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要有高度信心的。
——戴高乐
兴致高昂的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的一个下层贵族之家。他的父亲亨利·戴高乐为纪念自己早逝的哥哥，给自己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大伯父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
少年戴高乐最引人注目的是个儿高和异于常人的大鼻子。有人说他的大鼻子像哥特式的支柱一样坚固。
戴高乐非常喜爱玩打仗游戏。但由于他从小爱打斗，常常受到父亲的责骂。
有一次，自封为“总司令”的小戴高乐派小弟弟皮埃尔扮成“特务”去送“情报”。并指示他：如果被“敌人”抓获，就必须把“情报”吞掉，以免泄露“军事”机密。
皮埃尔在半路上被“敌人”抓获了，他想：这不过是玩游戏而已，何必吞下一张纸呢？于是，他把哥哥的吩咐抛在了脑后，结果“情报”落入“敌人”手中。
戴高乐知道后很生气，打了皮埃尔一巴掌。皮埃尔号啕大哭地跑回了家。
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皮埃尔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妈妈责骂戴高乐说：“夏尔，他是你弟弟，你怎么能打他呢？”
戴高乐底气十足地说：“如果在战场上也这样不听指挥，不保护情报，那么就会打败仗，就要死很多人！”他认真的口气，惹得母亲哭笑不得。
普法战争后，法国男孩们玩打仗游戏总是分成法国和德国两方，只要做这个游戏，戴高乐就永远是法国国王。
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
但是小戴高乐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结果自然又是小戴高乐当国王。其实，小戴高乐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童年的戴高乐就是这样把他的抱负和志向融合到游戏之中，为了心爱的法兰西，他把自己放在了领袖的位置。而且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只有他才配当法兰西的领袖。对于伟大的法兰西，戴高乐兴致高昂，而这种激情将伴随他一生。
就像一座火山的爆发必然有一个能量蓄积的过程一样，一位伟人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之前，也必有一个漫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准备过程。
在戴高乐最亲的长辈中，祖父朱利安·菲利浦·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
小戴高乐的大伯父，那位他直接继承了其名字的夏尔·戴高乐，则对小戴高乐的影响更加奇妙。大伯父曾在一首诗里写道：
在每一个遭到偷袭的军营里，
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
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
这几句小诗，很明确地预示了或者不如说是促成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他的侄子戴高乐于五十年后，以准将军衔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反侵略号召。
在戴高乐的父亲亨利22岁时，法国正面临着普法战争的失败。年轻的亨利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并获得了一枚被他的二儿子视若珍宝的勋章。恢复和平以后，由于生活所迫，亨利不得不从事教书生涯。
亨利是一位知识渊博并有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祖国、爱青年，坚定地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浇注到青年一代人的心里。
亨利神情严肃，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出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称自己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
正是这样一位父亲，一到星期四下午，常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去拿破仑墓或凯旋门前静默志哀；到了星期天，他就带着他们去当年他曾战斗过并且负过伤的凡尔赛或斯坦战场。亨利在现场现身说法，常常让戴高乐激情满怀。
戴高乐进小学读书时还不到5岁。在他6年级时，父亲把他送进奥吉拉耳教会学校，那里的教学质量很高，父亲又在学校里任学监。
在学校里，戴高乐对《圣经》、希腊语、拉丁语、数学等课程不感兴趣，学起来没有上进心，成绩也不好。他最热衷的是把单词倒过来背，直至倒背如流，把同学们弄得瞠目结舌。原来他是有意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呢！
各种体育竞技活动也受到戴高乐的喜爱：他在滑冰赛场上，仗着有两条长腿的优势，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在前面。同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足球后卫，竞技场上的戴高乐从不服输，常为赢得同学们的喝彩声而洋洋自得。
精力旺盛的戴高乐对什么事都好奇，都想试一试。1903年的一天，学校要学生排演一出历史剧，其中有法国国王的角色，这可正合戴高乐的心意。他自告奋勇扮演了法国国王。
在舞台上，戴高乐头戴王冠，衣服上挂着漂亮的三色旗，神气十足地坐在宝座上训斥他的臣子们，还真有股神圣不可侵犯的劲儿。虽然是在舞台上，但又一次让他过了一回当国王的瘾。
为了能使住在拥挤喧闹的巴黎的一家人散散心，父亲亨利·戴高乐在多尔多涅河畔买下了一处朴素但不失大方的房产，取名为“鲁瓦尔河别墅”。全家人常到那里去度假。
每到暑假，戴高乐五兄妹就在鲁瓦尔河别墅附近的大海里游泳嬉戏。表兄妹们有时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玩耍。他们在金色的沙滩上躺成一大溜作日光浴。
“咱们打球吧！”戴高乐一声召唤，大家立即从沙滩上跳起来，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
全家人和亲戚们有时在沙滩上玩拔河，或者别的游戏。但不管是做什么游戏，戴高乐总是要充任指挥。
文学和历史的熏陶
戴高乐家族“祖传”的对文学和历史的兴趣，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正是家庭的传统氛围，对戴高乐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说戴高乐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浦·戴高乐作为文人和学者代表资产阶级文人，那么戴高乐的祖母若折菲娜·安娜·玛利·马约的生平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她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
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折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10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拥有很多读者。
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和一部关于《夏多博利昂》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戴高乐一生的志趣和成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
每到茶余饭后，孩子们围在炉火旁边，兴致勃勃地听着亨利讲述法国历史上爱国者的故事。父亲告诉戴高乐，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则是国难当头，问题重重。
母亲则喜欢坐在安乐椅上，用柔和的女中音，把塞内加尔作品中的故事娓娓道来，有时还会为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流下同情的泪水。
孩提时代的戴高乐听父亲讲述了参加普法战争同敌人作战时光荣负伤的故事，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法国向普鲁士投降的消息时黯然泪下的情形。那些曾经给法国带来荣誉或耻辱的战争和父亲当年作战负伤的经历，触动了最忠实的听众戴高乐幼小而纯真的心灵。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印象深刻。爱国和祸国、国耻和荣誉、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不断谈论的话题。
小戴高乐听得入神，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时而欢笑，时而痛哭。他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像父亲和其他爱国者一样，为法国的自由而战。
有的时候，父亲常常会站起来，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朗诵法国诗人和剧作家罗斯丹的诗歌，还不时用手扶一下眼镜。
戴高乐对诗歌情有独钟，他从沙发里站起来，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望着父母说：“我朗读几首古希腊的抒情诗吧！”
他清脆的童声里含着热情。他也读德国诗人海涅和歌德的作品。歌德对宇宙、对人生的深刻的哲理式思索，海涅炽热的激情和对下层人民深沉的爱，都让戴高乐激动不已。
戴高乐读着这些诗作，胸中涌起一种神圣的感情。他的脸红红的，眼睛里闪现出兴奋的光芒，久久不能平静。
“夏尔，你读得很好。”父亲用慈祥的目光望着儿子。
“我也要读一首诗，行吗？”小弟皮埃尔跑到父亲面前请求着。
“当然行，小皮埃尔。”父亲微笑着，拍拍皮埃尔的头。
这种别开生面的家庭朗诵会受到所有孩子的欢迎，戴高乐更是感到乐在其中。
戴高乐很敬佩夏多博利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毕生的活动并行不悖。若折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戴高乐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伯哥森的作品十分喜爱。当时的伯哥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
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伯哥森的理论为动力。
在戴高乐的整个少年时期，没有任何作品、任何友情对他所起的作用，能与历史小说相提并论。戴高乐的阅读范围十分广泛，他很喜欢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歌德和海涅的作品，不过他最喜欢读的莫过于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丹的诗作。
戴高乐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观看了罗斯丹的诗剧《幼鹰》。这是一部充满爱国激情的悲剧，讲述的是拿破仑的儿子在拿破仑失败后，流亡到了他外祖父的故国奥地利。尽管努力奋斗，却无力改变祖国和自己的命运，结果客死他乡。
戴高乐走出剧场后，向父亲表示：“我长大后一定要报考圣西尔军校，做一个勇敢、坚强的军人。”
从那以后，戴高乐对于罗斯丹的作品，简直迷恋到了疯狂的地步，以至于他后来可以把这位诗人的《西哈诺》背得滚瓜烂熟。
年纪稍长，戴高乐崇拜的对象则是文学家和爱国诗人夏尔·裴居义，这种崇拜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
裴居义深受哲学家伯哥森的影响，厌恶陈旧的思想，着眼于对未来的追求，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位诗人为法国民族英雄“圣女”贞德写下了热情的颂歌。在裴居义的心目中，理想的法国是基督教美德的化身，她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尽忠、效劳。
这种观点对出身传统天主教徒家庭的戴高乐来说，与其说是影响了他，引起了他的共鸣，还不如说是被他奉为经典，并在他的一生中身体力行。
实际上，纵观戴高乐的一生，他也许不仅仅是把法国当作他的母亲。用追随他大半生的奥力维艾·夏尔的话来说，他是把法兰西当成了他生生世世的情人，而他则是最殷勤、最专注、最忠诚而善于搞突然袭击的恋人。
戴高乐也常常翻阅伯哥森的著作。伯哥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伟大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毫无疑问，这一信念同裴居义的观点一样，成为戴高乐后来终生实践的人生信条。
戴高乐后来在《战争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就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和牺牲的追忆，通过罗斯丹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
戴高乐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热诚的爱国者。戴高乐回忆说，父亲是个“有学问、有见解和尊重传统”的人，他“对于法国人的尊严充满了感情”。母亲也对祖国怀着“坚定不移的热爱”，和她对“宗教的虔诚”忠贞不贰。父亲使他懂得了法国的历史。
父母亲身经历过影响法国近代史的普法战争和德雷菲斯事件，母亲向他追述普法战争失败时，法国人是怎样伤心流泪的情景。戴高乐说：“这类追述我国以往灾难的故事比任何东西都更激动我的心弦。”他自幼就决心洗雪普法战争败绩之耻。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戴高乐再塑军队形象、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长起来。
一心入军校当将军
一心想当兵的戴高乐在15岁那年，把胸中涌动的爱国情思寄于笔端，写成一篇短篇小说《德国的战役》。
小说别出心裁，以丰富的想象力虚构了一场将在1930年发生的法德之战。小说中写道：
三支德国军队同时向法国发动进攻：
第一支德军20万人，沿瑞士边境而下，进袭巴黎；
第二支德军越过群山；
第三支德军10万人，做第二支军队的后援。
法国在紧张情况下加以备战。“戴高乐将军”制订了作战方案，他率领20万军队和许多大炮去拯救法国。赶在德军会师之前瓦解了他们的进攻，最后把德军围困在梅斯要塞。
父亲亨利对这篇小说惊叹不已。其实，这篇作品从艺术上看很稚嫩，可是他从中看到儿子远大的志向。他拥抱着已经长高的儿子说：“我的孩子，你长大了！”
“爸爸，我很早就想当兵了，我要报考圣西尔军校。”戴高乐郑重地向父亲吐露了心声。
亨利已经承认儿子长大了嘛！他当然应该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望着目光坚定的儿子，他爽快地答应了，他知道这是儿子深思熟虑的结果。
“可是，圣西尔军校对考生的成绩要求是很高的，你的成绩还差得远哩！要想踏进它的大门，你非得发奋努力才行。”父亲抓住机会，及时引导。
戴高乐震动了，他头一次正视自己的学习成绩，看到了不足。可是人生的目标既然确定，就得为它积蓄力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他相信自己不会输。
“爸爸！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样做。”戴高乐信心十足地说。
戴高乐开始把心收拢，专心致志地学习功课。不久，学习成绩真的赶上来了，1906年，他有6科成绩是全班第一名。
1907年，圣玛利亚学校由于激进党政府反教权政策而被关闭，戴高乐的父亲便把他送到以擅长数学和德语教学而闻名的比利时安拖瓦中学就读。这所学校在比利时境内，靠近法国边境的地方。
因为要考圣西尔，数学和德语成绩必须出色。戴高乐在这里用心地学习，这对考军校很重要。
在放暑假的日子里，戴高乐一个人来到巴登以及巴登附近的里登去旅行，每遇到一个德国人，他就赶紧走过去，结结巴巴地同人家讲德语。他一改平日冷漠高傲的模样，成了热情洋溢的饶舌者。
德国人当然不会辜负这位热心学德国语言的大男孩，也比比画画地与他对讲。戴高乐的德语会话能力真的提高了许多。他很为自己走的这步棋得意呢！
1908年10月，这是一个美丽的季节，戴高乐回到了巴黎的斯塔尼兹拉斯学校，开始认真地准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他想着即将开始的军旅生涯时，一种豪迈的感情油然而生，他用笔记下了涌动的思绪，写成一首无题诗：
我愿！
如果我将要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凄惨地视死如归。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籁绕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灼热的一吻。
少年戴高乐诗作的字里行间，渗透着对祖国那么深沉的挚爱和为了国家视死如归的坚定信念。
戴高乐一心要考入军校，再不像幼年时那样不求甚解了。他在斯塔尼兹拉斯学校一年多的刻苦努力没有白费，戴高乐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军校。
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1909年8月，戴高乐通过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入学考试。他的分数并不太高，在录取的212名考生中位于110名，但总算成了圣西尔军事学院的学员。这一年，他19岁。
在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之前有个见习期，戴高乐被分配到第三十三步兵团。从这一刻开始，戴高乐便朝着自己的目标奋斗，并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戴高乐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安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
戴高乐这种独特的行为引起了众人的注目。过了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
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辱。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
戴高乐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高，为了弥补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作即席讲演。
戴高乐从小个子就高大，14岁就很像一个大人了，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不苟言笑，神情严肃，使人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1910年10月，见习期满，戴高乐正式进入圣西尔军事学院
戴高乐在同辈当中是个很有个性的学生，他坚毅果敢，但孤高自傲，让人觉得他落落寡合，同他的高身材、大鼻子，恰好互为表里。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些绰号，如“两米”、“公鸡”等。同学们也没有放过他那独特的大鼻子。
在一次联欢会上，同学们提议戴高乐背诵他最喜欢的罗斯丹诗剧《西哈诺·德·贝若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声朗诵了诗剧主人公西哈诺关于自己“大鼻子”的一段台词。于是，同学们便把“大鼻子”的雅号转赠给了戴高乐。
戴高乐长得很快，个头比他的同班同学要高出一大截。有一次他利用自己的优势，精心装扮后去敲自己家的门，自称“费德尔布将军”来访，引起家人的一阵哄堂大笑。
他把自己说成是费德尔布将军也许是有深远意义的，费德尔布将军和戴高乐的母亲一样，也是里尔人。作为塞内加尔的征服者和传说中的常胜将军，费德尔布将军常常是戴高乐家中餐桌上被谈论的中心人物。
戴高乐在圣西尔军事学院勤奋地学习了两年，于1912年10月1日毕业，在毕业考试中得了第十三名，军衔是少尉。填写分配志愿时，戴高乐仍然选择了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安拉斯城。
离开安拉斯城仅仅3年，没想到这里的人却叫戴高乐感到陌生。当年嘲笑他只想当元帅的那位连长不在了，就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也已易人，新任团长为菲利浦·贝当上校。也就是后来成为法军总监的贝当元帅。
菲利浦·贝当在法国现代史中曾赢得很高的荣誉，在有名的凡尔登一役中，贝当率领法国军队重挫德军，因而被赞为英雄。但贝当在垂暮之年却招来唾骂，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便充当了维希傀儡政府的首脑，历史是无情的，战争结束后以民族叛逆罪被判处死刑。
这时，戴高乐作为贝当麾下的一个最低级的军官，仍然改不了他喜欢与人争论、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毛病”。
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
当贝当上校讲到孔岱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帝蕾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岱而拯救了安拉斯。
真是语惊四座，戴高乐的这番话刚一落地，便引起在场军官们的一片哗然，对戴高乐的观点大多数人心里表示赞同，但对他的举动却感到不解。一位年轻的少尉军官竟然中途打断上校团长的讲话，并且直言不讳地反对团长的观点，这小子胆子未免也太大了。
可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贝当上校并没有表示出愠怒的样子，相反，这个下级军官的插话引起了上校的好感。课后，人们看见上校团长挽起戴高乐的胳膊，有说有笑地沿着斯卡贝河岸走向远方。在一处幽静的地方，贝当一个劲地和这个下级军官讨论起孔岱和帝蕾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谈话像是身边的斯卡贝河流，陆陆续续地流着。
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喜爱。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竟然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
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火车开动的时间快要到了，戴高乐感到沮丧。
也就是在这最后的时刻，戴高乐接到了解除他禁闭的指令。戴高乐高兴得蹦跳起来，拔腿一口气跑到火车站，几乎在火车启动的铃声敲响之时，他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
当戴高乐大口喘着气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这趟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的戴高乐嘴上这么回答，心里却在想都是你上校这么捉弄我，瞧你那得意的样子。
“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上校微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戴高乐坦然地回答。
“好小子，到这个时候你还不服输！”上校说着起身坐到了戴高乐的身旁。
到了巴黎这一天，一个高级军官和一个年轻的下级军官在巴黎街头美美地玩了一天。
贝当曾为戴高乐写下这样的评语：“异常聪颖，忠于职守。”所以这一次，贝当本来就不想处分爱徒戴高乐。
踌躇满志上战场
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军队以塞尔维亚和蒙特内阁洛为假想敌，在波斯尼亚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亲自指挥演习的奥国皇室弗兰茨·斐迪南大公于6月28日到达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爱国者炸死。
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天之内，法国、英国和俄国等协约国集团都卷入了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等同盟国集团的战争。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对于法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恢复在欧洲霸权地位的大好时机。法国可以从德国手中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失地，取得萨耳煤矿区权益。
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许多困难，人生的快乐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兴致高昂，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
戴高乐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
1914年8月5日，再见了，我的书籍，我熟悉的东西。生活显得多么紧张，当一切也许即将停止时，最小的事情也变得多么突出。
今天早晨，我们团已经井然有序地起程了。很少有人来看我们出发。有些坚强的人忍住了自己的眼泪。上前线吧！这肯定是全体一致的激情，我过去曾经梦想过的、但现在遭到压抑的热情。
法国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进攻比利时。戴高乐所在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受命于8月5日从安拉斯城起程，开赴比利时。
戴高乐信心百倍地在日记上写道：“每个人都动员起来了。这种强压着的激情是我梦寐以求的。”
第三十三步兵团原属后备力量，但由于德国攻势极猛，法军退至横贯迪南的摩斯河上，第三十三步兵团奉命守住摩斯河大桥，阻止德军过河。
8月15日，第三十三步兵团与德军交火。戴高乐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实战中大腿负伤，先后被送到巴黎、里昂和安拉斯治疗，年底又重返前线。
这时，戴高乐所属的步兵团已开往香巴尼，贝当已经调离三十三团并提升为旅长。新团长是克罗戴尔上校。
戴高乐离开战场的3个月期间，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海峡到瑞士一线，交战双方一直在僵持着。戴高乐执行了许多次很危险的侦察任务，给部队带来了重要的侦察信息。
1915年底，战争僵局有了突破，德国军队准备向凡尔登大举进攻。法国军队面临严峻考验。指挥凡尔登防务的是第三十三步兵团的前团长、后晋升为将军的贝当。
1916年2月21日清晨，天气奇寒。7时15分，沿着几公里前线，隐蔽的德国炮群以一小时10万发的速度，把炮弹射进堡垒综合体。有200多万发炮弹如牛毛般落在了离布拉特邦、凡尔登和奥内尔的村庄的三角地区中，把法军的前沿堑壕都炸没了。经过12小时轰击后，德国搜索部队在黑暗里摸索着前进，以试探法国的抵抗力。
到2月24日，德军攻破了法国的主要防线，俘获了10000名士兵，缴获了65门大炮和大量机枪。
与此同时，大量的德国火炮接踵而至，在他们的步兵部队之前，射出连续不断的滚滚炮弹，夷平了堑壕，炸毁了碉堡，并把森林炸成碎片。
在悲惨的战场形势下，3月2日，担任第三十三团上尉的戴高乐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猛烈的凡尔登前线。
这场号称“绞肉机”的凡尔登战役打得十分猛烈。德军集中兵力兵器包括使用窒息性毒气、喷火器和轰炸机，对西岸法军实施重点突击，但遭法军炮火猛烈反击。
从3月5日起，德军扩大了正面进攻并将主突方向转移到摩斯河西岸，企图攻占两个高地，解除西岸法军炮兵的威胁，并从西面包围凡尔登。
敌人的重炮在戴高乐所在的杜澳蒙阵地上轰炸，大地在不停地颤抖。密集的高爆炮弹，使大地震撼，把人体、瓦砾和装备像稻谷那样飞掷到天空。爆炸的热浪把积雪都融化了，使弹穴里灌满了水，许多伤兵就淹死在里面。眼睛失明和血肉模糊的人摸索着到洞穴里图个安全，就倒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把他们淋得浑身是血。
在阵地上，由于爆炸声大得出奇，戴高乐同前方和后方的一切联络都无法进行，所有的电话都被切断，所有派出的联络官都被打死。
最后一名联络人员身负重伤对戴高乐说：“德国人离我们只有20米。”戴高乐握着手枪，注视着敌人，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和战士们守住这条通道。
敌人的进攻集中在第十连左侧的第十二连。随即，德国人来到第十连的后面。
此时此刻，人们看到了一种凄惨的景象：戴高乐命令步兵第十连全连上刺刀冲锋，第十连的勇士径直扑向眼前这些靠猛烈的肉搏到达村子的大批德国兵。
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戴高乐。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眼含泪水写信给戴高乐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
贝当于5月1日离开凡尔登，去指挥中央集团军群。他一听说戴高乐阵亡，十分悲痛，为此发布了正式的表彰令。
贝当的表彰令说：
戴高乐上尉，连长，以其高尚的智力和情操著称。当他的营遭到致命的轰炸，造成大量伤亡时，当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的连队时，戴高乐指挥部下，进行猛烈的突击和猛烈的肉搏。
他认为，这是与其军人荣誉感一致的唯一解决办法。他在混战中倒下。这是一名在各方面都无与伦比的军官。
凡尔登战役是典型的消耗战、阵地战。双方参战兵力众多、伤亡惨重。在此役中，法国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数，合计在55万人以上。德国也损失了45万人以上。由于伤亡惨重，凡尔登战场被称为“屠场”、“绞肉机”和“地狱”。
这同当时的战法有关，当时都是密集队形冲锋，在防备严密的火力面前就仿佛是一群往绞肉机里钻的绵羊。而且指挥官在当时也没有其他办法，除了冲锋就是冲锋，完全靠人来堆。戴高乐在冲锋中如果真的“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
实际上，戴高乐在战斗中被敌人的刺刀穿过了大腿，自然摔倒在地上，直到他被毒气熏晕。像他部队的所有伤员一样，在恢复知觉时遭到德国士兵的包围，结果被俘。
狱中的不屈斗士
戴高乐是一位顽强不屈的斗士，性情倔犟，他怎么能忍受在战俘营中被迫为德军服苦役的生活！在三年零三个月的战俘营生活里，他意外的收获可不小。
他始终不放弃逃跑的努力。被俘后，戴高乐被送到尼兹战俘收容所，在这里，他把伤养好后就琢磨如何逃跑，以回到法国继续作战。
一天，他偷到一套德军军士的服装换上，悄悄地溜出了收容所。可是，这次逃跑失败了。因为他的个子太高了，而他偷的那身德军军装却太小了，衣袖刚到胳膊肘，裤腿也仅过膝盖，穿在身上看起来非常滑稽可笑。所以他没有逃多远就被抓了回来。
随后，他被关进设在立陶宛的茨祖律津惩戒营。这里是环境更为恶劣、条件极差的地方。
5个月后，他被送到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这里戒备森严，专门关押曾经试图逃跑的战俘。然而，戴高乐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逃跑，他甚至觉得这是自己作为战俘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这次怎么逃跑？戴高乐想出了一个办法——自残！他偷偷地服用了大量的苦味酸，这是一种做柠檬水的原料，喝多了会出现一系列特别可怕的重度黄疸症状，如眼黄、脸黄、尿黄等。
当时，戴高乐喝完照镜子时，连他自己都吓坏了。不过他终于如愿以偿，很快被送到当地战俘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戴高乐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与另一个名叫嫡派的法军少尉商定逃跑。他们又偷来一套德军军装，嫡派化装成德军护士，搀扶着假装生病的戴高乐，混出了大门，立即向瑞士方向逃跑。可是，这一次又失败了。5天5夜又冷又饿的路程，使他们疲倦不堪，像流浪汉一样狼狈，所以当他们走到乌尔姆时被德军发现，又被抓回了战俘营。
就这样，戴高乐在战俘营里以不同的方式先后逃跑了7次，最终还是没有逃出去。德军对这个法国大个子屡教不改的逃跑行为极为恼火，再次把他从条件相对较好的罗申贝格战俘营送回因哥尔斯塔特第九堡垒战俘营关押。
晚年的时候，戴高乐非常愿意讲述这些越狱的经历，甚至比讲述自己参加的著名战役的次数还要多。他的儿子曾说：“父亲讲述这些经历时，没有一丝渲染，完全是直叙，但是非常仔细，就像作战斗总结一样。”
戴高乐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想用这种方式减轻自己因为被俘而感受到的耻辱。
他重新按捺自己焦急的心情，静静地反思。是啊！他是勇敢的，他受过表彰，可是却没有立下赫赫战功，这是他最大的遗憾。1918年9月1日，他写信给母亲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痛苦：
假如从现在起到战争结束之前，我不能重新参加战斗的话，我还会在军队里干下去吗？况且，等待我的又会是怎样平庸的前程呢？
逃跑不成，也不能老老实实地当战俘。戴高乐对曾经给予法国奇耻大辱的德国极为仇视，为了打败德国，他必须要了解德国。于是，他利用在战俘营的时间，开始了对德国国情与民族特点的了解。戴高乐德文水平不错，能够熟练地阅读德文报纸。
他通过狱中的德文报纸，密切关注战争的进展，而报纸中所披露的事情，是在实行严格新闻检查制度的法国难以看到的。他做了许多摘记。在狱中的这些收获，后来成为他撰写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的基本资料。
他利用被囚禁的机会，积极地同周围的难友们进行交流沟通，博得了一个“大元帅”的美誉。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具有社会属性，在什么情况下都需要有交流。交流的方式、内容与质量，决定着能否成为交流场的磁心，能否通过交流营造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反映出这个人的素质和能力。
他的狱友蕾米·卢尔曾经这样评价战俘营中的戴高乐：
这位个性倔犟、看起来有些冷漠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善于克制自己的精神危机和感情冲动，他一刻也不愿意闲下来。但是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国人沉着、理智、自我克制的优点。
如果司汤达还活着，他们肯定会成为莫逆之交。他总是抓住时机增长见识，而且非常乐意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别人。他是我们这个圈子中的核心。大家对他产生一种敬畏之感，把他称做“大元帅”。
青年戴高乐志向很高，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失作为一个领袖人物的抱负。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戴高乐在四年的对德战争中，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战俘营中度过的，这对于戴高乐这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来说未免是件憾事。
1918年11月3日，奥匈帝国宣布投降。11日德国军队放下了武器，德方代表前往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在法国福煦将军的行军火车上签署了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1918年12月，戴高乐回到法国，到达拉利格里时，父亲带领全家人去火车站迎接他。
刚跳下火车的戴高乐激动地拥抱着父亲，又俯下身子紧紧地抱着泪流满面的母亲。
“夏尔，你受苦了。”母亲凝视着清瘦而略显颓废的儿子，心疼地说。
“一切都过去了，不是吗？”戴高乐微笑着，眼神中多了几许镇定和成熟。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戴高乐尽情地享受着这得来不易的自由。他戴着凡尔登战役中杜澳蒙阵地“阵亡”后被追授的最高荣誉十字勋章，与3个也是穿着军装的兄弟在庭院里合影，父母双亲和其他家里人相互倾诉彼此的思念，享受着天伦之乐。
战争结束了。每到夜晚，戴高乐常常一个人站在庭院里，陷入思索。他得知三十三团损失惨重，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可以说他能活下来是个奇迹。
这也许是命运之神对他的眷顾吧！虽然在逆境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倔犟地、几乎是固执地进行着另一种形式的搏斗，但是，因为参战时间的短暂，毕竟没让他实现为法兰西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望着星空的戴高乐想，自己已经28岁，时不我待啊！不能躺在遗憾上，我要认真地想一想，怎样走好下一步。
和谐温馨的小家庭
在戴高乐回到法国达拉利格里之前的1918年11月11日，波兰军事学院聘他为战术学教官。
当时的法国有许多军官住在华沙，戴高乐很少参与同胞之间的社交，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品味孤独。
1920年8月，在波兰华沙，戴高乐身穿军装，戴着心爱的白手套，身躯笔直地在街道上独行。
有一家糕点店的橱窗里陈列着久负盛名的波兰点心，忽然吸引了戴高乐的目光。
戴高乐走进去挑选了几块波兰点心，然后走出店铺，坐在路旁供人休息的石凳上。他用一只手的小拇指勾住拴点心的细绳，细心地看着具有波兰传统风味的诱人食欲的点心，不由得想起波兰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从1772年开始，波兰曾三度被俄、德、奥三国分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它才获得了独立。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战后波兰的独立和统一很有兴趣，他们害怕那里出现政治真空，让新生的苏联钻空子。于是他们鼓励世界各地的波兰人，组建波兰志愿军，与波兰的军队会合。新波兰领导人得到协约国的认可，一心想扩充领土，向苏联大举进犯，侵占了乌克兰的大片领土。
但是，布琼尼将军率领苏联骑兵，高举战刀，像狂风一般，把波兰人赶了出来。
紧接着，苏联红军又开始进攻波兰，打响了华沙战役。苏联红军的进攻又被同仇敌忾的波兰人所遏止。
戴高乐参与了这场战争，他与许多法国军官一样，是被波兰志愿军招聘来的，期限是一年。
他参加了波兰第五轻步兵部队，到华沙以北的兰波尔托夫培训波兰军官。
他兴冲冲地来到波兰，就是要弥补“一战”中参战太少的遗憾，他要更多地了解现代战争，把握它的脉搏。
波兰的经历让戴高乐获益匪浅。结合实战，他思考过许多军事问题。比如说，在运动战中，装甲部队必须集中，不能分散；还有士气的重要，在保卫自己的家园时，都爆发出不可遏止的力量。这些思考都出现在他以后的著作中。
1920年，戴高乐回到巴黎度假时，有一天，丹妮坎夫人来到他家里做客。
在戴高乐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相互认识。这位夫人见到而立之年的上尉，身材高大，目光深邃，透着一股勃勃英气，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姑娘，她是饼干制造商王德禄的女儿伊枫娜。
丹妮坎夫人想：这位姑娘与年轻的上尉不是很好的一对吗？难办的是听姑娘的母亲说，伊枫娜曾经拒绝过一位将军儿子的求婚，理由是那位青年是个军官，她不喜欢跟随军人到处奔波，过一种不安定的生活。如果她见到这位风华正茂的军官，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丹妮坎夫人找到王德禄夫人，谈起了戴高乐：“我很早就认识他，从小就要强，有抱负。这几年在军队里干得很出色，依我看，将会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年轻人。”
丹妮坎夫人说得天花乱坠，好像得不到这位女婿将是天大的憾事。王德禄夫人动心了。于是，她们就如此这般地定下一个妙计。
两周之后，戴高乐一家来到巴黎的秋沙龙，王德禄一家人也“恰好”来到这里，又“碰巧”遇到了丹妮坎夫人。
丹妮坎夫人惊喜地大叫：“天哪！你们怎么都到这里来了？这也许是上帝的意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戴高乐一下子被伊枫娜吸引住了。
伊枫娜身材不高，额头稍稍突起，头上是浓密的黑发，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沉静和腼腆的神情。这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姑娘！戴高乐有些局促地同伊枫娜相互问候。
戴高乐信步走到一幅画像前，这是法国诗人罗斯丹的画像。戴高乐一下子找到宣扬自己才华的机会，他的话多了起来。他谈起少年时代对罗斯丹的崇拜，甚至忘情地背诵了好几首罗斯丹的长诗。
戴高乐渊博的学识和过人的记忆力，使得伊枫娜对他崇拜不已，听得简直入了迷。
回到家里，伊枫娜依然兴奋不已，脸上泛着光彩，悄声对母亲说：“妈妈，夏尔真是个很不错的青年。不过，他会不会因为我个子太矮而不喜欢我呢？”
王德禄夫人会心地笑了：“你是不是有些喜欢上他了？不过，他可是个军人啊！”
“夏尔是有教养并且让人喜欢的人，这就足够了。”伊枫娜羞涩地垂下她的黑眼睛，像是回答母亲，又像是自言自语。
过了几天，王德禄一家人邀请戴高乐一家到家里喝茶，戴高乐迫不及待地跟着父母来了。他保持着军人的习惯，上身挺直地坐在那里，把手套和帽子放在膝盖上。
伊枫娜把一杯茶送到戴高乐面前。他接过茶杯，想放在帽子上，茶杯却一下子歪倒了，茶水洒到伊枫娜的裙子上。
戴高乐窘得手足无措，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太对不起了！”
“这没什么，您不必介意。”伊枫娜在安慰他，又大方主动地询问起他的军旅生涯。戴高乐渐渐走出了尴尬，他生动的叙述，让伊枫娜听得兴趣盎然。
一周之后，巴黎工艺学院在凡尔赛宫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富丽堂皇的大厅里来宾如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的戴高乐竟然来到这里。
忽然，他的眼睛发亮了！伊枫娜正微笑着，与哥哥雅克站在一起。他快步走过去，问好之后，礼貌地对雅克说：“您能允许我和伊枫娜跳场舞吗？”
“当然，我完全同意。”雅克含笑回答。他对这位上尉一直怀有好感。
戴高乐和伊枫娜挽着手走进舞池，他们悄声倾诉着自己的心声。当乐队演奏第六支华尔兹舞曲时，戴高乐终于鼓足勇气，向伊枫娜正式求婚。
多情的伊枫娜似乎一直在等待这句话，她害羞地点点头，欣然应允了。
几个月之后，戴高乐又一次从波兰回来度假。1921年4月7日，在加来圣母院教堂里，他和伊枫娜举办了朴素而隆重的婚礼，然后乘火车到马乔列湖度蜜月。
戴高乐结束了在波兰的合同，回到巴黎定居。他与妻子的生活和谐而安定。戴高乐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经过申请，他得到圣西尔军校助理教授的位置。
从此，伊枫娜专心地相夫教子。这位曾发誓不嫁军人的女人，为军人戴高乐营造了一个非常舒适温馨的环境。她温柔宽厚，举止文雅，成了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1921年12月，戴高乐夫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是个男孩，年轻的父亲为他取了一个和贝当相同的名字，叫菲利浦。贝当如果不是娶了一位离过婚的妻子的话，很可能就会当上菲利浦的教父呢！
戴高乐对自己的家庭感到心满意足，这位妻子成了他一生中最忠诚的伴侣。在危难中她与丈夫相濡以沫，在丈夫处于权力顶峰时，她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在母校圣西尔学校教书的戴高乐，他的课讲得非常生动。由于他涉猎的书籍多，又有惊人的记忆力，还在中学时锻炼过演讲能力，再加上有实战的战例，所以课讲得深入浅出，把军事史都讲活了，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他戴着白手套上课，更成了课堂上独特的一景。
学校的教学任务并不繁重，这样，戴高乐就有充分的时间陪伴妻子，或者是读书和写作，钻研军事科学。
戴高乐一家住的公寓恰好在学校与贝当元帅寓所之间的拐角处。贝当元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法国的英雄，他从1917年5月起任法军总司令，享有很高的声誉。戴高乐对他十分崇敬，经常携带妻子登门拜访。
贝当元帅历来喜爱敢于对权威观点提出挑战的人，他十分欣赏戴高乐，自然欢迎他的拜访。在法国军界看来，年轻的上尉已经得到了法国元帅的特别保护。
在10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戴高乐并没有什么显著成就。命运对他是有点刻薄了。所以这段时间，他表现得郁郁寡欢，自以为是，决不服输，毫不认错。
然而，在戴高乐的意识深处，他却时刻感到时运正在向他招手。天生我材必有用！此生绝不会虚度。现在，自己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在现有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潜心钻研，从各方面做好迎接这一天到来的准备。
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毫无牵挂的戴高乐开始积蓄力量，进行新的攀登。他要准备高等军事院校的入学考试了。
跨出关键的一步
1922年5月2日，戴高乐在其军事生涯中，跨出了一个为一切有价值和有雄心的军事学院军官所必要的阶段：他考取了高等军事学院。
戴高乐在参加第六龙骑兵团、一个飞行大队和第五〇三坦克团正规学习班之后，他在暑假结束后进入了高等军事学院。
在此前，那份使戴高乐考取新学校的评语毫无例外地写了赞美之词，正如圣西尔军校副校长所写的那样：
该军官具有高素质，他本人知道这点。知识广博而扎实，能力很强，具有很快领会问题和出色介绍问题的才干。讲课很受欢迎，得到学生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演说家，所以对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
该军官准备报考高等军事学院，将来肯定会得到录取和获得成功。
但一入学，戴高乐那刚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与院长木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因为这位院长的战术思想基本上是静止的，是形式主义的。木瓦朗认为，一个司令官的职责就是订出最详尽的计划，并且不管情况如何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
可是疾恶如仇、刚烈如火、一贯敢于挑战权威的戴高乐却坚决拒绝接受这种先验论。木瓦朗上校自以为是吸取了大战的教训，认为炮火的威力有利于防御而使发动进攻代价惨重。但戴高乐却深信：下一场战争将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战争将是运动战而不是单一的防御战。
高等军事学院结业时，在考完笔试后还将通过战术实地考核。戴高乐立意要借这次考核的机会，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考核的结果，戴高乐如愿以偿，木瓦朗则败得很难堪。更使院长下不了台的是，戴高乐竟拒绝回答上校木瓦朗这位院长大人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是让战术演习中的下属夏拖尼亚去回答。
木瓦朗上校面子上当然过不去，他大声斥责道：“可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答道：“上校，你已经把指挥一个军的任务交给我了。如果除此之外我还得承担属于我的下属的任务，那我就顾不上考虑怎样完成我的使命了。杀鸡焉用牛刀？”
说完，他又命令下属道：“夏拖尼亚，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这次事件，使得戴高乐名扬全校，当然也就围绕他的结业评分问题爆发了一场猛烈的争吵。
军事学院学生的毕业评分是按“优秀”、“良好”、“尚好”3个等级来评定的，并且也是按这3个等级分配的。评委们认为，戴高乐是一位天赋极高的军官，他那非凡的记忆力，渊博的知识，果断的作风和迅速判断形势的能力，无不令人赞叹。
但是，戴高乐为人自命不凡，难以共事，不听批评，甚至不愿与人商讨问题，使他的优点大为逊色。因此，多数评委坚决表示最高只能给他评为“尚好”。
已经升为元帅的贝当闻讯爱徒蒙受不公，立刻大发雷霆，并且出面施加压力。
又经过副院长迪菲厄将军反复做工作，总算给戴高乐评了个“良好”。最后，学院还是给戴高乐写了这么个评语：
是一位理解力强、富有学识而又严肃认真的军人，才华出众，精明能干，颇堪造就。
遗憾的是，过分自信，好对他人意见吹毛求疵，而且举止俨然像个流亡的国王，大大损害了上述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
然而，这些评委们绝对没想到，这个评语竟埋下了后来全体受辱的祸根。恰恰就因为这个评语，使戴高乐这位潜在的巨人分配不到理想的职位而动摇了当军官的信念，也因此引发了老贝当的夙怨。
早在1900年贝当担任国家射击学校教官时，因为鼓吹在当时被视为异端的理论而被解聘。后来，他到军事学院任步兵战术学助理教授，在被提升为教授的过程中曾冒犯了当时的正统战术家们。
那帮人迷信上刺刀冲锋，认为它优越无比；而贝当却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火力将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他还认为，德国人的火力会大大压倒法国人。
在军事学院毕业后，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在事业上不算顺利。
然而，他的大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想却根深蒂固地确立起来了。尤其是法德之间的纠纷、对立、冲突、战争等在戴高乐的意识中铭刻得异常深刻。
五年之后，戴高乐在一篇演讲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加上了《主义论》和《政治家和军队》汇集成《剑刃》出版。
《剑刃》一书详尽地阐述了戴高乐的哲学观点。在他看来，领袖人物都具有超常的品格和气质，令人捉摸不透的人才会有威望。他毫不掩饰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好感，但他也指出对军事野心要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国难当头之际，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是军事首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戴高乐完全是按照他所刻画的领袖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种种描写，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戴高乐当然不会忘记贝当元帅的提携之恩，在新增的两章中至少有3处提到贝当。他在书的扉页献词写到：
献给贝当元帅，本书只能献给元帅阁下，因为你的赫赫功绩最能证明：思想光辉所产生的行动，具有何等崇高的美德。
致最崇高最热忱的爱戴之意——夏尔·戴高乐。
当初，戴高乐和贝当人生的共同时刻认识。最初的认识虽然时间不长，因为贝当于1913年底离开安拉斯，但是，在戴高乐早期军事生涯中，贝当确实担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1924年9月，戴高乐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被分到驻美因茨的莱茵河地区军队参谋部第四局。
1925年10月，已经成了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和作为法国三军首脑的法军总监贝当，下令调戴高乐上尉进最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顾问团工作，并让他就工事和要塞在法国国防中的作用问题写一篇研究报告。戴高乐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贝当非常满意。
军校演讲语惊四座
1927年，戴高乐在贝当的建议和支持下，做了一次在高等军事学院引起很大震动的演讲。因为对于爱徒一贯的出色表现，老贝当不想埋没这样一个人才，他要让爱徒站到前台来。
贝当一直就没有忘记当初给戴高乐评分的事情，总有一天要跟军事学院那帮人算账。一天，他对新的军事学院院长艾兰将军说：“我越想越觉得给戴高乐评分这件事就像乱断公案一样荒谬。”
然后，他干脆下命令了：“艾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定简直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回事的！”
讲座于4月7日开始举行。军事学院圆形会堂黑压压坐满了人，大多是已经头发变得花白的老教授。人们静静地等候着，等候着由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的一场报告会。戴高乐也来了，但他独自坐在一旁。
9时整，贝当元帅在新任院长艾兰将军的陪同下抵达会场。
教授们竞相后退，给元帅让路，元帅特意把戴高乐叫过来，让戴高乐走在自己的前面。这简直像演戏一样。
正当台下的教授们摸不着头脑之际，从不多说话的贝当元帅站了起来，他开门见山地宣布道：“诸位，戴高乐上尉有话要说，他将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犹如一颗炸弹轰然爆炸，教授们瞠目结舌，一时谁都不敢相信。
一个小小的上尉，在校时不过是个二等生，竟然“应邀”回母校讲学，的确是奇闻逸事。更何况他的讲题竟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这简直是对教授们的蓄意侮辱，至少也是有失礼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法军总监贝当元帅亲自主持戴高乐的这次演讲，这就使整个场面打上了权威的印记。
戴高乐的演讲一共三讲。第一讲开讲那天，教授们早早地聚集在圆形会堂附近的办公室里。等待贝当宣布会议开始后，戴高乐起身站起走向了讲台。
戴高乐全身戎装，缓步登上高等军事学院的讲台，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放到桌上，又解下佩剑置于一侧，然后再从容地摘下了他那副随时戴着的白手套。他笔挺地站在那里，泰然自若，口若悬河。讲台下，教授们满怀愤慨，但敢怒不敢言，更不敢开小差溜出会场，一个个如坐针毡，只能硬着头皮听这个小上尉教训。
戴高乐笔挺地站着，不仅从身材，而且从口才、智力到记忆力上都超群出众。他的双眼紧紧地盯着在座的曾经是他的老师和参加毕业成绩评判的老教授们，甚至看得使对方发窘。其实，更使这些教授们感到窘迫的是戴高乐下面的一段言辞：
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地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
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而不愿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
这段话听起来，既像为贝当元帅当年因未得晋级鸣不平，更像是对3年前教授们给他自己的评语的直接回答。而且，教授们连还击的希望都没有！
戴高乐不用讲稿，大量引用了一连串古往今来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人和作家的名言警句。不少听讲的人暗自发问：戴高乐所精心描绘的具备各种美德的理想领袖究竟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个坐在前排、嘴角挂着满意微笑的贝当？还是他戴高乐本人？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菲利浦·贝当或夏尔·戴高乐？
在他们看来，小上尉竟然选择领袖人物的品格作为讲座的主题，这简直是蓄意侮辱。而在戴高乐上尉的眼里，此次轮番讲演，是一种罗马式的大胜利。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戴高乐上尉又演讲了他的第二讲、第三讲。
第二讲的题目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其中一些话，许多人都认为那是在指桑骂槐。
戴高乐赞颂了诸如佩利西埃将军和利奥泰这样一些人物。前者在塞瓦斯波托尔包围战中，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塞进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他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位和元帅的权杖；后者于1914年置上级指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
第三讲的主题是“威望”，这是教授们最后一次受折磨。
在这一讲里，戴高乐又一次提到领袖人物的品质。当时在场的人以为指的是贝当，但若干年后人们才明白戴高乐是在夫子自道。贝当元帅在听讲时，一连三次都饶有兴致地率领教授们坐在前排，并且脸上一直挂着满意的微笑。
戴高乐在这里讲出了他的一段名言。这段名言后来一字未改地被收进了他的专著《剑刃》一书。
戴高乐说：
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产生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事和思维的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
这并不是说，应该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令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都觉得自己受到器重。
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被教训的教授们都把这视为奇耻大辱，一个个怒不可言。
其实，教授们多少是有点自作多情了。戴高乐上尉不过是在通过这个全国最高军事学府的讲台，向世人宣告他自己的奋斗目标和行为准则罢了。
若干年后，当戴高乐再次回想起这段往事时，他的心中依然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充满着感激之情。可以说，没有贝当的庇护、赏识和提拔，也就没有戴高乐后来的成就。
呼唤建立装甲职业军
1927年9月25日，戴高乐被任命为少校，去特雷夫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他在那里，将是一个苛求的、严格的、被普遍认为是最厉害的长官。
在这一时期，戴高乐曾在东地中海地区任职两年，到1932年，他奉命调进了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担任中校秘书，时间长达6年。这是一个根据贝当元帅的建议而设立的机构。
在戴高乐进入最高国防委员会总秘书处之时，法国政府刚刚采取一个重要的主动行动，旨在制定一项关于通过决定性的国际行动，惩罚任何重整军备的总框架协议，阻止德国进行单方面的重整军备。这是戴高乐当时看到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鉴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戴高乐预见到了他最不愿意见到的情景：法兰西将在灾难面前束手无策！因为统治阶层的人们听不见或者干脆是不愿听见他的呼吁，所以他就想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努力唤起法国公众舆论，警惕日益迫近的外来危险。整个1932年，戴高乐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这样，每到星期一晚上，他就到一个叫迪美呢尔的小酒家同朋友聚餐，以讨论如何唤起国民的国防意识。讨论的结果，戴高乐写一篇阐明观点的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政治与议会评论》上的《建立职业军》。这是法国军事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戴高乐在此书中要求组建一支以强大的坦克群为核心的“装甲兵团”，以便能迅速对事变进行反应。戴高乐和他的朋友们对这篇文章寄予莫大的希望，但有人警告戴高乐，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珍惜自己的前程，要么就沿着他所选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桀骜不驯的戴高乐用自己的行为表明，他把唤醒法国民众的使命看得重于自己的军人前程。在他看来，现在十分明显的是，要打动那些控制着国家军事机器的顽固派，仅仅一篇文章实在是不够的，得写一本书，并进行一番个人的游说活动。
于是，戴高乐又花了大量精力用于完善和充实他那篇文章的观点，终于在1934年5月出版了一本书，书名与那篇文章一样，叫《建立职业军》。
在这本书的一开头，戴高乐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是个战争中的薄弱环节。他指出：英国和美国由于海洋阻隔，难以进攻；德国的权力中心和工业中心十分分散，不易一举摧毁；西班牙有比利牛斯山为屏障，而意大利则受到阿尔卑斯山的保护。
相比之下，法国的心脏巴黎却对任何来犯之敌敞开着大门，因为巴黎周围的平原开阔平坦，不易防守。在这样的情况下，唯一可靠的防御措施不是构筑要塞，而是建立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分编成6个机动装甲师的精悍的职业军。
戴高乐的设想是：一支职业化军队，一支由10万年轻、有技术、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任务的人组成的军队。其作战手段是：6个崭新类型的师，配备履带、装甲车辆、完全机动，每个师包括3个旅：一个坦克旅用于攻克地面阵地，一个摩托化机动步兵旅加以占领，一个炮兵旅对其他两个旅实施支援。
每个坦克旅将包括50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加上若干进行侦察的轻型坦克单位，完全是一支精干的部队，由专业军人组成，具有极大的机动能力、毁灭性的火力和在突然攻击中突破任何战线的能力。这就是将能在冲突中保护这个易受攻击的民族的长剑，法兰西应该立即将其紧握在手。
这个计划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所赞同的当时法国对付危机的唯一的解救办法。然而，本应该对保卫法兰西负责的法国最高统帅部对此却熟视无睹。法国总参谋部认为，戴高乐的计划只能使军队分裂，影响士气、浪费资源，当然最坏的是影响他们的仕途。
至于说坦克，法国已经有了一个师，这就够多的了。他们认为法国军队是世界上最精锐的军队，不必庸人自扰！
戴高乐新交的一个议员朋友保罗·蕾诺、即后来的第九十八届法国总理不仅在议会旗帜鲜明地捍卫了戴高乐的计划，甚至还提出了包括建立一支装甲部队的防务法案修正案。
但是，左翼议员担心职业军队可能成为右翼政变的工具而加以拒绝，右翼则害怕左派用它来粉碎资产阶级，中间派则认为国家无力负担军费，结果这个修正案当即被否决并且很快被人遗忘了。
戴高乐的思想在法国难以推行，但在德国，这本书的销路却要好得多。年复一年，戴高乐眼巴巴地看着敌人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他鼓吹的理论，国人却奇怪地以一些可笑的理由一次又一次地将它束之高阁，内心真是肝肠寸断！
强烈的责任感又使戴高乐无法避而不见当时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他异常精确地预言了法国的未来和战争的进程，并且似乎从未怀疑自己将应召去在那场战争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
对戴高乐来说，这是最黑暗的预感的时代。事实上，戴高乐对希特勒德国的敌视是一贯的和不变的。尽管现实中有无尽的失望，他一如既往地向他的同胞们呼吁，并加紧为将要到来的使命继续锻炼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