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宦官和锦衣卫还都贩运私盐，据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南京内官监覃力明以马快船百余艘载私盐，并征役民夫，为之挽船。路上遇官吏盘查，竟大打出手，伤人杀人。奏讨盐引又与贩私盐密切相关，往往在盐引中夹带私盐。如引一纸，则可夹带数十引，因而宦官贩运的私盐遍天下。有时宦官在船上竖起黄旗，上书“钦赐皇盐”，堂而皇之地横行于河道。宦官对盐政的破坏，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百姓饱受食盐高价之苦，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安定。
3.矿监税使遍天下
明代宦官提督查核开旷从明成祖永乐年间始，《食货志三》载，遣官往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让“中官御史往核之”。明英宗时，曾派宦官罗永去浙江、罗圭去云南、冯让去福建、何能去四川提督开矿。明神宗朱翊钧是个纵情声色、挥霍无度、不理朝政的皇帝。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就派出大批宦官为矿监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征税。《明史·神宗本纪》记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始命中官榷税通州。是后，各省皆设税使”。“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这些矿监税使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可以专折奏事，可以节制地方官吏。
这些矿监为害地方，勾结无赖流氓，把富人编为矿头，穷人被赶去垦采。任意指良田、宅院、坟墓下有矿藏，令人开挖，户主只好赶快送银送物，才能幸免。陕西开矿太监赵钦盘剥、积财数十万，临走时，除牛负马驮外，还有96副箱抬，每抬用夫4人，尚且抬不起来，可见其任矿监时的科索无度。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强烈反抗，明代中后期，民变纷起，史不绝书。万历年间，陈奉为湖广矿监使时，因“恣行威虐”、“惨毒备至”而激起民变10多起。相继，苏州发生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江西景德镇爆发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起事，北京西山煤矿工人因矿监王朝勒索无度，而成群结队，到北京城内示威，甚至惊动了明廷。
4.总揽采办、岁办大权
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皇家所需一切吃、穿、用等都取自于全国各地，名为采办。明代自朱棣永乐年间就开始派宦官外出采办，以后愈演愈烈。宦官则假采办之名，肆意搜刮财物。如仁宗洪熙年间，宦官马麒，就诈旨要去交耻采办金银珠香，闹到仁宗那里。仁宗虽说：“朕安得有此言”，却并不追究马麒的罪过。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发生一起宦官出外公干，假采办之名，搜刮财物之事，被杀宦官有阮巨队、袁琦等十数人。
明代宦官除了采办之外，还有押运贡品的差使。押运的物品一是采办，二是岁办。岁办就是各地每年都要进贡的物品，大多是各地的土特名产，而且进贡数量很大。如南京贡船，鲜梅、枇杷、杨梅，各用船8只装载；鲜笋，用船4只；干鲥鱼，用船7只；鲜藕，用船5只；苗姜，用船6只等。这些贡品的押运，全由宦官负责，而宦官一则假托虚增，二则公开勒索。假托虚增，就是在“拨船之际，虚张物品，务求多船，以济己私”。就是用余船装载自己的私货。宦官押运船只，还勒索民夫，敲诈银两，如南京运鱼，起运时，勒索茶果银120两，水夫银200两。《万历野获编·南京贡船》载：“金陵城外临江，旧设鲥鱼厂，每打鱼时，内官出视，科索百端，大为渔户及地方之害。”
朝廷要不时修建别宫离院、陵墓，所以采木是经常的。为了满足奢侈的帝王生活，珍珠用量极大，所以又有采珠之举。采木、采珠，从明仁宗时，开始派宦官担任。采木是件十分艰难的事，因要采大木，必入深山老林，蛇虎杂居不说，死于瘴疠者亦无数。所以四川民谣说：“入山一千，出山五目。”因而“楚、蜀之人，谈及采木，莫不哽咽。”
采珠，开始于广东，设有珠池，数年一采。明英宗时，开始派宦官监视采珠，继而看守珠池，动辄诬陷地方官吏纵民窃珠，致人于死地。百姓采珠，亦危险极了，据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两广巡抚林富奏折：“五年采珠之役，死者五十余人，而得珠仅八十两，天下谓以人易珠。”可见，采木、采珠对宦官讲是中饱私囊之举，对百姓实为又一大祸害。
5.提督制造大权
制造，包括织造和烧造。织造是纺织皇帝及皇室需用的绫、罗、绸、丝、缎及其绒袍、驮毡之类，《明史》中常见“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巾七千匹”、南京“岁至十五万匹”、“请开苏、杭织造，上供锦绮为数四万二千有奇”等记载。可见织造数量之大。这些织造均由宦官管理，经常承担织造任务的南京、苏州、杭州都设有提督织造太监一人。因承担织造的多是商业发达的地区，便于勒索收贿，所以宦官们都走门路、行贿争取差事，有的甚至要花数万钱才能谋得。花了这么大的本钱，自然要想法加倍捞回来了，所以织造太监贪赃枉法，劣迹甚多。据《明史·章侨传》载：“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行户至废产鬻子以偿。”
烧造是烧制瓷器，主要产地在江西。《明史·食货志六》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明宣宗时开始派太监张善去江西饶州，造奉先殿用的祭器；明英宗派人去烧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和青龙白地花缸；明宪宗、明孝宗时也均遣人去烧造御用瓷器；明世宗时，烧造七陵（十三陵中前七陵）祭器，又造内殿醮坛瓷器3万件；明穆宗时又诏江西烧造瓷器十余万；明神宗时命造159000件……可见，烧造每朝均有，且数量不少，宦官们自然可以从中侵吞。
明代宦官还被派去管库藏。库藏分地方库藏和中央政府库藏两种。《明史·食货志三》记：“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宦官们将所收白米任意加耗。惜薪司收柴炭，一般加耗3／10，有的甚至私加数倍。他们还公开偷窃，有时窃得多了，怕被查出，干脆放火烧库。对这些，皇上不过以渎职罪轻责而已。
明代宦官与军事
明代军队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三部分，卫所兵和边兵分散各地，只有京兵用以保卫京城，对巩固明代统治起着关键作用。明代皇帝对这支军队十分重视，以勋戚重臣统率，而且派宦官“坐营监枪”。如正德元年（1506）正月，明武宗传旨：“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营并显武营，神机营右掖御马监徐智调中军头司管奋武营。”历代均重用宦官，甚至阅兵大典都由司礼监太监主持，而同阅的人，不管地位如何尊贵，都不能与阅兵太监并坐。
除了京营大权归宦官外，宦官还掌握了四卫营，即腾骧左右卫、武骧左右卫，负责保卫宫禁。后来，干脆成立皇帝私人卫队，唤作“内操”，完全由宦官组成。
明代的宦官除提督京营外，还被派出去做监军，在派遣将官的同时，派一个宦官去监视他。监军可以直接向皇上汇报，将帅有了功劳，监军冒为己功；有了闪失，则全推在将帅身上，因而监军宦官成了军队中的太上皇，将帅宛如下属。据史书记载，明宦官监军始于朱元璋洪武年间，明成祖朱棣则完全奉行父亲的一套，广派宦官出任监军。有个宦官叫刘永诚，曾“累从北征”，“监镇甘、凉，战沙漠有功”，这算是比较好的。以后诸朝大宦官王瑾、王振、汪直、张永、谷大用等都做过监军。可见明代军事大权也完全落入宦官手中。这些监军骚扰地方，残害百姓，侵吞军饷，无所不用其极。正德年间有一吏部大臣上疏说：“今曰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舌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
此外，宦官还被派去做镇守和守备太监。镇守，本是明代武官职衔，负责地方的防守重任。可是从明成祖开始，却派出宦官做起“镇守”来，称“镇守太监”，逐渐遍布全国。守备太监也是明代设置的，计有南京守备、凤阳守备、天寿山守备、湖广承天府守备，负责单项守护责任。如南京守备太监任务是护卫留都（朱元璋定都南京），凤阳守备太监则负有护卫皇陵的任务。这些镇守、守备太监平曰作威作福，侮辱官员，战时又不能打仗御敌，却会克扣军饷，役占兵丁……综上所见，明代的宦官势力深入到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干尽倚势欺人、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清末权阉
清朝的宦官制度开始于顺治帝时期。康熙皇帝在位时规定由内务府总管宫廷事务，并设立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统治之时，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对宦官的约束非常严格。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如吃酒赌博、当差懒惰、口出怨言、混乱行走、言语高声等行为在宦官来说也都是禁止的。乾隆时还禁止太监与外廷官员、王公大臣的来往。
