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汤是以武力推翻夏桀建立起商朝政权的。在推翻夏朝的战争中，商汤的军事力量得以发展和强大起来。在建立起商朝统治秩序后，为了巩固商王统治权，军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柱石。
我国上古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军事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军事领导体制与政治体制一致，这在殷墟甲骨卜辞中有明确反映，它表现为王朝统擅军权，商王是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直接决定军事行动，亲自或指派将领主持兵员征集、战斗动员并率军出征。军队的高级军职由王室贵族担任，族邑之长则为各级地方武装的首领。族邑之长平时管理具有平民身份的众人及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受商王调遣，率领由众人组成的军队出征作战。这就是类似恩格斯在《军队》中所说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这种亦兵亦民的民兵是商代军队的主体，其中王室贵族的族军是一支基干力量。商代晚期，随着内部阶级斗争和对外征伐的需要，虽然主要作战部队是按族邑临时集结，但有迹象表明某些族军已有了固定的军事编制、兵员有固定的军籍和等级隶属关系，卜辞还反映已有了一些常驻的师旅所在地，守卫部队也有了一定的军职寮署，所以虽然大部分兵员平时不脱离生产，但以贵族为骨干，已有了一些较长时间在军服役的人员。这些可以视为常备军性质的萌芽。
臣服商王的各方国也以其首领（称为方伯）为统帅，以各级奴隶主贵族首领为军事首长，以所属之平民组成方国的军队。这些军队除维护方国的统治外，还要听从商王的调遣，执行征伐的任务。
商代军队的士兵大部分是从农业劳动者（“众”）中征集来的。奴隶主贵族子弟是军队的骨干，奴隶一般没有服兵役的权利。商代兵役的情况，前期因缺乏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而不得其详。商代后期，从已有甲骨文材料看，主要是采取临时征集的方式，这种临时征兵制，在当时叫做“登人”。甲骨文中，常有“登人三千”、“登人五千”之类的记载。最多一次达“登旅万”。即征集了以旅为编制单位的军队万人；在战争中，商代统治者也常因兵力的缺乏而临时将非自由人组织起来强制投入战场，在牧野之战中商纣曾武装奴隶以抵御周兵。卜辞中也有以臣仆投入战争的记载，征调这批人时不用“登”，而用“呼”、“挈”，意即命令其主人带领他们参加。有时候甚至用“执”，表示是以强制手段将他们纳入商代军队的编制，根据古文献的零星记载和甲骨文的卜辞，大体可以判断，在武丁及其以后时期，有了“师”、“旅”、“行”几级的编制，每级又各分为右、中、左三部。师是最高军事单位，武丁时仅见“中师”，武乙时则“乍三师，右、中、左”，均见于甲骨文。师的军事首长称“师”或“师长”。师以下的编制单位是旅，卜辞中有“右旅”、“王旅”、“左旅”，“王旅”疑即“中旅”。行是军行，分大行和行两级。卜辞中有“东行”、“中行”、“上行”，还有“右旃”，“上行左”等，旃是徽帜，左是上行的旌旗徽帜，可见上行即左行，东行为右行，而右、中、左三行合称一“大行”。行以下编制名称不可考，一般认为是按十进制编成。因为甲骨文中涉及武装活动的人、马、射手都是以十、百、千或其倍数为单位；王陵中随葬的成批的矛，也是十支为一捆，所以可能是十人为一最小单位，十个最小单位，即一百人为一军行。右、中、左三行构成的一个三百人大队为一“大行”。“旅”有人认为是一个千人组织，但从卜辞“登人三千、登旅万”看来，一旅也可能是十个大行，共三千人，右、中、左三旅合成一师，徒兵九千，加上战车甲士等号称一万。右、中、左三师共三万人则为商代军队总数。关于商代军队编制人数，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正在探索之中。然而，商代军队已有了一定的编制体系，而且是以十进制为基础并按实战的需要重以三进制，则是可以肯定的。
商代军队的主要兵种有步兵和车兵。有的甲骨学家认为，当时也出现了骑兵和舟兵的最初萌芽。步车兵中，又以步兵为主体。“师”、“旅”、“行”的编制主要反映了步兵的编制情况。车战部队的编制则可能另具系统。车战部队的军职，以战车上的马命名，官长为马亚，下设马小臣，又有族马、戍马等。甲骨文中有“戎马左右中，人三百”，这是有关驾驭战车的马队的占卜可见战车也按右中左编队，车上射手称射、多射，卜辞中征集熟练射手也以三百为限，可见，战车组织的最大编制是三百乘，按左右中分为三队。根据考古发掘，战车以五车为一小队，其一为令车。每车甲士三人。这样的战斗单位是可以单独出征的。但在重大的征伐或戍守任务中，还经常有另一支徒兵与之配合，协同作战。在安阳小屯一座宗庙遗址前殉杀中，除这样一支以战车为中心的甲士组织外，还有一支大约属于同一级编制的徒兵组织，其人数要多出数倍。其首长配备有戈及弓箭等武器和骑乘之马。而在这两支军队的前面，还埋葬着一个统领整个部队的更高一级的指挥官。
商代由于步兵发达，所以步兵也经常用于独立作战，这叫做“步伐”。一些学者解释为：“步伐者，不骑马、不用车”而步卒伐之。这与西周春秋时期，车战占主导地位的的情况是不大相同的。
商代军队大部分是临战前征集的，为适应作战，已有一套军事教育与训练的办法。一般性的军事教育与演习通过田猎进行。根据卜辞可知这时大规模田猎采取古老的“烧山引兽，放火寻角”的围猎形式，以车马和射手为主力并配备大量人力，根据地形布阵、举火、设防。田猎也要先聚众——登人，并按军事编制为右、中、左三行。这种田猎活动不仅以野兽为捕捉对象，还常以羌人为袭击目标，擒获作为人牲或补充奴隶队伍。《周礼·大司马》有“中春，教振旅”，记载春秋前后有以田猎习战阵的制度，卜辞也有关于“振旅”的内容，可知这种制度的萌芽在商代已经出现。
除了通过田猎的军事演习，卜辞还反映出商代也有一定的专门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例如有“王爻众伐于鬃方”，爻是教的初文，意思是出征方国之前，王亲自教谕训练征作徒兵的众人。还有“王教”，“王其教卒”，呼令某人“教戍”、“庠射”，“庠三百射”，“庠是教射的学官，在卜辞中是教射的意思，可见甲士的教习更受到重视，王常任命专职将领承担，而主要由奴隶主贵族子弟担任的射手的教育训练还有专门的场所或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