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的筑城
城堡的大量筑建，说明掠夺性战争的剧烈；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群的大量出现，则说明部落联合体的普遍存在。联合体的不断扩大和战争的日趋频繁，促使联合体间进一步结盟，组成更大的地区性联合体。随着联合体内部社会结构、社会分工、经济活动和外部关系的复杂化，联合体的管理体制也日益复杂。如《尚书·尧典》记尧时已设置有四岳、十二牧、司空、司徒、后稷、秩宗、典乐、纳言等职官；随着人们对社会秩序的要求愈来愈高，联合体首领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许多联合体逐渐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实体。陶唐氏部族首领尧、有虞氏部族首领舜和夏族首领禹，就是中原地区三个最大的部族联合体的领袖，并相继成为间接控制中原地区的盟主。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禹继舜为中原盟主时，战争更为频繁。据说“国之不服者三十三”。禹不仅“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还曾“伐共工”并灭相柳氏。当时规模最大的战争，是征三苗之战。禹继尧、舜率领中原地区不同族系的各个联合体，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将实力最强的江汉地区苗族系统的大部落联合体击败，吞并了其中一部分部落，赶走一部分部落，更进一步地走向部族融合的道路。据《左传》哀公七年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这时禹已成为凌驾于万国之上的，以华夏族为中心、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酋邦、部落大联合体的盟主，创造了建立国家的条件。与此同时，禹的权力也达于集中的顶点，如《国语·鲁语》说：当他召集诸侯们在会稽开会时，“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种处置，当然是极不正常的，但它却说明：国家权力的最终形成已指日可待了。禹死后，虽然仍接传统习惯，以由禹生前推荐的东夷族酋邦首领益为中原大联合体的盟主，但禹的儿子启，以武力击杀益，夺取了中原大联合体的统治权，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后，组建了6个师的常备军，并充分运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青铜冶炼技术，制造兵器，同时在禹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歼灭了与夏对抗的有扈氏和平定了叛启的武观等，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当时夏王朝直辖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方国的武装力量，不存在被攻击的忧虑，所以很少新建有防御设施的城市。又由于夏王朝的王都经常迁徙，据古文献记载的不完全统计，从禹至桀17王，共变更王都13处。这13次都城，地望比较明确的：安邑、晋阳、平阳在山西，阳城、阳翟、斟寻在河南，斟灌在山东西部，东西相距2000里，这样频繁和远距离的迁徙，使夏王朝都城规模不可能很大。从考古发掘的成果看，基本上沿用先夏时筑建的城堡，或在其旧址上重修及修葺。即使其后期建造的王都，也仅筑有围墙宫城，而没有高厚的城墙。
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据说是夏桀所居的都城斟鄩。遗址东西约2.5公里，南北约1.5公里。外围没有城墙，仅在遗址中部发现两座土围墙宫城。一座稍大，围墙筑在夯土台基上，台基高约3米，边缘部分为缓坡，宫墙就筑在缓坡内缘上，墙内全是宫殿遗址。宫城略呈方形，仅东北角凹进一块。面积约1万平方米。仅南墙有宫门。另一座稍小，城址西南距大城约150米。南墙宫门内侧有东西塾（耳房），系门卫所居。宫墙的夯筑技术，较平粮台城墙有所发展。基槽是在台基夯土上重新挖掘的，槽底铺有未经加工的红砂石和青石，础石中部立有木柱，作为墙骨，然后在木柱四周积土夯筑。这种结构，可在厚度不大的情况下，相对提高墙的高度。墙宽约1.9米，四面墙的结合部，墙基加宽，墙体类似榫接，以增强结合部的牢度。从军事上看，高宫墙只能起到遮蔽、隐蔽及障碍作用，不能登上城墙进行战斗。
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原有龙山文化时的城堡，但不久即废弃不用。至岳石文化时期，又在旧城址上新建一稍小于旧城的新城。城为长方形，面积17.5万平方米左右。夯筑城墙基宽16.6米，残高3米。依当时筑城技术推算，估计原高约6米，顶宽约9米。大致为夏王朝建立后构筑的。此城地处东夷族人活动地区之内，显系东夷族某一部族联合体所建。当时东夷已有许多酋邦或部落联盟，如有穷氏、有仍氏、有缗氏等。早在禹时，东夷就不服禹的命令。《战国策·魏策下》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启杀益后，夏王朝与东夷的矛盾更趋尖锐。启死后其子太康嗣位，曾发生“太康失国”事件，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一度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直到“少康中兴”，灭掉有穷氏，夏王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和巩固。城子崖的新城堡，可能即在启至少康这几十年中，因战争需要而重建的。
商代的都城
商是生活在黄河下游（今河南、山东）一带的一个部族。至汤当部落首领时，已发展为夏末最强盛的一个部族。汤联合东夷的一些部落，于公元前1600年，发动了灭夏之战，在鸣条大败夏军，并俘虏了夏王桀。商灭夏后，“汤放桀而复薄（亳）”，在三千诸侯大会上，得到诸侯们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建立了我国第二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
当时商王朝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越夏王朝，据有东至海滨，南达湖南，西至陕西，北至河北的辽阔区域。整个国土称曰“邦畿千里”。但实际上当时人们还没有将领土联为面的地域观念，只有点的概念：在商王朝的统治网中，以王族所居的都城为中心，远近散布着若干诸侯的据点，据点间还存在着一些不受商王朝控制的方国、部落。商王族居住和直接统治的地区称王畿，仅相当于今河南北部地区。商的政治结构，分内服、外服。王畿内为内服。其政治组织。全为按地区划分的国家权力机构，这里的统治贵族为百官（百僚、百辟），百官各贵族虽有各自的土地、民众和奴隶，但名义上是由商王分配的，是商王的臣属，要向商王纳贡和服兵役。王畿外职官总称为外服，这里的贵族统治者即各方国、邦的诸侯。商王为开拓疆域、扩大直辖统治区和掠夺财物、奴隶，经常出兵征伐王畿外的某些方国，而有些方国和部落，也不断对商王畿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掠夺，抢劫物资和奴隶，所以商王朝前期，小规模的战争还是不断发生。因而，这一时期，商王朝在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也加强了都城的防御工事。
商前期的社会情况，和夏代相差不大。国家政权机构还比较简单，基础薄弱，当时又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所以仅靠中心地区建立一个都城，很难对各方国进行有效的统治。因而夏、商两代，往往在都城之外，另建一个或数个辅助都城，有的规模接近王都，也建有宫殿、宗庙，但主要作为加强统治的军事要枢而设。这种以军事性质为主的都城，有的建在距主要都城不远的地方，以拱卫王朝；有的则远离主要都城，以作为偏远地区的军、政中心。此外，还在统治的边缘地区，修建了一些小的城堡，它们对保卫商王朝的统治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正如《国语·楚语》所说：“且夫制城邑，若体性焉，有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
商汤最早建都城于亳（河南商丘东南），进行灭夏准备时，为了战争的需要，又在亳都以北、临近夏王朝较强与国边境、景山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军事目的为主的辅助都城，称景亳（商丘北）。灭夏之前，这里是各诸侯攻夏部队的集结出发地；灭夏之后，汤又在这里被拥戴为天下共主。后人根据两亳的地望，称亳为南亳，称景亳为北亳。灭夏后，为有效地统治原夏地，汤又在原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一个大都城，后人称之为西亳。据《括地志》等书记载：“河南偃师为西亳”。《汉书·地理志》班固自注说具体位置在“偃师尸乡”。
1983年，在河南偃师城西之尸沟乡一带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大型商代古城遗址。它西距二里头夏宫不到7公里，历史学家多认为此城即是西亳。1996年和1997年，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下，又对该城址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发掘，不仅对该城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发现大城中还有一座小城，它始筑于大城之前，大城是在小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大城建在洛水北岸稍稍隆起的高地上，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度：北部1215米，南端仅740米，总面积约190万平方米。城周围筑有夯土城墙，墙基部宽度一般在17～19米之间，有的地方超过20米，最宽处达28米。筑城作业采用的是先挖基础槽，再逐层填土夯实的方法。基槽口宽18.3米，底宽17.7米，深约1.2米。主城墙每夯高0.3米，即向中心收缩0.3～0.6米。现存残高2.3米处，顶部宽约14米。城墙根部内外侧均有高约1米的护城坡。城墙东、西两面各有城门2座，北墙有城门1座。南墙因全部叠压在村庄房屋下面，无法发掘，有无城门，情况不明。经对东墙城门进行发掘，发现门道很窄，仅宽2.3～2.4米。门道两侧各有一条东西向窄墙，紧贴城墙两端，夯土筑成。墙体中间立有暗柱，柱下有深埋地表下的暗础石，与二里头的筑城技术相同。城门内南侧4米处，有一条与城墙成直角相交的斜坡登城道，夯土筑城，路面宽约3米。东至墙顶，西与城中东西向主干道相接，显然是守城部队上下城墙的通道。估计此时已有长期守卫的士兵。城墙内还有一条与城墙平行的顺城路和排水沟。沟口宽0.8～1米，深约0.8米。城墙外有一道与城墙平行的护城壕，口宽约20米，深约6米。外侧壕岸坡度陡，内侧坡度较缓。护城壕与洛水相通。城内东北隅，曾出土铜渣、陶范、坩埚、木炭等物，说明此处系青铜兵器及礼品的作坊遗址。
小城位于大城城内西南，平面亦为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1100米，东西宽约740米，面积约80万平方米。城西墙、南墙和东墙的南部，与大城城墙重合，并被大城城墙所包夹，墙基宽6～7米。城墙不是直线走向，北墙中间约300米的一段，向内凹进约8～10米，形成4个直角拐弯。东墙中段则向外凸出约10米。西墙也有拐折内凹。小城城墙的凸凹现象，并非受地形限制形成，应是筑城时即按规划修建的。有的学者认为是为便于弓箭侧射，以加强城墙防护能力而设计的，“实即后世城郭马面之滥觞。”小城内纵向中轴线稍偏南处高地上，建有方形宫城，边条200米，面积4万平方米。四周有宽约2米的夯土围墙。宫城内有8处宫殿和1处祭祀场遗址，北部中央还有东西长约130米、南北宽约20米的大蓄水池，四壁用石块垒砌而成，深约1.5米。水池两端各有一条石砌水渠通往宫城外。水渠先向北，再分别向东西拐折，从城门下穿过，与护城壕连接。小城东墙外和西墙内南端，各有方形夯土围墙的府库一座，面积稍小于宫城。内有6排共90余座长20多米、宽6米多的库房遗址。
1956年在河南郑州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一座商代古城遗址，据碳14测定、树轮校正，建城年代约在公元前1595年左右、时间略晚于偃师商城。城为方形，城墙周长6960米，四面有大小不同的缺口11个，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墙四周挖有深、宽各约5—6米的外壕一条。城墙根部总厚约21米，现残存高度5米处厚约10米，估计原高可能在10米左右。筑城作业方法，与偃师商城相似，也是由主城墙和护城坡两部分组成。主城墙根部厚约10.6米左右，两侧护城坡根部厚度，各在5米以上，向上倾斜角约为23度左右。但这时的筑城技术，已有明显提高：第一，主城墙已由板筑法筑成，两侧与护城坡接缝处，已近似垂直，壁面至今仍留有长约3米、宽约0.3米左右木板的痕迹。第二，护城坡为倾斜夯筑而成，考虑到迟滞攻者攀登，在夯完后，由顶部向下进行铲削，并在表面铺设一层料姜石碎块，以防雨水冲刷。第三，主城墙各夯层之间，采用笋卯式结合法，夯窝较深，两夯层夯窝嵌接，紧密坚实，可增强主城牢固性。第四，使用的夯具，已由4根木棍绑在一起，发展为由成捆圆木紧密固定而成。
城内发现大面积宫殿、宗庙遗址和用人头骨制作器皿的制骨作坊。在以城为中心的约25平方公里的面积内，还发现大量住房、壕沟、水井和冶铜、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及历史学家们，有的说这是“成汤所居的亳都”，有的说是“中宗所居之庇”，有的说是“仲丁迁暾”之隞，目前尚无定论。但不论何说，都不否认这座大城市为商代前期的国都。仅就构筑城墙所需工程量来看，挖土约170万立方米，夯土约87万立方米。假如每天投入1万名劳动力进行作业，3000名挖土，3000名运土，3500名夯打，500名做勤杂工作，以当时的最高作业率计算，需8年才能完成。如果不是最高统治者所在之地，没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是很难筑成如此规模宏大的城池的。这还未将建筑宫殿所需的工程量计算在内。
以上是商王朝前期国家都城的城池工事概况。在王畿以外的外服小方国各城，则与此大不相同，不仅面积小，而且以军事性质为主。湖北黄陂叶店，发现一座公元前15世纪前后的古城遗址，位于府河北岸高地偏东南部，称为盘龙城。城的平面也呈方形，南北城墙长290米，东西城墙长260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各有城门一座。城墙现存残高为1—3米，构造、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近。城墙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外壕，壕内侧有积土，高出外侧约1米以上。在城南壕底曾发现桥桩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出入城池的。城内仅有大型房殿遗址，系诸侯贵族及其军队居住之处。城南、城北才有一般居民住房遗址。说明这是一个纯军事性质的城堡。
商代后期，迁都于殷，据《竹书纪年》说：“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不更都”。殷亦称殷墟，它的具体位置，经考古发掘，已经证明在今河南安阳西北小屯村一带。总面积达24平方公里，曾发现大量宫殿、民房、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出土大量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礼乐器皿以及带卜辞的甲骨等，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早期城市。这里虽是商代后期的国都，但迄今为止，经近20次发掘，仍未发现有城墙存在。
西周的都城及“周道”
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原生活于以豳（陕西旬邑）为中心的地区，后来南迁至周原（陕西岐山附近地区）一带，至姬唱（文王）为王时，已成为商王朝西方的一个大方国。它逐渐向东扩展，灭崇（河南嵩县北）后，迁都于丰（陕西长安西南），不久又建辅都于镐（丰京略东）。公元前1046年，牧野之战姬发（武王）灭商，建立了西周王朝。为了加强对原商地区的统治，姬旦（周公）在洛邑（河南洛阳）又营建了一个都城，后称丰、镐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它们都是西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经过夏、商两代近千年的发展，我国奴隶制社会已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社会生产力较前大有提高，中央王朝的权力也较前有所集中。西周王朝推行“宗法制”与“封建制”，并以礼治来加强。“宗法制”就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利用大、小宗的传嫡制来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制度，以加强王权及各级奴隶主贵族的专制统治。“封建制”就是将周王子弟、同姓贵族、有功或臣服的异姓贵族，封为公、侯、伯、子、男等不同等级的诸侯，分配在全国各要地，建立军事据点性质的城邑，以统治当地民众，藩屏西周王室。据《吕氏春秋》记载，当时“服国八百，封国四百”；但重要的大国，只有71个。这些大国，是西周王朝统治的支柱。它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常备性质的军队，而且也修建了保卫自己的城池。因而，就形成了疏散分布于全国各要地的城池网络。
为加强礼制，以便有效地维持等级制度，西周王朝对诸侯的都城规模，也按照爵位大小作了相适应的规定。《周礼·考工记》说周王都城“方九里”，诸侯们的都城，则“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等。有的更具体地说：王城方九里，长五百四十雉；公城方七里，长四百二十雉；侯、伯城方五里，长三百雉，以及王城高九仞，公、侯城高七仞，伯城高五仞……这些绝对数字，是后人按后世观点写出的，难免带有想像的成分，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诸侯各国大小不一，所统辖的民众、土地也多少不一，势必受到人力、物力及防守能力的限制，因此，各国都城的修建，其规模基本上与国家的大小相适应，并有所差别，这一点则是毫无疑义的。
西周王朝幅员辽阔，屏藩王室的军事据点分散于各国各地。西周王朝为了能密切与诸侯的联系，确保王都与各诸侯国都之间的交通畅通，以便于机动军队、传递军情，以王都为中心，向四面八方构筑了许多条以军用为主的国家一级的道路，称为“周道”，或称“周行”。西南至巴蜀（四川），北至秦、晋（陕西、山西），东北至燕、齐（河北、山东），东南至淮夷（安徽、江苏），南至申、荆（湖北），都有“周道”可通。
据古文献记载，“周道”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路面平、路身直。《诗·小雅·大东》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形容它像磨刀石一样平坦和牢固，像箭杆一样挺直；《诗·小雅·小弁》和《左传》襄公五年所引逸诗，也都赞扬说：“（平）周道”，“周道挺挺（直）”。二是路幅较宽，四马战车可以通行无阻。《诗·小雅·四牡》说：“四牡马非马非（速驰不停），周道倭迟（遥远之貌）”；《诗·小雅·何草不黄》还记有辎重车行驶于周道的情况，说“有栈之车，行彼周道”。三是周道两侧植有树木。《国语·周语》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诗·大雅·绵》说：“柞、械拨矣（柞械树生叶时），行道兑（通行）矣”，可见周道两侧是种有树木的。道旁植树，不仅可起遮荫、标识作用，而且也起遮蔽、障碍作用。商代后期，战车已成为军中主要兵种，至周代，车战已成为主要作战方式，所以植树设障，就列为国家的重要防御设施之一，它和壕沟、土墙相互配合，成为战车难以逾越的障碍。
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周王朝设有专门“掌达国道路”的官员“野庐氏”，负责管理道路的“宿息井树”，在国家有军事行动时，要保障道路安全和畅通，以及军队的沿途休息、饮水等事务。《周礼·夏官·司马》记载，还设有“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的官员“掌固”，和管理各种障碍设施的官员“司险”，“设国之五沟五涂（道路），而树之林以为阻固”，一旦国家有警，“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
王城、诸侯都城、沟涂、树障以及国家公路的周道等工程设施，组成了西周王朝的防御筑城体系。
东周（春秋）时期的筑城
公元前771年，申侯与犬戎等联合，进攻西周王都，周幽王姬涅出逃被杀，申侯等贵族拥立幽王之子姬宜臼为平王，往东迁都洛邑，史称东周。从东周开始至公元前476年的一段时间，也叫春秋。
春秋是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因素逐渐增长的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战争极为频繁的时代。在295年中，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就曾发生过较大的战争376次，其中还不包括众多的奴隶起义。由于铁的发现和逐渐使用，由于牛耕的推广，生产力迅速提高，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也随之发展。各诸侯国为了争夺劳动力和土地，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区和号令其他诸侯，收取贡物，相互争战、兼并弱小，出现了“王室衰微”、诸侯兼并、大国争霸的局面。按孔子的说法，西周前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东周时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春秋开始时，据《文献通考》说，尚有诸侯国131个，随着兼并争霸战争的加剧，国家急剧减少。《荀子》说齐桓公“并国二十五”。《韩非子》说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荆（楚）庄公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吕氏春秋》说晋文公“兼国三十九”。《史记》说秦穆公“兼国二十，开国千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自身的生存能力，各国竞相构筑城池或增修城池。不仅如此，各大国的卿、大夫等，也纷纷在自己的采邑构筑城池。于是掀起了大规模构筑、增筑城池的高潮。西周王室所规定的那些筑城规模的条条框框，当然也就被突破，各国都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可能，来修建自己的国都。春秋时期的都邑城址，现存颇多，各大国的都城，差不多都有遗迹可寻。
（一）东周王城
1954年以来，曾不断对洛阳东周王城进行勘察。该城南邻洛河，西跨谷水（今涧河），城的平面呈不规则的方形。始建于东周初期。夯土城墙早已湮没。位于地势较高处的北面城墙和西南、西北、东北三个城角，在地下保存尚好。北墙长约3公里，全城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开始筑建成的城墙，仅厚5米左右，后经增修加厚，为14米左右。城墙拐角处夯土加宽，估计城上有用于防守的建筑设施。城外有深5米的壕沟。
（二）各国都城
1978年对山东曲阜鲁国都城进行勘察、发掘。该城位于洙水、沂水两河之间，城东南为丘陵山岳，西北和西南一片辽阔的原野。城的平面近似椭圆形。始建于西周时期，至今尚有残墙存在于地表之上。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墙厚5—7米。城西、北两面，利用距城墙约20—30米的洙水为城壕，河宽30米，深4—5米；东、西两面挖有城壕，宽30米左右，通向洙水及沂水。全城共11座城门，除南面两门外，其他三面各有城门三座。
1971年对山东临淄齐国都城进行了发掘，该城位于临淄城西部和北部，东临淄水，西依系水（今泥河），南有牛山、稷山，东、北两面是辽阔的原野。始建于西周。城为大小两城组成，小城在大城西南方。城墙残迹尚存于地上。城的四周很不规整，有的呈直线，有的沿河岸构筑，蜿蜒曲折。城墙全部夯筑而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城墙厚度一般为二十余米，城根部最厚处达67米。全城有24个拐角，拐角处墙加厚，城上有防守设施遗迹。《齐乘》引《齐记补》说，该城有城门13座，现仅探明11座。小城南面二门，其他三面各一门；大城南、北各二门，东西各一门。城门道两侧，有垒砌的石墙，城墙上还建有排水口。城东、西两面，利用洙水、系水为城壕，南、北两面挖有城壕。城壕及洙水、系水，均宽约30米。凡正对城门处的城壕，往往显著变窄，以便架桥，尚有夯土与石块修建的墩可寻。小城为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居住的宫殿、官署区；大城为平民及奴隶的居住区。按《吴越春秋》：“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原则说，小城属于城的性质，而大城则属于郭的性质。
郑国都城，位于河南新郑双洎河、黄水之间，始建于春秋时期，城的平面很不规则，东西长5公里，南北最宽处4.5公里。中间又有南北隔墙，将城分为东、西两半。两城性质，与齐都相似：西城稍小，略作长方形，为宫殿、官署区；东城呈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一倍，为手工业作坊及居民区。全城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现存城墙残高尚有15—18米，墙基厚40米。
楚国都郢城，位于湖北江陵北，也叫纪南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该城平面略呈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长3.5公里，总面积约16平方公里。城墙保存尚好，有的高出地面7米，顶部宽12—14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目前已发现有5座城门2座水门。城门每门3个门道，门道一侧有门卫房遗址。水门用四排木柱构筑而成，亦为每门3个水道。
春秋末期所建都城，规模更大，如吴国都城，吴王阖闾时由伍员建造。不仅筑一大城，而且还筑一纯军事据点性质的小城，以拱卫已发展为城市的国都。据《越绝书·记吴地》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三尺，陆门八，其二有楼，水门八”。大城城址即在今江苏苏州。据《越绝书·记吴地》说：“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二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小城城址在无锡西南25公里，与武进交界之处，紧依仆射山（白药山）和胥山，面临太湖。城东群山连绵，闾江蜿蜒流经城北和城西，可控制太湖北走廊，扼守苏南交通要冲。该城遗址城墙至今明显可见：城中有土墙将城隔为东、西两部分，墙厚约20米，现存残高3—4米，城墙系堆土而成，城周均有河道相连，实测该城总面积约1平方公里。
吴国都城的规模，不计小城和郭（“郭六十八里六十步”），也比洛邑东周王城的规模大三四倍，甚至比周王朝规定的王城“方九里”也大得多。可见这时周王朝的礼制已完全丧失制约作用。
（三）各国邑城
江苏常州西南7公里处，有一西周时期的小国淹，春秋时期为吴兼并，淹城就变为吴国的一个军事城堡。淹城构筑比较特别，有内、中、外三道城墙，内城呈方形，周长约500米；中城也是方形，周长约1500米；外城为不规则的圆形，周长2500米。每道城墙只有一座城门，而且不在同一方向上。内城门在南墙正中，中城门在西墙偏南端，外城门在西北面。三道城墙外均有城壕。内城壕已湮没，中城及外城壕宽45—50米，深约9米，长年不干。内城地势隆起，城墙高距地面约6米左右，中、外城紧挨城壕，墙高距水面约10米。三道城墙的厚度，均在25米左右，为堆土筑成。中城城壕不与外界相通，但曾于壕底出土铜镞、铜剑等兵器及四只西周时期建造的独木舟。其中一只长11米，现存北京历史博物馆，判断为巡弋中城壕及载人出入中城之用。从城门方向看，当是吴国向东方防御的军事要点。
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修筑了邗沟，并筑建了邗城，以作为屯军之用。该城位于江苏扬州西北2.5公里处的蜀岗之上。平面略呈方形，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东、西、北三面有板筑夯土城墙，南面利用蜀岗断崖。城墙厚约20—40米，残高有的尚存7米。断崖高7—10米，陡度约为50度。四面均有城壕（护城河），西、北、南面壕宽达100米，均与邗沟相通。东面城壕较窄，为20—40米，但在城壕外面，即为平行的邗沟。东、北、西城墙，各有城门一座，城门外均有瓮城遗址，城东北角有城楼遗址。另外在北、东两面，还各有水门一座，船舰可由邗沟进入城中。这是一个作为屯兵、积粮的前进战略基地，纯军事性质的城池。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考古勘察及发掘，已发现的东周都邑城池，不下三四十座。大城如山东的薛城、邾城，周长在10公里左右，为不规则的方形；其他小城，周长一般在5公里左右，多为方形，城墙厚度，大致皆为10米左右。凡诸侯国都，不论大小，绝大多数均有内、外二城。内城亦称宫城，为宫殿区，附近往往设有铸造兵器、线币等官府手工业作坊；外城亦称郭，为“国人”及一般手工业、商业人员居住区。郭城有的在宫城外围，有的在宫城一侧，但都没有《周礼·考工记》所记“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那样规整。
战国时期的筑城
战国是我国封建制确立的历史时期。在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影响下，武器装备、军事制度以及战争和城市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从而也导致我国古代的筑城——兵垒在各方面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城市的兴起促使城市攻守作战增多
从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西周及其以前的王都或诸侯国都，具有以下一切特征：一是城内虽然集中有种类繁多、分工颇细的手工业生产作坊，但人口有限，并不密集。到春秋时，仍如《战国策·赵策》所说：“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二是在各居民点遗址出土过大量农具，各居民点间尚有大面积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地，和城外的村落遗址相比，无显著区别。可见城内居民，基本同城外居民一样，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这说明当时还处于城乡刚刚开始分工之时。三是城内居民分散聚居于若干居民点，城内还存在着族徽不同墓地，而且各墓地内既有贵族、又有平民。这些情景，又说明还保存着氏族组织和分族聚居的传统。因而，这时的城池，还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性质。严格地说，只是一些设防的城堡，并没有形成规模较大、商业比较繁荣的城市。
随着铁工具的逐渐推广和普遍使用，至战国时，我国的古代农业已发展为大规模的田野农业，即犁耕农业。农业及手工业的高度发展，扩大了二者之间的分工，从而引起商品、货币关系的迅速发展，于是城池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大的都城，由政治、军事性质为主的城堡，发展为在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城市”。从考古发掘的成就及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的城市，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城市数量增多，人口密集度空前提高
据《帝王世纪》估计，战国中期中原地区人口总数约1000余万。最大的都城有7个，略小的都城有10个左右，各国都城人口总数当在200万左右，其中最繁华的是齐国国都临淄，人口高达三四十万，各国共有郡城三四十个，每郡城平均人口亦当有数万，此外，还有近800个县城，每县城人口也不下数千。这表明，战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都集中居住于城市之内。另外，从考古发掘的遗址来看，除燕下都西城外，各城城内基本上已连成一片，不再有人稀地旷的现象。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二）城市规模和城墙范围有所扩大
战国时期的大小城市，四周均有城墙及护城河，但面积较前有所扩大。除早在春秋末期就已高度发展的齐都临淄外，其他都城一般在15平方公里以上。如燕昭王营建于公元前311年的燕下都（河北易县），由两个方形城池联结而成。城墙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赵敬侯于公元前386年徙都邯郸后新建的都城，由宫城和郭城共同组成，宫城由3个呈“品”字形的坚固小方城组成，面积约3平方公里；郭城为长方形，东西宽3公里，南北长约5公里，面积约15平方公里，总计面积约18平方公里。魏国前期都城安邑（山西夏县），由内、外两方形城组成，宫城周长约3公里，在郭城中间，郭城周长约15.5公里，面积也达15平方公里以上。这些遗址完全反映出战国大城市的整个面貌。至于一般郡、县等小城，也大都超过或等于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范围。
（三）城内布局有一定规划
战国时期的城市，如赵奢所说：“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这些文明繁华的城市，在建设布局和居民的活动区域方面，已有一定的规划区分。都城均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宫城不止一个，有的在郭城内，有的与郭城联结，但郭城只有一个。郭城内包括有官署、居民区、手工业作坊区及由官府管理的商业区——市《左传》、《管子》、《周礼》等书，均有关于商业市场的记载。城内居民基本上按规划分区居住生活。
（四）城墙厚度、高度增加，宫城位于制高点
西周时期的城墙，其夯土主墙，一般均厚10米左右，夯层大体厚10厘米；至春秋后期、特别是至战国时期所筑城墙，一般均已增厚至20米左右，有的达40米，夯层也增为20厘米。这说明夯筑技术有所提高。从发掘的鲁国都城曲阜城，城墙剖面夯土可以明显看出，该城经过五期夯筑加修。第一期即始建时的夯土，并不怎么厚，以后又增筑4次，至第四期、即战国时，已增厚至20米以上，有的地方厚达40米左右。城墙增厚，有利于防御敌军破坏城墙。例如敌军若以“穴攻”手段，挖空城基使城墙倒塌时，因城墙厚度大，敌军进行地道作业就需要很长时间，守军可以充裕地对付敌人；即使敌军能够挖空一段城基，由于墙厚，也只会平均下沉，且易于修补，而不致像单薄的城墙那样，因墙基被毁失去重心而倒塌。敌军若以水淹城时，厚墙就成为坚固的堤坝，不致在短时间内因水浸而崩塌。
春秋以前城墙的高度，一般在10—12米左右，至战国时，多数城墙已增高至15米以上。以新郑韩都故城（原为郑都，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故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为例，现存城墙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夯筑而成，至今残高尚有15—18米高。再如赵都邯郸，现存部分城墙，仍有残高12米以上。宫城，特别是宫殿位置，一般都设于制高点上，以便于瞰制全城。而宫殿又都是筑建于夯土高台之上，如赵都邯郸宫城西城的宫殿土台遗址，长宽各260米，高出地表面达19米，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表示尊严。
总之，战国时期的城市，包括都城和一些郡城，已经和后来整个封建社会的城市一样，具有三性：即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政治上，它是一定区域内的统治中心或政权所在。经济上，它集中一定的财力、物力和手工业及商业。在军事上，它往往是扼居于战略要地，并拥有相当的防御手段。三性之间，相互有机地联系着，达成辩证的统一。当然，它们也并非总是三者并列，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城，各有侧重。由于城市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多，由于城市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处于重要地位，由于当时的战争性质已发展为封建兼并为主，在战争内容上，表现为七大国激烈角逐，争城夺地，所以城市便自然地变为战争争夺的重要目标，从而使城市攻防作战大为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战国时期较大的作战行动共230次，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与攻守城池有关。公元前286年，秦将白起攻魏，仅此一次作战，就攻占魏国大小城池61座。
城市攻守作战增多促使攻城战术、技术提高
孙武在考察春秋作战经验后，曾告诫人们攻城“为不得已”时采取的一种下策手段。但至战国时，攻城作战则成为重要的作战样式之一，成为军事家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孙膑兵法》就曾根据地形条件，将城池区分为可攻的牝城和不宜强攻的雄城两科类型。可惜目前尚未发现当时专门记述攻城战术的专著。仅《墨子》在论述守城战术及城防设施时，曾将战国时期攻城战法总结为12种。这12种战法虽然不够详尽，而且将攻城器械与攻城战术混淆一起，但也足以说明当时的攻城战法已较前大有发展。
《墨子》所述攻城战法为：临、钩、冲、梯、堙、水、穴、突、空洞、蚁傅、车贲浻及轩车等12种。其中临车、冲车、钩援、堙及蚁傅、车贲浻6种，为春秋时即已采用的器械和战法。轩车，也叫巢车，其形制和性能基本与临车相同。其他5种，则是在春秋战法基础上发展而来。
梯，即云梯，也叫飞梯，由钩援发展而来的攻城器械。有单竿、双竿及单双混合等三种形制。梯的首部有一对小轮，梯身有踏脚横木，梯的底部有一对大轮，可推梯前进。当接近城墙时，以梯首小轮贴附城墙外壁，用力推大轮向前，小轮即沿墙壁向上滑升，将云梯竖立起来，攻城战士即攀梯登城。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为与车贲浻结合的两段式云梯。以转轴将两段各两丈以上的云梯连接在一起，并固定在六轮车架之上。梯首有双钩，可钩入城墙，增强稳定性，以助攻城战士迅速攀登。车架有木棚，棚板外蒙以生牛皮，攻城人员在棚内推车向城墙接近，可防御矢石伤害。
水，即引水灌城的战法。由于当时城池均建筑于河畔或两河交会之处，所以攻城军队在久攻不下时，往往采用筑坝积水灌城办法。如周定王十四年（前455）的晋阳之战，智伯联合韩、魏两家之军，进攻赵襄子。越襄子退入晋阳（山西太原）据城坚守。智伯久攻不下，乃于周定王十六年（前453），截引晋水灌城。城内赵军几乎全军覆没。后赵襄子采取抗水淹的战法，才化险为夷，转败为胜。又如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秦将白起攻楚，包围了楚别都鄢城（湖北宜城东南），白起在鄢西筑坝，引水灌城，城中军民溺死者达数十万人。楚军主力遭到严重打击，国都郢城（湖北江陵）也随之为秦军攻下，楚被迫逃迁于陈（河南淮阳）。再如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攻魏，围魏都大梁（河南开封），决黄河和大沟之水灌城，结果城毁魏亡。
穴，主要指以地道作业破坏城墙，为攻城部队开辟通路的战法。《墨子》称之为“穴土而入，缚柱施火”；《商子·境内篇》对这种攻城方法记述稍详，它说：“其攻城邑也，国司空訾（计算）其城之广厚之数，国尉分地，以徙校分积尺（土方）而攻（作业）之……内通则积薪，积薪则燔柱。陷队之士（突击队员）面（每崩毁的城墙缺口）十八人……以中卒（中军精锐）随之。将军为木台，与国正监，与王御史参望之”，共同指挥和观察攻城战斗。实际上，穴攻就是通过地道，将城墙基部挖空，以梁柱支撑，再积薪放火，烧毁支柱横木，使城墙崩塌，尔后指挥突击队抢占城墙缺口，并在此处投入主力，扩大战果。
突，即利用守城军队所挖“突门”，向城内实施突袭的战法。突门，也叫“暗门”。是守军必要时出城突袭攻城军队、在城墙上所挖的出城通道。由城墙内侧向外挖掘，接近最外侧时留5—6寸城墙不挖通。这样，不仅可使城外敌军不易觉察，而且在使用时可迅速捣开外壁，出城突袭。根据城防体系中的这一特殊装置及弱点，攻城部队十分注重去发现城墙突门，并组织突击队，由突门向城内进攻。
空洞，即地道战法的一种。攻方挖掘若干条通入城内的地道，令突袭部队潜入城内，尔后攻方里应外合，协同攻击守城部队。
《墨子》所述12种攻城战法，如从战术角度加以归纳，大致不过六种：一是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矢石“火力”，压制城上守军。二是在矢石“火力”掩护下强攻城门。三是以密集队形强行爬城。四是以地道作业及火攻破坏城墙，然后由崩塌处攻城。五是以地道作业潜入城中或强攻突门通道。六是积水灌城。这六种战法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包括全部攻城战术、技术，但在整个冷兵器时代，攻城的战术、技术，基本上没有超出这六种战法的范围，仅在具体运用时有所发展变化。因而，可以说，战国时期的攻城战术、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攻城战术、技术的提高促使城池筑城体系更趋完善
据古籍记载，战国时期发明攻城云梯、水战钩拒的著名科技家、攻城战术技术专家公输般（鲁班），曾与精通物理、数学及兵法的著名思想家、守城战术技术专家墨翟，用衣带及小木片等为标志，进行过一次城市攻防的“兵棋”对抗较量，结果是“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拒）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御）有余”。这一史实，说明当时攻城战术技术也相应促进守城战术技术发展而达到更高的水平。
《墨子》中《备城门》等十一篇城市防守专论，据考证为墨翟的弟子滑禽厘等所记墨翟有关守城的论述。其中虽然也有少量内容为墨家弟子所增添改写，但它确为战国史实的记述。《备城门》等十一篇守城专论，细微详尽地记述了战国时期城防工事的布局与构筑、守城器械的制造及使用、守城人员的组编和部署、观察配系、后勤配置，以及战时城区管制、指挥信号、识别旗帜、侦察警戒等情况，还记述了针对各种攻城战术技术所采取的守城措施和战法，这与我国先秦时期其他军事著作多重视抽象理论的风格完全不同。虽然由于文字过于古奥和因错简、传抄造成的错乱、重复甚至相互抵牾，许多地方已难以理解。但仍能较好地反映我国战国时期城市攻防战术技术及兵垒的发展水平，对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城市攻守作战，仍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战国时期的城市设防，基本上是以城墙为主体、以永备工事为骨干的环形防御体系。其总体概况通常是，城市周围有夯土城墙一道或两道。城墙内侧修有环城马路。城墙外侧设有三四道人工障碍。凡远射兵器射程之内的地区，平毁一切地物，以扫清射界、视界。距城5公里处，有一道警戒线。距城15公里以内地区，实行坚壁清野。一切人员及可能为敌利用的物资（如木料、粮食、畜禽等），全部转移至城内，有时还将携带不了的物资焚毁，并在井内下毒。此外，在城外各要地，往往筑建小据点（亭），特别重要的地方，甚至构筑由三个支撑点组成的大据点，以一定兵力防守，以迫使敌军过早展开，迟滞其进攻行动，为守军争取作战准备时间。另在通往国都（主城）的大道上，每隔一定距离，建一据点（邮亭），内设烽燧，与国都保持联系。邮亭周围有7米高的围墙一道和外壕两道，有一定防卫能力。其筑城和守城战术方面的情况大致如下：
（一）城墙工事设施
城墙顶部，一般宽7—10米，以便于守军机动以及与登上城墙的敌人进行格斗。顶部内外两侧，均筑有厚约1米、高约0.6—1.4米的女墙（堞、俾倪），外侧女墙较高，中部开有外宽内窄的射孔（爵穴），墙上筑有垛口。城墙四角及城门顶部，筑有土木结构的敌楼。每隔180米，修建一座突出于外侧女墙约3米的木楼，它不但可用以消灭城下死角，而且当敌军以蚁傅方式，用密集队形攻城时，守军可据此楼对爬城之敌实施交叉侧射，使城墙由单纯正面防御变为有翼侧掩护的三面防御。这是后来城墙构筑“马面”的滥觞。每隔360米，修建一座突出于内侧女墙约4.6米的木楼（立楼），以备同突入之敌战斗时，消灭城墙内侧下死角。每隔180米左右，还在外侧女墙内筑建土楼一座和木横墙（隔栈）一道。敌人如登上城顶时，土楼用于据守，横墙用以阻止敌人向两翼扩张。横墙一般高3米，由削尖顶端的木桩联结而成，开有可启闭的小门，供守军平时通行。
城门共有两重：门洞前部装有两扇木质大门，固定门扇的门框和门扇外侧可旋转的立柱，均以粗大坚实的大木制成，并以铜、铁箍联结、固定。门闩有上下两根，也以坚实粗木制成，用宽厚的铁环固定门闩。门洞中部，另建一道辘轳操纵升降的悬门（板闸门），在敌军攻破大门时放下。悬门及大门门扇上，开有若干弓弩射孔，用以射击攻门的敌军。射孔内侧，装有护板，以绳索操纵启闭。为防止敌军以火箭（烟矢）或其他引火器物焚烧城门，在悬门及门扇外侧涂有一层厚泥；为使泥土能牢固地附着门板上不致下落，门上凿孔安装突出2—3厘米的圆头小木桩，间、距各为16厘米，交错排列。城上门楼中，放置若干贮水容器及灭火用具，如陶瓮及带两米长柄的麻袋和革盆等，同时在城门及悬门外侧门洞顶部，凿有一条适当宽度的堑沟，以便当城门燃烧时，用带柄的湿麻袋及革盆盛水，由堑沟向下扑灭门火。
在城外距门约10米处，挖一深壕（陷阱），上设“转关桥”。桥仅中间一梁，梁两端有横木，横木由凸出壕沿的木榫支撑，木榫可由绳索操纵使其伸缩。当木榫凸出时，桥面平稳，可以正常通行人马。当敌人行至桥上时，拉动机关，木榫缩回，桥面以梁为轴翻转，桥上行人跌入壕中。
城内沿城墙构筑环城路一道，与城内各主要道路连接，城门两侧及四城角处，构筑登城梯道或斜坡道，以便于兵力、兵器及作战物资、器材机动。通常在城墙底部，每隔约200米，修建一条由城内通向城外的通道——突门，以作为突击队出城反击的道路。在通道内筑建窑灶，安装风箱和贮存柴草及准备塞门的“浻”（连轴车轮，中间填束木条成圆柱体，外涂泥土），以备敌军冲入突门时鼓烟薰敌及堵塞通道。
必要时，在城内距环城路适当距离处，再修筑一道土墙（傅堞），由环城路与土墙之间挖壕取土，壕深一般为3.5米，宽约3米，壕内填塞树枝柴草。一旦敌军突入城内，守军预备队可据土墙防守，并可引燃壕内柴草，在城墙守军与土墙守军夹击下，将突入敌军歼灭于此狭窄地带内。当柴草燃烧毕，即成为内土墙之外壕。
（二）障碍配系
构筑与设置障碍物，通常以城池外围为主。在距城墙2.5米范围内，环城设置5行尖头木桩，高出地面约0.5米，交错埋设，用以迟滞和阻碍登城敌人行动，同时可以杀伤在登城过程中摔下的敌人。在尖头木桩障碍带外，设置一道宽约2.5米、类似鹿砦的障碍（裾、薄），以阻止敌人，特别是阻敌云梯接近城墙。在守军出入的方位上，留有通路（裾门），通路上仍放置鹿砦，但不深埋，可以移动，并在城上正对通路的位置设置标记。
鹿砦之外，一般即为护城河（外壕、池），但也有在护城河以内地带，再设置一道木篱栏障（藩），或修筑一道土墙（冯垣），并派出一部兵力据守。当敌军进行填河作业时，可依托藩、冯桓等工事，用弓弩射击敌人，或点燃柴草，以风箱鼓风，用烟、火薰、烧车贲浻内作业的敌人。
护城河为最外一道障碍，河底插有竹签桩（竹箭），长短相杂，交错埋插，最高尖端在水面下10厘米左右，以免被敌军发现。在正对城门的河上设有起落吊桥。
另外，城上还备有蒺藜等移动性障碍物。战斗时用“蒺藜投”（一种小型抛石机），一次可发射数个、以至十数个蒺藜，进行撒布。蒺藜是以铁或硬木制造的刺钉。有四个锋利的锐尖，任意置于地上，总有一尖朝上。临战前撒布于敌军行进的地段上，可以刺伤敌人，以破坏敌军的战斗队形和迟滞敌军的进攻速度。
（三）外围警戒及通信联络
城上除各敌楼配置有值班人员观察情况外，每隔60米左右，还建有观察亭（坐候楼）一座。亭外沿伸出女墙外约1米，方形有顶，三面围上木板，外涂泥土，使与城墙颜色一致，并可防敌军火箭，内设昼夜观察哨。在距城5公里处，环城建一道警戒线，每隔一定间隔，在制高点上设三人观察哨所一个。由哨所向后，每1.5公里左右设一联络哨，用目视信号同警戒线观察哨、城上观察哨保持联络，传递信息。当时规定的目视号有：发现敌军时，举一帜。敌军向警戒线接近时，举两帜。敌军进入警戒线时，举三帜。敌军向城市开进时，举四帜。敌军接近城郊时，举五帜等。夜晚则举火为号。
另外在城外各交通要道、关卡等处，设置3人1组的斥候（潜伏哨），其任务是侦察敌人行动和捕捉敌谍，夜间则在警戒线内外进行巡逻。一旦当敌军大部队进至城郊、即将围城时，则撤收城外所有警戒、侦察人员。
敌军开始攻城时，由城上当面守军指挥官——亭尉发出信号，向指挥部及友邻报告及通报敌情。例如当时规定：敌军接近护城河时，击鼓三通、举一帜。敌军填塞渡护城河时，击鼓四通、举二帜。敌军进至藩障时，击鼓五通、举三帜。敌军进至冯垣时，击鼓六通、举四帜。敌军通过鹿砦接近城墙时，击鼓七通、举五帜。敌军开始登城时，击鼓八通、举六帜等。
在战斗中，城上守军需要后方支援时，也是以规定的旗帜信号报告及通知。例如需要敢死队支援时举苍鹰旗，需要大批人员支援时举双兔旗，需要补充弓弩等远射兵器时举狗旗，需补充剑盾等格斗兵器时举羽旗，需火战器材举赤旗，需滚石等举白旗等等。
（四）守城器械
根据战斗需要，城上按地段贮存及设置一定数量的作战物资，规定每50米至90米放置抛石机（籍车）1座，每20米左右存放修补城墙工事的柴捆（柴搏）20捆，每45米左右设置锅灶、水瓮及沙土，每4米左右存放弩、戟、连梃、斧、椎各1以及若干石块、蒺藜等。在众多的作战物资中，比较重要的新型守城器械有以下几种：
连弩车。可以连续发射大矢或小矢的大型床弩，仅弩机即用铜75公斤，需10人操纵使用。大矢直径3.6厘米，长230厘米，尾部有绳，射出后仍可用辘轳“卷收”回来，类似现代捕鲸炮。用一般小矢时，则不必回收。矢槽高出弩臂70厘米，一次装填小矢，可达60支。利用辘轳绞盘与绞轮的半径差，能在绞动时产生极强的拉力，张开弩弦，弩身装有简单的瞄准具（仪），据说弩身还可以上下活动以改变射角。
转射机。安装在可以转动的木架上的弩。射手可操纵其任意变换射向。每弩由两人操纵。
悬脾。由辘轳、铁索和滑轮操纵、能沿城墙外壁上下移动的小木堡。堡内1人，持5.5米长的两刃矛，击刺爬城敌军。由4人操纵升降。累答（籍幕）。防矢石的软帘。以粗麻绳紧密排列，编成软帘，表面涂一层厚泥浆防火，悬挂于敌楼、城堞、籍车、行车等外面，既可以防护墙堞不为敌军飞石击毁，又可以收集敌人发射的箭矢，而且当敌军以密集队形蛾傅爬城时，可将悬挂于城堞外的累答点燃，用烈火覆盖爬城敌人，可收一械多用之效。
火捽，即火檑木。在2.5米长的车轴两端安装车轮，在车轴上用荆棘条捆裹大量柴草制成，当敌军以密集队形攻城时，点燃柴草，砍断吊索，从城上向下方的敌群中滚去，用以砸、烧敌人；有时也在守军组织反击时用，先施火捽攻击，趁敌队形混乱时，突击队立即出城反击。
（五）兵力部署
守卫城上工事的正式战斗士兵，均按1.84米一人的密度配置；辅助防守人员，按每2.3米一人的密度配置。这是当时计算守城第一线兵力常用的标准。辅助防守人员，基本上是从全城居民中按成年男子25%，成年子女50%，老弱人员25%的比例征集的。所征人员按照性别、年龄及身体条件分编为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各军编成后分别承担不同性质和不同劳动强度的任务。通常以壮男之军担任补充第一线兵员的任务，“盛食厉兵，阵以待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以壮女之军担任工程作业任务，“作土以为险阻及耕格阱（构筑工事，设置陷阱），发梁撤屋（扫清射界、视界）”，有时还要运送作战物资器材，以老弱之军担任部分后勤保障，负责饲养牲畜，采集给养及柴草等工作。
以上是正常情况下计算守城兵力的标准和人员部署原则。若敌军以较大优势的兵力攻城时，那么，在敌主攻方向上的守兵密度就要相应加大。《墨子》曾根据当时战争实践的经验，以10万之敌攻城为例，分析认为攻城军队所采用的队形，不会超出4种。即使敌方投入最大兵力攻城，主攻方向的正面充其量也不过920米左右。在这样宽的正面防御时，配置包括正式战斗士兵及辅助防守人员在内的兵力，可按照每两米9人的密度标准计算，这样，在敌军主攻方向上，将有4000名守兵严阵以待，完全可以抵御住敌军的进攻。
（六）守城战法
针对攻城的战术、技术，最主要的守城战法，大致有下述几种：
1.抗“高临”。攻方使用临车及高台（羊黔）战法，是企图制造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以便充分发挥弓弩及抛石机等远射兵器的威力，杀伤守军，破坏城防工事。因而，守军也就针对攻方这一特点，采取“以高制高”的方针，在城上建造“行城”（也叫台城）。行城一般高于城墙7米左右，行城顶上再筑约1.4米高的女墙。这样，连同城墙，总高度可达25米以上，以当时的生产技术，不仅无法制造如此高的临车，而且即使攻方积土为台，在时间及人力、物力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行城外侧，悬挂“累答”，增强抗御能力，行城之上，配置有威力强大的“连弩车”和“籍车”等，以杀伤压制“羊黔”和临车上的敌军，挫败敌居高攻城的企图。正如《通典》所说：我筑行城“高于敌台一丈以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了。
2.抗“蛾傅”。使用密集队形和云梯、勾援等多种器械强登城墙的战法，其主要指导思想是以多取胜，用前仆后继的“人海战术”来发挥兵力优势。守军针对攻方这一特点，采用“以多制多”的方针进行对抗。即依托多种工事设施，使用多种杀伤手段，对付密集众多的敌军，以充分发挥防守作战各种有利因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当敌军填塞（湮）护城河时，据守“冯垣”的守军，点燃柴草，以风箱鼓风，以烟火薰烧敌人。城上守军，也以“籍车”抛射烟火弹袭击敌军。烟火弹的做法是，以周长一围（两臂合抱）、长约55厘米的一段木料，挖空中间，填入炭火，略封两头。弹体落地后，木料燃烧发出烟、火，形成一道烟火障，同时溅出的炭火，可以烧伤密集的敌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扰乱和阻碍敌军填塞作业。
当敌军通过护城河向城墙推进时，城上所有远射兵器同时向敌军发射，据守冯垣的人员，也以弓弩、长矛等各种兵器射击和刺杀敌人。当敌军攻破冯垣、并通过障碍，开始用云梯等器械和密集队形登城时，城上守军，由正面女墙、侧面木楼和各个沿墙上下的“悬脾”中，以弓弩、籍车、滚木、礉石以及两刃长矛等杀伤兵器，由正面和两翼袭击爬城之敌。同时还点燃烟灶，并撒布细沙、柴灰、稻壳、草屑等物，薰呛、迷盲敌人。此外，还向下倾倒开水和投放燃烧的“累答”、“火捽”等，以杀伤密集的敌群。
当部分敌军爬至女墙时，战斗达到高潮。守军以连梃、长椎、长斧、长镰等近战兵器，打击和砍杀爬城之敌。敌军若乘夜暗爬城时，守军即点燃贮备的火炬，由女墙“爵穴”中伸出墙外照明。守军在火炬照明下，可以清楚地看到爬城的敌军的行动，而敌人则不可能看清城上守军的情况，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假如部分敌人翻过女墙、登上城顶时，据守土楼的人员，当即依托土楼抗拒，待支援部队赶到后，相互协同，将登城之敌消灭于两“隔栈”之间的地段内。
对强攻城门的敌军，基本上采用相同的战法。在敌军受挫混乱或守军指挥官认为时机有利时，还可以打通“突门”，实施突然反击。
3.抗“穴攻”。以地道作业破坏城墙，或利用地道潜入城内，都属于“穴攻”战法。守军通常采用“以穴制穴”的方针进行对抗。首先以嘹望、瓮听法发现和确定敌军进行地道作业的方位，然后向敌实施地道作业，与敌人地道贯通时，即以各种攻击手段挫败敌人穴攻。
守军观察哨除观察地面敌军情况外，还要注意观察城外景物和植被颜色的变化，以发现敌军进行地道作业的征候。当判断敌军实施穴攻时，即在城内沿城墙每隔10米挖一深约3.5米的井洞，井中放置能容40斗以上的空陶瓮一口，以薄皮革封口，挑选听觉灵敏的人员伏瓮监听，寻找声源，进而判定敌人作业位置。然后组织人员，与敌对向挖掘地道。每个作业组为50人，男女各半。作业方法是：先在地上向下挖一井状深穴，将挖出之土环穴口堆积成墙。由穴中向城外挖掘高、宽2.3米的地道，每掘进2米，即下降0.7米。向前挖至20米处，或估计已至城墙外侧位置时，即向左右横挖，再由横地道中以一定斜角与敌人所挖地道贯通。这样，既易于相接，又可以利用转弯处为依托与敌格斗，更可充分发挥弩箭的直射效用。作业时，边掘进，边随后沿地道铺设导烟陶管（陶管粗约一围，每段由长60厘米，相合为圆的两陶片组成）。先仰铺半片，中放糠皮、柴炭等易燃及发烟物质，然后盖上另半片，以泥涂封接缝，不使漏烟。管内易燃物要连接不断，但不得塞满。地道入口处修建发烟灶，每灶配备4个风箱。当接近敌人所挖地道时，以冲木冲开中隔土层，接通敌我地道，同时点燃发烟灶中之艾，以4个风箱同时鼓风，通过陶管将烟火压向敌人地道中。在陶管出烟口后，有持“连板”与矛的战士守卫，以防止烟火倒灌和保护陶管不为敌人堵塞。“连板”由若干盾形木板拼组而成，大小与地道截面相等，板上开有小口，可以发射小弩和伸出长矛。此外，地道内还放置有狗，利用狗听觉灵敏的特点，侦听敌踪。这是我国历史上使用“军犬”的最早记录。还部署有装备特制短柄兵器及钩拒的战士，以便在地道中杀伤和钩捕敌人。
如果敌军“穴土而入，缚柱施火”崩毁某段城墙，出现缺口时，寺军即迅速以“柴搏”进行补堵。其方法是：在原城墙外侧位置的崩土上，埋设高4米以上的木桩，桩距约20厘米，将木桩连接为栅，然后用柴捆纵横交错地堆放于木栅内侧，并与木栅取齐。柴垛的高度和厚度，基本上与两侧城墙相等，以柴垛连接断墙，封锁缺口，情况允许时，还可在外侧涂抹厚泥，再以毛柴、土块、碎石等将柴垛填平塞满，尽可能使之坚实，以利日后能在上面建筑女墙。
4.抗水淹。当攻方使用筑堤积水灌城的战法时，守军一般采取疏导的方法对抗。根据地形地势，在较低位置，挖渠泄水。或“十步为一井，井之内潜通，引泄漏”。也有的组织突击队，乘坐车贲浻船（双船并联，装有生牛皮制防护棚），一艘30人，共10艘，在城上远射兵器掩护下，实施突然出击，掘开敌军所筑堤坝。决堤不仅可以泄水，有时还可以倒灌敌营。例如前述晋阳之战，赵襄子就是乘夜掘开智伯所筑晋水大堤，使晋水反灌智伯军营转败为胜的。
战争、战术的发展和筑城技术的进步导致野战筑城迅速兴起
郡县征兵制的普遍施行和铁兵器的大量使用，促使战国军队的组织成分、军制、装备等发生质的变化。各国军队的数量大为增多。如秦有“奋击百万”，楚有“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赵、韩、齐、魏、燕也都有“带甲数十万”等（这些数字虽不无夸大之嫌，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各国兵力远远超过春秋时期）。更引人注目的是，春秋时期的军中主兵——战车兵，这时已下降到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为步兵，同时，骑兵也已发展为一支重要的作战力量。特别是由于射程远、杀伤力大、命中精度较高的各种类型的强弩，已普遍装备于军队，有的军队所装备的强弩甚至占编制的兵器的60%，“用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橹二千，矛橹二千”史有例证。因而促使我国古代的战争和战术产生了一次大的跃进。这表现为：
首先，战争规模大为增大。春秋前期，齐桓公为五霸之首，万人一军，不过3万，“三万人方行之于天下，……莫之能御”。春秋后期，最大的战役，如晋楚濮城之战，充其量双方也不过各投入10万兵力，实际战斗时间，也不过一日。但至战国，一次战役所损耗的人数，就可能多达10万以上。如马陵之战，魏“覆（被歼）十万之军”。燕乐毅攻齐，“留循齐五岁，下齐城七十余城”。秦与韩、魏伊阙之战，歼灭韩魏联军24万；秦攻赵长平之战，全歼赵军45万等。总之，战国时的战争，不仅使用兵力多，杀伤损耗大，延续时间长，战场幅员广，而且进行任何规模的一次性的战斗，都难以达到战争目的或完成战略任务。因而，战争与战斗明确分离，结束了“战斗的结局决定于一次突击”的“采用方阵体系”作战的时代。
战争与战斗的分离，又导致战略与战术的明确划分，并促使战术高度发展：集中兵力、分进合击、迂回包围、远程进袭、运用多梯队与预备队，以及侧击、伏击、佯退诱敌等，都成为战国时期的常用战术。随着战术的发展，野战防御和野战筑城也普遍出现。
春秋以前，就战术范畴而言，作战的基本类型，只有战、攻、守三种。战，即作战双方共同向对方运动，共同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实质上，双方的战术动作，都同于进攻。攻，一般专指攻城作战。守，即守城作战。战术发展了，作战指导、作战行动等自然也趋于复杂。为了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军交战，为了避免遭到敌军突袭，就产生了野战防御。作战基本类型，发展为“战、攻、守、御”四种。
人们在城市攻守作战的长期实践中，早已深刻地认识到筑城工事和设施的重要价值：它不仅可以增大“保存自己”、减少伤亡的能力，而且可以争取时间、弥补兵力不足，对战斗力起到“倍增器”的作用。因而，筑城便很自然地被应用到野战中来。
战国时期的野战筑城，称为营垒或壁垒，一般说有两种形态：最常见的为环形工事，实质上是一座急造城垒，其阵地编成情况，基本上和城池一样，以一圈土石结构的垒墙为主体，外筑一道壕沟，并设置障碍，如《六韬·虎韬·军略》所说：“设营垒，则有天罗（网状障碍）、武落（即虎落，竹木尖桩）、行马（拒马）、蒺藜”等。只不过在作业规模上，较城池要小而简，没有敌楼等城上设施。通常是挖壕取土，积土为垒，不用夯筑。构筑垒墙的经验公式与筑堤堰相同：墙高＝基宽＝3顶宽2。这种阵地，通常用于军队在野外宿营时，或用于企图与敌作较长时间的阵地对峙时。所以《六韬·虎韬·奇兵》说：“深沟高垒，积粮多者，所以持久也”。守城战中，有时也在城外预期敌军可能进攻方向上，构筑类似的环形阵地，以加大纵深，提高防御韧性。《六韬·豹韬·敌强》中，曾有关于这种阵地编成的简略记述，大意是：当敌军主力部队尚未进至都城之前，派遣一支有力部队，于敌军进攻的方向上，在距城约两公里的附近地区，依托城池，构筑一座环形防御阵地。根据兵力部署，按所分地段，将各级队旗及指挥信号——旗帜金鼓等，设于壁垒之上；壕外设置障碍；墙上多配强弩；每隔200米左右，在阵地中开设一条通路，以作为警戒、侦察部队退回及守军出击的道路，平时以拒马堵塞；将战车及骑兵部队部署于阵地两侧，掩护翼侧并准备侧击进犯之敌；而将精锐部队荫蔽于阵地后方，待机投入战斗。
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土方作业的效率大为提高，所以在战国时期，特别是后期，野战筑城极为普遍，军队行军均携带有施工所必需的工具、装备及移动障碍物。不论在战略上是进攻还是防御，只要一进入作战地区，都要先“安营扎寨”，构筑营垒。在野战中，不仅广泛应用了一般的环形筑垒阵地，而且还出现了由若干环形营垒组成的支撑点体系的线式防御阵地。通过秦、赵长平之战的战例，可以反映出当时野战筑城的发展情况及其在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秦军攻赵上党（山西东部及东南部），上党守军被迫后撤，退至长平（山西高平北）地区时，与赵将廉颇所率援军会合。在几次小的交战中，赵军均败。廉颇遂采取了筑垒固守、避免决战、俟敌师老、伺机反击的作战方针，在长平以北金门山附近东西近10公里的地区内，构筑了一道由若干环形营垒组成的防御地带，坚壁不出。秦军曾发动多次进攻，并攻占了赵军警戒阵地的东障、西障（高平西）等三个环形阵地的支撑点，但一直未能突破赵军主阵地带各营垒，形成双方营垒遥相对峙的局面。秦军出国远征，不利持久，秦相范雎遂派谍入赵，制造“廉颇易与、且降矣”的流言，中伤廉颇。赵王本来就疑心廉颇的坚壁不出是怯战，于是撤换了廉颇，改任赵括为主将。秦也改派白起为主将。赵括到职后，改变了廉颇以防御为主的作战方针，组织进攻。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的心理，采取了佯败后退，诱敌脱离既设阵地后围而歼之的作战方针。赵括多次进行小规模试探性进攻，白起均命部队后撤，赵括遂亲率主力向秦军发动总攻。当进至秦军筑垒地区时，被阻于阵地之前。白起立即指挥预先部署于两翼的25000名机动部队，迂回至赵军背后，切断其向营垒后退之路；同时另派5000名精锐骑兵，前出至赵军筑垒阵地附近，利用其快速机动性能及优于步兵的冲击能力，截断赵军营垒留守部队与国都邯郸的联系，将赵军分割为各自孤立的两部分。赵括所率主力，进退失据，被迫仓促就地构筑环形阵地转为防御。秦军在赵军四周构筑了一圈向内的筑垒阵地，将赵军包围。赵军被困46天，因绝粮多次组织突围，均被依托筑垒阵地的秦军击退。赵括亲率先锋出击，被秦军弩箭射死。困处两地的40万赵军，遂全部投降。可见野战筑城对于攻守双方来说，都是运用极为广泛的重要作战手段。
因地形条件限制或时间因素影响等原因，不能进行筑垒时，通常仍沿袭春秋时期就盛行的以车代垒办法，用车辆、盾橹及代用障碍物等构成车垒阵地。如《六韬·龙韬·农器》所说：“战、攻、守、御之具，尽在于人事。耒耜者，其行马、蒺藜也；马牛车舆者，其营垒蔽橹也”。《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篇，有关于构筑这种阵地的简单叙述，大致情况是：将随军的战车及辎重车辆，辕舆相搭，车轮切联，构成一道或双道的环形及线式临时屏障，代替营垒。1950年在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魏墓车马坑中，曾出土19辆木车，其遗迹就是双重车垒的形象。车辆联结后，以盾橹立于车舆（厢）代替城堞；其距离在弩矢射程控制范围之内；在距障碍地带前约2.5公里处，设置观察哨所，与车垒保持目视及音响联络。发现敌情时，白昼以旗帜，夜晚以鼓声，按预定信号向后报告。将持弩战士及持戟、矛等长兵器的战士配置于车垒上，将持（短矛）及殳、刀等短兵器的战士配置于车垒之后，当敌军向阵地接近时，观察哨以信号报告，军队进入战备状态。当敌军进至障碍地带前沿时，持弩战士在盾牌防护下，依托车舆，发射箭矢，杀伤被障碍阻滞的敌人。当敌人通过障碍、进至车垒前时，持长兵器的战士，依托车舆，向队形已趋于混乱的敌人击刺，以保护车垒不被敌人突破。当部分敌人进入阵地内时，持短兵器的战士，与敌进行白刃格斗，以消灭全部突入的敌人，不使逃回。一般说，经过激烈战斗后，才得以突入阵地内的敌人，已处于疲惫状态，易于被歼。这种野战车垒的方法，在我国整个冷兵器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中，特别是在沙漠地区作战时，一直有着相当的影响。
战国长城
春秋战国以来，战争性质逐渐由争取控制别国而发展为兼并以至统一中原，战争的规模也日趋扩大。随着参战兵力的急剧增加，机动范围的不断扩展，作战时间的日益延长和战略战术的高度发展，争夺统治区域和占领战略要地，已经成为战国时期作战的主要目标。因而，各国都先后在具有外来威胁方向的边境地区，运用构筑城垒及修建堤防的经验技术，修建了规模相当可观的防御工程。由于它长达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从总体上看，是一条线式工程，所以一般称之为长城。又由于它本身的具体结构是由许多障塞亭燧等点式环形工事组成的，所以也称之为塞。另外还有“长城塞”、“长城障塞”、“长城亭障”、“城堑”以及“边墙”等名称。
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有在边境要地修筑城堡戍守的记载，如《诗经·小雅·出车》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和“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犭冗于襄”，就是周宣王为防御北犭严犭冗的进攻而命南仲筑建的城堡。这种沿国境构筑的军事据点，随着战争频繁而逐渐增多，至春秋时已相当普遍，它与国都之间建有烽燧以传递军情。为适应战争发展的需求，在出现线式筑城阵地的同时，有的国家，如齐、楚等，开始逐步用墙将这些边境城堡联结起来，形成了长城。至战国时，秦、魏、韩、赵、燕等大国，相继修筑了相互防御的长城。有的小国，如中山国，也修筑长城以自卫。当时，我国北方的东胡、匈奴等游牧民族，正处于奴隶制阶段，经常向中原地区进行袭扰，掠夺人畜财物。所以与它们邻近的燕、赵、秦三国，又在北方国境上修筑了长城。
各国开始修建长城的时间和长城起讫点的具体位置，由于古文献简略而又互有分歧，历来说法不一。建国以来，我国对古长城进行了大量的勘察、发掘工作，用考古资料与古文献研究印证，有些问题得到了较为统一和肯定的认识，但仍有一些问题存在争议，有待于更深入地进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