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老师是一位年过五旬的老师，姓郝，虽然一把年纪了还精神抖擞的。他精通五行八卦，写得一手好的毛笔字，平时校园里大大小小的标语全都是他写的，平时他还常常给人家看地势（起房、安葬），也常给人家写对联。两年前我就听姐姐说过郝老师的好。耳闻不如目见，同学们上他的课是越上越有兴趣，他幽默风趣，总有自己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虽然是数学课，平时他上课写字总是一笔一画，写得工工整整的。每当下午闷热，学生容易打瞌睡的时候，他就讲个简短的故事或者说个笑话之类的，有时故意让声音大小相间，同学们总在他突来的雷声般大的声音下从睡意中清醒过来。
有一段时间我特爱看课外书，譬如《良山好汉》、《故事绘》、《社会杂谈》之类的书，不是因为喜欢这些书，而是想看书却没书可看，父亲有时也会看看书，这些书就是父亲看过的。父亲说这些书不适合我们小孩子看，可是没书可看呀！后来母亲说城里有旧书店，专卖旧书的，于是在一个周末，她便带我去买了几本旧书回来，曾经被海伦·凯勒、贝多芬的坚强和坚持不懈所感动，了解了***总理的朴素和亲切，透过文字看到了美丽、壮观的大好河山，懂得了许多词语和句子的意思和用法，了解了什么样的媳妇才是好媳妇，还曾想像书里的好媳妇那样，长大后做景老师的好妻子。白天，有时看得连饭都不吃，晚上直看到半夜才睡觉。
那段时间，上课总爱打瞌睡，郝老师看到了就把声音一下子放得特大，我就一下子从睡意中清醒过来。有一次我被老师的声音吓醒后，老师又小声道：“你们看看这个图形，我们没学过怎样求这种图形的面积，但仍然要求我们求出来的话，我们该怎么求？王小艳，你说一下该怎么做？”我站起来看了看黑板上的图形，想了想回答说：“可以把左边的那个角移到右边来，然后变成一个长方形，我们就可以按求长方形的方法把它的面积求出来了。”老师听后满意地叫我坐下了。
好几次，我以为老师会把我叫去骂一顿，可却从来都没有过。后来小龙告诉我，郝老师曾问过他，我最近在家里都做些什么，怎么老打瞌睡，小龙把我看课外书的事给老师说了。也许老师觉得我的学习没有受到影响，便没找我问话了。是呀，这时的我已十四五岁，似乎书本上那点知识已不能满足于我，可有什么办法，谁让我还在上小学呢，科目那么少，要怪也只能怪上学太晚了，九岁才上一年级，不是很晚吗？还好那时像我一般大的同学有半数以上，否则怎么好意思？
那时为了能更多地见到景老师，我总找些难题来做，不会的就往办公室跑，郝老师总会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他不仅能一语道破题目的突破点，还能举出更难的题目来启发我，让我能举一反三，学一当十。那时我发觉一个人大脑的开发是需要条件的，就像开发基地，得有必须的工具才行。
一次，我拿作文来办公室请张老师修改，可张老师不在，郝老师问：“你找语文老师做什么？”
“我写了一篇作文，想请张老师帮我修改。”我回答。
郝老师听了说：“给我看看，我看看你写的文章怎么样。”
我高兴地把本子给了他，他便给我看了一遍，然后思索了一下对我说：“你这篇文章语言优美，通顺连贯，中心突出，其中的问题就是——打个比方吧，你写一个苹果，说这个苹果太好了，实在太好了，但具体好在哪里，并没有把显示它好的特点写出来。”我听得心悦诚服，原来要写出一篇好文章仅仅对字句的细心斟酌是远远不够的。一篇好文章就像一个正常人，得有灵魂与身躯的完美切合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人。
他虽然已年过五旬，可是身子还很硬朗，学校里很多大小事物还是他管。学校要训练几个同学来升国旗，于是郝老师就选了几个同学来训练，“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一二一，……”同学们跟着老师的口令做着，其中有一名同学总是同时出右脚和右手，于是老师就专门训练他，他还是出同一边，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老师再教，他再错，同学们再笑，把老师也逗得想笑了，不过他尽力让自己不笑。那个同学有些不好意思了，站着不敢再动。郝老师意识到大家这样笑会对这个学生产生不好的心理影响，便一下子严肃地说：“不许笑，有什么好笑的，谁没有自己的特点！。”大家一下子停止了笑声，我赶紧把笑出来的眼泪擦去，看着老师严肃的神态，再看看那个同学尴尬的样子，觉得我们大家都太过分，心里很是惭愧。于是老师继续训练着大家，我们觉得很好玩，都在那嘻嘻哈哈的，老师郑重其事道：“升国旗是件很庄严的事，不能这样嘻笑打闹的。”我们听了，不再笑，当国歌响起，我们把旗帜一点一点向上升，听着激昂的音乐，我的心像海水一样澎湃着，从小我就听了好多关于日本人侵犯中国，外国人嘲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历史，这一分中，我感觉我们的未来有责任负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
上课时，数学老师除了上书本知识，还给我们讲一些课外的知识。他曾告诉我们“下雨天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句不带标点符号的笑话，曾告诉同学们“聪明”这个词是如何组合成的，并以这个词来告诉大家：只有日日月月，白天夜晚不断地学习，多看、多说、多听、多想，人才会成为一个聪明的人。回到家后，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家里人听，父亲听了说：“是呀，你们老师说得真好，可是你们明白这个道理后，能做到吗？”
“能，当然能了，我一定会不断地努力，长大了当老师或当医生。”我自信满满地说，伯父听了说：“将来的事是说不定的，现在你想长大做什么，可长大不一定就能做什么。”
我听了，有些不高兴，感觉得到他不是不相信我，而是不希望我有所作为，顿时心里不爽，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伯父，这人哪里像我的伯父？我不满地反驳道：“老师说过，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只要你想做，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你不信，等长大了你就信了，想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满心的宏伟蓝图，可现在还不是老农民一个。”
听了，我不再说什么，只是觉得他是长辈，不想顶撞他。心里不屑地想：“是你自己没有把握好自己的命运，没有像贝多芬一样卡住自己命运的咽喉，长大后就证明给你看，我说到做到！”年少轻狂，正是如此。
有一次，几个男同学去王刚家打了一夜的麻将，第二天还旷了两节课，第三节课才来学校，郝老师平和地说：“家长是最影响孩子的，你们长大当了家长后，一定要事事为孩子着想。你们看，像王刚的父母现在开娱乐室，害孩子也沉迷于赌博，现在就开始旷课了，长大了还了得？唉，大人们做什么，我们管不了，可是我们从小要学正，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郝老师语重心长地说着，那几个同学只是埋着头，大家都很安静地听着。
一名好的老师，不只是向学生传授书本知识，更要启发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六年级的这两位老师都不抽烟、不喝酒，更别说赌博了，他们以自己为榜样，引导我们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曾多么庆幸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老师啊，我曾把几位对我影响很大的老师看成是自己一辈子的亲人。
郝老师上课除了有趣，他还很有独到的方法去促使学生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一次测验的分数出来了，老师拿着卷子笑嘻嘻地走进了教室，他笑着公布分数说：“这次你们班的最高分99分，最低分61分，你们说考得好不好？”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没想到郝老师却一下子把脸沉了下来，“好？你们还好意思说好？（1）班这次测验有四个100分，没有不及格的，而你们班却没有一个100分的，最高分只有王小艳的99分，你们还这样理直气壮地说好？你们自己想想，两个班只隔着一堵墙，同一个老师教，悬殊却这么大！你们说说是什么原因？是你们比别人要笨呢，还是你们学习不够踏实，还是我这个老师教得不好，为什么你们班没有一个100分的，人家那个班的同学把试卷做完后，要检查一遍又一遍，而你们班的，只要做完就交，从不检查。就拿王小艳说吧，被扣了一分，那是粗心造成的错误，要是能检查一下，不是就得100分了吗？还好意思说‘好’，好好反省反省吧！”说完，郝老师生气地向门外走去，顺手一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都是我这个班长当得不好，同学们的成绩才会这么差的。”我自责着，又回想着老师生气离去的背影，不由得趴在桌上哭了起来。一会儿后，教室里哭声四起，成绩好的、差的都在哭。其中还有一名平时特调皮的学生，拿出削笔刀，哭着割自己的手，他的同桌看到血流出来了便吓得连叫：“王小艳，王小艳，李东用刀把自己割出血了！”我连忙从第一桌跑到后面去，见李东还在割，连忙拉住他，“你这样有什么用啊，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想想以后要怎样努力学习，把我们的成绩提高。”哭声没了，都跑过来劝李东，劝了半天，李东才勉强把刀放下了。下课铃响了，我们班里的人仍然坐在教室里，没有一个人跑出去玩，我们商量着如何提高班里的学习成绩。十分钟过去了，同学们擦干眼泪等待老师来上课。可是过了好几分钟，老师都没来，平时都是铃声一停，老师就到了。看样子，老师还在生气，这节课不来了。于是大家继续商量起来，有的说让班长给大家补课，有的说实行一帮一活动，最后决定是实行“一帮几”活动，由班干分组负责自己小组的同学。
事后，我却从一班同学那里得知，他们班根本没有考一百分的，“郝老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来这是他激发学生的一种方法。”我不再自责了，只是在心里佩服郝老师。
这时有流言传到我耳朵里说，李东之所以那样伤心用刀割伤自己，是因为他喜欢我，看到我伤心他没办法，只好弄伤自己。曾经我从李东眼神里猜到过几分，可因为自己不喜欢他，一直都视若无睹。我听了只是稍许的感动，却很讨厌这种流言，更怕这种流言传到景老师耳里。
而流言蜚语就像风一样很快地传开了，我一直在一个角落里守候着景老师，可是最近景老师看到我时脸上不再有那样的微笑和神气，一张毫无表情的脸让人的心感觉冰凉，他看了我一眼后轻蔑地走了，那脸上的英气直逼得我看不到未来。他没有了微笑对我而言就如同失去了光明一般，我仿佛看到他在怒气冲冲地吼：“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不是爱我吗，怎么又会跟别人有关系？你太让我失望了！”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因为绝望而疼痛。如果可以用语言表达，我真想追上去给他解释清楚。
快要小学要毕业了，两个班的老师给同学们照毕业相。这天，老师顺便带同学们去学校的后山上玩，在那里搞“收山”活动。老师说胶卷还没用完，想照相的就可以照。很多同学都拉着老师们照，我和几个同学也跟老师照了好几张。过后，我把这几张照片保留得好好的，因为这照片上除了我很爱的几位老师和同学外，还有景老师，只有在这相片上，我才会永远紧紧地跟他们在一起。
从后山回到学校后，郝老师叫我们几个同学跟他去办公室，说是拿些奥林匹克的题目给我们练习练习。老师看了看桌上，说：“咦，我记得那本书就放在桌上，怎么不见了？”便到处翻起来，他从柜里拿出一叠本子，那是作文本，老师教的是数学，怎么会有作文本呢？注意一看，那不是我们班的。我便随手翻看起来，有几本本子的主人我认得，原来那是上两届的了，也就是我姐姐那一届的。我迅速而激动地翻看着，突然想到姐姐，我希望能找到姐姐的本子，是呀，已经很久没见到姐姐的东西了，她的衣服，她的书，她的一切，除了那几张照片外，什么都不留，早已被母亲流着泪烧给了她。好久没看到姐姐的东西了，好久没看到她写的字了。“那些都是本子，书怎么会在里面呢?”一个同学说。
“我不是找书。”我回答着继续翻，终于，在几十本本子里找到了“王小飞”三个字，那是姐姐写的字，是曾经多么熟悉的字，那字清秀而整洁。眼里霎时盈满泪水，我翻开本子看着一页页她写的字，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这是你姐姐写的作文？字写得真好！”小芳看了看我手中本子上的名字后说。我没回应小芳的话，拿着本子转身走到门外，泪水模糊着我的眼睛，看不清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小芳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郝老师似乎也难过了，他说：“她是想她姐姐了。”我靠着门口的墙壁，泪水像两条小溪在脸颊上流淌着，心如硬石挤压一般疼痛。这是姐姐离逝后，我第一次在别人面前失控。已经两年了，都说时间是抚平伤痛的最好良药，可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成长的步伐，我的伤痛却越演越烈。
这一晚上，姐姐再次走进了我的梦里。她画了一张白娘子的相，像以前画的一样，小小的纸上一个小小的画像竟有几分赵雅芝的神韵。“姐姐，送给我吧，我要留着做纪念。”姐姐把它给了我，一想到姐姐是死了的，我就觉得她会离我们而去，心里默默的哀伤。“以后，我们都别去河里游泳了好吗？那太凶险了。”姐姐道。
“嗯，姐姐，我们以后再不去了。”一想到姐姐就是死在了水里，我就伤心到醒过来。姐姐是借着梦叫我别去河里，我听她的话，不再去河里游泳。夜很漫长，泪水也总流不完，鸡鸣了一次又一次，我希望自己快点睡着，好继续跟姐姐说些心里话。天快亮了，我再次进入梦中，可这次没有姐姐，只有我跟两岁的弟弟在河边。这里河水深不见底，一旁有几个人静静地坐着钓鱼。我正想着弟弟在这太危险，得立刻离开时，小小的他却一下子往河里跑了去，只一刹那间，他消失在了水面上。“救命，救命，我不会游泳，谁救救我弟弟！救命，救命啊！”我焦急得喊不出声来，周围的人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一动不动地钓着自己的鱼。在万分着急和悲恸中我醒了过来。好可怕的梦，于是我在心里祈祷，求姐姐保佑弟弟，千万要让他平平安安的。这时我发现我的双手沉沉地压在我的肚子上，曾听母亲说，用手压着胸睡觉容易做恶梦，现在我发现压在肚子上也一样会做恶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