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路川军中，只有李家钰一出川就动用了本军的全部，属于名副其实的倾巢而出。李家钰本人也斗志满满，作诗一首云：“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李家钰希望跟随邓锡侯集团军在前线痛歼敌军，可是还没等他使上力，集团军的内部编制就被打乱了，李的部队先被拨归第一战区节制并奉调河南，等赶到河南时，一道命令却又把他们拨回了第二战区，于是又只好重返山西。之后，邓锡侯集团军主力前往山东，李家钰本拟归建集团军序列，未料部队刚到洛阳，便奉命改隶卫立煌集团军，担负东阳关和长治一带的防务。
李家钰军到东阳关的时候已经入冬了，这些说着一口“奇怪”四川话的外地士兵令村民们印象深刻：身穿灰色的中式布衣，脚上蹬着草鞋，背着竹皮编的斗笠，除了军官，大多是二十几岁甚至十几岁的小伙子，“个子小小的”。
始料不及
东阳关之前曾开来过其他一些政府军队，有中央军，也有像川军这样的所谓杂牌军，其间发生了一些明借暗抢的事情，致使东阳关人当时普遍对军队的印象都不太好，加上说话也听不太懂，所以大家见到川军后都小心翼翼，很少与之交流，就怕触了霉头。
村民李廷芳时年刚刚十六岁，因为年纪与川军士兵相仿，又有高小的文化基础，相对顾虑要少。他认识了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士兵，两人认识的时候，当地气温已经下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穿着单衣的士兵冻得连手脚都缩了起来，李廷芳就去端了碗热粥让他喝，那位士兵感谢了很久才肯接过去喝下。
士兵告诉李廷芳，他已经初中毕业两年了，在家里排行老二，出川抗战前只在成都军训了半年，就来了山西，“小日本要打过来了，长官们说了就是要死守住东阳关，回去论功行赏……”
过了一段时间，村民们都渐渐发现，这支川军与原先见过的其他军队不同，不仅待人客气，而且老实讲规矩，“什么东西都是公买公卖，纪律好，不乱进老百姓家里。”他们缺乏给养，但是当进村购买油、面时，如果村民说家里没有，也绝不会强求或纠缠，而是马上离开，再去下一家询问。有一次，一个司务兵向村民买调料，因为双方都没有零钱，村民决定少收点钱，但司务兵坚持足额付款。收下调料后，司务兵立即跑回十几里外的军营，接着再跑回来，坚持把钱给补上了。
在到达东阳关的最初半个月里，川军只在附近村子里借住了一段时间，接下来整整一个冬天，村民都很少能够见到他们。后来到山上捡柴的一些村民发现，原来川军住在山上的阵地里，他们用石头、木头乃至玉米秆搭了很多窝棚。这些窝棚非常简陋，晚上还漏风，村民们看不下去，喊士兵们下来住，但都被婉言谢绝了，想送双棉鞋也不肯收。
东阳关人不知道，一场惨烈的战斗即将到来。李家钰军当时被军政部评估为丙种军，其作战能力就比地方保安部队稍微强上一些，集团军总部也只把李军作为二线兵团使用。总部判断，日军攻下太原后，一定会从晋北径直南下，若把李军摆在晋南正面，恐怕应付不了，因此才命其在晋东南的长治和东阳关担任守备，这样可以避开敌锋，最多也仅需担负一些侧击任务。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华北日军向南大举进攻时，其中万余日伪军却偏偏没有走正面，而是由邯郸经涉县，直扑东阳关及长治。
东阳关地势险要，一旦失守，日军将直接威胁长治，进而控制正太路和平汉线两条交通命脉。得悉敌人动向，李家钰立即命守备东阳关的李宗昉师加强防御，做好迎战准备。
李师所守备的山头名为皇后岭，海拔达到一千三百余米。从皇后岭向下远望，有一条绵延伸向远方的道路，过去是古驿道，抗战期间已成为长治到邯郸之间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公路。从公路下去就是河北的响堂铺，1938年2月14日，李宗昉师前哨部队在响堂铺与敌人交火，随后一百余名敌兵窜入响堂铺宿营。当晚，前哨部队趁入宿之敌立足未稳，组织突击队“摸螺丝”，打死了二十余名敌兵。
次日一早，敌人向东阳关推进，一路上他们用机、步枪火力进行了报复性的密集狂射，但因沿途道路均被先期破坏，加上每前进一段，就要遭到李师前哨部队的袭击，所以推进速度很慢，直至晚上才迫近皇后岭阵地前麓。
皇后岭有三座山峰，分别是天主坳、老东阳垴、香炉山，三座山峰围成壶口状，公路就在下方，守军居高临下，具有一定的地理优势。缺陷是此处山峦起伏，沟深坡陡，而李师又缺乏通信器材，仅师指挥所与团有电话联系，其余部队都只能靠通信兵徒步传达命令，一旦战斗激烈，各阵地间势必无法及时联络应援。师长李宗昉为此在前哨战打响时，就率特务连驰赴东阳关，亲临前线进行指挥，同时他还在每个阵地里都部署了两个营，一前一后，前面的营担任阵地防守，后面的营作为预备队使用。
16日，敌人集中炮火对皇后岭主阵地进行全面轰击，之后分别向其左右翼阵地发动进攻。左翼老东阳垴阵地离主道较远，限制了敌人的枪炮，且还有沟岩相阻，使得敌人很难逾越。右翼香炉山阵地虽有部分工事被敌炮火击毁，但阵地前的绝壁与深沟同样给敌步兵的前进制造了困难。
李家钰军之所以被定为丙种军，装备差是一个重要指标。李军每个团虽各有一个炮兵连和机枪连，但炮兵连才四门迫击炮，机枪连也只有四挺重机枪。不过因为在四川内战后期李家钰曾依附于刘湘，所以他们在装备方面比邓锡侯、孙震军又要稍好一些，每个步兵连均配备三挺捷克式轻机枪。左右翼阵地的守军利用险要地形，以轻重机枪火力对敌步兵进行猛烈压制，终于打退了敌人。
干脆拼了
从16日上午起，伤兵陆续从山上抬下来，刚过完春节的东阳关人才知道川军已经与日军交锋且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川军打得硬，好多都是没结婚的年轻娃娃，满身都是伤。”见此情景，很多村民都自发地熬煮小米粥和鸡蛋疙瘩汤，送去给歇在路边的伤兵吃。
当天午后，敌人又试图突破中央的天主坳阵地。天主坳阵地的杨孟侯营沉着冷静，集中轻重机枪，待敌步兵进入火力网才对准齐射。打到激烈处，阵地上的马克沁重机枪“嗒嗒”地响个不停。马克沁机枪是水冷式机枪，射击过程中需要用水冷却，山下的村民就把自家的水缸抬到阵地上，并且不断从山下担水上来支援川军作战。敌人一次一次地冲锋，又一次一次地被击退。战至薄暮，已无力再攻，于是燃起柴火，利用漫天烟雾为掩护撤出了战场。
17日，在首日带有试探性进攻意味的基础上，日军投入进攻的火力和兵力都骤然加强。这次进攻东阳关和长治的日军主力为第一〇八师团，配备一个炮兵联队，这是仅有少数迫击炮的川军所远远不及的。当天早晨8点，敌炮兵阵地排列了十余处，每处都有两门以上的火炮用以对皇后岭阵地进行轰击，炮声震耳欲聋，李军官兵蹲在工事里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楚对方在说什么。与炮击相配合，四架敌机也先后两次轰炸皇后岭，山上顿时烟雾腾腾，火光冲天，被炸得翻腾起来的树枝、泥块、尘土漫天飞舞。
皇后岭本身是石头山，无法挖掘战壕，防御阵地上的胸墙多以石头垒成，遭敌炮反复轰击后很容易倒塌且极易伤人。士兵陈海才看到，阵地附近“日军的一颗炮弹下来，整个山头的草都被烧光了，士兵的衣服裤子也都被烧烂了”。
那几天，山上一直狂风大作，风声就像狼嚎一样，而且还下着大雪，仍然穿着草鞋单衣的李军士兵在不打仗时被冻得难以忍受，打仗时又被炸得不行，各阵地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一些不安情绪。为迎接敌人随后的冲锋，军官们不断在阵地里跑去跑来，让士兵保持镇静，随时准备投掷手榴弹和进行射击。
步兵冲锋是敌人炮击后的必选项。敌人发起冲锋后，左中翼阵地有的将手榴弹集束使用，每束四五枚，一束束地向敌人连续投掷，有的与敌人进行反复肉搏，拼死不让敌人冲上山头。在中央天主坳阵地上，杨孟侯营的一名士兵负伤不下火线，看到敌人冲上来，他握着几枚手榴弹跳出战壕，大吼一声“干脆拼了”，将手榴弹连续向敌人投去，把敌人炸得前仆后仰，他自己也中弹倒地牺牲。
东阳关之战是李军与日军首次作战，官兵们的作战经验大多来自四川内战时期，过去川军对川军，如果仗能够打得如此强悍，基本上对手就跑了或垮了。可是对手换成日军就不一样了，日军除了武器先进、武士道精神十足外，战斗素质也很高，以第一〇八师团为例，该师团的士兵多数为日军老师团第八师团的退役兵，年岁在三十到四十左右，参加过长城战役等重大战争，具备较强的野战技能和所谓武士道精神。
在日军的反复冲击下，李师各部伤亡惨重。天主坳阵地的杨孟侯营死伤殆尽，后面作为预备队的罗功亮营立即补上，但很快也损失过半。一些日军已经冲进战壕了，负责指挥天主坳阵地的团副王杰才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便命令团部的警卫和勤杂兵提枪上阵进行抵御。此时阵地上的电话已经中断，师长李宗昉看到天主坳阵地情况危急，急命师部特务连连长率一个排前去增援，这才在关键时刻稳住了阵脚。
其他阵地所面临的情况也很严重。在老东阳垴阵地作战的营长周策勋头、腹部均中弹，当场英勇牺牲。此后左右翼阵地都把预备队用了上去，没多久也都打光了。李宗昉迫不得已，向李家钰汇报战况，请求即行撤退。李家钰把牙一咬：“你们的任务是死守东阳关！”
既然预备队都已用尽，李家钰又要求死守，当各阵地再次求援时，李宗昉唯一能做的，便是把特务连分拆开来，用于增援各阵地。
战至午后，各营剩下的手榴弹都不多了，在没有可远程射击的山野炮的情况下，大家只能依托于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集中机、步枪的密集火力尽量进行抗击，有的官兵扔光了手榴弹，就搬起石头砸向敌人。好不容易熬到入暮，敌人终于结束攻势，但入夜后仍不时用小钢炮向皇后岭阵地进行射击，气焰很是嚣张。
惨，太惨了
还在东阳关受敌猛攻之际，李家钰即令驻长治的熊岗陵团沿潞城、黎城前往东阳关增援，军部指挥所亦进驻潞城。熊团进至东阳关途中，便得知敌人左翼迂回部队正向黎城抄袭，有截断东阳关后方之势。根据这一敌情变化，李家钰转令李宗昉师迅速转移至长子集结。
当地流传的另外一个说法，是汉奸高成祖带日军绕路，抄小道至东阳关后方。一首山西民谣唱道：“高成祖哇当汉奸，带领敌人来攻关，关隘险阻进攻难，抄袭夜奔北顶山。”总之无论是遵照军部指示，还是皇后岭阵地所面临的现实状况，东门关都无法再守，1938年2月18日，凌晨4点，李宗昉下令全线撤出东阳关。
黄高翼连负责为全师断后，全连三百多人与闻讯冲上阵地的日军肉搏，无一人生还，连长黄高翼遭敌机枪扫射，阵亡时胸部中弹达数十发。另有一个班因天黑未能接到撤退命令，天亮后，他们也与敌人进行血拼，一直打到幸存的最后一名士兵拉响手榴弹自杀殉国为止。
李师撤出东阳关后，敌人仍紧紧追赶。奉命前来接应李师的吴长林团连夜急行百里，到达黎城时已是凌晨3点多，部队正准备做饭休息，团长吴长林催促部队急速前进，赶在敌军到达前进入阵地。也幸亏吴长林的督促，吴团才得以及时顶住追击的日军，帮助李师残部安全撤了下来。
东阳关战役，是李家钰军出川首仗，同时也是打得最为惨烈的一仗。士兵陈海才所在班一共十五人，战役结束，只剩下三个人。杨国兵、杨云叔侄一同上阵，在两个不同的阵地上御敌，但在部队后撤时，杨国兵与侄子杨云失去了联系，后来一批士兵告诉他，杨云已经被日军大炮炸死了，连尸体都没找到。
李师撤退时，很多伤兵掉队，东阳关人冒着风险，主动予以收容并给他们包扎疗伤。村民李劦上山捡炮弹壳，发现一个士兵还没断气，就把他背到山上一个窑里安置。
这个士兵年纪很小，才十六岁，他腿上被炸弹片炸了一个大洞，动弹不得。李劦每天悄悄送汤面上山给他吃，小兵活了下来，但是过了二十多天后还是无法下床。“大叔，你明天别送饭了，我晓得我哥也死了，我这辈子是回不了四川了。”原来小兵是跟着哥哥一起当的兵，他哥哥是连长，已经在山上阵亡了。
李劦也没多想，便随口安慰了一下小兵便离开了。没有想到当他第二天上山送饭时，却发现小兵用绑腿带拴了块砖头，在脖子上缠了结，已经自杀了。
“当时我哪里知道他会这么刚烈，回不了家就要死啊！”李劦后悔没及早察觉，以后每次给家人谈起这件事，总是既感慨又愧疚。
撤退中的部队既然连伤兵都难以一一顾及，自然更来不及收拾烈士遗骸，东阳关人又不顾冒险，自发上山进行掩埋。大家到山上一看，只见“到处都是尸体，牺牲的人几乎没有完整的”，有些随大人上山帮忙的小孩都被吓坏了，“惨，太惨了”。
在老乡们掩埋的烈士遗骸中，不少人双手环抱胸前，脸上还带着笑意。这种临死前的表情让人看了更加心酸不已，因为那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天寒地冻，好多人到死都一直保持着咧嘴哈气的姿势，“冻得像是在咧嘴笑”。
东阳关一战，李家钰军阵亡者即在两千人以上，包括营长两人，连长五人，排长七人，其中真正能够确认名字的，仅一百多人，更多的普通士兵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战役结束两个月后，东阳关所属的黎城县为阵亡官兵组织了一场公祭大会，全县有上万百姓参加，会场上挤满了人。县长何公轸刚致完悼词，就有很多人哭了起来。
“都是十几岁二十岁的娃娃，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日本人，就把命丢在这里了。”当地人对李家钰军官兵十分崇敬，特意在东阳关竖立“川军抗日死难纪念碑”，在皇帝陵建川军庙，而且从此以后，每年到了2月17日即东阳战斗打得最为惨烈的这一天，都要演一天戏，以志怀念。
李家钰改变死守东阳关的决心，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李宗昉师全军覆灭，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集中力量保卫长治的需要，他传令熊岗陵团回师长治，在旅长李克源的指挥下对该城予以全力固守。
长治为晋东南重镇，不仅城垣建筑坚固，而且粮食储备较多，李家钰在对李克源旅进行动员时说：“各县老百姓准备下许多粮食，足够你们吃上一年。”李克源及其所部官兵听后很受鼓舞，为了确保死战到底，李克源下令将四个城门全部用砖石和沙袋封堵，同时挖掘防空壕以防空袭。
向鬼子冲啊
尽管李旅在封堵全城前，曾动员全城居民：“日本鬼子快来了，老百姓要赶快躲避。”可是仍有不少居民留在城内，只是街头已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变得一片宁静，静得让人心里发抖。
1938年2月19日，上午10点，城外一声巨响，把北城的居民吓得胆战心惊。敌人重点对北门发起进攻，守备北门的傅瞩瞻营依托城垛，奋力抵抗。中午时，一名士兵走下北城墙，找针线缝衣服，大家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有八个日本兵要上城墙，被他们用手榴弹炸死了。有人给士兵缝好衣服，又硬劝着他吃了一碗面条，他这才离去。
下午3点，只听轰隆一声，日军的一颗炮弹落在了东北城楼上，城楼的砖瓦被炸得飞落在地，到处烟尘弥漫。士兵们从角楼里跑出来，分散到各自岗位，与敌人展开激战。不一会儿，一连串的炮弹接连落在城墙上，爆发出阵阵惊天动地的响声。当北城居民往南逃去时，还看到大批川军飞也似的由南往北跑，显然是要前去增援北城守军。
当天日军主要是在长治城郊集结，尚未使出全力。次日攻势便变得格外猛烈起来，从上午起，北门继续遭到敌人的重点进攻，战至午后，在持续猛烈的爆炸声中，北门城墙一隅终于被轰垮了一个缺口，日军如潮水一般向缺口涌去。傅营立即用步、机枪向日军猛烈射击，官兵们奋勇抵抗的喊杀声响彻云天。
李家钰军虽然有轻机枪的火力配备，但他们的步枪却多为遂宁兵工厂的军工产品。遂宁是李家钰在四川的防区，遂宁兵工厂也只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小型兵工厂，所制造的“遂宁造”步枪质量很差，不但命中率低，打的时间稍长，子弹壳还会卡在枪膛内，再也不能打了。由于武器落后，傅营无法完全阻止敌人接近缺口，涌上来的敌人遂沿着缺口向城上猛冲。
傅营的两位连长杨显模、夏抚涛率部分头在城墙堵击，他们两次将敌人击退，但很快又有三百余敌兵在火力掩护下蜂拥登城。杨显模见状振臂高呼：“弟兄们，跟我来，消灭鬼子，杀！”随后便身先士卒地冲入敌阵，夏抚涛也同时率部与敌人展开近身厮杀。
在肉搏战中，杨显模胸部被刺刀刺伤五处，夏抚涛头部中弹，两人均壮烈殉国。士兵们也个个奋不顾身，子弹、手榴弹消耗完了，就用大刀砍、刺刀刺，有人与敌人距离较近，干脆死死抱住敌人，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与其同归于尽。
傅营很快伤亡殆尽，敌人乘势占据了北城。李克源派参谋李浩东督部两次组织反击，但敌人居高临下地用火力进行拦阻，将李部压制在城墙内墙下，李部的两次反击均未奏效。
之后，两架敌机对城垣和城内进行轰炸扫射，长治城成为一片火海。占据北门之敌以此为掩护，分别向东西两门扩张。熊岗陵命营长杨岳岷率一个连向北门之敌进攻，但该连刚刚接近北门就遭到敌人的火力拦阻，无法前进，与此同时，两百余名敌人反由北门冲入大街。
杨营与敌人展开了激烈巷战：有人将缴获的日军歪把子机枪架在大街上，对敌人进行扫射；有人爬上房顶，用机、步枪射击或投掷手榴弹；有人从巷口、门洞里突然闪出，端着刺刀向敌人冲杀。战后，人们掩埋角楼庙一带的川军将士遗体，发现好几个战士的嘴里竟然还含着敌兵的耳朵……
可是杨营的英勇顽强同样难以改变被动的战局。营长杨岳岷为摧毁敌人在街口的火力点，亲率士兵进行迂回猛扑，不幸腹部中弹，英勇牺牲。在小北营街，两名父子兵被一群日军围住，父子誓死不降，父亲首先向儿子开了一枪，把儿子打死，接着又用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了自己。排长高起予身负重伤，他将军衔证章交付给士兵，毅然举枪自杀。
继北门后，东西两门也相继失守。在极度危急的情况下，熊岗陵亲率杨营余部向西门之敌进行反击，李克源则将旅、团部参谋、副官、勤杂人员及直属连队集中起来，组成总预备队，从中抽出百余人，由参谋李浩东率领阻击东门之敌。可惜两路反击不仅都未能够成功，反击部队还受到了敌人的侧背袭击。
见所部伤亡重大，弹药也消耗殆尽，李克源只得下令弃城突围。为了不让武器落在敌人手里，他们先将一些枪支扔到井里或砸折，再利用残垣断壁在大北街垒起一米厚、两米高的三道战墙，借助街巷有利地形，用剩下的枪支轮番阻击敌人，向南门且战且退。
战斗中，李克源、李浩东均身负重伤。一直到深夜，一部分官兵才带着李克源、李浩东缒城突围。未及撤出的官兵退至西南城墙拐角处，营长杨玉明、连长夏抚涛、杨显模等人先后自杀殉国，其他人被敌人团团围住，而且包围圈越来越小，小到了人挤人的程度。
日军向包围圈中的官兵喊话，让他们投降。被围官兵猛然爆发出了“向鬼子冲啊”的呐喊声，集体向四周的日军发起自杀式冲锋，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虽然占领了长治城，但是没能生俘到一个川军，这让他们也深感震撼，为此他们在南门口的俞家泊池为战死的川军将士竖立了一块木质墓碑，日军官兵过往都会向墓碑敬礼。
长治保卫战打得惊天动地，敌我双方均伤亡惨重，被认为是“山西东南角的抗战中最悲壮的一幕”。战史记载，城内“尸横街巷，途为之塞”，鲜血已经让这个曾经热闹祥和的城市完全改变了颜色。
确实能战
长治失守后，日军长驱直入，攻下了卫立煌所驻节的临汾，往南席卷至黄河渡口风陵渡。晋南局势由此变得一片混乱，李家钰军被抛于敌后，陷入包围之中，随时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李家钰焦虑不安，甚至想到自己会步邓锡侯在南盘村的后尘，遭到可能被日军俘虏的命运。
由于电台已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得不到上级指示，李家钰便决定西渡黄河前往陕西。等到了黄河边一看，没有渡船，部队忙从民间征用门板、木料，抢制出用于渡河的木排，可是这种木排又经不起风浪，连着试了三次，都被急浪给打翻了。在短时间内无法渡河的情况下，李军如果继续留在一无遮拦的黄河岸边，日军一旦追过来，部队不是将被就地歼灭就是要被其逼入黄河，李家钰只得下令全军原路东奔，到太阴山区进行休整。
李军回师时，李青廷师因不明敌情，遭受敌人火力袭击，一下子损失了两百多人。李家钰拖这个拉那个，直至退进太阴山区才得以对各部进行收容整顿。经过清点，部队已由出川抗战时的两万人骤减至不足五千人，整整减员了四分之三有余。
建军以来，李家钰每次召集军佐人员训话，最爱说的是：“我这个人虽然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性坚情长，如果认为我这里的塘太小，容不下你这样的大鱼，可另谋高就。什么时候不称心了，想再回来，我照旧录用，决不歧视。”
对自己的部队和官兵，李家钰感情深厚，现在伤亡如此惨重，其心情之悲痛可想而知。不料这个时候不但无人安慰奖励，反而蒋介石还发来电报，训斥了一通，说李军作战不力，连丢东阳关、长治城姑且不论，怎么两万会打到连五千都没有了？
临汾陷落后，卫立煌调到洛阳，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李家钰军也随之被划入了一战区序列，所以蒋介石的电报是由第一战区长官部转来的。李家钰接到电报后愤懑不平，当即复电长官部转蒋介石，申诉说李军损失惨重，急需补充，如果不予补充，他就不干这个军长了，请另派他人来接替。
一发火，境遇倒反而改变了。李家钰军在晋东南作战中已经用尽全力，如果硬要就兵败失地进行处分，处分卫立煌还差不多，起码他在兵力部署上就不恰当，二线兵团怎么可能打得过敌人的正规师团？卫立煌自然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在一战区新官上任，亟须有所建树。在一战区序列部队中，像李家钰这样在黄河北岸坚持抗敌且全力以赴的部队并不多，如果李家钰一跺脚走了，可想而知李军也就散掉了，那么接下来要为此发愁的，恐怕就只能是他卫立煌和蒋介石了。
卫立煌赶紧把李家钰要求转发的申诉电报压下来，自己发电报给李家钰进行安慰，然后又给李军送去粮食弹械进行补充。李家钰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既然卫立煌肯替他做主，气也就渐渐消了下去。
卫立煌给粮给弹，自然是要有所借重。中条山是一战区主要的游击根据地，集结在中条山的部队经常要奉命出山区袭夺敌据点。卫立煌起初派晋军王靖国部进攻平陆之敌，晋军的装备不知比川军要好上多少，但就是无法取胜，迫得卫立煌只能走马换将。1938年5月初，李家钰军接到由卫立煌的命令，由太阴山区南调中条山西段布防。
李军奉命进入中条山后，李家钰召集部下幕僚分析研究敌情，认为中条山附近的日军虽有三千多人，还附有四十余门山野炮，但兵力分散在各个据点，就每个据点来说实力都很单薄，正是部队大显身手的好时机。
在川军将领中，李家钰与杨森同为勇战派悍将，固然李家钰在知名度和实力上不及杨森，但在四川他亦可稳坐二线川将中的第一把交椅。李家钰军最终未能守住东阳关、长治城，也绝不如同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部队不行或不尽力，而是在中日两军整体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换任何一支国内部队都难以真正守住一座城池。
只要所接受的不是根本难以完成的任务，李家钰及其所部的潜能就能充分发挥出来。在摸透敌情的基础上，他们上阵后只一个回合，便攻下了平陆及城郊的多处敌据点。
见李家钰确实能战，卫立煌随即传令，让他继续攻击敌人据守的安邑县城。李家钰把攻击安邑之敌的任务交给了孙介卿团。孙介卿是李家钰的表兄弟，也是李家钰帐下一员难得的勇将，他以突袭战术，一天之内就击溃守城日军，攻入了县城。
中国军队从日军手里收复县城，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也令日军大为震惊。孙团据守安邑仅仅两天，日军便集结了千余的部队，南北疾进，围攻安邑城。在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战斗仅仅打了半天，孙团即伤亡过半，县城城垣也被敌攻陷，营长赵前裕、营附贾国华等人在巷战中与敌反复冲杀，最后因被敌围攻而壮烈牺牲。
孙介卿只身突围归队。东阳、长治落败后，一些团营级以上军官都曾畏罪潜逃，孙介卿没跑，一者因为与李家钰有亲戚关系，二者也觉得自己尽了力，即便无功也不致治罪。孰料一向治军严厉的李家钰见部队损失太大，安邑又得而复失，便认为孙介卿作战不力，对此应负全责，所以命令李宗昉将孙介卿予以就地枪决。
其实安邑保卫战的情形与东阳关、长治城的战斗相似，硬要把安邑之失的责任安在孙介卿一人头上，实在有失公允。冷静下来之后，李家钰亦颇有悔意，他以孙介卿在安邑战斗殉职上报，对其余参与守城和阻敌增援部队的将士，也多有奖赏。
新兵同样可以打仗
1938年春，鉴于部队在晋东作战中损失较大，李家钰电令李军驻成都办事处长陈启銮，让他从速成立两个补充团开赴前方，以补兵员之不足。
抗战前，中国并无日本那样的征兵基础，缺乏正规的后备役兵员储备，新兵的战斗素质普遍无法与日军临时征用的预备役军人相比，有些只经过短期训练甚至没有怎么经过训练的新兵，上了战场之后甚至连枪都不会放。不过在抗战初期，川军新兵却称得上是国内各省新兵的佼佼者，这是因为四川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从未中断过内战，不少青年壮丁都参加过战争，与日军的预备役军人一样，很多人入伍前就已经是见怪不惊的老兵了，一旦受损的部队得到他们的补充，战力恢复起来相对就快。
四川合格的新兵多，一来二去，连中央军都知道了这个不是秘密的秘密。一般来说，中央军最青睐招收黄埔生，但即便是黄埔生，在刚刚走出校门，毫无作战经验的情况下，也未必及得上有些老到的四川新兵。为此，很多中央军部队也盯上了四川壮丁，只要四川壮丁队伍一到汉口，还没上岸，他们就会派川籍军官上去套近乎，然后先下手为强，把壮丁“劫”下来再说。
接到李家钰的电令，成都办事处很快就成立了两个补充团，经短期集中训练后开往中条山，解了李军的燃眉之急。
人暂时不是问题了，缺的还是武器，总不能让人家壮丁赤手空拳去打仗吧？武器，不是光川军缺，而是所有部队都缺，因为都得伸手朝上面要。可是除非你难得地打了胜仗，让老蒋高兴了，要不然能不挨老头子骂就不错了，想让他直接批条子给武器，基本不现实，而在整个中条山区域，除了川军外，还有晋军、陕军、中央军，大家都在一口锅里吃饭，都有理由得到充分补给。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要是只会傻乎乎地张着嘴靠天吃饭，没准连毛毛雨都等不到，李家钰个性倔强，但在屡次碰壁之后也慢慢地学乖了。李军设在汉口的办事处处长吴淡人是黄埔学生，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原系黄埔总教官，吴淡人与何应钦拉师生关系，由何应钦开条子，领到了一批军火，光清单就足以令李家钰眉开眼笑：中正式步枪、轻重机关枪、八二迫击炮、六〇炮……
可现实状况是，光有何应钦批的条子还不行，不怕官，只怕管，具体负责军火发放的管发大员不给钱就不发。李家钰没办法，只好又出了一笔钱，才把武器领回。尽管李军的军费实际上非常短缺，李家钰自己连布鞋的后跟断了都不肯换新的，只拿一根绳子系一下就算了。
这是装备部队的一个渠道，另外一个渠道李家钰也不肯放过，那就是不停地朝顶头上司卫立煌讨要。向来是会叫的孩子有奶吃，卫立煌终于也送来了一批俄式马克沁轻机枪。
在很多时候，人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即便你是只老鹰，身上也得有点猫头鹰的精神，能走猫步，还要会干鸟事。
李军保障着平陆以南的黄河渡口平津渡，中条山的补给皆从此处出入，敌人因此视李军为眼中钉肉中刺，随时想要除掉他们。当时李军所面对的主要敌人为夏县、运城之敌，李家钰便将由新兵补充团改编而成的双宗海团派往前沿阵地乌龙圪塔，用于警戒和防守夏县、运城之敌。
双团刚刚与友军接防，就发现附近老百姓都在搬家，团长双宗海忙派人了解原因，老乡说：“老部队都难守住这个地方，这一批新兵怎么行？”
原来老乡打听到双团是新兵团，他们担心敌人一旦出来扫荡，双团就会弃乌龙圪塔而去。双宗海在组队前任重庆军官集训队分队长，系经李家钰直接提名担任新兵指挥官，对于新兵们能不能打，他是心中有数的。当下，双宗海便信心十足地对老乡们说：“我们是来打鬼子的，决不会贪生怕死。只有抗日的决心，新兵同样可以打仗，请老乡们放心，我们决不会轻易放弃一寸土地。”这样宣传了之后，人心才终于安定下来。
1938年夏秋之交，夏县、运城之敌及少部分伪军一千余人，向李军防守区域发动进攻，主要目标指向了李军所辖两师的师部。为了保卫两师师部及防守区域，两师主力部队分别在侯家岭、乌龙圪塔阵地与敌发生了激战。
在侯家岭，吴长林团充分利用山地之险，等敌人攻至阵地到达近距离时，才集中火力予以猛击。战斗中，军官们都带头杀敌，连长李国亮在率部反击时中弹牺牲。战斗一个上午，吴团凭借顽强的抵抗，终于将敌人击退。
吴长林团是老团，相比于吴团，乌龙圪塔的双宗海团实战状态如何，显然更受关注。
在乌龙圪塔一战中，双团不负众望，自始至终都打得很顽强。其间有一股敌人突入阵地，在战壕边沿与双团官兵拼起了刺刀。这时炊事兵李发生正好到前线送饭，见此情景，立即放下饭桶，抽出扁担，乘敌不备，向就近的敌人劈头砍去。日本兵在拼刺刀时精神特别集中，他们没有留意到背后还有偷袭者，而且用的既不是刺刀，也不是马刀，竟然是根扁担！
不要小看扁担，人激怒的时候也照样能用它来格斗拼杀，两个日本兵当即被砍倒在地。周围的敌人惊慌失措，不知偷袭者为何方高手，赶紧围攻上来，李发生虽然身上被敌人几处刺伤，但依旧忍痛与之奋力搏斗。看到李发生如此勇敢，官兵们大受鼓舞，乘势冲出战壕，打得突入阵地之敌狼狈逃窜。战斗结束时，李发生全身已八处负伤，他一人缴获了三支三八大盖，自己背下了战场。
乌龙圪塔一战证明新兵不但可以打仗，而且还可以打胜仗，双团在此战中的表现受到当地民众的交口称赞，部队士气也更为振奋。战后，蒋介石和战区长官部对李发生明令嘉奖，除颁予奖章外，又给他在家乡梓橦修了一所房子。
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回头说说在作战风格上与李家钰极为相似的杨森。淞沪会战末期，第二十军（杨森军）在将阵地移交友军后，上级命令全军由两师缩编为两旅，即杨干才旅和刘席函旅。杨干才旅由从战场撤退下来的官兵组成，实际兵员不足一旅，刘席函旅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途中遭遇敌机轰炸，旅长刘席函率陈亲民团刚刚到达前线，还没来得及投入战场，所以较为完整。
杨森当时身边只有杨旅，刘旅尚在别处。部队整编完毕，他就奉命率杨旅跑步前进，前去防守虹桥机场。出发时是晚上，大雨又突然不期而至，所以一路走得很是辛苦，等到了机场一看，更让人发愁了：到处黑漆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只有等到天亮再排兵布阵了，可是机场目标如此显著，自己的兵力偏偏还这么少，杨森深感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就在他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上级传来新的命令，要他立即放弃机场，向苏州、常熟一线开拔，以掩护从上海撤退的军民转移，同时还特地叮嘱说，行军速度一定要快，否则会被前方撤下来的部队绊住。
不用再防守机场貌似倒是轻松了一些，可上级的暗示究竟是什么意思，“小心被撤下来的部队绊住”，这该有多少撤退部队？杨森的心咯噔一下沉了下去，凭借直觉，他知道大事不好，淞沪前线肯定是顶不住了。
上海市郊的大河小溪星罗棋布，走一段路就要过一座桥。由于形势危急，留守桥头的炸桥部队为了自身安全，往往不管后面的部队到没到，先炸了桥好先行撤退。刘旅走得早，加上杨森治军严格，部队秩序井然，行动迅速，一路尚有桥可过。只苦了其他行动迟缓或落在后面的友军，好不容易赶到河溪边，却发现桥已经被炸了，有些部队本来军心已乱，一看退路都没了，便立马崩溃，官兵们将枪械马匹抛弃一空，然后一哄而散。杨森及其所部耳闻目睹这些悲惨景象，虽然痛心疾首，但也无能为力，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杨森率部到达苏州后，与刘旅会合，部队的战斗力才总算部分恢复过来。杨森即令因未及参战而实际损失最小的陈亲民团为先头部队，为全军及撤退军民开路。
日本海军深入长江后，其陆战队在常熟登陆，企图迂回无锡，以截断京沪铁路，将上海撤退部队消灭在太湖地区。陈亲民团在到达梅李以北地区时，恰与日军登陆部队遭遇，日军架起重机枪，向陈团猛烈射击，以掩护步兵发起冲锋。
眼见得日军步兵离陈团只有五百多米远，已经可以听到一片叽里哇啦的喊杀声，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来不及再组织火力拦击，杨森只好直接向陈团官兵下令：“要像平时训练一样，端好枪杆，上好刺刀，一级监督一级，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陈团的优势在于初上抗日战场，未受折损，故士气旺盛，有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随着杨森发出号令，官兵们纷纷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向敌人冲去，号声、冲杀声一时响彻云霄。
见习排长伍正良以前是四川蓬安县一所小学的校长。杨森在四川拥有防区较多的时候，常召集所辖各县的中小学校长和教师进行军训，在一次军训结束的毕业典礼上，杨森当众说：“你们年轻教师不愿教书的，可到广安军事学校进行军事学习，三年毕业后到我的军队去当军官。”
伍正良正值年轻气盛，自己也不愿教书，听了杨森的这席话后，就约了其他两名教师一起到广安军事学校报到充当学兵。不久，杨森在四川失势，主动归顺蒋介石并被蒋介石调到贵州“清乡”，军校也跟着部队转移到了贵州。截至抗战爆发时，伍正良在军校满打满算只学习了两年，但前线急需兵员，杨森就把包括他在内的六百多名学兵全都分配到各部担任见习排长或服务员。
杨森的学生都以不怕苦不怕死为座右铭，伍正良又经过军事训练，年轻力壮，所以虽然是第一次跟日本兵打仗，且是连老兵都怯三分的肉搏战，但他并未感到心虚胆寒，经过一番殊死搏斗，亲手刺死了和他对拼的一名日本兵。
杨军以陈团为主，与敌人激战两昼夜，以伤亡两百余人为代价，终于遏制住了敌人的进攻和迂回包抄，完成了上级规定的掩护任务。在此期间，敌我除了白天激烈厮杀外，到了晚上，为防止对方偷袭，均在前沿阵地安设探照灯，照得黑夜犹如白昼一般。战斗中，伍正良右腿被日军飞机炸弹炸伤，送医院治疗，一个星期后伤口痊愈，由见习排长正式晋升为中尉排长。
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
打完阻击战，战区转来蒋介石电话，命杨森率部撤离阵地，到南京郊外的秣陵关进行整补，同时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防守秣陵关。
杨军立即取小道昼夜急行，沿途不敢稍作停留，以免遭到敌机空袭。经过石塘湾车站时，看到敌机疯狂轰炸扫射车站上的难民，官兵们激愤不已，立即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击。敌机因为过于嚣张，飞行高度降得太低，结果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见势不好，赶紧扇着翅膀逃之夭夭。围观的军民拍手称快，杨军官兵连日来颇为痛苦抑郁的心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和释放。
部队随即经句容到达了秣陵关。秣陵关是一座小镇，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在秣陵关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乃兵家必争之所，必然早已布置得机关重重，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场一样，是一处极难防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抗战前国民政府在京沪杭一带修建了许多国防工程，既然常熟一带有，秣陵关定然也有。可是具体负责管理国防工事设施的人早就跑了，再找来老乡，结果老乡们也不知情，什么都问不出来。倒是官兵们到野外转了几圈，反而把工事给找着了，其实这些所谓国防工事也不过就是一些被荒草遮蔽的简单掩体，但足以令杨森及所部官兵喜出望外了。
国防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解决办法非常干脆，他下令砸掉铁锁，直接破门而入。
刚刚部署好秣陵关的防务，次日杨森接到上级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之后率部前往安庆，改任第二线防务。
当杨森赶到南京时，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所占用和控制。为了能够把部队运去安庆，杨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搞到了一艘抗战后封缴的日本商轮“岳阳丸”。
“岳阳丸”是艘载重仅五十吨的破旧木壳船，可供载运的人数有限，也无法把杨军全都容纳进去。正在不知所措之中，上级建议杨森分道而行，即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自率军部乘“岳阳丸”慢慢跟上。
杨森照此办理，把部队安排坐上火车后，就乘船沿江上行。“岳阳丸”的速度慢如蜗牛，在江面上行驶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正在行驶当中，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而且转瞬之间便到了眼前。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人员。原来蒋介石要召见杨森，得知他已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谒见蒋介石。会面后，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还对杨森说：“你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了，优先给你补充。”
辞别蒋介石，杨森搭着他的快艇追上“岳阳丸”，接着再乘船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算一算从芜湖前往安庆的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上，耗时可缩短一半，只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驶。杨森还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放弃这一方案。
剩下的方案还是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大军开拔。谁知当着来人的面，专员把眼睛一瞪，一口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得知专员拒绝拨船，杨森的副官长笑道：“这些做官的，是要用更大些的官派收拾收拾他。”当下杨森便再派士兵把专员“请”到军部，并由副官长直接出面应付。
见到专员后，副官长就像演戏一样，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我们军长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你晓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后果？你不妨去打听打听看。我奉劝你，还是特别地小心一点是好。”
专员听说过杨森的名号，而且他和杨森的秘书长李寰是同学，知道杨森有说一不二的脾气，其命令绝对不容违背（其实当时杨森并不敢真的拿他怎样），不由得害怕起来，赶紧派了足敷使用的船只交给杨军，不但如此，他还自掏腰包，买了好多鸡鸭来劳军。副官长会心地笑起来，对杨森说：“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吧！”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派侍从室人员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加以叮嘱，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南京是第一防线，安庆是第二防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守军势必要担负极大责任。
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蒋介石很快就兑现诺言，给二十军拨来了不少捷克式机枪、中正式步枪以及其他进口武器，不仅可用于装备部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信兵和工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军饷方面，以前二十军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完全按照中央军标准给他们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早在四川时，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广办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军官储备绰绰有余。至于士兵，他曾在老家广安大举练兵，当地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其他地方可能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而且此间的年轻人多以杨森为偶像，他们性格热血，一心希望能够为国征战，许多人甚至自制军服和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给后方办事处的电报中提出，希望能够向前线运送一万名补充兵，结果一下子来了两三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广安子弟。本来部队的兵员严重不足，不料补充之后还大大超出了编制，杨森便将老弱官兵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川。
亲不亲，故乡人，当年轻力壮、朝气蓬勃的广安籍新兵们走进营房时，耳边马上就会传来熟悉的乡音，加之军官又大多是新升迁起来的，因此官兵和睦，上下都较为团结。那种亲热和融洽的气氛，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够见到，大约也只有清末时的湖南湘军可比了。
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做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把这两尊石雕搬到寺前，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得以大功告成。
这个有如愚山移山一般的故事，让杨森在年少时便深受启发，他从中认识到，只要不计代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淞沪会战是一场罕见的大血拼，即便是打过很多年仗的将领，也不免为之色变。战后有人因此一蹶不振，打仗再无先前的狠劲或韧性，有人开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唯有杨森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锐气和拼搏向上的劲头。
与此同时，杨森也吃一堑，长一智，从敌人和友军那里学到了一些新的本事。过去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习惯性的坏毛病，就是喜欢扫射。机枪手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整夹整袋的子弹往往一次性便被打光了。
通常情况下，日军机枪手都不会扫射，只会点射，他们不管前面有多少目标，都要逐一进行瞄准，这样做的好处是命中率高且节省子弹，而且同样能形成很猛的火力。淞沪会战时，有人在战壕里用刺刀把一顶军帽撑出去，转眼间帽子上就被打了十几个洞！
高手过招，人家有好的东西就要把它学过来，杨森在安庆训练机枪手时，就要求机枪手务必学会点射，而不要一味扫射。除此之外，抗战中还有不少以前内战中所未涉及的，比如像防空防毒以及构筑隐蔽工事等，部队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补课。
安庆设有新四军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在与杨森协商防区划分时，主动要求将部队向前线推进。鉴于安庆附近的其他友军全都在收缩防线，尽可能离日军所占领区域远一些，杨森不知道这支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实力究竟有多强，竟敢于在日军眼皮子底下活动，便派人前去实地调查。
调查的结果让杨森大跌眼镜，“新四军主力”一共才七八百人、几十条枪。随着调查的深入，新四军的生存之道逐渐浮出水面：他们白天不露面，全是晚上行动，到达一处村庄，立刻脱下军装，化整为零，跟当地百姓混杂一处，让人根本分不出谁是民谁是兵。
杨森早年就有川军第一勇将之称，但也常常被人诟病为是有勇无谋的“川中吕布”，以前跟红四方面军交战，使他领教了对方的有勇有谋，但共产党部队究竟“谋”在何处，他还有些似懂非懂。直到通过这次调查获悉新四军的“秘密”，他才立刻有了一种面壁多年无法破壁，突然被高人敲了一下脑壳，然后大彻大悟的感觉。
自此以后，杨森开始偷师新四军，处处加以效仿。他在二十军建立了政工队，由政工人员对官兵进行抗日救国、保土为民的教育，并在各基层部队巡回教唱抗战歌曲。杨森甚至把新四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搬了过来，扩大为“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要求部队早晚点名时必须集体诵读，齐声高呼，以作为全军的行动规范和指南。
除严明军纪外，杨森自己也率先垂范，经常揣摩如何跟地方政府以及当地民众打交道。安徽省政府本在安庆，其时已迁至金寨，但安庆仍驻有留守机关，部分官员也还在安庆办公。安徽的教育厅厅长是四川人，通过他的介绍，杨森与安徽省主席蒋作宾相识，两人相处融洽，给军队和政府都带来了很多便利。
留守机关也有它的烦恼，在敌人没打过来之前，让机关人员最头疼的莫过于“荣军”。所谓“荣军”，是从前线撤退下来，暂时逗留于安庆的负伤或被打散了的士兵。因自恃抗战有功，少数士兵到处在安庆城内骚扰滋事，无论是进戏园子看戏还是搭汽车都不肯买票，晚上为了搭到车，不惜在马路上用桌凳设置障碍，以阻止汽车通行。更有甚者，还有人不时涌入省政府留守机关，索粮讨钱，搞得机关人员难以应付。
安庆城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数量不多，也阻止不了捣乱的士兵，整个安庆被有些“荣军”弄得秩序紊乱，乌烟瘴气，市面也变得更加萧条。
杨森了解这一情况后在安庆城内贴出布告，指定伤残官兵到指定医院集合，过境官兵尽速离开，被打散了无处可去的部队，他可以负责收容，但必须接受整编。
尽管做了公示，还是有人置若罔闻。三天过去了，仍有三个散兵不理会布告，公然到安庆公园里打猎，他们砰砰数枪，打死了几只鸳鸯，在拿到餐馆让厨师烹饪加工后大快朵颐。
得到报告，杨森派出巡察队前往餐馆，将三人予以拘捕禁闭。接着他亲自带着卫士巡街，当他走进公园时，恰好又看到一个散兵在抓公园里饲养的野鸭子。杨森不看则已，一看火冒三丈，立即示意卫士上前，将该散兵就地枪决。
相关消息一经传出，安庆市面倏地便安静下来，所有不服调遣、惹是生非的伤兵散兵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地秩序之良好还倍于平时，这大概就叫乱世须用重典吧。
蒋作宾闻讯感激不尽，地方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和谐，有时连各级机构出现问题，都会主动找杨森协调解决。
顶尖兵法
在二十军驻防安庆四个月后，安庆警察厅长给杨森打来电话，说桐城发生了一件间谍案，警察厅让桐城县县长将案犯解来，可对方却不理不睬，他请求杨森插手进行帮助。
要放在以前，如果让杨森来处理这种事，他多半会桌子一拍，派士兵去把县长“请”来问话，但他现在知道做事不能那么简单，处分当事人之前起码先得了解一下情况。
杨森给县长打电话询问此事，县长解释说，所谓案犯是当地的小学教员，是个大家闺秀，父母又都是桐城的绅士名流，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女间谍呢？
警察厅认定案犯是间谍，缘于有人指证。听了县长的话后，杨森便让警察厅把证人送来，结果证人一到场，他就愣住了，竟然是两个小孩子：一个男孩子只有八岁，另一个小女孩稍大些，但也只有十二三岁。
杨森诧异地问陪同证人前来的警察：“两个未成年人，怎么可以做证？”警察说除了证人之外还有证物，所谓证物是一张电报纸条，系从孩子书包里搜出，而且两个孩子已在警察厅里承认，他们是被女教员派到安庆来进行“活动”的。
杨森再看两个孩子，全都吓得脸色煞白，他情知有异，于是便把警察支开，和颜悦色地单独与之交谈。经过了解，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两个小孩子是姐弟，家住桐城，家里面曾有部队电台借住，电报纸条就是报务员扔掉的无用电码，孩子们好奇，就收集起来玩耍。他们这次是逃学到安庆来的，本准备在安庆找外婆，外婆没找到，却因为跑来跑去、东张西望，被警察给盯上了。孩子们被带到警察厅后，既有从书包里搜出的“物证”，又有警察拍桌子敲板凳的威吓，他们也就只好稀里糊涂地承认是受某老师所派。
这真是葫芦僧判了葫芦案。杨森很是生气，马上派人把孩子送回桐城，过后又批评了警察局长，让他立即结案。
“间谍案”结案后不久，有一天杨森经过安庆大街，忽然周围人群中一阵骚动，许多人在喊：“抓到汉奸啦，抓到汉奸啦！”
杨森分开人群，挤过去一看，只见几个满面怒容的人正紧抓住一个“汉奸”不放。有了处理“间谍案”的经验，杨森赶紧对大家说：“把他带过来，让我问话。”
人群中有认识杨森的，便把“汉奸”推到杨森面前。“汉奸”倒在地上，浑身簌簌发抖，吓得身体都软了，经杨森的卫士劝慰，才结结巴巴地说出原委。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天是端午节，按照安庆风俗，家家户户都要买点红布给小孩子做衣服。此人买了布后，不经意地举起来朝着太阳一照，本意是想看看布质厚薄，不凑巧的是，日机正好于此时飞过，于是他便被众人误解成了给敌机打信号。
杨森有军事经验，他竭力向周围群众解释：“飞机飞得那么高，怎么看得见一点点红布？再说了，安庆大街又不是什么军事基地，哪里用得着打信号？”
杨森的话，众人岂有不信服之理，这个被诬为“汉奸”的无辜者由此得到了解救。
又有一天早上，杨森骑马去安庆郊外散步，走到一处公园，发现公园里聚集着许多人。这些人个个面容憔悴，但是衣冠楚楚，一看就知道不是普通市民，经杨森下马询问，才知道他们全是山东齐鲁大学的教职员工。
民国的齐鲁大学极负盛名，有“北燕京，南齐鲁”之称，学校因抗战要迁到后方，可是由于无处寻觅交通工具，师生全都流落到了安庆，不但衣食无着，而且学校的图书仪器也没法一同运来。
四川军人素重教育，从刘湘、刘文辉到杨森，莫不如此。打听明白后，杨森立即出手相助，安排车辆运送齐鲁大学的师生去后方，听说师生们想去四川，又积极鼓动师生们将校址迁去自己曾长期驻防的万县，并把他原在万县的司令部借给齐鲁大学作为校址。
杨森到了晚年，仍对协助齐鲁大学迁校这件事引以为豪，认为这是他在安庆做的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实际上他当时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远不止于此，此后他还曾派出车船，将合肥几所学校及安徽大学的图书仪器，全部抢运至武汉。
在有些人眼里，无论“间谍案”，还是“汉奸案”，乃至协助大学迁校，都称不上大事，作为一方统兵将领，杨森微服私访的举动，似乎都有不务正业之嫌——有这空儿，你应该多研究研究兵法嘛！
可是，兵法有很多种，微服私访其实也是一种兵法，而且是杨森偷师后学到的顶尖兵法，因为正是通过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小事，杨森逐渐从“有勇无谋”过渡到了“有勇有谋”。
杨森颇有历史情怀，乘着驻防安庆的机会，他特地赶去桐城，参观了周瑜及大、小乔的墓地。墓地景区附近，夕阳西下，白杨萧萧，历史与现实瞬间交融到了一处。面对这些仰慕已久的历史风物，杨森心潮澎湃，禁不住默诵起苏东坡的诗句：“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就在杨森忙于厉兵秣马之际，日军攻陷南京，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前方消息传来，杨森大受刺激，他在军部召集全军军官训话时，当场痛哭流涕：“你们看日本把我们中国打败成什么样子了，如果再不努力，我们将要当亡国奴，到那时我们还活得出来吗？我们要赶快进攻才行！”
现实情况是先得守住防线，才能考虑向敌人进攻。在蒋介石的防线设置上，南京是第一防线，安庆是第二防线，南京失陷后，舆论认为日军很可能会即刻乘舰溯江西犯，到时安庆必然遭到日军大部队的进攻。当时中国军队对江面的封锁尚未完成，安庆守军又仅有杨森的二十军，安庆百姓担心日军来攻，纷纷逃出城外，加上汉奸也乘机造谣，说“日军明天就要进城了”，弄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杨森决心死守安庆。为了稳定百姓的情绪，他每天派出军乐队和大队士兵，逢人就宣传，表示川军决不放弃安庆，即便日舰明天就打到安庆城下，也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看到军队不慌不乱，市民才陆续返回，商人也逐渐开市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并未立即向安庆发起进攻，只是派飞机轰炸。本来按照城市的军事级别，安庆还不够资格挨炸，但安庆附近有座小型飞机场，日机每次炸完武汉，安庆是必经之地，如果机舱里还有剩余炸弹，一准会全部扔进安庆机场。
飞机在天上飞，一般情况下很难辨别地面是真飞机还是假飞机，杨森便找来木匠，做了几架木头假飞机摆到机场去做样子。日机路过安庆时，发现下面还有几架“飞机”傻乎乎地停在机场，于是便忙不迭地围上来狂轰乱射，将假飞机打得支离破碎，木屑块飞得满地都是。
假飞机只是诱饵，驻在附近的刘席函旅当即集中高射炮，向俯冲下来的敌机猛烈射击。一架敌机中弹起火，其余两架敌机见势不妙，赶紧高飞东逃。起火的敌机一头扎进地面，顿时机毁人亡，倒是机枪和降落伞全都完好如新，被地面的士兵守株待兔，作为战利品带回了军营。
1937年年底，杨森被委任为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二十军军长，集团军所承担的防务很重，防区东起芜湖对岸，西至望江县境，北至无为、巢湖，南面囊括合肥、安庆间大片地区。1938年4月，军委会加紧准备徐州会战，原守淮南的主力部队被调往淮北增援，于是整个淮南地区也被交给了杨森集团军。
与其他川军集团不同，在杨集团里，杨森能指挥自如的还是基本部队二十军，集团防务也大多要由二十军担负。面对如此广大的防区，二十军的兵力根本就不敷使用，尤其难以顾及长江北岸的江防，这使得北岸的江防极为空虚，尤其在无为、庐江两县，根本就没有正规军驻扎，只有靠当地的自卫队维持局面。
光靠民兵性质的自卫队，如何阻击日军？显然，若不调整部署，增加兵力，将直接影响整个战局。为此，军委会特地从唐式遵集团军抽出梁泽民、戴传薪两旅，归杨森指挥，用于协防无为、庐江。
1938年5月2日，梁泽民旅到达无为。旅长梁泽民向二十军副军长夏炯报到，夏炯首先介绍情况，他告诉梁泽民，昨天天黑时，巢县已经失守，预计敌人为了使芜湖与巢湖的水上交通保持畅通，以便直攻合肥，当天一定还会前来攻占无为的运漕河。
在梁旅到达前，运漕河只有县自卫队看守，夏炯指示梁旅，必须尽快前往运漕河，构筑工事坚守拒敌，“否则无为县无险可守，敌人军舰已接近大通，可沿江直上。”
当梁泽民率郭维藩营等先头部队赶到运漕河时，己方岸边已有几十个敌人在掩护搭桥。郭维藩营二话不说，立即发起猛烈攻击，用刺刀和手榴弹向这些敌人冲杀过去。对岸敌人虽有后方火力支援，但见敌我混战在一起，却也无能为力。
随着其余部队陆续到达，梁旅官兵越战越勇，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逼跳河，岸边之敌短时间内便被全部肃清。
我们个个是武松
在掩护搭桥的敌人被肃清后，对岸敌人没有了误伤自己人的顾虑，便开始集中机步枪火力，向攻到岸边的梁旅官兵进行射击，同时用火炮轰击其后方部队。梁旅处在一片开阔地中，因为要阻击敌人随时可能发动的强渡，又不敢擅离，所以受到了不小伤亡。一直坚持到夜晚，梁旅才得以重新调整防线，全力寻找材料构筑掩体。
次日，三架敌机向无为县城及运漕河军队驻地投掷燃烧弹，之后又有一架侦察机飞来进行盘旋扫射。以飞机袭扰为掩护，敌人乘机用船只运兵强渡，一时间枪声大作，运漕河上下游均出现了强渡的敌船。梁旅官兵依托于晚上构筑起的工事，一边喊着：“用血换来的阵地，决不能抛弃！”一边将准备好的手榴弹向敌船甩去。
在手榴弹战的攻击下，好几只敌船都被炸翻，剩下的船只在向下游溃逃时，还遭到了机枪的追击射击。敌人强渡失败，所部死伤惨重，而且从此之后，再不敢轻易出动步兵强渡了。
1938年5月底，梁旅接到当地自卫队报告，巢县之敌近期抓老百姓为他们修公路和加强工事，似乎又将有军事行动，而且日军见到老百姓隐藏、逃避就开枪，已死伤百余人。民众都希望部队能打过河去，为死伤者报仇雪恨，他们表示只要部队出击，愿意为之带路，并负责安排来去的船只。
梁旅答应了民众的请求，决定派副营长傅奎率两个步兵连组成袭击队，过河执行奇袭任务。
一天晚上，袭击队在运漕河下游河汊处乘船过河，接着沿公路向巢县前进，路上他们看到了在哨所站岗的敌人，当即隐蔽起来进行暗中观察。不一会儿，敌巡逻队十余人来到哨所，同哨所敌人哇哇地谈起话来。袭击队不动声色，等到巡逻队要走的时候，突然用机、步枪进行猛烈射击。
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未中弹的人赶紧利用工事还击。这时隔河防守部队也开始射击，全线枪炮齐发，在防守部队的掩护下，袭击队安全撤回。这次奇袭，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算是给两岸的老百姓出了口气。
梁旅本身有防守无为的任务，所以不可能用太多的力量来奇袭巢县。在指挥他们的杨森那里，则有另一个大计划：实践“要赶快进攻”的诺言，直接出兵收复巢县！
按照杨森的命令，李麟昭团首先取道桐城，主攻巢县。在到达巢县的当天晚上，李团就发现敌人似乎早有准备，东门外凡是有碍射击的树林都被砍了，房屋也被烧了。尽管如此，官兵们并无怯意，营部副官王愚哲对营长杨伯涵说：“他们（指敌人）个个是老虎，我们个个是武松，我们要把他们打死在巢县的景阳冈！”杨伯涵听后笑了起来。
是夜月明星稀，乃攻城作战的好时机，尖兵连经过侦察，确证东、南、西、北各城门都开着，也没有哨兵，但各门内均架有数挺重机枪。尖兵连再次搜索，找到了一条通往城内的阴沟洞口，于是便派几个尖兵从洞口钻进了城。
几个尖兵进城后登上城墙，朝天放了几枪，为的是给进攻部队传递攻城信号，实际上这是因缺乏经验导致的处置失当，李团的进攻企图因此提前暴露。敌人察觉后故意不露声色，也不还击，等到各部队向城门发起冲击时，才以原先就配备好的严密火力网进行拦阻。
在敌机枪的猛烈扫射下，李团攻城失败。受挫退下来后，全团当即转攻为守，进入东城外事先部署好的阵地。同样是因为缺乏经验，进入阵地的李团终夜向敌人鸣枪示威，而这又再一次暴露了他们的阵地位置。天大亮后，敌人就集中北门外牛头山上的十余门山炮，向李团阵地进行射击。敌人的炮击颇有章法，在李团阵地范围内，炮弹从前至后，从左到右，每隔三四十米就会落下一颗，且都是子母弹，离地三四十米高就会开花爆炸，杀伤力很大。
李团没有重武器，当遭到炮击时，无法还手或抵御，官兵们只有利用弹坑或到处寻找隐蔽物进行隐蔽，其间被炸死炸伤二十余人，排长余铁铮后颈受重伤。好在因不明李团虚实，敌城内步兵一时也不敢轻易出城攻击，双方进入了对峙状态。
谁退下来就枪毙谁
李团所隶属的旅部驻于河西芙蓉岭附近。得知战斗情况，旅长杨干才怕李团吃亏，遂令该团当晚撤出阵地，过河与旅部取得联系。
李团一过河，杨伯涵营便奉命在河边的陆家埂建立阵地，面向巢县进行守备。敌人果然追来了，在炮火掩护下，约三四百名日本兵乘着橡皮艇渡河登岸并向杨营阵地发动进攻。杨营的七、八连在一线进行阻击，这两个连配备的都是旧式步枪，七连是旧式俄造步枪，八连是旧式双筒步枪，凡旧式步枪最怕临时出故障卡壳，所幸当天它们的状态都不错，即便枪管打得发红，放在水里浸一下拿起来还照样可以打。两连打得也都很顽强，七连排长李敦成端着轻机枪射击，打得性起，忍不住站起身立射，不幸暴露目标而中弹阵亡。
当天杨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步枪子弹不够了，营部副官王愚哲赶到团指挥所请求补充子弹，当他走到团指附近鞍部位置时，敌机枪手对他进行了三发点射，子弹就落在离他足尖半寸的地方！王愚哲极为机警，听到枪响，忙卧倒在地，旁边正好有一丛黄荆可供遮蔽，这才幸免于难。
得到补充子弹后，杨营继续应战。这样一连坚持了三昼夜，敌人始终拿不下杨营阵地，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于第四天拂晓前主动撤回了河对岸。
杨营在清扫战场时，捡到许多方格皮背包、机枪弹匣、通信器材、炊事器具等。据当地老乡讲，这次战斗敌人伤亡达百余人，所有伤亡人员在敌人未撤退前就被用橡皮艇运过了河。
在急于收复失地心情的支配下，杨森不肯罢休，在他的指挥下，守护淮南铁路的杨汉域师也利用浮桥渡过运潮河，向巢县日军发动袭击。当杨师到达巢县附近时，当地一个老百姓提供情报，说巢县城墙上有一个洞，洞口还不小，扛着机枪都可以通过。根据这一情报，师部决定组织两个营的突击队，于深夜潜入城内袭击敌人。
巢县城下有一条护城河，因为来不及准备，工兵连搭的浮桥还没有全部完工，为了抢时间，工兵连长彭世昌亲自带头，和工兵们扛着浮桥跳下水，等于让突击队踩在肩膀上过了河。突击队一过河即由城墙洞钻进城，接着他们将城门大开，以便袭击完成后能尽快撤退。
时值天气炎热，城内日军怕热，晚上一个个地跑到街上纳凉，此时睡得正香。突击队立即大开杀戒，一下子打死了约两百多敌人，有的日本兵睡梦中就被干掉了，临死都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日军残部退至巢县城内卧牛山等高地继续顽抗，杨师向高地反复冲锋十余次都未能得手。看来前半段进展顺利主要还是源于“奇袭”二字，到了面对面攻防，尤其是仰攻，难度就大了。杨森获悉后，欲邀驻合肥的友军夹攻，以求全歼残敌，不料日军很快就占领了合肥，并且随后便派兵向巢县大举增援。
杨师被迫于拂晓前撤出巢县城，向巢湖南面撤退。敌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杨师因此受到一定损失，营长张运辉不幸牺牲。
事实上，当时日军在淮南的大本营设在蚌埠，巢湖在日军大本营的可出击范围之内，杨汉域师即使占领巢县也不易守住。合肥失陷，更是影响和动摇了淮南战场的警戒线，直接威胁到了安庆的安全。
不久，日军坂井支队即从合肥沿公路南进，直逼安庆。从合肥到安庆，大、小关是主要防守据点，大、小关有失，安庆便成了死城，杨森忙将杨汉忠师调至大、小关拒敌。
1938年6月10日，坂井支队投入兵力三千多人，在山炮的辅助射击下，向海亭、驿军铺一线发动进攻，整个战线长达四十里。次日，一线敌人的兵力又增至七千人，且有多达九架飞机低飞助战，对杨师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
经过一天多时间的血战，杨师阵地虽未有失，但所部伤亡遍野，战斗兵牺牲殆尽。师长杨汉忠向杨森报告：“大关附近激战惨烈，已无法死守。”杨森在电话中下令：“谁退下来就枪毙谁！”
杨汉忠撂下电话后，便将炊事兵、勤务兵全部集中起来，用于补充第一线，继续死守大、小关。当天，杨森也亲自赶到大、小关督战。在那里，他看到杨师已死伤了三千多人，但是官兵至死也不肯退后一步，确实已经竭尽全力。
大、小关决战的同时，敌人在水路并没闲着，杨森在江面敷设的水雷，不是被打捞就是被破坏，两岸修筑的工事也多被敌重炮所摧毁。
6月12日，日军台湾旅团及海军陆战队相继在安庆附近登陆，安庆已三面受敌。此时杨森军的主力都已北调作战，能用于守安庆的，不过正规军四个连，再加上城里的守备队和警察。
安庆无论如何守不住了，在请示统帅部并得到同意后，杨森下令放弃大、小关和安庆，于晚上12点全军撤退。
南京沦陷前，守军撤得乱七八糟，原因之一是守城部队皆非主帅唐生智的亲兵，关键时候大多不服从指挥。二十军皆系杨森嫡系，他让怎样就得怎样，说好12点撤，没人敢提前一分钟走人，因此尽管在放弃大、小关后，安庆实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但整个撤退过程仍然能做到有条不紊。
杨森将四个连设于山上，尽力抵抗，以掩护安庆市民撤退，他本人在安庆市里巡视一周，确认市民全部都已撤离，方才告别江城。
小窟窿里掏大螃蟹
出川抗战的川军虽然属于不同的战斗单位，但一旦联合作战，那种休戚相关、祸福共之的关系往往令人动容。
在大小关决战快结束的时候，梁泽民旅即奉命撤出无为，转移至大小关附近，以帮助已经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二十军作战部队顺利撤出战场。他们先在桐城占领阵地，在掩护参加二十军安全通过后，又火速赶到潜山构筑阵地，继续掩护二十军沿浮桥转移。
二十军前脚刚走，坂井支队后脚就追到了潜山，其作战方式是炮轰以后沿着公路两侧用步兵攻击。梁旅事先在公路以北部署了一个前进营，前进营从侧面猛烈打击敌人，敌人不得不分出部分兵力对公路以北发起攻击，这样就减轻了主阵地防守的压力。
尽管如此，坂井支队仍相对集中兵力，在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对梁旅主阵地进行连续冲锋。梁旅官兵认为必须坚持到天黑才能便于撤退，因此顽强死守，拼力一决，敌人的几次冲锋均被击退。
天快黑时，敌人又发起一次攻击，用于掩护的火力也更加猛烈。梁泽民没有因急着率部撤离而松懈或紧张，他传令下去，要求各部不要过早开枪，等敌人接近了再一齐打，以便尽可能多地杀伤敌人，使其不敢在部队撤离时马上追击。
梁旅官兵依令而行，这次把敌人打得很狠，连留在阵地前的尸体都没敢拖走。天黑后，梁旅顺利地撤出了潜山，而且也没忘记拆除浮桥，以免它被敌人利用。
1938年6月15日，蒋介石命令杨森率部反攻潜山，以掩护长江上的马当防线。此时二十军的战力已有所恢复，助阵的梁泽民旅、戴传薪两旅也与二十军会合，于是杨森便乘敌不备，指挥各部重新杀入了潜山。
安庆保卫战打响前，杨森曾发动数万军民，在潜山皖河岸边的横山岭修筑了较为系统的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日军占领潜山后本应该加以破坏，但因为没料到杨森会反攻，所以未采取任何措施。当杨部杀入潜山时，横山岭阵地和工事依旧完好如初，正好被他们加以利用，双方激战达四个小时，日军伤亡数百人，仍旧无法攻上横山岭。
日军前敌指挥官坂井德太郎少将闻讯亲自赶到前线进行指挥，决定采取两翼迂回包围的战术予以攻取。当天中午，日军抓获一名匠人，迫使其带路，占领了横山岭侧后的山岗，并对杨部形成包抄之势。
杨森抽出兵力要夺取敌人占领的山岗，双方殊死争夺，短兵相接，情景十分惨烈。在附近的高家庄，一个排的川军拼命向山岗冲锋，除排长重伤被村民所救外，其余士兵全部阵亡，迄今高家庄还有一处安葬牺牲者的殇兵墓。
战斗整整持续了两天，杨部伤亡近两千人，横山岭亦告失守。从皖河一线退却后，杨部并没走远，潜山后面还有一个潜水河，因连日降雨，潜水河面猛涨，宽度达到三百米，水深也有两米，乃极好的防守地形，杨部乃在此处筑垒以守。
小窟窿里掏大螃蟹，杨森看准了就打，与一些友军一旦败后便你推我挤、争相奔逃的情形大相径庭，当然也让他的对手十分尴尬和为难。坂井支队系由占领南京的第六师团编组而成，部队装备齐全，有专属的工兵部队，但由于野战兵过于突前，工兵全都没能跟得上来。
坂井急于驱逐杨军，遂决定不再等候工兵，于拂晓时分即组织就地强渡。当天，他挑选会游泳的日本兵进行武装泅渡，同时将炮兵和轻重机枪全部集中起来进行正面掩护。
虽然日军通过武装泅渡的方式终于占领了潜水西岸阵地，但在杨军的火力阻击下，许多日本兵在泅渡时被当场打死在潜水河中，乃至河水都被鲜血染成了红色。杨军战力之强韧，令日军大为惊叹，在广播中承认“川军顽抗力坚”。
在经过连续作战之后，鉴于杨军伤亡太大，杨森奉令撤往武汉。到了武汉一点验，部队除了伤亡情况跟淞沪会战时相差无几外，还失踪了一个团。
这个团的团长叫李介立，本来奉令参加大、小关决战，但当他们赶到指定位置时，合肥至安庆的公路已被日军截断，全团都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杨森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到了武汉之后，又再未得到过任何消息，便以为李团凶多吉少，向蒋介石报告时称：“李介立团全团殉国。”
自南京陷落后，中方团以上部队整建制覆灭的事例已不多见，后方各大报纸都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不料一个月后，李团竟然又奇迹般地出现在了汉口。
原来在发现本团成为被围孤军之后，李介立采取紧急措施，第一时间将部队化整为零，编成若干战斗小组，钻到山沟沟里跟敌人捉迷藏。在敌人开往前沿后，他们便以夜色为掩护，趁机往西撤退。
李介立直至率部安全到达汉口，也才知道报纸上已把他们列入了“阵亡将士”名单。
西充八百壮士
蒋介石当初给杨森的任务确实是守住安庆，但杨森兵力薄弱，尤其是在合肥突然失守后，更是防北防不住南，顾东顾不着西。到他请示撤退时，安庆已三面受敌，换谁也无法固守，这乃是军事常识。可是蒋介石素来有好大喜功、求全责备的毛病，他照旧电责杨森“轻弃名城，腾笑友邦”，并予以革职留任。
杨森一看到老蒋的电报就跳了起来：都是水，何必装纯；都是人，何必装神！那种情况下，就算你老人家亲自在前线督战，又能有什么回天之术？难道我和部下就非得全部死在安庆，才算没有“轻弃名城，腾笑友邦”？
杨森越想越郁闷，脾气发作后引起身体反应，坐在汽车上就感到腹疼如绞，随后越来越疼，疼到两脚发软，下不了汽车。医官赶到后，诊断为急性盲肠炎。
杨森被紧急送进医院，当时医院里住满伤者，连个空床位都没有，还是请一位医院的厨子腾出房间，才得以给杨森开刀动了手术。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终于弄清楚，原来是先有合肥失守在前，才导致杨森军三面被敌人所包围。明白事情真相之后，他倒也颇觉内疚，但处分电令已下，若再更正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脸，于是他就换了个方式，特别拨出外购的捷克式武器来对二十军进行补充。
杨森发脾气，向来是点着的干柴草，烧得快，灭得也快，既被老蒋搔到痒处，自然也就转怒为喜了。
日军攻占安庆后，即集结海陆空优势兵力，计划进一步向马当要塞发动进攻。如果日军突破马当要塞，就会溯江西上，进攻武汉，因此军委会向第四十三军军部下达命令，要求将第二十六师（刘雨卿师）推进湖口布防。
在淞沪会战中，刘雨卿师损失很大，战后仅幸存六百余人，名为一个师，实际只有约一个营的兵力。1938年1月，刘师奉调彭泽整补重建，此次除皖赣师管区补充兵员、伤愈归队官兵外，部队还接收了一批西充籍的四川壮丁，这就是著名的“西充八百壮士”。
西充县是川北的一个小县。抗战开始后，四川省政府为了给出川部队提供补充兵员，向当地分配了一百五十人的兵员招募任务，谁知当西充后援会首批进行招募时，就有许多年轻人踊跃应征，最后正式开赴前线的达到八百五十六人！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多次采访过川军，她的印象是“川军很落后，但富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沉甸甸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面前，这些年轻人毅然把个人的利益得失以及生死放到了一边，他们背后的家族和家庭成员也同样为此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西充人李宏毅二十岁出头，已经是一个一岁女孩的父亲，妻子又怀了身孕。在他报名应征后，妻子整日以泪洗面，到了队伍即将远征的那一天，还挺着大肚子前来相送。分别的一刻，夫妻相对无语，最后李宏毅咬咬牙，硬着心肠扭头就走。从此这对夫妻便天各一方，直至十七年后才得以团聚。
西充新兵开赴前线后，首先编成野战补充营，在江西景德镇石门街进行训练。与抗战后期强拉的壮丁不同，他们不但个个年富力强，而且都是自愿应征，训练时非常认真刻苦，所以虽然接受训练的时间并不长，但技术动作全部达到了优秀等级。
经过训练的八百壮士被分配到刘师各部后，初期给人的印象却是性情急躁、好勇斗狠，同时他们特别抱团，经常聚在一起，且张口闭口就是“锤子”“老子”。
“锤子”是四川方言中常用的一个词，比如“你懂个锤子！”“你做的是个锤子事情哦！”“锤子，我刚刚差点把命都丢了！”四川人爱说“锤子”“老子”，西充人尤甚。因为使用这两个词汇的频繁过高，连同为川籍的官兵都说西充兵“扯得很”，非川籍的更是觉得好笑，大家便戏称他们为“锤子兵”，带队军官是“大锤子”，其余是“小锤子”。
八百壮士不但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称谓，而且很快就通过实战表现，将“锤子兵”这个原本还带些调侃意味的诨号变成了勇士的象征。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刘师奉命开赴湖口后，军长郭汝栋因患喉疾，辞去了军长一职，军部也随之撤销，四十三军本来就只有刘师这么一个师，这样他们便成了独立师。
1938年6月中旬，马当要塞失陷，敌人逼近湖口，马当前线的部队陆续溃退下来。刘师在休整期间虽然补充了百分之七十的新兵，但从各部队抽调来的基层军官都缺乏实战经验，尤其武器最成问题，一直到接受战斗任务时都尚未补充齐全，自动火器几乎更是一片空白。师长刘雨卿整天为无米下锅而愁眉苦脸，直到看到眼前出现三门火炮，他的眼睛才渐渐放出了光亮。这三门火炮都是日造三八式野炮，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属于顶级武器，它们的主人是从马当败退下来的炮兵。刘雨卿起了“坏心”，想把三门炮连同炮兵都截下来，可是再一问，火炮光有炮架子，却无炮弹。
炮兵如此，其他溃退人马也一样，所有撤下来的部队都只顾溃逃，武器能丢的都丢掉了。刘雨卿大失所望，只得通告这些部队：“凡无战斗力的部队，迅速离开战场！”
没有弄到武器倒还罢了，让人措手不及的是他们还被友军给着着实实地坑了一把。湖口由第七十军军长李觉负责统筹指挥，刘师这时也被暂时列入了李军体系，李觉将所辖三个师作三线式纵深配备，其中第一线是七十六师，要求先与日军交战三天，第三线是第十一师，为总预备队，留在鄱阳湖对岸守湖，并控制轮渡督战。刘师处于第二线，任务是占领湖口龙潭山，作为七十六师的后援。
未料七十六师看到刘师到达龙潭山，却报准军部，将正面作战任务全部交给了刘师，他们自己则转移到南面，名为侧防和作掎角之势的需要，实际是为了避重就轻，保存实力。
龙潭山的背面就是鄱阳湖，友军一撤，刘师立显孤立。在此紧迫关头，师部针对临时变化的战场实况进行研究，觉得与其孤守一线山岭，背水而战导致被动挨打，倒不如趁敌人先头部队尚未到齐，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出击，等将敌人击退后再进行防御。
计议已定，师部一面做战前准备，一面用电报、电话报告军部，要求转令七十六师稳住阵脚，协助进攻，同时让对岸的第十一师及时过湖，以便提供后援支持。不巧的是，部队临时架设的高电线坠进鄱阳湖中，经波浪冲刷已遭破坏，失去了通信作用，而轮渡在夜间又封锁，公文、电报无法投送（次日再送，已过时效）。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师部在派员直接与七十六师联络的同时，断然下达了出击命令。次日拂晓，随着一声令下，排长郝宝山脱下军装，手提大刀，赤膊跳出战壕，率领全排士兵率先向敌人发起冲锋，其他各部官兵随之一跃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敌阵。这次主动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经过激战，敌人被迫后撤溃逃，逃跑时有六个日本兵跑得慢了些，被西充“锤子兵”李利民等人截住。营长大叫抓活的，李利民听了，便勇敢地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同敌人展开搏斗。白刃相搏中，他被连刺三刀，全身血流如注，但他不仅毫不退缩，而且越战越勇，最后同后面冲上来的二十多个战友一起，活捉了四个日本兵。李利民的英勇事迹震撼全师，被人们称为“铁锤子李利民”。
敌人在溃逃数里后，天已大亮，他们发现刘师是孤军深入，并无后援部队，遂不再后退，转而一边从正面发动猛攻，一边采取一贯的迂回战术，悄悄地向侧翼派出骑兵，从龙潭山阵地后方进行包抄。
打不死的锤子
得到相关侦察情报，整个师部都充满了紧张气氛，因为就所处作战位置而言，刘师阵地背靠鄱阳湖，一旦陷入包围，就将全军覆灭，但如果因害怕被敌人包围而立即撤出阵地，横渡鄱阳湖，处于日军炮火的紧逼之下，部队同样难逃生天。
刘雨卿当机立断，派出作为预备队的两个营隐蔽山后，监视和阻击敌骑兵，同时下令各部放弃第一线阵地，重新撤入龙潭山。
西充“锤子兵”傅继尧在撤退时，突然觉得胸口被什么东西叮了一下，低头掀开军服一看，胸口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小口，还不断有血渗出。
卫生兵正巧过来检查，一看大吃一惊，只见一颗子弹从傅继尧的后背射入，当胸穿出，但令人称奇的是，子弹从其肺叶间穿过时，却并没有打伤他的内脏，而后从前后肋骨间进出，连骨头也没碰到一下！
战争中，发生这种事的概率极低，仅知的相同事例出现在北方的忻口战场上。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也是受了胸部贯通伤，内脏亦无损伤，经推断，应该是日军子弹射来时，他正在呼气，肺叶萎缩，所以才避免被子弹所伤。
李仙洲好歹还是受伤住院了，傅继尧则似乎真的只是受了点皮外伤，他自己也没当一回事，擦了点红药水就又拿起枪准备作战了。部队的卫生队长和营连长们都对之啧啧称奇，“打不死的锤子傅继尧”的名号也因此传遍了全师。在湖口战役中，刘师共有四名士兵受奖，其中包括李利民在内的“锤子兵”就占了两名，自此以后，曾被大家调侃的“锤子兵”便成了英勇善战的代名词。
刘师在撤入龙潭山后，日军即用炮火对龙潭山公路进行轰击，公路上预先埋设的地雷因被引爆而失去了作用，随即，公路两侧高地也遭到敌人的猛烈轰击，阵地上飞沙走石，硝烟弥漫，不少工事都被轰塌了。
炮火尚未完全停歇，敌步兵便端起刺刀，气势汹汹地向龙潭山阵地发起冲锋。各部沉着应战，敌人一进入火力的有效杀伤距离，两侧高地上的轻重机枪便以密集的交叉火力进行拦阻。敌人冲锋受挫，公路上和山坡上都留下了不少日本兵的尸体。
在飞机掩护下，敌人向龙潭山阵地冲锋十余次，但均被击退，与此同时，刘师官兵也死伤枕藉，阵地上的机枪射手已换了十余次之多。当天下午，师部、伤员及一五五团率先用木筏横渡鄱阳湖，撤往北岸小姑山一线。一五一、一五二团奉命继续死守阵地，以阻击紧紧咬在后面不放的敌步兵。
一五一团团长傅秉勋战前已调陆军大学学习，团长职务由副团长左世琳代理。左世琳因身负重伤，早已被抬下火线，因此两团统归一五二团团长张兴发指挥。张兴发率部以后山金鸡关为中心，以各要隘为支撑点，对敌人进行顽强阻击。
战至傍晚，一五一团迫击炮连的炮弹已全部打光，张兴发命令连长陈亚中将迫击炮予以掩埋，炮兵当步兵用，同时将收容的散兵编入该连原有的四个班，改为四个加强排，用以增强防御力量。晚上战斗并未停止，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即便到了深夜，敌人仍在照明灯的帮助下对守军阵地进行猛攻，天还没亮，团长张兴发、营长陈樵、刘益等人就都中弹牺牲。在淞沪战场上，刘师打了那么多天，也才战死了一个团长，而在当天的龙潭山之战中，就有一个团长、六个营连长阵亡，足见战斗的惨烈程度。
拂晓将近，阵地上反而沉寂下来。一个传令兵忽然向陈亚中跑来，大声喊道：“连长，人都死光了，快跑！”话音未落，只听“叭叭”两声枪响，他被尾追的几名敌兵打倒在地。陈亚中迅即投出手中的最后一枚手榴弹，然后提出马枪，下意识地滑下山坡，跌到了湖边。
到了湖边，陈亚中才猛醒过来，自己不识水性，怎么办？正在彷徨之际，正好有两个会游泳的士兵奔跑过来，他们捞起一根漂浮在湖边的木头，用绑腿将陈亚中绑在木头上，然后两人一前一后，托着木头踩水向前，一齐横渡鄱阳湖，脱离了险境。
事后战区因丢失湖口问题，召集七十军将领在庐山开作战检讨会议，与会众人都把矛头对准刘雨卿，认为刘师作战不力，应严惩。对刘师而言，幸运的是他们在战斗中还掩护了炮十团。炮十团当时在龙潭山左面的渣金山上有一个山野炮阵地，主要用于俯瞰长江江面，防御日军海军陆战队进犯，那天下午，山上有两门重炮一时撤不下来，为了掩护炮兵安全撤退，刘师一五二团伤亡了百余人。炮十团团长知恩图报，在刘雨卿遭到责难时及时站出来为其做证，说明刘师掩护炮兵转移是有功的，官兵作战也很英勇，最大的失误只是指挥联络不当，没有与友军协调好。
因为炮十团团长的做证和维护，刘雨卿及其所部得到从轻处理，部队荣誉没有因此受损，也才能够以戴罪立功的姿态继续参战。
借重
湖口失陷使得九江岌岌可危，武汉亦大受震动，军委会急从各方调兵前往阻击。
其实早在刘湘病故后，蒋介石就已宣布要在川军中成立第二十九集团军，以弥补前方越来越大的兵力缺额。当时有资格参与集团军总司令竞争的人选，除了王缵绪就是王陵基，最终，王缵绪成功地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
王陵基自认无论资历、军功还是能力，均在王缵绪之上，没想到自己竟会落选，不由得落寞至极。不惟如此，爱瞧热闹的四川人还在王老方、王灵官等绰号之外，再次给他奉送雅号：樟茶鸭子。
樟茶鸭子是一道著名的川菜，经过烹制后的鸭子肉质酥软，只有嘴壳还是硬的。人们以此讥笑王陵基光会说大话，实际色厉而内荏，到了见真仗的时候谁都搞不过，连王缵绪都能压他一头。
正在王陵基愁闷不已，躲在房间里不愿见人的时候，蒋介石忽然电召他去武汉面谈。王陵基起初不敢去，因为刘湘死后，他曾带头对张群等蒋系人马的入川发起抵制运动，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不生出顾虑：老蒋不是要趁我落魄，来个秋后算账吧？
忐忑不安之下，王陵基托人去找张群探听内幕。张群颇有政治家风度，未计较过往恩怨，他透露王陵基这一去不仅绝无危险，而且蒋介石还将有所借重。
有了点底之后，王陵基这才飞赴武汉，战战兢兢地去谒见蒋介石。他以为老蒋就算要“借重”，谈话中免不了还是要牵扯到一点他发起的抵制运动，所以事先已打好腹稿，编了几条能搪塞过去的理由，同时也准备若是实在无法敷衍，就干脆老老实实地交代一些情况，以便能够过关。不料见面之后，蒋介石没有对此提及只言片语，反而温慰有加，再三说他对刘湘的部属会加以爱护，就像刘湘生前一样。最后，他寄语王陵基，希望王陵基能够想办法再组织一个集团军，一心一意出川抗战。
从张群嘴里探得线索后，王陵基就翻来覆去地不停琢磨，推测蒋介石究竟会“借重”到一个什么程度，但最高的奢望也不过是凑一个军，让他当军长，他从来没想到蒋介石居然会像对待王缵绪一样，提升他为集团军总司令。
恍如眼前电闪雷鸣，王陵基几乎都要哭了，当即誓以忠诚报答，并且还坦白说，以前因为刘湘是他的老长官，所以只知有刘，不知其他，乃至于做出类似于抵制运动那样“桀犬吠尧”（桀的犬仅效忠于桀一人，以至于朝着尧怪叫）的事，细想想真是不应该啊！
谒见结束，王陵基立即回川组织军队，可是回川之后，他才发现这件事的难度有多大——王缵绪也正在组织第二十九集团军，留川的大部分正规川军都已被容纳进去，没有多余人马可供他编组了。
王陵基为此不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我老了，没有钱，没有兵，一个空的集团军司令能带多少人呢？”王缵绪此时刚刚兼任代理四川省主席，志得意满之余，也认为王陵基根本不可能再编出一个集团军，私下里对别人说：“王老方如能编成一军，我就不姓王！”
二王因竞争集团军总司令而结怨，王缵绪便有些存心要看王陵基的笑话，在公开场合一再揶揄着声称要遵照蒋介石的旨意，欢送王陵基出川抗战。王陵基哪能不识其中滋味，他当即拉下脸，让人责问王缵绪，认为王缵绪是嫌弃他，怕他留在四川捣乱，才急着要赶他走，带去的一句话是“王老幺（王缵绪）就这样要我走吗？叫他拿话来说！”
拿话来说，就是要钱要人的意思。王缵绪明知王陵基编不出军队，就爽快地以省主席名义批了一笔出川军费：钱给了，至于人，对不起，我实在爱莫能助，只好您老自己想办法了。
王缵绪等人都不相信王陵基能搞出名堂，但关键时候，刘湘生前的幕僚、“睡诸葛”张斯可帮了老王大忙，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政治资源，把八个保安团和原属绥靖公署指挥的四个独立旅都调给王陵基，终于凑足了一个集团军的编制，这就是第三十集团军。
第三十集团军能够成功编组，张斯可居功至伟，王陵基对此感激不尽，特地任命张斯可为军长，但张斯可只是政治场上的诸葛，既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因此最终并没有能够随王陵基出川，其职务由副军长夏首勋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