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虽然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制造也遭逢了诸多障碍和困境。在国际制造业即将发生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处于国际生产链下游的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产品科技含量偏低、生产者创新意识贫瘠、新兴人口大国抢班夺权，如此内忧外患让中国制造可谓举步维艰。当同属亚洲的日本、韩国不断强化其亚洲制造业的主导地位，英、美、德等传统制造巨头不断扩大其领先优势时，我们应该思考，中国制造到底面临着哪些困局？在迷雾重重的暗夜里，我们有必要明白危机如何度过、前程是否光明？
中国制造——泥淖深处的探索者
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世界第二经济体实至名归。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2014年世界人均生产总值排行榜上，中国仅以6747美元排名第八十四，远不及同处亚洲的日本、韩国，甚至不到排名世界第一的卢森堡的1/16。民族经济保量而不能保质，对外缺乏民族品牌，对内抵抗不了国际企业的强势冲击，中国制造行业在泥淖中前行，危机重重。
从宏观角度而言，以本土生产、制造行业为基础支撑点的民族经济，人均水平只能居于世界中游，这实际上是与当前的国民生产力息息相关的。尽管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胜利国之一，中国却没能够像美、俄那样在战争当中攫取巨大的人力、财力。在战争期间，中国大地长期被作为亚洲区的主战场而硝烟滚滚；战争结束后，缺少外部援助的中国又不能像日本一样在美国的援助下飞速前进。更重要的是，由于欧洲大国在亚洲经济带的帮扶、制约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一种颇受压抑的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已经引起西方各国的警惕：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传播扩散，然后是亚洲经济危机时期中国平稳过渡引来诸多恐慌和毁谤。所以说，从地缘政治和民族经济保护的角度出发，中国制造行业蓬勃发展带动民族经济高歌猛进，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当前欧、亚经济强国的利益。这自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并且会借故抑制。
除外部因素之外，“拿来主义”“舶来品”，甚至是“山寨文化”的流行，也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相比西方发达国家，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方面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成本低廉、回报可观，所以部分商、企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了“高仿制造”。这些低投入、高回报的山寨品牌，很显然给中国制造带来了极大困扰。更要命的是，部分山寨文化甚至将触手伸向了国际社会，为民族品牌的国际公信力带来了恶劣影响。
2014年12月，美国著名服装生产公司波罗劳伦有限公司将一家中国同行玛伟贸易有限公司告上法院。理由是对方在未经同意的状况下，使用了与本公司类似的商标标识及品牌图案。原来，早在1986年波罗劳伦有限公司就向中国相关部门提交了特有的品牌商标“POLO”及专属商标图案“马球运动”。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POLO”商标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声名在外。而这一次，玛伟贸易有限公司在自己生产出品的品牌服装上印制了“HPCPOLO”商标字样，并且在商标标识上也使用了与波罗劳伦相近的“马球运动”图案。最终，负责受理本起案件的中方法院判定玛伟贸易有限公司侵权，赔付波罗劳伦经济损失8000元。
近年来，诸如玛伟贸易有限公司私自使用国外品牌谋取利益的案件层出不穷，来自美国的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曼就几近刻薄地发表文章说：“一个过去能够发明出火药、指南针的民族，现在却只会组装iPod了。”
除此之外，由于大量的不规范市场行为，中国制造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上都处于劣势形态，这在国内交易当中非常明显。据统计，2014年全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扔出1031亿元人民币；而在2015年春节期间，日本旅游胜地再一次被“买爆”，近60亿元人民币流入日本商家的口袋。对于这一种现象，国内媒体无奈地指出，大规模的“扫日货”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制造本土公信力缺失的一大表现。从很多扫货团现场发布的影音资料来看，这些从大阪、东京买入的商品，甚至好多都烫印着“Made in China”字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各大旅游胜地却频频爆出导游强制推销产品的丑闻。国货行销不畅，境外商品大行其道，类似现象不单单是由于“崇洋”心理造成的，根源其实还在于中国制造本身质量不够硬。已故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公信力即消费力，那么在这样一个本土商品公信力严重流失的时代，中国制造的前景必然是令人堪忧的。
所以说，当下中国制造正游走于一个困难的境地。从历史的角度而言，第二次世界战争结束后，新的经济利益圈已经初步形成，在亚洲范围内，中国目前正处于一个“被引领”的地位，日本、韩国才是亚洲经济的领头羊。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日、韩等国作为利益既得方，必然会借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中国品牌进行打压和抑制，以此保护自身民族品牌的良好发展。而这毫无疑问地会对中国制造的发展带来极大考验。严峻的外部环境，再加上屡禁不止的山寨文化、发展缓慢的创新生产力以及饱受诟病的国际公信力，类似因素都毫无疑问地表明，中国制造就好比一个挣扎在泥淖深处的探索者，早已经危机重重了。
中国制造如何摆脱“廉价制造”的阴影
长久以来，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中国，在世界制造领域都扮演着一个“廉价制造者”的角色。据统计，2001—2004年间，中国生产工人每小时平均薪酬约为0.66美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工人每小时可以得到超过21美元的薪资。那么，中国制造如何摆脱“廉价”的标签，真正步入高端生产链呢？
首先，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创新能力是中国制造亟待提高的一大课题。因为就世界范畴而言，处于生产链顶端的国家或企业，无一例外都是掌握了高端技术和优势运作理念的，诸如美国的苹果、通用，德国的奔驰、西门子，日本的索尼、丰田等。这些享誉全球的精英企业，都是先掌握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且不断探索更新，最后成为业内巨头的。
在汽车制造领域，备受关注的就是汽车生产商到底能够设计出多大马力的发动机。而根据2015年全球最佳发动机评选机构得出的最终结果显示，11类不同排量型号的最佳发动机均出自德国生产商之手。比如，1.0以下排量的最佳发动机为福特公司出品的“福特999cc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1.0～1.4排量的最佳发动机是“雪铁龙1.2升三缸涡轮增压发动机”；1.4～1.8排量的最佳发动机为“宝马1.5升三缸单涡轮双涡管增压发动机”……
在这一份名单当中，宝马系列发动机独占三席，而在亚洲境内口碑一流的日系车则全军覆没。很显然，就发动机技术而言，欧美国家还是遥遥领先的，相关生产技术甚至连亚洲技术强国日本都不得不甘拜下风。所以作为长期在技术方面被日、韩压制的中国制造，距离世界一流仍有不小的差距。与之对应的则是，发动机技术是机动车辆制造工艺的灵魂和核心所在，作为一个亟须在国际制造业有所突破的民族，中国制造必须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攻破难关，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车间流水线式的简单填装生产。目前，素来标榜环保、节能的美国特拉斯汽车公司已经研发出纯电力驱动系统发动机。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中国制造想要摆脱廉价生产的现状，就必须得提高科技创新率，通过高人一筹的技术力量来达到这一目的。
然而，科技创新是一个长期性话题，引入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购买并学习当前领先世界的生产技术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拔高中国制造行业的技术层次。如果要从根源上提升中国民族品牌在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竞争力，就需要教育部门从娃娃抓起、企业领导从技术人才培养做起。
其次，要甩掉“廉价制造”的帽子，生产工艺精细精致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美轮美奂的外形，匠心独运的设计，用料考究的取材，这些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表面文章”，但实际上体现着生产者的业务追求和购买者的生活品位。
用寻常可见的手表举例，为什么瑞士本土出产的手表标价数十万元还会被人一抢而空，而商场展柜里的各类廉价钟表却往往无人问津？其实对于传统机械表来说，打造表盘，鞣制腕带，安装指针，都不存在过多的“科技含量”，轻车熟路的钟表大师们拆装名表就如同孩童搭拼积木。那么，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根本与高端科学技术无缘的表类价值连城呢？实际上，真正的瑞士名表，在设计、取材、打造方面都是非常考究的。世界顶级名表大师路易·宝玑为消除地心引力带来的细微误差，为怀表设计了“陀飞轮”，并以此声名大噪。令人称奇的是，所谓的陀飞轮，质量不超过0.3克，却需要由72块精细零件构成，而这些细小部件，绝大多数都是纯手工一个一个打造出来的，而这仅仅是整件表盘上的一小部分！
同样是制表，中国工匠在取材、工艺方面就简单多了：大量车床流水线出品的零部件、普通塑胶或者不锈钢底料的表盘、一学就会的装配……批量化生产保量而不能保质，自然卖不出好价钱。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任何一门技术，只要肯下功夫、耗心血，不论是制表还是组装电脑，都能够闯出一片天地。
所以说，就制造行业而言，简单粗加工的劳动力输出实际上是最为廉价的，而中国目前大部分工厂、劳动者都处于一个廉价制造的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是多元化的，想要改变现状走向高端生产链，必须得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具备领先时代的项目技术，利用现代化科技的力量实施高端技术生产（比如制造出世界一流的汽车发动机）；其二，在现代科技层次并不占优的条件下，可以考虑精细化生产，加大做工取材、制作工艺方面的投入，这同样可以提升成品附加值。
“价廉物美”时代的终结，迎来的是什么
改造当前中国民族工业以粗加工、劳动力输出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提升产品科技含量与精细化程度，必然会推动中国制造迈入中高端产业行列。那么就目前而言，中国制造摆脱“廉价制造”的标签，到底是否真的会对民族产业带来质的飞跃呢？产业结构的调整势必会伤害到一部分企业的利益，但是从长远来说，这毫无疑问是必要且符合历史潮流的。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说，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当前世界工业发展的风向标。客观来讲，中国制造目前还达不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研究并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发展历史，也是可以避免走很多弯路的。
自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取代人力开始，世界工业先后经历电气化取代蒸汽机、电子信息技术取代电气化的过程。目前，处于世界工业领先水平的德国又早早地将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上了日程，那就是大力发展信息物理技术，将人类推入“智能制造”的历史潮流中去。
很显然，对于德国产业界提倡的“信息物理系统”工业化革命，即所谓的“工业4.0”，是需要强大的经济、技术力量作为后盾的。就现实而言，中国制造目前还远达不到这样一个层次。2013年，在与中国记者交流时，德国一家工业胶水生产公司董事长萨碧娜·黑罗尔德女士就表示，中国具备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但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于技术的掌控及理解水平，却“经常满足不了领导者的需求”。同时，她还表示，中国制造业目前正处于由“工业2.0到3.0”之间的阶段，而部分国家如德、美等国，已经开始发展本民族的“工业4.0”了。这就是说，在摆脱了以劳动力输出和粗加工为核心的“廉价制造”之后，中国制造业将大力发展民族科技力量、提升劳务人员业务水平放在首位，才是比较现实的解决方案，而这恰恰也是符合世界制造行业发展历史轨迹的。
其次，对于行业内部，民族制造业对于劳动人员专业技能和科技素养要求的提升，对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会带来不小的挑战。来自德国一家园林机械生产公司斯提姆的培训主管多米尼克·施图姆表示，早在几年前，斯提姆公司就在中国开设了分部，尽管公司总部一直对中国本土招募而来的员工进行培训和提升，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年轻人往往趋于浮躁，并且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一些工作之外的烦恼会不停地干扰他们。比如春节，比如跳槽的机会。”施图姆这样说道。他还说：“事实上，斯提姆对于新人的付出是很坚决的，但是他们往往认为会有更好的工作机会。”
从施图姆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离出两个重要信息：第一，在技术竞争方面，中国劳动力是低于先进国家的；第二，在企业忠诚度上，外国劳动力也往往表现得更好。所以说，当中国制造需要更进一步，从“廉价制造”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原有的社会劳动力实际上是不能满足其需求的。这就势必会造成大量传统劳动力失去岗位和就职机会，在一定时间内，水平较低的劳作者将长期处于无业状态，而在劳工比例方面，外国来华务工人员的百分比也将会占据更大分量。
当然，外来工作人员涌入国内制造行业，挤占本土工人生存空间，这一现象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坏事——它实际上是有助于中外先进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理念的交流学习的。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部分落后生产者遭到淘汰，也必然会有大量先进制造理念融入中国市场。实际上，社会变革就如同大浪淘沙，能留下来的往往都是最好的。
再次，在中国制造逐渐脱离“廉价制造”的过程当中，世界制造行业对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是可以预料的。针对更为先进的工业技术水平排挤本土民族产业，我们可以从历史角度来审视。
在18世纪中晚期，英国手工业蓬勃发展。在这一时期内，大量以人力为主的手织工厂百花齐放，大大小小的人工生产作坊遍布整个英格兰，甚至很多来自周边国家的居民不惜移民英国，以此加入手工制造的队伍赚取高额佣金。但是到了19世纪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新兴的机具生产不论从产品质量还是生产量上都远远超过了手工制造。于是，大量传统手工作坊的利润下滑，劳工薪酬被迫削减，一部分工人甚至失去了岗位。根据詹姆士·凯提交给救济法委会的报告显示：在1797年至1804年，英国手织工人每个星期可以得到的周薪为26先令5便士，而到1832年，这份工资就已经下降为5先令6便士了。劳动报酬大幅度缩减，隐藏在此之后的其实是大批机织工厂的兴起与传统手工作坊的倒闭。在这一时期内，部分新兴的外来机械化制造商获取了不小的市场份额，旧有的市场秩序逐渐被打破重组。经历了工业革命的洗礼之后，英格兰半岛上原本属于本土纯手工业一方独大的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外来工厂与地方资本家共同营造的机械化生产商业圈。
同样的道理，当中国制造逐步打破旧有的“廉价制造”格局之后，从劳动者的角度来看，现有劳动力必然会进入一个“受挫”阶段，因为高端化科技生产，需要更为专业的精英级别工作者，部分本土劳动力将会面临就业机会大幅度缩减的问题；从企业角度而言，一部分传统工厂、生产车间将会面临重组、倒闭的风险；从民族利益角度而言，中国本土制造业将会遭遇国际势力的强势考验。当然，类似变革一方面会给中国制造带来巨大的威胁，但毫无疑问的是，摆脱“廉价制造”的帽子，将民族制造业推入高端化产业链，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进程的，而且从长远角度来看，也是利大于弊的。
同洲兄弟，为何一个吃肉一个喝汤
中国制造走向亟待突破的瓶颈，而同处亚洲的日本制造业却早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声名在外了。当前，在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排名榜上，日本高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德。比如，在半导体设计、生物技术、机械装备制造业等多个方面，日本企业都远超中国制造，牢牢占据着市场主动权。那么，作为一个领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屿国家，日本企业家又是怎样将自己的民族品牌推向世界、中国制造业又需要从中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从硬性条件来说，在高端化生产技术方面，日本是属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由于具备了强大的技术力量，日本制造在诸多高科技产品市场都处于主导地位。以日本最著名的半导体产业来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政府就将半导体产业定位为国家的“支柱”，因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他们对于本国半导体研发、生产的投资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不遗余力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日本企业在这一领域占据了领先时代的霸权地位，甚至连美国同行都难以动摇。资料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日本企业在世界半导体市场的占有率曾达到骇人听闻的52%！对于一个民族包揽了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半导体生意”，日本商界名流石崎盛彦的解释更能代表广大日本人的心声：“我们的产品不是某一天某一月红遍全球的，而是年复一年的技术化积累，以及长久以来的品牌打造。”
这就是说，日本制造能够蜚声全球，长期不懈的技术开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比中国民族品牌，国内大部分企业目前正处于技术化投入的初级阶段，就好比放长线钓大鱼，日本已经收获了，而中国还在继续垂钓。当然，“钓鱼”是一个耐心活儿，只要坚持努力，中国制造也是会迈向新台阶的。
其次，在专业人才的使用和培养方面，日本企业也是独有一套的。长久以来，日本企业都在不断地向劳动者灌输“家意识”理念，再加上大和民族特有的民族特性，所以日本劳动者的工作显得更为努力与尽职。日本学者唐津一就曾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一支海外考察团进入一家业绩出众的日本企业进行交流学习，日企负责人选择了一名质检组青年女工为这支考察团做讲解对接工作。
考察期间，考察团的人员发现，这名女工对公司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与她当时的工龄、职务毫不相符。更令人惊讶的是，这名女工在带队观摩讲解时，更是提到自己是如何通过思考和发现，去改善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新的检测方法的。这时，一名考察团的成员便问道：“作为流水线上的质检员，你的工作不是按照工作手册上白纸黑字的细则来判断产品是否合格吗？数据分析和提案提拟，这并不是你的工作职责，你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这名女工回答说：“这确实不在我的职能范围之内，但是在这个公司中，质量检测员每时每刻都会发觉到一些细微的问题。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了想法之后，会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随后向公司提出新的检测方案并实施。通过我的新方法，公司产品的不合格率降低了20%，这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可以说，这位女职员的话就代表了日本制造业甚至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共性，那就是所有人都是集体的一分子，并且为着同一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在绝大多数日本企业，从高层管理到基层员工，他们的潜意识当中都极少会出现特权或者享乐概念，大家聚在一起是为了能够创造出更好的集体利润。这种现象在日本本土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明了。
再次，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起步早，发展快，日本制造已经构造出自己盘根错节的商业网，这同样不是中国制造能够在短时间内超越的。就好比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圈地运动，动手快的人占据了优势资源，于是就占据了主导权。
曾有人这样臆想过：“离开日本制造一年，世界会怎样？”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从美国到马来西亚，从中国深圳到中国台湾，一大批企业职工将面临失业的问题；墨西哥的汽车工厂将大批量倒闭，因为日本每年会从它们那里进口25亿美元的零部件；中国70%的私家车都将面临变速箱断货问题，因为这些高端技术，是日本企业的绝对机密，是从不外泄的；更甚至，全球范围内会掀起一股抢购电子产品的狂潮，因为市场上最为畅销的家电配件，如手机芯片、数码相机的影像传导器、笔记本电池、载板材料等这些电子产品，绝大多数都属“日本制造”。
可以说，日本制造在世界市场品牌持久，合作团队庞大，在市场供货需求趋于饱和的状况下，中国品牌想要分一杯羹自然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和同处亚洲的日本相比，中国民族企业还处于被引领的阶段。由于行业科技化发展程度、劳工技能水平及观念的相对落后，再加上日本起步早，日系产品盘根错节，中国制造落后于人，暂时只能看别人吃肉自己喝汤，这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知道了别人为何能够主宰市场，在竞争中长期占据有利地位，那么对于中国民族企业的未来发展也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后起之秀抢夺饭碗
2015年春节前夕，日本知名钟表生产商西铁城在华生产基地宣布解散，随之而来的是上千名劳工被告知限期离场。差不多与此同时，微软也开始将中国分部内的生产设备迁运越南，计划在近期内关闭在华生产基地。此外，松下、夏普、耐克、富士康等巨头企业，也都纷纷准备迁离中国。而这些知名企业的下一步计划，大多都在越南、孟加拉国等地。国际知名企业从中国撤离，国际势力抢夺饭碗，对于中国制造来说，是否意味着一个漫长的寒冬？
长久以来，因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及辽阔的市场，世界各国陆续在中国开设分部，这也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本土经济发展，同时为中国戴上了一顶“世界工厂”的帽子。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部分东南亚、南美国家开始获得国际企业的青睐，不少商界巨头在权衡利弊之后，逐渐将工厂从中国转移到越南、缅甸、墨西哥等国家。据外资机构报告，大约在2011年，中国纺织工人每月平均工资需要2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越南，纺织工每月的薪水换算成人民币之后不足1000元；到了孟加拉，这份工资还需要再度缩水，仅有650元左右。很显然，人力成本是外企撤离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部资金及技术的退出，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伤害，因为就目前看来，比如西铁城、松下、耐克等精英企业的迁离，很大程度上抽空了中国制造的技术内核。此外，外来资金停止输入，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要命的是，在这个时候，部分东南亚、南美国家成功接盘，大量招纳国际企业投资建厂。由此可以预见的是，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世界上最寻常可见的，将不再是“Made in China”，而是“Madein Vietnam”和“MadeinIndia”。
但是，关于大量外企迁离中国，类似现象除了对中国带来负面影响之外，其实也隐藏着巨大的积极信号。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全球范围内发生过三次大规模产业专业现象。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材、纺织等传统行业生产基地转入日本、德国；第二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德将部分轻工、纺织等行业向“亚洲四小龙”及周边地区转移；第三次就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以美、日、德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这一次“迁离中国，进军越南”，则可以看作是第四次产业转移。
从以上产业历史转移，我们可以清晰地整理出一个规律，那就是制造强国将本国低端生产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实力相对落后的国家，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生产资源进行生产操作；而转入产业链的国家，则利用本次产业转移积累了经济、技术资本，最终开始发展自身本民族的产业文化。这就是说，中国目前面临的大规模外企撤离现状，其实就是所谓的“第四次产业转移”，其潜在的含义也就是中国本土制造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水平，外来资本在华的利润空间正在一步步消失，因此他们需要重新开辟生产市场，寻觅新的廉价资源。
其次，大量外资撤离，从民族制造业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次不动声色的“升级”。
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刘芍佳在同英国广播公司的对话当中就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需要通过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来开发本民族制造业。而如今中国民族品牌已经逐渐成型。在具备了资金及技术的条件下，中国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品牌，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的主导权日渐衰退，所以就发生了驻华企业迁往越南、孟加拉等国的现象。
另外，在英国路透社的点评当中，本次外资迁移，对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因为很大一部分由中国转向东南亚、南美的企业实际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企业的迁移对于中国制造的技术性发展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中国政府也在公共事业采办清单上增添了上千家本民族的生产合作商，并且对于本国制造业发展的扶持帮助也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从短时间来看，外来资金、技术的撤离，将会使中国制造陷入低潮。先进技术的瞬间抽离，或许会进一步拉大中国制造与世界一流产业之间的差距，部分得到外商资本注入的东南亚、南美国家制造业会乘机抢夺中国制造的饭碗。但是，民族制造当中缩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例、扶持鼓励民族品牌的科技化创新，这是世界制造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经阶段，一旦克服这一“寒冬时期”，中国制造业自然就会成功转型，迈向更为宽阔的舞台。然而就当下来说，正如英国BBC广播电台所说的那样，没有了外部资源的支持，“世界工厂”的头衔遭受新兴势力的威胁，中国制造的冬天可能会“更冷一点”。
“土油币”的谜局，中国制造业如何解局
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除了外部同行趁机抢夺世界市场之外，中国制造还面临着来自行业外部的持续高压。这就是土地交易、能源价格，以及人民币汇率的持续高涨。虽然这三者自身价值的不断攀升，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但却在无形之中压缩了中国制造的利润空间，使其举步维艰。
首先从土地价格而言，由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急速高涨，土地交易价格也不断上扬。
2012年，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每平方米的平均地价接近3100元人民币，是2005年中国土地价格的2.5倍之多；而到了2014年，这个价格再度上升，接近3500元。在土地价值最高的北京、深圳、上海等地，一个10平方米的小商铺月租都可达到100万元人民币。中国土地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大中型城市土地价格过高，这势必会影响到民族制造行业的发展。企业成本，劳工工资是活性可调节的，但是厂屋租赁就属于必要的固定支出，难以削减。更为重要的是，工厂建设、办公地点租用的投资，都是按年计费，这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自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压力。正如德国一家化工企业高管贝婷娜·舍恩所说的那样：“其实早在2006年之前，我们就有计划在中国投资建厂了。中国的原料加上我们的工艺，再加上中国本地市场的消化能力，可以对我们的公司带来巨大突破。但是近几年中国地皮价格不断升高，在做了多次风险讨论之后，我们的董事会还是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场地租赁协议，这项议程也就暂时被搁置了。”
其次，在能源价格方面，中国制造也是饱受煎熬的。
2000年之后，国际方面对于石油、天然气等非可再生资源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同时，部分石油输出国因为油量储备状况及国内的不稳定因素也开始控制石油贸易，这些原因直接造成了国际油价的上扬，对于以油气驱动为核心的运输业造成了极大的困扰，而中国制造行业必然也受到波及。据统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世界石油价格多数时间内都在20～30美元/桶之间徘徊，而在2011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15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繁荣地带多位于沿海城市，无论是行销内陆还是对外出口，都需要不菲的运输成本。此外，交通行业的建设与维护，都需要耗费巨大的油气资源，这对于中国制造行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就曾表示：“国际企业选择在中国投资建厂，很大一部分因素也是看中了这里广阔的市场，然而与部分中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地域辽阔，沿海地区生产的商品要想进一步销往中西部地区，所消耗的运输成本也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就物流消耗方面，中国制造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再次，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制造业同样也是不利的。
举例来说，假设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为8:1，中国生产的一件毛衣，价值80元人民币，换算成美元就是10美元。人民币升值之后假设汇率变为4:1，那么商家要保证利润不变，就必须把这件毛衣卖到20美元。或者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坚持一件毛衣10美元的售价不变，那么中国生产者回收的货款就只有40元人民币，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对于外国消费者来说，原本10美元的毛衣，现在必须支付20美元才能得到，那么消费欲望大大降低也就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说，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会带来负面作用：生产者为了维护市场，不得不选择降低产品价格，这就减小了制造商的盈利空间。
更重要的是，与以高科技产品闻名的日本不同，由于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中国品牌，大多属于廉价的低端化产品。科技含量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小，这些因素会导致中国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主导权，一旦销售不畅，生产者就只能通过降价来刺激消费市场，而日本则可以借助本身产品的科技含量与不可替代性奇货可居，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据统计资料显示，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每上升1%，棉纺织、毛纺织以及服装产品的利润就会分别下降3.2%、2.3%和6.2%。而自2005年之后，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上升了33%，这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打击之重显而易见。
总而言之，石油、天然气等动力资源行情一路走高，对于以东南沿海为主的中国制造会带来昂贵的物流费用；土地价值的进一步飙升，一方面不利于招商引资，补充新鲜资本与技术，同时也会加剧生产者建造厂房、租赁办公地点的难度；而人民币对于美元的汇率的持续高涨，必然也会增加中国制造对外出口的难度。就油气、土地甚至是人民币而言，它们的价值上浮或许对其本行业是有好处的，然而对中国制造来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阴霾的葬礼”。
底特律之殇：来自黑暗镜像的悲情告诫
2013年7月18日，曾经在世界汽车制造业方面呼风唤雨的底特律向联邦法院提出破产申请。不到一年之后，联邦法官正式通过这一决议，底特律也以180亿美元的惊人负债震惊了世界。那么，作为曾经名动一时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令无数工人心驰神往的“工业圣城”，底特律的破产，又与当今中国制造面临的困境有哪些相似之处，中国民族品牌又应当从中吸取哪些教训呢？
首先，单体产业过于集中，产能过剩是底特律破产的最重要原因。
20世纪50年代，由于几大汽车生产商——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先后兴起，底特律汽车制造业开始蓬勃发展。在随后的十数年时间里，汽车生产迅速成为这座城市的核心经济支撑点。然而，随着世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体型较小、耗油量低的日本汽车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相对而言，美国出产的汽车虽然马力强劲，但是油耗和保养费用过高，行情受冷也就不足为奇了。更重要的是，贸易市场上的挫折并没有阻挡住底特律汽车制造业的持续扩张，即便是在日系车风靡全球市场、底特律汽车成品供过于求的困境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工厂依然加班加点，疯狂生产。面对这种情况，当地政府没能及时开辟出新的经济支撑点，发展到最后，就造成了大量成品滞销，生产资源严重浪费，最终导致了城市经济瘫痪的结局。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当前中国品牌也在部分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据统计，在钢铁生产、汽车制造、面板业，中国制造都是供过于求的。就汽车生产方面来说，目前在中国大陆登记注册的生产商有130多家，国产汽车品牌则超过80个，而作为老牌汽车生产基地的美国，其汽车品牌不到50个。这就是说，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业遍地开花，竞争十分激烈。有了过量的供应商，必然就会出现产品积压、滞销的状况。世界知名审计咨询机构毕马威发表的《2012全球汽车产业高管人员调查报告》就指出，中国2011年度汽车闲置数量超过600万，预计到2016年，中国汽车闲置产能将突破900万。在钢铁行业，中国制造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状况，仅2012年上半年，中国钢铁企业就多制出1.6亿吨成品，这对于交易市场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现象。更重要的是，汽车、钢铁生产历来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型产业，一旦遭遇风险，对民族经济的打击也是非常严重的。
其次，工业人口的归属感缺失，是底特律后劲乏力，丧失绝境反弹的重要原因。
在汽车生产的全盛时期，底特律拥有接近200万人口，而如今，这座曾经闻名世界的“大汽车城”仅剩70万人。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地方治安差、种族矛盾激烈、公共建设费用划拨困难是重要原因。由于美国当局并不限制居民迁往其他城市，所以大量人口外迁的现象在底特律屡见不鲜。而人口流失对地方制造业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市场萎缩、后劲乏力。
风光一时的底特律无法长期吸引稳定人力资源，其实以东南沿海为主基地的中国制造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从内地远赴两广、苏浙等地的工作者来说，工厂永远都是一个“无根的地方”，一旦这里出现任何波动，那么收拾行囊转移阵地就成为打工者的不二之选。
所以说，从表面上来看，中国东南沿海因制造业而一片繁荣，也因制造业而人头攒动，但以外来打工者为主体的劳务群体，很难与这些城市共进退，一旦发生产业衰退，那么大量人口流失、工业体系瘫痪就是难以避免的。
再次，危机发生后，企业资金断流也是底特律制造业一蹶不振的重要缘由。
在美联邦的法律文案当中，除非自然灾害，联邦政府不得向各州、市实施直接救援。这就意味着，当底特律的各行各业都陷入困境的时候，地方政府却因债台高筑而拿不出资金来拯救市场，最后只能落到“集体破产”的悲惨结局。
同样的难题在中国制造业也是非常明显的，虽然各级政府都在全力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中小型企业来说，获取必要的银行贷款依然非常困难。2012年，有90%以上的中小型民营企业表示难以取得银行贷款，在资金周转不便的背景下，这些企业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渠道来保证公司运营。而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这些草根企业面临的后果可想而知。
总体而言，“大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对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是有很多值得借鉴与思考之处的。产能过剩、产业方向单一化、外来务工人口稳定性不足、危机时刻企业缺乏资金注入融资困难。以上那些发生在底特律的历史，现在都映照在了中国制造业身上。换言之，假如中国制造不能做出有利的改变，是很有可能步入底特律的那一条悲情旧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