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群人，为了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付出了一切。他们最终失败了。”
——《铁西区》
上周大龙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死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父亲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大龙是我十五岁以前住在三栋楼时候的伙伴，我们上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还只有十五岁，那年他十七岁。
“以后你还回来吗？”十五岁的我问。
“不了。”十七岁的大龙很坚定地告诉我，“可能回来看看我妈。”
后来，初中毕业的大龙背着他那卷灰突突的被褥，拎着那个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的印着“上海”两个字的旅行包，登上了离开伏虎镇的汽车。他要到梅城的汽车站去坐长途汽车，从此离开这里，开始新的生活。
大龙的父亲叫志东，曾经是伏虎镇啤酒厂里最棒的装卸工人。三栋楼的老住户们至今还记得，在啤酒厂蒸蒸日上的那些年里，志东下工回来后脱下被汗水浸透的白汗衫，夕阳在他全身的沟壑里闪着光。
志东姓关，据说祖上是给清朝王爷守墓的旗人。前清的一位王爷在这一带曾经徒手打死过一只老虎，这也是伏虎镇这个地名的由来。据说这位王爷在一辈子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之后，垂死之际回顾自己的一生，终于决定把自己的墓安在伏虎镇，朝廷派了好些旗人来给他守墓，四时祭扫，不容荒芜。志东家的老祖宗，据说就是这些守墓人的一员。他的家住在三栋楼的黄楼，黄楼住的大约都是当年给清朝的王爷贝勒们看家护院的旗人后代，因而黄楼的住户面对红楼里的工人阶级和白楼里的农民阶级，总是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三栋楼不是这个地方的官方地名，事实上这地方也并没有一个官方的称呼。它只是伏虎镇上诸多工厂家属楼的一个代表，在我离开几年后，这些地方统一改名为“建设街道”“兴盛街道”等充满希望的名称。但是我们都愿意把这个地方叫作“三栋楼”，因为当年这地方也只有这么三栋楼房。东边是一栋外墙涂成黄色的五层居民楼，往西是一栋七层高的红色楼房，再往西，与伏虎镇镇政府大院隔着一条马路的，是一栋白色的五层楼房。三栋楼往北，隔着一堵高墙，就是当年著名的伏虎镇啤酒厂，工厂的外墙上插满了敲碎的玻璃瓶，每一个尖角都指向天空。时至今日，伏虎镇的老一辈人提起厂里的伏虎白啤酒，还引以为骄傲。红楼里住的就是啤酒厂的工人们，主要是装卸酿酒原料——麦芽的那些靠着一把力气吃饭的工人们，厂里的技术人员和会计，是不住在这里的，他们和厂长一样，住在啤酒厂北边的大库房，大库房的房子比三栋楼的要宽敞很多。西边的白楼里住的都是些农民，现在的伏虎镇镇政府大院，早前是他们住的地方。为了给镇政府盖办公楼腾地方，他们离开了自己独门独户的小院，住进了鸽笼一样的楼房，从此成为三栋楼的住户。
大龙的母亲来自伏虎镇最西边的棚户区，离伏虎镇火车站不远。她家里兄妹六个，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家里穷，又是女孩，她没上过一天的学。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在啤酒厂东边的菜市场推着三轮车卖了几年的水果。听住在白楼的李老太说，她嫁给大龙的父亲志东，图的就是个城镇户口。“不管怎么样，起码人家以后不用土里刨食了！厂子里大食堂，敞开了吃！”李老太说这话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由于过度羡慕而生出的嫉恨。大龙的父亲志东初中毕业以后，就没再继续念书，接了大龙他爷爷的班，进厂当了工人，后来结了婚，按照厂里的政策在红楼分得了一套房子，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志东原想着从装卸工开始干，一步一步往上升，搞不好还能混成个车间主任，可直到啤酒厂倒闭，他也还只是厂里的装卸工。
可那时候伏虎镇的啤酒厂生意还是很红火的，伏虎白啤酒几乎卖遍了省内，这对于一个小镇上的工厂来说，不能不称之为黄金时代。
啤酒厂倒闭的时候我只有九岁，时至今日，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每天趴在北边的窗台上看着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拉着成吨的麦芽或玻璃瓶开进啤酒厂的大门，那两扇刷了银色油漆的大铁门大概只有夜里才会关闭。装卸工人们把一包包麦芽、一箱箱玻璃瓶从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搬下来，麻袋落在地上溅起的灰尘落满了他们满是汗水的胸膛。工人们好像一天到晚总是在搬麦芽、搬玻璃瓶、搬包装好的啤酒，很少见他们有空闲的时间。大龙的父亲志东也在其中，他是力气最大、干活最多的一个工人。
黄昏的时候，啤酒厂车间里的机器停止运转，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技术人员和会计，还有志东这样的光着上身，把湿答答的汗衫搭在肩膀上的普通工人们一起走出啤酒厂的大门，刷了银色油漆的大铁门随之被门卫张老头关闭，用拇指粗的铁链在门把手缠上两圈，再加上一只巨大的三环牌铁锁。
那时候，伏虎镇上的工人们拥有极高的地位，不论他们来自啤酒厂、玻璃厂、抗生素厂还是煤炭公司，在那个“工人阶级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年代里，他们永远是一副昂首挺胸的模样。后来我读到《三国演义》里，曹孟德横槊赋诗，我想那种得意，大概就是这样。当年有多少来自农村的姑娘们，抢破头要嫁给这些工人，因为一旦成功，不仅她们自己可以不再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连自己的儿女，以后也可以接班进厂工作，就像当年大龙的父亲志东接了大龙爷爷的班一样。在传统工业依然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的那些年里，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坚定地相信，国家会永远将他们供养下去，千秋万代，吃穿不愁。
随着工厂的大门被张老头关闭，工人们的夜生活也开始了。单身的青年工人们往往三五成群地结伙去喝酒，晚饭是在工厂食堂里吃过了的，每个人的铝饭盒里打满了白米饭和红烧肉，敞开了吃。不过即使是啤酒厂的工人，在厂里也不能随便喝酒，前些年有个老师傅，躲在车间里偷偷喝醉了，把酿酒池当成了小便池，惹了大祸。厂长随即把他开除，并且拒绝了让他的儿子接班的请求。因此，厂里的工人们在这一方面都很注意。那么现在，走出工厂的他们就要找个地方好好喝上一顿了。这些单身的青年工人们喝酒，往往并不吃什么菜，一盘油炸花生米，几只熏鸡架，加上一箱伏虎白啤酒，就够两三个人消磨掉半个夜晚的时光。他们说真正喝酒的人不用吃菜，其实说到底是为了省钱。那时候花生米便宜得不像话，而把鸡腿、鸡翅、鸡头、鸡脖和内脏都摘去了的鸡架也花不了几个钱，这些单身的工人们把钱留着娶媳妇。尽管那么多的农村姑娘愿意嫁给这些工人，但那个年代的工人这么多，姑娘们也会稍微作出一点比较，因此，这些单身工人们总是想要攒下点儿钱来。
有两种工人通常不在厂里的食堂吃晚饭。一种是已经有了相亲对象的青年工人，他们往往是通过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被介绍给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工——男工人和农村姑娘之间通常不存在相亲的过程，对方大概是纺织厂，或是雪糕厂的女工，这些甘当媒婆的七大姑八大姨们，各自揣着男方或女方的照片，在伏虎镇公园那片白桦树林里的麻将桌上和牌友们交换着双方的信息，看好哪一家，就介绍两个人见面。见面的地点往往是在伏虎镇北边的工人俱乐部门口，男工人穿着也许是临时借来的廉价西服，或是中山装，女工人往往穿着一条连衣裙，两个人都把自己的头发抹得光亮亮的。俱乐部每天下午五点以后照例要放两场电影，一场是港台的武侠片，另一场往往是爱情片。相亲的男女很少约到一起去看武侠片，因此他们用这一点时间到饭馆里去吃饭，这时候的男工人就不再喝酒了，而是以伏虎镇饮料厂生产的一种汽水来代替。男女双方的对话有时候就会从这汽水开始，如果恰巧女方正是饮料厂的工人的话。吃完饭，两个人如果对彼此都感到满意，才会约着去工人俱乐部看一场爱情片，增进一下感情。再后来，往往是男方出钱，托自己厂里那些到北京、上海出差的技术人员带回一些时髦的礼物，像是大白兔奶糖，宝大祥的布料，或者稻香村的糕点，然后提着这礼物到女方家里去提亲。一来二去，双方父母表示满意了，就选个日子结婚，请双方厂里的工友们来热闹一番。因此，这些青年工人是不在厂里的食堂吃晚饭的。
另一种不在厂里吃晚饭的，是那些已经结了婚，成了家的工人们，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已经有了孩子。下工以后，回到家里，他们的女人已经从菜市场买了菜回来，多数还会在刘三的摊子上割上半斤五花肉。住在白楼的农民们往往一个礼拜才舍得花上一点钱，买一点点肉来改善生活，因此，刘三的摊子上，常来光顾的，多是这些工人的女人们。晚饭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喝上两瓶伏虎白啤酒，家里有男孩的，还会给孩子倒上浅浅的一点儿，看着孩子喝了啤酒后皱成一团的眉毛，男人们笑得很开心。晚饭后，一家三口大概会到伏虎镇公园里转一转，给孩子买一只棉花糖，或者给女人买一包新炒的瓜子。偶尔有外地的马戏团来演出，于是买了票，一家三口，挤在人群里看台上的老虎钻火圈，或者是狗熊顶水缸。这些马戏团大约每两个月就来上一次，每次在伏虎镇连续表演一个礼拜。每天下午的时候，他们用“半截美”卡车，拉着关在笼子里的狮子或老虎，加上高音喇叭，在伏虎镇的街上——主要是学校和工厂门前的街上招摇过市，到了晚上就开始表演。等到伏虎镇的人们都对这表演看腻了的时候，他们就到下一个地方去继续表演。马戏团的忠实观众，大多都是这种拖家带口的工人们——他们的孩子总是对这种表演充满了兴趣，而连续一个礼拜的门票对他们来说也并不是什么大的开销。
大龙的父亲志东显然属于后一种已经结了婚成了家的工人。他不经常和厂里的单身青年工人们去喝酒，总是喜欢自己在家里就着楼下小店里买来的五香花生米喝上两瓶。啤酒厂的装卸工人在基本工资外，实行多劳多得的工资政策，因而作为厂里最能干的装卸工，他的工资也算得上丰厚，因此他经常还能在菜市场上买两只卤猪耳朵下酒。猪耳朵肥肥大大，煮熟了，用花椒、大料、酱油加上少许的白酒卤过了，切成细丝，撒上一把小葱或蒜末，是下酒的好菜。所以他不和别的工人下饭馆吃油炸花生米和熏鸡架，并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他觉得过日子就不能天天下饭馆，太浪费了。结婚几年了，他也没有下班后约会的需要，因此，工人俱乐部放第一场电影的时候，偶尔会看到他的身影——他总是自己去看电影，因为他的女人在菜市场推着三轮车卖水果，总是要等到天已经完全黑了才收摊回家，推着那辆三轮车，车上放着用几块木板钉成的长方形扁盒，里面装着堆成小山的水果，春天是菠萝和草莓，夏天是西瓜和毛桃，秋天是苹果和鸭梨，冬天是黄澄澄的砂糖橘。上面盖着一层棉被，灰突突的，有些地方破了，露出已经不再洁白的棉絮。所以志东只能自己一个人去看武侠片。
志东的女人二十岁那年嫁给志东，从此她对生活再无半点抱怨。过了两年，生下了儿子大龙以后，男人和儿子就成为了她生活中的全部。早上天不亮，她就摸着黑起床做饭，伺候着自己的男人和儿子吃过了饭，去上班，去上学，她自己才飞快地扒拉几口饭，就推着三轮车去菜市场卖水果了。她待人总是很真诚也很热情，在她的身上依旧能够看得出伏虎镇西边那些农民似乎与生俱来的朴实。因此她的生意虽然不是很好，但总归也不坏。到了下午四五点钟，她托边上卖馒头的大姐帮她看一下摊子，一路小跑着回家把男人和儿子的晚饭做好闷在锅里，来不及吃，就又是一路小跑回到市场上继续卖水果。这个女人的生活中似乎从来没有休息，除了每天必要的睡眠，她总是处于一种忙碌的状态中。当然这样的女人就更不懂什么叫浪漫，她和志东也从未有过相亲、约会的环节，两家托的媒人给说和一下，双方都不反对，就结婚了。她的爹妈是为了让她不再靠着土地讨生活，志东的爹妈是想找一个能操持家务的孝顺媳妇儿，因此她和志东的结合，应当算是各取所需——她用自己的勤劳和朴实，换来了一个啤酒厂里最能干的工人的妻子的身份。不过三栋楼没有人会用“妻子”这么书面化的词，大家提到任何一个结了婚的女人，都只是在“女人”这个词前面加上她男人的名字。所以，这些年来，并没有人关心她的姓名，大家早已经习惯叫她“志东女人”。
志东和他的女人，在三栋楼的住户们看来，是实实在在的本分人。他们从没有任何恶习，都是凭着自己的力气赚钱吃饭，这与我们伏虎镇的风气有些不大相似。按照住在红楼的隋老太的说法，伏虎镇的女人们大多不务正业，“一天到晚就在麻将桌子上坐着！”隋老太是三十年前跟着自己的男人从山东来到伏虎镇投奔男人的大哥的，她对本地人爱打麻将的风气显示出充分的鄙夷。可无论在哪一家的牌桌上，永远不会出现志东和他女人的身影，他们似乎对此毫无兴趣。同样地，一些厂里的工人们，下了工，喜欢三五成群到歌厅去唱上两句，志东也从不参与这类活动。在他看来，在厂子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在家里把孩子管好，劳累一天，回到家里喝点小酒，吃两只卤猪耳朵，看个电视，就已经很满足了。志东的女人更是如此，她深知自己完全没有资格谈相夫教子的事，每天把男人和儿子的饭做好，把他们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把自己的水果摊照应好，就已经差不多花掉她全部的力气了。志东一家人只是三栋楼这地方一百多户人家的一个缩影，却又和别的人家不太一样。
不过有一点是和红楼里的住户们一样的，那就是志东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说给他儿子大龙听的：“学习不好不要紧，反正上学也没什么用！等中学毕业了，你就进厂，接我的班！”这一年大龙才上小学一年级，他完全没办法理解父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觉得，父亲说这话的时候样子很威武，像课文里写的那些革命英雄一样。
然而志东并没能等到大龙中学毕业进厂接班的那一天。在大龙刚刚上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四十三岁的志东下岗了。
明明那样红火的一个啤酒厂，那样一个把啤酒卖遍省内的大厂，怎么突然就宣布“企业亏损”，然后就把他给淘汰了？不仅志东想不通，和他同时下岗的几百名工人也同样想不通。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确实摆在了眼前，随着梅城红花啤酒行销全国，红花啤酒厂几乎已经成为全国啤酒行业的龙头企业，相比之下，伏虎镇啤酒厂早已不值一提，它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此外，啤酒厂的厂长、副厂长们，每年向银行进行巨额贷款，尔后又不声不响地把贷来的钱以做买卖的名义转了出去，这些钱终于成为再也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面对前来调查的有关部门，在我们伏虎镇乃至整个东北，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应对办法就是请客吃饭，然后报销。伏虎镇镇政府的一位领导，就曾经在伏虎镇啤酒厂报销了数千元的发票。但是这一切，当时的志东们，并不知道。他们通过那个盖着鲜红戳子的《下岗待工证》所能知道的，就只有“企业亏损”这四个用钢笔写下的蓝字。
志东的女人从不过问志东在厂里的事，她知道即使问了志东也不会对她讲，即使是志东讲了，她也未必听得懂。但在志东被厂里几个一同下岗的工友们拉去啤酒厂门口拉起条幅“讨公道”的时候，她把自己的水果摊托付给边上卖馒头的大姐，从菜市场一路小跑着，从啤酒厂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把志东拉了出来。
“他爸，你听我说，你可不能跟着闹事儿，你要是被抓进去了，我和大龙可咋办呀！”
这时候的志东很激动，他第一次主动和女人说起了关于啤酒厂的话：“我十七岁接我爹的班进厂当工人，到现在二十多年，我没请过一天假，没耽误过一天活，说让我下岗，我就下岗了？我下岗了，以后吃啥？喝啥？”
“他爸，你下岗了，我也着急。但是你想，又不是单你一个人下岗，我听说你们厂里的徐会计都卷铺盖回家了，何况你们这些个扛麻袋的工人呢！”
站在一边的志东的工友大刘说话了：“徐会计？他是个什么东西！账谁都会算，你让他整天整天地扛麻袋，他能干得了吗？多念几本书，看把他能的！按我说，就该让他们这些白吃饭的都滚蛋！”说完，大刘一转身，又走近人群，和大家一起发出一片黑压压的呐喊：“还我工作！还我饭碗！……”
志东最终还是没闹成事，被女人哄回了家里。女人这天早早收了摊子，把削了皮还没来得及卖出去的几个菠萝送给了卖馒头的大姐，在菜市场上买了两只卤猪耳朵，几瓶伏虎白啤酒，到了家里还炒了几个菜，让志东痛痛快快地吃喝一顿。
女人劝志东：“他爸，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去别的啤酒厂看看？就凭你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怎么着也比那些小年轻强！”志东只是喝酒，吃卤猪耳朵，并不说话。
志东终于还是去了红花啤酒厂，但当对方得知他二十几年只是一直在当装卸工人后，对他的热情就迅速冷却了。其实志东在伏虎镇啤酒厂工作了二十多年，期间倒也有几次晋升的机会，只是一来他的学历并不高，二来他能进厂其实已经是厂长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网开一面，加上厂里想要抓住这些晋升机会的又大有人在，难免有人会灵活一些，上下打点。志东这些年来的社交范围如此狭小，这一次次的机会当然也就不会落在他的头上。
被红花啤酒厂拒之门外的志东，多年来第一次感到自身学历不够带来的痛苦。相比之下，和志东同时下岗的徐会计很快就在伏虎镇北边的抗生素厂找到了新的职业，待遇虽然不比从前在啤酒厂的时候丰厚，但起码养家糊口已经不是问题了，这更加剧了志东内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却让他更加痛恨那些高学历的人们：“就因为多念了几本书，你们就能高高在上？就能把我的铁饭碗砸了？这可是我爹传给我，我还要传给我儿子的铁饭碗啊！”
无奈之下，在女人的劝说下，志东开始到菜市场的北边，也摆起水果摊来——他的女人在南边摆摊，并负责进货，他只负责在北边摆个地摊，帮他的女人一起卖。
然而，志东的水果摊生意却远不如他女人的摊位好。他张不开口。他很难像他的女人那样张口喊出“苹果保甜！鸭梨保甜！”的话，甚至刚一开始，他都没办法抬起头来看着菜市场里来来往往的人群。尤其当有三栋楼的邻居或是过去的工友路过他的摊子，打声招呼的时候，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倘若人家说一句“哟！这不是志东吗？咋还卖上水果了？”他也许会跳起来跟人家打上一架。他从心里无法接受这种身份的变化：几个月前，他还是伏虎镇啤酒厂里最能干的装卸工人，是真真正正的“工人阶级”，是让“地球也要抖三抖”的产业工人，而现在，他只是一个连水果都不会卖的菜市场小摊主。他几乎要对自己失望了。
而和他同事下岗的工友们，有人像他一样在菜市场摆起地摊卖起了土豆，也有人开始在伏虎镇上蹬三轮车养家糊口。听说大刘上次闹事儿维权未果，现在已经拿着啤酒厂买断工龄的两万块钱到南方去做生意了。志东无能为力。他既不愿在这里摆摊卖水果，又不愿去蹬三轮拉客赚钱，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一个产业工人应该干的事，他怀念着装满麦芽的麻袋从解放牌大卡车上摔到地上的沉闷的“嘭嘭”声，也怀念着成箱的玻璃瓶互相撞击发出的清脆声音，他怀念着弥漫着酒糟味儿的车间，却始终不愿面对他已经被两万块钱买断工龄的现实。
“他爸，你要是不愿意卖水果，你也和大刘一样，去南方试试？”他的女人在夜里收摊的时候悄悄地和他说。
“放屁！我哪也不去，就在这伏虎镇扎着！我还不信了，这么大个伏虎镇，就容不下我了？就非得把我逼到外地我才能活？”
伏虎镇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我来说，这种变化是从我趴在北边的窗台上再也看不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啤酒厂进进出出开始的。啤酒厂那两扇刷了银色油漆的大铁门在白天也总是紧锁着，拇指粗的铁链在门把手处缠了两圈，又挂上一把巨大的三环牌铁锁。
工人俱乐部的电影院逐渐冷清下来，因为面临着下岗带来的危机，青年工人们不再有像从前一样的对恋爱的热情，这种时候，结婚并不再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反而会加重他们的负担。工人俱乐部的电影从每天两部减少到每天一部，再后来连一部也没有了。菜市场上，刘三的摊子上也不再那么频繁地被工人们的女人光顾，偶尔有来买肉的女人，也只是仿佛因为出手不够阔绰而显得害羞似的伸出手指着一块并不很大的五花肉，低声说一句：“这块，给我切一半吧。”在从前，她们往往都是指着最大的那块，用充满骄傲的口气，响亮地说上一声：“来，切半斤！”从那一年以后，刘三就没听到过这样骄傲、响亮的声音了。伏虎镇公园里的草地上，那块抹得方方正正的水泥台子上，也没再有过老虎钻火圈、狗熊顶水缸的表演。伏虎镇的小学生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沮丧的现实：马戏团好久都没来了。
不过伏虎镇的小酒馆却比往日热闹了许多。待业在家的青年工人们依旧三五成群地聚在这里喝酒，吃油炸花生米和熏鸡架。但他们的脸上已经不再有往日那种光彩熠熠的样子，所谈论的也不再是前一天晚上工人俱乐部里放的武侠片内容或是哪个厂里的漂亮女工人。倘若这时候凑近他们的饭桌，人们能听到的就只有抱怨和诅咒，以及对未来的各种不切实际的打算。深夜里离开小酒馆的工人们，歪歪斜斜地走在灯光昏黄的伏虎镇的街上，他们的背影看上去不再是高大魁梧的，而是灰蒙蒙的。看着他们的背影，人们会以为自己的眼睛上蒙了一层灰。
啤酒厂并没有马上倒闭，只是已经不再生产当年颇负盛名的伏虎白啤酒，伏虎镇上能够买到的都是之前存下来的陈货。伏虎镇的人们都知道，当伏虎镇上最后一瓶白啤酒的瓶子空了的时候，作为一个因啤酒而闻名省内的伏虎镇也就不复存在了。厂里留下的少量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们一样，每天只是支起一张桌子来打牌，他们叼着廉价的香烟，工作服上布满灰尘和菜汤留下的污渍，烟灰啪嗒啪嗒地落在手里的纸牌上。那个年代，几乎所有伏虎镇的工厂里都差不多是这样一副破败的景象。工厂外面的世界其实也是一样，仿佛伏虎镇到处都布满了烟雾缭绕的牌局，工人们的咒骂声随着手里的纸牌或麻将，狠狠地摔在牌桌上，经常有输红了眼的工人暴跳如雷，掀了牌桌的事情发生。伏虎镇变得毫无活力，也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样子。
志东从厂里拿回的两万块钱很快就花光了，从前他并没有养成节约的习惯，因为那些钱就像水龙头里的自来水，只要那个水龙头还在，钱是永远都不会缺的。只是如今，啤酒厂这只水龙头也锈住了。志东一家的全部开销，要靠他女人在菜市场上卖水果来维持。她比从前更早地出门，更晚地回家。三栋楼的人们看在眼里，都说这女人真不容易。住在白楼的李老太撇着一张干瘪的嘴：“原以为啊，是掉进了蜜罐里，现如今啊，是哑巴吃黄连！”尽管女人早出晚归，志东依然没有找下任何新的营生。
他只是喝酒。没日没夜地喝酒。伏虎白啤酒早已经被他抛弃了，他改喝既便宜劲儿又足的高粱酒，用一个大玻璃瓶装着，辛辣，咽下去的时候像是吞了一团火。喝足了酒，就开始数落女人的不是，做菜咸了淡了，衣服没及时洗，这都能成为志东对女人破口大骂的理由。他的女人默默忍受着这一切无端的咒骂，还不忘了每天买酒给他喝，倘若不买，她是要挨打的。作为曾经的啤酒厂里最好的装卸工，志东的拳头和巴掌带着十二分的力气，暴风骤雨般地招呼在女人的身上。
最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志东竟然开始出入伏虎镇东边的歌舞厅。伏虎镇的东边是一条国道，这些歌舞厅就沿着国道排成一列，隔壁就是挂着“自助盒饭，量大管饱”的小饭店，它们的生意都做在过往的长途运输司机身上。这些司机把东北的货物拉到关内去卖掉，又从关内带回东北稀缺的东西，伏虎镇东边的这条国道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司机们往往在小饭店里酒足饭饱，抹着满嘴的油花，腆着肚子大摇大摆地晃进歌舞厅，去享受一下短暂的温存。伏虎镇的人都知道这歌舞厅里有些见不得人的来往，没想到如今志东也成了那里的常客。
女人起早贪黑卖水果挣来的一点点钱，都被志东的酒杯和歌舞厅里浓妆艳抹的外地姑娘们消化掉了，女人只是在没人的时候才敢哭上几声。有几次志东从歌舞厅里“享受”完回到家，正撞见女人在家里抹眼泪，于是就怒骂一声：“今天咋没出摊呢？”不等女人回答，就对着刚刚抬起的脸扬起了巴掌。打过之后，依旧是喝酒，而女人要去给他炒菜，去买卤猪耳朵。
菜市场卖馒头的大姐有几次看着女人眼眶上的淤青，心疼得不行。女人实在守不住心里的苦，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要不是为了孩子，我真想杀了他。”
我的爷爷也住在三栋楼这里的红楼，他是伏虎镇啤酒厂的退休工人。我的父亲当初也是接了爷爷的班，到厂里当了工人，他在志东下岗的前一年主动买断工龄，拿了一笔钱到梅城去做买卖。伏虎镇虽然是梅城下辖的一个小镇，可这里的人总觉得梅城和伏虎镇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地方，因而到梅城去，在伏虎镇人的眼里无异于背井离乡。
在我的童年时代，大约有一半的光景是在爷爷家开的小杂货店里度过的。那时候经常能看到来买伏虎白啤酒的志东，我叫他二叔。那时候的志东高大魁梧，声若洪钟，胳膊上的肌肉像石头一样坚硬。他曾单手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羡慕。他是三栋楼真正的男子汉。
当我五年级的时候，大龙已经考进了我们伏虎镇最好的初中。那一天我见到了许久未见的大龙的父亲志东。如果不是爷爷在场，我根本认不出他。志东整个人已经瘦成了纸片，胳膊像面条一样耷拉在身体的两侧，脸上连半点血色也没有。十五年后我的奶奶去世，在殡仪馆做最后的遗体告别时，已经死去的奶奶脸上就是这种苍白的样子。可这个人分明还活着。这时候距离他下岗才刚刚过去三年，当时只有十二岁的我无法想象，三年的时光会把三栋楼真正的男子汉变成这样一张苍白的纸片。
他来买酒，用大玻璃瓶装着的那种既便宜劲儿又足的高粱酒，却没有带钱。面对我爷爷，他一脸谄媚地笑着：“叔，先赊着，过两天给！”我爷爷知道就算过两年，他也还是没钱，于是挥挥手：“去吧！拿走吧！”我奶奶总是埋怨我爷爷，我爷爷也总是说，不给他怎么办？回家少不了又得打女人。我奶奶就长叹一声：“这孩子的命啊，也真是苦啊！嫁条狗也比嫁他强啊！”
后来几年我没有再见到过志东，这个人在三栋楼消失了，静悄悄的，就好像他从来没出现过。他的女人依然每天推了三轮车到菜市场南边摆摊卖水果，春天是菠萝和草莓，夏天是西瓜和毛桃，秋天是苹果和鸭梨，冬天是黄澄澄的砂糖橘。但都只是孤零零的一小堆，也没什么人去买了。她已经失去了先前干练的样子，变得黝黑苍老，眼角爬满了皱纹。冬天的时候她穿着一件补了很多次的黑布棉大衣，夏天的时候则是洗得发白的单衣，她坐在那里，头发枯黄凌乱，脸色黝黑，像一尊雕塑。也许三栋楼的住户们，曾好奇地向她打听过志东的情况——我相信住在白楼的李老太会这样做，但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回答的。我甚至真的以为志东已经死了。可是我从未在三栋楼见过他们家的灵棚，连一匹纸扎的马也没见过。
大龙已经被学校多次催缴学费了，每次都是一拖再拖。拖到下一个学年要来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只好低眉顺眼地到邻居家借钱。三栋楼的人们确实有这样一种善良的品格，他们明知道这钱借了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却依然慷慨地满足大龙母亲这一点小小的请求。伏虎镇的中学规定，在学校的时候必须要穿着校服，但这校服实在是过于丑陋，于是很多学生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换上自己的衣服。可在我的记忆里，整个初中时代的大龙，永远都只穿着那一身校服。只有到了周末，他帮着母亲推车去菜市场卖水果，才穿上一件并不十分体面的老款运动服。
我读初中二年级的那一年，大龙从伏虎镇的中学毕业了。他当然没有像当年他的父亲志东所期待的那样进啤酒厂接他父亲的班，因为啤酒厂也早就已经倒闭了。在旧厂房将要拆迁的那些日子，半夜里总是从啤酒厂里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那是一些无所事事的小青年在旧厂房里偷铁管。那时候网吧已经在伏虎镇上遍地开花，这些在夜里被偷偷拆下来的铁管，最终会成为小青年们的上网费。
大龙没有继续到梅城去读高中，即使他的分数已经可以读一所不错的重点高中。然而他终于还是去了梅城——背着他那卷灰突突的被褥，拎着那个看起来已经破旧不堪的印着“上海”两个字的旅行包，到梅城的汽车站去坐一辆长途汽车，离开梅城，离开伏虎镇，离开三栋楼，去开始自己的新生活。那一年他只有十七岁。
那个下午，我们几个童年的玩伴在三栋楼红楼下的空地上与大龙认真地作了最后的告别，在我们的右手边，大龙的左手边，三栋楼的北边，工地上传来工人们盖楼的声音。啤酒厂的厂房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我们只在新闻联播里见过的新式住宅楼。
后来我问过我爷爷，大龙的父亲志东是死了吗？爷爷说，还没，他只是整天在家里喝酒，从不出门，这样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差不多三年了。
再后来，随着爷爷去世，我的父亲为奶奶在梅城买了新房，我也终于离开了三栋楼。听说大龙的母亲还是每天推着三轮车到菜市场去卖水果，收摊前要买两只卤过的猪耳朵，切成细丝，撒上一把小葱或蒜末。这是下酒的好菜，我记得。
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奶奶也去世了。
去年偶然与大龙取得了联系，得知他在南方某个小城里已经过上了吃得饱，穿得暖的生活。我们共同回忆起小时候在三栋楼的日子，我们都还记得，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十五，他十七。
上周大龙打来电话说他的父亲死了，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在我的记忆里，他的父亲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死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