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预感很快就会有第三桩命案，但怎么都没有想到，我预感的这个“很快”，居然能这么快。
居然就在接下去这天的早上。
凶手行凶的速度快得让我措手不及，轰然有种强烈而疯狂的幻觉，觉得凶手仿佛听见我心里的声音，所以像奉送礼物一样，给我送上一个新的命案现场，以表示欢迎我加入这场游戏。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起床梳洗完毕之后，将房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以及所有门窗上的锁和插销都检查一遍然后拎上包准备出门。
昨天在家里提取到的那组入侵者的指纹就放在包里，想着如果事情还有进一步发展的话，就把指纹拿给王东升，让他帮忙看看能不能匹配到，虽然未必有结果，但好歹是一条有效途径。
想了想，又觉得这几天案子多，又都是大案，时不时会有什么资料的复本要带进带出，这个包太小，而且拎着也不方便，所以上楼找出个稍微大点的帆布双肩包来。
这包跟我的小清新气质不太符，但好歹用着方便。背在肩上，能腾出两只手做别的事，万一再碰到前天晚上那种狗血剧情，打起架来也方便。
刚准备打开车门，突然听见铁门外面的路上有熟悉的车子声音，开到门外停住、按喇叭、调头。
是局里的车。
我赶紧把刚洗过还没干透的头发随便扎成马尾，三步两步奔出去窜上副驾驶室，心想今天规格可真高，刘毅民来接我。
刘毅民在讲电话，连招呼都顾不上和我打一个，见我坐稳，刷一脚油门就把车子轰了出去，开得飞快，没几分钟，刚才还半湿的头发就被呼啦啦的自然风彻底吹干。
我抬头看看天空，阴沉沉的，好像又有一场雨要下，而且好像还有冷空气要来。
快进闹市区时，刘毅民把警笛鸣了起来，呜啦呜啦呼啸着一路往城西方向疯开。我看看他的脸色再看看仪表盘上的速度，心里突然明白过来他这是要带我去哪了。
他正带我去一个新的命案现场。
我昨天想要一桩新的命案现场，凶手就真的双手奉上，刹时间我仿佛听见冥冥中一声鬼魅般的轻笑。
刘毅民一直在用蓝牙讲电话，讲完一个又接进来一个，终于讲完，又打出一个，容不得我插问半句。
于是我便收了心，耐着好性子听他讲电话，想从内容里获取点什么线索，但通话内容基本都跟眼下要去哪儿无关，有扫黄组打来的，有失踪人口部门打来的，都还没查明“七刀案”女死者的身份。
还有鉴证科的王东升也打来一通简短的电话，汇报“火烧案”油桶里面灰烬残余物质分析结果，确定有哪些哪些成份，大致意思是灰烬里有一种质量和韧性都非常好的尼龙绳的残余。
也就是说，骆波凡生前跟“七刀案”那个女死者一样，死前也是被绳子捆得死死的。
听到这里我心里糊涂了一下。
怎么回事？
鉴证方面得出的结论，“火烧案”的死者和“七刀案”的一样，四肢都被绳子捆住。
这样一来我就更想不通了，凶手到底是怎么把一个手脚皆捆住的两百多斤大汉给弄到河滩上去的？
车子最多只能停在土路边，离火烧地点还有一千多米路。一千多米路。一个手脚被捆住的大胖子。不管用背的用抱的还是用扛的，都很困难吧？何况乱石滩上，想要借助滚轮之类的工具都不现实，现场也没有拖曳留下的痕迹。
除非有帮手！
刘毅民那边终于挂掉电话歇口气，扭过脸来朝我笑了一笑，问我：“是你跟亚丰说只要他能破掉眼前几桩案子，就升他当副队长的？”
我大吃一惊，瞪着眼睛骂：“神经病了吧？我能说这话？我不是厅长不是局长也不是队长，能给他瞎许这许不着的好处？”
刘毅民又笑，说：“嗯，不是你给他开空头支票就好，否则到时候他找你算账，你说都说不清楚。”
我听这话，好像弦外有音，心里不由紧了一下，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严副队长要调走是没错，但上面已经派新的副队长过来了，最慢三天最快今天就会到。”
这可真是始料未及。
我以为走掉一个副队长，理所当然会从队里挑出合适的人来升上去，白亚丰的戏不大，但刘毅民、胡海莲还有另外几个得力警员都挺有希望的，谁能料到会一点征兆都没有就空降一个新人过来。
虽说他们谁当这个副队长跟我真没什么直接关系，但间接关系还是有的，万一来个性格不合的，我以后想要再跟从前那样混得如鱼得水恐怕就不容易了，这年头喜欢给别人穿小鞋的，大有人在，心里难免有点紧张。
我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倚仗警察的力量，可不想突然间砸在一个莫名其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副队长身上。
所以挺不是滋味的，虽然脸色没什么改变，但还是好一会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
倒是刘毅民又开口说了一句。
他说：“城西荒田里发现男尸，我们的同事已经过去了。”
我回过神来，想问一问大概的情况，但念头一转，又把问题咽回肚里。怕他跟我说什么反而会影响到第一判断。
而他似乎也没有要跟我说什么的意思，估计是还没来得及去现场，就是想说也没什么好说。
我在彼此静默的几分钟里仔细把之前两桩命案的信息都回忆一遍，以便等会抵达现场时抓住最要紧的东西。如果真的是连环命案，那么，我应该能在即将到达的这个新的现场，发现一些必然存在的东西。
比如模式。
或者仪式感。
很多连环凶手都注重模式和仪式感，他们把杀人这件事当成事业在做，有种本能的、不受自主意识控制的精心。
刘毅民又接了几通电话，其中一通说的是媒体那边的事。
媒体这块一直都是分给刘毅民管的，他也管出经验来了，基本都能你好我好大家好地应对过去，有时对着镜头还能玩幽默，很给警察长脸。但今天的情况好像比以往严重很多，他朝电话乱咆哮，叫对方想办法把记者都疏散掉什么的，吼到后来，全身的细胞和神经都焦燥起来，乱拍喇叭。
我难得看见刘毅民这样。他在局里一向都是老好人形象，待谁都和和气气亲亲切切，同事间的周旋和调解也都得心应手。能弄成现在这样，肯定是有什么人给他捅大篓子了。
果然。
电话一挂，他就拍着方向盘咬牙切齿骂出个人名来：代芙蓉！
我对这个名字有印象，但因为脑子里装了太多东西，一时没想起来，就问他代芙蓉是谁。
他黑着脸回答：“《城市周刊》的记者，前面三桩凶杀案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引起市民恐慌了，今天又是一桩，媒体全都疯了，特别是这个代芙蓉，没缝的鸡蛋他都能叮，何况这么大的案子。”
我有点奇怪：“今天这桩不是才刚发现吗？怎么媒体的消息这么灵通？”
他说：“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脑子有毛病，警察还没到他就发了条朋友圈，别说媒体了，看热闹的人都围了一大片！”
我哂然干笑，用安慰的语气说：“信息时代，这种事情难免。”
然后又补安慰一句：“反正我们的媒体也没多生猛，总能处理好的。”
他气性很大地说：“是，我们的记者确实不像美国大片里的记者那么厉害，但不管哪里总会冒出一两个特别喜欢发疯的，唯恐天下不乱，自己挑不起风浪就到网上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瞎围观乱起哄，搞得我们头疼死。本来警察的形象就不怎么好，老百姓哪里不满都怨我们无能，被代芙蓉这么一闹，更糟。刚刚局里打电话来，说几家媒体的记者这边讨不到新闻，扭头把省公安厅的大门给堵了，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啊！”
这时候我已经想起代芙蓉这个人物了。
她还真是个人物。
刘毅民说着话，连打几次方向盘，从柏油路开到水泥路再开到黄泥小路，开到一块平坦点的地方停好。
我看见前面密匝匝站了一堆人，少说也有百来个，闹轰轰的，还以为现场就在眼前，下了车见刘毅民的手往荒田中央指，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见远处一棵孤树，树下有几个人影在动，才知道现场是在那儿。
这边这些人都是闻讯来看热闹，还拿手机和相机拍尸体，结果被警察没收设备然后赶到路边的。
其中大概有好几个记者。
刘毅民要带我过去，我摇摇头，叫他不用管我，然后独自穿过围观人群，先站在路边将前面景象尽收眼底。
阴沉天色，浓厚的云，一大片荒掉很久杂草丛生的田，一棵不大不小孤零零立着的刺槐树，树底下有七八个人在那里或站或蹲忙忙碌碌，完全看不见尸体情况。
把全景扫视一遍以后我才慢慢往前走，刘毅民手下一个警察从旁边追上来递手套、胶鞋和通行证给我，哦，还有口罩。
我没要口罩。
我得留着我的鼻子在现场捕捉凶手留下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