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华，进一步扩大战争。
璞鼎查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12日璞鼎查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项条件，即两千一百万元赔款及割让香港，否则带兵北上。
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十艘艘军舰、四艘轮船、二十二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十八皇家爱尔兰团、第二十六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四十九威尔士步兵团、第五十五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六十二旁遮普印度步兵团、第六十六旁遮普印度步兵团开始第二次北上，共计一万余人。
墨迹未干的《广州和约》旋即成废纸一张。想来清国朝廷后来签了约不履约，跟英国人先耍赖也有很大关系。
从欧洲来的消息也传到了暹罗。正在唧唧歪歪跟谢绾讨要那五十万英镑的伍秉鉴不吱声了，沉默了几天，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上门来请谢绾出兵。见谢绾依然不松口，就在谢绾的办公室里又是咳嗽，又是眩晕，大有不答应就要死在他面前的意思。
谢绾让人把这位小老头儿抬回家，还是那句话，
“伍老先生，时机未到，您先稍安勿躁。”
但此时的谢绾心里已经有点打鼓了。宋插手里的五千唐人火器营，几乎都是新兵蛋子，遇上这些番号都上百年的军队，纵然火器有些许优势，也不能保证战必胜。虽然自己手里还有三千莱茵军，只是断不能跑到前台与英军开战。
应该怎么办呢？
思来想去，谢绾还是去信给李斯特，向莱茵再要求五千“谢M1818”步枪和五十门“克虏伯C32III”型野战炮，有备无患，反正伍秉鉴给的钱够多。
在高度关注清英战争的同时，谢绾带来的三百位各种专家丝毫没受影响，奔赴中南半岛各地，开展地理、水文、气象、矿物、植物、动物研究。
首先当然是对克拉地峡的测量和规划。
首期报告已经于8月呈报到谢绾案头。专家们规划，克拉运河长102公里、宽400米、深25米、双向航道，费用预计高达876万英镑。此前苏伊士运河的投资预算为1000万英镑，但最后实际投入高达1860万英镑，所以这次对克拉运河的预算更为精确一些。
如果说苏伊士运河有着非常实际的商业价值，那么克拉运河更重要的是突破英、荷辖制的马六甲海峡的政治和军事价值。但也正因为其商业价值不算突出，也使得这笔投资更加师出无名。
谢绾翻来覆去看这份报告，总觉得很难有明确的商业收益支撑这个项目，只好暂时搁置。
其次是对中南半岛物产的调查。
中南半岛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摄氏20～27 °C，干季及雨季较分明，矿藏有锡、煤等，产柚木、水稻、甘蔗、棕榈油等。这些东西有一些出口可能，但不足以支撑贸易。另外，虽然这个地理环境很适合种植鸦片，但谢绾肯定是不会想把这种玩意儿作为贸易基础的。
这组报告中有一篇植物报告中的观点，让谢绾觉得很有意思。
“……此地风物与巴西相似，或可以引种南美经济作物。”
谢绾看看这篇报告的作者，名为卡尔·冯·马齐乌斯。于是让他的秘书请这位先生请来一叙。
经过交流，谢绾大致了解了马齐乌斯的生平。
他比谢绾大一岁，出生于埃尔朗根，医学博士学位，但致力于研究植物学，1817年，被巴伐利亚王国国王派往巴西考察，他从里约热内卢出发，到过巴西东方和南方各省，上朔到亚马逊河和几条大河的上游。1820年回国，被任命为慕尼黑植物园的管理员，1826年被聘为慕尼黑大学的植物学教授。
他致力于研究在南美洲收集的标本，出版了几部作品：《巴西植物的新属和新种》3卷（1823年-1832年）、《巴西植物分类》（1827年），两部作品都有插图。1823年开始陆续出版大部头的《棕榈自然历史》，几乎囊括了所有棕榈科的植物品种，有大量插图，包括植株和标本解剖图。
从1840年，也就是去年，他开始写作《巴西植物》，对几个植物目都有专论。
谢绾向马齐乌斯询问关于巴西植物引种的观点。两人结合彼此的专业，谈到一种植物——橡胶树。
十九世纪初，橡胶制雨衣和橡胶鞋就已经被发明，橡胶加工技术也已经出现。不过橡胶夏天黏、冬天脆的毛病阻碍了它的应用。在刚刚过去的1839年，美国查尔斯·古德伊尔发明橡胶硫化解决了这个问题，固特异轮胎就是为纪念这位发明家而取的名字。
谢绾和马齐乌斯还不了解此事，但橡胶硫化对谢绾来说却不算什么新鲜技术。
当然更重要的是，谢绾明白橡胶对于近现代工业中防水、防渗、密闭、减震的巨大作用。于是两人一拍即合，谢绾资助马齐乌斯到巴西搞一批橡胶树种子，引种到暹罗来，如果成功的话，谢绾将兴建大规模橡胶园，并将其中一些赠送给他作为回报。
视线回到清英战争上来。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
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州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著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
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一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总兵江继芸殉国。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负责浙江军务，数月以来，在定海积极设防，兵力近七千人。
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英军三次攻击，处州镇总兵郑国鸿、镇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清军与英军激战六日。英国陆军第五十五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十八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
10月1日，三位总兵终以武器悬殊，相继殉国，士兵战死千人，英军伤亡约三十人，定海第二次失陷。
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杜尔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定海陷落后，当地民众仍旧不屈，英军仅能制县城周围十里。
为便于中国大陆过冬，等候援师，10月10日，英军续占镇海。两江总督裕谦、浙江提督余步云、狼山镇总兵谢朝恩率四千清军在镇海与两千四英军发生战斗。
总兵谢朝恩在沙蟹岭战斗中力竭殉国。余步云放弃招宝山炮台逃跑。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率部转逃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谦指挥守军登城抵抗，终不能敌，自尽殉国。
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
13日，英军在宁波大肆掳掠、奸淫，宁波乡民奋起抵抗，俘四十余名英国人。
两个月中，英军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
10月18日，道光帝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征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
谢绾终于也坐不住了。一则此时清国的防御已经接近全线崩溃，清国上下大概已经没人不知道两国军事差距；二则谢绾也担心清国彻底放弃抵抗，那五千唐人火器营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也是独木难支的。
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两江总督、五位总兵殉国的消息触动了谢绾。于是谢绾请来伍秉鉴，
“伍老先生，请您往京师走一趟，帮唐人火器营运作个名号，我好让他们登陆勤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