海不同意，说“仁义之师，先招抚，后攻伐”，因为“城中生灵数十万，覆巢之下，杀戮必多”。
图海的说辞其实是康熙最初对于攻取平凉的态度，但在发现王辅臣施缓兵之计后，他已经在实质上改成了“剿抚并用”，不然也不会换图海上了。图海这么说，只是反对正面强攻，并不是要走董额的老路。
破敌之策
康熙用兵，非常重视前线部队的后勤保障，继建立中转站后，又决定“存留钱粮，尽裁充兵饷”。由此及彼，他也很注意观察敌方的补给情况。在他看来，叛军之所以能够久据平凉这样一座孤城，皆因有粮可恃，若断其粮饷通道（“饷道”），必然不攻自破。
康熙将“断贼饷道”作为破敌之策，在图海出京时交授给他，而图海遵旨行事，到平凉后首先做的就是攻取虎山墩。
虎山墩是平凉城北的一座山岗，高数十仞，登临其上，可俯视全城，乃通往西北饷道的咽喉。王辅臣部署万余精兵护守，以保障粮饷的安全运送，图海判断只要占领虎山墩，“则饷道绝，城不攻自下”。这场围绕虎山墩的争夺战从早上战至午时，打得异常激烈，叛军前为步兵，后为骑兵，布列火器迎战，图海则指挥部队仰攻，用逐层突破对方火力封锁的方法步步进击。最后叛军大败，清军成功进据虎山墩。
夺取虎山墩后，平凉全城尽在清军俯视之中。图海下令把红夷大炮运到冈上，居高临下地轰击王辅臣军营，城内军民顿时一片慌乱，同时由于饷道被切断，城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王辅臣趋于绝境，只能下令杀马为食。
要招抚王辅臣，现在才是最佳时机，图海即命幕僚周培公设法劝降。周培公“好奇计”，善设计谋，他和王辅臣标下总兵黄九畴是同乡，便通过黄九畴劝导王辅臣说：“城内粮食已经断绝，为什么不向敌人借粮呢？”
王辅臣听后一愣，没好气地说：“敌人恨不能马上消灭我们，岂肯借粮与我？”黄九畴依照周培公所授，答道：“未必，公（指王辅臣）当初陛见时不是认识图海吗？倘若能够与他见上一面，事情一定能成！”
王辅臣与图海确是旧相识，可他也明白借粮云云只是把话说得好听些，其实就是通过图海出面担保，请求向朝廷归降。一想到先前康熙曾多次示以诚意，给过种种机会，但都被自己拒之门外，现在山穷水尽才被迫重回“自新”之路，王辅臣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难以启齿，沉思良久后才说：“那边要先派个人来才行！”
见王辅臣虽然仍有些举棋不定，但已经意有所动，黄九畴忙将这些情况写在纸条上，用蜡丸密封，通过周培公转呈图海。
既然王辅臣提出要求，图海就要考虑遣使入城。明知这趟差使的风险极大，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周培公仍当场表示自愿前往，并且说：“如果我前去说服了王辅臣，那是大学士（指图海）的福分，如果遭到不测，我死而无怨。”
图海即以许给米粮为条件，派周培公入城劝降。这次劝降果然相当成功，王辅臣终于放下顾虑，同意遣其副将随周培公至图海军前投降。
大功即将告成，图海十分高兴，昼夜赶写奏本送至京城。康熙马上颁布诏令，赦免王辅臣等人的罪行，并加封周培公为参议道台，派他携带诏令入城招抚。
周培公奉命入城，除宣读康熙诏令外，还拿出米粮和馈饷予以救济，城内军民幸免于战乱，“合城欢忻庆更生”。王辅臣也派人向图海献上了军民册籍和吴三桂所授敕印，但仍未能完全消除疑虑，而图海则放下胜利者的架子，再派侄儿、侍卫等一起入城，对王辅臣进行开导、抚慰。王辅臣大为感动，决定出城亲自向图海谢恩。
自京师相识，图海和王辅臣已经很多年没见了，物是人非事事休，出现在图海眼前的王辅臣面容消瘦，憔悴不堪，图海虽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吃了一惊，当场便搂着王辅臣大哭起来，说：“真想不到老朋友会憔悴成这种样子！”
王辅臣也瞬间泪流满面，他又愧悔又悲怆地对图海说：“我已辜负国家到这种地步，朝廷决不会宽恕我的！”图海闻言，当场与王辅臣“钻刀设誓，保无其他”。
所谓“钻刀设誓”，是立誓人要从刀下钻过，以示一旦背弃誓言，日后必死于刀刃之下。图海通过发这种毒誓来向王辅臣证明，自己在劝降这件事上对他绝没有半点欺瞒，让他尽可放心。
图海的坦诚以待让王辅臣彻底放下了心理包袱，回城后就率众来降，固原、庆阳等地的叛军亦相继归附。康熙不食前言，以宽大为怀，让王辅臣官复原职，“加太子太保，擢靖寇将军”，令其随图海“立功赎罪”。法国传教士白晋据此评价康熙，“不仅使一些尚未公开表示支持吴三桂的人服从他的命令，而且还能使大部分曾经背离朝廷的人也重新站他一边来”。
在此期间，张勇、王进宝等绿营将领联合击溃了北犯的吴军，主帅吴之茂仅以十余骑得脱，这是王辅臣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只能在平凉坐以待毙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至此，陕西全省平定，来自四川的十余万吴军被歼灭殆尽，以后即使平叛大军不下四川，四川之敌也不敢复出了。
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置
王辅臣反叛之初，吴三桂在命王屏藩、吴之茂等由巴蜀北上，袭击秦陇的同时，曾亲至松滋，且屡屡声称要渡江与清军决一死战。那个时候，吴军无论军心士气都呈高涨之势，而清廷却已无兵可以征发，直至蒙古布尔尼发动叛乱，连满洲家奴中的勇健者都几乎全被用于北征，若吴三桂果真拼死渡江作战的话，则后果不堪设想。
幸运的是，吴三桂的真正用意其实还是企图在西北暗度陈仓，渡江一如既往地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不管他在荆岳一线把动静折腾得有多大，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
吴三桂要守住湖南，康熙则要力夺湖南。康熙一向都将湖南视为主战场，而把岳州、澧州作为战略进攻的重点，他在平叛战争刚刚打响时就指出，岳州、澧州乃荆楚咽喉，水陆要冲之地，平叛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必须首取岳、澧，他后来增派五名大将军上前线，其中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尚善的任务就是进攻岳州。
尚善是舒尔哈齐（努尔哈赤同母弟）之孙，顺治初年参加南征，曾与吴三桂共事，两人是老相识，因此他刚到岳州就写信对吴三桂进行了招降。招降没有产生什么效果，随后尚善便指挥清军与吴军展开激战，这是清军自进至湖南以来所进行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吴军在战役中遭受重创，损失超过万人，其战舰被击沉十余艘，但尚善也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攻克岳州。
自岳州战役后，尚善方面便没有什么大动静了。客观上是因为岳州确实易守难攻，它三面皆临洞庭湖，水域宽阔，清军若没有足够力量的水师，很难从水路予以攻破。陆路的一面，吴军挖掘了三重深壕，陷坑、木桩、鹿角木、竹签、挨牌等各种防御工事周密环布，使满洲骑兵无法顺利地发起冲击。
尚善考虑要攻取岳州，水路乃是最大的突破口，但清军善陆战而不善水战，不习水性的满洲兵占多数，训练他们能够在水面上与敌军对战需要时间，磨合原有军队和新招募的水军也同样需要时间。另一方面，水军的装备尚不到位，尚善到岳州后才知道前线缺乏船只，为此只能请求朝廷从江南调船增援，同时从其他地方征发操控船只的舵手。
在尚善基本停顿下来以后，另一名大将军勒尔锦也一直未能从荆州渡江。康熙当时在战略上对湖南改取守势，固然是缘于耿精忠等接连反叛，必须在其他战场投入力量之故，但最主要还是因为勒尔锦、尚善等人所发起的攻势不够积极。
实际上，湖南战场在康熙心目中始终都牢牢占据着第一的位置，按他的说法，其他战场即便报捷都不能令他高兴，“唯破岳州、澧州，方可喜耳”。为切实有效地起到敦促作用，他派侍卫赴荆州交给勒尔锦一份手谕，上面是他亲自制定的三种打法，包括直接攻取岳州、渡江取澧州、令镇南将军尼雅翰往江西取长沙。他让勒尔锦会同尚善及诸将进行商议，看究竟选哪一种为好，但总之都必须赶快发动进攻，而不能长期按兵不动。
勒尔锦等人商量下来，决定仍由尚善直接进攻岳州，但尚善方面仍然是雷声大雨点小。实际上，在看到己方水战能力薄弱后，尚善就已经确定了稳扎稳打、徐徐图之的策略，他分析吴军老巢远在云贵，虽然对深入湖广事先有所预备，但时间一长，其粮饷、后勤供应必然短缺，相比之下，清军背后有朝廷源源不断的供给，因此尚善用不着拿自己的短处与对手硬碰硬，而只用耗时间，时间上他消耗得起，吴军消耗不起。
尚善懂的道理，康熙岂能不知，问题是尚善只需负责岳州一方战场，他则需要兼顾全国战局，攻不破岳州，就无法打开局面，这怎么行？况且军队供给也不是能天上掉下来，得他去设法筹措，而筹措的难度已是日甚一日。
尚善在奏折中多是请求派遣船只和发送军备援兵，进攻岳州的步伐却一直被迟延，康熙对此很是不满，多次予以斥责，之后恰逢王辅臣突然在西北举兵反叛，康熙一时急火攻心，这才想到了要亲征荆州。
放进一条鲇鱼
虽然因为孝庄和大臣的劝止，康熙未能亲征，但即便在紧急处置西北事变的过程中，他也没有把湖南战场置于一旁。先前他给勒尔锦等人参考的那三种打法中，最后一种是“令将军尼雅翰往江西取长沙”。这一打法的灵感来自尼雅翰本人，尼雅翰在尚善帐下参赞军务，他从投诚的吴军将领处获悉，吴军军营内缺粮，全赖长沙水路运送，同时长沙守兵也并不多。联系这一重要情报，康熙感到岳州之所以久攻不下，除了城防坚固外，还在于“恃有长沙、衡州之栗”，也就是在清军攻城期间，吴军水师可以将长沙、衡州的粮米由湘水经洞庭湖，源源不断地运进城来，这就像日后不管怎样进攻平凉，只要其饷道不绝，就总也攻不进去一样。
康熙下决心抛弃前两种打法，取最后一种打法，在他重新拟订的作战方案中，“侧翼袭击，迂回包围，攻占长沙，断敌饷道”取代了对岳、澧的正面突破。为此，他专门召集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相关事宜，准备密令尼雅翰由袁州进攻长沙，断绝吴军粮饷，夹攻岳州，但计划尚未正式实施，尼雅翰已死于军中。
1675年2月，康熙再次提出由江西取长沙。正在江西助剿的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接到谕令，由他代替尼雅翰担任湖南战场的侧翼主攻，并亲统所部或由袁州，或由吉安进入湖南，攻取长沙。
岳乐乃努尔哈赤之孙，开国郡王阿巴泰之子，鳌拜擅权时期，他与鳌拜沆瀣一气，当初领衔启奏，逼着康熙将苏克萨哈往死里整的就是这位仁兄。虽然在政治上走过弯路，但康熙仍要重用他，这是因为岳乐在顺治初年，曾随豪格征讨张献忠，在参加平叛战争的所有大将军中，他不仅爵位和辈分最高、资历最深，而且具备丰富的军事经验，堪称现有皇族中的前辈和军事领袖。
岳乐久经战阵，处理兵事极其老练，在收到康熙的谕令后，他表现得颇为犹豫，倒不是不敢向湖南这个吴军的大本营突击，而是觉得后方不稳，易被叛军所乘——自吴三桂、耿精忠相约夹攻江西以来，叛军已在江西占据三十余城，与清军处于相持状态，如果岳乐前往湖南，留守江西的清军兵力将十分单薄。
岳乐一再上疏，建议应先平定江西寇乱，解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分防险要，进兵湖南。倘若仅仅着眼于江西战场，这一建议自然符合常理，但康熙更重视的是湖南战场，在他看来，湖南战场始终高于江西乃至国内任何一个其他战场，只有速灭吴三桂，平定湖南，各地叛军才会闻风自散。
康熙做梦都巴望湖南战场尽快传出捷报，可偏偏荆岳一线的八旗军没有任何进展，使得湖南战场犹如死水微澜，毫无生气。在这种情况下，若不放进一条鲇鱼，就无法搅活一池春水，而岳乐就是康熙理想中的那条“鲇鱼”。康熙认为只要岳乐入湖南，取长沙，荆岳大军即可乘机直进，湖南战局一定会发生有利于己的重大变化，到时不单可以断敌饷道，还能分敌兵势，不单能扼广西咽喉，还能固江西门户。
康熙让岳乐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进取湖南，勿得坐视，致误机会”，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在兵进湖南这件事上，朕主意已定，不用再讨论了！”
三藩之乱前，康熙从无直接上前线指挥作战的经历，但总揽全局的战略眼光却已非同一般。法国传教士白晋常在康熙左右，对他的军事才能非常钦佩：“这位皇帝虽然年轻，但在治理和决策方面所做的一切，却已经像一位老练的皇帝了。”
1675年10月，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对康熙攻取长沙计划并不清楚的前提下，提出了一项类似的作战方案，认为如果湖广方面的清军由荆岳进兵，而江西方面的清军由袁州会攻，使吴军“三面受敌，首尾不能相顾”，则湖南战局可望一举成功。其实在他上疏京城时，康熙的方案早已下达，而且论证得远比他具体充分。
就在蔡毓荣上疏的当月，康熙再次促令岳乐停剿江西，乘冬月速取长沙，并且强调说：“吴三桂是贼首，如果不早点消灭他，就算江西、福建的贼军尽除，又于事何补？”知道岳乐仍担心自己背后起火，他特地将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从江南调出，与定南将军希尔根等人偕同镇守江西，同时下达“平定湖南，俱赖安亲王”“悉依安亲王所请”的旨意，对于岳乐的其他要求，也一律给予支持和满足。
岳乐没有什么话好说了，终于在两个月后进征湖南。就在此时，屯驻福建的多名耿藩总兵都向岳乐表示，若清军从江西入闽，他们愿为内应。岳乐觉得这是进攻福建的最佳时机，便向康熙奏请入闽，康熙立即答复说招抚叛军和进攻福建的事，他已经交给了喇布、希尔根等人去做，你岳乐不要想别的，就是给我赶快进攻长沙，剿灭吴三桂。
如果说康熙先拒绝的是诱惑，之后他感受到的是威胁：尚可喜奏报广东危急，要求岳乐暂停进征湖南，调赴广东。
尚可喜的请求没有得到同意，康熙分析说岳乐进征湖南本身就牵制了吴三桂的主力，有助于粤东局势的缓和，要是让岳乐增援粤东，然后再进兵湖南，则道路迂回，必将稽延时日。作为替补方案，他随后催促喇布派一名副都统为将军，尽快统率大军驰援广东。
剿抚并用
1676年2月，岳乐遣奇兵出间道袭取袁州。鉴于满洲兵长于骑射，但到了山林和水多的地方，战斗力不如土生土长的绿营兵，因此这位沙场老将在大军出征前，特地向康熙提出“非绿旗兵无以搜其险阻，非红夷炮不能破其营垒”。按照他的请求，康熙拨出五千江西绿营兵随征，又将二十门新式红夷大炮转运至岳乐军前，这些都对成功袭取袁州以及随后的攻城略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次月，岳乐进抵湘赣交界的重镇萍乡。驻守萍乡的吴军统帅夏国相是吴三桂的女婿，吴三桂在起兵前后，其军师方光琛曾忠告他，“夏国相轻浮浅露”“庸鄙贪纵，必然会坏事”，那时吴三桂对方光琛尚言听计从，当即表示：“婿侄在我，我立誓不用。”可是时间一长，吴三桂就食言而肥，又重新起用了夏国相。
夏国相正如方光琛所言，清军已经兵临城下，他还淫掠酗酒，营中充斥着歌童舞女，军队也因而士气萎靡不振。岳乐将满汉官兵编成四队，分道出击，连续攻破十二寨，斩杀万余人，夏国相仓皇之中弃印遁逃。
岳乐一鼓作气，在迅速进入湖南后，再克通往长沙的必经之城醴陵，直逼长沙。湖南战场上僵持的局面终于被打破，清军由防守转向进攻，消息传出，“湖南诸贼震动”。
长沙是吴三桂的前线根据地，闻知长沙告急，他连忙调集十八名将军、十余万兵力拒守长沙，他自己也由松滋回长沙布防。吴军在长沙周围掘重壕，打木桩，布铁蒺藜，列象阵，同时又集兵船于长沙城下，随时准备与清军进行水战，至此，长沙城外成为清、吴两军对峙的又一个主战场。
康熙估计吴三桂集兵守长沙，长沙难以速克，但洞庭湖口的吴军守备必然空虚，乃是荆岳大军夹攻湖南的好时机，于是通令荆州的勒尔锦、彝陵的察尼（多铎系皇族，封贝勒，时任荡寇将军，随勒尔锦南征）以及岳州的尚善，让将领们迅速发兵配合岳乐进攻长沙，如有机可乘，应趁机攻取岳州、澧州。他还拿勒尔锦示范，发出警告说你驻荆州将近两年，却尺寸未进，现在岳乐进攻长沙，如果再不及时发兵夹攻，让吴三桂察觉出荆岳清军其实按兵不动，从而下决心死守长沙，那你贻误军机的罪就更大了。
在康熙的高压下，荆岳战线的将领都行动起来，勒尔锦亲统大军自荆州渡江，将吴军击败于虎渡口，察尼在澧州的太平街取得胜绩，尚善所辖的岳州水师亦进入洞庭，攻取君山，吴军下游兵丁皆望风溃遁。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如果勒尔锦等人能够乘胜长驱突进，不但澧州、常德、湘阴等处有望拿下，还可如康熙所期望的那样，进而配合岳乐夹攻长沙。问题是畏敌思想这东西不是光靠外部压力就能把它完全驱走的，勒尔锦、尚善在关键时候继续掉链子，致使水陆两军迁延停滞，无法形成有效配合。
勒尔锦虽然已占领虎渡口，但控制不力，吴三桂抓住他的这一疏漏，指挥松滋上游水师沿江而下，对清军发起反击。勒尔锦害怕损兵折将，立即放弃太平街，以夏季闷热潮湿，军队难以适应为由退回荆州。尚善的岳州水师所占的各处险隘也重新被吴军所夺，未能完成切断吴军饷道的任务。
失去荆岳方面的配合，岳乐即便对长沙形成围攻之势，要单独予以攻取暂时亦可望不可即。勒尔锦回到荆州后即具疏谢罪，康熙本拟对勒尔锦等人分别解职，严加治罪，只是考虑到他们身在行间，临敌对垒，才暂留原任，令其将功赎罪。
至命尚善兵进湖南止，康熙已先后向湖南战场投入三名大将军（岳乐、勒尔锦、尚善），决心不可谓不大，动用兵力不可谓不强，然而预想中的迂回包围计划却未能立即奏效，这令他既失望又惋惜，事后他将原因归结为诸王贝勒（其中也包括岳乐）行动迟缓，极为懊恼地说：“如果大军数路并进，吴逆（吴三桂）肯定不可能在长沙部署这么多伪将贼兵，而且也来不及在我们的进军方向上随处挖深壕，树木桩，其灭亡可翘足而待！”
神兵天降
在平叛战争伊始，康熙就采取了招抚的策略。这一策略最早施用于王辅臣，但因初期在军事上不能对敌人造成压倒性优势，所以未能奏效。经过总结，康熙将单纯的招抚改成了“剿抚并用”，以打促谈，恩威并施，最后终于把王辅臣争取了过来。
王辅臣归降清廷，令吴三桂失去了一个有力的臂膀，同时也宣告了他的北上之梦完全破灭。自此以后，康熙便将“剿抚并用”策略迅速推广至各个战场，明令对于“有悔罪输诚之心”的“叛变之人”，都应予以容纳。
福建是继陕西之后的第二个剿抚重点。康熙认为与吴三桂系中途投诚不同，耿精忠自祖父耿仲明起，三代人主动效力清廷，已积四十余年，和清廷的历史关系较为深厚，而且吴三桂首倡变乱，耿精忠只是附从。基于这一认识，他宣布只要耿精忠能够投诚，即“释免前罪，视之如初”，对耿精忠家属也网开一面，其在京的几个弟弟均得到宽容，而没有如吴三桂的子孙一般被正法。
然而就像王辅臣在风头正劲的时候，无论怎么施恩都无济于事一样，清廷一开始对耿精忠的招抚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康熙派耿精忠的弟弟到耿军军营传达招抚谕旨，耿精忠干脆连门都不让他进，反令部属扼守关隘，肆虐如故。
耿精忠反叛对清廷的威胁确实很大，尤其最初东南一带的官员对此没有防备，普遍表现得惊慌失措。据说反叛消息刚刚报至浙江时，浙江将军图赖“瘫软不起，时称抬不动将军”，巡抚田逢吉“顿足不止，称跌足巡抚”，总督李之芳“掀髯不已，称撚髯总督”。未几，耿精忠不仅得据全闽，而且攻陷了浙南与赣西，与此同时，台湾的郑经也应约“猖獗海上”。
针对耿精忠拒绝招降，恣意进攻的态势，康熙暂时放弃了对他的招抚，提出“海寇（郑经）宜用抚，耿进忠（耿精忠）宜用剿或用间”，令奉命大将军、康亲王杰书率八旗军前去征剿。
在闽浙战场上，浙江官员在度过一段时间的惶恐期后，逐渐开始正常乃至超常发挥。“抬不动将军”图赖不再瘫软，“跌足巡抚”田逢吉也不再只知道跺脚，最出色的是“撚髯总督”李之芳，他力主重点守住衢州，说：“衢踞上游，无衢，是无浙也。”——衢州居于钱塘江上游，没有衢州，就没有浙江。
确定目标后，李之芳与图赖率满汉兵勇进驻衢州，打响了衢州保卫战。其间他亲冒矢石，执刀督阵，部属请他稍避敌锋也被拒绝，他向三军大声疾呼：“我是全军司令，我怕死退避，就会为贼军所乘，所以今天的胜败就决定着我的生死！”
激战中，守备程龙临阵退缩，李之芳毫不犹豫，按军法将其立斩于军前。在他的激励和督促下，所部不仅越壕拔栅，击退耿军，还乘胜收复了周围多处州县。
衢州乃浙西重镇和浙闽赣三省要冲，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李之芳、图赖等人的拼死坚守，才保全了浙西，并为后续赶来增援的八旗军赢得了时间。李之芳在任浙督前当的是京官，康熙原先有一定了解，知道这个文人出身的汉官武艺一般，如今击退敌军靠的完全是一腔热血和牺牲精神，他因此感慨地说：“（李之芳）虽不谙骑射，但执刀立船首，率众突击破敌，和他一同出征的人，返回京城没有人不称赞他的勇敢。”
除湖南战场外，在闽浙等其他战场，康熙基本都遵循步步为营的进兵路线，他指示杰书，应先剿灭浙江温州等处的叛军，平定地方，然后再进入福建。随杰书南征的宁海将军、贝子傅喇塔对此加以诠释，认为耿精忠甫叛就进犯浙江，显然是将浙江作为了藩篱，若先破其“藩篱”，不但耿精忠不敢出闽，就连吴三桂也不敢径下江南。
在“欲平闽，必先平浙”的基础上，傅喇塔建议首先平定台州，之后取温州，则“入闽如破竹”。杰书接受了他的建议，命傅喇塔取台州，自己去金华，而衢州仍由图赖与李之芳据守。
傅喇塔出击后按计划攻下了台州，耿军大将曾养性被迫退据黄岩。黄岩凭江带水，耿军水陆扼险，清军不能飞渡，于是傅喇塔便坐等宁波水师抵达，结果水师迟迟未至，康熙担心再等下去劳师糜饷，便传旨催促傅喇塔尽快进兵。
傅喇塔与岳乐属于一个类型，他曾在顺治初年征战湖广，立有军功，虽谋略方面可能不及岳乐，但在出征的皇族贵胄中也已算是佼佼者。他派人打探，发现有山路可达黄岩，于是组织士兵悄悄地伐木运石，开通栈道，在曾养性浑然不觉的情况下来了个神兵天降，将其部署在黄岩城外的二十五营兵力逐一击破，并飞速围困了黄岩城。
曾养性惊慌失措，乘夜突围，从水路逃往温州。傅喇塔追至温州，两人在温州城外连番大战，把看家本领都使了出来，曾养性偷袭清军营寨，傅喇塔则将计就计，一面故意让下营烧毁，移居上营，谨守要隘，一面亲督大军从山上往下冲杀。耿军溃乱大败，积首填溢，曾养性只身逃入温州城，之后便高挂免战牌，凭城固守。
你以为贼军会自生自灭吗
温州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傅喇塔围城数月不下，与此同时，图赖、李之芳在衢州面临着敌人强大压力，整个浙江战场一度呈现出僵持局面。
转机来自叛军的内讧。原来耿精忠初叛时，怕力量不够，于是积极拉拢台湾的郑经，约他水陆并进，谁知起兵后不到一个月，联军即已席卷东南，这时候耿精忠便有些后悔邀请郑经了，觉得自己单干也能搞定的事，为什么要白白分一杯羹给别人？他的手下添油加醋，说郑经其实兵力很弱，“海上船不满百，兵不满万”，耿精忠听后更加不把郑经放在眼里，直接断绝了与郑经的来往，并按照清廷原来的禁令，“寸板不许入海”。
郑经闻讯大怒，发兵攻打耿精忠且连下漳州、泉州等地，耿精忠这才害怕起来，在吴三桂的居中调停下与郑经暂时讲和，但双方嫌隙已深，再不可能形成联盟。倒是吴三桂还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1676年4月，他约郑经、耿精忠共同进兵江南。这回耿精忠遵守了约定，翻脸背约的是郑经，后者趁机打福建的主意，又占据重镇汀州。耿精忠暴跳如雷，为集结与郑经兵戎相见的足够兵力，决定将原在赣西的部队撤回福建。
当年7月，进据江西的耿军突然焚毁营盘，越关宵遁。康熙根据前线的报告做出判断：“其为海寇（郑经）所逼无疑。”他命令奉命大将军杰书等人立即撤除温州之围，直取福建，而且这次是大家全都要去福建，一个不能少，包括杰书。
浙江作战期间，虽然杰书捷报频频，但在外征战的均为傅喇塔、图赖、李之芳等人，他本人一直坐守金华。康熙明察秋毫，对此很不满意，责备杰书说：“王（指杰书）守金华已经两年了，仅仅是靠文书往来进行指挥，却不亲自统兵征剿，你以为贼军会自生自灭吗？”
杰书被皇帝数落得无地自容，急忙亲自率部南下。当初傅喇塔曾认为只有在攻取温州后才能入福建，李之芳与之主张不同，他认为：“入闽之路不在温州、处州，而在衢州。”由于温州难以速取，这一建议很快便被杰书所接受。
此时耿军大将马九玉正死守衢州河西，但其南面的江山和西面的常山，都可以从小路实施袭击，李之芳预计一旦清军从江山、常山发起进攻，耿军将首尾受敌，河西军营一定难以独立支撑。
杰书依计而行，组织部队抄小路夜袭耿军军营，巧的是，马九玉也正好派兵要劫清军的寨，两军相遇后，清军连发大炮攻击，耿军仓皇溃退。耿军军营扎于山顶，山下密布用来阻挡清军前进的梅花桩，正常情况下，梅花桩阵只开一个口子，让出击的士兵鱼贯而出，等到兵一出，随即闭关。见清军攻上前来，马九玉连忙下令闭关，结果却越忙越乱，败兵散处山下，进不能攻，退不能归，最后被清军全部歼灭。次日，清军乘胜而进，火烧耿军营垒，马九玉仅带三十骑逃遁，之后，“贼失其险，大兵得以长驱入闽”。
1676年9月，清军攻取福建浦城。浦城不仅是由浙入闽的要塞，而且还是闽省财赋要地，浦城既拔，建宁、延平等府旦夕可下，平闽大局已定。康熙抓住时机，通过杰书敦促耿精忠投降。
耿精忠面临着前有清军进攻，后有郑经攘夺的困境，已是诚惶诚恐，手足无措，但仍犹豫不决，回书说自己愿意投降，但就怕部下不从，所以要请康熙再赐一道准许赦罪立功的明诏。他的这一伎俩与王辅臣可以说如出一辙，都是想行缓兵之计，借以观望和拖延。
康熙当然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杰书遵旨继续发动进攻，连克建宁、延平，耿精忠无力再战，遂率文武官员归降，康熙仍保留其靖南王的王爵，命他随清军征剿，“图功赎罪”。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耿军也纷纷投诚，福建、浙江相继平定。
福建的形势直接影响广东。驻守广东的尚可喜一直忠于朝廷，无论最早的吴三桂反叛，还是后来的孙延龄、耿精忠反叛，都未能使其动摇，但他的长子尚之信的态度却与之迥然。
三藩之乱前，尚可喜疏请归辽，留尚之信嗣封，正遂了他的心愿，不料朝廷未准，反而下令撤藩，尚之信落了个一场空，遂对朝廷心生不满，因此常向乃翁“进邪说”。尚可喜听后大光其火，痛骂道：“痴儿，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白米饭多！你不要再多说了，我老头子早已把天时人事都预定好了。”
尚可喜的幕僚金光与尚之信不睦，惧怕他日后掌握藩旗大权后将对自身不利，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便趁机向尚可喜进言：“俺答公（顺治对尚之信的封号，意为皇帝的朋友）刚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于社稷，请废而立次子固山（尚之孝）。”
尚可喜对尚之信平日里酗酒嗜杀等行为也很厌恶，又考虑到他“拥兵速祸”的问题，于是按其建议上疏朝廷，让尚之孝袭封其王爵。康熙依奏恩准，并命尚之孝赴潮州征讨叛将刘进忠。
胜利的曙光
继撤藩之后，尚之信再次与袭封王爵擦肩而过，同时还丧失了军权，这使他对父亲、弟弟、金光和朝廷都极为怨恨，背叛朝廷进而报复的心理也愈加强烈。
尚之孝征讨刘进忠原来胜券在握，没想到刘进忠引郑经入据潮州，致使尚军在潮州城外遭受重创，尚之孝不得不退守惠州，实施被动防御。接着，广西叛将马雄也攻入广东的高州，尚可喜接连向朝廷告急，康熙在已将岳乐调往湖南征剿的情况下，屡催扬威大将军喇布派兵由江西进援广东，但那时江西通往广东的通路已被耿、吴联军截断，清军无法进粤。
在极短的时间内，广东战局急剧恶化，广州城内“人情汹汹，无有固志”。已经七十多岁的尚可喜急得老病加重，卧床不起，无力再统筹全局，而此时尚之孝又正在惠州与敌军僵持，分身乏术，于是他不得不仍让尚之信代理军事。
尚可喜平时为人吝啬，尚之孝貌似儒雅，实质“贪吝过于老王”，父子二人有了钱都放在自己兜里，从不舍得犒赏军士。反倒是尚之信虽然酷虐，但出手大方，因此能得众心，再加上个人能力和长子身份的加持，使得他在代理军事后很快就控制了整个广州城。
广东内部政局的变化都被吴三桂看在眼里，在不断加强军事打击力度的同时，他抓住尚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派人至广州，对尚之信进行策反，许诺事成之后封其为王，世守广东。
假吴三桂之手除去阻碍自己承袭王爵的父亲和弟弟，这一政治上的诱惑对于尚之信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他先逼迫尚可喜反叛，见父亲仍不为所动，又私自与吴三桂暗通款曲，并自称是吴三桂政权属下的“暂管辅德将军”。
1676年4月3日，尚之信召集众将与尚可喜议事，实际是再次强迫老父向吴三桂投降，尚可喜不同意，但尚之信已暗中指使其母亲拿剪刀剪去了尚可喜的发辫，将领们亦齐声高呼：“老王爷已剪辫投降！”尚可喜大惊失色，委顿于地，而尚之信则将他的印绶夺过去，正式向吴三桂纳降。
当天，尚之信下令所部“易服改旗帜”，并用大炮向驻守广州、肇庆等地的清军进行轰击，迫使清军突围而去。随之而来，整个广东都被叛军控制，以致两广总督金光祖、广东巡抚佟养鉅等一些行政官员也被裹挟从叛。
发动兵变后，尚之信为报私仇，杀死了与自己针锋相对的幕僚金光，又剥夺尚之孝兵权，使之闲居广州陪伴尚可喜。尚可喜痛心疾首，欲投环自尽，被左右发现得以急救过来，但自此病势日重，不久即忧愤而死。
在尚之信投降吴三桂之前，所谓三藩之乱实质是两藩之乱，之后才“诸藩之毒尽发”，真正形成了三藩并叛的局面。不过它对康熙造成的压力远不如其他两藩的叛乱，一者康熙已有一定的心理准备，二者他认为吴三桂不会信任尚之信，而且其内部矛盾重重，实力也不强，只要顺利解决福建问题，尚之信不难招降。
果不其然，鉴于尚之信“凶忍”的名声，吴三桂对他并无好感，虽在最初诱降时曾许诺封他为王，但当尚之信反叛清廷后，却仅仅封之为辅德公。等到发现尚之信愤愤不平，为防广东有变，进而直接影响湖南战局，吴三桂才封之为辅德亲王，然而也不过是草草了事，匆匆应付一下，所谓“封拜皆草草”。
吴三桂什么时候能够主动想到尚之信？需要他出钱出力的时候。岳乐率军围攻长沙，吴三桂屡次催促尚之信亲率所部越过大庾岭突击赣南，以达到牵制清军主力的目的。尚之信不愿出兵犯险，但又怕得罪吴三桂，只得掏出十万两白银用于“助饷”。
尚之信名义上降附吴三桂，实际仍坚持与吴三桂平等的地位，他既不听吴三桂调动，也不让吴军进入广州，更不愿意吴三桂过多地干涉粤地军政事务。吴三桂则完全把尚之信当作藩属对待，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要职均被其派亲信取代，在军政布局上隐然有取尚之信代领粤地之意，这势必引起尚之信的强烈不满。尤其吴三桂的董重民被委任为两广总督后，狐假虎威，“欲夺尚盐利”，盐利是平南王府的经济命脉，夺取盐利等于断了尚氏的经济来盐，此举使得本就紧张的吴、尚关系更加剑拔弩张。
此外，台湾的郑经已经强占广东惠州及沿海一带，尚之信无意放弃，而吴三桂为了维系自身和郑经的联盟，则不惜牺牲尚之信一方的利益，强迫尚之信让出了惠州。这样一来，广东被分成了几块，尚之信实际控制的地盘变得极其有限。
简单来说，尚之信在起兵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为来自各方面的势力所钳制，其处境相比从前还有某种程度的不济。面对如此形势，尚之信大为悔恨，“颓然气沮”，开始另寻出路。
恰在这个时候，康熙诏命扬威大将军喇布由江西入粤，对广东进行征剿，耿精忠在反正后亦随大将军杰书进驻潮州，对喇布军予以配合。面对清军强大的军事威慑，本来已与吴三桂矛盾极深的尚之信很自然地生出效仿耿精忠，向清廷投诚的念头，遂派人携密疏至喇布军前乞降。康熙闻讯，为了孤立吴三桂，特降旨尚之信：“将尔以往之罪，并尔属下官兵，概行赦免。”
1677年6月3日，尚之信率省城文武官员归降清廷。康熙遵守前诺，命尚之信袭封平南亲王，部将各复其职，这样广东继福建之后也被全部平定。
尚之信初叛广州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官员均戴上了明朝样式的大帽，但身上的清朝官袍来不及换，还照旧穿在身上，当时就传出一首民谣：“明朝头，清朝尾，过了三周年，依旧归康熙。”从1676年4月反叛到1677年6月投诚，实际不过一年，这一年也是康熙使用“剿抚并用”政策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随着陕西、福建、广东问题的相继顺利解决，虽然平叛战争依然是困难重重，但胜利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到对手碗里抢食吃
1677年，平叛战争的第五个年头，康熙年满二十四岁。按照古代中国的观念，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不仅身体发育已至顶峰状态，心智上也已趋于稳定成熟。西方的莎士比亚则用骑士形象对这一人生阶段进行了描述：“满口发着古怪的誓，胡须长得像豹子一样，爱惜着名誉，动不动就要打架，在炮口上寻求着泡沫一样的荣名。”
对康熙和他的对手而言，平叛战争也就是炮口上的争夺，谁都没有后退的余地。自定远平寇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奉康熙之命入湘，直逼长沙城下后，震惊不已的吴三桂便使出浑身解数，拼死力进行反击。除了四处抽调军队增援固守长沙，他又派遣大将高得捷、韩大任进占吉安府，以断岳乐在江西的后路。
指挥江西战局的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此时正在南昌，康熙屡催他和定南将军希尔根亲统大军，迅速收复吉安，但喇布顾虑手下机动兵力全都分守江西各处，而南昌为江西省会，关系重大，如果将南昌部队全部调去吉安，恐南昌不保，因此仅派将军哈尔哈齐、额楚等收复吉安，同时请求朝廷增援江西。
吴军大将高得捷常年用兵，是一名有着“骁果善战”之名的勇将，所率四千兵卒为其亲选锋锐，打仗常能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哈尔哈齐、额楚包围吉安数月，仅得以攻克外城，而后便无法再前进一步，不但如此，清军还被高得捷乘隙攻占了醴陵。
在此期间，应喇布的请求，康熙不断从各地抽调精锐部队前往江西，他自信“以此破敌，定有成功”。之后果然减轻了江西方面所受的压力，失地亦依次恢复，然而吉安一役的失败令这些捷报都大为失色，尤其醴陵“前通长沙，系江楚门户”，乃岳乐大军的必经后路，“关系非轻”。康熙为此痛斥喇布：“简亲王喇布自至江西，无尺寸之功，深居会城，虚糜禀饷。”
由于“恢复长沙，平定湖南，全赖吉安大军接应”，所以速下吉安便成了保卫江西的关键一战。康熙命令喇布立即派兵克取醴陵，而收复吉安的事这次则不能再交给别人，必须喇布亲自去摆平，他以十分严厉的口吻告诫喇布等人说：“如果你们还像先前那样迁移观望，一旦安亲王大军有什么闪失，朕将对你们从重治罪，绝不宽贷。”
见皇帝撂下狠话，喇布忙亲自率部围攻吉安。其时福建已定，江西不再需要承受来自耿精忠方面的压力，喇布得以将尽可能多的机动兵力都调来参加吉安会战，一时间，十万之众环城扎营，吉安城外到处都是旌旗林立的景象。
清军的重围很快就使吉安叛军的粮饷出现危机。高得捷情急之下决定派兵突袭清军大觉寺军营，同时以此作为掩护，直冲清军位于螺子山的大营，到对手碗里抢食吃。
这是一个险招，用来对付喇布却正好。喇布与尚善同为舒尔哈齐系皇族，但他在出任大将军之前从未上过战场，缺乏军事经验的积累。在当时的情况下，破城或是迫使吉安叛军投降似乎已是早晚的事，这使得喇布对吴军出城偷袭估计不足，也没有预先布置兵力进行防范，结果此战就成了高得捷的个人秀——在大觉寺，仅百余名吴军骑兵就得以斩将搴旗；在螺子山，毫无防备的清军仓皇逃命，喇布、希尔根亦只得弃营而走。
饥肠辘辘的吴军闯入螺子山大营后，立即吃饱喝足，“纵酒大醉”，之后还将搜出的战利品“捆载而返”，但他们没想到逃走的清军并没有走远，而且也未溃散，一俟镇定下来，即向其尾追过来。等到吴军将要入城时才发现清军就在自己背后，于是拼命向城内仓皇逃窜，乃至互相践踏，无数人因堕壕而死。
自此以后，吴军再也不敢出城偷袭，不过高得捷勇冠三军的名头也因螺子山一战而变得更为响亮。另一名吴军将领韩大任对其心生妒意，便在吴军主帅胡国柱面前挑拨离间，说高得捷的坏话，高得捷因而受到压抑，怏怏不乐，不久即忧愤而死。韩大任取代了高得捷的位置，但却没有前任的能耐，从此深居城中，“日以诗酒自娱，口不言兵”，根本不敢与清军接仗。
吉安城内的粮食越加匮乏，韩大任无奈之下，只得写血书向吴三桂求救。吴三桂估计荆州的勒尔锦尚不敢进兵，决定从长江南岸的驻军中抽调援兵，命大将马宝为统帅，率部前往救急。
吴三桂反叛时，身边有一大批征战多年的武将追随，在外人看来可谓猛将如云，然而其中多有不堪大用者，马宝就是如此。吴三桂的军师方光琛曾告诉吴三桂，马宝是吕布一类反复无常的人物，以后一定会背叛吴三桂，他怕到时受其连累，所以不愿与之共事。
马宝是不是真的朝三暮四暂且不说他，但起码没有吕布的武功和胆略，对于为吉安解围，他在受命时就缺乏信心，怀有很深的畏惧情绪。前军将领王绪建议，救兵如救火，吴军应急趋萍乡，萍乡与吉安距离较近，援兵一到萍乡，清军听到风声，吉安之围可以立解。马宝不同意，理由是清军既围吉安，肯定会在萍乡一带设埋伏，吴军若误入伏击圈，将覆灭无疑。他倾向于由衡州渡江，认为这条路线既不会有清军埋伏，也不会遭到阻挡，万无一失。
马宝是统帅，一言九鼎，王绪等人只得勉强服从。结果，衡州路线如马宝所言，起初倒真是安全，但其实是绕了个大圈子，吴军经过半个月的行军，才得以进入吉安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