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及教育改革，在中国历史之中，承前启后的重量级人物，春秋的孔子算一个，隋朝的杨广算一个，南宋朱熹算一个，及至近代，晚清的康有为算一个，当代的毛伟人算一个。
沿着历史的线索观察，自商周秦汉行走，直到隋唐之际，中国文化一向引领全球。建立在推举、察举至科举之上的用人与教育制度，虽说问题种种，但纵观全球，其优势不输他人。
中华文明的积弱与跌落，从理论上看，始于赵宋一代程朱一系所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荒谬学说，自朝中泛滥于民间之际。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陷入了拘谨与内敛之中，愈发保守。思想禁锢，科举僵化，教育刻板，人才压抑，政事浊弊，南宋之后的中国再无大的创新。经明清两朝的守成，面对海洋，举步不前，政府一味内固，对西方在一片海洋文明中崛起，漠然视之，直至他国舰队杀入天朝，至此方被迫觉醒。
与西人相比，周围常指责国人信仰缺失，唯利是图。对此，兄弟不敢苟同。
查千年以降之文明，弥漫在中国大地之上的一种信仰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强而优则仕，何为仕，就是当官，几千年来，藏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核心信仰就是当官。当了官，光宗耀祖，有官当，荫及子孙，万般皆下品，惟有当官高，官思维，官文化与官信仰之余毒，贻害八方，祸及千载，直至2012年年底。
回首过往，官信仰的建立与形成，始于东周时期的孔子，之后由曾子、孟子、朱子等徒子、徒孙、徒孙孙，代代将基因传递而下，竟成中华文明的一片底色，无从擦抹。
于此背景下，清朝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康有为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祖父康赞修曾考上过当地的举人，父亲康达初靠捐钱做过外省的一名补用知县，与书香之门相比，康家一心只在官场中求门第。
受中国传统信仰影响，家里自小就希望康有为走上仕途，出人头地，荣宗耀祖。为此，从私塾开始，在一片当官发达的期待之中，康有为开始了四书五经的儒学启蒙，最初的老师就是他的举人祖父。
18岁那年，康有为投拜到本县著名的八股学者朱姓老师门下，研修科举技巧，专心仕途。
4年之后，22岁的康有为陪着朋友，离开家乡去了一趟香港，此行当中，他阅读了在香港出版的两位前清朝官员魏源与徐继畲所写《海国图志》与《瀛环志略》，令他眼界顿开，由此他的世界观开始发生变化。
迫于家命，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24岁的康有为脑后拖一条辫子，背着包裹，衣藏盘缠，乘马车费时耗力地前往北京参加会试。
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郁闷，之后是不服，再发毒誓。
6年之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康有为连走路带坐车地来到了南北大运河的起点——杭州，买了张去京城的船票，又是一路的苦读。数十天后，终于来到了风沙狂劲的北京，无奈的是，与上次相似，又是一阵提心吊胆的期望与铭心刻骨的失望。极度郁闷之中，小康竟起了给当今皇上写信的念头，可谓不平则鸣。
由此，让兄弟想起了文化大革命当中，辽宁省青年张铁生先生自知文化考试发挥极差，成绩已然无望，逐携“白卷先生”之威，将无限的苦闷与无尽的哀怨尽书于卷上，一交了之，步了百年之前广东青年康有为的后尘。
光绪十四年的康有为亦是一心的沉重，考试不顺，随后开始直接上书当今圣上，痛陈大清国的危局，怒批科举制度因循守旧，为什么让天下学子每隔三年方考一次，而不像西方高校或政府公务员入职那样，每年都有新生入学，每年都有录用机会。三年一科的制度，不知耽误与浪费了多少中国男子的时光与生命。
除了科举政策之外，康有为还在政治上提出了大的改革方略：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
与六年前一样，小人物康有为的那些闪光思想，无从抵达圣上案头，再陷无声无息之中，令人叹息。
科举不顺，仕途难达，眼看已过而立之年，前途不定，功名无望，思前想后，康有为决定自己在家开会馆办学，做轻资产的投入，养家糊口。
又是百年之后，有在北大校园前后混得一脸难堪的俞敏H老师，留不是，走也难，彷徨中做出决定，在中关村开班招生，以广告开路，将周边清华、北大与人大的学子们诱进自己租来的教室之中，以搏当今的功名。口号：高分TOEFL与GRE；目标：留学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当年广东的康有为没有做广告的实力，只好通过口口相传的营销模式，渐渐地将从广东青年招入学馆，培养其成为自己变法之说的铁党嫡系，其周围有两得力助教，梁启超与陈千秋，鞍前马后地忙碌。
梁启超，后来成了未来清华大学校园之内的超级导师，估计也是将当年梁叔在其家乡的那些教学手段，领会、运用后加以光大的。
清光绪二十年，因政治包袱朝鲜出事，大清朝不得已与日本交战，从海上斗到陆地，一场甲午海战，几遭全歼，东北对决，大败而归，自此亚洲政治始由日本主导。
第二年刚好乙未科会试开考，37岁的广东老康将一帮子弟留在了家乡，由梁启超陪同，北上再搏功名。
4月间，一帮子离家在外的备考学子们，于京城的街头听说朝中重臣李鸿章，竟然代表国家欲与东洋人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群情激愤，难以控制。
所有政治家都知道，只要国家有大事，最先闹事的一定是那些离家在外的学生。皆因学生宿舍，上下联铺，食堂排队，前拥后挤，城市之中，人口密度最高，加之血气方刚，情绪冲动，愤青之情，激昂四溢，围着天安门的五四、一二九、四五、六四等运动皆因国家有难，学子上街，逼迫政府表态，游行抗议，最终多以悲剧收场。
光绪二十一年间，当康有为等人，听说朝廷准备与日本签约赔钱割地，立时涌上街头，呐喊抗争，当时竟有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老考生康有为更是于激情中，用一日两夜，起草一万八千字之《上今上皇帝书》，请求光绪帝拒和、迁都、练兵与变法。
想当年，小康的文笔再好，修辞再雅，终是难将自己的作品送达皇上书桌，这次不同，先是小康已变老康，更重要的是在老康身后竟站着一千多位当时全国精英学子，由是光绪皇帝终于读到了老康的文字。
悲愤与焦虑多年的康有为，这次得到的不仅仅是赞许，而是当今圣上的激赏。老康的文笔流畅，语气激昂，以爱国立场出发，强烈主张绝不向日本人妥协，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有意思的是，就在老康激情上书不久，主持这次科举的考官，不知是得知皇上已阅过老康的文章，还是老康的这次会考表现太过出色，总之，榜单贴出，康有为之名竟于榜中，由此意味着经长达十数年的努力，37岁的康有为终于修成正果，高中进士。
随即吏部下文，任广东出身的康有为担任工部主事，自此老康入身官场，政治上身为父母阶层，荣升官僚集团。
很有趣，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当局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之名，首开科举，在过去的1290多年里，中国社会出现了两个比较特别的现象，一是自此中国社会总的来讲，分为两个阶层，一是官，二是民。在社会上官员承担父母责任，极致的体现为爱民如子；反之，身为百姓，即使家中财富再多，族中名望再大，学问研究再深，只要你身处民众的阶层，来到官前，只好口称小民，俯首跪奏，这是历代的礼数，千年的规矩，无从擅改；古代中国，还有一独特现象，自从汉人有了科举期望之后，几乎所有的男人都拥挤在博取功名的一条窄道之上，读一篇《范进中举》的故事，即可得知无数代中国的男人自小到老，成天都在忙碌于何事了。
清朝光绪二十一年里，康有为得到的不只是范进的举人之称，而是赢得中央礼部承认的进士之名，自此身入官场，不但回报了家中父老的一片苦心，更在张榜之际，令家乡万众欢欣、骄傲不已。
听说当今圣上对康大人所提问题及所荐之法，很是重视，且极为感动时，那一刻里，不仅仅是他的家乡广东，康有为的称号开始名震华夏了。
在这次由康有为主导的公车上书运动中，政治方面，康有为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东西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主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经济方面，康大人提出了发展工业，振兴商业，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开辟财源，征收印花税，举办银行、邮政等国有事业，用以代替厘金税，商兴才能国富，保商在于轻税；文化方面，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下维新，师夷长技以制夷；教育科举方面，康大人提出：托古制、开民智、兴科技、废八股。特别是自明朝以来的科举八股制度，实在荒唐。中国要强大，必须引入西方教育制度，放开限制，广开学堂。
被太后压制多年的光绪皇帝见到康有为进言，一时激动莫名，感慨万千。
以广东生意人传统的精明，康有为以商业网络，到处建立组织机构，至1897年底，打着变法自强的口号，康有为前后组织了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
1898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兴奋中的老康随之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再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
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赏六品衔，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于是，在康有为的主导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开始了。
由于3年之前，输掉了对日战争，年轻的皇上急于变法之情浓烈，甚于皇族中所有他人。在变法运动的103天的新政里，颁发上谕100多道，改革的内容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到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琐事措施亦有涉及，新政上谕纷至沓来，每一措施都重要，结果究竟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连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
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等方面之外，教育改革力度也相当大。例如在康有为的鼓吹之下，像西方大学那样，在京城试点搞一所京师大学堂，今天的北京大学就将自己的诞生追溯至此，理性地看，有点牵强滑稽。
在康有为的建议之下，新政要求将当时社会上所有的书院、祠庙、义学、社学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各省会设高等学堂，郡城设中等学堂，州县设小学。考试方面，废弃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考试，改考历史、政治、时务及四书五经；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等。
总之，皇帝的心情是急切的，康有为提出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变法太过仓促，急于求成，结果正应了那句老话，欲速则不达。
最终，戊戌年间的变法运动以一场闹剧开始，很快地变法演化成一场悲剧，皇上被软禁，康有为、容闳及梁启超等主张维新的人士逃亡海外，参与变法的朝中六位大臣被逮捕斩首，保守派全面复辟，改革运动随之全面停止。
不过，客观地讲，如果没有康有为在戊戌年间推动的变法运动，肯定就不会有6年之后，从颐和园到紫禁城的最高决策层毅然拍板决定，废除在中国历史之上存在了长达近1300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不被终止，就不可能有以后中国教育制度的一系列的改革与变化，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傲然出世。
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人康有为，还是相当有为的。
很多史学家甚是奇怪，一个中国北京的著名大学竟然是在一帮子广东人的关注与帮助之下，催生并生长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